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光明正大地生病”：拍下那些不被看见的情绪
▲《是坏情绪啊，没关系》纪录片团队公开招募拍摄对象后，一共收到了1100多份报名信息，许多心理疾病患者渴望被看到。（B站供图）
“你告诉我情绪稳定是一件好事，就是否定我其他不稳定情绪的存在，这是不对的。情绪自由比情绪稳定更重要。”
她意识到，很多人需要把痛苦说出来，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生病了，“只不过现在生病的是情绪，”张晗说，“不是在作，也不是矫情。”
“我在片子里也好，或者我对抗抑郁症的过程也好，都是积极乐观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灵魂，我愿意让大家看到。”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责任编辑｜李慕琰
有一段时间，制片人刘璐的一位朋友仿佛消失了一般。她们关系要好，原本隔一阵就会相约见面，但那时，信息石沉大海，统统没有回应，身边的人都以为她只是工作太忙。直到后来，刘璐才知道，朋友度过了一段那样艰难的时刻：她几乎断掉所有的社交和工作，每天窝在家里，灯也不开，只是睡觉、流泪。她陷入了抑郁。
她在内部策划会上分享了这件事，很多同事说，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原来这个群体这么庞大。”刘璐意识到，“可能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种（人），只不过他隐藏在人群当中。他调整完之后又恢复到人群的连接中，但是他很多时候会消失掉，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世界再产生连接。”
观察到这些之后，刘璐和同事们萌生念头：做一部聚焦心理情绪的纪录片，普适化一点，让大众得以理解。
接到平台制作方提出的这个题材，项目导演张晗很兴奋，“真的看到社会的某一面”。她完全能感同身受，五六年前，她得过产后抑郁。像是温水煮青蛙般，情绪是在孩子的每一次哭声、工作频频碰壁的点滴中累积的。孩子六个月时，张晗的不安全感很强烈，经常思考自己的意义在哪里。
当时由于要照料孩子，她接项目时总会听到对她工作时间和能力的质疑，焦虑如影随形。短短一个月内，张晗体重掉了三十斤。直到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再加上投入新的项目，她才慢慢走了出来。
从2023年10月起，经过近半年的筹备，纪录片的拍摄陆续进行，张晗走进了更多人的心理世界。片名虽被定为《是坏情绪啊，没关系》，但在刘璐看来，情绪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想“拿表象的情绪当一个钩子，让大家理解后面它更复杂的东西”。
她一直不太喜欢“情绪稳定”这个表述，“你告诉我情绪稳定是一件好事，就是否定我其他不稳定情绪的存在，这是不对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情绪自由比情绪稳定更重要。我们希望大家去正视自己的情绪，去接纳它。”
2024年10月，纪录片《是坏情绪啊，没关系》在B站正式上线，拍摄了十一个处于不同心理困境中的人。张晗明白，指望一部纪录片改变社会认知是不现实的，但她还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痛苦，看到这件事情本身是什么样子的”。
“看见，是所有事情的第一步。”她说，这也是拍摄对象，以及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陷入同样漩涡的人所渴望的。
“他们不想一直活在误解里面”
“怎么可能会有人同意你拍摄他这么隐私的部分？”对于这个题材，张晗的第一反应是“难”。一开始，团队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急诊处蹲守，遇到来求诊的患者或家属就上前询问意愿，但99%都遭到拒绝。
患者大约有两类，一类是警察送过来的，一类是自己病情突然发作，有自伤念头，来此寻求帮助。有些患者一看到摄像机就很警觉，以为摄制组是在拍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就报了警。蹲守两周，最终只约到两个人。“大家还是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概念，他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堪的一面。”刘璐说。
可拍摄还得继续。张晗和团队开始通过线上或朋友介绍等方法面向社会招募，没想到，一共收到了1100多份报名信息。张晗发现，邮箱几乎成了大家的树洞：有人将自身经历完完整整地写了下来，也有人在文档里写下一整页“我很痛苦”，或是干脆满篇叹号。
她意识到，很多人需要把痛苦说出来，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生病了，“只不过现在生病的是情绪，”张晗说，“不是在作，也不是矫情。”
李悠扬就是其中之一，她写下长达两万字的自述。21岁的李悠扬是一个脱离学校生活近四年的高中生，从八年前首次被诊断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以来，她一直在与重度抑郁、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等病症缠斗。
看到拍摄的招募信息时，她跃跃欲试。她很想让大家看到、理解这些年她的经历和不易，也想让大众更加了解精神心理问题。担心并非没有，她也想过可能会遭受负面评论，但被看见、被理解的渴望暂时压过了这些顾虑。
这几年的经历像一团乱麻，有时又浑浑噩噩，要捋清是件大工程。李悠扬翻出以前的聊天记录、朋友圈、相册等，边回想边下笔，写着写着便沉浸在里面了。“感受到曾经的那个我自己，像是重新见面。”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她一天写几百字，花了三周才完成。写完的那一刻，她觉得，不管有没有被选上拍摄，记录本身就已经值得。她将长文发给母亲，母亲看完后，发来三条长达五十几秒的语音。李悠扬一点开，全都是哭声。母亲告诉她，好像自己更理解她了。
然而，母亲不愿意李悠扬参加拍摄，担心这会对她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影响未来的求职，母亲的态度来回摇摆。李悠扬试图说服她：周围人可能早已猜到自己有心理疾病，只是表面上不说。
“如果拍了，反倒是我光明正大的，我心里坦荡，不想隐瞒了。”李悠扬说，或许将经历呈现出来，反而可以得到理解。直到摄制组走进家中拍摄，母亲仍在迟疑，她有点恍然：这就开始了？
张晗理解李悠扬母亲的摇摆，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家属的顾虑。还有一部分情况是，有些患者的病痛本就由原生家庭导致，父母不愿意被公开揭短。也有的只是单纯不希望孩子生病这件事被外界知道，有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
而实际上，对患有这些心理疾病的人们来说，“他们不想一直活在误解里面，也想建立跟社会的连接。”刘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李白对这种心态很有发言权。39岁的她从高中时期就有抑郁倾向，这些年断断续续做过心理咨询，三年前被正式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这件事情要被更多的人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是我们在无病呻吟，它是真实存在的。”她说。
摄制组是在李白的社交平台联系到她的。她学绘画，社交平台展示着一幅丰富的生活画卷，她去户外写生、夏天去超市挑西瓜，也有不少篇幅是自陈双相情感障碍的感受。她并不避讳提及自己求医问诊的过程，她已接纳自己真实的一面。看到拍摄邀请的信息时，李白没有犹豫，当场答应下来。
“你毕竟得了一个让人家看不见的病”
李白没有固定工作，约三年前失业后，她就自行接一些绘画订单，也去机构里兼职教画画。她厨艺不错，夏天给人上门做饭，有时也送菜，一般在晚上，送三四个小时，她的电动车刚好能跑这么远。
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前，李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状态不对了。在那之前，她经历了两次裁员，到第三家公司时每天都在担心失业。以下班时间为线，她几乎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人：上班时情绪亢奋，说话飞快，别人无法跟上她的节奏；下班回家又莫名陷入到失落的状态中，总觉得自己没做好，无法入睡，索性起来继续工作。
那时候的她，两三天睡一次是常态。时间久了，身体支撑不住。在某个回家后的晚上，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她说，其实那只是很普通的一天，没有所谓的导火索，可能是情绪已经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个时候唯一能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死”。
幸好，搜索引擎上的热线电话拯救了她，她点进去，跟志愿者聊了很久，在对方的建议下，隔天去了医院。
李白北漂约二十年，吃过不少苦，再往前，学生时代曾经历过校园霸凌。她清楚，自己的确诊不只是因为所谓的裁员、失业，有些情绪早已在悄然间累积。“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只是那一刻爆发了，爆发的是我曾经这二十年所积攒的东西。”她说。
而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试图传达这一点，即很多心理疾病不能简单地归因为某些具体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一定是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张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是不是工作压力啊？”面对母亲在电话里的询问，李白不知道如何解释，是，也不是。母亲还希望她尽量不吃药，慢慢就好了。“她还是会觉得这是一种心情不好。”李白说，病理性的问题并非如此，“没有原因，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来。”她不想让父母担心，只能一带而过。
以往，她处于抑郁情绪时，习惯默默消化。她形容那种无助：“当人陷入到那种黑洞里面的时候是无法跳出来的，我只能被这个黑洞一直吸引着，在里面转啊转。”
这种难以具体归因的抽象表达，常被外界视作无病呻吟。李白有一个关系较好的邻居，他认为情绪问题都是可以控制的，有时会说李白“太闲了”“矫情”，本来可以让自己好起来却不这么做。李白每次听到都觉得烦躁，会当场反驳回去，但有时也觉得无力，“你毕竟得了一个让人家看不见的病，这是他们理解不了的。”
这些年，李悠扬严重时会出现强烈的幻觉，总觉得有个叫“诺德”的人在操控自己的身体。无法控制这些念头时，她曾告诉过父母，父亲说，“你别跟我说，你气我。”母亲则认为这些念头是可控的，一定是她不由自主想了，让她“要想一些光明的东西”“赶紧给它调整过来”。他们并非不关心她，但无法感同身受，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在张晗看来，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家属的心态。他们对疾病认识有限，可能也想不到其他方法来安慰孩子。拍摄团队曾接触过一位医生，对方提到，很多父母其实都有共病焦虑，特别是在孩子发病时，这种焦虑感会非常强烈。不过，这种焦虑又会再次传递到孩子身上。
对李悠扬来说，“别想了”之类的话已经听了无数遍，她产生了抵触心理，“我觉得他在质疑我本身，不是因为这个病导致了我这样，我觉得他们在攻击我自己不够坚强。”她注意到，很多时候，外界一听到心理疾病，就会将矛头指向个人，将“敏感、不坚强”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这让她觉得很难受。
她曾向一个海外归国的男性请教留学事宜，在咖啡厅里，出于信任，李悠扬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并问他外国人对于心理疾病的看法和就医事项。没想到对方完全无法理解，话里话外都在指责她，“别人比你惨多了，你这是条件太好了，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她还被建议，如果在国外病情发作，一定不要让别人看到，要自己克服心魔。李悠扬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应，只能极力控制情绪，直到和对方告别，回到车上，才放声痛哭。
“这是巨大的羞耻”
李悠扬没有放弃高考，大多数时候都在家里学习。为了不让老人担心，家人一直对外公外婆隐瞒她的病情。她记得有一回，亲戚们在她家聚餐，想拍个合照给她的外公看。按常态，那一天她本该在学校上课，为了不让外公起疑，李悠扬走到一旁，没有出现在镜头里。现在回想起来，她依然觉得难受。
“我也很想光明正大地生病，但是生的是这种病。”李悠扬无奈地说。她和外公外婆很亲近，但直到外婆去世，李悠扬也没告诉过她自己的病情。她感到矛盾，有时实在不想对最亲的人还要隐瞒，而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
“想亲近，又不敢亲近的那种感觉。”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病耻感太强了，我不敢说出口，我只有伪装，伪装成我在正常上学，过正常人的生活。”平日里，李悠扬尽量避免在上学时间出门，担心邻居发问，偶尔碰见了，就以“今天请假”等理由搪塞过去，“确实挺不光彩的”。
有一次，她病情发作，整个人失控地站在几个高叠的凳子上，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胸椎骨折。除了父母，她对外统一宣称是意外摔伤。亲朋好友来医院看望，她觉得宽慰又落寞，原来骨折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鼓励。“我落差挺大的，我觉得生这个病比骨折痛苦得多。”她说。
这样的隐瞒，李白也经历过。她看起来性情洒脱，剃着极具个性的小平头，即使聊到确诊过程也是笑着说的。尽管她勇于在社交平台上谈论病情，对负面评论显得不在乎，“谁能审判得了我呀？”但是，她也有过难以启齿的部分。
2023年有一段时间，她不受控地开始暴食，“就像一个野兽一样”。每天晚上点五六个外卖，吃了吐，吐了再吃，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才去睡觉。那段时间，她的扁桃体一直发肿，嗓子也哑了，口腔里满是溃疡。
她下意识地瞒着所有人，并陷入无尽的自责中，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有时跟朋友出去吃火锅，她吃着吃着就忍不住去洗手间里呕吐，吐完整个眼睛发红，嗓音也堵着。她怕朋友发现端倪，会用清水洗一下脸，再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继续拿起筷子。
偶尔有朋友来家里聚会，她会在洗手间里一边吐，一边摁住冲水按钮，借此掩盖声音。“我觉得这是巨大的羞耻。”她说。张晗观察到，几乎每个心理疾病患者都会有病耻感，“因为本身她感受到社会上对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友善，这种病耻感自然而然就会潜移默化，（而且）是一直伴随着的。”
2023年元旦，李悠扬在一次家庭聚会中终于忍不住将生病的事情告诉外公，她忘了当时开口的契机，只记得情绪一直低落，不愿再隐瞒了。全家人都哭了，外公特别心疼，之后还发了一大段话来安慰和鼓励她。
参与纪录片的拍摄也被李悠扬视作试图摆脱病耻感的一种方式。同时，她也感受到自己的矛盾，仍有一些不自觉想回避的时刻。比如，在拍摄过程中，她吃药时会避开旁人，如果镜头对准她，她会吞咽得比平时更快。
她确实已经尽力在克服了。纪录片推出后，李悠扬鼓起勇气将相关信息发在朋友圈，也主动发给了几个朋友、老师，她很希望大家看完能理解她经历了什么，说上一句“你太棒了”。
有个朋友看完，凌晨给她发来了一封长信鼓励她，这让她感到暖心。但大部分人没有给出反馈，她有些失落，但又觉得正常，她早已无数次咀嚼过这种滋味，已然习惯。她只能猜测大家也在回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大半年过去，李白的暴食症状还是向周围人瞒得严实，在某些极力隐藏的瞬间里，她偶尔也觉得辛苦。拍摄纪录片是一个契机，她想试图忽视这种羞耻感，尽力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在镜头中，她坦然提及自己暴食过。
第一次看到样片时，李白哭了，感慨自己“好不容易啊”。她觉得，这部纪录片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让父母知道她真实的样子。那些以往无法表达，或者没有机会表达的内容，“他们有权利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李白每天服药，病情发作时也不再有过去的轻生念头，状态正在向好。“我觉得我的灵魂是美好的，我在片子里也好，或者我对抗抑郁症的过程也好，都是积极乐观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灵魂，我愿意让大家看到。”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