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Uber终于也要从相杀到相爱了？中国归滴滴，全球归Uber？
彭博社7月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几个机构投资者正在敦促叫车软件公司Uber与中国市场的领头羊滴滴出行达成合作协议，以期叫停Uber为在中国市场扩张正支出的数十亿美元。
这名知情人士表示，Uber和滴滴出行的投资人已经就潜在的交易进行了商讨，不过需要由两家公司自己的高管来协商任何形式的停战。彭博社的报道还透露，一名Uber投资人表示，他与希望两家公司达成协议的滴滴出行股东进行了超过10次会面和电话商谈。对此，Uber的一位代表不予置评。滴滴出行及其外部媒体顾问博然思维均未回复彭博社寻求置评的多封电子邮件。
腾讯财经随后报道称，滴滴官方否认了与Uber中国进行合并的消息。“我们并无类似计划，也不对市场流言做过多评论。”滴滴官方向腾讯财经表示。
为争夺中国市场，Uber和滴滴都在大举扩张。《商业周刊/中文版》此前就曾报道，在2014年1月至5月，随着打车补贴大战席卷全民，滴滴一度一天就要烧掉一亿多元人民币，这期间它总共耗费就超过24亿元人民币。Uber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lanick)在去年6月也曾表示，2015年计划向中国市场投资10亿美元。在一封当时发送给投资者的邮件中，Kalanick还表示，为了吸引中国用户，Uber必须扩展至新的城市，并对用户进行补贴，这将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是中国版“独角兽”和美国版“独角兽”在中国的竞争故事。滴滴能否赢得全国并走向海外？Uber如何征战全球并拿下中国？
彭博社7月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几个机构投资者正在敦促叫车软件公司Uber与中国市场的领头羊滴滴出行达成合作协议，以期叫停Uber为在中国市场扩张正支出的数十亿美元。
这名知情人士表示，Uber和滴滴出行的投资人已经就潜在的交易进行了商讨，不过需要由两家公司自己的高管来协商任何形式的停战。彭博社的报道还透露，一名Uber投资人表示，他与希望两家公司达成协议的滴滴出行股东进行了超过10次会面和电话商谈。对此，Uber的一位代表不予置评。滴滴出行及其外部媒体顾问博然思维均未回复彭博社寻求置评的多封电子邮件。
腾讯财经随后报道称，滴滴官方否认了与Uber中国进行合并的消息。“我们并无类似计划，也不对市场流言做过多评论。”滴滴官方向腾讯财经表示。
为争夺中国市场，Uber和滴滴都在大举扩张。《商业周刊/中文版》此前就曾报道，在2014年1月至5月，随着打车补贴大战席卷全民，滴滴一度一天就要烧掉一亿多元人民币，这期间它总共耗费就超过24亿元人民币。Uber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lanick)在去年6月也曾表示，2015年计划向中国市场投资10亿美元。在一封当时发送给投资者的邮件中，Kalanick还表示，为了吸引中国用户，Uber必须扩展至新的城市，并对用户进行补贴，这将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是中国版“独角兽”和美国版“独角兽”在中国的竞争故事。滴滴能否赢得全国并走向海外？Uber如何征战全球并拿下中国？
他是一个频频在全球各大城市惹是生非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敏感问题激怒的人。但是，在中国，他的态度和面孔却变得温和。
他是Uber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lanick)。 “Uber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让城市变得更美好。我们觉得自己就是设计师，助力建设未来之城，让你高效出行，再也不会出现今天我在北京遇到的这样拥堵的交通状况。”他向《商业周刊/中文版》透露，2015年刚开始的时候，Uber在中国只有1%的份额，到2015年9月份，市场份额已经在30%-40%之间了，“我们在中国仍然是第二，所以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对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挑战。”
好消息是，进入中国市场两年后，Uber中国的业务规模几乎与Uber美国相当。据卡兰尼克2015年6月写给投资者的一封电子邮件，Uber司机每天在中国市场上收到的订单量在当时正逼近100万份——这一数字几乎与2015年年初Uber全球业务量一样多，而这个成绩是在11座城市的基础上取得的。5个月之后，Uber在中国版图上又添加了另外11座城市，两年之内总共进入了22座中国城市。现在，在Uber覆盖的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351个城市中，广州、成都、杭州业务都已进入全球前五，广州已经超过纽约，成为Uber订单量最高的城市。
“我之前从未想过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业务增长。不过，在Uber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要进入中国。”卡兰尼克说。在过去两年，他已经来中国十几次了，以至于有人建议他申请中国国籍。“为了能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我必须多来几次。”
2014年7月14日，在Uber于北京试运营2个月后，他亲自到北京三里屯，宣布Uber正式进入北京。“北京因为其重要性成为Uber不能忽视的市场。”他解释说，“美国的城市有不同的职能，华盛顿是政治，旧金山是科技，纽约是金融和设计，得克萨斯大部分是农业，但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综合体，这也让交通服务本身更复杂也更困难，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2015年，Uber陆续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推出杀手锏——“人民优步”。类似的服务在美国叫Uber X，在欧洲叫UberPop，“人民优步”这个有着中国特色名字的产品被Uber定义为非营利的拼车服务(Ride Sharing)。它收费比出租车还低，而收入（包括补贴）全部归司机所有。凭借该产品，Uber迅速在中国扩张，日订单数超过100万。
时机很微妙。几乎在Uber正式进入北京市场的同期，中国打车市场经过残酷拼杀，席卷全民的补贴大战，剩下的两个主要玩家——快的与滴滴——先后上线了“一号专车”和“滴滴专车”，一种类似Uber的专车服务。
在中国市场上，Uber完全是个“新人”，它那些分布在几个城市的运营者在进入每个新城市时也是如此——初来乍到，却让自己迅速展开工作。
2015年9月底出任Uber中国华东区总经理（负责上海、杭州等华东片区城市）的汪莹，曾经是Uber杭州城市总经理，负责该城市的业务运营。“刚去的时候，我在杭州一个人都不认识。”她回忆说，“到杭州那天，是我在Uber工作的第3天，之前我在上海办公室度过了进入Uber的头两天。”
她在杭州随手打开Uber应用，显示在线的杭州Uber司机数量是大约200名。按照通常为1:5的司机上线比例，她估计杭州全城安装上App的司机大约是1000名。这是比汪莹更早到达杭州、一个由5个人组成的新市场开拓团队在之前5个月的成绩。
Uber一贯的做法，是在还未进入一个城市前，先观察后台数据，看有多少用户曾在这个城市打开过Uber。当数值积攒到一定程度时，Uber总部就会决定派新市场开拓团队进军这座城市。新市场开拓团队在完成第一步市场拓展后，把接下来的工作交给城市总经理，自己再转赴下一个新市场进行开拓任务。包括城市总经理在内，具体负责杭州业务运营的团队有3个人。这是Uber在全球任何一个城市都采用的“总经理+市场经理+运营经理”标准团队构成。在Uber内部，这套在300多个城市推广过程中固定下来的流程，被称为“剧本”。
Uber公司第4号员工奥斯汀•盖特(Austin Geidt)是Uber开辟新市场的“剧本”专家。“每次我在一个城市做推广时，我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做了笔记，那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非常草率的‘剧本’。后来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修改‘剧本’，使它变得更高效。”盖特说。
对杭州的3人团队而言，困难才刚刚开始。卡兰尼克在全球宣称Uber最大的特点是“一键叫车”，即3分钟叫来一辆车，而那个时候在杭州，乘客输入目的地后需要等待的平均时间是10分钟。
要谈更多的汽车租赁公司、拉来更多的乘客、与更多的本地机构合作……在杭州人还不能清楚叫出“Uber”的发音时，汪莹开始一家一家谈合作。“刚开始谈得非常辛苦，本地品牌完全不熟悉这个产品。”汪莹说。
转机发生在2015年春节期间。滴滴和快的在情人节当天宣布合并，专车市场版图突变。合并后的新公司对司机和乘客的补贴从此告一段落。不到一周之后就是春节，汪莹决定不回家过年，留在杭州。“中国很多城市的出租车和专车司机都是外来人口，春节期间大多数人都会返乡。对乘客来说很不方便，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点事情。”
过年前3天，几个人闷在办公室开了一天会，临时决定，在春节期间对私家车车主和乘客分别给予两类优惠，同时联系已经合作过的机构做硬性推广。私家车车主在那段时间享有两至三倍的优惠；乘客方面，新浪微博上“UBER优步杭州”当时发布的信息显示，2015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下午16点前，杭州乘客花人民币188元，就可以召唤一个舞狮队进行5分钟的表演，并获得180元的车费红包；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一），杭州乘客只要在Uber的App中输入“happyuberyear15”，即可获得10次每次最高18元减免。
“只过了一个年，市场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在汪莹看来，这个短暂的补贴促销实际上带来了Uber在杭州的逆转时刻：“如果把春节前知道Uber的杭州人的数量比作1，春节后一个月再问，知道的人就有100了。”
2015年10月底，Uber举办了进入杭州一周年派对。Uber杭州团队在这个派对上宣布，目前平均每两名杭州人中就有一位Uber乘客，Uber杭州单日业务量在全球城市排行中已经位列前五。
像汪莹这样的城市运营团队能够迅速拍板得益于Uber架构的扁平化，城市总经理对城市拥有极大自主权。在杭州，汪莹的团队可以直接调用Uber的所有数据库，实现产品的全球同步更新。“我们每发现一个问题，都可以和其他城市做对比。”汪莹说。“或许未来Uber会变得比较正规、臃肿、官僚化，但至少现在非常扁平，每个城市都像一个小的创业公司在运营。”Uber上海前城市总经理王晓峰2014年12月底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采访时说。
卡兰尼克认为本地化运营对Uber而言非常重要，他说：“有时候，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超过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打车业务太本地化了，我们希望能融入当地社区，服务当地社区。”
Uber在中国的每个城市运营团队都拥有着自主决策的权力。不过，从2015年9月底开始，其组织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Uber中国将20多家城市按地理位置划分成华南、华东、北西（包括华北和成都、西安这样的西部城市）三区。深圳的城市总经理罗岗升职负责华南区，成都的城市总经理张严琪负责北西区，原北京的城市总经理姜智亚调职去美国总部负责产品，杭州的汪莹升职负责华东区。
到目前为止，Uber中国并无CEO的设置——起到这个角色作用的，是2015年4月加入Uber中国的柳甄。柳甄目前的官方职位是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她是滴滴总裁柳青的堂妹，曾在硅谷当了10年律师（其服务的客户包括Uber）。回忆做出加入Uber的决定时，柳甄说，她向卡兰尼克提出不少质疑：你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做好？你有多大的决心去做本土化？你准备给中国的经营团队多大的自主权？
卡兰尼克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回答。“Uber中国”和在全球其他地方运营的Uber公司都不相同，并不是美国Uber的全资子公司，而是一个在中国设立的实体，独立融资。2014年12月，Uber宣布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及投资协议，百度成为Uber中国的投资人之一。2015年9日，卡兰尼克向《商业周刊/中文版》确认，Uber中国又完成一笔12亿美元的融资，“钱已经到账，投资者中既有本土机构也有国际公司。”
据柳甄透露，除了融资，Uber在中国目前的经营权和管理权都是独立的，并且“给所有Uber中国的员工都发股份，让每一位都有所有权”。目前，Uber中国的员工数量有300人左右，计划到2016年年底至少再增加一倍。
在放权的背后，是小而精的城市团队。在杭州，目前Uber有14名员工，在上海，数量也基本是同一水平。“如何规模化业务？”卡兰尼克说，“有一个秘密配方，就可以维持高质量的服务。至于这个秘密配方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实际上背后支持这样精干团队的是来自全球的技术平台和数据分析能力。以Uber X的推出为例：2012年，Uber在美国推出了Uber X，用以测试用户对价格的敏感程度。随着Uber X运营，后台数据分析中心很快发现，用户开始急剧上升——低价能让更多用户享受到优质服务，促发了更大的市场需求，这意味着出行领域有着巨大的价格弹性。越来越多市场数据返回到Uber的数据分析中心，Uber的数据分析团队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用户的行为，以及在每一个价位释放的价格弹性，做出市场需求预测，实现动态定价，同时根据供给位置来智能匹配用户和司机。
当然，Uber在中国也并不全部都是顺风顺水。中国各地对“专车”这项服务都存有争议。2015年4月30日，广州市工商、交通委与公安三部门联合行动，以“涉嫌非法经营”，对Uber广州分公司进行了调查，几天后，Uber成都分公司被调查。
卡兰尼克在争议前一向坚持“原则性对抗”。去年11月，杂志《名利场》报道称，在卡兰尼克看来，这种拒绝谈判的姿态并非故意不配合，而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在核心原则上达成共识是妥协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就必须展开我所谓的‘原则性对抗’。”卡兰尼克在这篇报道中解释说，“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势必会激怒某些人。”
优步CEO：卡兰尼克
但在中国，卡兰尼克的态度柔和许多。2015年5月参加在贵阳举办的大数据高峰论坛上发言时，卡兰尼克表现得十分合作，称“中国城市的领导人更关注城市的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水平和品质的提升及改善”。当年9月份的百度世界大会上，卡兰尼克在不满15分钟的演讲中8次提到“政府”一词，“政府关系在全世界都很重要，但在中国尤其重要。”
对于打车App这种新模式，政府的态度确实微妙复杂。在各地政府不断以约谈、突击检查乃至对司机罚款等方式对相关公司进行监管的同时，专车服务已在走向规范化。2015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宣布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许可。这是国内第一张专车平台的资质许可，滴滴快的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网络约租车资质的公司。两天后，中国交通运输部对外公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从中央政府层面对专车运营做出了法律规范。“意见稿”中有关运营车辆性质变更、平台需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等条款引起了许多争议。
“不论是滴滴还是Uber，都感到非常无奈。他们很不理解，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和中央倡导的共享经济完全是一致的”，浙江工业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吴伟强称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两家公司在和他接触时表达了类似情绪，“他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留出一个空间，这个市场他们坚决要做。”
Uber中国在不断变化的政府态度中寻找机会。2015年5月19日，在义乌市政府宣布进行出租车行业改革之后，Uber中国团队负责人就前去当地运管局拜访，商谈合作事宜。在杭州，2015年5月5日，该市市场监管局曾对Uber线下培训点进行执法检查。到当年10月16日，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国际博览会开幕当天，Uber的“摇橹船”服务成了官方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游客和市民可以在楼外楼码头通过Uber免费呼叫摇橹船，参与西博会特色亮点的“一键时光机”体验活动。
2015年11月9日，“意见稿”的公开意见征集正式结束，意味着政策进入最后的完善阶段。交通运输部对外公布的最终进展显示，在“网约车应纳入管理”的问题上，六成意见表示支持；还有七成意见认为“网约车平台管理可纳入新业态管理范畴”。
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柳甄在“意见稿”出来后表示：“新政的出台代表了政府愿意给专车一个发展的空间，开了一个口子。新政还是一个指导思想，具体的要看它怎么在地方落实。地方政府会充分考虑到这些有着上百万用户的打车平台，应该会做一个平衡。”
卡兰尼克多少理解了政府在这个国家商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他身体力行地与各地政府沟通。他见过每一个Uber进入城市的市长，展示给他们几个小时内的Uber行驶路线建构的城市地图。“他们看到一个新的交通网络建构方式，这令他们十分兴奋。”卡兰尼克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学习如何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
或许，这一切都和卡兰尼克决定整体调整公司形象有关。2015年6月初，Uber成立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他在演讲中表现出少见的温和（6月同时也是Uber启动全球新一轮融资的开始）。“我知道我多少带给人Uber激进倡导者的感觉，我也知道某些人形容我是混蛋。首先我承认我和公司都不完美，像每个人一样都会犯错误，但是在Uber，我们满怀激情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朱巍的评价是：“如果Uber跟不上今天的中国市场，以后就没有任何机会再进来。如果它想做全球的平台，最不能放弃的就是中国市场，哪怕它放弃欧洲市场，也不能离开中国。”
卡兰尼克说，Uber在未来一年将进入中国100座城市，中国有可能成为超越美国的Uber第一大市场。
他喜欢把Uber比作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驾程。“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的速度不慢，开得还行，但前面有雾，你没法看得很远，看得很清楚，你必须集中注意力于眼前，不知道哪里要拐弯，你只能盯着前面一小段路看。这或许会很紧张，但再怎么样我们也坚持到了今天。”
卿本大家闺秀，奈何沦落街头？
加入中国最大的移动打车应用公司滴滴出行一年多后，柳青还经常面对这样的疑问。
37岁的柳青目前为滴滴公司总裁，在此之前，她是高盛历史上最为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之一，还有一个屡被提起的身份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女儿。谈及放弃国外投行工作，投身火热，但充满苦活脏活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的最主要原因，柳青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是因为滴滴创始人程维和整个团队要“让出行变得更美好”，而这是“一件风口足够大的事情”。
风口很大，接地气的转折同样很大。柳青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坐上“三蹦子”（三轮车）穿行在北京的街头。
那是2014年7月的一个傍晚。刚加入滴滴没几天的滴滴公司总裁柳青和滴滴创始人程维前往交通部门与一位领导开会。出租车堵在半路上，两人转乘地铁。下班高峰的地铁车厢拥挤不堪，柳青一身职业正装，发烧还没好，疲惫，更有些狼狈。挤出地铁出站口，还有不短距离，两人犹豫一下，登上了站口等活的小三轮。
“我竟然坐了‘蹦蹦’！”以前在高盛，她习惯了出差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出入专车接送。她在北京长大，熟悉公交和自行车，但家境殷实，家教严格，并没有体验过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三轮车——其中大部分并不具备营运牌照。
小三轮“突突突”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带着发烧产生的晕眩、职业正装与简陋铁皮车厢形成的反差、热氲扑面带来的不适，加上文化震撼，柳青就这样加入了“移动出行”这场街头混战。
她与该公司创始人程维一道，在2015年2月推动滴滴与另一家本土领先的打车服务商快的打车达成战略合并；6月和9月，又完成了两轮融资——其中最新一轮融资达30亿美元，创下目前已公布的全球未上市公司最高单轮融资纪录（上一个纪录的创造者是Facebook，它在2011年获得高盛和DST领衔的15亿美元投资）。在最近的融资活动中，滴滴出行估值近165亿美元，成为中国最耀眼的“独角兽”（指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之一。（编者注：截止2016年7月，滴滴的最新估值为280亿美元，其累计现金和股权融资超过100亿美元；Uber最新融资估值接近680亿美元，累计获得逾110亿美元现金和股权融资。）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正在成为创业和投资领域的热词。发生在移动出行领域的这个中国故事里面，既有BAT（指中国最大的三家互联网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阴影，也有残酷的资本和技术之争、并购内幕，还有政策博弈、补贴争议。
2014年年初，来自美国的打车软件鼻祖Uber又宣布进入中国市场。“这是一场人人都在关注的战争，”分析评价初创企业表现的香港公司Oddup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詹科蒂(JamesGiancotti)在2015年8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对战双方是中国私营企业和美国私营企业。”而随着竞争的升级和市场的演进，或许在未来，古典经济学的供需平衡理论将在移动出行领域深刻体现，共享经济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变革中国社会。
最早让柳青注意到打车应用这个市场的，是高盛2011年做出的投资Uber的决定。等2013年柳青代表高盛的投资团队第一次见到程维时，市场已经风云变幻，很多运营打车软件的公司已经在激烈的竞争和高企的运营支出（主要是发放给乘客和司机的补贴）中陷入困境，滴滴和快的“剩者”为王。程维这样向《商业周刊/中文版》描述当时的经历：“我们生在狼窝里面，是野生的，慢慢活下来了，为了生存一点点往前挣扎。”
柳青撮合了滴滴和快的的第一次合并谈判。因为她和腾讯、阿里关系都很紧密，两边都能说得上话。如果撮合成功，她还将代表高盛跟投。她约了程维、王刚、吕传伟以及阿里投资部的谢世煌一起吃午饭，地址选在杭州机场。
柳青当天早上从北京飞到杭州，午饭结束，又飞回北京。双方没谈拢，对估值、股份、管理权期望差距太大。程维回忆说：“时机不成熟，竞争没有充分到极致，所以没到谈判的份儿上。”徐传陞则认为，当时很多事情还没清楚，两个CEO都很强，都觉得可以做到第一名，都不甘心。
2013年11月，快的收购了大黄蜂，阿里巴巴跟进投资近亿美元，并提供资源支持。
此时火药味已经很浓：Uber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试运行，已然进入中国市场。2014年1月，滴滴获得腾讯、中信产业基金1亿美元C轮投资。同时，滴滴接入微信支付，当天即有6000订单通过微信支付。程维想做一次促销推广，腾讯和滴滴共同补贴数千万元，从此引发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疯狂的一场烧钱大战——这一年春节过后，微信红包点燃大江南北。
2014年1月至5月间席卷全民的打车补贴大战曾让整个行业震惊。滴滴和快的简单而粗暴的军备竞赛进入白热化，双方层层加价，被拖入战局的各方，尤其是背后的股东，每天都过得心惊肉跳。这场也惊动了官方的消耗战，直到2015年5月16日才被双方叫停。
但战火很快从出租车烧向新的、价格和政策更敏感的专车市场。尤其是来自硅谷的巨头Uber携专车服务杀入了中国战局，其以炫目产品和创意营销吸引着用户。
在国外，Uber以私家车为主，而中国禁止私家车营运，于是Uber与租车公司合作，推出高端商务车Uber Black、中高档家用车Uber X业务。2014年5月，Uber在北京试运营，北京成为Uber在全球运营的第100座城市。8月，Uber在北京上线价格低廉的“人民优步”（它在美国叫Uber X，在欧洲叫UberPop），自称这是非营利的拼车服务（Ride Sharing），乘客收费比出租车还低，而收入（包括补贴）全部归司机所有。凭借“人民优步”便宜的车资，Uber迅速在中国扩张，日订单数在2015年6月超过100万份（据Uber创始人卡兰尼克当月写给投资者的邮件）。
程维一直记得D轮融资之后，DST创始人尤里•米纳尔（他还投过Facebook、AirBNB、Whats App、京东、小米等）对他说的三句话：“第一，Uber会灭了你们（指滴滴）；第二，如果要活命，必须和快的合并；第三，合并之后（我会）再投10亿美元”。
就在滴滴获得D轮融资的同时，卡兰尼克与李彦宏在北京签署了Uber与百度的战略合作协议，百度对Uber在中国的运营公司“优步中国”投资10亿美元，双方在技术创新、国际市场、中国O2O服务3个方面展开合作。Uber随即加大对司机的补贴力度（最高时每周完成80单奖励6000元），订单量骤增。“Uber打船”“Uber直升机”“Uber快递”“地球人都挡不住的Uber”等热门营销事件，不时引爆社交网络。
滴滴和快的也在这时重启合并谈判——程维和吕传伟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谈判。
“我们有了和谈的基础，市场竞争非常充分。”程维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大家都喜欢讲宫斗，讲幕后操纵，实际上创业公司挺单纯的，整个合并都是创始人主导的。”
2015年1月15日，快的宣布获得6亿美元融资，软银领投，阿里巴巴和老虎环球基金跟投。一周后，华兴资本CEO包凡请程维和吕传伟在深圳吃饭。“很尴尬，净说些有的没的，”程维说，“但能坐在一起就说明了问题。”
饭毕，程、吕两位创始人又单独去了一家小酒馆，聊到凌晨，已然基本谈妥了合并事宜。第二天，在一家酒店的套房，双方共6人展开具体条款的谈判——其核心框架就一页纸，约10条共识，其中也包括如何处理双方股东阿里和腾讯的关系。
2015年2月14日情人节，滴滴快的宣布战略合并。国内移动出行格局从此改变，新组建的滴滴占超过80%的市场份额。程维形容这次融合是“闪婚，来不及恩爱，立马重新分工。合完以后，我们没时间去做细的内部整合，要抓住时间窗口，做新产品线”。
同样在2015年2月，滴滴快的合并之前，Uber的卡兰尼克也见过程维。程维回忆说，卡兰尼克给了他两条路：接受Uber投资其40%股权，或者，被当时估值已达500亿美元的Uber打败。“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我们看四川的一个打车软件一样。他说Uber会在中国投入超过10亿美元，把中国打得鸡犬不宁，要不然接受收编，要不然就被打败。”
对于此，卡兰尼克向《商业周刊/中文版》澄清说，他很尊重程维，当时聊天非常愉快，但程维对Uber提及的投资对象有误解，“我说投资40%股份不是给滴滴，而是想给快的。”
在2015年4月新滴滴的董事会上，Uber被重点提到。程维说，“我们坚信和前面几代中国互联网企业一样，会打败它。唯一的疑问是，我们能不能作为新一代互联网企业的代表，代表中国走向全球？”
这一年，滴滴新产品不断推出：5月快车，6月顺风车、7月代驾，8月大巴，10月试驾。此外，滴滴还与中投等机构共同斥资3.5亿美元投资东南亚打车应用GrabTaxi，程维还和Uber在美国的对手Lyft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向后者投资1亿美元。程维说：“我们是开着飞机换引擎，目标是在未来3年每天服务3000万用户、1000万车主，在任何地方3分钟内都能叫到车。”
据滴滴提供的信息，其平台目前专车日订单量是Uber全球的2倍，是Uber中国的6倍，拥有专车和司机的数量超过竞争对手10倍。据易观智库统计，2015年第二季度，滴滴以82.3%的份额垄断中国专车市场，Uber占14.9%、神州专车占10.7%、易到用车为2.7%。
2015年5月，滴滴接入“上海出租汽车信息服务平台”。当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宣布向滴滴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这是国内第一张专车平台的资质许可。
而同一天，Uber在中国的运营公司“优步中国”宣布正式入驻上海自贸区，投资人民币63亿元，成为上海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优步中国是Uber在美国以外唯一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
中国版“独角兽”和美国版“独角兽”较量的故事，越来越像当年雅虎与新浪、eBay和亚马逊与阿里巴巴、谷歌与百度等公司在中国竞争的翻版。包括特斯拉、Airbnb、Evernote等硅谷明星公司，进入中国都遇到本地化问题。Uber能成为一个例外吗？
对此，卡兰尼克向《商业周刊/中文版》表示：“Uber和其他来中国的跨国互联网公司都不一样，我们觉得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功。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这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可以松懈。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你可以说eBay和谷歌在某些方面失败了，Uber也有可能犯错，我们正在努力避免那些错误的发生。”
比起Uber式的颠覆性创新者，滴滴更希望做温和的改良者。学者周其仁把滴滴当作一个新的改革现象，说它是现代“小岗村”，移动打车降低车辆空驶率，解放城市道路资源，而全国正在争议的牌照管制很难平衡供需。
柳青则认为：“我们在做一件叛逆的事情，整个行业在变革，但我们是建设性的叛逆，崇尚温和的变革，用技术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受益。”
她列了几个数字：中国城市人口约有8亿，每天有超过2亿人乘坐公交车，这个领域还完全没有互联网化；每天有1.5亿人自驾，出租车一天成交3000万单，打车App厮杀如此激烈，其实只有10%的渗透率——交通行业的移动互联网渗透率很低的话，说明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指数也很低。“可做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能说我们‘剩者’为王呢？这个市场还没真正开始，最多算是刚刚起步。”
编辑：张娅、黄雨洁
（文章原发表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5年11月16日刊，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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