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与其强硬地抗衡，不如柔和地着陆。| 艺境
读史不是为了看到曾经发生过什么，
而是建立一个人的胸襟。
在我自己的理解中，
看到时代跌宕、某个节点上
宿命循环的时候，
会觉得人的一生在历史的漫漫长卷中
真的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读史会让人不自大。
2016年的一部《北鸢》令葛亮声名鹊起。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自带传奇光环的葛亮在那部作品中，以家族史为基础，将原本不相干的枭雄、精英乃至芸芸众生或现或隐地寄身于同一个故事里，演绎了那个时代的不拘一格和历史的风云跌宕。
历史有很多种写法，纵横捭阖是一种写法，一叶知秋也是一种写法，而葛亮甚至舍去了准备多年的非虚构素材，选择以小说的文体，“介入历史又逼近日常”，从家庭内部角度切入，去凸显被时代遮蔽的世俗样貌。这是葛亮一贯偏爱的民间视角：“一直以来，太过激烈的东西，不是我所欣赏的。一位文学前辈对我说过，最动人肺腑的，是人之常情。记得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写时光晃晃荡荡地过去，大格局、小情爱，一点一滴都是风景。这大概就是体贴与经得起推敲的文字生活。”葛亮的短篇作品也无不如此，以少年毛果的成长映射自身的《七声》，《戏年》借由泥人、陶匠等身边人的故事写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悲欢，若是在同代读者看来，是会有集体记忆的共鸣的。
就像葛亮说的，每个人、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来处。回溯来处是重要的，即便时光不再。尊重每一个时代，让它自己说话的过程中，个体在其间沉浮。而最终，我们都会达成与时代、与自身的和解。这是葛亮痴迷于历史叙事的原因：它会让人不自大，心怀谦卑。与其强硬地抗衡，不如柔和地着陆。
Q & A
Q
小说到底要传达给读者什么？是观念还是构成观念的细节？你曾说过：“在我的短篇小说里，前者很重要；但在我的长篇小说里，后者更重要。”结合此次再版的短篇集做一下解读。
A
《七声》《戏年》想传达的观念首先是希望从当下的位置探讨、联结我们的来处，以毛果这一年轻人的成长作为小说推进的时间逻辑线索，原型就是我本人。里面提到的人物，尤其以外祖父母作为第一篇，想表达我们这代人是非常特别的一代，我们的来处是可以和祖辈的经历有种种联络的，在成长过程中，这种联络会越来越清晰。
Q
你如何理解你所成长的时代，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A
早些年大家一直都非常强调哈布瓦赫提出的概念——collective memory（集体记忆）。我们这代人主要是指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生的人，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成长在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时代节点上。改革开放对中国后来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在那两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强调的代际，如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是个相对粗砺的划分。陈丹燕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独一代”，非常能说明问题。
我们这代人的父母都是双职工，小孩必然以一种相对孤独的状态在成长，由此派生出来的生活格局是，很多孩子在大院里长大。院子里的每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却也是广义上的兄弟姐妹。在和他人关联着地生活时，其实是你进入社会关系的开始。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你会学着怎样和别人相处，过程中有意识地体恤别人，同时孤独感的造就会让你愿意思考。如今语境下的全球化是依赖于传媒和潮流的，每个人越来越相似。但当时不是，当时的那种相似是基于整体的社会格局、文化和经济政策的。比如我们的回忆里，会有粮票，会看同一部动画片，玩同样的玩具。
现在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独特了，似乎这种回忆就淡去了。但作为曾经重要的精神填充，集体记忆的意义，有时会让你有种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依持，它是一种在我们背后比较丰厚的东西。小说中涉及到了这一时期的生活过往，同代的读者看了会觉得蛮亲切的。《七声》的献辞页上也写了“给毛果及同时代的孩子”，这些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实际上是一群人的；也不只是当下的故事，是联结过往、祖辈的故事。
Q
聊到你个人的成长回忆，你在南京长大，又在香港开始写作、成名。对你生命中重要的两城，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A
我经常说就写作这件事而言，南京更像温床，香港像是磁场。温床是在潜移默化中，通过沉淀和积累的方式塑造你。香港的节奏和作为古都的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匆促感、文化碰撞的多元感刺激你去思考，甚至会躬身返照你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我其实是在香港开始写南京的，两座城市对我的影响都相当大。后来我也写了一些有关香港的作品，如《浣熊》，用特别的角度释放和考察这个城市的各种信息，不是对它明信片式的界定，如中环价值、维港夜景、东方之珠等概念化的香港，更想去探讨这座城市背后的历史渊源。就像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来处，一座城市也是一样，无论是新鲜、都会感强烈的城市，还是相对舒缓、凝滞的古城，都有自己的来处，我还蛮有兴趣挖掘不同城市的来处的。
Q
这一挖掘城市来处的都市异闻系列，如《浣熊》《谜鸦》，为何都以动物命名？
A
我觉得动物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意象。人类内心多多少少有盲目的霸权，觉得可以对其他东西生杀予夺，觉得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是唯一可信、权威且排他的。
我就想，如果以动物的视角去看生活的城市，用它们的方式谛视人类，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浣熊》里属目上高智商的红颊黑猿（我就称其“猴子”）是很珍稀的品种，故事原型来自香港动植物园，实有其事。猴子自己打开了密码锁跑出来了，还蛮神奇的。人盲目自信，不避讳当着猴子的面长期按那几个数字，被一直在观察的猴子记住了。它在最能代表香港都市气质的中环来回游荡，现实中它很快被逮住了。但我虚构了它去不同人的居所，如动物管理员、明星、西环草根阶层聚居区的公屋里新移民和非婚生子女之家……借动物的眼睛去看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得出的结论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社会观察者所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浣熊”是2008年过境香港的一个台风，就像野生浣熊，充满了速度和暴力感，暗喻用非寻常的视角考察非常天气状况下城市里发生的故事。《谜鸦》更是这样了，一对小夫妇错认了乌鸦，将其当做八哥买回家，最后结果是看似弱小的动物改变了家庭的命运。灵感来自我很喜欢的导演希区柯克早期的一部电影《鸟》，讲一群旧金山的海鸥怎样以毁灭性的方式在一天之内覆灭了整座城。这是对人类的警示，你不能太自大，动物的观察可能颠覆我们对自己、对城市既成成见式的体认。
Q
你如何理解写作中的民间立场？比起其他视角，你认为这种书写更能带来什么？
A
民间的概念是相对于庙堂、广场的，这是中国文化结构的三分法。庙堂指的是国家机器，广场指的是知识分子发言的心态和介质。民众有朴素的生活观、道德观、人生观，这些东西都非常独特，却不会像庙堂和广场一样，被建立成系统，被用作载体。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诗，诗实际上就是庙堂式的文体，诗人用它表达观点，决定了它作为一种文体的高尚。我们现在重视小说，好像小说已经变成大宗，不可或缺，但其实在古时，小说和小说家是不入流的，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小说家和现代理解的概念不一样。但反而我觉得小说是最接近民间立场的文体，因为它没受到任何约束，是完全意义上自由生长的一种文体。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形式，从唐传奇、宋话本，到清代文人小说，很多元素都来自民众的喜闻乐见。我的小说喜欢选择民间立场，甚至我会用民间立场写历史人物。如《北鸢》里的褚玉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人物，是那个年代的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但我没把他作为历史人物来写，而是把他放在家庭本位、民间立场来写，写他作为一个丈夫、父辈，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原型是我外公的姨父。我没有立场或特别的倾向去评判这个历史人物，更想表达一个历史人物在挥斥方遒、纵横捭阖、历史界定之外的层面，这往往能看出更多被忽略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性，如他在家庭氛围中的脆弱。民间是非常大的容器，就算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或人物，在跌宕之后最终仍然是要回到民间的。
Q
你对小说这种文体的认识，以及偏爱以唐传奇、宋话本为代表的“人间烟火”式书写，与你的阅读积累有关吗？
A
和少年时代我家对我的阅读引导有关。我父亲是学俄语的，小时候他要求我看的书都是相对大部头的旧俄时期小说，如法捷耶夫的作品。当时内心有一点畏难，读得似懂非懂，但现在看来，建立了我对文学的格局感。另外我父亲会特别引导我看一些笔记体小说，最早看《世说新语》，比较容易浸入，还有《东京梦华录》等，建立了我对中国文字的审美，特别是语感。我现在很强调汉语言里文字的节制，我写小说时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我的书名，包括《北鸢》里的章节都是两个字，难度相当高，我愿意去做这种努力，因为有时一种语言、文字的魅力来自它异于其他文字的特性。用最简单的东西表达最丰富的意涵，精简、言未尽而意已达的美感是汉语言的优势。在现代语境里，我们的语言已经受到其他语言，特别是欧化语言太大的影响了。
1
在书写大历史的《北鸢》中选择普通资本家外公作主角，除了民间立场外，你还说过，这个典型人物表现了个体在时代间的沉浮。你认为人与时代最完美的关系是怎样的？
2
外公和时代的关系对当下我们这些后辈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参照。文笙这个人物类似于《老残游记》里的老残，他看到了别人的热闹，看到了别人的大开大合，目睹了某一个阶层的繁华、鼎盛，同时也在短期内经历了非常迅速的衰落和凋零。但他自己始终非常冷静、温和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能力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感，对于时代、他人甚至苦难的包容感。小说的温度和美感可以让故事戛然而止于最美的时候，但在真实生活中，面对不美了的时代，外公的生活状态是我个人比较倾慕的，他生活得相对轻盈，不像我祖父，挺沉重的，是有艺术使命感的人。外公的随性、通达，有种中国人“劫来我不挡，难来我不躲”的心境。愿意拥抱所有的东西，好的坏的都可以。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也没见过他腹诽、用重的话语评价谁。他觉得万物皆有灵，家里养了很多动物，猫、狗、鸡、一大缸鱼、蝈蝈、乌龟，“百草园”般的大院子里种了一大架子葡萄和3米多高的几十年老月季。我挺怀念小时候在外公家成长的日子的，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你，所有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你要善待生命。但同时，如果所有的好坏已经出现在你面前的话，你就必然要接受。这种接受与其以抗衡、强硬的心态，不如以相对柔和的方式让它们着陆。
Q
作为一名作家，你认为与建构当下、挖掘当下的时代精神相比，回溯历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A
很小的时候，父亲引导我读《史记》，他说过一句话：“年轻人必须要读历史，特别是男孩子。”他没有说以史鉴今这样的话，他说读史不是为了看到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是建立一个人的胸襟。在我自己的理解中，看到时代跌宕、某个节点上宿命循环的时候，会觉得人的一生在历史的漫漫长卷中真的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读史会让人不自大，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现在很多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出发，从自己的角度考量自己和周边，有时得出让自己不那么愉快的结论，读史的好处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微渺。
我勾勒历史，更多想将现代或当代人的经验衔接到一段所谓的过往，有一种现场感。当然当下也非常值得写，我的短篇都在写当下。但我想我未来的长篇还是不会离开历史这个界域，因为我真的非常着迷，有时越是远去的东西，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东西可能会更加值得回味。当下的东西实在太嘈杂了，不是说新媒体不好，而是会使我们短期内无法评估和判断。历史的东西是已经经过检验筛选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对阅读者、书写者来说，可能更有价值。
Q
推荐一些近期爱读的书。
A
作家朋友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他自己是故宫专家，切入点独特。宋代有很多无法解释又实实在在觉得它丰厚的东西，如它的政治、文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文人和文人在政治层域的关系，像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在我们的感知里，他们是作为文化个体而出现的，但实际上他们背后有很多千丝万缕的、时政性的联络。一个文化现场同时可能是政治现场、时代现场，读起来很过瘾。宋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时代，宋代人可以说真正把生活当作美学来考量和进行，非常接近于我自己的审美。再推荐一本《有如候鸟》，周晓枫是非常好的散文家，特别感动于她写出了生命历程中带点痛感的真实，这对她来说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对很多层面没有回避，以她现在的阅历和积淀去审视评估以后，再以反刍的方式和读者进行分享，这是需要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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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生活周刊》1707期，转载请联系，并注明“来自生活周刊，微信号lifeweekly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