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籍著名作家刘玉堂去世:被称为"当代赵树理",幽默的“文化人儿”

编者按：

山东籍著名作家刘玉堂于5月28日晚间去世，享年71岁，被誉为“当代赵树理”，曾与齐鲁晚报青未了栏目有着不解之缘。

山东籍著名作家刘玉堂于5月28日晚间去世，享年71岁。

刘玉堂先生之子刘春雨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父亲身体也没有毛病，最近他在忙在家乡沂源建文学馆的事情，现在事情基本完成了，他可能比较累，也松了一口气。”

刘春雨表示，父亲无疾而终，是时平静从容。告别仪式遵循玉堂先生从简从俭之所愿，定于5月30日下午13时30分在济南殡仪馆一号厅举行。

刘玉堂，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参军，历任文书、新闻干事、宣传干事等职；1982年转业至家乡，任县广播局编辑部主任；1988年调《山东文学》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91年底调山东作协创作室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2002年10月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刘玉堂自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近四百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滑坡》、《温柔之乡》、《人走形势》、《你无法真实》、《福地》、《自家人》、《最后一个生产队》、《山里山外》、《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尴尬大全》；随笔集《玉堂闲话》、《我们的长处或优点》、《戏里戏外》等。应邀主编了《老百姓文库》和《人本文丛》，前者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后者获山东重大社科选题资助，长篇小说《八里洼纪事》获中国作协首批重点作品资金扶持。

著名作家刘玉堂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

“他把沂蒙山疯迷一般写了三十年，结果成为文坛上一个罕见的文学灵手，一个让人津津乐道、啧啧称奇并且再也不能忘怀的作家”，

被誉为“当代赵树理”和“民间歌手”。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尴尬大全》，则将目光对准了一批“县城里的文化人儿”，有评论家将《尴尬大全》称为“当代知识分子种种病象的文学报告”。

2004年6月21日，记者与刘玉堂进行了一番对话。

谈新书：“写的是文化人儿的尴尬”  

记者：《尴尬大全》里面讲述了种种尴尬的场景，为什么想到要写“尴尬”？

刘玉堂：我把尴尬看作人生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况味，没有谁不遭遇尴尬，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是小人物比大人物会遭遇更多的尴尬，像民间流行的“四大窝囊”、“四大傻”、“四种不被重用的原因”等段子，都是在说尴尬。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是将尴尬作为一种切入的角度，说的是一批“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当下的生存状况。开始的时候这个长篇的名字准备叫《县城里的文化人》，我上世纪80年代有个短篇叫这个名字，现在感觉有点重复，于是起名《尴尬大全》。说全也不一定就全了，但可以成为触类旁通的一个由头，让你产生诸多联想，想到自己或他人的种种尴尬。

记者：有评论家将《尴尬大全》称为“当代知识分子种种病象的文学报告”，但您却一直认为您是在写“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在您看来，“文化人儿”与“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区别？

刘玉堂：知识分子现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而“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只能说在大的范畴里属于知识分子。我脑子里，“文化人儿”跟知识分子的差异，就像一个县一级的文化馆长与大学教授、博导之间的差异。知识分子可能比“文化人儿”多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而“文化人儿”又比知识分子多一些奇怪的学问，比方说，阴阳八卦、火锅的八种佐料、婚丧嫁娶的十二项程式，这些学问有的来自民间，有的来路不明。“文化人儿”除了具有一般人的好品质之外，身上往往还带着放大了的一般人的小毛病。就像《尴尬大全》里说的那样，喜欢负点小责，喜欢毛遂自荐，喜欢耍小聪明贪小便宜等等，你让两个人去冲厕所，他差不多就要问问：我们两个谁来负责呢？

记者：写“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生存状态的小说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同样描写“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的生存状态，《尴尬大全》与《围城》有什么区别？

刘玉堂：你这么提是将地比天，折杀我也！如果非要说一下它们的差异的话，我个人把《围城》对知识分子状态的描写称为“学院派”的描写，当时处于战乱时期，但作者却将小说的场景大部放到了一个基本与世隔绝的大学里，多是描写知识分子自身的尴尬；相对来说，《尴尬大全》主要写的是“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于社会转型期的尴尬，他们既想发财，又怀念着计划经济的好处，它不回避社会生活包括政治对他们造成的尴尬和无奈，比如，书中有个模拟“文革”的场景，就有点象征意味，他们的尴尬不是“文化人儿”自身的，而是社会对他们的挤压与影响造成的。

说自己：“我是一个农民”  

记者：您的小说被称为“乡土小说”，您自己也多次说“我是一个农民”，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

刘玉堂：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是从骨子里或出身上讲的，我来自农村。再一个就是从观念上讲，我不管是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差不多都用一种农民的立场或视角观察、看待问题，我的特点就是憨厚、朴实，不矫情，不做作，平视农民及一切弱势群体，不居高临下。我给报纸写的些小文章，一般读者都觉得比较亲切，像是两个人在拉呱，这大概就是平视的角度、平实的心态和朴素的语言在起作用。

另外，强调自己是农民，也比较容易得到理解与宽容。我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原谅，农民嘛，写得这样就不错了。

记者：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农村越来越城市化，作为“新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对乡土小说的前景怎么看？

刘玉堂：我不认为乡土小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会走入死胡同，相反，社会越发展，农村越是城市化，乡土小说会越发显得珍贵。

我还想说明的是，现在很多人将乡土小说理解为比较“土”的小说，或者干脆就是写乡村的小说，我认为也是一种误解。乡土小说应该特别强调生命与土地的血脉联系，强调小说的根基与土壤，有根基就有生命力，就能远走高飞。它既可以是原汁原味的，又可以是浪漫飞扬的。你就是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只要你写作的视角与态度是朴实的、有生命力的，也应该将城市看作自己的一方“乡土”。

记者：您以前的作品大多将故事场景放到农村，《尴尬大全》却写了县城，是不是以后会更多地写城市？

刘玉堂：我下一部长篇就是有关三农、拆迁及城市化进程问题的。随着个人生活的变化，我创作的题材也有意识地向城市转移。我的第一个长篇《乡村温柔》是纯粹写沂蒙山区农村的，《尴尬大全》是有关县城生活的，下一部就想写写城市的边缘地带——仍然不离农村。比方说，我所在的地区附近，有一个村子消失了，这当然是因为城市的扩张。它的主题便是，通过一个郊区农村的变迁与拆迁，正面反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艰难与必然。

这也是个不小的工程。为创作此长篇，我也做了一年多的理论及生活准备了，我曾到原来的村子及拆迁办公室做了采访和体验生活，我也曾与研究城市化进程问题的专家进行了多次座谈，做了许多细节的准备，还有语言的基调。我在贵报开了个《戏里戏外》的小专栏，我相信这个小专栏在我的下一部小说中会有用，起码戏曲式的语言会大量出现。比方这样的语言：政府开始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拆迁的人们泪涟涟，祖祖辈辈在此住，为何连自己的房子也难保全？届时我肯定会用上。你从中也可以想象得到说这话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聊幽默：“这是一种含泪的笑”  

记者：您作品的幽默语言别具一格，您怎么理解幽默？您的幽默来自哪里？

刘玉堂：我如果有一点幽默感的话，主要还是来自生活。孙犁对来自生活的幽默，有这样的解释：对一个时代的生活理解得深了，作家有痛切的感受，而又不愿以大声疾呼的态度反映它，也不愿以委委曲曲的办法表现它，在沉默了许久之后，终于含着眼泪，用冷静的嘲讽的手法来表现它，这就是幽默艺术，是一种含泪的笑。我的幽默中包含着我的人生经历、人生态度，还有心胸及性格等等的因素。常常是苦中作乐，也写痛苦，但不是那么张扬，表达的是一种隐隐的痛，却又积极向上，不给人以消极或灰暗的感觉。

记者：幽默是一种自觉追求吗？

刘玉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幽默还是一种语言上的修养，我追求这种修养。好的作品都是有幽默感的。作为一个作家，你不可能让你作品的每一句话都精彩，但起码应该在每一页能够有一两句让读者感觉眼前一亮的语言，我称其为文眼或靓点。再就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质朴的人、透明的人，才会幽默，我希望做这样的作家。

侃文学：“日益边缘化很正常”  

记者：作为一个有三十多年创作经历的作家，您经历了文学能够引起社会轰动的年代，现在文学处于日益边缘化的时代，您怎么看待文学的边缘化这个现实？

刘玉堂：我说过，把文学看得太重要，将其置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容易搞文化大革命。将其边缘化，则很正常，它是处在了应该处的位置。与以前相比，现在应该是纯文学创作最好、最宽松的时期，当然，现在的作家也在忍受煎熬，因为有许多别的诱惑。所谓“是生活的就要回归生活，是艺术的就要回归艺术”。现在仍然还在坚守并不断有好作品问世的，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对他们永远怀着百分之百的尊重，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

不管社会如何变化，都需要文学的存在。一个民族没有人写书、没有人读书，天天在那里坐着或躺着看电视，那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现在文坛上有“美女作家”、“少年作家”，您怎么看待文学创作的低龄化？

刘玉堂：年龄是“少年作家”引人注意的原因，由此读者会宽容他们的作品。尽管平心而论，他们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我们以前已经读过的。任何艺术作品最怕的就是互相重复，除了发自内心的真挚。遗憾的是，在这些孩子的作品之间，有太多的老成。说来说去，还是成年人的错。他们在无形中捧杀掉孩子身上的冷静，又棒杀掉他们对是非的分辨。

我不否认“美女作家”、“少年作家”中有个别好一点的作品，但总体上看，他们基本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只是一种“出版现象”。如果硬要评论，我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早熟品种，大都颜色鲜艳、个头也大，但味道一般都不好，营养就更差。

重读先生

2015年10月23日值齐鲁晚报出版第1万期之际，刘玉堂先生作《我与青未了》一文讲述这段缘分。今闻先生仙逝讯息，特重新刊文，重读先生。

呀，齐鲁晚报出版一万期了呀！一万期可不是小数字，它足以让一个栏目或品牌，成为名专栏或老字号；也足以让一位青年作者或读者，人到中年或老年将至；更可以使一种创意与追求成为一种特色或传统。在“万期”这样的数字面前，只要与之有点联系，总会思绪万千、感慨万端的，也自然会想起与之有关的诸多往事与故事。

像我这种从新闻报道转到文学创作上的作者，一般都非常重视各类报纸的副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开始学习创作的时候，所有文学刊物都没恢复，我的有点文学味道的处女作就是发在报纸副刊上的。我与《齐鲁晚报》的联系，也主要是跟“青未了”文学副刊的联系。

还记得刚创刊时的“青未了”，编辑们一个个都是很好的文学青年，有的还出版过诗集，都想将副刊搞出点名堂。故而想法层出，创意不断，研讨、采风、征文之类的活动频频。他们有什么新想法也经常与作者沟通。我第一次应邀在“青未了”开专栏的时候，尚不知随笔为何物。副刊的编辑就告诉我，凭着你农民的视角、平和的心态、朴素的谈吐、幽默的语言，你闲拉呱就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便想当然地说起来，名字就叫“玉堂之说”。哎，不想还引起了一点小反响。有一次我坐公交车，遇见两个人就《玉堂之说》是不是“玉堂酱园”赞助的发生了点小争执，我在旁边看着，心里还热热的，挺感动。

我乐此不疲地热衷于向各类报纸副刊投稿便始于此。后读孙犁先生的文章，发现对副刊情有独钟的作家大有人在。孙犁先生云：向报纸投稿，其利有三：一为发表快；二为读者面广；三为防止文章拉长。况余初起步时，即视副刊为圣地，高不可攀，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幸事！至老不疲，亦完其初衷，示不忘本之意也。唯投稿副刊，必有三注意：一、了解编辑之立场、趣味；二、不触时忌而能稍砭时弊；三、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书此，以供有志于进军副刊者参考。鲁迅的文学事业，起于晨报副刊，迄于申报副刊，及至卧床不起，仍呼家人“拿眼镜来，拿报纸来！”此先贤之行谊，吾辈所应借鉴者也。

孙犁先生的这个“不触时忌而能稍砭时弊，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也是我给副刊写稿一直谨记并努力追求着的。

从我在部队干新闻报道开始，就养成了一个搞报纸剪贴的习惯，至今已集二十本有余。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齐鲁晚报创刊以来，我发在“青未了”上的文章竟有近三百篇，开专栏三次，分别为《玉堂之说》、《玉堂闲话》和《戏里戏外》；汇集出随笔集四本：《玉堂闲话》、《我们的长处或优点》、《好人似曾相识》和《戏里戏外》；连载长篇小说缩写两次，分别为《乡村温柔》和《尴尬大全》，还有十次以上的中短篇小说缩写与简介；得副刊的各种奖项二十多次，有两次还得了全国报纸副刊学会的一等奖。

青未了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万期之间，编辑换了一茬儿茬儿，却初衷不改，热情不减，点子不断，我与他们的友情也始终如一。像我这种用方言写作，而又比较讲究语言特色或味道的作者，必须互相有较深的了解与信赖才能合作得长久，比方不乱改稿子。我这里说的编辑不是不能改稿子，而是不乱改。方言或生活语言，一般都不怎么规范。你若将其统统改为书本语言或新闻话语，规范是规范了，但味道没了。我与青未了的编辑有这种了解与默契。故而，我格外珍惜和感念与“青未了”那种作者与编辑、作者与报刊的纯粹的关系：没有利害或利益上的交际，只有业务上的互相依存、互相支持，共生共荣、互利双赢，当然还有自然而然、年深日久的友谊。

万期之间，我们的写作手段与投稿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稍老一点的作者，至今依然怀念两件事：一是给报纸开专栏的时候，常常凌晨两三点，揣着装有刚写完稿子的信封，翻过单位宿舍的大铁门，去马路旁边的邮筒那里塞稿子。二是下雨或下雪的时候，打着伞到报摊儿上买载有自己作品的齐鲁晚报。——是的，我对齐鲁晚报有感情，对“青未了”更有感情。情感系之，至老不疲。

儿子眼中的刘玉堂：父亲没啥身段，人生姿态放得很低

这一篇是其子刘春雨所作《儿子眼中的刘玉堂》，首发于《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4年07期。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三十多年前，我爹那张水曲柳写字台上的油画。那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插页上，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在稿纸堆里伏案写作。这张插页基本就是我这辈子对我爹在创作领域中的全部印象与认知。这张插页一直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后来不知所终。我之所以还能清晰地记着它，很大程度上缘于无数个闷热的夏夜，我爹就是这样光着膀子大汗淋淋地在他的小书房里写作，那脊背的感觉和身边稿纸堆的形态和画上的一模一样。

当然我爹的背比画上那人白一点。我能记着那张画，还因为我其实更怀念这张油画右上角的杂志插页。那是吉永小百合对开的明星照，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容颜。彼时吾虽幼，但这两张插页联系起来，还是在无形中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想想这些，就让人满心欢喜。不欢喜的体验来自中学，那时我们举家迁到济南，我爹在一家文学期刊社负点小责。

一天早上，我出门上学，楼道里一个农民装束的人迎面堵着楼梯。这人看上去有小六十的样子，后来得知实际年龄四十多岁，身型瘦小倒不占地方，但手里拎着的麻袋极宽大，装他自己进去不在话下，里面鼓鼓囊囊不知是什么。人加麻袋正堵住楼梯，我不耐烦，他赶紧往边上挪麻袋，然后自己侧身贴住墙，我这才下去。中午回来，见我爹在书房唏嘘，写字台上几大摞稿子铺满桌面，书桌旁横一条似曾相识的麻袋。他说，上午有位外地的作者，坐了三个小时的车，来济南送稿子。此人穷困潦倒，长年患病，不知道给杂志投哪篇文章好，就把这些年的作品都带来，让我爹选一两篇合用的。令人唏嘘的是，选不出来。这样的场景换成谁都会觉得为难，内心里同情这位作者，可他的作品离文学的概念相去甚远。所以有段时间我爹说话自相矛盾，比如文学总要产生在贫穷的土壤，没有痛苦的经历就不会有好文章；回头又说先解决温饱再来谈文学。这也解答了他的儿子为何没有选择文学创作。和远在东瀛遥不可及比我爹还大三岁的美丽容颜相比，这条近在咫尺一言不发的粗壮麻袋更能时刻警示我，这条道路风险太高！

所以能否成为有影响力的作家，成长的经历很重要，我爹文学成长之路上不曾遭遇麻袋，遇到的是循循善诱的长者及同辈，携手的是温柔善良的人生伴侣，比如我娘；再加上无数个夏天光着膀子在小黑屋里伏案，他在专业领域有点成就理所应当。

我能概述我爹在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却不能详述其作品究竟达到怎样的高度，根源在于我并没有认真地读过他的作品。这种尴尬的形成当然还在我爹，我爹的灵魂深处保持着一种天理不容的自省与自谦，但对亲人缺乏耐心。他支持我读好书，又基本明确不要读他的书，主要还是觉得自己的东西算不得优秀，另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作品中有些温情画面的描写，我尚在青春期，理解能力又差，万一胡思乱想没准就毁一好少年。这种禁止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他的儿子确实没有被他作品中的温情画面所影响，好少年系统学习了庄之蝶“此处略去两千字”，又跟着上官金童品读了“七对乳房有七种形态，有七种性格，七种颜色，七种味道”。知子莫若父，事实证明我的理解能力确实差，读完这些作品之后，我很长时间里都以为，我爹的作品里是不是也有此类描写……

基于这种认识，我读的基本都是其他省份作家的东西，后来发觉很多知名度甚高的作家，最有味道的居然不是成名作和代表作，反而是被一笔带过的中短篇。有段时间我跑到地市给通讯员培训讲课，拖住学员注意力的故事其实是张炜和尤凤伟的几个短篇，当然，发现我爹作品格调其实还可以的事实，是几年以后了。

我爹常引用美国作家考门夫人的一句话以自省，大意是：人们都以为上帝把最好的礼物放在最上面的格子里，岂不知最好的礼物总是放在最下面的抽屉里，你越谦卑俯下身子，越能找到最好的礼物。话是好话，但自省的效果副作用很大。我爹没啥身段，人生姿态放得很低，直接的收益是很多人没大没小，不管年轻年老，第一次管他叫刘老师，第二次就管他叫刘大哥。然后见了我，“噢，我跟你爹挺熟，老大哥人挺好！”

我近四十岁了，每每望着眼前这般热情攀亲戚顺势占我便宜其实比我小着好几岁的人，我就谦卑地低下头，希望能在地上找块砖头什么的拍在他脑门上。

不过我后来又发现，不止我爹，许多叔伯们也常被此类热情洋溢的人群占便宜，一说哪位著名作家，管你承认不承认，不是我大哥就是我老师要不就是我大爷……

作为我爹养育近四十年的亲儿子，我对他在文学领域中的清晰印象仅限于此。虽然我不曾承继他的事业，但亦有受益。至少，诸君不知不觉读到这里了不是吗？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

“空门安得有此？”“老僧从此禅！”

“从何处悟？”“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不，我没说我爹是那悟了禅的老僧，我的意思是说，他是那四壁上画满了的《西厢》和临去“秋波那一转”，多年之后，我或许便是那悟禅的僧……

好像有点矫情了。

作者/刘春雨

来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倪自放 等

编辑：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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