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不温不火地写下去，会是徒劳吗？
▲ 作家叶兆言，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刻骨铭心》《璩家花园》，散文集《旧影秦淮》《杂花生树》《乡关何处》等。（受访者供图）
当残酷的人生真相经过变形，出现在小说里时，叶兆言不事渲染，最大程度把情绪压平。一切叙述的口吻都显得云淡风轻，往事如烟。写作成为和人生痛点共存的过程。
“叶兆言没有向文学发誓，也没有向生活发誓，但他用他漫长的、强有力的写作告诉了我们：写作真的是叶兆言的生命。”
他把每一次写作都视为对过往作品的拯救，对自己的拯救。
文｜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责任编辑｜李慕琰
要想象作家叶兆言的一天，并不需要太多想象力。
每天6点多，他会被生物钟准时从床上拎起，看着天光从窗外的江面上升起。然后将自己钉在椅子上，开始写作。资料和书放在左手边以供查阅，右手边搁着一枚蓝色的手持放大镜，用以抵抗日渐衰老的视力。年过67岁，他一天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有时超过10小时。每日午休雷打不动。傍晚来临，写累了的作家去楼下散步或者在泳池里游上1200米，调整状态。
多年来，这样的日程周而复始。
作家范小青在一个研讨会上回忆，一行人出差，大家还在酣睡，叶兆言已经爬起来写作。等到早餐时间，千八百字已经写完。“看叶兆言的脸色和牌技，就能看出他写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如果长篇写完了，他的精神状态就特别好，打牌也会赢……当他要开始写长篇，心里的阴影就在脸上呈现出来，当他写完了一个长篇，想着开始写第二个，第二块阴影就又跑出来了。”
在妻子王月华看来，丈夫堪称刻板。女儿叶子印象里，父亲是个“认死理”的摩羯男，讲求秩序。每天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板上钉钉。吃火锅也要精确控制各种食物应该涮几秒，只允许一双筷子上有一片肉，如果把半盘肉全部倒进锅里，就会让他抓狂。叶子做外国文学研究，读过不少作家传记，发现“好像有的时候你得结很多次婚，得酗酒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叶兆言离这些消耗式人设很远，是很刻板的一个人。
这种刻板在写作上的体现是，他从不半途而废。“你很难想象他有一个开不下去的头，或者有一个写到一半的小说，在他这儿是不可能的。”叶子说，父亲写作不挑环境，火车上也能写，每天开心地和她汇报：今天又写了多少字。
叶兆言的写作速度很快。腾讯曾邀请他开专栏，发现连载的速度跟不上他写的速度。发表作品如同行军打仗，讲求排布。多年前，即将进入长篇小说《仪凤之门》写作期前，他集中写了一批中短篇。在长篇写作的中途，再一篇一篇把它们放出来，假装是最新写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带着开玩笑的语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像我们这样的作家，一年有两三个短篇也能蒙事了。”
写作为他钩织了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生活。叶兆言惧怕出门，每日睡觉前，要在床头放一瓶安眠药，“不一定吃，但要有”，否则就要失眠。如果第二天依旧循规蹈矩地写作，那么睡眠无虞。一旦第二天的生活细节有所变动，譬如需要出门坐动车，就会失眠。他对温度的感知迟钝，出门要看别人穿多厚。
叶兆言自称“老作家”。过了60岁后，对“老”的感知突如其来。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叶至诚一生从事写作，在写作上，他从小的印象就是：祖父是老年，父亲是中年，自己理所当然是青年。慢慢地，他发现前面的几拨人都不在了。有时候出现在一个场合，察觉自己年龄最大，吃惊夹杂着恐怖。“我怎么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身体和记忆都在走下坡路。熟悉的人名跑到了嘴边，又被记忆力丢掉。有时写到一半，要停下来怀疑：这个细节之前是不是写过？面对这些，他自我安慰：忘却可能也会带来另外的文风。他频频对时间感到焦虑，害怕自己正在写的作品将会是最后一个。
对叶兆言来说，除了时间，写作最大的敌人可能是NBA。他是资深篮球迷，中午雷打不动要看篮球比赛，最喜欢的球员是勒布朗·詹姆斯。这位39岁的传奇球员，职业生命已逾二十年。叶兆言解释其中的况味：和詹姆斯同年或比他晚一两年进入NBA的运动员全部退役了，在篮球领域，詹姆斯无异于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因为，比他大的，已经没有一个人还在坚持打球了。
在写作这个竞技场上，和叶兆言同龄的作家很少再有如此高强度投入创作的同行者了。他们同时在兴盛的1980年代步入写作，大多人早已放慢步伐甚至彻底不写了。叶兆言看詹姆斯比赛有时会哭，“可能篮球更像人生吧。”叶子说。
出席公开活动，叶兆言通常衣着朴素，套件冲锋衣外套，戴一顶鸭舌帽，提溜着一个磨损出毛边的布袋出场。其实他特别惧怕公开发言，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塞林格，躲在家里不见人。接受采访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出版社给你印了这么多书，总不能让它堆在书库里吧？
叶兆言讲话率性，不故作深沉。采访讲到一半，常常陷入自我审查，犹疑刚刚的表述是否过于矫情。2024年9月出版的新作《璩家花园》原本计划留给女儿，不付梓出版，现在既然印刷成书，再提这话不免“矫情”。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两次采访，“矫情”出现了12次。他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别相信作家，作家就是会胡说八道的人。”
在他的好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看来，叶兆言经常会放低姿态、自我矮化。别人试图为他的写作附加意义，他一律选择消解。曾有人问他，写这么多年南京是否出于使命感？“别说什么使命感，我没什么这个玩意。”在最新的一个采访中，他说听到高大上的评价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低端”。
在文学研究界，叶兆言被视为“实力作家”，言下之意是，这些年他始终缺乏一本真正爆火的作品。他曾经说，作者有两种，一种写完一两本后大火，从此享受生活；一种一辈子写得平庸，但是就这么继续写下去。他宁愿选择第二种。
在很多个采访里，叶兆言略带自嘲地说，自己是个“不温不火”的作家。
他并不是一个惜墨如金、害怕写砸的人，将作品交付给读者后，几乎不需要什么休整期，立马投身下一部作品中。作家好友陈村曾说：“不知有谁在专门研究叶兆言，读一遍他的目录就累死了。”余华的规劝也暗含外界对这种“高产”的担忧：“叶兆言你不要写这么多，别人会觉得你粗制滥造。”
连女儿也下意识感慨，父亲写得实在太多了。勤劳的创作，让叶兆言收获“劳模”的印象。据出版社统计，叶兆言写作的总字数超过一千万字。有媒体来采访，形容他像一把镰刀，一挥就是一片丰收的麦穗。
这当然是一种被美化后的想象。叶兆言说，灵感从来不会像水龙头一样，一拧就汩汩流出，写作当然是痛苦的，因为一个人写作的历史，就是“写不出来”的历史。
但不写更让他难受。潜心写长篇时，吃饭、睡觉、写作，按部就班，一切无虞。小说完成，反倒六神无主。“吃饭不对，睡觉也出现问题，哪都不对。”他最终宣布，“后来我才知道，写作能治我的一切问题。”
“傻瓜才会当作家”
叶兆言起初不想当小说家。
1974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他来到北京，给爷爷叶圣陶当“秘书”。“文革”尚未结束，没有升学压力，时间多得像漫溢出来。他依靠外国小说打发时间，雨果、海明威……阅读多少出于一点虚荣，以积累显摆或吹牛的谈资。小时候，他对作家的印象具象化为一堆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这一堆，托尔斯泰写了那一堆。他没想过跻身其中，那个年代，“傻瓜才会当作家”。
当时，堂哥叶三午在北京泡病假。客厅里时常聚集一帮高谈阔论的诗人，“真他妈不俗”和“真他妈太俗”的评价在交谈中交替出现。客厅里的浪漫诗意与社会气氛构成反差，为他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他学着那些诗人的姿态：在理发店里剃个光头，在大街上晃悠；学着抽烟；在纸片上胡乱涂画，写下一些后来看起来惨不忍睹的诗稿。
和文学的初次接触，就在他的文学基因里打下叛逆的烙印。“就要持之以恒地和文学潮流对着干，就是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他在文章里写道。
小说的第一次见刊也带有类似意味。1980年，他的小说《傅浩之死始末》发表在民间刊物《人间》上。小说写了一个被出卖的年轻人，在被批斗前，准备自杀。临死前无所顾忌，就很潇洒地把告他的人和想骂的人统统骂了一遍。骂了之后很爽，却不太想死了。别人从山坡上偷偷爬上去想救他，他又顺水推舟活了下来。
《人间》成员之一的顾小虎回忆读到这篇小说的感受：很惊讶。当时的叶兆言年纪轻轻，却把一代人的感受写了出来。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老气横秋的。
《人间》当时由几个老三届的学生主办，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他们，急需在文学中来一次深呼吸。叶兆言也在其中。大家各自出一点钱，在钢板上用铁笔刻蜡纸，再用油印机印刷出来。顾小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一段历史时期过去，这群青年人的生活里，却始终有一个骚动不安的东西。
《人间》组织聚会，谈论时事与文学，一群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很狂妄”。顾小虎留意，叶兆言沉默的时候居多，但常常能不动声色地讲出某本世界文学名著的译者。顾小虎感觉到叶兆言阅读量的庞大，“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只能读一些《烈火金刚》《青春之歌》之类的作品。”
如今回忆《人间》，叶兆言说，没有这份杂志，他也许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大学同学余斌与叶兆言的初次见面，在南大的宿舍楼。同为78级大学生，岁数只差3岁的两人，境遇可谓天差地别：叶兆言此前在工厂里当过四年钳工，余斌则一路从学校到学校。刚恢复高考两年，学校校舍不够住，他们两个本地人都要走读。两人试探性地在宿舍门口徘徊，就那么认识了。
那时候，经历过1970年代的学生们在学校里拼命地学习，一副要和过去抢夺时间的架势。余斌记得，当时校园里的路灯都是水银灯，同学们在灯下背书，照得整个人脸都是惨绿的。连厕所里都有人读书。“绷得很紧，有一种紧张的氛围。”
叶兆言算是其中的“异类”，是班里很早就穿牛仔裤、会跳交谊舞的人。他有过很“摆”、很“拽”的一段日子，常常和余斌一起从课堂上溜号，逃去电影院或者自己看书，“劣迹”斑斑。
大四那年，别人都在忙着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俩像没事人一样相约骑行去浙江，也没和学校请假。一天骑一百多公里，然后换一双拖鞋在县城里溜达，聊天的内容，叶兆言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是“卖弄自己的知识”。骑行回来，班级正在搞集体活动，正赶上学校整肃风纪，“跑都跑不掉”。
频繁的逃课，某种程度上源自对学校教育的不满。大学老师开的外国文学必读书单，叶兆言觉得“很可笑”，因为都看过。那时的老师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学校生涯在运动中度过，知识储备难以和前一辈相比。余斌至今还记得，一堂“国际共运”课上，老师讲约瑟夫·斯大林，错把“约瑟夫”念成“约琴夫”。
“当时我觉得很多人挺可惜的，因为读的都是没用的东西。说老实话，当时绝大多数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浪费了很多时间。”叶兆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比较幸运的是，根本就不理睬这些。”
文学评论家王干发现，叶兆言最早的一些小说常常以一种不成熟青年或者过于老熟的视角切入故事，“有点调侃，有点玩世不恭，也有点渴望对话和理解”。在叶兆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中，王干捕捉到属于青年人的苦闷。
《死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司徒的年轻人，对大学生活感到失望，混日子度日。后来，因为一场意外的眼疾住院，本以为进入一个避世的桃源，却在和病友以及护士的相处中，感觉到医院同样一潭死水。后来，他又去庙里寻求精神超脱，发现寺庙也乌烟瘴气。司徒不断地逃避，却发现哪里都是死水一潭。整部小说里透露出一种虚无的人生观念。
作家李洱很早就认为，叶兆言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人生毫无意义，他的家世，他本人的身世，使得他天然地本能地认为人生是一个错误。”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
“那个青年确实是有点孤独，有点不被理解。有点‘多余人’的味道。”王干对南方周末记者解读《死水》，这种口吻在1980年代的年轻创作者身上并不常见。当时，现代派里名噪一时的徐星、刘索拉，小说里充斥着一种兴奋、偏执的文青口吻。但叶兆言讲故事的语气平静如水，有一种“过来人”的口吻。
很多人用散淡形容他们对叶兆言的印象。有人对叶兆言说，你没必要“夹着尾巴做人”。陈村说，叶兆言没有什么很激烈的传奇事，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架，也没有突然要暴走的地方。
“叶兆言本身不是一个非常出格的作家。”陈村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阅读叶兆言作品的感受，“文章有开始，有结尾，有矛盾冲突。有些人顾头不顾腚，先冲过去了，爆炸了，炸开以后怎么办他就不知道了，但是叶兆言这些控制得都挺好……能把文本照顾周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们通过笔会相识相交。陈村至今记得一幕：他们一行人坐面包车，叶兆言占据一个非常规的狭小座位，脚要搁到轮壳上。车程远不止一两个小时，叶兆言也不抱怨，依然笑嘻嘻的。后来他们在福建买了很多木器，堆在车上，陈村观察到，叶兆言几乎没有地方放脚，像猴子一样蜷缩着。“我们都看着他难受，他没说什么。我说我肯定是要发牢骚的。他还是那么过来了。这么也能够过来。”
非英雄主义的生活
叶兆言身上有不在乎的一面。很多人生选择显得过于顺其自然。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金陵职大工作，年轻人不太有机会上课，领导器重他，表示可以破例，遭到他推辞。“能轻松我干吗不轻松呢？”当老师，他不树立权威，觉得很多考试是在误人子弟。考研究生的动因听起来同样潦草：余斌要考，想让叶兆言陪着一起。就这样，1983年，好哥俩又考回了南大。
研究生学业重，写作大多在寒暑假进行。1980年，他已在《青春》等杂志上发表小说，但此后五年，却是一投就退稿，一投就退稿，退稿理由大多是“主题模糊”。叶兆言带着玩笑的口吻说起，当年每次试投就像“玩股票”，写完一篇新的小说，就连带着旧的一起寄出去，然后再被退回来。
中篇《五月的黄昏》在一个编辑那里压了整整一年。叶兆言一度以为它会发表，每天守着报纸上的预告，希望见刊，“一年以后被退了回来，也没什么理由。”好在忙碌的学业盖住了那些狼狈的时刻。
“叶兆言不是一出手就高。”刚开始写作时，余斌听他口述过不少小说的构思，每次听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写出来却发现没有说的那么精彩，叶兆言的笔头有一段时间跟不上思路。在他早期的小说里，余斌能感受到一种写作者的紧张。
叶兆言也承认，有很多很多年，在作品刚写完后，内心深处会有恐慌感。他还记得《死水》的校样出来后，自己像犯了无可饶恕的大错般跑去找余斌。“你的裤子里磨损了一个洞，特别怕别人看见。刚写完的小说（也是），就会对那个洞的记忆特别深刻，就不愿意把这个小说给别人看，也不愿意跟别人谈自己刚完成的这个小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读大学时，很少有人觉得叶兆言会真的走上作家之路。余斌说，那时候的文学眼光和趣味，显才气的文风比较容易被接受。而叶兆言的文字通常平易。
余斌谈起叶兆言在学校的一桩壮举：写学年论文时，他把杨朔的散文批了一通。杨朔是当时最红的散文家之一，代表一种典范的散文文体。叶兆言的指导老师就是杨朔的推崇者，看了叶兆言的文章，把他叫过去说，你把杨朔说成这样，我情感上受不了。
老师对他说：现在的中文系，靠谁撑着，还不是靠我们这批人吗？很快，叶兆言就把兴趣转到历史上。此后多年，历史成为他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书写对象。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曾经系统关注过叶兆言那个阶段的创作。他回忆，在诸如《死水》《五月的黄昏》这样的小说里，叶兆言写的都是人生的无意义，但到他开始写民国秦淮旧事，写南京城时，似乎找到了意义。“老百姓为什么天天打牌，为什么喜欢唱戏、养鸟？这本身就是老百姓世俗生活的意义。”
樊星记得，在一篇名为《追月楼》的小说里，叶兆言写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老爷子。日本人来了，老爷子坚决在楼上住着，绝不下楼，意思是绝不接触日本人，以示民族气节。“结果他在追月楼里面娶了一个妾。”
“这个小说具有一种讽刺意义，中国很多文人是有骨气，但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娶妾，玩物丧志，在世俗生活当中找到某种乐趣。”樊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余斌眼里，叶兆言读书时带给他的最大冲击是对英雄主义的隔膜。他们那代人欣赏“要有造反精神，崇尚英雄主义”，在文学具有轰动效应的1980年代，年轻人用文学去回应社会问题，大家接到的更多是来自时代的命题。但叶兆言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自己给自己出题”。一个体现是：叶兆言小说里写的人，都是世俗的、反英雄的小人物。
“叶兆言历史知识很丰富，也写了很多历史。但他写历史上的生活，不是写历史。和很多鸿篇巨制不一样，叶兆言的历史就是一个背景板，是一个时间，”王干说，“我们认为写民国就是写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但是叶兆言认为日常生活就是历史。”
樊星觉得，叶兆言在小说里常构造了两个世界：一个聚焦平庸人生的尴尬处境，一个探讨了性和暴力的复杂意义。
叶兆言写男人间的打打杀杀，不像莫言写《红高粱》那样浓墨重彩。他习惯用很淡的笔致写这些高强度事件，仿佛这种事情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着力渲染暴力的恐怖、血腥。“他处理性和暴力这些主题的时候，是把它们和另一种人生有意做对照。对照之后告诉你，暴力也好，性也好，这一堆很快就会过去，真正的还是细水长流的生活。”樊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的小说其实不提供一个具体的价值标准，那些人物的生存、那些人物的生死都不是某种价值的结果。”王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叶兆言的小说常常流露出价值的疑惑。
“叶兆言总是不留情面地嘲笑我们制造出来一个个文学时尚，‘先锋’‘新写实’‘新历史’‘后现代’这些批评界引以为豪的超级命名，似乎都无一例外地与叶兆言的小说实践存在着某种错位关系。”文学评论家吴义勤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总是以‘埋头拉车’的方式默默经营着小说创作，我们几乎听不到他在任何文学潮头上的主动发言。”
“我一直觉得写小说的人要有革命者的姿态，所以别人都写时髦的我就写不时髦的，我就喜欢跟别人拧着干。”叶兆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个小说动用了太多身边实事
1980年代，叶兆言和苏童曾被称为江苏作家的“双子星”，常被绑在一起讨论。王干曾分析过两者的异同：苏童的小说带有天真的童年视角，但叶兆言的小说里没有这些。
“我中学几乎是荒废的，又做了四年工人，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天真两个字在我小说中间不大会出现。”叶兆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像我这样有经历的人，产生虚无感是很正常的。”
特殊的经历赋予了叶兆言这一代人特有的历史眼光。
前一段时间，他在深圳看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电影里，1816名外国战俘被运往日本，船在途经东极岛附近海域时沉没，在渔民们的帮助下，三百多人获救，不过最终只有三位战俘逃脱日军的搜捕，被送往封锁区的使馆，将真相公之于众。看电影时，叶兆言留意到一个大金牙，金牙通过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帮助转移三位战俘，立了功，和他们留下一张微笑合影。看到那张照片，叶兆言抚面大哭。妻子王月华很诧异，这并非多数人的哭点。
“作家的激动和别人不一样的。”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叶兆言用历史的逻辑预测大金牙此后的命运——那张记录着人性荣誉的照片，在1950年代大概会成为他获罪的明证。
在小说里，叶兆言和历史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对别人贴来“历史小说家”的标签，他并不认同。那些轰然的具有节点意义的历史大事件，有时不过是水面上的浮萍。
叶兆言写吃不饱的年代：老教授去政协食堂蹭饭，那里凭票吃饭，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入。纵然在这样的场合，大家吃饭都不发出一点声音，埋头狼吞虎咽，饿死鬼一般。“教授收入300块钱，吃不构成问题，可以说是拥有尊严。但在食堂里，他和那些默默吃饭的人没有不同。在这个场所都饿成这个德行，民间已经完全不可思议了。”
叶兆言觉得，写到这里就够了。
他无意对动乱年代做激烈的场面描绘。很多历史感知是细微的、立体的。比如“文革”，如同河流，一层又一层流过。“文革”时，参与批斗的人，因为从家里借走过几块钱，会手下留情，在前一天偷偷跑来暗示，让做好准备。“你会发现钱有时候会起一点点作用，也会让你产生一种小小的得意。”叶兆言说，“‘文革’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镜头描写，我写的‘文革’更是活生生的‘文革’，是有人情味的。”
在新作《璩家花园》里，主人公璩天井因为溺水，大脑受过损伤，比一般人都迟钝。1970年代，天井父亲正在接受改造，天井在观看一次“武斗”时，不幸被飞来的木板砸晕。消息传到父亲那里，已经讹误成天井把别人砸伤。父亲先是受到一通教训，忧心忡忡地赶往医院，发现受伤的是自己的孩子，松了一口气。“总算不用跟人道歉，也不用赔偿人家的损失”。
2024年9月底，叶兆言去北京拍摄纪录片，车开过同仁医院，他突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谈起自己那只看不见的眼睛。1970年3月28日，在学校，叶兆言被同学用一块小石头砸中了左眼，父亲在干校接到电话：叶兆言把同学的眼睛打瞎了。父亲忐忑地往南京赶，发现事实相反，同样“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后来他被带着到各个大城市寻医，被告知没有治愈的可能，医生直接用针把激素打进眼球里，疼得不得了。那是少年叶兆言第一次听到“激素”这两个字。
“这个小说跟我以往的写作不大一样，动用了我太多身边的实事。”他说。
当残酷的人生真相经过变形，出现在小说里时，叶兆言不事渲染，最大程度把情绪压平。一切叙述的口吻都显得云淡风轻，往事如烟。写作成为和人生痛点共存的过程。
小说里，璩天井的母亲早年嫁给国民党的军官，丈夫去世后，带着一儿一女嫁给天井的父亲璩民有，最终投河自尽。天井与母亲素未谋面，直到看到母亲和一位教授的合照，一个小小的但似乎又重大的人生谜底终于揭开。写到这处细节时，叶兆言难以承受其中寄予的复杂意味。
叶兆言是叶至诚的养子，亲生父亲是烈士，很长一段时间他也和生母素未谋面。血缘带来天然想要了解的欲望，但母亲是事实上的陌生人。后来他找到母亲，两个人坐下聊天，陌生具象化为方言隔阂。亲生母亲说浙江嵊州话，有五分之二的内容他听不懂，尤其说到要紧的关头，就更不明白了。母亲只是源源不断说下去，于是他也只能配合着不停点头。
“事后回想特别难受。有时候很想见母亲，但是见到之后没办法交流，”叶兆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很尴尬的事情。”
余斌觉得，叶兆言的小说“说来说去都是人的故事、人性故事”，故事的背景和叶兆言自己生活的年代有关。“他经历过那种大变动（的年代），大变动里，人很渺小的。这些人都是随波逐流的人，被历史大潮推着走的人。”
1967年的暑假，还在上小学的叶兆言被送往乡下外婆家，在那里度过几年乡村生活。童年在他的印象里是孤独的。他听外婆不止一次讲过一个故事：村里有个驼背的残疾人，走路时身体几乎贴地，三年灾害时，江北送过来一个漂亮女孩，大人一看驼背的样貌，陷入犹豫，但当看见驼背家的一碗猪油时，便下定了决心。女孩后来为驼背生下三个儿子，个个都很漂亮。“就是看到了这碗猪油，母亲就把女儿留下来了”。
听起来像一则普遍但残酷的生存寓言。
《璩家花园》里，璩民有因被划成右派，无力照顾继子继女，无奈将他们送到天井母亲的娘家。粮食短缺的年代，多出来的两张嘴不受待见。男孩后来被送养，沦为“江南弃儿”，去向不知所终。女孩则被送给村里一个已婚的裁缝师傅，说是学徒，最后遭受欺侮，怀了孕。
璩民有曾去过村子，想接回一双儿女，但最后空手而返。“他很想把天井的姐姐带过来，但他不能带。不是说她大肚子不能带，她毕竟不是你女儿，男女之间说不清楚的。”
这种愧疚感折磨着小说里的璩民有，也折磨着现实生活中的叶兆言。
叶兆言记得，他小时候家门口有一间理发店，“过去不少理发师傅很好色”。一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十三四岁的样子，在理发店里学艺。有一次，叶兆言突然看到一个半老头子的中年伙计，“把手伸到女孩的背后，往前抄”。
他后来不断回想起那个画面，体察其中的残酷之处。“我就想在没人的情况下这个小女孩会怎么样。我就想到这个世界，当一个女性处于没人保护的时候，真的是很惨烈。所以写到这个东西我是很难受的，真的很难受。”
即使写作终究是一场徒劳
写作让叶兆言过上了一种越来越封闭的生活。
陈村和叶兆言相识已久，两人至今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虽然同为专业作家，他们其实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叶兆言早上六点就爬起来写作，陈村则昼伏夜出，在互联网上东逛西逛，凌晨三点才睡，兴致来的时候才写一点东西。陈村每天像广播电台一样给老友发十几条消息，俄乌战争、以色列的最新动向。“我现在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叶兆言笑着说。
“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英国的大别墅里，当看别墅的人。”叶兆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种中间状态最利于作家写作。“因为贵族没有时间来，你帮他看。你也不用打扫院子，只是给人看房子。既享受了自由写作的时间，同时又保存了一份对资本主义的刻骨‘仇恨’。”
他时常提醒自己，不要陶醉于今天已经获得的东西。“因为我知道的，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是写不了东西的。”
某种程度上，叶兆言也在看守一座名为写作的别墅。他自觉内心深处并不擅与人打交道。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出版社当了几年编辑，为人际问题苦恼，很快心灰意冷。“在出版社待了几年后，我已经不自信了。”他曾坦白心境。
相比起来，写作更纯粹，只用和自己较劲。在三十多岁时，他真正决定要做一个作家，但不温不火仍然是一种处境。
“兆言是一个始终保持正常写作姿态的作家。”王干说，“有的作家特别火，后来很快又烟消云散。叶兆言是持久战打得最好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
因为很早结婚生女，家里的写作空间紧凑，叶兆言常常要从琐碎生活里逃出去，到处借别人的房子，“就像下蛋的母鸡一样，到处找窝”。他在仓库里写，在光照不到的暗屋里写，借期通常一个月，每天躲在租借的空间里，经营小说里的世界。“那时候也没有泡面，只有一个叫热得快的东西，用那个烧点水，有茶喝就行。”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对叶兆言的人生做出了巨大的修改。年轻时，有好看的电影和小说出来，他一定要看到。如今，称得上乐趣的事情几乎没有。他有十几年，离了烟写不了东西，后来说戒也就戒掉了。喝酒也是，陪别人喝酒是一桩苦差，他尝不出酒的好坏，喝一点就容易失态。别人喝嗨了，他在一旁也觉得无趣，“进入不了别人的人生”。
叶兆言曾说，因为写作，性格里富有情趣的那一面都消失了，就像水从沙子里面流过，水分蒸发。“因为写作，你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成为专业作家后，他很多的写作仍在出版社分的宿舍里完成。宿舍前有一栋高楼，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在没有光照的房间，他写了大概十多年，自称如同卡夫卡，在闭门墐户的地窖里创作。
他的汗腺系统因此出了问题。夏天，走到户外，他发现自己流不了汗，热气闷在皮肤里，整个人如同发烧。这种憋闷时常带给他一种眩晕感，三十多岁时有一次，他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由此更怕走入人群。
直到有一次，父亲生病住院，病房在16楼，他爬楼梯上去，突然大汗淋漓。后来每次都走楼梯来看父亲，汗腺好像一下子被打通。从那时起，他才意识到要运动、晒太阳，养成看似有些荒诞的习惯：谁也不认识，他就跑去人家的出版社看人打扑克，晒太阳。
散步和游泳坚持了多年。但他其实并不喜欢游泳，只是为了将大脑从活跃状态中撤下来，格式化，再调整好重新进入写作。很多时候，他一个人在游泳池里孤独地来回。碰上下雨天，也有备选方案：在书房里练划船机，因为动作不太规范，害怕伤到膝盖，只练练上半身。
2024年有两个月，他在香港岭南大学做驻校作家，学校里有一座露天游泳池，他就在那里游泳。仰泳时，蓝天和云能直接落进视野里，他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愉快，于是把固定的游泳时间延长了五分钟。“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仰望天空了。”他说。
《璩家花园》里，费教授在动荡的年代，苦心孤诣地记日记，不受约束地写下所有见闻与感受。后来，日记被人偷走，小偷发现这些私人的历史记录没有价值，将它们当作垃圾四散丢掉。这是写作者的一种宿命。
“我小说的结局可能最后也是这样。”叶兆言不否认，写作最终也许会变成一场徒劳，但徒劳又怎么样呢？写作带来的快乐是实实在在的。
采访接近尾声，叶兆言再一次谈起了詹姆斯。他如数家珍般地数起詹姆斯的那些纪录，它们往往可以加上“最老年龄”的前缀。
“我没有想创造的纪录，但是有时候心里还有不甘。”叶兆言说，“写作就跟职业运动员一样，多打一场比赛是一场比赛，多写一个字就是一个字。但我明白一个道理，总有一天我会被淘汰。”
但在被淘汰之前，他没法从战场上下来。“一个职业作家应该始终是在打仗，在战斗状态，不应该是休息状态。”《璩家花园》是叶兆言的第14部长篇，但离文学史上那些即便不算高产的作家，也还有遥远的距离要追。比如，福克纳一生出了19部长篇。
“而且福克纳比我活得还短，福克纳活到65岁，所以还能写，就不能放弃。我提醒自己，就像个职业运动员一样，我还能签约打一年，一定再打一年，打到打不动为止。最后有可能死在战场上，死在战场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他把每一次写作都视为对过往作品的拯救，对自己的拯救。
“如果《璩家花园》写好了，你看过以后，有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的东西可看，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我以往作品的拯救。但是如果我的《璩家花园》写得很烂，你很可能看一半就扔了，你对我以往的作品也就扔掉了，以往作品也就死掉了。”叶兆言说，这话听起来有点悲壮，每一次写作都是复活之战。
在豆瓣的短评区，有人评价叶兆言：“球员不打球就不是球员；演员不演戏就不再是演员，作家，只有不断地写，才是作家。”叶兆言形容每一次写作都如同跳高，想要比上一次更高，但总是以失败告终。
他不可避免地想到西西弗斯。“真相告诉你那个石头你推不上去的，永远是要滚下来的，但是你的人生就是要推这块石头。”叶兆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说就是在做一种努力，要拉着自己的头发跳到地球之外去。
“凭良心说，真正有资格说‘写作是我的生命’的没几个人，”作家毕飞宇曾这样评价说，“叶兆言没有向文学发誓，也没有向生活发誓，但他用他漫长的、强有力的写作告诉了我们：写作真的是叶兆言的生命。”
从书房的L形窗台眺望出去，江水恒久地从河床上流过，展现恒定的节奏。叶兆言也是如此。他有时看着窗外，时间在水流中显露出它的形态。电脑前的叶兆言，用一个个字符把时间的闪动固定下来。
10月初的一个中午，采访结束比预期迟了一些。他吃下一块小点心，以抵抗低血糖。不出意外，午餐和午睡过后，战斗又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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