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范若溪
1847年，清代君子梁章钜在归隐田园的生活中，迎来了他人生的第73个重阳节。
梁章钜中过进士，做过巡抚，救济过数十万难民，更查禁过鸦片，抗击过英军。然而这个重阳节对一生传奇的他而言，却平凡而有趣：他本打算重阳登高游览平山堂，却因一场雨无奈作罢，转而闭门在家，与家人煮酒吃蟹，听孙子背诵杜甫吟咏重阳的诗句。也许是因蟹美酒香，梁章钜还诗兴大发，挥笔写下诗句：“茱萸酒熟霜螯美，何必相寻落帽人。”这是明清时代重阳节生活的一道缩影。《明会典》记载，在重阳节来临时，“俱于奉天门，通赐百官宴”；而在清代，重阳节已成为国家六大年节之一，人们往往在重阳日庆祝丰收，出游辞青，与友人把酒酬唱。正如梁章钜在笔记《浪迹丛谈》中所写：“回忆仕宦中外数十年，遇重阳日，无有不出游者。或作宾，或作主，或盛集，或独游，或有诗，或无诗。”双九、丰收、辞青与君子交游，构成了重阳节文化的四个侧面，从古至今，在九月九日的一场场欢庆与吟诵中，我们亦能窥得中国文化与君子品格的真意。南朝《续齐谐记》载，汝南人桓景得人指点，在九月九日将茱萸放入红嚢，系在臂上，登高饮酒，得以避开一场灾祸，这被认为是重阳节部分风俗的起源。然而在此之前，“重阳”一词早已出现。屈原《远游》中便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以“重阳”指代天上宫阙的所在。而在汉代，重阳节已成为较为普及的节日，其诞生来自人们对数字九的尊崇。古代认为，九是最大的数字，《周易》以九为阳数之极；天的至高处，被称为“九天”。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当一件事物到达极致后，通往更高境界的质变便随之产生，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九，阳之变也。”而《尚书》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也将九作为天人沟通的临界。因此，重阳节作为一年里唯一的“重九”（九月九日），自汉代以来便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不仅承载着避灾祈福的年节功能，也承载着人类对“高”与“极”的突破，其登高饮酒、赏菊食糕的风尚，亦与君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境界追求，相互呼应。古人素来以糕喻“高”，随着制糖工艺的发展，宋代重阳节出现了一种以糖与蜜调和粉面，掺入松子、石榴子、银杏等果实，捏成狮子，并插上小彩旗的节庆糕点，名为“狮蛮糕”。《梦粱录》载，此糕专门“供衬进酒，以应节序”。饮酒也是重阳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贵州通志》载，古代遵义地区在九月九日，要蒸煮当地特产的谷物酿酒，谓之“重阳酒”，在当年重阳酿制，在次年重阳饮用，“味绝香”。至此，我们可以拼出一幅宋代以来的重阳节风俗全貌：秋意深浓，天气晴爽，亲友佩戴茱萸，相约登高赏菊。一年的好光景被酿入一坛琼浆，以糕佐酒，甜美与浓醇，便是重阳日的味觉体验。而在重阳把酒的风尚背后，是一场场粮食丰收的盛景。如果说酒与糕点是宋代人对重阳的舌尖记忆，那么赤水之畔，高粱红遍，就是遵义酿酒人对重阳的视觉印象。在重阳节，丰收是重要的节庆元素。《礼记》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与重阳节十分接近的秋尝之祭，便是古代最重要的丰收庆典，在秋尝时，人们往往以酒敬神，祈求丰收——一方面因酒有沟通天人之意，另一方面，也因为酿酒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粮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酒就意味着丰收的年景。赤水河畔的红缨子糯高粱，因其颗粒小，饱满，呈酱红色，当地人都称其为“沙”。在赤水河畔的鰼部酒谷，丰收与酒的联结更为具象。当重阳来临之际，恰逢当地特产红缨子糯高粱丰收之时，艳红的高粱穗如君子般谦逊垂首，而藏在鲜艳外皮中的果实则饱满坚实，如玻璃般细腻剔透，其支链淀粉含量达90%以上，且富含单宁等风味物质，是酿造酱香型白酒的不二之选。令高粱飞扬而起的，是中国传统酱香型白酒产业一年一度的“重阳下沙”：每当农历九月九，酿酒人便会将成熟得正好的红缨子糯高粱采收、打碎、堆积，浇上热水，并用铲子将高粱颗粒与热水充分拌匀，令粮食吃水，称为“润粮”。由于水温易冷，润粮的时限很短，需要工人不停地快速翻造，极其耗费体力。在酱香白酒核心产地——赤水河中游的鰼部酒谷，每一粒高粱在入窖池发酵前，都曾经历过这场争分夺秒的“润粮大战”，但无论任务多重，时间多急，匠人们依旧恪守着君子之诚，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操作，令每一颗粮食都得以充分滋润。酱酒酿造的“一年之计”在于重阳，这是最辛苦的时节，也是最能彰显劳动之美的时刻。习酒厂房里，蒸腾的白雾间，酱红色的粮堆如古画中被重阳秋色染红的山峦。上下翻飞的铲子，与粮食在空中合舞，应和着工人们整齐洪亮的号子。力与美间，丰收的粮食将成为微生物的温床，迎接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创造出味觉的奇迹。晾堂上铁锨翻转、红粮飞舞、水汽蒸腾、粮香扑鼻，是独属于重阳的生产景象。如果说高粱丰收为重阳下沙提供了酿酒的粮食原料，那么气候与水土的改变，则为下沙提供了特定的自然条件。中国的传统节日往往与时序紧密联系。重阳节与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相邻，水露更凉，秋意渐浓，水土与气候的微妙变化正在悄然发生。盛夏以来的葱郁青碧，将彻底转向金红橙黄，完成着一场自然色彩的“交接典礼”。《帝京岁时纪胜》载，重阳节时，人们往往“结伴呼从，于西山一带看红叶”，或者“治肴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被称为“辞青”——辞别青枝，迎来红叶，古人与自然仿佛君子之交，一杯酒，一点头，便是又一个金秋。秋凉不仅为植物披上了浓艳的色彩，也为赤水河畔的酱酒酿造提供了条件。鰼部酒谷因其炎热、湿润、少风等特点，天然适合微生物菌群生存，而在重阳时节，高营养高温时期结束，气温与湿度下降，人工发酵能够更好地选择、控制酿酒微生物的繁衍。在发酵过程中，产香的细菌、产酒的酵母与糖化的霉菌此消彼长，其代谢时产生的风味物质，成就了习酒酱香天骄的“风味灵魂”。当红叶如火之时，赤水河却褪去了赤红的色彩。在夏季，赤水河水流湍急，水中挟带的大量泥沙将河水染成赤红色，赤水河也因此得名；而当重阳到来时，丰水期结束，赤红的泥沙向下沉淀，再经由岩石重重过滤，河水变得如月光般澄澈透明，用来酿酒最为适合。正如遵义一带的民谣所唱：“九月九，是重阳，重阳酿酒香满江。九月九，下河挑水煮新酒。”于是在重阳这天，火红的高粱颗粒将邂逅澄澈的赤水河水，酿酒微生物在鰼部酒谷生生不息，这一切都会为赤水河畔酱酒的下沙工序提供难以复制的自然条件，也令重阳成为了赤水河畔匠人酿酒的关键时节。习酒特级酿造师罗安学，在31年的制酒生涯中，几乎每天都与红粮相伴。如今的他对制酒如数家珍，仿佛行走的“发酵检测仪器”——只需将手伸进粮醅，便可检查温度；只需搓一搓，便能知晓粮醅是否结团；只需闻一闻，就能精准判定发酵程度。出生在赤水河畔的特级酿造师吴师，酿酒生涯也是从制酒车间开始，为了确保红粮的安全，吴师甘愿自带被褥，席地而卧，守住了如山的粮食，也守住了习酒的质量关。正是依托于习酒人专业、赤诚、遵循古法又不断创新的君子品格，习酒才得以不断突破，向酱酒更高境界发起挑战。“九”寓意“友情长存”，因此自古风流人物，往往在重阳节与好友一聚，饮酒酬唱。曹魏时期，曹丕便曾在重阳日写信给钟繇：“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若论君子之交，“白衣送酒”典故不可不提。檀道鸾《续晋阳秋》载：晋代隐士陶渊明爱酒如命，在重阳节却苦于家贫无酒，只得摘下一把菊花，坐在花旁发呆。不久见到有白衣小吏携酒到来，一问才知，竟是好友刺史王弘派来送酒的。于是陶渊明当场酌酒而饮，兴尽自归。两个好友未见一面，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然而重阳日心念友人馋酒，特意遣人相送，此等友情，又何尝不像美酒般醇厚暖人？重阳登高，也与君子高远志向相互呼应。颜渊曾感叹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所谓君子风骨，便是不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身，穷尽一生追寻高远的志向，攀登内心的高峰。而当重阳日登临高处，秋空长阔，视野宽广，君子心胸随之明朗，凌云远志也为之一壮。诞生自赤水河畔的习酒，有着君子不断攀登高处的壮志。习酒承继古法，通过不断学习、研究与创新，严格遵循“1个周期，2次投粮，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的“12987”酱酒酿造工艺。在贵州习酒2025年度生产·质量大会上，这种向高处的攀登有了新的表达——大会现场发布了《习酒质量技术手册》，这标志着习酒已经形成了特色酿造工艺体系和特色质量技术体系。这是习酒对自身的刚性约束，更是对消费者的品质承诺。扬雄在《太玄经》中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观点：“玄生万物，九九归一。”九是一切的终极，也是一切的初始。从明代万历年间的殷姓白酒作坊，到如今享誉全国的百亿酒企，习酒在“变”，一代代习酒人的努力与尝试，造就了如今酱香天骄的传奇；习酒也从未改变，无数的热爱、执着、追逐，突破万难的决绝与一丝不苟的严谨，最终九九归一汇聚在了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