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孔令燕：我的初心从未改，就是发现一部好作品

孔令燕

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社社长、主编。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同年入职《当代》杂志，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和研究工作。其编辑的文学作品曾获得众多文学奖项。

孔令燕名字中的“孔”追根溯源的话，祖先自然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而且中间的“令”也是被赐续的排行，所以她的血脉里自然埋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提起自己的文学启蒙，则是三年级时候看到一本繁体字的《红楼梦》，虽然当时还看不懂文字和故事，但打开的那一瞬间就能让她内心安静。

所以，她从研究生毕业以后一脚踏进《当代》杂志的大门，二十多年便再没有离开过，她从前辈编辑家们身上吸取养分，很快成长为《当代》最年轻的主编。但是，她坚持的初心从未改变，就是发现一部好作品，接着继续发现下一部好作品，以有标准的文学审美影响更多的人，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尽一己之力。

正是通过对好作品的寻找和发现，她与当代许多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比如贾平凹就有五部长篇小说是通过她的手而面世。

本期焦点人物  孔令燕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我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这样才有继续奋斗的动力。

青年报：令燕主编，看到你的名字，估计因你身上带着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让人产生与孔子之乡曲阜相关的联想。有一个幼稚的问题首先冒了出来，你和孔子有关联么？名字中的“令”字是辈分吗？

孔令燕：谢谢。从小父亲就和我们说，孔子是我们孔家人共同的祖先，曲阜更是所有孔家人的故乡。虽然已过去两千多年，子弟散布世界各地，天下孔姓应是一家，祖先都是孔子。只是真正的衍圣公只有一个，这个名号相当于世袭爵位，自宋朝起封给孔子嫡亲的长子长孙，类似于皇帝家里的嫡长子，其他都是分支。

现在的衍圣公在台湾，是孔德成的后代，应该已到第80代，佑字辈。令是辈分，在家谱中排76代。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尊孔，相传孔家的家谱到明朝开始规范化，由当朝皇帝赐续，像我们前后几辈的字，“兆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

我父亲是祥字辈，我们是令字辈，下一代是德字辈。家里比较传统，孩子的名字都是严格按照家谱起的。

青年报：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家乡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与文学有关的美好记忆吗？

孔令燕：我们家在河北黄骅，位于渤海边的小县城，民风淳朴、生活安逸。关于文学，发生在家里的几件事：一个是小时候家里书架上的一本旧版繁体《红楼梦》，可以说是开启了我对文学最早的感知。那是三年级的时候，虽然看不懂文字和故事，但是把旧书打开的瞬间能让我内心安静。

另一个是初中的时候，家里一位亲戚在工人俱乐部图书室做图书管理员。我没事就去那里看书借书，什么书都有，还有各种杂志。平时借书看书的人不多，我可以在书架间随意走动和翻看，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图书馆。

文学杂志、电影杂志、菜谱等是我最喜欢的，能看到不同的生活。那时看了大批的《当代》《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小说月报》《小说界》《小说林》等，从上面读到那些触动内心的作品，《芙蓉镇》《钟鼓楼》《古船》《赤橙黄绿青蓝紫》《新星》《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今夜有暴风雪》等等。

再一个是高二的时候，老师让自由发挥写一篇作文，那是我第一次写出了“范文”。因为平时不是好学生，每次的命题作文都无话可说。只有那一次，语文老师说让大家自由发挥，写什么都行。我第一次对写作文有了表达的愿望，写了一篇青春题材的小说。也是第一次让老师因为作文写得不错而注意到我。

青年报：你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当代》的吗？你进入《当代》是1998年，那时候正是文学杂志非常不景气的时候，你去上班后第一阶段的感受是什么？你还记得自己编辑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作品吗？

孔令燕：是的，1998年研究生毕业，直接到《当代》。至今唯一的变动是把办公室搬到隔壁。

刚上班的时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的主题是发展经济，并开始文化体制改革，国有体制的文化主体走向市场。各地都在推动文学期刊走向市场，有的甚至“断粮”，让期刊自谋生路。跟着前辈去出差，见到各地的同行，听到最热衷的谈论就是“改制”“拉赞助”，或计划跟哪个企业合作。

反倒是《当代》，在这些冲击面前显得比较镇定和稳定，没有随着市场规则改变方向，而是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办刊方针、刊发能反映现实的好作品，几十年下来，品质和销量都比较稳定。

上班后编发的第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是毕淑敏的长篇小说《血玲珑》，刊登在《当代》2001年第一期上，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这是我担任责编的第一本书，也是《当代》编辑部负责出版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当代》只在杂志上刊登作品。出书由出版社其他编辑部负责。在此之后，社里鼓励杂志编辑，在编辑杂志稿件的同时，可以担任责编出版单行本。

这本小说是毕淑敏的生命系列之一，写了一位女强人在女儿患上绝症之后，倾尽全力救治的故事，医生实施的治疗方案名为“血玲珑”。小说在讲述人物命运的同时，探讨了母爱、恋情、伦理、高科技等诸多现代人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血玲珑》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还健在的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在得知即将出版单行本的消息后，主动联系毕淑敏给图书题字并提供了一幅画做封面图。《血玲珑》首印8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社里立刻又加印了8万册，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青年报：你在《当代》一口气工作了二十多年，从编辑一路走来，如今成为杂志主编，我们查阅了一下资料，2017年被评为“中国出版集团十大编辑”的时候，你发言的题目是《不忘初心，坚守传承》。

我们对这里的两个词非常好奇，请问一下你的初心，或者说你的理想，当初是不是文学？到现在你的理想实现了多少？

孔令燕：作为编辑的初心，就是发现一部好作品、出一本好书。在这个过程中以有标准的文学审美影响更多的人，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尽一己之力。

我的理想永远在路上，这样才有继续奋斗的动力。已经出版的好书，只是理想实现的一部分，编辑永远在寻找下一本好书。

青年报：第二个词是“传承”，《当代》创刊已经四十年，经历过多任主编，你接任主编时是不是最年轻的？你和以前的哪几位老主编有过交集？你能举例说明他们身上都有什么优秀品质？你身上有哪些是从老一辈编辑家身上继承下来的？

孔令燕：我是2014年起负责《当代》工作，2015年接任主编，目前是年纪最轻的一个。

1998年上班的时候，《当代》主编还是按照惯例由出版社领导兼任，当时主编是人文社社长陈早春，他是现代文学专家，对杂志的管理是“抓大放小”。后来是刘玉山，潘凯雄，洪清波，周昌义。我是2015年接任。前后与几代主编和前辈打过交道，如已经退休的老主编朱盛昌、何启治，都对我帮助很大。

我刚上班时常振家老师是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其他同事有洪清波、周昌义、杨新岚等。编辑部的工作氛围特别好，大家上班是同事，下班是朋友。每天在一起探讨文学和各种社会热点，任何一部作品都会轮流审读、公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当代》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是什么，个人趣味和工作标准的关系等等。我在这些前辈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中成长，是他们带领我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逐渐成为一名了解《当代》精神、建立起文学主见的编辑。

我感受到的《当代》主要氛围就是这些人建造起来的，团结、协作、务实、无私。至今，《当代》编辑部的团结友爱仍在文坛流传。

关于编刊，在精神主旨上最影响我的是第一任主编秦兆阳先生。虽然我没有机缘与秦先生共事，但是从踏入《当代》第一天起，同事们就在不断地强调《当代》的传统、办刊宗旨，就是秦兆阳提出和坚持的现实主义。《当代》创刊于1979年，秦兆阳从1980年任职到1994年10月去世，在主编任上干了15年。

后来创刊35周年时，原主编朱盛昌写了一篇怀念文章《秦兆阳编<当代>》，发表在《当代》2014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记录了秦兆阳先生做主编的日常，他强调刊物要突出时代性、现实性、群众性和多样性，作品要体现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重视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文章详细记述了秦兆阳先生重视新人新作的事例，路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篇作品成为我日常研读的经典，既能从中学习领悟到前辈对文学事业的热诚，又能获得在日常编刊过程中的具体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2

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前提，

除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之外，

最主要的是要与时代共振。 

青年报：《当代》作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正旦”，刊发了许许多多优秀作品，据统计，是获得茅盾文学奖最多的杂志之一，我们所知道的有《将军吟》《芙蓉镇》《第二个太阳》《战争和人》《钟鼓楼》《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起码有几部已经被经典化了。

你认为有没有被低估的没有获奖的作品，比如张炜老师的《古船》似乎也首发在你们杂志对吗？你觉得《当代》成就了这些作品，还是这些作品成就了《当代》？

孔令燕：《当代》创刊40多年，发表作品几千部，肯定有没有获奖，但仍被公认为文学经典的好作品，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古炉》《老生》等。

《当代》给人最明显的特点，是杂志辉煌的历史和明确的现实主义办刊宗旨，这两者互为因果、相互成就。一方面，辉煌的历史由一部部点亮文学史的现实主义作品组成，如上所述的文学经典，尤其《白鹿原》发表的前后，更是成为文学史上作家与编辑深厚情谊的例证。

陈忠实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都是发表在《当代》上，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夏》的反复修改和《白鹿原》的顺利出版，正好构成一个合理的过程……《当代》在我从事写作的阶段性探索中成就了我。”另一方面，正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坚持才让杂志找到那些震撼人心、记录现实的好作品。

青年报：为大家熟悉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当年发表这部作品的前前后后，应该一直激励着我们《当代》人。根据你掌握的资料，能讲讲推出这部作品的幕后故事吗？

孔令燕：陈忠实和《当代》的深厚友谊延续了几代人。我从上班起，在编辑部听到最多的轶事就是关于陈忠实和《白鹿原》的。2016年陈先生去世，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

《当代》最早是原主编何启治与陈忠实熟悉，两人友谊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陈忠实在《当代》发表第一篇作品起，何启治就曾与他讨论过写长篇小说的事。到了1992年3月，《白鹿原》终于写好了，陈忠实写信给何启治，准备将刚刚写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交给《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

那次去的是人文社前副总编辑、时任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高贤均和后来的《当代》主编、时任杂志编辑的洪清波。洪清波多次回忆，当时他们行程的终点是去成都看邓贤的《大国之魂》，顺路去西安看陈忠实的《白鹿原》。高贤均和洪清波是在去往成都的火车上开始阅读《白鹿原》的，看后反应一致、击节叫好。

回到北京后，高贤均立刻给陈忠实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又高度评价了作品价值的信。收到信，陈忠实更是感动不已，曾亲笔写道：“按常规我把《白》书稿的审阅过程设想得较长，初审、复审和终审，一部近50万字的书稿，走完这个轮番审阅的过程，少说也得两月以上……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

《白鹿原》后来的命运世人共知，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每年占据市场前位，成为几代人的经典。

青年报：由陈忠实先生，我们突然想到了路遥，非常不好意思，我们提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据相关的回忆资料显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投给《当代》的，我们退稿的原因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容易理解，主要是每个杂志都有自己的风格追求，只有合不合适，并不一定代表作品的好坏。

我们想问的是《当代》现在的风格是什么？目前的选稿标准有什么倾向性吗？和其他几份杂志有没有差异化竞争？

孔令燕：现在《当代》依然在坚持前辈确立的现实主义办刊宗旨，信守“文学记录中国”的目标与使命。有评论家如此评价：“全国众多文学期刊中，《当代》杂志是最坚定、最执着地捍卫现实主义这面旗帜，并且是在这面旗帜下为当代文坛奉献现实主义鸿篇巨制出力最多的一家。”

青年报：我们觉得这里边或多或少，应该还有编辑口味的差异，你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能否谈谈，作为编辑是有口味好呢，还是博爱一些包容一些好？

孔令燕：作为一家有明确办刊风格的杂志的编辑，在坚持现实主义作品原则的同时，兼顾那些题材丰富、艺术精湛的作品。

青年报：我们咨询了一下，《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没有发表，第三部发在山西的《黄河》杂志。你能帮我们假设一下，《平凡的世界》如果当初发在你们杂志，它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明白地说它是不是也能获得后来的成就？

孔令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真思考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一部经典作品的前提，除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之外，最主要的是要与时代共振。《平凡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例证，有中国近40年的社会发展做背景，当初无论发表在哪里，都会是现在的成就。

近几十年，中国最大的社会主题是“城市化”，农民以各种形式和渠道进入城市，进入城市后如何生存与适应，成为文学的主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应是对此主题最早感知的作品，开启了对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命运探索，成为畅销几十年的经典。

青年报：每一部作品都有每一部作品的命运，从作家手中脱稿以后，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同样作为作家，我们的理解是，有些作品发或者不发在这里，有时候是利或者也可能是弊。

不管如何，经典作品里边是不是有一些“通用”的东西？你手中经过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你能举例说明一下，那种不变的价值是什么吗？

孔令燕：经过多年编辑实践，我个人理解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的所谓“通用”的价值，要具备：表达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切中时代脉搏，观照社会内在规律，过于个人化的、个案的情绪，很难引起共鸣，成为不了经典。

青年报：我们接着说说贾平凹老师吧，他今年春节给你们写了一副对联：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这可是太难得太珍贵了，这副对联应该是你求来的吧？

孔令燕：这是我们社文创部的一个新年礼物，包括春联、红包、围巾等。对联的内容来自李世民，是一副名联。当时没有横批，我们就在网上和书里找，最后找到一句古语，“四季长安”，感觉非常对。“长安”一语双关，一个是长久平安，一个指西安。这副对联由贾老师来书写，再合适不过。

3

文学要“超出”生活，不能照搬生活，

不然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

青年报：我和贾老师是老乡，凭着我对他的了解，他写对联给你们，肯定包含着对你的感激，再大的作家遇到懂自己的编辑，他们都是心存感恩的。

关于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缘分，这其实是一种相互寻找的过程，像生活中寻找朋友一样。你能讲讲你和他之间的交往和编辑他作品的佳话或者是花絮吗？

孔令燕：人和人的交往是缘分，和贾老师更是。我是1999年认识贾老师的，至今20多年，已从编辑作者的关系成为挚友。1999年7月暑假，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在《滇池》组织的西南文学笔会上第一次见贾老师。

笔会在云南举办，各刊编辑和各地作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昆明，一路乘车到香格里拉，前后相处近20天。说来也是偶然的缘分，那是我上班后第一次出差，是常振家老师带着我去的。

一般来说很少让年轻编辑出这么长的差，那次是常老师提前看了名单和行程，觉得对我是个了解文坛的好机会，于是破例让我参加。对于贾老师更是如此，他那时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各种事务缠身，很少能参加这么久的笔会。恰恰那段时间他有闲暇，居然踏踏实实在云南待了20天。

那次笔会规模比较大，请了大约有二三十人，主办方主事是《滇池》主编李霁宇，同去的有《朔方》主编张贤亮及妻子冯剑华带着上高中的儿子，有李锐、蒋韵夫妇带着上高中的笛安，有现在《美文》的穆涛，《红岩》的刘阳，《小说月报》的刘书棋，畅销书作家“雪米莉”田雁宁，《星星诗刊》的张新泉，《西南军事文学》的王曼菱等等。

他们中许多人是旧相识，活动时会结成三五成群的小分队，最后剩下三个人，我，贾老师，广西作家凡一平。于是我们三人就慢慢成了临时小组，出行、吃饭都在一起。二十几天下来，贾老师从一名需要远观仰视的大作家，成为风趣幽默、细心真诚的师友。

其间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路走过来，看过许多工艺品商店或摊位，贾老师买了许多有意思的小玩意，还有一些拿回来才看出来的假古董，临走时还送了我几个做纪念。笔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陆续告别，我们的飞机先走，所以要先离开酒店。我正拖着箱子和其他几位同行的老师们上电梯，贾老师从后面赶过来，说要来送我们，还拉过我的箱子，开玩笑说：一圈男士，怎么能让女士拿行李。

还有一次，2011年的时候，《古炉》得了一个长篇小说奖，我和贾老师同去领奖。颁奖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举行，贾平凹是主办方邀请的最重要的嘉宾，他们格外重视，颁奖礼几乎全城出动，人员众多、场面极其盛大。颁奖礼结束之后贾老师被热情的读者围住签名，等签完了，没想到其他人都走光了。我和贾老师走出礼堂，广场上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主办方在等我们，而且嘉宾乘坐的大巴也开走了。

肯定是因为人多车多，反倒把主要嘉宾贾平凹给忘了。而且我们人生地不熟，也打不到车，于是决定在小县城里自己找吃的。我和贾老师走在坑洼不平的街道上，终于在街边小店吃到了地道的当地小吃，感觉比吃一桌山珍海味的大餐有意思。等主办方发现贾老师没在宴会的主桌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吃完往回走了。

青年报：他的系列长篇小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等，图书都是由你编辑的，我们感觉你和他建立了一种非常信任的关系。他的新作《暂坐》，同样是经过你的手发在《当代》，这是他的第二部都市题材长篇小说。

你不仅是编辑家，同时又是评论家，你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部作品与以往的作品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孔令燕：贾老师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超越自己，这也是他多年来保持旺盛创作的动力。就像他在《暂坐》后记中写的，运动员做撑杆跳，哪怕每次只提高一厘米，他也要倾尽全力。我认为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要的不同，是写作对象的主体变化，场景换成城市，集中写城市中的一群女性。

再是，塑造了一群成功的艺术形象，既描画了一群时尚、独立、善良的城市女性，又揭示了我们熟悉的腐朽的形象，如被“双规”的领导，生活在灰色地带的社会大哥等，为当代文学塑造出一群“新人物形象”。还有，艺术手法上的新尝试，努力超越自己。《暂坐》里面没有激烈的冲突，都是生活中的琐事，但是却有极强的真实感。

另外，作品艺术气息浓郁，虚实相生，充满隐喻和象征。如，“活佛要来”成为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谜，但是直到作品结束也没来。这个细节在表面上是推动情节前进的锁扣，其实真正表达的是一种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空缺与渴望。

青年报：尤其说起“都市题材”，大家自然会想到《废都》，这部作品厉害之处，它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描写简直是一个预言，里边刻画的人物形象庄之蝶，可以说是超前了社会几十年。那么《暂坐》有成功的人物刻画吗？

孔令燕：他成功塑造了一群城市女性的形象，尤其是主人公海若，一个开茶馆的女子。这位女子经营着一家茶庄，售卖全城最好的茶，人长得漂亮，但从不施粉黛，装束和打扮也都很中性。她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同样独立、时尚又各有千秋的闺蜜，这些女性，身上具有当前城市中产女性的共同性格和境遇。

青年报：我们继续回到杂志本身，《当代》把“文学记录中国”作为办刊宗旨，如果是纪实或者是非虚构的话，这一点就相对容易理解一些了。但是，文学是来源于现实而又超出现实的，如果作为纯文学作品，你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其中“超出”的部分是什么？

孔令燕：文学要“超出”生活，不能照搬生活，那样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关键要在作品中对已知生活有新体验、新发现和新表达，要真的做到在日常生活中能写出超乎寻常的况味，做到艺术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记得格非曾经说过：作家的想象力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力。

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仅停留在照搬现实、描摹现实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有超越现实的能力，才能创作具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正如恩格斯曾经讲过，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曾经提供了比同时代的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多得多的东西”。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已经不能满足认知的需求，更要文学提供“多得多的东西”，即高于生活的那些况味和理解。

青年报：你还有一个身份是评论家，我们读过你不少评论文章，但是觉得十分可惜的是，你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这是因为工作太忙而做出的牺牲吗？我们像期待《当代》杂志一样，非常期待读到你更多作品，你接下来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孔令燕：忙是一个体面的借口，主要还是懒或才华不够。其实有许多想写的东西，电脑里有各种开了头没有继续的文本，有评论、散文、小说。有时想，当个作家还是很幸福，能自己建造起一个独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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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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