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洛丽塔》：一桩跨越七十年的文学公案
“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
如果简单地相信美的东西一定是真的、善的，往往会被更深地伤害。
不管萨莉是不是《洛丽塔》的原型，她都不是唯一被忽视的、遗忘的。
文｜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责任编辑｜李慕琰
“何为我犯下的恶行？/引诱者，罪犯——我让整个世界/渴慕我那可怜的小女孩，/就给我这样的称谓？”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他的俄文诗《何为恶行》里这样写道。
在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王宫饭店，纳博科夫和他的妻子薇拉一住就是十几年。他喜欢在卡片上写作，之后再誊抄、扩写、重组，直到这些卡片变成他的小说。《巴黎评论》的编辑来访时，发现纳博科夫的英语带有夸张的剑桥口音，偶尔夹杂些许俄语发音。杂物间里放着土耳其语和日语版的《洛丽塔》。
他的名字永远跟小说《洛丽塔》连结在一起。自从1955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在全世界卖出了超过六千万册。有时候，《洛丽塔》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样，被视为20世纪的文学经典，当然，它远没有前者晦涩，也没有后者冗长。它们都用诗一样的语言重新定义小说，但显然，《洛丽塔》是最为“成功”的。纳博科夫出生成长于俄国，在美国以炫技的英语写出这部作品，最后，用它的版税在永久中立国瑞士的酒店度过余生。
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是一位生活在纽约的记者和犯罪题材专栏作家，她想跟纳博科夫来一场对质，问他：《洛丽塔》的原型，是不是1948年那个11岁的女孩萨莉·霍纳（Sally Horner）？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萨莉被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诱拐、强奸、精神控制，长达21个月。男人自称是FBI探员，带她躲躲藏藏，扮演她的父亲，横穿整个美国。
当然，纳博科夫不可能再回答，他已于1977年去世。1985年，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家乡圣彼得堡，他的故居被改造为纳博科夫博物馆，然而数年前，博物馆的外墙被不明身份的破坏者涂上了“恋童癖”几个字，馆内工作人员还收到了恐吓信。
2024年6月，魏恩曼花费数年采访和查找资料写成的《洛丽塔原型》（The Real Lolita），出版了中译本。她和很多人聊起《洛丽塔》，有人说这是自己最爱的小说（或之一），有人从没读过却发表意见，有人对这本书深恶痛绝，有人根本不屑于读它。没有任何人持中立态度。但当她问到萨莉·霍纳的真实事件，却没人知道。
魏恩曼想通过真实的洛丽塔，来“审判”小说《洛丽塔》。“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或许也可以说，这是纪实与虚构、新闻与文学之间，一场特殊的竞赛。
如何阅读《洛丽塔》
“在如今重视受害者声音的时代里，那当然是个问题”
魏恩曼在16岁那年第一次读《洛丽塔》，她意识到纳博科夫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小说的叙述者是不可靠的，读者必须时刻加以怀疑。“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短短几句话，顺着魏恩曼年轻的脊椎呼啸而过。她感到不舒服，却又臣服于亨伯特·亨伯特的话语。亨伯特想让读者知道的“真相”，与读者的怀疑相互对抗。
纳博科夫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曾担任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俄国司法部长，他从小通晓俄语、英语和法语。俄国革命后，纳博科夫一家开始了流亡生涯。
留学生斯蒂芬（Stephen Nashef）刚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像纳博科夫一样，斯蒂芬也擅长使用外语，他用中文写了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还经常从事中英之间的文学翻译。斯蒂芬成长于英国剑桥附近的一个小镇，而剑桥三一学院，正是纳博科夫求学的地方。
15岁时，斯蒂芬第一次读《洛丽塔》，主要是觉得题材刺激，但很快就把内容忘了。二十多岁时，斯蒂芬决定重读一遍，因为他在一篇访谈里读到，纳博科夫说这部小说是受世界上第一只会画画的猩猩启发，它画下了自己笼子的栅栏。斯蒂芬意识到，他需要从文学的角度重新理解《洛丽塔》。
在英语世界，“纳博科夫是几乎广受赞誉的作家，我认识的人都喜欢他的写作，尤其是他的文笔和幽默，”斯蒂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洛丽塔》是最具争议的作品，因为题材的确涉及各种伦理问题，故事不是从洛丽塔的角度讲的，她作为人物似乎更多地是用来探索亨伯特心理状态的工具而已，而在如今重视受害者声音的时代里，那当然是个问题。”
纳博科夫喜欢托尔斯泰，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嗤之以鼻。在斯蒂芬看来，原因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很深，不只是基督教信仰，而是他对某种“真理”的坚信。但纳博科夫对于在作品中挖掘真理持怀疑态度，他在表象中嬉戏。
斯蒂芬认为，虽然纳博科夫的小说一般使用第一人称，但主人公往往不自觉地流露自己的可悲、可笑、可怜或可恶，《洛丽塔》正是如此。亨伯特的风趣和文采让他有一定的魅力，但是随着故事的进展，魅力背后的龌龊逐渐显现。“于是，纳博科夫的猩猩故事可能不只是玩笑。人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其实是笼子的栅栏，把我们困住了。而纳博科夫对给我们看笼子的存在感兴趣，而并不想讲什么‘真相’。这是非常绝望的世界观，但对他来说，这种有趣的绝望远好于相信什么理念。”斯蒂芬说。
和斯蒂芬的人生弧线相反，周昊在国内读完汉语言文学的本科后，去美国留学，改学法律。如今，繁忙的律师工作之余，他还在写小说，做翻译。周昊也在高中时第一次读《洛丽塔》，“那时互联网很开放，各种信息都涌进来，‘正太’‘萝莉’这些词开始流行”，周昊从同学那里听说了《洛丽塔》，买回来读主要是出于猎奇。“跟看《金瓶梅》类似的心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后来周昊读了《洛丽塔》的英文原版，最大的震撼是它的语言。周昊觉得中文版翻译这种书，往往会采取比较温和的译法，有时会失真，而原文是一种极为俏皮、19世纪英国文学的调调，又夹杂着欧陆风情，经常穿插法语和欧洲童年生活的回忆，用于和贫瘠的美国风土人情做对比。
“那是虽然病态但饱含情感的语言，他用的词汇可以说比同时代的美国文学家难很多。同时《洛丽塔》又成了标准的美国文学，很多当代美国作家都说自己受到了他的影响，甚至在大学里上过纳博科夫的课。”周昊说。现在周昊看的书至少一半是英文的，但重读《洛丽塔》还是觉得吃力。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读《洛丽塔》，则是另一番景致。1995年，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辞去教职后，挑选了7个最优秀用功的女生，每周四早上来她家讨论文学。在私人住所男女一起上课风险太大，即便只是讲小说。德黑兰的多数外语书店，要么关门，要么只能仰赖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库存，弄到《洛丽塔》这样的书就更不容易了。纳菲西和两个学生腿上摊着书，其他人看的都是厚厚一叠复印件。女孩们围坐在玻璃铁桌前，餐厅的镜子里，映照着11月的红黄树叶阴冷潮湿的影像。
纳菲西把这段经历写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这本书。她们共读纳博科夫的小说，最受震撼的是，洛丽塔竟以亨伯特造物的形象呈现出来，亨伯特把洛丽塔“唯我化”，为了重新创造她，必须抹去她真实的过去，用自己的版本取代。
她们发现，“在某一方面，伊朗的真实过去在窃据者的眼中仿佛不存在，就像洛丽塔真实的身世在亨伯特看来已幻化于无形。洛丽塔的身世、欲望和生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在亨伯特渴望将一个十二岁的野丫头变成情妇的妄想面前，必须黯然失色”。
萨莉，被偷走的11岁女孩
这些报纸的读者会更快地抛弃她，遗忘她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也给魏恩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指出洛丽塔是双重层面上的受害者，不但被夺去了整个人生，也被剥夺了她一生的故事。但魏恩曼在《洛丽塔原型》里想做的，是另一项工作：她要向大家讲述真实世界里萨莉·霍纳的故事，并且像破案一样，去证明这件当年被广为报道的罪案，正是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最重要的原型。
拐走萨莉的男人弗兰克·拉萨尔是一个惯犯，有过几段婚姻，40多岁时与一个18岁的女孩结婚，随后又诱奸了多名未满15岁的少女。在1940年代的美国，与15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即使并非强迫，也会被定罪为“法定强奸”。然而，对这项犯罪的处罚之轻令人咋舌，拉萨尔“法定强奸”了5名女孩，被告发后却仅仅被判处两年半监禁，并且在14个月后就获得假释。
拉萨尔的形象，与小说《洛丽塔》里的亨伯特相去甚远，他不是“迷人”的教授，没有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在费城做过汽修工，因为使用一张110美元的假支票，被当场发现，判处了欺诈取财罪。年轻的妻子多萝尔与他离婚，独自抚养刚出生的女儿。拉萨尔文化程度不高，但经常在狱中写信。看上去，他很善于来回使用恐吓和花言巧语，他生活在谎言里，经常改换名字，有时候，他似乎会把自己编织的谎话当成真的。
魏恩曼详细考察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背景。那是一个欣欣向荣，到处都是“流动人口”，都是喧哗和躁动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媒体过分发达的时代。
萨莉的母亲埃拉与她的父亲的每次约会和互访，都登上了当地的社区报。萨莉父亲的工作是开起重机，他经常酗酒，对妻子家暴，几年之后夫妻二人分居，他失业，居无定所，在萨莉不满6岁时上吊自杀了。母亲埃拉孑然一身，做裁缝养家糊口，十分拮据。
萨莉是在一家小商店遇到的拉萨尔。拉萨尔刚出狱不久，萨莉那天则在学校一个女生小团体的怂恿下，去偷一个五美分的笔记本，证明自己的胆量。萨莉趁人不备，把笔记本塞进包里就往外走，店员没有发现，却被路过的拉萨尔逮个正着。很可能，这正是他寻找“猎物”的方式。
“我是FBI探员，你被逮捕了。”拉萨尔抓住萨莉的手，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目光锐利，身形瘦长，戴着一顶宽檐绅士帽。而萨莉只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她僵在原地，吓哭了。
拉萨尔说要把她关进少管所，但他是一个仁慈的FBI探员，所以网开一面，但是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他身边汇报。在萨莉看来，这是一次缓刑，几个月后，再次在街上遇到拉萨尔时，她才刚满11岁。拉萨尔让她对母亲撒谎，说自己是她同学的父亲，要带她去海边的大西洋城玩几天。埃拉没钱带孩子出去旅游，甚至萨莉出去几天还能减轻一些家里的开销，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女儿送到了巴士站。
然而等待埃拉的，却是萨莉长达21个月杳无音信。拉萨尔带着萨莉在巴尔的摩生活了大半年，甚至真的像个父亲一样，把她送去天主教学校读书。然后为了躲避追捕，又带她跨越半个美国，来到达拉斯的拖车营地生活。最后，他们继续向西，抵达加州的圣何塞。
有一次，萨莉对一个要好的同学袒露秘密，自己跟“父亲”有过性行为。同学告诉她这是不对的，应该马上停止这么做。萨莉终于在加州向邻居阿姨和盘托出了两年来她的遭遇，她想回家，回新泽西，回到妈妈身边。于是，邻居协助她拨响了求救的电话。
加州警方和真正的FBI很快行动起来，以拐骗和绑架罪抓捕了拉萨尔，从加利福尼亚把他“引渡”回新泽西，坐火车花了两天两夜。费城和新泽西卡姆登当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起案件。拉萨尔带萨莉流窜的近两年时间里，在邻居眼中，他们是一对正常的父女，萨莉穿着干净的衣服，上学、回家。确切地说，拉萨尔不是通过虐待，而是通过精神控制，掌控了这个孩子。
拉萨尔对罪行供认不讳，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服刑十几年后，在狱中病逝。然而，他虽然没有亨伯特织锦般秀丽的辞章，却多次企图翻供、上诉，声称他就是萨莉的父亲，许多邻居可以为他证明。
跟随警察坐飞机回到家乡，是萨莉的第一次空中飞行，在芝加哥上空的颠簸中，她呕吐不止。一下舷梯，无数摄影记者就包围了她，她受到的媒体的暴力，不仅是这雷电般的闪光灯，还有对她没有隐去姓名的连续报道。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情她。就像《洛丽塔》的读者会被这个“刺激”的题材吸引，萨莉案的报纸读者也一样。只是，与《洛丽塔》的读者不同，这些报纸的读者会更快地抛弃她、遗忘她。
警察曾建议埃拉，让她们一家人改掉名字，换个城市生活。但穷人没有这样做的权利。萨莉回到了当地的一家中学读书。她才13岁，几乎所有同学都知道她的经历，孤立她，在背后议论她，把她视为一个早熟的荡妇。
萨莉想忘掉这场噩梦，像一个普通的少女一样，去生活，去恋爱。15岁那年暑假，她初中毕业，爱上了一个大她几岁的英俊男孩贝克。但他们的浪漫故事还没开始，悲剧便降临了。男孩在夜间开车，萨莉坐在副驾驶位，高速行驶的小汽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货车，萨莉当场死亡。她被撞得血肉模糊，萨莉的肉身像她的遭遇一样，在这个夜晚骤然分崩离析。
能否为一部小说的来源“破案”
她仍然认为，文学的华彩无法消解现实的公义
纪念萨莉是一回事，证明萨莉就是《洛丽塔》的原型要困难得多。而在纳博科夫缺席的情况下，指控他挪用了萨莉的案件却拒不承认，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萨莉的遭遇与小说《洛丽塔》相似的地方，包括事件发生的年代——1940年代末，横穿美国的旅行，拉萨尔假扮萨莉的父亲——小说中亨伯特是洛丽塔的继父，以及通过打电话改变事件的走向。但两者不相似的地方显然更多。
毫无疑问，纳博科夫知道关于萨莉的报道，根据魏恩曼的研究，纳博科夫在1952年为创作《洛丽塔》写的一张便签卡上，记录了萨莉的死讯，“1950年获救后，她讲述了整整21个月以来，自己随52岁的弗兰克·拉萨尔横越全国的奴隶般悲惨的经历”。纳博科夫甚至在小说中提到了萨莉，只是在《洛丽塔》百科全书般的丰富信息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一笔带过”。
早在1963年，就有一个名叫韦尔德的年轻记者，在杂志撰文指出，萨莉是《洛丽塔》的原型，但并未引起多少反响。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在瑞士写信回应说：“在写作《洛丽塔》时，他研究了海量的个体案例（所谓‘真实’故事），其中许多都与《洛丽塔》的情节有关联，它们对小说的影响要远甚于韦尔德先生提到的那桩罪案。后者在书里也有提及，但并不是作品的灵感来源。我丈夫不理解，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绑架强奸案’究竟如何能解释一部‘虚构出来的作品’。”
魏恩曼并不认可薇拉当年的这则回复。薇拉一方面承认纳博科夫研究过海量的真实故事，一方面又独独否认萨莉事件是灵感来源，在魏恩曼看来，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就像吵架时提高声量压过对方。
魏恩曼注意到，纳博科夫在整个写作生涯反复涉及“年轻女孩与老男人的禁忌关系”这一命题。但她毕竟也是文学的内行，她知道不能因此就给纳博科夫“定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纳博科夫有相关的亲身经历，也没有读者会愚蠢到，认为一个作家能生动地刻画罪犯，便有犯罪的经验和嫌疑。
亚马逊网站《洛丽塔原型》这本书的评论里，有国外的网友说，它抛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解答一样多。
周昊并不赞同为小说找原型的做法。他曾因为喜欢《挪威的森林》，跑去村上春树大学时的宿舍转了一圈，结果发现跟书里的描写有些“出入”，再看书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把“原型”带入，结果造成了混乱。“有些场景感觉就在我本来的想象和我所见的实景之间割裂开了，难以缝合。”周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疯狂（也有一千种哈姆雷特）。和法律不同的是，道德准绳是高度地域化以及个人化的，在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看来符合道德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地方（极可能）完全不符合道德（甚至是犯罪）。人类之间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其实少得可怜，法律只能说是在某个地区里人们所能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即便我也是个在灿烂星空之外拥有道德准绳的人，但我不太轻易公开地用这个来判断别人、别国或者别的宗教。”谈到《洛丽塔》的道德争议，周昊说，“我觉得，只要一本书能合法出版出来，那么就没有必要用道德的方式去要挟禁止，这样做的惨痛后果，其实《洛丽塔》这本书本身就是最好的佐证——这本来可能是一本属于俄罗斯民族续写伟大俄国文学传统的书，现在则成了美国文学浓墨重彩的一章。”纳博科夫当然知道，如果留在苏联，他不可能这样写作。
在斯蒂芬看来，考察人物原型对理解纳博科夫的作品意义不大，纳博科夫的文学与“真相”无关，它就是想要否认“真相”的存在。但“洛丽塔”是一种大于纳博科夫及其写作的文化现象，如今对受害者，尤其对萨莉这样的性侵受害者的声音和“真实故事”的关注，是有意义的。
柯倩婷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也长期关注女性议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萨拉·魏恩曼这本书，研究年长者对年轻者的性骚扰、性侵害，她意识到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化上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恋童癖’，但事实上，这里面更重要的可能不是一种心理机制，而是一种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它要连接着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魏恩曼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她并不是要反对《洛丽塔》的叙述方式，而是通过唤醒“沉睡”已久的萨莉，来改变人们阅读《洛丽塔》的视角。她仍然认为，文学的华彩无法消解现实的公义，对萨莉来说，“一部兼具讽刺与悲伤的经典小说赋予了她永恒的生命，同时也永远地禁锢了她”。
文学的，太文学的
“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为了写出《洛丽塔》，纳博科夫殚精竭虑。当他终于完成，却发现日益对它失去控制。美国没人敢出这本书，怕承担法律风险。拖了一年多，纳博科夫只好把版权签给了法国奥林匹亚出版社，他们出的大都是色情作品，但其中也不乏《O的故事》以及亨利·米勒的小说。人们争相进购《洛丽塔》，再偷运到美国“出口转内销”。
1958年夏天，《洛丽塔》写完近五年后，终于在美国出版，纳博科夫夫妇为了纾解紧张情绪，驱车去遥远的西部山区捕捉蝴蝶，一路开了足足八千英里。现象级的畅销在预料之中。《纽约时报》的书评也居功至伟，表示它并无色情意味，而是“准确、直观地展现了欲望所带来的后果”“很少有一本书能像它这样有效地扑灭读者的爱欲之火”。
《洛丽塔》不仅是普通的畅销书，它成了全球性的文化现象。魏恩曼看出了其中的吊诡，“将有一代代读者受到亨伯特·亨伯特的蒙骗，忘记了多洛蕾丝·黑兹是受害者而非诱惑者”。
大导演库布里克拿到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但电影显然输给了小说，在大银幕上，它只是一个犯禁的情节剧。为了过审，库布里克不能真的找一个12岁的女演员，但14岁的苏·莱恩（Sue Lyon）在片场仍然吸引了大批狗仔。纳博科夫亲自改编的剧本被大幅改动，但他是唯一的署名编剧，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卷入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长期争论。然而，辩论席的双方可能都错了。保守主义的一边想为艺术划定禁区，以为无视某些现实，就万事大吉；自由主义的一边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整个社会的“厌女”文化尚未改变之前，天平一开始就严重失衡。
衍生之作层出不穷，一本叫《洛丽塔情结》（The Lolita Complex）的书，写得粗制滥造，自称以“历史案例、专业意见、法庭档案、采访以及警方记录”为参考，“调查显示生活中洛丽塔和亨伯特们的行为，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见解”。作者特雷纳接着又写了一本续作《男洛丽塔》，仍旧以编造的历史案例为主体，转而关注处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年轻男性。《洛丽塔情结》被译为日文后，催生了大批漫画和动画，形成了所谓“萝莉控”（lolicon）分类的作品。
1997年，《洛丽塔》再次被改编为电影，不同于库布里克版的黑白影像，这次是彩色的，但观众反响平平。电影《洛丽塔》的港台译名《一树梨花压海棠》，也充满了情色和猎奇意味。它的出处来源于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七“王宠”条中所载，浙人嘲老来纳妾者的诗句：“二八佳人七九郎，婚姻何故不相当。红绡帐里求欢处，一朵梨花压海棠。”
2024年7月，天津某公司制作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有声书，部分内容使用了类似AV的背景音，引起了网友的极大愤慨。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几乎是从洛丽塔的角度，把故事重新讲述了一遍。房思琪一度以为，与中年语文老师李国华之间是爱情，性是对爱情必要的牺牲，当她意识到这是陷阱和谎言，想要控诉时，却发现社会在以共谋的方式掩护罪犯。
作家林奕含提出了问题：“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她的意思是，“美”与“真”和“善”从来就不是统一的，甚至经常会发生背离。如果简单地相信美的东西一定是真的、善的，往往会被更深地伤害。
文学又如何自辩？同样在2024年7月，加拿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去世两个月后，她的小女儿安德丽娜·斯金纳（Andrea Skinner）对《多伦多星报》披露，自己在童年时曾遭继父侵犯，母亲对此知情，却仍然选择与继父共同生活。
“我不想再看到任何采访、传记或活动不提及我所经历的现实，也忽视我母亲面对真相时选择保护施虐者的事实。”斯金纳表示，“希望我的故事也能成为人们讲述我母亲故事的一部分。”
1976年，五十多岁的继父爬上了她的床，对9岁的她进行了侵犯。斯金纳把这个秘密隐藏了16年，直到1992年才向母亲门罗写信袒露，“我的一生都在恐惧你会责怪这一切”。但门罗什么也没做。
不管萨莉是不是《洛丽塔》的原型，她都不是唯一被忽视的、遗忘的。
“现在她可以成为叙述的中心”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洛丽塔》的主要问题是隐藏原型的不诚实，还是邪恶的放大？
萨拉·魏恩曼：主要问题是双方面的：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中深挖了真实绑架案受害者莎莉·霍纳的故事，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当然也确实如此——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受害者的家人仍然受到影响。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却在这部难度极大的小说中隐藏了自己的道德愤怒，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仍有太多的人将其误解为 “爱情悲剧故事”，而这肯定不是。
南方周末：《洛丽塔》是以男性视角讲述的，亨伯特·亨伯特以一种示弱的方式定义自己，把少女描述成一个早熟的诱惑者，而你想从少女的视角讲述故事，揭示萨莉·霍纳受到的巨大伤害以及她周围的人对这种伤害的漠不关心。这种视角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对纳博科夫的反对吗？
萨拉·魏恩曼：更多的是它使叙事复杂化了。我总是把落脚点放在背景化上，而非废除（小说的）叙述，阅读《洛丽塔》时了解萨莉·霍纳的遭遇会让阅读更加丰富。
南方周末：2021年，雷德利·斯科特有一部电影《最后的决斗》，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视角，三次讲述了同一个故事。最后，观众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父权文化中，男性是受益者，却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女作家的性别位置对你意味着什么？
萨拉·魏恩曼：这意味着更多更好的故事和视角。非常多的女性和女孩，无论是作家还是其他身份，都被忽略、忽视和抹杀了。现在是提升她们的作品、生活和声音的时候了。
南方周末：你是否担心在纳博科夫去世后审判他和他沉默的作品，会把他的小说简化？
萨拉·魏恩曼：不会，同样的道理，提出关于艺术与艺术家分离的一般性问题也没有实际意义。读者可以自由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读或不读。但有更多的信息和背景总是更好的。
南方周末：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进步主义者以反对压迫为名追求性解放，包括所谓要捍卫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你认为《洛丽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毕竟，《洛丽塔》作为一本超级畅销书，伴随着它的争议和被禁，早已卷入了这段历史。
萨拉·魏恩曼：人们将洛丽塔理解为“诱惑者”，而没有看到小说的中心是一个12岁的女孩，她受到虐待和忽视，她的声音和故事基本上被抹去了。文化继续抹杀她。1962年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拍摄的电影在现实生活中也抹杀了她，因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詹姆斯·B·哈里斯（James B. Harris）据称对其少女明星苏·莱恩做了一些事情。一本名为《洛丽塔情结》的书帮助延续了这种诱惑的观念，却没有看到实际发生的是虐待。时至今日，人们仍能感受到这种影响。
南方周末：今天的女性主义者意识到，仅仅以反压迫的名义追求性解放，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压迫。你认为应该如何重新划分保护与自主、限制与自由之间的界限？
萨拉·魏恩曼：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身体的自主和同意应该是一切的重中之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正在发生基本宪法权利的倒退，尤其是那些针对女性的权利（比如堕胎）。
南方周末：显然，“洛丽塔”黑兹是一个虚构人物，而萨莉·霍纳是真实的人。你认为非虚构作家的目标与小说家有何不同？
萨拉·魏恩曼：小说家通过虚构来讲述基本的情感真相，而非虚构作家则将真相加工成连贯的叙事。例如，我使用小说的技巧来塑造我笔下的萨莉·霍纳。但即使是我的尝试，也无法完全把握她的为人和生活，我只能尽力而为。
南方周末：是否可以这样说，非虚构作家有更强的道德使命感，而人们已经很少能从道德的角度来要求小说家了？
萨拉·魏恩曼：小说家可以有超绝的道德视角也可以没有，非虚构作家也是一样，关键在于出版的书想要做什么，要理解它的目的，并加以诠释。
南方周末：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门罗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她的女儿指出，门罗在得知她的第二任丈夫性侵她年幼的女儿后，几乎什么都没做。你对此有何评价？
萨拉·魏恩曼：斯金纳勇敢地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显然，这将永远改变我们阅读爱丽丝·门罗的方式。生命中的许多成年人都让斯金纳失望了，现在她可以成为叙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