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家姐妹。（受访者供图）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瑞春
责任编辑｜刘悠翔
徐泓意识到母亲家族成员的特别之处，是从几位姑婆开始的。
从她有记忆起，她们都已经年过半百，但气质脱俗，按徐泓的说法，“拥有一份无论遭际如何也不失体面和风度的从容”。在年轻时做记者的时候，徐泓也亲手发过关于母亲家族成员的稿件，比如她的五姑婆韩咏华（梅贻琦夫人）去世的消息。
1980年代起，她已经有意识地做一些家族历史的记录。2019年，73岁的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彻底结束了教学生涯，之后开始专心书写自己母亲家族的故事，成书《韩家往事》，在2024年1月出版。
母亲的祖上是“天津八大家”之首的韩家，迁到北京定居的这一支，是个精英荟萃的家族，通过联姻和各种社会精英交往，从母亲曾祖父、祖父、父亲至他们，四代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徐泓书中不断出现近现代史上一些熟悉的名字，会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这本书里展开的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圈子、现在所说的‘朋友圈’。我尝试通过写每个人的命运和他的关系网，来对接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以不同信息源来凑成当时历史真相的拼图。”徐泓说。
书中最为传奇的还是徐泓母亲韩德常的五位姑姑，也就是徐泓称呼的“姑婆”。她们是民国时期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代表，被周恩来和邓颖超称为“韩家姐妹”。“韩家姐妹”五人，夫婿有三位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西北大学前校长傅铜、中国矿业大学前副校长邝寿堃，还有一位嫁给了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韩家往事》披露，卫立煌1955年返回内地的运作，就是周恩来通过韩家姐妹传的话。
2021年，《韩家往事》写完，徐泓几乎无缝衔接，开始写作《燕东园左邻右舍》，于2024年1月先于《韩家往事》出版。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教授，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开创者之一。从出生100天开始至今，徐泓一直住在燕东园40号。燕东园在北大东门附近，1920年代被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买下，是一代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著名学人的居所。以燕东园这个地理线索，徐泓的邻居故事记录了经历了百年大变局的一代命运多舛、令人唏嘘的知识分子。这些名字既有常被提及的金岳霖、翦伯赞、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等，也有之前公众相对陌生的陆志韦、张东荪、洪谦、冯至、杨晦、董铁宝等。
“我特别幸运，父亲和母亲都给了我一个得天独厚的选题。”徐泓说，《韩家往事》中母系的家族、《燕东园左邻右舍》中父系的地理空间，是绝好的串联中国百年历史的线索。而这样的幸运于徐泓，变成了不能辜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越写她越觉得，她是在做一份打捞和抢救的工作，把那些被遗忘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挖掘出来，把曾经鲜活存在的那些人物保留下来。两本书线索不同，但主题都是同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徐泓的母亲韩德常的燕京大学毕业照。（受访者供图）
徐泓在从事新闻教育之前是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做过近二十年的记者。她一直强调自己是用写新闻的方式在写历史。她的工作量惊人，对资料要做互相交叉印证，筛选非常苛刻。仅仅《燕东园左邻右舍》这本书，她就采访、调研了燕东园22栋小楼多家住户的后代，详细写了52家的故事，并梳理出了每一栋小楼曾经的住户名单。为了写《韩家往事》，她尽可能采访了还健在的长辈，更是从各种资料包括历史书籍、家庭相册、日记、书信中不断挖掘，尝试去接近历史的现场与真相。
在写作过程中，她对“宏大叙事”一直保持警惕，而更多自觉选择私人叙事。“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包括后来的记录者，都只能完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回忆。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非虚构写作者，其实都是在力图完成更多的拼图，多信源、多方面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将历史碎片拼凑出更真实、丰满的历史，从而也许能够改变过于粗糙、简单的宏大叙事。”徐泓说。78岁的她已经开始新书的写作，她从来没有拖延症，写书这件事让她兴奋，有如回到了新闻一线。
南方周末特约曾经与徐泓在中新社期间共事的腾讯新闻副总编辑杨瑞春，与徐泓聊聊这两本书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
徐泓2024年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访谈。（南瓜视业 图）
1《韩家往事》是纵向的线，
《燕东园左邻右舍》是横轴的画卷
南方周末：《燕东园左邻右舍》讲述的是燕东园一代学人的故事，《韩家往事》讲述的是徐泓老师母亲的家族故事。这两本书是怎么在同一时间出来的，是不是也有点甜蜜的烦恼？徐泓：我也没想到它们同时出了。第一本书《韩家往事》实际上是我四年前开始写的，写完以后要送审，我就开始写第二本书《燕东园左邻右舍》，用了几个月写完以后，这两本书同时又都进入到了最后校排。最先出来的反而是《燕东园左邻右舍》，然后是《韩家往事》，所以两本书撞在一起了。我想撞在一起也挺好，因为我的主题写的是同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就同时接受市场的考验吧。南方周末：我记得徐老师曾经说过，这两本书其实是一本献给父亲，一本献给母亲，是这样的吗？徐泓：我事后才发现，开始并没有这么一个定向。大概从1980年代我就开始准备《韩家往事》，因为当时我的外婆还在，1990年代又继续做了韩家长辈们的采访。写完《韩家往事》的最后一章《燕东园40号》，就回到我自己家了，回到父亲这儿了。那么接下去那本正好是《燕东园左邻右舍》，写的是我父亲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他们这一代学人，最后形成了献给我父亲的一本书。南方周末：看这两本书的时候会发现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的，像一个种子，它在《韩家往事》占了比较小的篇幅，又在《燕东园左邻右舍》里成长了，成为非常系统、完整的一本书。徐泓：从叙述方式来讲，《韩家往事》是一条纵向的线，写一个家族在一百年间的变化；《燕东园左邻右舍》也是从一九二几年一直写到现在，但它是一个横轴的画卷。南方周末：《韩家往事》以徐泓老师的母亲韩德常为中心，写她的几位姑姑及上下四代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不过我发现有一张母亲非常美丽的照片没有被收到《韩家往事》里。徐泓：其实我们家非常珍惜这张照片，加了相框、底衬，一直放在我母亲一九四几年弹的钢琴上，这台老钢琴也在我们家里放着。但我始终没有考证出来我母亲在什么时候，特别是在什么地方照的这张照片。它的背景是有门钉的大门，肯定不是在我们的老家南柳巷25号门前，因为不可能有这种宫廷式的大门。那是在故宫还是在中山公园呢？一直没有考证清楚，所以就没把它收进来。徐泓的母亲韩德常的一张旧照，拍摄时间地点尚不可考。（受访者供图）
这可能是个遗憾，但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坚守的原则。我用了一百多张老照片，都是经过考证，写好图片说明的，让它们能够准确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这也是我当记者的时候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回到现场，做好事实的拼图。南方周末：我在书里面看到你说，引发你来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你见到自己的姑姑们50岁之后的从容优雅，然后产生了对她们个人故事的好奇心，是这样的吗？徐泓：是的。这也是因为她们回来的年代都比较晚，一个是1950年代以后回来的，一个是1970年代以后回来的。尤其1970年代以后我已经做了记者，所以跟记者本身的好奇心连在了一起。当时我已经知道，我写母亲的家族史有非常宝贵的起点和资料，就是我妈妈的姑姑们。具体写《韩家往事》的时候，我用了纵和横的两个结构。我母亲是天津“八大家”之首“天成号”韩家的后人，我母亲的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到京城做官。我从我母亲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到她，以及她的兄弟姐妹，这四代人的故事都写全了。到了我外祖父这一代，“天成号”韩家阴盛阳衰，只剩下外祖父一个男丁，其他的是五个姊妹。这五个姊妹活得非常精彩，活成了当年一代新女性的先驱。我母亲的大姑和李家结成姻亲，四姑嫁给了当年西北大学、安徽大学的校长傅铜，五姑嫁给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六姑夫妇都是海外归来，六姑父是中国开滦和门头沟矿的总工程师；七姑有很大的传奇性，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嫁给了爱国抗日将领卫立煌将军。所以我又把笔横着摊开了，用她们五姊妹串起了横向的家族线。一纵一横的结构，能包容更多的内容，呈现更丰富的时代底色。南方周末：我看《韩家往事》，开始有点提心吊胆。因为周总理、邓颖超的保护，这个家族逃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刻，总体上是温暖的。而《燕东园左邻右舍》里很多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很惨烈。徐泓：我这两本书的共同特征，是讲一代留洋之后归国的知识分子，但《韩家往事》讲的基本上是1900年代出去的梅贻琦那一代，《燕东园左邻右舍》讲的基本上是1930年代出去的我父亲那一代。前面一代人的命运，可能更多的与当时的统战政策有关；后面一代人的命运，更多涉及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南方周末：在《韩家往事》里有一个像明星一样的人物，就是母亲的七姑、你的七姑婆韩权华，她嫁给了卫立煌将军。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七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本人非常洒脱，又是一位著名的演奏家，你也用了很大篇幅去描写她和卫立煌将军的爱情。徐泓：在我母亲的五个姑姑中，七姑一直像谜一样存在。她的资料最少，但从年轻时候就风头最大。所以这次我就着意再挖一挖，到底七姑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母亲几个姑姑的婚姻，全都是跟海归知识分子结合，而且以大学校长为主，韩家也明确讲过“不要有做官的女婿”，唯独韩权华打破了这个惯例。我也想解开这个谜，搜寻与挖掘了很多史料，尤其是找到了韩权华六张老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年轻的韩权华从美国回国探亲，西服裤系皮带，西式衬衫系领带，飒爽帅气的中性美，带着留洋归来的叛逆与不羁。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女禁，第一年收了9位女学生，其中就有我的六姑婆韩恂华。两年以后，七姑婆韩权华也考进了北大预科，但因为她太漂亮了，当年的记者形容她“长身玉立，洒然出尘”，就发生了一个已婚的老师给她写情书的事情。韩权华义正辞严地把这封情书公布了，登在报纸上，引发轩然大波，是当年的一个大八卦。那个老师姓杨，学校发起了“驱杨”运动，他就辞职了。风波过后，韩权华也离开了北大，转学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学音乐，师从刘天华，主修琵琶、二胡，辅修钢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音乐史的老师给我找出那个年代的钢琴谱，其中有韩权华创作的一首钢琴曲。韩权华被称为民国早期的钢琴家之一，当然她作为刘天华的嫡传弟子，更是当时著名的琵琶、二胡民乐演奏家。韩权华就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出去的，但她到美国留学，学的是音乐史。抗战的时候她留在美国，找过的对象都是洋人，被我妈妈的奶奶斥责，不能找洋人结婚，所以她一直单身。到了41岁的时候，韩权华接到一封信，信上的字像核桃大小，是卫立煌给她写的信。当时卫立煌夫人小产去世了，她也是个留美学生。去世以后蒋、宋、孔家都想拉拢卫立煌。为了应付来自这三家的提亲，卫立煌说我已经有了新的对象，在美国。卫立煌副官的夫人和韩权华是大学同学，并与她同时赴美留学，就帮忙介绍了韩权华。当时整个韩家，我妈妈其他的几个姑姑们都很奇怪，说这么刚强、硬气的七姑，怎么会选择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后来发现是她觉得卫立煌是抗日英雄，她还是发自内心地敬佩他。另外通过两人的书信来往，她觉得这个人可靠。卫立煌等了她好几年，最后把她接回来了。卫立煌和韩权华，1955年摄于北京。（受访者供图）
卫立煌是抗日战争的常胜将军，跟日本人没打过一次败仗。美国《时代》周刊专门做过他的封面报道。当时他在滇缅战场上，美国空军也住在那里，他跟陈纳德是非常好的朋友。陈纳德派了一架货机，把韩权华从美国檀香山接回到昆明结婚，她一路上晕飞机晕得好厉害。韩权华回来以后就住在昆明的梅贻琦韩咏华家里，梅贻琦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校长。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梅贻琦把自己的姨妹介绍给卫立煌，其实不是，因为韩家其实到最后也没有完全同意这桩婚姻。但是卫立煌和韩权华基本上已经定了，所以他就到韩家的亲戚袁复礼家要看韩权华的照片，袁复礼是我母亲的二表叔，袁复礼的女儿给我详细讲述了当时卫立煌如何几次上门拜访，说他的副官开着吉普车把他送来，又在外头规规矩矩等着，手里拿的都是英美的小说。这也打破了我的一个刻板观念，以为卫立煌是一介武夫，又是农家子弟出身，其实他身边有不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包括有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共产党员在他身边做秘书，他的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我母亲学音乐，和韩权华有直接的关系。母亲9岁时，韩权华正好到了女师大学音乐，就开始教我妈妈弹钢琴。所以我在书中也说了一句，小时候我在学弹一首小奏鸣曲的时候，妈妈告诉我，这就是七姑婆当年开演奏会时，她也跟着上台演奏的第一个曲子。南方周末：妈妈当时创作了《外婆桥》，还有好几首非常经典的童谣。徐泓父母结婚照，摄于1944年4月。（受访者供图）南方周末：《韩家往事》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你父亲母亲的爱情。谈到自己的父母，尤其母亲时，我能感觉到其中非常强烈的感情，比如说好多次都提到母亲的美貌、和父亲的感情之深。你现在就住在父母当时的卧室里边，我上次去你家，看到家里面有很多父母的照片。其实父母的爱情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包括后来下到干校，你当时写这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和你写其他的家族成员是不是不一样？徐泓：这就回到了这两本书的结合。《韩家往事》最后一章《燕东园40号》回到我们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一开始写，就会产生那么强烈的对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和尊重。因为当年他们在世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也挺叛逆的。我们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文革”前所受的教育就是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接受思想改造。“文革”中，高知子女属于“黑五类”的边缘，或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这一次写作过程中，追溯历史，追溯到每一个人，逐渐走到每个人心里，寻找个体的叙事、个体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对父母也有新的认知：我妈妈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受的是这么一个教育，她的个人生活很平静、很幸福，年轻的时候又漂亮，一直很得宠，所从事的工作又是她喜欢的幼儿音乐，直到“文革”才受到磨难。我们一家8个人，分在8个地方，她去山西师大五七干校喂猪了，父亲去江西的北大五七干校养鸡了。在此之前父亲也住过一段时间牛棚，接受审查，跟他同样被关起来的、我们最好的邻居董铁宝自杀了，这些都是他们所经历过的磨难。给予他们甚至波及我们的很大政治压力，来自母亲家族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幸运的是我母亲的家族当时是受到了某种保护的。我当年报考大学时，由于母亲家族的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很难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但学校的老师们鼓励我，暗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不会有影响。最后我还是以高分考上了人大新闻系。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多幸运，我母亲也有很多幸运，我家还是比较安稳的，无法和 “文革”中那些遭受精神凌辱、肉体凌辱，甚至最后失去生命的人们相比。具体写到父母这段的时候，我逐渐从母亲去世之后沉郁的感情中走出来了，其实是把自己心里的某些框框冲开了，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过去我所路径依赖的“框框”，多是“宏大叙事”形成的对人、对事的认知，其中饱受斗争哲学、二元对立、绝对化的影响。我觉得不对了，更多的要从人性上去看，理解生活与生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对父亲也是，我也才开始理解他的选择，他留学回来，教书，然后改行，从理论数学转成计算数学。不仅在北大，在所有高校里，应用科学是不太被重视的，但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做这件事，我也越来越理解它的价值。尤其最后他对待生死的态度，给我们留下“徐献瑜，再见”那样的告别，深深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受到一种洗礼。母亲的突然去世也令我震惊，好多事情是从后来的反馈才慢慢地感觉到。我看她写的歌，看她做的那些事，我这本书能够写成，全是依靠她留下的一本老照片册。她从小到大全部的照片都在，我母亲的一生我都看到了，所以觉得她不容易，像她那么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小姐，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后来的。南方周末：这确实也是母亲留下的另外一个财富，因为在早年，假如不是像韩家这样的大家，可能就很难能够留下来这么多的照片，而且是把整个家族的分支，包括李家、傅家、梅家、邝家的形象都留下来了。徐泓：好多东西是我采访过程中的意外之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外之喜，就是和我母亲关系最亲的表姐李惠年，她的孙子用了5年时间，把爷爷奶奶的老照片都整理出来了。知道我在写《韩家往事》，他把这些照片提供给我，并帮助我进行“人脸识别”，给这本书的内容做了重要补充。去掉重复的照片，全书起码有四分之一的照片来自他。所以我一再强调，用图片来寻找、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通过图像去一个一个地认人，然后用图片来推动叙事，再用图片不断地去解决和挖掘新的史料，是这本书能写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既是方法，也是乐趣。两本书有一个重要的连接人，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怎么走进南柳巷25号韩家，怎么认识我母亲的呢？他赴美留学是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而我妈妈的大表哥李鸿年，是当时去那个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但是半年之后他在那里自杀了。在书中我感慨过，历史只记录胜利者，很少有人去记录整个大留学潮中的失败者。我父亲六年之后去那里留学，等他学成回国的时候，学校委托他把李鸿年的遗物带回来交给他家。我父亲就是这样意外地走进了南柳巷，认识了我母亲，知道她在燕京大学音乐系，那会儿还没毕业。我父亲个子很高，一米八几，绰号叫“徐长子”。当时南柳巷韩家对我父亲的印象是“又高又瘦，满嘴洋文，总说美国的月亮好”。我爸爸开始追我妈妈，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徐泓：是很奇怪，怎么就是在那个学校里，碰上了他前几届的中国留学生，指引着他到了南柳巷25号。据说梅贻琦先生挺满意我父亲，我在书里讲了，梅贻琦曾两次到燕京大学来看我妈妈，我妈妈是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从小带大的，韩咏华出嫁以后，七姑婆韩权华接着带。梅贻琦对我父亲挺满意，他是学物理的，侄女韩德常嫁的这个人，也是学物理、教物理的，一个读书人。徐泓：据说当时梅贻琦不太认同他的大女儿梅祖彬的选择，他的大女儿一米七四，是全西南联大个子最高的女生，找的老公一米八五，是一个华侨子弟，摄影师皮特毛。但经过长谈女儿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梅贻琦最后无奈地调侃：可惜不是一个读书人。不过所幸高度相当。我父亲有这么一个经历：1932年他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从南方过来的，他和费孝通、杨绛是东吴大学的同学。我1980年代去采访费孝通，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徐长子”的女儿来了。杨绛先生不接受记者采访，但对我开门了，也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杨绛先生和我爸爸同一年考上东吴大学，东吴大学分文理科，但一年级上的是一样的通识课，二年级才各走各的，期末考试结果杨绛先生是文科第一名，我父亲是理科第一名，所以他们当时就彼此知道了。杨绛先生跟我说过好几次：“你有一个聪明的爸爸，有一个美丽的妈妈。”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和燕京大学可以学分互换。东吴大学停校之后，杨绛、周芬、沈福彭、孙令衔和我父亲五个人一起北上转学到了燕京，我父亲、沈福彭、孙令衔一起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分别出国留学，归国以后都成为各自学科的领军人物，孙令衔后来还成为杨绛先生的妹夫，也在燕东园住过。但杨绛先生没有在燕京插班，她跑到清华求学去了，因为第二天她就跟着孙令衔，到清华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而孙令衔是钱锺书的表弟，他去看钱锺书，于是杨绛和钱锺书不期而遇，缘分都是埋藏在这样的巧合或者偶然之中的。南方周末：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家族里边也有豁达的传统。比如说你的外祖父，他当年本来有机会出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但是他自己选择退后了一步，让同仁堂的乐家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整个家族在对待名利、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其实也有一些传承。徐泓：这是读书人的传统，包括我的舅舅们、我父亲、我外祖父，他们都是读书人，只专心做学问，不愿当官走仕途。说到豁达，我父亲对生死的豁达让我们非常敬佩。他一直没什么大病，活到整一百岁。他是七月十六日生日，七月十七日是杨绛先生的生日，那年的生日还接到杨绛先生给他发的一个很大的贺卡，两人还打了一通电话。父亲最后一张生日照，也是最好的一张生日照，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先生给他拍的，杨芙清是我父亲的第一个研究生，每年到父亲生日的时候，她一定要来看老师，她的尊师是让我特别佩服的。韩家最后一张珍贵的大合影，据徐泓推测，摄于1948年。（受访者供图）南方周末：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很多恍然大悟的时刻。比如你谈到自己的姨姨韩德庄，她和周恩来总理去跳舞的时候，周总理问她卫立煌回国的事情，原来让卫立煌将军回国的统战工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母亲的家族和历史上的很多非常重要的名字连接在一起，比如你外婆是邓颖超的学姐、外公是周恩来的大学长，两个姑婆是邓颖超的同学，你母亲的一个闺蜜是邵飘萍的女儿。看这本书经常会有一种感觉，由这个家族而产生出一个网格状的结构，和中国大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从一个家族，可以看到大时代起伏的脉络。徐泓：我在这本书里展开的是当时的社会关系网、现在所说的“朋友圈”。我尝试通过写每个人的命运和他的关系网，来对接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以不同信息源来凑成当时历史真相的拼图。周总理和邓颖超确实是书中重要的一条线索。韩家跟这对共产党领袖夫妇的相遇是在天津，外婆高珍和六姑婆韩恂华，和邓颖超都在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念过书，后来（我姨姨）韩德庄到全国妇联工作，邓颖超的秘书张元生病了，她临时去当了一年多的秘书。周总理第一眼看见她就说，一看我就知道你是韩家的姑娘。如果说的更有意思一点，我的六姑婆韩恂华，不仅是邓颖超的同班同学，而且参加过觉悟社的外围组织。觉悟社是周总理和张若名两人组织起来的，一共是男的十个人，女的十个人，后来又扩展了一个社员组织，一共吸收了6个人，其中就有韩恂华，所以韩恂华和他们那么亲近过。后来在做卫立煌归来的工作时，周总理是在跟韩德庄跳舞的时候，把有关的意思告诉她了，然后请我姨姨出面，把六姑婆韩恂华专门请到中南海家里吃了一顿饭，让她告诉在香港的那个妹妹（韩权华），说在西安太原见过的那个人请他回来。就是这么开始的。书里我特别写了一个细节，韩恂华的女儿邝宇宽表姨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说：当时三个人非常高兴，故人聊家常，很亲切，总理夫妇还请我妈妈吃了饭，韩二姐德庄作陪。吃的是什么？我妈记得很清楚，烧饼加酱肉，炒鸡蛋，小米粥，还有两个素菜。邓大姐说老朋友了，就这样简单了。周总理在这次谈话过程中记住了一件事儿，他问到六姑婆的丈夫邝寿堃在哪儿工作？听说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抚顺教书，总理就说：记下来，我来办。1959年邝寿堃调回北京，1961年邝寿堃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矿业学院（后来的中国矿业大学）副院长，周恩来的签名章就盖在那个任命书上。徐泓：五姑婆韩咏华1962年在台湾送走了梅先生，当时有关方面置买的是双穴墓地。她说这是梅先生的地方，我不葬在这里，我将来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天主会让我们重新再相见。之后她就一直跟着两个女儿住在美国。到1972年“乒乓外交”，她知道了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就动起念头来想回国。人家说你赶快学打乒乓球啊，她说那不可能。后来周总理请了一批科学家回国，有顾毓琇、任之恭等，都是梅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时的好友或者学生。他们从北京回美后见到韩咏华告诉她，你也可以回去，还代周总理、邓大姐问她好。韩咏华在1974年第一次回国，由中联部接待，安排在北京饭店住，可以去儿女亲属家看一看。儿子梅祖彦的房子“文革”中被人占了，所以紧急腾房，让她能够到儿子家里去坐一坐。另外一个是外甥女婿汪德昭，他是著名的声学专家，他们夫妇是1956年从法国回国的，他们在中国科学院有套房子。当时我母亲的大姑韩俊华住在女婿家，于是韩咏华此行只去了儿子梅祖彦家，去了汪德昭家见她的大姐。不过她与分离多年的儿子梅祖彦和小女儿梅祖芬团圆，又参观游览了许多地方，还是非常开心的。韩咏华走前，她知道周总理病了，提出想见见邓颖超。人家问她跟邓颖超有关系吗，她就讲她和梅先生从前在天津是认识邓颖超的，同时她也托韩权华表示了这个意思。最后在她临走前一天，邓颖超见了，这个没有对外报道。我的照片都是从档案里取出来的很珍贵的照片，那次邓颖超用天津的家常饭招待她，连小吃都是天津的，说让老太太吃点家乡饭。五姑婆试探着问：我能不能回来就不走了，邓颖超说可以，你看李宗仁的夫人都回来了。韩咏华回美国以后，就赶快到中国驻美联络处办申请。但在她走后的第三、四天，北京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批林批孔”的标题，批周总理，同时也提及了梅贻琦，因为他们知道邓颖超家来客人了，而且接待的是这么一个客人，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搁置到了把“四人帮”打倒。1977年，驻美联络处告诉她说，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可以回去了。这次回来是隆重接待，书里有照片，那会儿邓颖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式会见了韩咏华。她的住房南沙沟的公寓，是邓颖超亲自安排的，还多次到她家里去看。韩咏华和韩权华两姐妹后来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南方周末：书里展示得比较充分的是梅贻琦的故事，包括当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到后来离开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五姑婆一直跟他在一起，但是后来没有跟着他一起去台湾。徐泓：梅贻琦这个人的特点是讷于言、敏于行，他话很少，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的。我想从他夫人、儿女的细节性回忆中，还原一个活生生的、更加生活化的梅贻琦。韩咏华和梅贻琦的恋爱，首先是晚婚，一个30岁，一个26岁，这在当时比较稀罕。第二，他们两人是在青年基督教会举行的西式婚礼，这在当时也是很少的，我母亲的父亲、大姑、四姑都是中式婚礼。书里这一章就是从五姑韩咏华结婚开始的，那一天我母亲大哭，说那个人为什么把我的五姑抢走了？书里披露了一张100年前的照片，新婚的梅贻琦和他的夫人，带着我的妈妈、大舅还有李大表舅，在公园里照的一张相。人们极少见过年轻时的梅贻琦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张照片。韩咏华和梅贻琦是在青年基督教会认识的。梅贻琦家里比较贫苦，兄弟姊妹很多。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不断地给家里寄钱。梅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发现他的兄弟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放弃了学业，去教书或者干别的了。他制止了，让他们全部去读书，四兄弟全都进了清华大学，后来把妹妹都送进了南开大学，一定要让他们接受西式的系统教育。梅贻琦为了养家，把原来已经定的婚姻解除了，同时严格地履行了回国为基督教会服务一年的承诺。他1914年回来，在天津服务了一年，正好我母亲的四姑和五姑从严师学堂毕业后，也在女青年基督教会服务，所以梅贻琦和韩咏华就认识了，以后就结婚了。韩咏华自始至终是丈夫的支持者，她主持着五个孩子的全部家务。梅贻琦回清华教书不久，又被派到国外进修一年，这时候她怀着二女儿，丈夫回来时孩子都在牙牙学话了。接着梅贻琦又被派到华盛顿去做留学生监督，后来又南下到昆明，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1945年抗战胜利后，再回到清华大学做校长，他每一次都是只身一人先走。过了一年半载，等他安顿下来了，韩咏华再带着孩子们过去，所以老太太很不容易。南方周末：韩咏华是一位非常坚忍的女性。当时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很辛苦，很多教授的夫人需要自己去赚一些外快，她那个时候好像还要自己去做一些糕点去卖？徐泓：确实有这么一段非常艰苦的时候，这些教授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编织一些小制品、做一些小点心，卖给美军来补贴家用，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关于梅校长夫人卖糕点的故事。我母亲的二表叔袁复礼先生也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著名的地质学家。韩咏华当时是跟着袁复礼夫人在他们家，按照郑天挺夫人提供的配方蒸糕，再送到一个糕点铺里寄售。她主要承担送糕点的角色。来回路程比较远，而且韩咏华当时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不说姓梅，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定胜糕是用糯米粉做的粉红色糕点，本书里面连几斤几两的配方都有。后来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每一次梅校长在自己家里请客，梅夫人都会端出一大盘子定胜糕，做最后的甜点，大家都说争取胜利、胜利万岁，所以传成一段佳话。另外，我觉得民国知识分子总体都是生活比较简朴的，因为从《燕东园左邻右舍》里，我很清楚地看到了当时一些教授家里的日常开支，比如他们在哪个菜馆子里订菜、订多少蔬菜，再定4两猪肉，当时一斤等于16两，一日三餐有荤有素就解决了。南方周末：到了他们晚年的时候，五姑和丈夫在道路上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徐泓：不是道路的问题。当时梅先生到美国处理清华基金，韩咏华随后赶来，在美国共同生活了五六年。1955年梅贻琦选择一个人去台湾。我这次拿到了一些私家的来往书信，当时梅先生对夫人和儿女的生活有很多具体的安排和考虑，不是准备留在台湾，而是准备把台湾这番事业做完了以后，回美国退休，但这件事没有结束就去世了。这段时间的韩咏华独身一人，是非常坚强的，她当时已经60岁了，仍然自己打工，她跟着梅贻琦一辈子，清贫惯了，梅贻琦在台湾的薪水不足以在美国养家。她定居在美国的两个女儿，孩子也挺多，生活也挺艰辛。所以她自己在美国打工了很长时间，做盲童学校老师、医院护工、商店售货员等。一直到了1960年梅贻琦患病，胡适无论如何要把梅太太给请过来，她最后守护丈夫到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病床上的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右）和女儿梅祖彬（左）在旁陪伴。（受访者供图）南方周末：他们两地分居了这么长的时间，两个人应该经受了不少感情上的痛苦。徐泓：怎么理解他们那代人的爱情观？不论从谁的日记、书信里，我看不到卿卿我我，而是看到牵挂。比如梅贻琦先生，这次我从他的信、日记里看到了很多牵挂。韩咏华的字是郁文，她一不舒服，梅先生的日记里肯定有一笔就是郁文，郁文发烧了，郁文今天还倦怠，郁文因为她的大女儿飞机的问题……他都记着，还是有牵挂。这次我拿回了一些1950年代的信，从信里更看到他非常详细地在安排她们，他不在了她们应该怎么生活，这个钱怎么办，一步一步怎么过日子。我后来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在过日子。这个“过日子”里头包含着苦难，包含着幸福，包含着很多东西。不是说老在打仗，或老在争什么主义，更多的是在日常的“过日子”中坚守，比如坚守着对孩子们的教育，坚守着经济上的自立，比如梅先生一直坚守着他对中国科学方面的贡献、对中国教育的想法。以前我把历史想得太轰轰烈烈，这次没有了这种想法以后，我反而更尊敬他们。南方周末：《燕东园左邻右舍》中涉及的人物特别多，假如你能穿越回到某一年的燕东园，你会愿意是哪一年，会看到什么样的左邻右舍？徐泓：燕东园是这么一个布局，它有两块高地，分别建了两个住宅区，中间有一个水泥桥把它连起来。我们家正好是在桥西的北侧，在我们家楼上可以趴在窗台看桥上过往的人。我可以想象穿越到一九六几年的某一个中午，趴在我们家阁楼的窗台上，可以看到来来回回过往的那些伯父伯母。第一个人就是洪谦先生。洪谦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身板笔直，手挎一个拐杖，是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还有朱光潜先生的女儿，她有严重的脊椎病，穿着一个铁背心。她是一零一中（学）的，功课极好，比我们长四五岁，我们一直就感觉她非常神秘。她个子矮，走上桥廊的时候就看不见她了。那边是赵乃抟、骆涵素这一对老人，我们叫赵公公、赵婆婆，在29号楼上住。他们俩一九二几年双双留学美国，赵公公是我国最早一代经济学家，赵婆婆是我国营养学的先驱。两人一年四季全是中式打扮，脚穿布鞋。南方周末：在燕东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在大街上可能看不到的，各种各样形态的学者大师。徐泓：还有周炳琳先生，住在29号楼下。这两位都是厉以宁的老师，是他们教给他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为他奠定的基础。厉以宁给周炳琳先生做过助教，那会儿他是燕东园29号的常客，他后来满怀深情地写了回忆恩师的文章。厉先生去世之后，我把这些资料找出来，大家才明白他的师学传承是什么。29号楼旁边就是28号楼，是翦伯赞先生的住宅。当年燕东园里还住着曾昭抡先生一家、魏建功先生一家，他们是小汽车出入的，所以一般看不见本人。南方周末：这本书里有另外一个赵先生的故事，就是赵紫宸和他的女儿赵萝蕤，其实是让大家感觉有点唏嘘的故事。我们之前报道过美术馆后街22号拆迁，当时是我第一次知道赵紫宸、赵萝蕤这个家庭。徐泓：赵紫宸先生跟我们家关系很熟，他和我父亲是同乡。现在我们家的墙上还挂着我父母结婚时候赵紫宸先生送的一幅墨宝。我父母当时结婚也是西式婚礼，我一直觉得可能主婚的那个神父就是赵紫宸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时期，燕东园叫做东大地，赵紫宸先生也是东大地中的一个灵魂人物。他在36号住，37号就是陆志韦先生，两家关系非常好，所以两家松树篱笆墙的中间开了一扇小门，方便他们互相进出。赵紫宸先生从美国留学回来，英文极好，学的心理学和神学。当年燕京大学建校的时候，他就是神学院院长。赵先生一直在找寻中国的基督教学，他认为中国人一定会有自己对基督教义的解释，他自己曾经当过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的六大主教区之一的教长，再没有别的中国人担任过这样高的宗教职位。赵紫宸先生特别喜欢诗词歌赋，所以他同时又在教中文，这是他身上很巧妙的一个结合。当年的大师都是中西兼通，游刃有余，这点是了不起的。书里收入了他和夫人在东大地36号院子里的日常生活照片，他和他太太都是一袭长袍，他手里握着一卷书，不是杜甫，就是李白。赵太太粗通文字，但识大体、顾大局，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养育儿女。他的女儿赵萝蕤和他的儿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父母之间的恩爱，称呼母亲为“我们最亲爱的妈妈”。这样的夫妻很有意思，就是太太不识字，或识字甚少，丈夫却是学术泰斗，在燕东园（东大地）里有好几对。比如张东荪，他的太太比他小14岁，两个人文化程度也差异很大，但是张东荪先生非常喜欢跟自己的太太说话聊天，什么话都跟夫人说。张东荪先生家里的事情，除了买点烟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太太包了，他的里外衣服、饮食起居，都照顾得极好。张东荪先生去世的时候，一直口里叫着“姆妈”——当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张东荪先生始终就仿着自己孩子的语气来喊他的太太。在北平解放前夕，赵紫宸和张东荪、陆志韦积极地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有关的谈判。当时赵紫宸先生在香港，很多人劝他不要回来，说他回来会很危险，但他毅然决然地回来了，回到东大地36号，而且写信让他的儿女全回来。他的大儿子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回来了。他的小儿子在美国还没读完学士，就回来了。他最疼爱的女儿赵萝蕤在美国已经拿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但还没有等到几个月后的正式拨穗，也毅然放弃毕业典礼回来了。这就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南方周末：赵萝蕤回来之后，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徐泓：赵萝蕤的先生是著名的文物学家陈梦家，她回来那天，陈梦家带着他的朋友们骑自行车进城到前门机场，把赵萝蕤用最隆重的方式接回来了，这是他们迎接新中国的举动。赵萝蕤和陈梦家的婚姻也是在燕东园中产生和完成的。当时陈梦家是容庚先生非常欣赏的学生，容庚先生住在燕东园（东大地）的24号楼，陈梦家经常出入24号楼，就跟赵萝蕤认识了。有人问赵萝蕤说，你是喜欢陈梦家的诗吗？她说不是，我最不喜欢他的诗了。又问那你喜欢什么？她说，我喜欢他漂亮。他们俩结婚借了王世襄的王家花园，而在半夜里头还被惊醒，因为有人翻墙，又有狗叫，吓得要命，以为是强盗来了，第二天才知道是王世襄带着一帮人出去捉獾去了，回来的时候突然想起家里还住着客人，没敲开门，就翻墙过来了。婚后他们两个跟着西南联大到昆明去了。当时西南联大有个规矩，这是梅贻琦先生从清华大学开始立下的规矩，如果夫妻有一个人在清华，另一个人就不能进。所以陈梦家在那教书，赵萝蕤就在家做主妇，当时流传最广的就是她膝盖上放着一本狄更斯，自己在那炒菜。后来他们出国了，陈梦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资助，把赵萝蕤也带出去了。回国以后赵萝蕤一直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教书，把巫宁坤也请过来了，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书。而陈梦家命运多舛，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批判，最后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丈夫的遭遇给赵萝蕤的精神造成极大伤害，先是患了精神分裂症，陈梦家去世以后，她就被送进精神病院了，从北京大学销踪匿迹了。十几年以后，她就住在她父亲的院子里，就是被拆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西厢房，有两间房子是她的。她一生挚爱西洋古典音乐，钢琴弹得极好，留下了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就是她十几岁的时候在斯坦威钢琴前演奏。我妈妈说过多次，你走过赵家，里面传出来的曲子就是赵萝蕤弹的，她弹的都是极高难度的曲子。但是那会儿她的斯坦威钢琴也被抄没了，陪着她的只有留声机。她听着唱片，翻译出惠特曼的《草叶集》，她曾在年轻的时候就创造过翻译史上的一次高峰（翻译艾略特《荒原》），晚年再次创造了翻译史上的一次高峰，那时候她快80岁了。她是80岁生日刚过就去世的。谁也没想到，她去世没有几个月，她们家的墙上就画上大白的“拆”字。许多记者、文物爱好者，甚至包括五位文物专家，不断地上书阻止拆迁，但最后也没保住，一个冬天，推土机来了，一下子就没了。南方周末：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她没有看到这一切也是幸福？南方周末：《燕东园左邻右舍》是按照燕东园的22栋小楼来结构每个人的故事，你当时怎么分配写这些人物的笔墨？徐泓：我还是本着所谓的打捞和抢救原则。书里不仅写了22栋小楼，还写了两个四合院。这两个四合院，在东大地时期是不属于燕东园居民区的。到了燕东园时期，它正式进入了教授住房的分配方案。《庭院深深深几许》那一章的题目是对“燕东园”概念的抢救，加上了这两个院子。这22栋小楼，我首先按照楼型来分。比如我们家属于平房式的小楼，一层上面带一个阁楼。这样的小楼有五座，这五座里头到底都写谁？我尽量写的是过去没有被写过的一些人、人们知之不多的人。其次按照一排房来划分，比如22、23、24、25号是一排房，这一排房就是一章。还有，桥东和桥西两边的房子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进出门不一样，这恰好是杨晦先生和冯至先生他们俩住，所以写了《一个甲子的友谊》。《鸟居高林》是三栋楼，我是组在一起写的，比如住在32号的鸟居龙藏，一位日本专家；在31号住过的胡经甫，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就着重地打捞这些历史上缺少记录的人。34号楼和36号楼我是一起写的，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写的是赵紫宸先生和张东荪先生。全书一共10章，最后一章是写我们家的40号楼，前半部分也写了什么人住过40号，因为考证出来，有一位杨开道先生和他的女儿“桥牌大王”杨小燕曾经在40号住过，挺好玩的。南方周末：看到这本书会有一种很强的震撼感。原来你是用这种框架的方式，把燕东园整体地记录下来。因为我感觉它的结构非常扎实，包括刚才你讲到每一栋前后的住户，基本上你都全部挖掘出来了。这个工作量，应该不是非常短的时间能积累出来的。徐泓：这是我写这本书的重大乐趣。后人在解读历史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愿望，就是要挖掘真相，还原真相到底是什么，这点跟新闻是一致的。探求历史的真相，当然不可能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完成，但是你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的资料拼图，找出一部分被掩盖的、或被有意消失的东西。逐个找出来以后，你会有很多的兴奋。我最后写成的东西并不是这种片段式的人物志，我要写的东西是结构性的、像盖楼一样，对一个文化高地的全面描写，写出这里的百年变迁、其中发生的所有故事，这里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所有的交往和一些具有烟火气的东西，同时包含我们童年、少年时期的回忆，这也是我从单篇的新闻作品、往我所理想的非虚构长篇作品发展的一个尝试。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包括后来的记录者，都只能完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回忆。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非虚构写作者，其实都是在力图完成更多的拼图，多信源、多方面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将历史碎片拼凑出更真实、丰满的历史。在写的过程中间，我一下茅塞顿开。原来每一个历史现场的情况那么复杂，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那么多，所以对于所有的前辈们所思考的、所做的一切，我有了更多的理解，下笔就更加慎重，对历史更加敬畏，对他们的感情随时间而增长，最后形成了一种自己都感觉到温暖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