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败局：二十年学术出版路尽，三辉图书解散背后
▲ 三辉图书办公室的书架。（三辉图书 / 图）
全文共9094字，阅读大约需要19分钟“但严搏非不跟人家谈钱，在他的理念里，我们都是同志、朋友、理想主义者……大家都是理想主义者，那为什么就‘坑’你、给你的钱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我们对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已经历了百余年，我们认为自己有‘引介之功’，但大家还是做得太表面了，译稿质量差是学术出版的通病。读者为了大牌学者的名字、为了漂亮的书皮买书，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装修了外立面的墙，里面还是毛坯。”
“这些东西是不可控的，理想主义没那么容易坚持。但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这段历史，一个（群）人创造了一件事，怎么能随意就把他忘了呢？所以我要告诉你它的原点，至少记住这个（群）人。”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李慕琰
“Sapere aude”，这是三辉图书在武汉落日书展举办二十周年展时选定的主题，意思是“敢于求知”。对忠实读者而言，这句高大上的拉丁语颇能代表三辉的品牌调性。
一年多以后，读者们才愕然发现，这家创办于2003年的出版品牌庆祝二十周年，或许不是为了展望未来，而是为了告别。2024年10月30日，三辉图书在公众号上公开宣布，三辉已于2023年10月底起停止运营，最新出版的书籍《碳民主》，是它的最后一部作品。
三辉图书的创始人严搏非已淡出公众视野多年。2008年《新民周刊》对他的一则旧报道被翻出，记者问他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他言简意赅地答道“没有研究”。“严搏非策划了大量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很好口碑的学术文化著作……这种对畅销书的淡漠与对学术的热情，在上海文化界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界都显得卓尔不群。”报道中这样写道。
对畅销书知识分子式的自矜态度，或许为三辉的结局埋下伏笔。2022年，三辉曾在一次征集合作方时，坦言自己“是一家几乎没有出过畅销书的出版公司（不是不想）”，随后话锋一转，重申了它一直以来的愿景，“我们关心时代的精神状况，关心被湮没的历史，关心人的自由与权利，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也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
没有固定合作的出版社，品牌标识也不起眼，很多人可能并未留意到，许多重要海外知识分子正是由三辉首次介绍到国内的，包括翁贝托·埃科、尼尔·波兹曼、安·兰德、马克·里拉、托尼·朱特、普利莫·莱维等。三辉以出版政治、哲学、历史等严肃读物闻名，也时常开风气之先，把鲜为国人所知的国际思潮带到读者面前。2016年，三辉开始策划讨论女性困境与权利的“女书系”，当时女性主义在中国社会尚未引起大范围关注；而早在2004年，三辉就译介了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A.麦金农的讲座合集《言词而已》，探讨言论如何塑造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
二十年间，许多追求自由智识生活的读者从三辉的图书中获得滋养，亦有不少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在感召之下聚集到了三辉。他们逐渐意识到，当做书的生意掺杂了太多理想主义和非商业的考量，理想终究难敌现实的重压。
理想主义者们
2012年11月，肖海鸥进入上海一家老牌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地址毗邻当时三辉办公室所在的瑞金花园。很快，她就在一个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三辉的人。肖海鸥还记得，第一次拜访三辉的办公室，细细端详陈列样书时的惊讶与激动，“我发现里面都是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比如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还有对我影响很深的《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你才意识到原来读过那么多三辉的书，会跟三辉有一种自然的亲近之感。”
成立之初，三辉拿了一手好牌。资料显示，三辉的工商注册名为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最初由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出版总社联合组建。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捷是严搏非多年的朋友，据他回忆，新千年初期，大陆出版商与台湾出版商缺乏沟通渠道，合作寥寥，得益于台湾联经的关系，三辉顺利引进大量台湾作家、学者的书。而且当时像三辉这样的民营出版机构很少，对学术书有兴趣的更是稀有，三辉迅速因出版了一批高品质思想学术类书籍打响了名气。
维舟最早对三辉的印象是，出版了很多题材先锋的外国书籍，但他和当时不少爱书人都发觉，这些书的翻译瑕疵也不少。维舟是书评人，从2004年起定期在博客上写读书笔记，评注过不止一本三辉图书中的翻译错误，比如《行为糟糕的哲学家》。2020年，维舟在三辉出版了个人文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2008年，维舟入职一家市场营销公司，办公室刚好与三辉在同一个小区，他时不时去三辉深藏在居民楼里的办公室串门，与相熟的编辑应亚敏聊聊三辉的选题，在她的热情招呼下挑走几本新书。应亚敏得知维舟在写博客给三辉挑错也没有生气，反而感谢他帮忙做了编辑校对的工作，称重印时可以拿来用。维舟留意到，《行为糟糕的哲学家》重印后果然修正了翻译错误，这增加了他对三辉的好感，“他们在这方面，从上到下态度都是比较开放的。”
读者看出了三辉图书的翻译质量问题，专业编辑自然也不例外。
肖海鸥很快与三辉的两位同仁熟络起来，一位是三辉日常运营的主事人李伟为，另一位是流程编辑兼版权经理王嫣婷。因办公室仅一街之隔，她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这样亲密无间的交流大概持续了半年多，肖海鸥看到了三辉面临的困难：选题很好，但积压严重；书稿以译稿居多，但翻译质量堪忧。
于是肖海鸥自发成为三辉的“编外人员”，“我欣赏三辉，看到那么多好书是它做的，还有那么多好书因为人手有限，没有做出来，就很想出点力。”她以特约的身份为三辉编过几种书；惦记着给当时出版的新书宣传；也为签下的选题寻觅译者，包括给三辉的重要作者托尼·朱特和普里莫·莱维找译者。
2013年，她通过豆瓣联系到一个叫王晨的年轻人，约他在绍兴路当时还开着的汉源书店见面。那时王晨刚刚开始做翻译，腼腆又社恐，之后他给三辉校译了《密尔论大学》，翻译了《拷问法国大革命》《论欧洲》《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多部作品，如今已经是业界的优质译者。
三辉做的书以外文书居多，对翻译的需求巨大，庞大的译者群体中有各行各业的人，其中既有青年学者、学生，也有兼职的图书编辑或纯粹的爱好者。通过豆瓣寻觅译者的做法在出版业很常见。
俄语译者糜绪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若干年前一位三辉编辑在豆瓣上委托他翻译一本讲述苏联早期社会史的书，称“严老板真的很喜欢这本书”。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公开的翻译作品，只是在豆瓣上写过一些挑翻译错误的帖子。糜绪洋依约翻译了这本书，其间先后与两位编辑保持着邮件沟通，虽然它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付梓，但首本译作对他意义重大，“简历里我总是会骄傲地把它写进去，括号‘待出’。”
当被问到做了这些事后三辉是否支付报酬，肖海鸥的反应是讶异，“没有，为什么会要钱呢？是你自动自愿为它做的。”对于彼时初入出版业的她来说，三辉相当于她的“职业技术学校”，她跟着王嫣婷学习怎么和外国出版社联系引进版权，向李伟为学习如何把做出来的书变成现金回款。与三辉人共事的这段时光，不光使她快速成长起来，也让她坚定了出版业值得投身的信念。
出于理想为三辉做事的人还有不少。2012年底，肖海鸥参加严搏非组织的年夜饭，另一位年轻的同行、和她一样也是三辉友人的王卓雅带来了自己的丈夫黄海涛，转年，黄海涛就入职三辉了。肖海鸥认为他同样很理想主义，“因为这份工作极其不稳定，是无法养家的”。
“就因为三辉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不完善、有很强同人性质的机构，你才会学到很多东西。它依托于一些既年轻又有理想的人的献身精神支撑着。”如今回想起来，肖海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很多有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年轻人，自愿投身到三辉的出版事业中。（三辉图书 / 图）
2“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钱”
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贯穿三辉上下，主要是因为严搏非。肖海鸥对他的印象是一位“可亲的长辈”、有使命感的出版人，但不太介入具体事务，“他更多是判断一本书值不值得做，极少考虑能否在中国落地执行”。
梁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搏非在三辉只负责选书、买版权，“而且他很相信周围学者朋友的判断，只要谁跟他关系好，说这本书应该买，他都会买。”
三辉于2004年-2005年陆续出版了《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理性的声音》《致新知识分子》，这在当时几乎是中文世界仅有的安·兰德著作译本。发现兰德的过程中，严搏非与政治学者刘擎通过的一次电话起到了很大作用。那时刘擎还在香港工作，严搏非在电话里问他，知道安·兰德吗？刘擎回答了三句话，让严搏非确定必须引进兰德的作品：她是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校园偶像；美国到现在还有很多杂志是专门讨论她的；有一部根据她生平拍摄的故事片，里面的婚外恋极其精彩。
严搏非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做过十年哲学研究，1997年下海创办以销售人文学书类图书为主的综合性书店季风书园。季风曾是与北京万圣书园齐名的上海文化地标。目前在互联网上依然能找到严搏非于2006年-2013年撰写的一百余篇季风书讯，其中既推介值得注意的新书，也针对新思潮、社会热议事件表达观点。第200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书讯订户从100期时的3500份增长到了2万多份。人类学家阎云翔说过，严搏非写的季风书讯他每期必看，“那几乎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精神轨迹”。
基于季风书园聚拢的读者人气和作者资源，严搏非于2003年创办三辉图书，切入学术精品图书的出版。他曾表示，“三辉出版物中所讨论的重要价值，终有一天，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重叠共识’。”梁捷如此形容这位生于1950年代的友人：非常理想主义，自我期许甚至不是一个出版人或书商，而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李伟为与三辉的交集始于2006年。2006年-2009年，她在季风书园做会员服务工作，撰写会刊时常常推介三辉的书，也时不时会被严搏非借调去三辉做事。2011年，在严搏非邀请下，她正式加入三辉，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为“只管选题策划”的严搏非承担起经营工作。
据她回忆，三辉当时的薪资在行业内不算最低，但财务状况非常糟糕，危急的时候账上经常连10万元都没有。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三辉的最初几年，她没有拿过年终奖，“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没办法把公司撑下去。你能看到三辉总账的时候，就不会挂心其他的。”而且，“严老师自己拿的钱也很少。”
但李伟为也承认，在三辉工作，朝不保夕的感觉如影随形。品牌缺乏知名度，给编辑带来的职业荣誉感有限，三辉因此很难招到成熟优秀的编辑。她的策略是从头培养新人——由她招进来的编辑要么是对做书充满热诚的转行者，要么是应届毕业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如今已是业内的资深编辑。
梁捷记得李伟为曾私下向他透露，到了三辉才发现三辉竟然在每个流程都亏钱，“打个比方，同样做一本书，行业标准是拿30%的利润，但三辉只能拿10%。但严搏非不跟人家谈钱，在他的理念里，我们都是同志、朋友、理想主义者。李伟为跟我说，大家都是理想主义者，那为什么就‘坑’你、给你的钱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面对这个烂摊子，李伟为做了各种事来力挽狂澜。两家出版社的合作难以为继，她去讨要拖欠款、谈下新的合作方；老员工业务能力不匹配，她重新组建了团队、梳理出版流程；她还做了大量编辑工作，最初几年里，她忙完白天的工作后，都会坐进家附近的一家24小时麦当劳，从下午五点半看稿到晚上九、十点。
201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潘梦琦就是李伟为招进三辉的。当时三辉的经营转危为安，潘梦琦经历了这家出版品牌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期。2015年，史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出版；2016年，《哈佛中国史》大卖，帮助三辉大举盈利。潘梦琦记得那年年底，三辉的财务甚至对账户上出现的二三百万元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钱”。
熟悉三辉事务的人都认为，是李伟为在很多年里撑住了三辉。当她在2015年底离开三辉，所有人都震惊不已。没有人说得清曾与严搏非“情同父女”的李伟为为何突然离开三辉，离职后她切断了与所有三辉相关人士的联系。
当南方周末记者找到李伟为，她解释，离开三辉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感到“被掏空了”，当时也因生活中的一些变故迫切需要休整身心；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已经为三辉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认定《哈佛中国史》将是三辉的现金牛后，她经过一些波折，将这套书的合作交给了商业运作上更成熟的中信出版集团。与此同时，当时还有一些一直在加印的书，能够维持较好的财务状况。另外，她已经培养起了一支“没有一个人不满意”的团队，从编辑、版权到编务、财务。
李伟为相信，这家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自己可以放心地离开。
2015年10月，围绕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首次译成中文出版的巨著《民主的阴暗面》，三辉图书开展的一次沙龙活动。（三辉图书 / 图）
3活下去，才能传播知识
入职当天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潘梦琦一直记到现在：“严老师给我们开会，他会说‘你们这些编辑’。他好像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做出版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知识人。”
彼时，潘梦琦并未细想老板的态度会如何影响她的工作，毕竟三辉出的书“那么好”。“它的选题都很先锋，在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动物伦理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动物伦理的书，女性主义也做得比较早。”作为营销编辑，潘梦琦在三辉工作了五年，有过压力巨大、每天都想哭的时期，却依然咬牙坚持了下来，“我真的是愿意为了这些书干这个没什么钱的工作。”
李伟为离开后，严搏非成为拍板决定三辉大小事务的唯一话事人，他在公司运营上的短板立刻暴露出来。潘梦琦发现，虽然严搏非为人随和，但他在开选题会时听不进反对意见，而且他对选题的判断是高度主观性的。她记得，严搏非曾花了一万美元的高价买下《戈尔巴乔夫传》的版权，这本书至今仍未出版。
梁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搏非手头积攒了大量东欧相关的书，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书更是“见一本买一本”，似乎根本不考虑出版此类书籍的难度，或当下的中国读者是否感兴趣。大量书稿可能已经走完了申请报批、购买版权、翻译、编辑等流程，却倒在了向有合作意愿的出版社购买书号和送审的最后阶段。
让潘梦琦抓狂的，还有严搏非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无所作为：“（做书）流程是很繁琐细碎的，明显发现如果几个板块之间的同事相互打架或有不同意见，严老师是无法调和的而且也不准备来调和。”
更糟糕的是，严搏非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不在国内，员工们只能通过微信联系他，而且他拒绝开线上会议，有重要事情只能等他回国面谈。“我当时感觉无论跟严老师讲什么，他都是非常理解的态度，给我情感的抚慰，但就是无法给我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我说营销人手不够需要增加人手，他同意了，但谈到具体要给多少钱、如何分工，就没有下文了。”
潘梦琦相信，当市场环境不太景气时，好书更应该用各种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推广出去，但三辉的出版风格偏偏有种有意无意的“精英傲慢”。“三辉的装帧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会写一些很‘劝退读者’的长句子放在书封上。”梁捷直言，其他出版机构的商业运作比三辉好太多，“三辉的书包装、装帧、印刷、封面设计都挺糟糕的，也没有怎么好好营销。严搏非在这些方面都不花功夫。”
面对学术思想类书籍的销售困境，成立三十年的汉唐阳光有另一番心得。出版统筹李占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汉唐阳光出版的学术思想类图书占比达80%，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是一系列中国近代史名家的著作，包括金冲及、沈志华、王奇生、杨奎松、杨天石、雷颐、金以林等。但同时，他们也早就认识到通俗畅销书的重要性，推出过《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EQ之门：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等超级畅销书。“这种书卖得好，我们就有经济来源来出‘不赚钱’的学术书籍。”李占芾说。
对于三辉解散的消息，李占芾不愿做过多评价。“作为一个民营企业，首先要活下去，活下去之后能传播知识，就是更好的了。咱们都要明白一件事，图书也是一个商品，而你的商品做得再好，首先也得卖出去，让大家知道。”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伟为在职期间，三辉没有一本书亏过钱，哪怕是印数很少的小众书。她认为在2016年以前的市场环境下，在成本把控、内容定位上做得更细致一些，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当时阅读纸质学术书的读者还很多。根据她的观察，情况在2018-2019年知识付费大热后出现了很大改变，“最开始行业内大家都很高兴，觉得电子书好像带火了纸书，但后来发现它带来的是盗版资源的猖獗。”她表示，再加上当当、京东等几大电商的崛起，市场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畅销书变少，小众冷门的思想学术类书籍基本都在亏钱，三辉的运营难度不断加剧。让梁捷很不解的是，严搏非明明在国内学术界人脉广泛，却没有深耕本土原创作品的出版：“其实严搏非有很多朋友都愿意帮助他，说要出书。刘擎红了以后，也许只要出一本他的书，三辉就能活下来。但严搏非不会做这个事，我们想帮也帮不了。”
维舟注意到，三辉并非从未有过顺应市场的想法。应亚敏曾向维舟提议，让他的妻子、插画家苏打把怀孕生子的经历画成绘本，放在三辉出，一定好卖。这个提议并未实现，三辉也没有跟进绘本类书籍的出版计划。
李伟为觉得，严搏非并非不懂商业，只是不愿意为商业多花心思：“他觉得时间太紧迫了，只能把优先级排给他关心的那些问题。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的时候不能去想别的事情，他也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石头上了。”
在维舟看来，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对八十年代的怀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严搏非身上的某种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身上的这种特性又有点像一个保守派，”他说，“他对一些新的社会现象没有太大兴趣，好像觉得这些都是糟糕的，我经常听他这样感慨。”
严搏非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现在不是好时候”。当被询问他在三辉商业运营和人事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失误，严搏非不置一词。
许多重要海外知识分子是由三辉首次介绍到国内的，包括翁贝托·埃科、尼尔·波兹曼、安·兰德、马克·里拉、托尼·朱特、普利莫·莱维等。（冯庆超 / 制图）
4离开的，留下的
当主事者不愿谈钱、抗拒商业，这种行事风格也伤害了一些三辉的合作者。
2015年，因为喜爱托尼·朱特的作品，陶小路向三辉毛遂自荐担任《事实改变之后》的翻译。三辉以千字60元的价格一次性买断了这本书的译文版权。陶小路此前没有签翻译合同的经验，事后才反应过来，这是行业最低的报酬水准，而且，一次性买断译文版权的做法对译者也并不公平。
据他了解，由于国内从未出台关于翻译著作权的相关法律，译者难以在法律上追责，但出版社一般会开出更高的稿费，与译者签订五年或十年的版权合同，到期后再续约，再次支付新合约期的翻译稿酬。
“三辉没有表现出对译者的尊重，这一点是比较让我愤怒的。”陶小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陶小路与一些出版社编辑讨论过翻译稿酬过低的问题，有人告诉他，优秀的译作和“过得去”的译作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前者对图书销售没有真正直接的促进作用。他很清楚，草草了事的翻译和细细推敲的翻译有天差地别，当图书编辑不看重翻译质量，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肖海鸥观察到，翻译的稿酬从她入行时的千字60-80元提高到了如今的千字100-150元，但这点改善仍然达不到译者的心理预期。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图书出版的成本和销售“留给我们的空间太窄了”。
2020年，陶小路在豆瓣上曝光了三辉以低价买断译文版权的不公。舆论发酵后，三辉发布读者公告，宣布不会再出现买断译文版权的情况。
此时的三辉，在疫情后愈发举步维艰。因为种种不可抗力，三辉的出书频率逐年下降。2021年新书预告中出现了39种书，最终只出版了11种，严搏非称之为“一个悲剧”。2022年-2024年，三辉的图书出版数量分别是6种、7种和3种。
与此同时，“三辉初版出不来”的书单在豆瓣上流传开来，其中列出了81部作品。2023年11月起，三辉在公众号上开辟了“初版出不来”专栏，推送那些出版无望的书稿书摘，让编辑与译者的努力不至于消散得无影无踪。截至目前，这个专栏已发布了21篇。
据维舟回忆，2022年，三辉经营出现困难的消息已经在上海出版界流传开。梁捷了解到的情况是，疫情以来三辉的编辑走的走，换的换，“基本上等于只有个别留守编辑”。
开卷发布的2024年1-9月图书零售市场分析显示，学术文化图书的码洋比重同比下降13.25%，思想学术类书籍叫好但难卖的困境进一步凸显。
在图书市场整体下行的今天，思想学术出版还有前景吗？“我们得认清这个现实，阅读学术类纸质书不是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必需的。”肖海鸥说，“如果认清了就不会有过高的期待，就会调整自己的策略——不再试图在出版里追求爆款、谋求不切实际的利润，挣到足够支持你继续做下一本学术书的钱，就够了。”
一些有志于思想学术出版的图书编辑仍在尝试“突围”。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崔人杰从2022年开始推出“溯源丛书”系列，他发现，这个系列中，市场反响更好的反而是严肃的学术书。对这样的地方社而言，一本学术书卖出四五千册就能保证不亏本，还略有盈利。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读者的阅读水准越来越高，不再满足于通俗历史读物，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学术书反而能更精准地找到目标读者。
编辑余西参与了浦睿文化的“尤里卡文库”系列，它聚焦哲学和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从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到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至今已推出了18本，豆瓣评分基本在8分以上，前13本基本都实现了加印。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些严肃经典其实与当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在选书上，尽量选择可读性强的，或者主题上能与当下的生活有关联的；在形态上，我们尽量做得轻巧便携一些。”
从业这些年里，肖海鸥也在反思学术出版的问题。在她看来，出版从业者自身也应为图书市场的颓势担负一定责任：“我们对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已经历了百余年，已经把大多数应该翻译的著作都译进来了。我们认为自己有‘引介之功’，但大家还是做得太表面了，译稿质量差是学术出版的通病。我们已经把书做得很精美了，读者为了大牌学者的名字、为了漂亮的书皮买书，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装修了外立面的墙，里面还是毛坯，这样怎么能指望有真正的读者，形成真正的传播呢？”
官宣解散后，三辉的公众号依然保持着更新。肖海鸥听说一些出版界同行也行动起来，开始看“三辉初版出不来”的书目里是否有可以做的选题。
听闻三辉解散的消息，李伟为的感受与其说是遗憾，不如说是释怀。对她而言，早在当年她编辑的莱维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出版，就已经没什么遗憾了，“只要有几本这样的书留存，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了，（三辉）后面怎么样都没那么重要。”
离开三辉后，她进过体制内，去过互联网公司，但依然放不下做书，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出版业，做编校、审读之类的案头工作。她依然会想起在三辉认识的设计师、印厂业务员、印厂排版员，出版社对接编辑、主编、校对，很多这样彼此认同的幕后人员，共同成全了三辉的梦想。
李伟为手头正在审读一本叫《尽兴》的书稿，书中有一句话完美形容了她心中的三辉：“这些东西是不可控的，理想主义没那么容易坚持。但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这段历史，一个（群）人创造了一件事，怎么能随意就把他忘了呢？所以我要告诉你它的原点，至少记住这个（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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