为地方“找钱”的人
▲ 城投掮客涌现的时期，常常伴随着城投债务的快速累积。（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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掮客们的身份多种多样，可以是商人、银行高管、资方的客户经理，甚至是政府官员。
融资中介通常会捆绑城投的利益，最为常见的方式便是直接向城投高管输送好处费。
巨大的经济利益，令部分城投高管铤而走险，甚至在没有中介服务的情况下，虚构融资租赁中介，骗取居间服务费。
各地都加强了对城投平台融资上限的管控与追缴。
李俊1976年出生，从柜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2016年李俊辞职，转任华融证券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直至2021年11月离职。
问题出自一笔因撮合而来的巨额资金。
2016年，贵州省贵安新区的3家城投公司（开投公司、金投公司、产基公司），成立二期产业基金，规模为30亿元。3家公司出资6亿元，同时引入24亿元社会资金。
根据判决书，李俊与时任开投公司高管田丰以及另外两人商议，计划推进该笔融资业务，并找到了急于打开贵州市场的平安银行贵阳分行作为资方。
田丰曾明确告知李俊，公司不允许支付居间费。李俊等人寻找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重庆德镁公司），作为二期基金的GP（普通合伙人），以收取管理费的方式获利。
2017年，30亿元资金到位，成本为6.99%/年。其中，重庆德镁公司管理费为0.28%/年。重庆德镁公司收来的管理费中，扣除10%的税费和10%的挂靠费后，剩余资金李俊与田丰等人分成。
其中一人分得45%，李俊、田丰与另外1人共分得剩余的55%。截至案发，四人从管理费中共套取1006万元。2021年12月底，李俊被贵州黔南州监察委员会留置，后移送司法机关。
公诉机关指控，李俊向平安银行谎称，重庆德镁公司得到了开投公司支持。同时，田丰向开投公司谎称，该公司系平安银行要求引入。最终导致重庆德镁公司进入二期基金。
一审法院认定，李俊伙同田丰等人，利用田丰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虚列基金管理费的方式，骗取公共财产。此外，李俊被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
实际上，李俊等人充当了融资顾问的角色，如今在诸多官方通报中，他们则被称为城投掮客。过去十余年里，掮客们的命运大起大落，曾是地方城投座上宾的他们，许多已沦为阶下囚。
“供销两旺”
城投掮客，目的就是撮合融资交易。他们的公司名称多涉及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信息咨询等字眼。收取的费用名目不一，主要是融资服务费、融资顾问费、融资中介费。
掮客中，一类做全国生意，像是“职业队”；一类只做区域内的城投平台，与前者的差别是手中握有的资源。
要想成为掮客，至少要有一方资源。一位融资租赁公司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碰到一些城投平台，必须通过中介，生意方能谈得成。
一位县级城投平台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融资中介的公司一般规模较小，几乎没有碰到过5个人以上的团队，“因为不用额外的东西，只要能把资方带过来”。
掮客们的身份多种多样，可以是商人、银行高管、资方的客户经理，甚至是政府官员。
2021年6月，江苏省纪委监委官网披露，江苏省原发改委主任祁彪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充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融资中介，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的方式，收受巨额财物。
2022年3月，时任江苏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常松发文称，有的党员干部以“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服务费”等中介费名义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违规融资、赚取“利息”的方式收受贿赂。
城投掮客大量涌现的时期，伴随着城投债务的快速累积。
周晓曾在西部某省担任常务副县长，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3年左右，省内开始推动基建项目建设以及发展工业，县里缺钱，通常通过城投平台进行融资，中介开始涌现，“各地都算得上‘供销两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15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20%，比全部投资年均增速高出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平均比重的17.4%。
“当时融资中介费都不会单算的，一个点还是两个点差距不大，只要能融到资就行。”周晓说，基建项目后期的建设可以找施工队垫资进场，慢慢还利息，但前面的拆迁工作必须要先付现金。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报告显示，2010-2014年，城投债发行量从0.17万亿元增长至1.19万亿元，城投发债主体数量由180家增长至1048家。
此外，这一时期影子银行规模迅速膨胀。
在中国，影子银行指常规银行体系以外的金融中介业务，它们通常扮演着类银行的角色。广义上的影子银行包括资金信托、融资租赁、委托贷款、P2P等。
2020年，原银保监会曾发布《中国影子银行报告》。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规模为 84.80 万亿元，占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86%，相当于同期银行业总资产的 29%。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一份某县级城投平台债务表进行统计，截至2023年6月底，该平台来自影子银行体系的债务为27亿元，占到总债务规模的23%，仅次于银行贷款。
融资服务费诱惑
吸引城投掮客前赴后继的原因，自然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业内人士普遍估算，融资服务费率通常在1%-3%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为城投融资一个亿，中介便能得到100万-300万元。
支付服务费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按年支付，一种是一次性支付，例如一次性支付融资金额的2%。融资金额越大、时间越长，费率越高。
湖南省一份判决书显示，2017年，一家城投公司与融资中介签订了财务顾问合同，每年财务顾问费率为融资金额的1.8%，三年合计5.4%。融资1.991亿元后，该中介公司收到了1075万元顾问费。
公开的判决书中，较高的一笔融资服务费达到了融资金额的7%，而且是罕见的城投平台为民营企业融资。
那是2015年，贵州黔南州一家民营酒店经营困难，负责人向都匀市政府报告后，同意以都匀城投公司为主体进行融资。
当年7月，都匀城投公司通过一家中介公司与国金证券取得联系，并签订承销合同，由国金证券帮助都匀城投发行5亿元私募债券。该酒店与融资中介签订协议，如果促成债券成功发行，该中介公司能获得3580万元融资顾问费。
融资成本中，利息通常是大头，此外还可能出现融资服务费、通道费、承销费等。仅融资服务费就达到了7%，意味着综合成本更高。作为对比，2015年10月，一年期LPR为4.35%。
实际上，只要融资项目满足了资方的利息要求，他们往往不会在乎城投平台实际付出了多少融资成本。
七八年前，袁前在西部某省与朋友成立了一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基协会备了案，是当地较早的一家民营私募机构。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开业前，曾有人直接提着现金来办公室找他合作，希望他的公司作为通道，拿城投的融资服务费，然后双方分成。
因为数额太过巨大，自称“胆小”的袁前没答应。后来他干脆转做咨询业务，只收为城投平台策划融资方案的钱，一个方案的费用也有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融资中介确实方便，谈价基本不用出面，告诉中介最低要求就行了。”余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曾在多家融资租赁机构任职，那些年，有些资方的客户经理出差几乎不拜访客户，来了酒店就给中介打电话，告诉他们哪些平台可以过公司风控，中介联系一下平台意向，能做就立刻收资料、写报告。
但融资中介也有风险，“就像房屋中介被‘跳单’一样，城投和资方真正联系上了，干吗要给你分中介费？”
三方利益链
为了不被“跳单”，融资中介通常会捆绑城投的利益，因为融资服务费要从他们的账上出。
最为常见的方式便是直接向城投高管输送好处费。
2023年1月，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曾联合发布5起行贿犯罪典型案例。
其中一起发生在2016年，当时湖南耒阳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经开投公司）为解决重点项目建设资金，拟进行融资。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程某，为承揽该笔融资业务，向时任经开投公司总经理肖某提出请托，并承诺给予好处费。
程某先后为经开投公司融资共计11亿元。同时，程某通过两家咨询公司与其控制的资产管理公司，相继与经开投公司签订第三方融资服务合同，收取中介费共计3580万元。
程某借用他人名义，以劳务费、签署居间协议等方式从三家公司套现共计2450万元。为感谢肖某在融资业务承揽上提供的帮助，程某先后6次送给肖某人民币共计710万元。
另一种情况则是，融资中介与城投高管对融资服务费进行分成。
黑龙江的一份判决书显示，2015年，上海远胜租赁公司业务员肖某通过应大汇通租赁公司，为大庆城投公司融资16.5亿元。上海远胜租赁遂收取了大庆城投660万元融资服务费。
大庆城投公司时任融资部主任杨臣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收取服务费提供帮助。后来，肖某送给杨臣300万元。
巨大的经济利益，令部分城投高管铤而走险，甚至在没有中介服务的情况下，虚构融资租赁中介，骗取居间服务费。
江西一份判决书显示，2014年，曾担任过抚州市临川区财政局官员的周旻迪在委派至临川城投公司工作期间，与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直接达成协议，融资两次，共计5500万元。
然而，周旻迪安排人以一家咨询公司的名义与临川城投公司签订虚假顾问服务协议，收取了110万元中介服务费。
此外，资方的客户经理也能从融资服务费的链条中分得一杯羹。余霖透露，遇到有些困难项目，中介就会想办法暗示客户经理，比如批出来给个“茶水钱”。
有的中介对城投平台影响力大，项目给哪个资方做都可以。为了拿到项目，资方的客户经理就会想办法，向中介输送经济利益。
余霖举例称，在融资中介协调下，城投平台和融资租赁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如果城投资金监管紧，一时付不了融资服务费，融资租赁公司就会找其他资金通道，给中介送钱。
比如融资租赁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签有协议，推荐客户成功就有融资金额3‰的推荐费。融资租赁公司便会找证券公司的人出面推荐城投，如果最终融资2个亿，就会产生60万元推荐费。这样一来，融资租赁公司便可以顺理成章打钱给证券公司。
实际上，证券公司根本就没出力，单纯是一个支付融资费的资金通道，公司扣完税再留下点钱，还有30万左右能拿出来分给真正的融资中介。
融资中介费中出现的腐败链条，却不容易监管。
一位在南方某省审计厅任职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审计某项目时，曾追到了融资中介费环节，但发现资金链条十分复杂，资金倒了几十次，只能一个个查流水，人力和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把线索移交给纪委监委。
最近几年，各地都加强了对城投平台融资上限的管控，试图遏制中介费用。（视觉中国 / 图）
管控与追缴
对主体评级不高的区县级城投来说，接触金融机构的能力有限，融资中介的存在能帮忙缓解部分融资压力。关键在于，如何将融资服务费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以及遏制融资过程中产生的腐败行为。
2020年7月，江苏省盐城市纪委监委官网披露《大纵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融资费用偏高，2016年非公开发行私募债3亿元，除证券公司承销费用450万元外，产生其他中间费用1390万元。
也就是说，当时发行该笔私募债的融资中介费为4.6%。
整改成效中写道，融资全部按区政府要求的“居间费在千分之三以内”执行，减少中介费等相关费用。
最近几年，各地都加强了对城投平台融资上限的管控。
2021年，江苏省印发《关于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投融资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融资平台公司要加强融资成本管控，禁止以咨询费、顾问服务费等名目，违规向第三方支付各类居间费用。
2022年，贵州、湖南等地要求国企融资成本不得超过8%。2023年，江苏多个地区又要求城投平台融资成本降到6%以下。
对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融资成本过低，资方就无利可图，融资难度增加。许多城投平台便通过施工队贴息的方式，绕开限制。
王榄在北方某省县级城投任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所在的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上限要求是7%，但实际融资成本能达到10%以上。中介通常会选择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施工队谈，由施工队付超出部分的利息，城投再付给他们部分拖欠款项。
因为能拿到工程款，施工队一般愿意贴息。王榄介绍，现在临近年底，时不时有融资中介联系他，如果自己有资金需求，就顺便把施工队的联系方式也给到中介。
王榄解释，假设实际融资成本10%，城投出7%，施工队贴息5%，就变成了12%，超出的2%的利息，就会变成融资中介费。“有些中介还会把话挑明，融资中介费五五分成”。
但这已经是一门铤而走险的生意，江苏等地已开始追缴融资中介费用。
2023年2月，江苏省淮安纪委发文表示，2022年，清江浦区累计追缴融资中介领域违规获利21.63亿元；洪泽区通过融资领域违规获利追缴专项行动，追赃挽损5.75亿余元。
11月，江苏一家城投公司向某信托公司发出《关于商请退回相关融资费用的函》。其中写道，2014年，该信托公司向其贷款1.25亿元，综合成本8.05%，高于当年度贷款参考利率7.2%。根据工作要求，商请贵司配合，退还高于当年度贷款参考利率部分费用。
一家融资租赁公司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公司也曾收到类似函件，但并未退钱。
此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带走部分融资中介。盘点裁判文书，被带走的融资中介多数涉及向城投平台工作人员行贿。
2013年1月，江苏省纪委监委官网披露，2022年1月开展融资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发现多名资金掮客存在跨区域介入融资业务并获取高额中介费，以及向平台公司干部行贿问题，共查处资金掮客10人。
余霖现在就职的融资租赁公司已要求员工不得与融资中介接触，需删除中介联系方式，退出各种中介微信群，“中介推荐客户后，被查出来很麻烦，说不清楚的”。
前两年，袁前成立了新公司，跑了很多区县，从替城投融资变成了为城投化债。如今，有几个地方城投为他提供了场地，卖起了农产品，销售额与城投平台分成。
李俊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没有这场意外，李俊的新工作已经定下来了，去贵州一家国企负责化债。
李俊没有他的同乡樊强“幸运”。2019-2021年，贵州兴仁市为化解地方债务，曾通过以某市委常委个人名义担保、由樊强居间的方式向外界融资借款。后来，借款无力偿还，樊强被当地警方逮捕。
2023年6月，樊强因犯行贿罪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樊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24年1月5日，贵州省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结果作出改判，樊强刑期由12年改判为两年半，并撤销追缴3055.43万元融资服务费。
（应受访者要求，周晓、袁前、余霖、王榄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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