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白居易在日本被捧得最高
壹读精选
白居易是一代文豪，不过在唐代文学史上，他的地位还是不能超过李白与杜甫，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还是以负面形象出现。
然而在日本，白居易的地位却是首屈一指，远非李、杜所能比拟。在平安朝，“文集”一词，甚至可以作为《白氏文集》的专有名词来使用；现今已普遍对古人直呼其名，而日本人却还称白居易为“白乐天”，称字不称名，在洛阳白居易墓，日文的献碑甚至比中文的都多，碑文竟将白居易誉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白居易为什么在日本有这么高的地位？
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白居易的诗语言简单，日本人容易读懂。然而这样的回答，却显得有些太瞧不起日本人的汉文水平了：日本人能将典故繁多的《文选》用得得心应手，怎么可能只因简单易懂就尊白居易为第一？
个中原因，在于一系列历史的巧合。
接下来你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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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选”中白居易的几个巧合。
● 李、杜诗经典化迟滞，不够流行。
● 白居易帮日本人建立了审美好尚。
几个巧合
白居易的文集最早传入日本是在公元838年，据《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当时的日本太宰少贰藤原岳守“捡校大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耽悦。授从五位上”①。这一年是唐文宗开成三年，白居易时年67岁，住在洛阳。
白居易生前，其文集能够流行于日本，这在印刷术尚未普及、文学传播十分不便的中唐，非同寻常。相较之下，早他六七十年的李、杜，其文集传入日本却比白居易的晚了一百多年。②
当时被引入日本的，为什么会是白居易的文集？
日本处于平安时代，致力于引进唐朝文化，他们派遣唐使，到大唐搜集中国第一流的著作，又利用商船夹带吸收中国典籍，遣唐使和商人遂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
遣唐使虽然是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到了大唐，要面临因为“外国人”身份而带来的诸多不便，对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他们很难通过细致阅读文本来给出判断，而只能依其流行程度而定；商人更不会关心深层的文学价值，唯以流行度为进货准则。
就流行度而言，九世纪中国的流行文坛，是属于白居易的。
早在元和十年（815年），44岁的白居易就在《与元九书》中谈到了自己作品的流行：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会昌六年（846）唐宣宗为白居易作悼诗称：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对日本人来说，誉满天下的白居易，自然代表了大唐第一流的文化，故而引进他的诗作迫在眉睫，且不满足于那些零星的单篇作品和单行小集，而是追求全集。838年所派遣唐使，肩负的重任之一就是搜集白居易的全集。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白氏文集古抄残卷》。
巧的是，白居易是中国诗人中少有的重视整理文集之人，会昌五年（845年），他为文集作序云：
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朗，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③
故而，他的全集并不难搜寻，《白氏文集》很快被抄写到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到晚唐和北宋，正当日本人对白居易作品不断吸收和消化之时，中国文坛却出现变局，严肃文学严厉批判流行文学，杜牧讥白居易云：
“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入人肌骨不可去。”
而苏轼更为简洁，一句“元轻白俗”，令白居易的地位降格。
更巧的是，由于894年平安朝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建议废除遣唐使，838年的遣唐使遂成了最后一届，此后日本不像以前那么大规模成系统地吸收中国文化，白居易的作品好似踏上了一座文化孤岛，避免了中国文坛思想变迁带来的冲击，一直保留着9世纪上半期的鼎盛地位。
李、杜不显
作为白居易的前辈，中国诗坛并伫的双峰——李、杜为什么没有在日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文集的流传。
李、杜不像白居易那样注重结集，且晚年偏偏赶上安史之乱，战乱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巨大，宝应元年（762），李阳冰为李白作《草堂集序》云：
“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大历中（766～）樊晃为杜甫集作序云：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
文集传播受阻，大为延迟了李、杜诗的经典化。
所以，李、杜在唐人心中的地位，恐怕也难与白居易相敌。杜甫生前名声不显，而生前名声显赫的李白，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今人选唐诗，李白的诗几乎必选。而在唐人那儿却没这么高的待遇。如收盛唐诗人作品的《国秀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箧中集》（乾元三年，公元760年），都没有李白的诗。
直至白居易时代，李、杜都还未被经典化。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正是白居易书判拔萃科登第的后一年），日僧空海随遣唐使入唐，遍搜唐人文集，归国撰有《文镜秘府论》，这部反映了9世纪初唐人文学观的著作，竟仍没给李、杜留有特别的位置。
李、杜诗的经典化，肇始于元稹、白居易的大力提倡，直到北宋才宣告完成。在白居易时代，李、杜还需借白居易扩大影响，其影响力显然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甚至到晚唐五代，《旧唐书》关于李、杜、白的传记里，李、杜只是《文苑传》中的匆匆过客，白居易才被视为诗人中的翘楚：
“若品调律度，扬确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④”
所以，日本人未在白居易时代之前就把李、杜当做第一流的诗人引入，并非其眼光独特，而是受限于文集之流传。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便中国也还没开始以李、杜为尊，日本人更不可能领先中国人的理解，提前赋予李、杜崇高地位。
审美好尚
有人认为，崇尚“物哀”、情感细腻的日本人和白居易闲适伤感诗极为贴合，所以日本人特别喜爱白居易。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论者颠倒了二者发生影响的时间逻辑。
譬如，表现“物哀”的代表作当首推《源氏物语》，而该书作者紫式部却是白居易的忠实读者，其中随处可见白居易诗的化用。
再往前，“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倡导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然而“国风”又是怎样的风格呢？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⑤
到了近代，作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曾用“雪月花”来概括日本文学的传统美。而这浓缩了日本人独特审美情调的“雪月花”，也正是出自白居易的《寄殷协律》：“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于是，与其说日本人独特的审美好尚令其更容易接受白居易的诗歌，不如说他们的审美好尚正是在白居易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
日本电影《源氏物語 千年の謎》剧照，剧中人所读为《白氏文集》。
日本人为何会与白居易有着如此高的契合度？
白居易集传入日本，正值平安朝中期。天皇权势衰微，外戚藤原家掌权。律令制度渐渐失效，贵族们地位的升降完全取决于与藤原家的亲疏。对贵族来说，政治理想不复存在，进取心大为减弱，宴饮行乐成为日常。加之当时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频发，正契合了佛教所宣扬的“末法降临”，贵族们厌世情绪高涨，焦躁不安。
这一时期的日本贵族社会，简直是白居易生活的中晚唐时代的一面镜子。
白居易晚年，朝中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又历甘露事变，宦官权势通天；更不用说朝堂之外的藩镇林立，大唐渐渐病入膏肓，士人们却无可奈何。面对这种棘手的社会形势，传统的儒家思想无用武之地。优游于儒佛之间的白居易选择“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这种思想，虽无益于民、无补于世，但能够慰藉焦躁的贵族们的内心，与白居易面临着类似困局的贵族们，在中国第一流诗人的感召之下，得到了一条可走之路，自然望风而靡。
注释
①黑板胜美编，《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弘文馆1977版，第21页
②渡边优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接受情况》，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页
③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 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第3916页
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2000版，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⑤那波本白氏文集后序，转引自武田信昭《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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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彰考局（ID：R-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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