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绝症病人的惨烈故事，为何放进了春节档？
▲ 主演彭昱畅（右）和李庚希（左）在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片方供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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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是特别悲观的人，我对于生老病死的很多事很纠结，也想得很多。当我碰到这样的题材，总是感觉这些人物好像教会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会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学会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
2024年春节档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改编自纪实报道《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约定》。故事本身简单也惨烈：尿毒症患者王宵为了活下去，和白血病复发患者于建平签下结婚协议：他死后将肾捐给她，而她则负责照顾自己的父亲。对于建平来说，等肾就是盼“丈夫”快死；对王宵来说，活下去就没法拯救“妻子”。这巨大的人生悖论是打动韩延的核心。
主演彭昱畅和李庚希记得初次看剧本的过程是一直笑着，突然就控制不住落泪。感动和震撼袭来，还感受到了很强大的力量。韩延对他们表演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演。前期，他们去体验生活，拜访患者，彭昱畅印象深刻的是见了一位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他会突然不认识字，会阵发性头晕，还会有一些急性的应激反应。李庚希则是摸了尿毒症患者的瘘管，她能感觉到血液在里面流动，有点像脉搏，但振动的频率更快。拍戏时每次摸着自己的道具瘘管，她都会去想象真实的血液流动的感觉。
并不是所有病人都绝望、消极，这是两位主演体验生活后最大的感触。彭昱畅拜访的一位脑部CT的医生帮助过很多病人，但他自己也得了脑母细胞瘤。去他家的时候，医生依然乐观，彭昱畅也因此找到了饰演男主吕途的很多精神抓手。
在众多作者型导演中，韩延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标签。他关注生老病死但不乏浪漫，对爱情有诠释，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向死而生的主角，也有一段美好纯真的爱恋。电影中，吕途和凌敏同样有着美好得令人动容的爱情。彭昱畅和李庚希就像片中角色一样，每天在片场互相打气、彼此鼓励、互说“奥利给”。
对于何时爱上对方，导演韩延和两位主演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李庚希觉得是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但节点大概是片中前男友出现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早已爱上了吕途。而彭昱畅则觉得是看到配型失败的凌敏自我安慰说“我家垃圾还没扔呢”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把肾给她，甚至在公交车上，他说“我们结婚吧”的时候。
在导演韩延看来，吕途入住凌敏家开始事无巨细照顾她的时候，爱情已经萌芽了。他刻意没有把这种变化拍得很明确，没头脑的吕途像火焰，慢慢融化不高兴的凌敏。韩延的作品中爱情有万般模样，他觉得爱情不是山盟海誓，是在非血缘的情况下，真的牵挂了彼此，在意了彼此，那个就可以称之为爱情。不一定非得是浪漫的约会，非得是鲜花，不一定是特定的某种形式。“比如像我们片子里面，吕途和凌敏自始至终对爱情两个字只字未提，他们解决的全是生活里面最具体的事。我在拍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爱情在慢慢滋生、发芽，这是我目前阶段对爱情的认知。”
暂且在信息茧房里待着
南方周末：剧本做了很长时间，改编的难点是什么？
韩延：我印象里最大的一次创作上的挣扎在于剧本第一稿出来，它很像报道本身的气质，很自然，很生活，但是也有点苦闷。我当时就觉得我不想这样讲这两个人的故事，因为大家一听本能地就会觉得一定是一个很悲、苦闷、压抑的故事。
我想反过来讲，用一个相对轻松的手法或者快乐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想传递很多积极的东西给大家，而不是让大家只是猎奇地看两个年轻人发生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后续重新做了人物设定，重新规划了整个故事。做这种规划和改变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生活细节，真的慢性病人的生活细节，那是你编不了的。我们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做采访，去了解这些病患的点点滴滴。我在网上关注了很多这种病患，每天在记录自己生活的博主，没有什么粉丝，比如他们每天拍透析的过程，或者透析完之后分享透析的感受。我陆陆续续看了一年，从他们身上挖掘到很多真实生动的细节，然后加给了这两个人物，慢慢形成了现在这个剧本。
南方周末：你总是围绕生命命题创作，基于什么考虑？
韩延：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是个特别悲观的人，对生老病死的很多事很纠结，也想得很多。当我碰到这样的题材，总是感觉这些人物好像教会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会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学会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我看熊顿的故事，被熊顿所激励；我拍“小红花”，会被那两个家庭所感动；我拍《我们一起摇太阳》这两个人的生活，他们在生活里面永远不会被击垮、永远那么积极、永远那么有力量、有勇气，我也会被激励。这可能因为我悲观，所以也需要一次一次被激励，来治愈自己。所以我总感觉应该观众里面也有人像我一样需要被激励或者被治愈。
韩延执导的电影《我爱你！》剧照。（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这是与生俱来的吗？
韩延：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我也没有经历特别复杂的事，或者是有个什么事导致了我这样。我相信因为生活太忙碌了，生活压力很大，每个人被生活裹挟着追赶着往前走，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对这些东西有些思考，只不过他们可能没太有时间像我一样可以坐在那儿——因为思考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工作之一——没法系统地去想明白这些事。所以我就试图通过这样一些故事，提炼感受，然后分享出来。
南方周末：换个角度，你觉得这是某种天赋吗？
韩延：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比如我拍“肿瘤君”也不是我选择的，当时我在拍另外一个戏，（“肿瘤君”）那个剧本就送到我面前了。之后，有很多人拿类似的题材给我看，基本这样的题材他们都先看看我有没有兴趣。我看完了，确实很感动，我也没法装作我很麻木，把它扔到一边。所以一步一步就这么拍下去了，我自己的创作计划好像一直停滞在那儿，好像我刚要往前推动一步，又有一个这样的题材。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创作计划这个事，因为我的创作就没有符合过我的计划。
2024年1月，韩延导演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南瓜视业供图 / 图）
南方周末：这种题材都找到你，这个过程中你是否想过自己会陷入某种信息茧房？
韩延：肯定是有的，这一点是我自己思考过的。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茧房里不出去的原因就在于，我好像还没有把这个信息茧房里面的信息全部吸收或者咀嚼过。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觉得在这里面得不到什么让我兴奋的信息，或者让我有感受的信息，甚至已经无法在这里面品尝出任何滋味来，我自然就会离开这个茧房。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想离开这个包围圈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我也拍过《动物世界》这样的电影，不需要向资方证明我也能拍其他东西——我已经证明过了。
韩延根据电影《赌博默示录》改编的电影《动物世界》，票房5.09亿元，图为该片剧照。（资料图 / 图）
在这个茧房里面待着，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痛快。说实话，拍这种题材，你要跟着这些人生一遍死一遍，多多少少在心理上、情感上是很内耗的。而且我拍了这么多了，还要避免跟自己的表达重复，还要想怎么样再突破自己。我觉得挑战有两种，一种是换一个题材，从来没碰过，这个题材很难，我可能驾驭不了。另一种挑战就是已经驾轻就熟了，还能不能再找到突破。
南方周末：你觉得你现在能很好地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了吗？
韩延：我觉得比之前好多了，拍“肿瘤君”之前我极度悲观，那时候虽然没有到抑郁症的程度，但是总感觉生命毫无意义，我怎么样找到生命的意义？我现在更加明白了，生命或许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能让这些没有意义的生活看似很有意义，或过得很快乐、很快活。要着眼于当下，这也是我拍《我们一起摇太阳》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
“这次我刻意地展现了一部分病痛”
南方周末：吕途的造型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像流浪汉？
韩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我们每个人上学的时候，在高中或者初中时期，年级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怪人：永远不修边幅、头发蓬乱、衣服脏兮兮的，也不合群。他唱的所有的歌（甚至哼的所有的歌）大家都没听过，做着很诡异的事，比如在地上挖昆虫什么的，但他也不是智商有问题。我当时就想把吕途设定为这样一个人物性格，这种人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所以不太在意自己的形象。我们觉得他很邋遢，或者觉得他像个流浪汉，他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比如应该弄一弄头发。另外一个，我在网上看很多得慢性病的人都不修边幅。为什么呢？他们能活着就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活给别人看，没有多余的精力或者气力再捯饬自己。
南方周末：彭昱畅的理解是觉得吕途前期有点自暴自弃。
韩延：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电影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这个原因一定是多重的，如果是一个单独的原因，我觉得就是编的。彭彭的理解也没错，我觉得那是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找到的把手，殊途同归。我相信看过的观众，也许生活中接触过这样的人，可能能给出更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理由。这种创作的多义性是很有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南方周末：你的每部电影虽然都很沉重，但是有很多快乐的地方，你是怎么建立这种创作原则的？
韩延：我也没有刻意，比如“肿瘤君”，我觉得熊顿是一个漫画家，我就用一个偏二次元的方式展现了她的很多幻想，让整个片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沉重，也跟她的漫画气质是吻合的。“小红花”也没有刻意地去弄很多很轻松的点。从人设上造成这两个人物的反差，就会有一些幽默或者轻松的部分。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我不想把它拍得特别压抑，至于它是不是能够让大家轻松起来，或者能够变成一个笑点，我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
韩延“生命三部曲”第一部《滚蛋吧！肿瘤君》中女主角的幻想场景。（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你在突破某种严肃题材处理的陈规吗？
韩延：可能吧，世界上很多导演都是这样的创作状态，好像严肃题材严肃处理才是严肃的导演，我就没有那么严肃，我觉得这种题材再去严肃拍，过不了我心里面的难关。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悲观的性格，我总是在说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创作的时候希望大家能从这里面得到某种积极、乐观的东西。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延续了韩延拍摄这类题材一贯的风格。（片方供图 / 图）
南方周末：你以前说过拍这种题材其实不喜欢刻意展示疼痛。
韩延：我在网上看过真正痛苦的视频，我发给了医生，也发给了凌敏（李庚希），我说就按照这个来。我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当我看完这个报道，当我感动之余，我画了一个问号：这个女孩真的有这么痛苦吗？她这样征集一颗肾，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当我们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困境是如何具体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刻意地展现了这个东西，是让观众相信她活得也不容易，她不是自私地发了一个视频，在要求别人做什么。是因为我要让观众相信她已经被这个东西折磨的时间够久了，她有生理上的痛苦，也有精神上的痛苦，这样观众才能更加理解她这个行为。如果大家理解不了这个行为，我们这个故事的根基和前提就会有问题。所以这次我刻意展现了一部分病痛的东西，其实是在帮助这个人物立住。
南方周末：这次有个难得的圆满结局？
韩延：首先原型报道里就是圆满结局，这个（结局拍电影时）能改，但是报道的圆满结局是给我力量的，给我感受最深的点：这两个年轻人从生活的困境中挣扎出来了，所以这个结局我不想改。而且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越生活越好，我相信这个事，才去拍了这样一部电影。另外一个，之前很多故事的结局不圆满，我也不是在卖弄某种悲情，比如熊顿的故事，因为熊顿真的去世了，这是事实，她的去世带给了很多人力量，带给了很多人积极的心态，让很多人明白了乐观的精神。“小红花”里面，虽然那个女孩去世了，但是她把怎么活下去的火把传给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在激励每个人。
韩延执导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取景为什么选长沙？地域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延：很有影响，我觉得能让我相信这个故事发生了。长沙很有烟火气，很适合拍这种很接地气、很有人味的故事。另外我又觉得长沙的人，就是湖南人骨子里面总带着某种乐观，总带着某种很欢脱的性格，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烦心事，这个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就好像实在是烦恼了，吃顿辣椒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中都有一段像vlog一样的片段，为什么青睐这种方式？
韩延：不是我青睐，我原来很反感用手机拍电影。但是后来发现我避不开了，现在智能手机跟每个人生活联系太紧密了，我想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现状，不用这个载体，很难去表达。比如我们碰到一个事，会本能地拿出手机来拍，甚至有时候我们看演出、看演唱会，所有人都在举着手机，感觉是手机在看，不是人在看。我觉得吕途和凌敏也是普通的人，他们也会用手机记录生活里面的东西。所以我想让观众看到他们的生活，就需要给观众看看他们手机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