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王亚勋：作曲是我心中所爱是我安身立命的职业，搞艺术要说人话讲人事发掘人性的光辉
王亚勋
一级作曲。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曾先后担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中国评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现为中国评剧院艺术指导、北京演艺集团艺委会副主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北京艺术基金理事。
先后为河北梆子《潘杨讼》《辛安驿》《血泪仇》《深宫欲海》《苏三起解》《清风亭》《忒拜城》《村官李天成》《窦娥冤》等，评剧《马本仓当官记》《良宵》《林觉民》《城邦恩仇》《母亲》《藏地彩虹》以及吕剧《大河开凌》作曲；为京剧《洛神赋》《袁崇焕》和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剧目配器。先后在地方和国家级艺术活动中荣获“作曲一等奖”、“优秀配器奖”、“作曲奖”；“全国地方戏（南北片）汇演一等奖”、中国京剧节金奖；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文化部十大精品剧目；中宣部第十二届、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
中国评剧院坐落在北京南城的一隅，周围环绕着居民区，生活气息浓厚，是个很“接地气”的地方。王亚勋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作为有着67年建院历史的中国评剧院的院长、国家一级作曲家，王亚勋不论在艺术造诣还是院团管理方面均拥有颇高建树。
201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评剧院调集了各路精兵强将，以邓玉芬的事迹为蓝本创作出大型评剧《母亲》，穿透历史的硝烟，将一幕幕感人故事呈现在舞台之上。这部评剧史诗在各地成功巡演，再现了一位英雄母亲的伟大一生，从而刻画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讲好了一部中国故事。对于该剧的成功，王亚勋的感慨尤为让人动容：“要想你的作品感人，首先你自己是人。一个平实的‘人’，纯粹的人。作品要‘说人话，讲人事’，用真心真情来抒发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这是最重要的。”
对待专访，王亚勋很认真地做了功课，重新回顾了自己多年戏曲之路的经验，对行业的观察和思考缜密而深入。他说：“作为艺术家，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艺术追求，通过创作带给我弥足珍贵的幸福感和愉悦感。作为院团管理者，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能创造一个优秀的艺术平台，也为实现理想和艺术追求奠定了更好的平台基础。”
本期焦点人物 王亚勋
青年报记者 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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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是我心中所爱，
是我安身立命的职业。
青年报：从作曲家到戏曲剧院的院长，就您的成长经历而言，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王亚勋：作曲家是个体劳动者，是在音乐创作时自我精神陶醉和思想自由放飞的状态和过程。作曲是自己一生的喜爱，也是进入社会安身立命的职业。而院长则是一个院团的管理者、服务者和带头人，是最大的责任者。院团有大小、责任各不同。小的几十位，大的几百人。除了人数的区别外，最大的不同还是所处院团在剧种中的责任分量各有差异。所以，从作曲家转变为院团长确实是一种人生的抉择，是一个从个体劳动到集体奋斗的转变，更是牺牲自我成就事业的抉择。这的确是需要一种精神和境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有过不熟悉情况的自负，也有过了解问题复杂后的纠结。特别是当时自己有很多社会上的创作任务，也有不少的收入。面对居家生活过日子，这些现实自己是不得不考虑的。所以，当时自己还向组织上请辞过。当然，经过组织的关心和帮助，自己还是坚定了信心，鼓足了勇气，毅然挑起了责任重担，与同仁们一起，奋斗至今。
青年报：现在回看艺术家和院团管理者这两种身份，您个人更喜欢哪一个人生角色？
王亚勋：其实两个角色我都挺喜欢的。作为艺术家，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在艺术上的追求。创作带给我很多生活中的幸福感和愉悦感。作为院团管理者，则是拥有了更好的艺术平台，也为我们实现艺术理想和追求奠定了更好的平台基础。
青年报：这些年您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它对您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王亚勋：音乐创作，除了精神满足之外，更是戏曲剧种的标志，是戏曲的灵魂。一个戏曲剧目的成功离不开编、导、音、演、美等各艺术门类成功的综合呈现。但最大的成功，肯定是因为音乐唱腔的成功，没有音乐唱腔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剧目的成功。西方的音乐剧，歌剧是如此，上世纪的“样板戏”也是如此。就戏曲创作现状来看，其他艺术门类都有着博古通今、中西交融的高水平的艺术表达，反观在音乐创作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从而制约了戏曲艺术的现代表达。为此，这也成为我一直坚持音乐创作最重要的动力和原因。
青年报：早些年，在进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工作时，面临了巨大的艰难时期。您从中层干部一直做到了团长，这段经历当中，让您克服众多困境的精神动力是什么？
王亚勋：来源于一种责任。我毕业的时候是1991年，从戏剧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到剧团工作。1994年做了副团长，当时整个行业非常落魄。剧团里的大部分演出，都感觉像是“逃难”一样，卷着铺盖卷到处行走。剧院经营惨淡，员工收入也很微薄。戏曲事业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很多演职人员为了“讨生活”选择了改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的内心是不甘的。我学习戏曲，从事戏曲音乐创作，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非常浓烈的情感。这就迫使我拥有更高涨的改变现状的心愿，希望能为戏曲事业发展尽一份力，希望能尽量创造一种有保障、有尊严的戏曲创作环境。
青年报：为剧种选拔人才，留住人才，乃是院团发展的重任，为此您做了哪些创新尝试？
王亚勋：我就谈一点儿自己曾经做过的尝试吧。我一直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人才是戏曲事业发展的根本。每个院团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困难，在那个年代缺钱少物是共性。很多经济上的困境是阶段性的，也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唯独人才的短缺是制约院团发展的致命因素。后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化扶持政策，包括戏曲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等等，为院团人才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当时，通过合同签约、高薪临聘、择优调入（解决北京户口）等创新方式，为院团发展储备了更多优秀人才。当时，梆子剧团调进来王英会、王洪玲、金民合、张四刚、张树群以及郑光、王建伟等一大批年轻精英，现在均成为河北梆子这一剧种的领军人物，大大提升了演员和乐队的实力，也完成了院团各路行当新老队伍的接续，为后来院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储备，为艺术创作和生产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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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短缺是制约院团发展的致命因素。
青年报：在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艺术创作中又有哪些实验性的做法？
王亚勋：上世纪90年代，我在梆子剧团做副团长，主抓业务和演出。实验性的做法是有的，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目标和方向。当时，院团发展步履维艰、经营惨淡，各个行当青黄不接，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打牢整个团队的艺术基础，聚拢大家的创作方向，提升艺术理念。首先，要根据演员、行当流派、艺术特点选择合适的演出剧目，在此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导演和指导老师。通过这些方式规范演员的功底和表演技艺，提升演员的整体水平。那时候，传统戏比较多，除了扎实基础之外，也适时运用了一些新的艺术元素和手段，为传统剧目注入了一些新鲜动能，提升了活力。2004年，我们在排演河北梆子《窦娥冤》时，率先使用了多媒体的舞美手段，让观众颇为赞叹。使用多媒体营造出窦娥在云端之上的红袖飘移。当时，用的是民族交响乐式的伴奏方式，在河北梆子上引入了“黑鸭子”的流行乐伴唱。《窦娥冤》本身是一部耳熟能详的传统经典剧目，在文学创作中也采用了创新手法，采用倒叙方式和锁闭式的文本解构。
青年报：当年，剧团原创剧目不断涌现，您主抓的《清风亭》《王宝钏》《陈三两》《窦娥冤》《忒拜城》《村官李天成》等剧目，至今仍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保留剧目和常演剧目，其中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王亚勋：第一点，是经典传承。这些剧目不论朝代背景、国内国外均是一些经典剧目，《清风亭》《王宝钏》《陈三两》《窦娥冤》都是戏曲中最具影响力的剧目，这个剧种所有演员必学的剧目，院团的常演剧目，也是这个剧种出名家名作的重要作品，传承这些经典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必由之路。第二点，就是体现了改编创新。这些传统剧目放到今天的语境之下，不是简单的“原样照搬”，也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给予它新的面貌，去伪存精，删繁就简，让这些剧目从内容和形式上呈现正气向上，严谨流畅的精神面貌。第三点，是因人设戏。当时，不同行当引进了很多优秀人才，引进他们就是为了唱好戏。因此，还要根据他们各自的艺术特点、行当特性来进行剧目的规划和演出创作。
青年报：2006年，您调任中国评剧院院长，戏曲的剧种也发生了转换，作为唯一一家“国字头”的评剧院团，这对您的职业生涯发展带来哪些新挑战？
王亚勋：首先，中国评剧院是全国唯一一家“国字头”的地方戏种院团，在中国348个地方剧种中是唯一一家用“中国”二字冠名的地方剧种。这是国家对这一地方剧种或者剧院赋予的期待，也是剧院的使命和责任。我认为，不论从剧院的管理、剧目的生产、艺术的呈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应该具有国家院团的高度和广度。作为中国评剧院院长，一定要站在这样的高度和广度上来看待这一使命。剧团最终是要“出戏”的，要拿作品说话，用艺术水平证明，因此不论剧目的思想内涵、艺术导向、技术手段、具体呈现上都需要具备戏曲的高度，以及剧种的引领作用。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剧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发自内心地喜欢和热爱它，特别还要担负起剧院管理和艺术发展的责任使命。
青年报：可以讲一讲中国评剧院的建院方针吗？您又是如何践行这条方针的？
王亚勋：中国评剧院1955年成立，国家对它的要求就是以排演现代戏为主的国家级示范性院团。同时，也在上演新编历史剧和经过整理的优秀传统戏。按照这一建院方针，这些年我们陆续推出了《长霞》《马本仓当官记》《评剧皇后》《林觉民》《母亲》等现代戏，以及新编历史剧《钟离剑》《新亭泪》和优秀传统戏《良宵》《生死牌》《拜月记》《五女拜寿》《吴双传》《回杯记》《狸猫换太子》《目连之母》《马背山下》等。还有根据古希腊悲剧《奥瑞斯特亚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神重编创作排演的《城邦恩仇》。这部戏还在2014年前往希腊参加古希腊悲剧艺术节的开幕式演出。这也是向世界经典学习、了解、借鉴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三并举之后又增加了一项改编世界经典的内容。
青年报：您认为新时代评剧应该具备哪些核心关键词？
王亚勋：我觉得核心关键词可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关键词是戏曲化与生活化。我们当代评剧的创作一定要紧跟时代，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需要以评剧的形式去表现生活，把生活中的人和事用评剧的形式来进行演绎，呈现于舞台之上。这就需要作品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能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去表现生活，而不是单纯地照搬生活。它需要文艺工作者处理好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是文艺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历史性与当代性。我们今天排演历史剧和优秀传统戏不能简单地恢复和照搬。需要采用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与当下的社会观进行提升和淬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当代社会相协调。
第三个关键词是人民与时代。我们单位是中国现代戏研究会的所在单位和发起单位，当时我们就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世代赋予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要求。我们的作品一定要“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抒情”。脱离了人民的创作，对创作者来说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作品必须具有人民性和时代性。这是文艺作品的时代要求，这个时代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此我们更要用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观、价值观、艺术观去创作。
《母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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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一定要为人民创作，
为人民抒情。
青年报：您如何看待创新与传承之间的关系？能否举例说明创新对国有院团的价值所在？如何成就了中国评剧院成为国家级示范性剧院？
王亚勋：传承是基础，也是我们从艺的开始，传承上要坚持去伪存精、推陈出新，要继承优秀的内容和形式，用当代的艺术手段进行创作和创新。我们传承的是优秀的内容和形式，去掉那些内容方面不健康、不积极的部分，还有对主旨内容没有核心表现力的、比较松散拖沓的部分进行删减。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新创作和新创造。我们剧院的创作方式也会因戏而异。有些戏适合修旧如旧，有些戏是修旧见新，有些戏是改头换面。举例来讲，《花为媒》是评剧的看家剧目，包括《杨三姐告状》都是著名剧作家成兆才先生写的，但是发展到后来，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编剧参与了作品的再创作，使其在文学性上更为完善。这就是修旧如旧，你看不出它是新戏，还是《花为媒》。
修旧见新的代表就是《杨三姐告状》，它是成兆才先生1918年的作品。此后，也经过剧院名家一代一代不断对这部戏进行打磨完善。特别这部戏后来拍了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很大，之后，把舞台版和电影版进行了融会贯通，形成彼此嫁接，放大了这部戏的精华亮点。
还有一种就是改头换面。《马寡妇开店》也是成兆才先生写的戏，是该剧种的“看家戏”，所有评剧演员的必学功课，该戏在艺术难度上也是考验演员实力和水平的作品。这部戏多年都未曾复演过，于是我们对此进行了改头换面式的创作，把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又做了提升，故事矛盾冲突主要集中于一夜之间的戏剧性邂逅，改名为《良宵》。故事核心更集中在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波折及表达，使情感表达更加丰富饱满。同时，舞台呈现和人物角色的塑造上也下了一番功夫，对剧种的整体审美做了提升，让观众对评剧的表现手法“刮目相看”。传统戏曲中，关于才子佳人的表现，最拿手的当属昆曲。评剧《良宵》的改编创作也让观众发现评剧还可以这样排，也能雅俗共赏。
青年报：您说过：“要想你的作品感人，首先你自己是人。一个平实的‘人’，纯粹的人，作品要‘说人话，讲人事’，用真心真情来抒发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这是最重要的。”那您觉得作品如何做到真情实感？
王亚勋：搞艺术创作的人，需要一颗平实的心，要脚踏实地地去感悟生活，适时在生活中发掘出具有人性光辉的人和事。在人物塑造上不能同质化、简单化、类型化、符号化。只有在生活中发现的独特的人性光辉的故事才能打动观众。首先，你要让故事真实可信，人物生动感人，人物形象要饱满有特点，有独特个性，具有唯一性，他一定是“活生生”的人。同时，内涵要启人至深，其人性挖掘要对整个社会有所启迪。创作中，切记的是不能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在创作中，要胸怀一颗纯粹的心，用艺术化的思维去组织和实施创作。有些人把唱戏当作手段，或者说是媒介，不是把唱戏当作艺术追求，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良宵》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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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艺术需要发掘出
具有人性光辉的人和事。
青年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评剧院调集了各路精兵强将，以邓玉芬的事迹为蓝本创作出大型评剧《母亲》，穿透历史的硝烟，将一幕幕感人故事呈现在舞台之上。能不能以这部剧为例，讲讲如何表达角色人物的真情实感？
王亚勋：任何一个戏曲形式都是以演员为中心的综合艺术，看的是“角儿”。角色人物和情感表达首先要靠演员对作品内容的主题立意、内涵要义、思想精神、人物特征的理解。演员一定要对作品的文学基础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还要靠演员对戏曲“四功五法”（唱腔表达）的精准拿捏来实现。一个演员对角色或者作品理解的深浅、技艺高低决定了对角色人物的情感表达是否深入。同时，也不能缺少对戏剧人物情感表达的辅助条件，例如音乐、道具、舞美等等。《母亲》的舞台非常简洁，道具都是为表演服务的。比方说，舞台上要刻画出母亲年轻、中年、老年整个一生的经历，她的那些艰难、惨烈、痛苦、浪漫、憧憬都需要道具，不同演员行当来做辅助的。而在舞台道具上，仅仅用了一辆独轮小车就贯穿了母亲的一生。舞台上还有一段红绸，最小的儿子在山洞里憋死的时候，母子俩用一段红绸来体现一场别离。这些情感表达就是借助于一些道具完成的，实现了一些情感表达的外化。
青年报：您带领中国评剧院创造了诸多辉煌，而辉煌背后也有诸多不易，目前为止，制约院团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王亚勋：瓶颈一定是有的。中国评剧院要说辉煌，也不敢当。只能说在我们一代代人的努力之下，看到了评剧院应该有的景象。我回想了这十来年的情形，需要干的事确实很多，干成、干出彩的事也确实不多。中国评剧院连续两次荣获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地方戏（南北片）汇演一等奖”，还有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这些奖项对剧院凝心聚力、鼓舞士气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深感十来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需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希望未来能为剧院的发展多出一份力。遇到瓶颈，对很多国有戏曲院团也是共性，剧院本身还不能适应院团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许多政策还在不断完善中。
青年报：您说过，时代在发展，要满足现代人的文化需求就要跟上时代，需要有贴近现代观众审美需求的作品。我们在现代审美上做了哪些尝试？
王亚勋：所谓现代审美，就是需要有现代审美的内涵和形式。这方面，中国评剧院在这些年的创作中秉承了“四度”理念。主题立意有高度，思想内涵有深度，艺术呈现有亮度，市场推广有广度。解读开来，就是要求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其实综合一句话就是符合现代审美要求，内容上有现代的精神内涵和主流价值，同时形式上具有优良的人文品质和文化特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通过这样的优秀作品为观众带来思想的启迪，更有美的愉悦和潮流。在传统戏《良宵》和现代戏《母亲》《马本仓当官记》这些作品中，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时代审美特征、审美高度。
青年报：在中青年评剧相关人才的培养机制上，中国评剧院有哪些好的想法和手段？
王亚勋：人才是事业的根本，也是中国戏曲的未来。为此，中国评剧院这些年还践行了人才培养的“五原则”，即敬重发挥离退的老艺术家（“活历史”），爱护用好现有的人才，培养挖掘短缺的人才，录用调入优秀的人才，签约临聘急需的人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启动了一个“名家谈艺工程”，制作了名家谈艺录，以此发挥院内院外的艺术名家的技艺优势和经验。我们还开启了“经典再现工程”，让年轻人才模仿学习，并领衔经典剧目，常演常新。每年我们还会在自己的剧场开启“青春绽放月”，为年轻人提供实践机会，提升塑造角色人物的能力；突出教、学、演，三方并重。
青年报：作为传统戏曲的院团，我们如何能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我们需要向当代的青年传递什么？
王亚勋：这就需要我们从事传统戏曲创作的院团要在剧目的内容和形式上下真功夫，为青年人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好戏，这是根本；包括现在我们在创作中使用的新载体、新媒介则是辅助和促进作用。我觉得对戏曲艺术来说，人是艺术的主体，就是要通过人的创作与创造来实现优秀作品。一些新载体、新媒介，它们只是外在的媒介，对剧场艺术来说，我们就是要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在这里实现交流，实现共鸣。
青年报：从市场前端，到观众，到人才梯度培养，再到剧目创新本身，具体要怎么做才能实现“出人，出戏，出效益”？
王亚勋：我觉得每一部新戏的推出都需要对市场前景，怎么演，谁来演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通盘考虑。比方说，在市场前景上一定要兼顾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同时，也要考虑到通过一部新戏能够展示一批人才，从而培养和推出该行当优秀的“领军人物”，这也是对决策者、院团长来说最大的考验。我觉得能够实现“出人，出戏，出效益”有一个关键字，就是“准”字。题材选择要准，要考虑到时间节点、思想内涵以及能实现怎样的前景预期，市场预判要准，选用演员要准，剧目呈现要准，推广宣传要准。剧院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运转体系，它靠的绝非一个人的能量，而是一个整体的运转机制，能够适应现代管理要求的机制。不是人来管人，而是机制在管人。凝心聚力靠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单位来聚合人气儿。
青年报：对那些想从事评剧相关工作的年轻人，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有什么建议？
王亚勋：以评剧为例，地方剧种均有共通之处，而评剧也有其独特性。评剧是通过传统戏曲与现代生活相交融后产生的艺术样式。像京剧、昆曲、秦腔都讲究的是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虚拟化、艺术性。但是评剧则不全是，评剧是具有传统意蕴特征，同时与现代生活相交融后的剧种。因此并不能一味地程式化，我们还要去创造新的程式，对生活本身进行再创造。而弘扬评剧艺术确实需要扎实打牢传统技艺，要博取广大时代元素，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创作理念。需要永远牢记传承是根本，创新是生命的法则。坚持使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去学艺、传艺，才能行稳致远，到达艺术理想的彼岸。
中国戏剧大家系列访谈之四十一——
本栏目由青年报社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
编辑：魏文娟
审稿：梁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