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角落都在做”，文印大县的盗版书生意
▲ 被誉为“中国文印小镇”的洋溪镇。（南方周末记者 赵继林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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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化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公开的共98条行政处罚信息中，“图书盗印”的处罚信息有92条，涉及全县20个乡镇。
新化县的优势主要是设备便宜，“从上游到下游，我们能将价格做到最低。”
对于盗版书的销量，刘建中有些矛盾，他既想卖得好，又怕吃太饱。“总之不要赚太多，赚个十几二十万就好，搞太多容易出问题。”
2024年3月12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城西路上，李东海正驾着小轿车急着从县城赶往5公里外的村子。
33岁的李东海身材有些发福，花色的卫衣遮不住鼓起的肚子。他嚼着槟榔，一手打着方向盘，一手指着路两旁民房间的巷子，“我们这个县城（盗版）多得很，从这个巷子走出去就有大把人印。上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下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李东海做的是复印机生意，开网店、做运营、耗材批发，一条龙服务。大年一过，他的业务就繁忙起来，这次他要给客户送几支碳粉。每到开学季，盗版书的印量就会激增，这带动了碳粉、打印纸这类耗材的销量，“这个工作一本万利，而且轻松。很多人现在还在外面旅游，等3.15过后，才是他们大干一把的时候。”
小轿车很快拐进上梅街道花山村一条偏僻的小巷，他下车径直走到一处三层农房前，轻轻地敲了敲一楼紧闭的卷闸。过了一分钟，闸门从里面半掩着被推开，露出几张中年妇女的脸，神色有些紧张。闸门内，几台打印机嗡嗡作响，刚印刷出来的“出版物”散落一地。一个女人从李东海手中接过碳粉后，迅速将闸门拉上了。
在新化县，做盗版书是很多人缄口不言的秘密。用李东海的话说，“每个角落都在做”，包括他自己。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印书地点一般选在村里的民房内，可以省下房租，也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
迅速扩张的盗版书产业也引起了新化县政府部门的重视。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2023年，新化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公开的共98条行政处罚信息中，“图书盗印”的处罚信息有92条，涉及全县20个乡镇（街道），其中洋溪、炉观、西河、游家等乡镇盗版最为猖獗。
“回流”的文印人
从娄底市区出发，驾车一路向西90公里，便到了新化县。这个湖南省人口最多的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文印产业改变了这座县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化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将“新化文印”做成了复印界的“沙县小吃”。
新化县投资促进事务中心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化有20余万文印人，在全国600多个城市，拥有6万余家文印店，占据全国文印市场份额的70%，产值高达880多亿元。
但近几年，不少外地的文印人开始回到新化县。
53岁的邹平就是其一。如今他在洋溪镇经营着一家图文设备公司，60多平米的店内堆了30多台施乐牌复印机，这些机器由远在日本的儿子投标购买后运回国内。
邹平是洋溪镇早期进入文印行当的人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他就到广州市天河区做图文店。那是赚钱的黄金时代，日本、美国的复印机三年左右就被淘汰，通过中国台湾进入大陆市场，“那时候看到一台复印机，心里就很高兴，意味着可以开店啦，关系相当好的人才会卖机器给你，简直就是印钞机。”
文印行业的繁荣持续了二十多年后，邹平开始感到吃力，越来越多的同行加入，价格战愈演愈烈，加上房地产不景气，标书的制作量也断崖式下降，每月还要付几万元的铺租。2017年，他决定返乡创业。
“五年前，洋溪镇上的耗材店就多了，很多人跟我打电话说要回来，因为这里房租便宜，一年才几万块。再过三年以后，满街都是这些店。”邹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制作盗版书，要有一整套设备，包括电脑主机、胶装机、切刀机、复印机、覆膜机，纸张、墨水等耗材也必不可少。每个链条上都有巨大的商业机会。“今年的机器比较好卖，基本上整出来一台很快就被订走了。”
张庆生的店铺位于洋溪镇龙潭湾村，沿资水一侧，大量的办公文印设备厂商在此落子。与邹平一样，刘建中三年前从广州返乡，从图文印刷转行至文印设备回收。
在新化县，市面上出售的绝大部分复印机为货仓机、回收机。所谓“货仓机”，是从美国、日本淘汰下来的二手机，这些机器往往使用年限短、印量不大，因此售价更高。“回收机”则是“货仓机”在国内市场使用一段时间后，被厂家重新回收利用的，价格更便宜。
张庆生将全国各地的文印设备回收过来后，品相好的维修翻新后继续出售。损坏严重的就要拆解，拆到机器报废，最后变成一堆废铁。“这些原装的零件比国产的质量还要好，打印设备零件损坏就要到我这里来配。这里相当于是（深圳）华强北，一个螺丝都能给你配齐。”
“我们一般做熟客，机器都被我们县城消化掉了。说实在的，（设备）卖给的都是一些做盗版书的人。（盗版）在我们县城满天飞，很多人在家里关起门来做，网上接单。”张庆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原来在北上广深返乡的文印人借机转行，做起盗版生意。她坦言，自己有时也会接一些盗版书的单子，印一些试卷。
借助熟人网络，“盗版书”从最初的洋溪镇开始，很快蔓延至炉观镇、西河镇、游家镇等周边农村地区。
“尽量用父母的身份证开店”
盗版书产业为何在新化县如此盛行？
“二手的理光7502（一款高速黑白复印机）售价1.4万元左右，如果在省外，可能要贵上几千块钱。没有这些便宜的二手设备，图书的成本就会很高。”张庆生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新化县的优势主要是设备便宜，购买的渠道也直接，价格很透明。“做（盗版）这一行，就必须要学会修理机器，否则很难挣到钱。从上游到下游，我们能将价格做到最低。”
新化人几乎垄断了全国高校的复印市场。从2006年11月到2007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冯军旗曾做过北京八所院校复印店的调查，从结果看，八所院校共85家复印店，新化人开了55家，市场占有率为65%。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积累了很多书籍资源，考研、考公的资源，（做盗版）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张庆生说。
盗版书想要在平台上架，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是必备的两证。
办证只是李东海诸多业务的一个分支。找他办证的每个人他都要问一遍，“你是谁介绍过来的？”如果不是熟人介绍，他一般不会接洽。
从新化县发货的书容易被出版社监测到，遭到溯源打击。李东海就委托当地的熟人在政务中心注册工商信息，注册地一般会选择云南或海南，只需提供身份证和手机号。“两证”办下来，收费5000元，他还要给对方一些回扣。一个身份证能开5个店铺甚至更多，办理周期为7-10天。
“做书这个东西还是在法律的边缘，尽量用父母的身份证开店铺，以后政策改变的话，（年轻人）贷个款都比较麻烦。”李东海说。
在盗版书运营方面，李东海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在网络平台，每本书对应一条链接，同样的图书却流量不一。就像人的外表一样，商品主图事关消费者的第一印象。“直接盗别人的主图，是一种讨巧的做法，至少你要懂得P图。”
将盗版图书上架后，还要一段时间来“养号”。所谓“养号”就是在平台上推广自己的图书。“你要砸钱进去，推广费一天几百至一千块，钱少了没用。看有没有流量进去，有单进来，就继续烧，一直把链接烧热。运气好的话，几千块钱就可以爆单。一旦爆单，都是一两个月不睡觉，但是你可以赚几十万。”
李东海颇为得意，在他的指导下，一位女徒弟从一天几单做到一百多单，收入也噌噌上涨。李东海收徒明码标价，1.5万元包会，学不会不收费。“前段时间，连我这个师傅都不要了，这个7天就学会了，她现在自己带徒弟。”
亲带亲、友帮友、徒传徒，很多新化人都是从学徒做起，最后独立经营，组建印书的家庭作坊。
盗版书不支付版权费，不缴税。相比正版书而言，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和市场竞争力。
李东海说，入行不久便买房买车并不是稀罕事，每天做两个小时，几百块钱一天不成问题。说着他掏出手机，指着自己在平台上出售的一本风水盗版书说，“这本（卖）28元，我要赚20块。快递费3块，100多张纸成本也就2-3元，胶装顶多1块，其他耗材也很便宜。”
新书发售10天后，作者买到盗版书
洋溪镇双泉村，靠近旺家兴家私城的一家办公设备厂内，刘建中正忙着打印一批雅思英语资料，100余册，这些资料要通过电商发往全国各地。
刘建中不仅卖复印设备、维修机器，平时也开网店卖书。对于盗版书，他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只做教辅书。“搞太多种类，没有那么多精力。”
图书页数少，往往更划算。“像新华字典做出来就亏死，就卖十几块钱，你有钱赚吗？不能盲目地看到人家销量高就卖，有的成本都回不来。”
与李东海不同，刘建中做电商比较佛系，他不靠平台推流，全靠自己精心选书。他挑书的标准是“书的名气大不大，用的人多不多”。做盗版书，讲究争分夺秒。每天，他都会盯着各大平台上新的教辅资料，一旦确定了目标，就立刻下单将书买回来，整本书扫描，网上接单。“比得就是谁上线更快。”
对比正版图书，刘建中的盗版图书制作十分粗糙，打开内页，图片、文字印刷模糊。
“前两天三十多块，现在十几块一本，这一批（每本）只能挣3块多。”他指着刚打印出来的一批英语书说，“你做独家（资料），销量起不来，没人跟着你卖。你销量一高，卖得人就多了，价格战也就来了。你就要找下一本书了。”
对于盗版书的销量，刘建中有些矛盾，他既想卖得好，又怕吃太饱。“总之不要赚太多，赚个十几二十万就好，搞太多容易出问题。搞不好就‘回到解放前’。”
最新款的书，容易拉销量，但被投诉的风险也高。
魏涛是一名写作者。新书发售仅10天，他就买到了自己的盗版书。
2024年1月10日，魏涛出版的新书《城事在人：淄博现象背后的城市治理与变革》正式在当当、京东、天猫等平台发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该书原价68元，但出版社给各个书商有一定的折扣，因此发行价格在45-50元之间。“许多好友都想要我的签名书，就想在网店上买几本赠送。对比各家平台发现，拼多多上18元就可以买到，也没多想，就在网上买了5本。”
1月20日，魏涛收到了一个湖南寄来的快递，但他很快发现了异样。“那（书）封皮儿很薄，没有版权页，也没有作者介绍，而且字体很粗糙，明显比正版书要小一号。”
他根据快递单号倒查，发现快递单上标注的寄件地址与实际发件地不一致。标注的寄件地址是湖南衡阳，但实际的发件地是湖南娄底新化县。
盗版书源自一家名叫鑫鑫理想图书的专营店。该店铺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显示，企业经营地址在海南省海口市。
2月5日，魏涛在拼多多店铺发现，该书已成功拼单75件。另一家拼多多店铺售价17元，共拼单199件。目前这两款低价书已被下架。
上述店铺在拼多多已经拼成1.1万件图书。该店销量最高的图书《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目前已拼单513件，拼单价仅为11.8元。南方周末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店的多本上架图书，均被告知是影印版。
出版社编辑告诉魏涛，查盗版得不偿失，也很难追回损失。他只能认栽。朋友开导他：“别纠结了，盗版销量高不也是给你增加影响力吗？”
2023年3月，有网友在“问政湖南”官网留言称娄底市新化等地地下盗版书非法印刷工厂铺天盖地。一个月后，娄底市公安局回复称，2020年以来，新化县公安局立侵犯著作权案9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9人；立非法经营案13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人，收缴大批制作盗版书籍的设备以及大量印制的盗版书籍，扣押涉案资金数十万元。
艰难的维权
一位头部出版商业务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几年盗版书快速增长，与电商平台有很大关系，造成恶性循环。“大的出版社只有五六个人专门维权，小出版社根本没有固定的维权人员，维权成本也特别高。”
李东是国内另一家头部出版社维权负责人，他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该出版社监测了一家电商平台931个售假店铺的发货信息，其中408个店铺的发货地均在新化县，占43%，发货点包括炉观镇、桑梓镇、上梅街道、西河镇、洋溪镇等19个镇街。
“这个数据还不包含他们随意写的，从娄底新化发出但物流单显示的发货地址在长沙或其他地区的。”从2021年到2023年，他所在出版社的年度立案数量由210起猛增至1800多起。
李东认为，除湖南新化县外，江苏宿迁、辽宁营口，“盗版一查都是窝案，这些盗版或制假售假的地区早已标签化，几十年历史问题解决不掉，出版社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过亿元”。“根本解决需要推动制度的改变，包含法律、规则、管理和标准。”
湖南智术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刚长期代理盗版书相关案件，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就包括复制、发行及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侵犯著作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也可以自诉的案件。
陆刚认为，对于公诉，由公安机关采取刑事侦查手段，查扣到库房、账户流水等方式才可以获取充分的定案证据。于自诉而言，如果出版社仅以电商平台显示的销售数量来主张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由于现实中存在盗版方虚假刷单的情况，电商平台显示的销售数量不足以证明实际销售的数量及金额，出版社不足以证明盗版方销售的全部图书都是盗版，因此难以证明盗版方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所以，出版社自诉也存在较大难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选择委托律师提起民事诉讼来打击侵权。不过仍有难度。陆刚介绍，目前各地政府部门施行行政审批网络化，这给盗版方异地注册工商主体、办理出版物发行许可证带来了便利。近期，盗版方已逐步选择海口、云南等边远地区办理工商注册，出版社的维权成本显著提高。
另外，由于目前法院人少案多，民事诉讼的周期过长，而且各地法院判赔金额较低，加上执行难，盗版方实际承担的违法成本过低，司法裁判难以形成威慑力，这也是导致盗版方肆无忌惮的主要原因。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新化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公开的大量行政处罚信息发现，行政处罚内容主要包括没收涉案设备、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罚款金额基本在1万-2万元。
巨大的经济诱惑、较低的违法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化人加入盗印行列。
张旭平今年73岁，是洋溪镇白塘村人。2023年开始，他和外甥决定做图书盗印。两人花了5万多元从广东买来机器，准备开网店接单。
白塘村基本没人种田，用张旭平的话说“十个人里没有一个种田”，很多村民或外出做图文，或做盗版，赚了大钱，返乡后建起了欧式的三层小楼。对比之下，他的房子已显得不入流。他记得十几年前，村里还都是红砖房。看到别人做复印生意，张旭平也心里痒。
对于制作盗版书，他认为虽有一定风险，但终归是一桩好事。“我的立场是（盗版书）当然可以啊，便宜实惠，大家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啊。”
（文中李东海、邹平、张庆生、刘建中、张旭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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