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祸不单行
在4月即将公布初步业绩之际，三星电子意外发布了盈利预警，称因为内存芯片需求减少，其第一季度业绩将逊于市场预期。
这家总部位于韩国水原的公司3月26日发布声明称，内存芯片和显示器的价格跌幅超过预期，导致了上述结果。该公司表示，预计在客户库存消化之后、需求将在下半年回暖，还表示将利用其资源来维持价格竞争力。苹果公司——三星的智能手机屏幕客户，在今年1月份下调了营收预测，为近二十年来第一次。
这家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的预警，凸显出在智能手机市场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组件价格的下跌幅度超出预期。全球经济放缓以及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冲击了三星半导体需求，令形势加剧。三星大部分利润来自半导体业务。
在首尔市场，三星股价下跌不足1%。该股今年截至周一收盘累计上涨了18%。
“三星试图摊薄其业绩引发的冲击，”HI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的分析师Song Myung-sup称。“市场观察人士正在为迎接糟糕局面做准备。”
盈利预警在三星是很少见的情况，而其大部分利润的背后，曾一度笼罩着“吃人”的恐怖气氛。
事件要从58岁韩国出租车司机黄相基(Hwang Sang-ki,音)讲起。2007年，黄相基的女儿黄于宓(Hwang Yu-mi,音)在三星半导体工厂工作两年后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在患病两年多后逝世。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一种病情发展特别快的血癌。
黄于宓和父亲黄相基
黄于宓是一名在三星半导体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工作内容是把电脑芯片浸入同一池化学品中。黄相基在维权过程中，相继认识了和女儿有同样遭遇的三星员工和家属，他这才意识到他女儿并不是个例。
在三星半导体工厂，与黄于宓类似遭遇或患了其他罕见癌症的还有几十个。“她们一起工作，然后又相继离世。”黄相基说。
在韩国，每十万人中只有大约三人是死于白血病。这些人，同在三星工厂，同样不幸成为那十万分之三。
直到2018年11月23日，三星电子向在其半导体工厂工作后患上癌症的工人们道歉，并承诺作出赔偿。
2003年，黄于宓还在束草的高中念书。那一年，器兴半导体工厂的招聘广告吸引了她的目光。像许多韩国人一样，黄于宓对三星满怀崇敬，原因之一是，三星的成功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崛起的真实写照。1961年，韩国人均GDP只有92美元，比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要低。而到了2013年，韩国已然成为全球第15大经济体。当时，韩国GDP中，有近24%来自于三星集团的收入。
黄于宓是那届毕业班中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女学生，成绩好、出勤率高、没有不良记录。通过体检要求之后，她被三星录用了。她父亲说，“我很高兴，因为三星是韩国最好的企业之一。”
2003年10月的一个早晨，于宓和母亲坐上父亲的出租车，来到了束草的巴士总站，随后登上一辆开往器兴区半导体工厂的巴士。该工厂在韩国首都首尔以南约32公里的地方，建于1984年，是当时韩国领先的半导体生产工厂，那时候，芯片收入占到了三星电子总收入的80%左右。
能在器兴装配线上工作，在当时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于宓怀着颇为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但她不知道的是，厄运从此开始降临在她和她的工友们身上。
经过几周培训后，她们正式上岗了。除了说工作累以外，于宓从没向父母抱怨过什么。直到2005年10月的一天晚上，她打电话回家说她“感觉恶心、头晕，还呕吐”。她父亲说。一位工友把于宓送到了器兴厂区的三星医务室，医生给她做了抽血化验。他们对于宓说，她身体有问题，他们处理不了。她紧急住进了最近的一家大医院。她父母闻讯也立刻开上父亲的出租车赶过来看她。
医生告诉黄相基，他女儿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要求他同意医院立刻对她进行治疗。“我想我当时肯定晕了过去，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绝望极了。”他说。他虽然对白血病知之甚少，但还是知道它常常会致命。
很快，20岁的于宓开始接受化疗，随之而来的是脱发、呕吐和持续的萎靡不振。住院大约一个月后，黄相基开车把她接回束草，还住在她以前的房间。一家人每周要两次开车横穿整个韩国，带于宓接受治疗和检查。
2006年夏天，于宓再次住进了医院。就在那时，她听说和她同在3号线同一区域工作的李淑英，就是那个得皮肤病的工友也得了和她一样的白血病。李淑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在当年7月13日被诊断出白血病的，五周后去世。
2007年1月，李淑英死后的几个月，于宓白血病复发。那时，黄相基依然不顾三星的反对，坚持要提出工人赔偿申请。当天，他在一家咖啡馆和三星高管们会面，后者的态度让他始料未及。
“他们四个人没有问我于宓的状况，”黄相基说，“而是开始对我的做法提出质疑。”黄相基说，这些管理人员坚称，他女儿的“病和三星无关，还问‘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推给三星？’”他说，在20分钟的会面中，他许多时间是在痛哭。三星拒绝就其管理人员与黄相基的谈话置评。
2007年3月6日，在医院接受完治疗后，他们开车回束草，于宓躺在父亲出租车的后排座上。快到家的时候，“于宓说，‘太热了’，于是我把车窗打开了一点。”黄相基说，“但不一会儿，于宓又说，‘我冷’，于是我又把车窗关上了。”不久，他的妻子回头查看，一下哭了出来。
“她已经没有了呼吸，眼睛上翻。我能看到她的眼睛已经变白。于宓妈妈失声痛哭。然后用手将于宓的眼睛合上。我顿时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高速公路上。”
虽然半导体生产依赖的是无尘室，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干净的行当。从在硅谷诞生的早期，芯片制造商就一直在使用剧毒的化学品。名为“超级基金”的美国污染场地管理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定义了一批污染场地，其中不乏被英特尔、惠普等遗留下来的污染地。
随着化学品对硅谷环境的影响引起广泛的关注，工厂工人的安全警钟也被敲响。生产半导体用到的化学品和复杂的半导体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都和晶圆上的电路加工有关，其中已知和潜在的人类致癌物包括苯、三氯乙烯、环氧乙烷、砷化氢和三氧化二砷等。
得知李淑英猝死的消息后，黄相基的脑海里冒出了许多问题。他开始询问于宓工作的各种细节，特别是那些浸泡芯片的化学品池。那时候黄相基还不知道，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已被科学家证实是最明显由接触致癌物导致的癌症之一。
于宓所在的生产线生产三星逻辑芯片，或者叫“系统”芯片。于宓的第一个工作是在生产线上的扩散流程，第二个工作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做“湿蚀刻”。
据法庭文件显示，于宓被分配到了3号线工作。每天她从头到脚都要穿上无尘服，戴上无尘手套和面罩，与其说是保护她自己，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给半导体保持一个无尘的环境。韩国一个法官小组后来发现，在工作中于宓要面对一系列有潜在危害的化学品、烟雾和电离辐射。她的工友李淑英（Lee Suk-young，音）当时得了皮肤病，需要定期治疗。
于宓的葬礼上，三星器兴工厂的管理人员也来了，一位级别最高的高管对黄相基说，“葬礼后我保证你能拿到赔偿金。”黄相基说，“我没有说话。”一周后，三星管理人员又来了。他们请黄相基吃刺身，席间他们告诉黄相基，公司不会给他家任何赔偿，并再次坚称于宓的癌症和工作无关。
于宓过世后，黄相基就一直通过打电话、登门拜访的方式联系每一个他认为能够帮助他调查的人，他要弄清在器兴工厂的1.9万名生产工人中，是否还有其他人患病。他尝试联系了政府官员、政党、维权人士、民间社团、记者等等。
“没有人愿意听我说。”他说。
直到2010年，韩国四大电视网中最大的KBS电视台播出了有关该案的内容，之后更多的案子涌现出来。
2011年5月，黄相基的诉讼案及其他四家人的诉讼案被合并审理，由首尔行政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庭审。一个月后，主审法官公开宣布了判决决定和意见，支持黄相基的诉讼请求，下令政府赔偿基金向他们支付赔偿金。
在法院宣布判决的三周之后，三星联合其聘请的美国咨询公司英环(Environ)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咨询人员没有发现在工人工作环境和白血病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
由行业资助的研究和调查显示，半导体生产和工人得癌症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联系，但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与之相反，由此引发了一场流行病学的拉锯战。
黄相基对半导体行业的毒害史一无所知。他文化程度不高，出身寒微，身处的文化环境受孔子思想影响很深，这种文化崇尚权威和集体利益。所有这些使得他在对付三星这类大公司的管理人员时，处于严重劣势之中。
在事故发生十年后，三星终于承认错误。
2018年11月23日三星电子向在其半导体工厂工作后患上癌症的工人们道歉，并承诺作出赔偿。
“我们真诚地向这些患病工人及其家属表示歉意。”三星联合总裁金基南(Kim Ki-nam)说，“在我们的半导体和LCD工厂，我们没有管理好健康风险。”
三星的这一道歉，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争议。根据和解协议，三星将向每个患病员工赔偿最高1.5亿韩元（约合92万元）。
赔偿方案涉及到16种癌症、一些罕见疾病、流产和工人后代患上的先天性疾病。
10多年来，韩国法庭、首尔国家劳动福利机构和一家调解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一系列审理和判决，最终达成了和解，并在周五宣布了这个消息。
工人亲属领导者Hwang Sang-gi在周五称，“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这种道歉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将会接受它。”Hwang的22岁的儿子死于白血病。
整理编辑：商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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