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之丑闻，韩国之耻辱 |社论

撰文：彭博社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月19日驳回独立检察组批捕三星集团(Samsung Group)实际控制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Jay Y. Lee)的提请，决定不予批捕。相关人士预测，今后独检组针对总统亲信门涉案企业的调查可能会受阻。

独立检察组1月16日以涉嫌行贿和作假证提请逮捕李在镕。李在镕被怀疑向朴槿惠亲信崔顺实成立的两家非营利性基金会捐款，以换取朴槿惠对一桩并购案的支持。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1月18日开始审理此案，李在镕本人也在当天参加了庭审。

首尔市长朴元顺(Park Won-soon)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这很难让人理解。尽管拘捕李在镕将会给韩国经济构成影响，但树立正义更加重要。”朴元顺认为，独立检察组应当再次申请对李在镕的逮捕令，以根除腐败，对韩国的财阀体制进行改革。

韩国检方日前决定以涉嫌贿赂和挪用公款为由逮捕三星集团一名高管，这无疑使数百万看够了这个国家精英阶层官商勾结、任人唯亲的韩国民众感到高兴。然而，对类似三星这样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大型企业进行改革才是杜绝此类丑闻再次出现的方法。

韩国法院会在1月18日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对李在镕发出逮捕令。这个三星电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 Co.)的副会长涉嫌批准向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顺实提供约3600万美元的“捐赠”，据称是为了得到其支持以合并三星旗下两家分支公司并巩固李在镕对公司的控制权。三星方面否认存在任何违法行为。

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之独子，现任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

不管法庭的裁决如何，又一位高管的“落马”也不可能结束韩国官僚和大公司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国家已被企业集团或者说是财阀主宰。以前的几位公司巨头或是仅被判处缓刑，或是被迅速豁免，其中就包括李在镕的父亲、病重的三星会长李健熙（他被豁免了两次）。就像她的前任们一样，朴槿惠在就职时也曾发誓要终结这种偏袒的现象，但她之后又辩称说三星财团对韩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太过重要，因此不能将其领导人丢进监狱。继任者不会重蹈旧辙？这真的无法保证。

持续性的改革需要解决两个中心问题。

首先，拥有并控制着财团的家庭（现在已经由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继承）对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上市公司的企业产生了不当影响。虽然它们在集团公司的持股比例通常不大，但通过复杂、晦涩的交叉持股网，它们对决策制定过程保有控制权。韩国政府现在已禁止企业如此布局，但企业之前布下的局也必须被拆散，所有权结构应该更透明。董事会需要更加训练有素、掌握主动权、真正独立的“局外人”一般的董事。

其次，虽然朴槿惠曾承诺要让韩国经济“民主化”，但这些财团和它们的关联公司一直在主导韩国的经济活动。CEOScore研究公司称，韩国最大的五个公司的合并收入几乎占到韩国GDP总量的10%。这不仅方便了这些巨头互相利用，同时也抑制了中小型公司的发展，它们为韩国提供了绝大多数就业岗位。要想从受财团青睐的供应商手中赢得原本是定向分配的订单，这些公司需要更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更不用说实施愈加严格的公平贸易规则了。

公众的怒火驱使法律制定者们终于开始就对一些法案的修正进行讨论。这是件好事：比起将注意力放在探讨控制财阀的资本消耗（通常是想象中的数据），政客们需要更关心财团改革的收益。同时，像国家养老基金那样财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不得不更积极地对财团的管理提出质疑。但是对于韩国来说，相较于不断地讨论，此刻更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心态。

韩国经济的繁荣要想持续下去，关键在于要培育出一种更好的企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受褒奖是因为它们的创造力和潜力，而不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和政治纽带。

延伸阅读 |三星君主立宪制决策助其渡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撰文：David Flicking

过去几个月的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残酷的提醒，即世袭君主制虽然很陈旧，但相比更精英化的体制，依然存在优势。

这里说的不是华盛顿的事，而是那个正将统治阶层放在聚光灯下检视的首尔。

自李在镕加入三星电子的董事会后，尽管他遇到了司法麻烦，但三星的股价仍上涨了19%

自2016年10月被任命为三星电子有限公司9人董事会中的一员后，身为董事长公子兼接班人的李在镕(Jay Y. Lee)就因与另一位君主——韩国目前被停职的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的权钱交易一事，不断受到检方的审问以及议员们的盘问。

尽管检方在1月16日表示希望能基于贪污贿赂的指控逮捕他，但自他2016年获得晋升以来，三星的股价已经上涨了19%。

这种视而不见其实是一件好事。股东们不顾副董事长的司法麻烦推高三星的股价，这一点暗示出，该公司真正的才能并非储备在那些高贵的管理者身上，而是储备在将会顺利度过一切宫廷阴谋的设计师、工程师以及产品专家团队成员身上。

君主立宪制决策

这一特征深深地刻在了这家公司的DNA中。西方企业的运营者往往是一个由董事会中贤明的元老掌控的集中式管理层，而三星的运营模式则是一种君主立宪制。李在镕的父亲、三星董事长李健熙(Lee Kun-hee)拥有不成文的最高统治权，但他很少行使这一权力，相反，他总会通过其董事会形式的内阁来管理公司。CEO一职也远远无法享受高高在上的地位——该职务至少由3人担任，构成了一个参谋团式的管理委员会。

不过，即便在这种集体组织的架构下，李在镕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反而正是他（或类似的人）的这种可取代性，让他成为了这家公司整体的一个（悖论式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其去中心化的架构，藉此，它能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快速切换。

在短短10年前的2006年，从收入看，手机还只是三星的第三大业务

直到2011年，该公司收入的最大块还来自家电，如冰箱、洗衣机等。在短短10年前的2006年，其手机业务的收入还只排在第三位。

半导体业务一直贡献着最大份额的运营利润，直到2007年，即iPhone发布的那年，电信业务迎头赶上。在随后的8个财年里，手机业务拿下了7个冠军，2015年后，半导体又重回王座。

多年来，三星运营利润主要来源一直在各业务之间流转

如彭博专栏作家的蒂姆·丘尔潘(Tim Culpan)近期指出的，三星的财务核心对于各产品间的切换发挥了重要作用，会帮助公司确定长期的战略重点，并决定哪个部门可以受到资本部署的优待。

决策的制定不必依赖于任何团体或派别，这一点大大强化了该公司发现新潮流时的应变能力，但广为人知的一点是，其管理委员会中的三名元老恰恰缺乏这一品质。领导半导体业务的权五铉(Kwon Oh-hyun)已经在该部门工作了30多年，而与他同为CEO的申宗均(Jong-Kyun Shin)和尹富根(Yoon Boo-keun)也分别扎根在了各自的智能手机和家电及显示屏业务中。

这是一个将李在镕的妹妹李富真推到台前的充分理由，后者目前领导着三星集团(Samsung Group)的新罗酒店(Hotel Shilla Co.)业务，此举无疑会巩固其统治家族的权力，但同时，这也会是一个与男性主导的韩国传统财阀文化背离的标志，因而有望受到民众的欢迎。

三星的国王李健熙及其太子大概也不会退出舞台。但如果前者的健康问题和后者的法律困境令他们无法在高层掌权，那么三星或许是时候采纳一句新口号了：女王万岁。

（本文内容不代表彭博编辑委员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编辑：刘馨蔚、管文晶

翻译：陈羽凡、程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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