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24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南京大学是今天会议的东道主，我在这个学术团队中年龄最大，古代文学学科向有尊老的传统，童岭副院长就让我来发个言。我一向怕谈宏观的问题，一看会议的题目是“中国特色学术体系与古代文学研究论坛”，心里有点发虚。再看与会代表名单，皆我平日所畏者，更加忐忑不安。于是想乘这个机会把心中的困惑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就是“何为学术”与“学术何为”这两个问题。莫砺锋在会上发言何为学术？我曾在南京大学当过两届校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现在也还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照理说应该知道何为学术。但就像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解了。”真要让我说清楚什么是学术，我倒糊涂起来了。有人说“学术”一词是舶来品，源于古希腊柏拉图讲学的学院academy,这种说法高而不切，因为那样的话就势必否认中国古代自有学术。《汉语大辞典》关于“学术”一词有十来项义项，其中比较符合现代人认知的有学问、学识、学说三项。《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则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但是到底专门或系统到什么程度的学问才能称为学术，其界线仍较模糊。而且根据我与理科学者或社会科学学者的接触，他们对学术的理解与我们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必须把讨论的范围限定于人文学科。但即使如此，大家的见解仍是歧说纷纭。历朝正史的人物列传把学者分成儒林、文苑、道学三类，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圈子，身兼数任者有如凤毛麟角。北宋程颐认为学术可分成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和儒者之学。到了清代，姚鼐进而提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虽说“同为不可废”，但从史实来看，好像清代学术史上最享盛名的乾嘉学派最擅长的工作只是“考证”，乾嘉学术从而被后人称为朴学或考据学。至于“义理”与“文章”二者，即使没被彻底否定，也是被束之高阁了。这种倾向一直延伸到现代，最重要的体现便是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他们掌控着民国时代学术界的最高话语权。“史语所”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名称中不包括文学，古人所说的文章之学已被明文排斥在外。请在座的各位同仁注意，我们的学科，即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史语所”的评价标准中是不算学术的。这种对辞章之学的轻视当然并非“史语所”独创，而是由来已久的学术偏见。“史语所”的独创之处在于，他们又将是否采用西方学术方法也树为标准，著名学者钱穆著作等身，但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学者，对西学比较陌生，傅斯年就对其极为轻蔑，声称“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以至于钱穆直到晚年才被评上“中研院院士”。“史语所”在1949年迁台后已经失去了在大陆学界的话语权，但其影响至今尚存。试看2010年出版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在“例言”中标明的评价标准，便有如下一条：“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此书中被点将的学者，主攻的专业都是中国文史研究，居然还要以“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为先决条件！此外，《点将录》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取舍标准：“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这就把姚鼐所说的“义理、文章”都予排除，剩下的只有“考证”一类。所以《点将录》公然声明把那些“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排除在外，其中公开点名的学者有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吴世昌、程千帆等人，没有点名的有游国恩、林庚、浦江清、任半塘等人。这些前辈学者都是我辈眼中的泰山北斗，但在他们眼中视若无物。此外，此书中章太炎虽列卷首，但被比作晁盖，其目的是“摒于正榜之外”。至于章门高足黄季刚先生，就只在章太炎一条中附记负面评价数句而已。身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员，我对上述倾向持什么态度呢？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他们当然可以提出他们的标准，我们也可以坚持我们的标准。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各行其是可也。所以学术评价的事情，最好不要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不但文科与理科迥然相异，就是文科内部的各个分支，也是各有特点，绝无统一规范可言。我认为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最好是限定在较小的学术范畴之内，大家才能有共同语言。否则的话鸡与鸭讲，根本无法对话。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近年来颇有同仁从事本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我读过的著作就有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赵敏俐《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他们全面地归纳总结了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或学术现状，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那么，放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内部，我怎么回答“何为学术”这个问题呢？就每个学者的微观角度来说，我认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必须像我们的研究对象自身一样，不拘一格，千姿百态。所以只要是从事严肃认真的思考与撰述，都是值得肯定的学术工作，我们必须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我本人主要从事唐宋诗歌的研究，我看好的成果便是这方面的著述。而且我只看学术本身，决不顾及学者所在平台之高低，所有头衔之大小，或是有无项目经费的支撑或获奖等级的加持。比如淮阴师范学院已故的两位前辈于北山与周本淳，我认为他们的著作便是优秀的学术成果。于先生的主要成果是《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也即《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三书的撰写、修订长达36年，是于老一生心血的结晶。对于三书的学术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撰的《出版说明》说得很清楚：“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分析，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其篇幅之巨，考证之详，至今无可替代者。”这个评价非常准确，非常到位，我完全同意。于北山先生生前从未获得任何“项目”的支持，也未获得任何级别的奖励，这与时下某些项目无数、获奖频频的学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正推动学术前进的却是前者而决绝非后者。周本淳先生的《读常见书札记》则是一本毫不起眼的小书，但我经常翻阅，还曾向南大的研究生推荐此书，因为周先生做学问非常踏实，他学习顾亭林写《日知录》“采铜于山”的精神，一条一条地排比资料、考辨是非，几乎每一条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但是从整个学术界的宏观层面来说，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应该有其共性，也就是总体目标和研究重点。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由于在文体方面存在着“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规律，当它的某种样式在某个时代达到巅峰状态后，其高度成就很难被后人超越，从而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作品，并成为后代读者永久性的审美对象。又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而具体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经典作品无不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与审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诸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聊斋志异》，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在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发展得最成熟的文学样式首推诗歌。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诗言志”的观点，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中国古诗的主要内容就是吟咏人们的现实生活，抒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内心情志，她和以歌颂神灵为主要内容的古代西方史诗有根本的区别。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诗言志”不是少数诗人的专利，而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诗言志”不是偶然情境中的灵感突现，而是一切生活场合中的抒情渠道。从先秦时代起，作诗便成为普遍的文化活动。“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是说社会上层人士以诗歌为必备的技艺。而传说中的“采诗”“献诗”制度则反映出社会下层的创作情形

《中华读书报》2023年、2024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首届“桐江书院杯”全国大学生儒学文化征文活动共收到百余所高校学子的精彩投稿208篇，经整理后186份稿件进入初审。作者不仅有本科生，还有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文章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真切的求知精神和饱满的学术热情。评审委员将从中摘取精彩观点，在《中华读书报》等多个平台刊发。我们期待未来继续推动这一学术活动，共同促进台州儒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发展。由衷感谢所有参与者的支持与贡献！本次征文活动的获奖名单如下：一等奖（三名）1.李文文《玄学与理学之间——论李翱〈复性书〉的思想史地位》，湖南大学2.关珺天《文以载“道”：汪琬与清初学风》，南开大学3.朱子墨《经学语境下孟子道统“以尧舜为始”发微——兼及经学与史学之关系》，中国政法大学二等奖（十名）1.路明轮《论蔡清鬼神观的三重向度》，新疆师范大学2.李娜《〈论语〉三大英译本的文化倾向与译者跨文化意识研究》，新疆大学3.郑明智《清代儒家修身工夫的嬗变》，福建师范大学4.蒋聚缘《“当仁不让”：董仲舒“让”观念的思想史考察》，山东大学5.杜国伟《体认良知：从“顿渐”与“一念”管窥王畿援佛入儒的思想维度——以工夫论为中心的考察》，东北师范大学6.郑宁《早期儒家天人关系的建构与神义论之“阙如”——以郭店楚简为考察中心》，中国人民大学7.王家明《朱子主敬工夫论下的涵养省察为一》，首都师范大学8.金昕悦《“羞”“耻”之辩——以孟子“羞恶之心”为中心》，中山大学9.王玉吉、汪海俊、邹怡静、汪雨、俞贝贝《明清时期台州儒学学统的建构与书写》，浙江海洋大学10.庄梓煊《王船山“性有差等”论重释——基于圣贤、民众之生成与转化的讨论》，苏州大学三等奖（二十名）1.郝志彤《由二程和朱熹的诠释看“吾道一以贯之”与“忠恕”问题》，中国政法大学2.张玉晶《仁政体系下对“先王之法”的遵循：孟子政治哲学新论》，中国人民大学3.任美霖《以经为本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小峰在其新作《虢国夫人游春图：大唐丽人的生命瞬间》中，从艺术和历史两个视角解读了传世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的诸多谜团：“虢国夫人”是谁？她和《虢国夫人游春图》有怎样的关系？《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历史性的如实记录还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这幅国宝名画有怎样的坎坷经历？全书对这一系列今人感兴趣的话题给出了全新解答。作者通过对作品图像超乎以往的细致阅读，带领大家“重回艺术现场”，感受古人画作给予的历史感与审美体验。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宋摹本），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话剧《同生书店》（原名《书店》）今年初在北京民族剧院演出，剧中人物方晴朗对于书店与传播思想的情怀与坚持令人感动。吴有丽从方晴朗手中接过“同生书店”的牌匾，决定办自己心中的“一流书店”——“手机装不下我们的灵魂，ipad装不下我们的灵魂，电脑电视装不下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只能在书店栖息，在书里安放。”她的话道出了众多读书人的心声。书店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文明记忆和精神家园。我们过往的记忆里，拥有以逛书店买书为乐，以读书为精神寄托的幸福时光。然而，书店的生存和发展如今面临着严峻挑战。2022年12月21日举行的中国书店大会上，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在对全国994家实体书店进行了问卷调查后发布《全国实体书店经营情况调研报告》，指出2022年上半年9.56%的实体书店没有收入，32.09%的实体书店收入在10万元以下。随后，出版业研究咨询服务机构百道新出版研究院发布《2021-2022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指出实体书店不仅要面对传统电商常态化的低折扣竞争，更新的挑战和更大的压力还来自直播平台的“无底价”带货。随着时代变迁，数字阅读兴起，更多实体书店必将被网络书店替代，飞涨的房租、网络书店带来的竞争压力，使越来越多的中小型民营书店被迫关张或歇业。2022年12月22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公布了2022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入选名单，317家实体书店获得项目资金扶持。其中，对192家实体书店给予房租补贴，对160家示范书店、9家“进校园、进商场、进园区”书店、17家转型升级书店给予奖励，对192家实体书店举办的1454场阅读文化活动给予奖励。此次扶持项目的落地落实，为书店市场的回暖蓄积了充足力量，进一步巩固了北京实体书店多年来的发展成果。对实体书店进行扶持，是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建设书香京城工作部署，按照《北京市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书香京城建设的实施意见》，对书店进行纾困帮扶、提振信心、促进发展的一项长期举措。书香京城，悦读春天。近日,本报记者走访调研了京城部分书店，了解到各大书店以丰富的阅读活动，为广大读者开启缤纷多彩的阅读盛宴。北京图书大厦：探索大型书城的转型发展之路4·23“世界读书日”当天，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记录时代步伐——北京图书大厦全国新书首发平台”揭牌仪式，并携手中华书局共同举办“领读经典点亮书灯——北京图书大厦全国新书首发平台首秀暨中华书局110周年特别阅读活动”。首秀仪式上，由著名阅读推广人诵读经典名篇，引领读者依次点亮“阅读灯”，发出阅读倡议，共同掀起读书热潮。北京图书大厦在一层设计图书签名本专区作为全国实体书店的旗舰店和风向标，北京图书大厦开创了开放式布局、全品种经营、信息化管理、多元融合发展等多项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先河。步入新时代，北京图书大厦重新确定功能定位，以全新方式服务读者、服务作者、服务出版社，促进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助力行业创新发展，重新诠释首都实体书店新时代的使命责任。作为北京图书大厦平台化运营的首发项目，全国新书首发平台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和融媒时代构建新型社店合作模式和出版发行产业生态链的一次积极尝试。平台联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携手40多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构建融媒体传播矩阵，每年推出千余种年度精品力作，陆续推出全案策划、首发仪式承办、全渠道推广、融媒宣传、专家品荐、IP运营、NFT制作等综合服务功能，与出版同仁共同开启促进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的新篇章。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图书大厦，是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经营规模最大、图书品类最全、最早实行信息化技术管理的旗舰书城，作为北京最具影响力的大型国有书城，既是首都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一颗文化明珠，也是全国的文化地标。北京图书大厦总经理秦晖早在大厦开业之初就入职北京图书大厦，在她的印象中，那时侯像北京图书大厦这样的大型书城，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还是新事物。25年的风雨历程中,北京图书大厦扮演着书业改革先锋的重要角色，也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定位和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图书大厦积极探索大型书城的转型发展之路，通过完善服务功能、拓展空间运营、融合新型业态、丰富文化体验等方面的不断提升，书店空间设计感、艺术感的不断增强，让书店成为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文化生活的引领场所，创新打造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艺术属性、消费属性的复合综合体、城市的文化会客厅。”秦晖始终认为，阅读是文化延续传承、发展传播的一种方式。作为首都北京的文化地标、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北京图书大厦始终以先进文化传播者为要求，成为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宣传阵地，以服务全国读者、向读者推荐更多优秀出版物为己任，以成为读者心中的书香殿堂为目标而不懈努力。近几年，实体书店在发展上遇到了瓶颈，但北京图书大厦积极开拓经营思路，逐步推进“智慧书城”项目，线下更新自助查询设备和自助结算设备，为读者提供更多、更方便的便捷指引和服务信息。线上开通了手机微商城，全力补充实体店设备资源相对有限的“短板”，全面实现读者选书智能化、支付移动化、体验多元化。秦晖认为，2022年北京实体书店扶持政策，惠及全市各区多种类型的书店，而对实体书店进行扶持，是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建设书香京城工作部署，按照《北京市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书香京城建设的实施意见》，对书店进行纾困帮扶、提振信心、促进发展的一项长期举措。一方面，扶持项目为实体书店复苏回暖、巩固发展成果、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在坚定书店经营信心、激发书店内生动力、提高书店竞争力、实现多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充分发挥实体书店在首都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地标作用，让书香溢满京城各个角落。同时，也为读者回归实体书店、高品质体验文化阅读、悦享读书美好生活提供了政策保障，有利于增强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全国的文化建设中心，北京近年来在全民阅读方面的建设不断加强，各区有关实体书店的扶持红利政策频频出台，也为实体书店发展增添了一份行业的信心。秦晖表示，北京图书大厦在坚守中求新求变，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创新发展模式，打造融合特色品牌。“我们在多元化混合业态经营模式下，将‘新’实体书店文化与生活美学相融合，为广大读者创造良好的感知阅读体验环境，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在新的一年里，北京图书大厦将恪守全民阅读理念，继续增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能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城市阅读氛围，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着力打造流淌着浓郁人文气息的‘书香之城’。”王府井书店：深挖“共和国第一店”文化底蕴2023年4月14－24日，北京书市在朝阳公园举办，王府井书店作为本届书市分展场，在此期间陆续推出图书展销、特色专区、科普展览、非遗体验等精彩活动，为市民文化出行提供更多选择。王府井书店“书香致远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陈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陈铁民：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小学时没看过一本课外书。初中时，读了不少解放区小说，如《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还有《阿Q正传》等。高中时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苏俄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铁流》《复活》《欧根·奥涅金》等，西方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神曲》《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但我在中学基本没接触过古代文学，只看过四部中国古典小说，有一本文白对照的《聊斋志异选》，还是礼拜天在新华书店站着看完的。中华读书报：您考上北大中文系，是一开始就确定了古典文献专业吗？为什么会对这个专业感兴趣？陈铁民：我本来想搞文学评论，自己觉得搞创作不行，没有生活经验。到北大一上课，发现自己的古文底子太差。当时给我们上“古代汉语”的是魏建功先生，梁东汉老师给他做助教，负责给我们上习题课，每次发一篇未标点的古文，让我们标点，然后提问。我当时很怕出洋相，于是在课下拼命读古书。开始读不懂，但渐渐就懂了，慢慢地对古代文学产生了兴趣。中华读书报：在北大期间，您师从哪些名师？他们在读书和教学研究上对您有怎样的影响？陈铁民：1955年我考上北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年制），三年级开始分文学、语言两个专门化，我上的是文学专门化。1960年毕业后，分到古典文献专业当研究生。阴法鲁先生是我们四个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导师，他除了安排我们旁听古典文献专业课程（如《论语》《孟子》专书课）外，还请了一些名家来给我们讲课，比如请游国恩先生讲《楚辞讲录》，请中华书局宋云彬先生讲《史记》专书课。以我的两位老师北大中文系的一级教授游国恩先生和王力先生为例作些说明。游先生以《楚辞》研究名世，但治学与读书的范围极广，自先秦文学迄于近代诗文，皆尝涉足。在先生那里，读书是一种需要，一种乐趣，除读有关《楚辞》的著作外，先生平素读书，并不带着从事某一课题研究的目的，而是在博览群书中自然发现问题，写下札记，日积月累，然后才整理成为研究成果。由于博极群书，加上记忆力极好，先生对学生或他人的求教，不论是哪个朝代文史方面的问题，几乎都能给予回答，历历如数家珍。如此学问渊博的教授令人景仰，是学生们非常需要的。王先生的读书方法与游先生不大一样。70年代中期，我亲耳听到王先生在一次闲谈时说过：“我搞什么研究课题，就读什么书，与研究课题无关的书，我是不读的。”王先生的做法，只适用于具有独立的科研能力和过硬的基本功的人。王先生著作等身，也许和采用这种做法有关。我个人觉得怎样读书，应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而定，读书方法也未必只有以上两种。中华读书报：3月15日，《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新书出版发布会上，您提到此书原版出版的艰难历程，此书原版由陈贻焮先生担任主编、全国各地的180多位唐诗研究学者参加编注完成的，您和陈贻焮先生在北大时就有交集？陈铁民：陈贻焮先生没给我上过课。他当时看过《岑嘉州系年商榷》后，对内容没有意见，但对写法提出一个建议。我原来是一条一条分着写的，陈先生觉得这样写条理不够清晰，建议我按问题重新归纳一下。后来我就按他的建议修改，归纳为三个方面问题，阴先生把文章推荐到北大学报发表了。陈先生应该是北大中文系教师中对我最为看重的一个人，他觉得我有后劲儿，曾经跟我说，你这辈子要写出一千万字。我说一千万字我可达不到，争取五百万字吧。中华读书报：能否回忆下您在北大求学期间的读书情况？您在研究生时期就参与编写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陈铁民：游国恩先生和王起（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先生一起主编这套《中国文学史》，后来调了七个北大研究生参加编写，我和孙玉石，还有吴组缃先生的五个研究生。古典文献研究生是两年制。为了编写文学史，孙玉石延期一年毕业，我决定读研究生和编文学史一起做，不延期毕业。第一年我一边编文学史，一边听古典文献的课，等写完分给我的章节，就回到古典文献做毕业论文。但文学史我写的并不少。第一编我写了第五章和小结，概述是我写的初稿，游先生修改过。当时讨论分工时，我说：“游先生，您是楚辞专家，屈原这一章应该您来写。”他坚决不写，说：“就你来写。”我只好写了。第二编我写了概述、小结、第一章和第五章，和费振刚合写了第三章，第四章《乐府诗》是我写的初稿，后来萧涤非先生修改得比较多，我就不算它是我的成果了。中华读书报：您对王维多有研究，发表过《王维生平五事考辨》《王维生年新探》《王维与道教》《王维与僧人的交往》，出版过《王维论稿》《王维新论》《新译王维诗文集》《王维集校注》等著作，能谈谈您对王维的研究是如何一步步深入的吗？几十年的研究中，您对王维逐渐形成怎样的定评？陈铁民：我们是全国中文系的第一届五年制，三年级作学年论文，我就选了王维。当时也不能说对王维有很大兴趣，只是觉得他的作品数量适中，把握得住。李白、杜甫存诗多，问题复杂，不易把握。后来因为要搞集体科研，学年论文就取消了，但王维的集子读了两三遍，兴趣也就产生了。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是第一个完整的王维诗文注释本，也是在我之前最好的注本。赵本收录诗文按体分编，我的《王维集校注》是诗文编年，同时在校勘、注释等方面进行修订。自1997年出版后，我先后修订过三次，2001年由于不改版，只改了错字，写了一篇《修订后记》。2009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我的《新译王维诗文集》，对于相关注释和编年，我都有修订。2016年，又作了一次全面修订，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新成果，也对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进行了回应，这个修订版现已出版。202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王维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这本书中的《导读》，对王维的成就，作了全面、扼要的评论。中华读书报：《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发布会上，您提到三十多年间倾注于此书的心血。但也有人认为校注属于“饾饤之学”，您觉得呢？陈铁民：持这种观点的不止一个人。说校注是“饾饤之学”的人，肯定没搞过真正的古籍整理。何谓“真正”呢？就是要整理出一部古人的全集，从校勘到注释都搞好。这其中会遇到很多难点，比如典故查不到、词语费解等等，因为是全注，所以都逃不过去。不把这些难点都解决好，就不能算一部质量好的全注本。做全注很难，不要说注释，就是标点，也常常容易出错。搞选本不一样，那可以参考别人的成果，难注的可以不选，或者可以加点似是而非的赏析。你懂的他作了注，你不懂的他没有注，这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如果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算真正的古籍整理。就意义而言，一方面，校注有利于在国内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让广大读者包括研究者能弄懂文献的原意，这是薪火相传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外国人翻译中国古代作品，往往会有些隔膜，校注本对他们有帮助。有一位韩国教授朴三洙想把王维诗全部翻译成韩文，和我联系，《王维集校注》出版后，我送了他一套。我住在方庄时，他曾经专门来看我，说还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要跟我交流，我们谈了一天。2008年，首尔玄岩社出版了朴三洙译的《王维诗全集》，还请我写了序。中华读书报：作为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您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对后来的治学有怎样的帮助？陈铁民：20世纪60年代我参编文学史，遇到历史问题，主要看一些当代历史学家的论著，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后来发现光读这些书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自己研读史书，读古人的原始记载，才能解决遇到的问题。如1980年我作《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储光羲因陷贼接受伪官，后来逃回来，被治罪，后来又遇赦，他写过一首《晚霁中园喜赦作》。为了弄清他的遇赦时间，我查考了《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中的有关赦令，查考了赦令原文、发布时间、赦免范围等等，然后与储光羲的诗相比对，终于确定他遇赦的时间在宝应元年。这篇文章陈贻焮先生读过，他对我查原始资料进行比对的做法特别欣赏。我是由古代作家的生平事迹考辨进入历史研究的。后来我又发现，考证古代作家的生平事迹，不了解唐代制度不行。我翻阅了《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唐六典》《唐律疏议》《册府元龟》等书，对唐代制度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能说都了解得很清楚，但遇到问题，知道要查什么书才能解决。我不能背好多书，但我会查书，这一点是我的强项。陈贻焮先生遇到什么问题查不到，有好几次都让我帮他查。中华读书报：您最常读的书的是什么，换句话，哪些书是您一读再读的？陈铁民：我是研究什么课题，就读什么书，采用王力先生的读书法。参见《我的学术研究之路》一文。因为我迄今一直在搞研究，所以读的书也不固定，但大抵不出唐代文史范畴。中华读书报：您曾在北大任教，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学，您经常向学生推荐图书吗？如果推荐，您最推崇哪些图书？陈铁民：我自1955年至1983年在北大，其中经历下乡搞四清、“文化大革命”、干校劳动、带工农兵学员下乡下厂，有十一二年不搞教学，所以上的课不多。上课时，会根据课程内容，开一个参考书目，让学生阅读。此外，不再另外推荐图书。在社科院，主要搞研究，只带过两个唐代文学博士生，我主要要求他们精读几部唐人诗文集，作读书笔记，不要只读选本。他们又有外语等课，开一大堆书单，实际读不完。曾有人找我给读者开必读书目，我没有开。我认为读什么书，应根据个人的文化基础、兴趣爱好、从事的专业等等而定，不存在什么谁都要读的“必读书目”。中华读书报：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陈铁民：因为退而不休，始终在搞研究，所以读的都是古书，我的最佳阅读体验是，把难读的古书读懂了，此时内心会油然而生一种喜悦之情。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您想见到谁？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陈铁民：我最熟悉的是王维诗文，研究最多的也是王维，但我既想见到他，又怕见到他，想见到他，是希望我的研究获得他的认可；怕见到他，是怕他说我对他的了解不深不透。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陈铁民：如果待在无人岛的时间长，我会带下面三本书：《资治通鉴》《红楼梦》《鲁迅全集》，这三本书耐读，可反复读。（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秦涛中华读书报：听说你小学就通读《三国演义》《新华字典》？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秦涛：当年街头游戏厅有一款《三国志》游戏，主角是关羽、张飞等。玩乐之余，有高年级孩子告知：其实关羽是如何死的，张飞是如何死的。我好奇：你怎么知道？他说：《三国演义》有写。于是托一位进城的亲戚，从新华书店捎一本少儿版《三国演义》。亲戚买回来，竟是原版。既不能退，又没钱再买，只好硬着头皮读。不认识的字需要查字典。字典有很多有趣的词条，对闹书荒的我来讲，也是很好的读物，遂逐页翻着看。尤其附录的朝代表之类，看得极熟。小学二年级整整一年的课余，我就这样双管齐下，读完了《三国演义》与《新华字典》。旧时代有家学者，以《四书》或诗词发蒙；上私塾者，背“三百千”、《古文观止》一类村蒙读物；读《三国》《水浒》，已经属于野路子了。我以电子游戏进入《三国演义》，真是野之又野，也是特定时代文化现象的折射吧。中华读书报：哪一本书你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读？秦涛：没有这样的书。我倒是希望所有的父母（尤其是想让孩子学“国学”的父母）都能读一读黄晓丹的《陶渊明也烦恼》，副标题是“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如果父母不读书，最好不要对子女的读书指手画脚。中华读书报：你喜欢写作，曾在报刊发表很多历史散文，也创作网文？那为何选择了法律学专业？什么机缘？秦涛：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学，学科分类属于法学，其实更接近史学。高考填志愿时，我被流俗的观念推着，想要“做官”，就报了西南政法大学。当时我身边有一种奇怪的流俗观念，觉得考上政法大学就能“做官”。虽然如此，内心对历史的喜好却是根深蒂固的，考研就选择了法律史。这是政法大学唯一与历史有关联的专业。中华读书报：2012年你受邀成为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套（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长期主讲专家，是该栏目第一个在读博士生，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主讲人。那时候讲《商鞅传奇》和《酷吏张汤》，有压力吗？观众有何反响？秦涛：没有压力。二十多岁，正是我最无知且自信的时候。现在回看那时的视频才有压力，那种自信满满的油腔滑调令我不忍卒睹。好在也没什么反响。那时候，电视讲坛类节目的收视率已经走下坡路了。关注者既少，传统电视媒体也缺乏观众直接反馈的途径。就算有人看了骂街，我也听不到。中华读书报：你在读博期间出版了《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制出版社）。好像从一开始创作，你就特别在意读者的接受度？如何把严肃枯燥的法律史学生动有趣地传达给观众或学生，你能分享一下经验吗？秦涛：我读书的时代既笨且懒，所以很喜欢容易为笨人兼懒汉接受的书。内容过硬的经典，书挑人；内容不过硬的读物，人挑书。我的书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人文社科的普及，国外有很多优秀的例子值得模仿。《别笑》其实模仿的是《苏菲的世界》，以一个虚拟线索人物，穿越至历史现场，与先哲直接对话。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最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谋子司马懿》《诸葛亮的计》《曹操多阳谋》？早在2012年至2017年，你就先后写过这三个人物。时隔多年再版，修订幅度很大，你对这三个历史人物有哪些新的认识？秦涛：我已行至人生的中途，所以更关注历史人物的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不一定是挫折，有时候是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却与年轻时的理想南辕北辙。例如诸葛亮41岁，协助刘备建国称帝，他本人也官至丞相，人生登顶。真的登顶了吗？人生的目标就是“升官图”的终点吗？27岁初出茅庐、意气风发的诸葛村夫，看重41岁位极人臣、精明谨慎的诸葛丞相吗？诸葛亮《诫外甥书》云：“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所以他重新上路，南征北伐，死而后已。写历史人物的中年，是在思索自己的中年。中华读书报：《秦亡汉兴九十年》以秦汉法制为切入点，鸟瞰秦汉之际的九十年历史，关注大时代下人物命运的浮沉，力图在法律、历史、文化三者的对话中寻求互动式的说明，使读者更深层次地了解早期中国制度的形成。该书的写作似乎更为严谨？和之前的写作路数有何不同？秦涛：21世纪以来的大众历史写作有一个转向。早期“草根写史”，论坛写手创作网文。专家学者写通俗读物，也多迎合网络趣味。近年越来越多学者成功介入大众历史写作，受众也高度分化。《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现象级作品不易出现了，但优秀作品其实有增无减，整体质量远胜从前。这二十年，我恰好由业余练笔的论坛写手成长为术业专攻的历史学者。写作风格的变化，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个人成长的外化。当年曹昇《流血的仕途》有句宣传语：“以心证史，仿佛亲历。”这是草根写史的最大特点，非常抓人。但是接受过史学训练之后，便无法采用这种写法了。我现在的写法是从“史实”转向“史料”，从“心灵臆想”转向“阅读思辨”。《秦亡汉兴九十年》是这种写法的初步尝试，后续会有更满意的作品出来。但我又有一个想法：一般受众其实并没有阅读历史的刚需。这段时间历史读物火爆，就读历史；改天玄幻火爆，就改读玄幻。如果大众历史写作整体走向严肃，可能会抛弃相当数量的受众。所以我不会完全放弃过去的写法，将来更愿意利用学术、大众两栖的特点，探索新的写法，在二者之间当个冰人。中华读书报：你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秦涛：《史记》《论语》《庄子》之类，常常重读。但我重读最多的书，应该是井上雄彦的漫画《灌篮高手》，大概反复看了二十多遍，几乎每句台词都能背出来。中华读书报：你的枕边书有哪些？秦涛：枕边的书，功能是“倦极抛书而眠”。我最近的枕边书是《夏承焘日记全编》，从1916年至1985年的日记，皇皇十二巨册，不厌其详。有偷窥他人人生的快感。中华读书报：你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秦涛：扎硬寨、打死仗，集中心力强攻大部头书。拿到一部书，先计算页码，再限定日程。每天任务完成，标记于书后。如黄侃所云，这种数千页的大书，读到最后几页时，是最快活的。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你想见到谁？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秦涛：司马迁。不想知道什么“历史真相”，史家也会骗人，也会有记忆偏差。只想替他做一部口述史，多保存一些秦汉史料，作为研究的资粮。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你会选哪三本？秦涛：如果带“一本”《二十四史》，可能有点赖皮。以单册容量为单位的话，首先要带一本有完整世界观和足够丰富细节的书如《史记》或《红楼梦》，方便作史学考据和文学衍生；其次带一本《庄子》或《苏轼文集》，相比荒岛“求生”技能，像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培养“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荒岛“处世”能力，应该更实际吧。最后带足够的纸笔，自己写给自己看，顺带创作一本《书的岛》。如果有望逃生，应该可以畅销；死在岛上，也算一件陪葬品，将来供人考古。中华读书报：假设你正在策划一场宴会，你希望邀请谁？秦涛：周公、廉颇、李白。这样就能制造一个名场面：周公“一饭三吐哺”，廉颇“一饭三遗矢”，一刻不消停。李白被他俩恶心得不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我2000年初参加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卞利先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主要是进行安徽省徽州碑刻的调查，从那以后20多年的野外调查中，发现整理出徽州及周边区县古代民间碑刻共1500多通。近3年又做了900多通碑刻拓片，选了500通碑刻出版《徽州百碑》一书。由于徽州大好山水以及徽商兴起，吸引了各地文人墨客前来寻游探访，历代名家不仅留下了美丽的诗文绘画，也留下了大量书法题字。这些书法题字除了集中在黄山、齐云山以外，更多的是散落在徽州民间。其中黟县碧山村宋代私家园林中保存的南宋礼部侍郎张九成《碧山访友》石刻尤其珍贵。培筠园是900多年前一座宋代私家园林，培筠园中亭幽阁雅，松青竹翠，塘清泉泻，石秀山丽，堪为古黟名胜佳景之一。有谁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私家园林呢？它的主人是谁？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庚子年仲夏，我走进了黟县碧山村的培筠园。黟县被誉为“桃源胜地”，山峦叠翠，清溪回流，有“黟之水，奔流湍悍，演为钱塘”之说。古时外人到黟县需经过南部章水旁的桃源洞，才能进入碧阳盆地。黟县分布着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西递为代表的数百个聚族而居的徽州传统村落，而南宋培筠园所在的碧山是以汪氏聚族而居形成的徽州著名古村落之一。南宋园林培筠园南宋培筠园遗址位于桃源胜地碧山西北角之碧东村，人称“书香故里”。碧山村古称“黄陂”，因背倚碧山山麓而得名，有泉名灵瑟，清冽异常。碧山汪氏自古以来就是书香门第，进士辈出，现存云门塔的附近曾有云门书屋，是昔日当地汪氏大族的会文之所。村内不仅有宋代私家园林“培筠园”遗址，还有明代私塾“耕读园”，清代古塔“云门塔”，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祠堂尚有百余座。碧山与云门塔自明初至清代中期，碧山村落未遭到战争侵扰，但培筠园已经呈现出一番荒芜的景象。到了清朝乾隆时期，文人孙学治有诗云：“野花蔓草障清池，为问培筠竹几枝。双桧依然青似染，更无人读子韶诗。”说明培筠园业已荒废，清朝造访培园的文人汪联庸也写过“漠历终不见，萧条与谁顾”的诗句，说明此时培园已经衰败，但园址遗存仍在。清代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曾波及黟县地区，但影响有限，因此培筠园得以遗存至今。培筠园遗址相对村落较为独立。培筠园的现有园址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区约三百平方米，现在保留有假山、峰石、洞壑、清泉、竹林、古木、花卉、池塘、八角古井等园林遗存。南面的池塘因边缘塌陷面积变小，西北侧乱石堆上有一根2.6米笔状石峰，石堆旁石碑也无字可寻，假山北面是小姐楼，楼下是口八角古井，现在已经荒废。在培筠园的南侧，另有2.7米一笔状石峰，石峰的东面及南面是较大面积的竹林。石笋古井据现在园主说，东北侧假山本来是土石相结合，后人因用水不便，把大片土坡挖掉移走，并把原本标高与假山相仿的古井位置降低至地面。假山下有个石室山洞，面积约20平方米，石室主要有3个门洞，东北则一门连接园外，西南似有两门连接园内。山洞地面有鹅卵石整齐铺成的地面，山洞内靠残碑的一面有另一个门洞，现在用砖头堆叠封闭起来。遗址假山用石多见棱角，山洞采用梁柱式结构。假山下曲径通幽，上部用长石梁收顶，顶部有一米见方石板压顶。山洞外两侧为土山成坡，土坡上有道残迹，可以沿着蹬道残迹走到假山顶部眺望，碧山村的远山近水尽收眼底。石室里外长满了青苔，像披上一层绿装，直绿到石头夹缝。西向的洞门出去不远，甬道左旁有一口八仙桌大小的深眼泉池，右侧有石阶直下。四壁铺满了龙须草水蕨草等，把池水也染得透绿。池水很深，日光一直照射到清澄的水底。绕过土坡与南向甬道交汇，不远处是一口亩把面积的水塘，蓬蓬勃勃生长着水莲，水葫芦等，想当年这一定是垂钓和清心的好去处。据张九成的诗句“森森桧柏松花老”，清代文人汪联庸写的“丛竹低葱，双桧远盘石”诗句，可以看出园子里曾有两棵古桧作为主景。民国年间培园内的两棵古柏仍完好，可惜在1958年因怕雷击影响住房而被砍去。培筠园现有的树种都不是建园时期留存的原物，两棵较大的乔木分别是板栗和女贞，分别种植于假山的西南面和东南面，池边上有一株桂花及少量棕竹，池塘东南面的大片竹林是民国时期重新栽植的。因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培筠园南宋时的全貌已不可考究了。遗址假山用石外形接近假山中的青石，累叠较为原始和粗放，山洞用梁柱式结构，堆叠相对简单，应是早期造园常规的做法，与现存的明清时期的黄石类、湖石类叠山对比鲜明。址内两处石峰孤鹜凸起，是南宋绘画流行置石列峰的山石风格。园中的水池也较为规整，接近方形，较为古朴。碧山的培筠园建设为南宋私家园林的典型代表。它体现着宋代私家园林的文人的思想与审美，一方面造园内部景色的刻画，要求亲近自然，顺势而为；另一方面是，在造园的选址和设计上要与周围的景色相协调，达到园林内外景物一致，仿佛浑然天成。园主在造园时应是借鉴了黟县的地理格局，融入了桃花源的主题。晚清黟县知县徐正琳笔下对黟县桃源洞的描绘作“有洞焉，形如城关，右倚山，左临溪”，培筠园入口与此描述相当接近。培筠园所处的黟县地处黄山脚下，园林营造与置石立峰也对黄山有所写仿，张九成拜访了培筠园后描述园中景致为“万仞危然叠嶂中”“仍见黄山六六峰”便有了黄山的写意。“培筠园”的“筠”意思是以竹为名，用来表达园主人退隐山野、无心恋政的心志以及他淡名利的情操及生活态度。培筠园主人汪勃清嘉庆《黟县志》有记：“培筠园，在三都，宋汪勃别业。”汪勃（1088—1171），字彦及，黟县碧山人。十八岁被州以第一名举荐，出仕辟雍太学，“锋锐明敏，同舍畏伏，尊以宿旧”，时间近三十年。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调任严州建德主簿，池州建德丞。绍兴十三年（1143）汪勃入京，升太常卿主簿，入御史台检法官为监察御史。然而自秦桧得志，便开始在朝中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汪勃所任官职并非秦桧所引，与秦桧关系保持一定距离，相持年余。秦桧见不为所用，嫉恨在心，常常沮塞其中，使汪勃政见主张不得呈送至高宗案前。有一次，秦桧得到高宗赏赐犀带一条，当得知汪勃也得到一条后，心中更为不平。汪勃得知慨然曰：“吾可以去矣。”于是，辞官“退就田里”。汪勃退隐归乡，在碧山营造培筠园，在此“专以教训子孙、收恤乡里为务，岁新陈未接，必捐贾出谷，旁数郡赖之”。《辞海》解释筠者，竹子的别称。竹本无心，汪勃将自己的住所起名为培筠园，是借此表示自己已无心于功名利禄，以避免某些人的猜忌和迫害。这种思想从他乡居时作诗《碧山下看春耕》就可以看出：“东南足稼穑，泽国水所钟；山田实跷确，俗朴惟力农。二月戴胜降，杏花色正浓；昨夜雷雨过，沟洫水溶溶。稚子牵犊饮，少妇炊朝饔；苞穰以待时，先自除田葑。老夫春睡足，好鸟鸣雝雝；东皋一舒啸，徐徐曳短笻。”同朝邑人显谟阁学士、左中大夫程迈与汪勃常有过往，有诗《过东湖汪枢密别墅》：“枢密中朝杰，常怀物外心。碧山高杖履，黄发乐泉林。菊酿上罇酒，风传太古琴。乌衣佳子弟，玉树正森森。”以记汪勃园林之盛。特别是南宋礼部侍郎张九成，来碧山探访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汪勃，而留下的墨迹《碧山访友》，让培筠园名声大噪。张九成，字子韶，开封人，徙杭州。绍兴二年对策第一人，与汪勃同榜。曾上书《十事疏》，反对秦桧对金人之和议而落职。汪勃退居故里时，张九成曾专程来访叙旧。汪勃将他迎入培筠园，而且一住便是数月。张九成在培筠园逗留期间，写下了一首七绝，诗曰：“万仞巍然叠嶂中，泻来峻落几千重，森森桧柏松花老，又见黄山六六峰。”这首《碧山访友》诗成后，汪勃立刻在培筠园东面进假山旁勒石树碑。对老友过访，汪勃也是特别高兴，以一首《喜张子韶学士见过》酬答：“故人江上来，顾我万山中。别久十余年，相见颜若童。契阔言窗好，叹我已成翁。虽徒忧患后，道气汤人胸。碧山春自霭，湖水映天空。鸢鱼欣若观，永日畅和风。山中足鸡黍，为我开眊蒙。”培筠园张九成题诗碑清期康熙年间黟县人程锦非常钦佩张九成与园主汪勃的故事，在探访培筠园时曾留有《游培筠馆》诗，畅想了园主汪勃当年归隐山林的园居生活:“麦畴夹径绿苔肥，暂住篮舆扣竹扉。到耳鹤声清款客，入门池影翠浮衣。低昂石布峰环立，疏密花编架曲围。曾订石台宵醉月，秋又初起主人归。”如今培筠园的景致已不能和当年相比，但雕着张九成诗文的碑刻依然存在，虽经近900年的霜侵雪压，诗文字迹依然比较清晰。真实的“碧山访友”诗《碧山访友》碑在形状选择上是不规则的石板，这种不规则碑刻其主要目的是与园林假山等环境相融合，让人不感觉到突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流行的张九成《碧山访友》，与碑刻上的诗有三处明显的不一样。碑刻上的诗是：“万仞危然叠嶂中，泻流峻落几千重；森森桧柏松花老，仍见黄山六六峰。”这三处不同的分别是第一句的“危然”，第二句的“泻流”和第四句的“仍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个词语有相同的地方，但仔细斟酌诗歌的意境还是有差别的。培筠园张九成题诗碑张九成写的“碧山访友”诗的意境应该是与现实相结合的，碧山是村名亦是山名，据《徽州府志》载：“碧山在县西北八里，高百仞，其南有霭峰对峙，为县主山。”诗的场景似乎又与培筠园中的造景假山相对应。要解读这首诗，最好是能够到碧山村的培筠园才能够有深切的体会，这样诗中的“危然”与“巍然”就不难理解了。“巍然”指高大雄伟的样子，比喻像高山一样耸立，不可动摇。如果我们站在村中看碧山，碧山显示出的是森林茂盛，端庄秀丽的景色，更适合“危然”那种超然貌、端正貌意境，如果你从远处看，碧山像是一幅秀美恬静的山水国画。那么，“泻流”与“泻来”相比，这里用的“泻流”字要比用“泻来”显得自然流畅，特别是与后面对应“峻落”的险劲有力有所相呼，因而更加贴切生动。而“泻来”字就显得生硬而呆板，没有大自然那种灵动的美感。“仍见”与“又见”相比，“仍”有依然、依照和延续不断的意思。而“又”表示重复或继续。两者相比，“仍”还有希望、盼望的意愿。而用“又”就显得直白，少了张九成与汪勃心灵上的交流。从整体上来看，这首“碧山访友”诗，前两句是对碧山景致的赞誉，而后两句似乎是对碧山以及黄山的向往，而实际上是对以秦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一种评定和对汪勃复出的一种期盼。为什么近千年来后人没有发现这三个不同的字？而却有“虽历经风雨侵蚀，碑的上段亦已残缺，但诗文完整，字迹依稀可辨”的结论呢？或许是他们对“碧山访友”诗都是有先入为主思想，在田野调查中，并没有去细摩研读碑刻上的文字而导致的。黟县地处偏远，自宋以来远离战火，碧山一直为汪氏一族所居，宗族脉络传承清晰。今年58岁的汪建斌说，这个房子是他爷爷在解放前买回来的。“只记得小时候北京大学有一个喜欢摄影的考古学家，到我们家来，每年都来给我们拍照片，拍园林，拍假山，回去以后就给我们寄照片。最近两年，中国美术学院有两个教师来看过，然后就没有什么人来关注这个培筠园。”今天，培筠园中张九成所题《碧山访友》石刻依然存在。时光流逝，人故园残，但有一些遗迹留存，实属难得。现在“童童双桧”，早已无存，民居一所，亦非原物，唯玲珑假山，清澈池塘，通幽曲径，园角低檐那数叶芭蕉和池旁湖畔的几枝修竹，还可看到一些名园遗迹；拂拭残碑，辨认诗文，尚可想见当年汪枢密与张学士饱经忧患后重逢叙别时之欣慰心情。园中石亭部分石块已近风化，有坍塌的可能。驻足在园中，只见院落中杂草丛生，池塘枯竭，菜畦荒芜，让人不禁扼腕叹息！（作者为安徽大学徽学中心研究员，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拍摄）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奖得主与和平主义者大江健三郎3月3日3时因“老衰”去世，享寿88岁。大江健三郎。图片：诺贝尔基金会1日商讲谈社3月13日宣布了大江健三郎的死讯，但没有说明他在哪里去世。大江的次子樱麻表示：“他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我想感谢诸位在他生前的厚意。”日本放送协会报道，91岁的诗人和密友谷川俊太郎在哀悼大江健三郎时说，大江先生非常好学，知识渊博，在同代人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位密友是91岁的电影导演山田洋次。“我满心不安和悲伤，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在思考问题时给我正确指引的人。”他说，“我想到〔2008年去世的日本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和大江健三郎长久以来对日本人多么重要，现在失去大江先生对处于混沌状况的我国乃至世界都是巨大的损失。有良知的日本人必定如同失去了罗盘一样。”今年年初获第165回芥川奖的41岁仙台小说家和丸善书店店员佐藤厚志对大江前辈的死去感到震惊和悲哀。他表示，他是因为上大学时读到大江的文学论著、意识到小说语言的特殊性，才立志要做小说家的。1998年获第120回芥川奖的47岁小说家和大江的忘年交平野启一郎也表达了对前辈的感激和哀悼。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广岛核兵器废绝协会等团体的代表、《冲绳时报》前社长、二战结束前冲绳住民被政府逼迫“集团自决”事件的幸存者等也感谢了大江健三郎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废除核武器运动与和平运动做出的贡献，并特别提到他的作品《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因为1970年出版的《冲绳札记》，一位旧军人和另一位日军的遗属在2005年以诽谤为由，将大江健三郎告上了法庭，虽然大江最终胜诉，但遗憾的是，极右翼政客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文部省删改了高中教科书。大江家乡的大濑村协会、他曾就读的松山市东高中和一直在筹备建立专门图书馆“大江健三郎文库”的母校东京大学等，均有代表出面，向日本放送协会表达对大江的缅怀之情。此外，多家日本媒体注意到，大江的死去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哀悼，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一系列悼念大江先生逝世的评论。2“我是大江文学的爱好者，也是他伟大人格的崇拜者。”大江68岁的中国朋友、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2007年说，“大江先生是一个坦率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绝不暧昧。他是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写作与重大世界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作家，因此他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因此他的文学是大于文学的。”（《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多余的序言》）大江健三郎也喜爱莫言，并把这种喜爱付诸行动。2012年，时任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贝里透露，大江曾连续五年提名莫言。不过，类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这样的话，也是许多外国评论家对大江健三郎的评价。“通过他的文学生涯和他领导的斗争，大江健三郎成为战后日本思想史的化身，在希望中如此，在虚妄中亦然。”法国《世界报》驻东京记者菲利普·庞斯写道，“他首先是一个忠实的人：忠于友谊，忠于自我，忠于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赖以重建的价值观和思想。他清醒、谨慎，仍然是‘真相’和当下的愤怒与不敬的守卫者。他有时倔强如堂吉诃德，捍卫着被世风磨去了锋芒的事业，他心怀人文精神，努力化解着遗忘的毒液。‘今天知识分子面对的唯一真正的问题，一如过去，是人类的苦难。’他在我们多次会面时这样说过。他对弱者、受害者、受歧视者和被遗忘者的深切同情，使他在世纪之交暧昧的日本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甚至异己的声音。”大江健三郎反对武装自卫队、主张向中国、朝鲜、韩国和其他亚洲邻国支付战争赔款，为此经常受到极右翼分子的诋毁，甚至死亡威胁。1994年，他拒绝接受天皇授予的日本文化勋章，因为“我不承认任何高于民主的权威和价值观”。2004年，大江与日本笔会会长、作家和剧作家井上厦、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哲学家鹤见俊辅、作家小田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民间团体九条会，树立九条碑，为保卫和平宪法而奔走。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不战，放弃军队，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大江也是核裁军的有力呼吁者。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和福岛核事故后，他对日本的核能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中华读书报当时报道，大江借接受法国《世界报》整版专访之机强调，他的同胞们必须直面使用原子能的后果，“曾被原子的烈焰烧灼过的日本人民，一定不可以从什么工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原子能，也一定不可以不顾广岛的悲惨经历，为了经济成长而调配一份〔原子能的〕‘秘方’。”他说，“广岛必在我们的记忆中铭刻：这是一场比自然灾害更具戏剧性的劫难，因为它是人祸。”早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一系列广岛札记中，青年大江已经坚定了反核决心。“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那里在萌生着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险两种幼芽。如果我们今天的日本人无所作为，那么在这唯一的地方隐约可见的康复苗头将腐朽衰亡，而我们将堕入真正颓废的境地。”他在《广岛札记·关于人类的威严》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些只是出于偶然免遭广岛灾难的人们，如果我们将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广岛的日本人和拥有广岛的世界人，坚定地以这种态度为中心，去思考人类的生存与死亡的问题，真正希望为我们自己的广岛提供补偿，并赋予它以价值。那么，下述的公理就可以成立，那就是广岛的悲剧将带来全人类的觉醒。”（引李立伦等译文）但他终究是个文学家。在同志们看来，“我这个人做事总是半途而废，即便有所醒悟，也从未把自己完全投身于‘同志’的队伍中去。不管怎样，从这样的现实社会行动中，回到我的书房时，我在自己的‘文学’上总还是有所收获的。体现在我小说中，就是我常常以讽刺的笔调进行的创作……”（引王志庚译文）3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生于四国地方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好太郎继承祖业，经营一间为印钞局提供造纸原料三桠的小工厂，母亲小石喜爱读书。大江的少年时代正逢日本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对战争和国家暴力深有体会。他日后回忆，在仿效德国学制的大濑国民学校，老师每天都要问孩子们，如果天皇陛下御敕他们死，他们怎么办？当他犹豫了一下才按标准答案喊出“死！剖腹自决！”时，便遭到老师的殴打。大江刚过十岁半，收音机里传出了天皇的玉音放送。“战争结束了，日本战败了，在这地狱般的景象即将成为现实之际，本该是神的天皇却用人的声音开口讲话了。我，作为被抛弃者，怀有一种莫大的虚脱感。”（引孙树林译文）他进入村里的新制中学，和老师们一样，“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并当上了儿童农会的头头，很快因为认识到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给本国和亚洲人民造成的苦难而感到强烈的耻辱。后来他通过参与左翼政治运动和文学创作来驱除这一心魔。战后的民主教育给他带来了“根本性的解放感”，无所顾忌的少年大江也因此成了本地高中棒球部暴力小团伙的眼中钉，不得不转学松山东高中，结果有了“人生中最幸福的邂逅”——与“美少年”伊丹十三结识。两人不仅成了终生好友，十三后来还做了他的大舅子。高中阶段大江就开始发表文学习作。进入东京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和哲学时，他因在《东大新闻》发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而引起关注。随后，《文学界》杂志刊出了他的短篇《死者的奢华》。1958年，23岁的大江以在《文学界》一月号发表的小说《饲育》获得第39回芥川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与母亲大江小石1958年漫步于故乡爱媛县内子町这一年，从3月到10月，第一本短篇集《死者的奢华》、第一本长篇《拔去病芽，掐死坏种》和短篇集《在看之前便跳》接连由文艺春秋、讲谈社和新潮社三大出版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华丽地登上文坛，却也因紧张过度、过量服用安眠药而险遭不测。《饲育》受到渡边一夫老师翻译的拉伯雷《巨人传》和巴赫金《拉伯雷作品和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众文化》的影响，以儿童视角和狂欢化手法描写二战后期在极端国家主义毒害中的日本村民如何以愚昧、暴力和小农心态面对和处置跳伞逃生的美军士兵。1961年，新锐导演大岛渚将此书搬上银幕，著名小生三国连太郎扮演了片中的好色地主。巴赫金荒诞现实主义的形象系统和与之相关的“边缘性”是大江小说力量的源泉：东亚相对于世界的边缘性、日本相对于亚洲的边缘性、家乡大濑村相对于日本国家的边缘性，以及只是因为知名作家的身份而被当作摆设、却不被左翼市民运动的同志们信任的他自身的边缘性。大江在东大时研读的四卷《毛泽东选集》——尤其是第一卷第三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对他的思想和语言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想到家乡大濑村的农民暴动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根据地。熟悉大江的读者对他小说里频繁出现的“暴动”和“根据地”多半不会感到陌生。但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生活的悲剧使他经常探讨死亡、丧失和人类境况等主题。长子光（原计划取名大江乌鸦）是带着严重残疾出生的：先天性头盖骨发育不全造成了脑组织外溢。大江在1995年的采访中告诉美刊《纽约人》，一想起婴儿躺在医院里的那些日子，他就觉得可耻，因为他撒手不管，只想逃奔他乡。但是，在广岛采访期间，他遇到了很多不顾孩子可能患上白血病的巨大风险、毅然选择生养的妇女，又听广岛原爆病院院长重藤文夫谈起一位因为这种巨大的痛苦而感到绝望的青年医师，但院长告诉后辈，就算没有办法，也必须为处在痛苦中的病人做些什么，尽力医治。听了重藤院长的故事，大江说：“我感到非常羞愧，我什么都没有为儿子——我的儿子做，他沉默着，不能表达痛苦，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在光降生第二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里，大江描绘了残疾儿童家长的情感挣扎，讲述青年父亲在得知新生儿子患有脑疝、可能无法存活时的挣扎、内疚和羞耻，以及最终的反省与行动。他说，《个人的体验》“是我早期的即将要沉沦时、终于战胜危机冲出误区的纪念作品”。（引王志庚译文）他后来所写的很多书都以残疾后代为主题，如《万延元年的富特宝》（1967）、《燃烧的绿树》（1993）、《新人啊，醒来吧》（1983）、《静静的生活》（1990）、《空翻》（1999）和随笔集《康复的家庭》（1995）。尽管需要终身护理，且智力发育迟缓，手术后的光还是活下来了，并在鸟鸣、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里得到了新生。平日父亲写作时，他在同一个房间里作曲。1996年，因为给舅舅伊丹十三根据父亲小说改编的电影《静静的生活》配乐，大江光获得了日本电影学院奖。2007年，大江健三郎告诉美刊《巴黎评论》：“我一辈子都在家里，吃我妻子做的饭菜，听音乐，和光在一起。我感到我选了个好职业——一份有趣的职业。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知道，我是永远不会无书可读的。这一直是我的生活。”大江健三郎和作曲家儿子大江光（右）1992年10月在内子町参加音乐会41960年6月，25岁的大江健三郎随日本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了中国，并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是代表团里年纪最小的成员。45年后，大江在东京告诉来访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莱佩尼斯（Wolf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甚至很愚蠢，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大师学智慧。赵元任先生（1892－1982）是公认的天才和大师，我通过读他的书向他学智慧。1948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现代学术体系中，学科分类专门而细密，治学者须经过长期的专业知识学习积累、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训练。对于人文学科而言，那些引领学术发展的先贤时俊的治学体会、师者风范与仁者之言，确是青年学者习得为学之道、匡扶治学之艺、检视人生之路的重要门径。近日在读浙江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问学丛书”时，此种感触更为深切。这套丛书目前已出8种，分别出自桑兵、荣新江、刘跃进、王素、刘进宝、杜泽逊、程章灿、舒大刚先生之手，内容主要是序跋、书评、访谈、演讲、回忆等学术随笔。八位先生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在学理凝重的学术研究文章之外，这些娓娓道来的夫子之言，读起来会产生《禹贡》中那种“导江入海”的疏达通透之感，不但提供了“一览众山小”的学术视点，而且对于学术研究门径具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引导示范之功。“问学”丛书部分作者参加该丛书分享会，从左至右依次为程章灿、刘进宝、王素、刘跃进、荣新江，右一为主持活动的傅杰教授倾听历史原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红楼梦》第一位读者兼批评者脂砚斋言：“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依循脂砚斋提示，考察《红楼梦》文本，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运用诗词歌赋服务小说创作的同时，的确客观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古典诗歌，传承了中国诗学。正如已故红学家吴世昌先生在他的《石头记疏证小引》中所言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上一位帮我整理书橱的“80后”小伙子，从一本旧书里抖落出一样东西，他捡起向我报告：“有封信！”我问他：“谁写给我的？”他把信封上的落款报告给我：“上海……李寄。”我听清了那地址，连忙让他把信递给我：“是巴金写来的啊！”他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是啊，巴金原来姓李！”我抽出信纸，发现巴金的来信是用圆珠笔写在了《收获》杂志的专用信笺上，现在将其照录如下：心武同志：谢谢您转来马汉茂文章的剪报。马先生前两天也有信来，我写字吃力，过些天给他写信。我的旧作的德译本已见到。您要是为我找到一两本，我当然高兴，但倘使不方便，就不用麻烦了。您想必正为作协代表大会忙着。这次会开得很好。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感到遗憾。祝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韩愈的《示儿》诗顾农中国古人用《示儿》做标题的诗，自以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临终前夕的那一首最为读者所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关心国家统一的深情大愿，感人至深。中唐大诗人韩愈（768-824）也有一首《示儿》。名气就没有那么大了，又曾经受到过不少批评。韩诗云：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馀。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把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又问谁与频，莫与张樊如。来过亦无事，考评道精粗。跹跹媚学子，墙屏日有徒。以能问不能，其蔽岂可祛。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这首诗用大部分篇幅描写自家的宅邸，宽敞高大，绿化得很好，户外景观非常之美。主妇有“高平郡君”的封号，来访的客人大部分是高官，来往最频繁的是两位文学家：张籍（766-830）和樊宗师（766-824），来了就大谈文艺和学术。按韩愈初到首都长安在贞元二年（786），“辛勤三十年”，写此诗当在元和十年（815）前后，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即系于此年，其时诗人四十八岁，官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业已功成名就的韩愈对儿子说，这样的住房、地位和交游，这样富贵高雅的生活，是自己奋斗三十年获得的硕果：早年的自己其实是一个“止携一束书”的穷书生。书中自有黄金屋啊！诗的最后两句“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的意思是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上进，靠自己奋斗去争取美好的前途，千万不要犯迷糊！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现在人们往往也还这么教育子女，只是一般不会讲得如此自鸣得意。韩愈的坦率后来遭到了批评，说他为鼓励儿子好好读书：“所示皆利禄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韩吏部上》引苏轼语），显得不够高尚。这样的批评自有其合理的因素，教育子女还是应当讲求志存高远，而争取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层意思，也可以不必讳言。韩愈乃是儒家的一代宗师，后来的道学家一味高唱“存天理去人欲”的高调，彻底否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那就不免有些矫情了。灵澈的妙语顾农中国古代的和尚中出了不少诗人，成就和名气各有不等，中唐时代的灵澈（749-816）是其中名气很大的一位，他同许多文坛名家、达官贵人往来唱和，诗也写得很见功夫。《唐才子传》（卷三）曾为之立传，略云——灵澈，姓汤氏，字澄源，会稽人。自童子辞父兄入净，戒行果洁。方便读书，便觉勤苦。授诗法于严维，遂籍籍有声。及维卒，乃抵吴兴，与皎然居何山游讲。因以书荐于包侍郎佶，佶得之大喜，又以书致之于李侍郎纾。时二公以文章风韵为世宗。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淄流疾之，因诬奏得罪，徙汀州。会赦归东越，时吴、楚间诸侯，各宾礼招延之……上人诗多警句，能备众体，如《芙蓉寺》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耳寄家书。”……初居嵩阳兰若，后来往匡庐东林寺。如天目、四明、栖霞及衡、湘诸名山，行锡几遍……虽结念云壑，而才名拘牵，罄息经微，吟讽无已，所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有集十卷，及录大历至元和名人酬唱集十卷，今传。此公在念经礼佛之外有集十卷，又酬唱集十卷，可谓高产，而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引据其门人的话说：“师尝在吴，赋诗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为十卷。”可知其大作的数量本来还要多出好几倍。后来他的作品大抵亡佚，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点零头，但仍然很有意思。例如当他住锡庐山东林寺的时候，同本地最高长官江西观察使韦丹（753-810）来往密切，多有唱和。韦大人有一首表达倦宦情思归隐的七绝赠给他：“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思归》）平子指东汉的张衡（78-139），作有《归田赋》；韦丹说自己也很想归田，到庐山来隐居。对此灵澈回敬了一首，迳题《东林寺酬韦丹太守》，诗云：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谈谈归隐的官员一向很多，而真能实行的几乎没有。看来他同韦丹大人的交情非同寻常，以致可以用这样调侃的妙语来对话。其实就是从小便入庙为僧的灵澈上人自己又何尝做到了“心闲”？他自从学成诗艺以后就远赴京师，结交名流，到处游历，吟诗不辍，一向很忙，恐怕并不比“王事纷纷无暇日”的高官清闲。“心闲无外事”谈何容易！中国古代没有专业作家，他们的基本身份有俳优、游士、官僚、隐士、清客等几种（参见顾农《古代作家的五种身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4日第7版《后海》），诗僧自在另册，而其状态大抵近于清客：他们人在体制之外，却一心想吸取体制的油水并努力付诸实践。内外两边的活动都要参加，于是就形成“出家更比在家忙”的奇怪局面了。（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一帆风顺，泣血成长——长篇小说《神圣婚姻》三人谈社会发展婚姻首当其冲王蒙：我个人对你这个《神圣婚姻》的书名非常感兴趣。一看，莫非婚姻的神圣性出现变化了吗？果然。想到中国的婚姻传统二百年来经受了多么大的冲击：五四是大冲击，革命胜利也是大冲击，改革开放还是大冲击。《神圣婚姻》写当下，写得实，接地气。你看我经常拉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再延伸到当下，没有很多细节。你小说里面有很多干货，包括语言，对我来说，真有与现实out的感觉。我也没见过这样写北京的，一会儿三里屯，一会儿潘家园，就像身边事。《神圣婚姻》，徐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59.00元徐坤：下一部您就写。王蒙：下次不写结婚离婚，写生老病死。而且我觉得写现实非常困难，因为可能成为各方面盯着的焦点。你可以大胆想象几千年以前或者外星人外星妖，但是你难于抡圆了对于当今实时实地的描述。徐坤：您说得对。我特别希望自己能真实记录下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赶上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起云涌，风云际会，这个时代的世事迁徙与人心嬗变都特别有意思，跟以往都不一样。王蒙：你这个现实描绘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你这八个字：一帆风顺，泣血成长。一帆风顺，中国发展得够快的，够奇迹的了，是不是？生产力迅速发展，走向富余。想当年“文革”结束的时候，说台湾人家里有冰箱，羡慕得不得了，现在谁还缺这些？可又是泣血成长，应对各种挑战，付出艰难代价。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也带来许多新问题。就说这婚姻，发展快了受到挑战。解放初期，我的同单位的干部怎么结婚？办公室里头，找个犄角旮旯，有一间放笤帚扫把的四平方米的房，说你们俩结婚就在这儿吧，这俩人就幸福得很啦，然后买点葵花籽、脆枣、水果糖，举行婚礼了。十年二十年后有“三大件”——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一说了。再往后呢？什么都有了，人生更麻烦了。第一要有房子，第二还得有大城市的好房子，要求不一样了，对自己的命运的期待也不一样了。婚姻上的三观较量达到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程度，更不必说你还写到的包括转企改制等大变革。徐坤：您概括得特别好！就是一帆风顺，泣血成长。家庭、社会都在一帆风顺的高速发展当中经受阵痛和考验，但还必须抚平伤痛继续往前走。“国五条”“京五条”限购买房引发的家庭婚姻观念遭受冲击；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引发的体制改革又触动好多人的痛点。王蒙：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设计很困难，弄不好你就会说一些空话。文学要有理想，又要直面生活。徐坤：著名的北京青年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石一枫评价这部《神圣婚姻》说：我身为一个北京人，看到的北京的故事都大同小异、几乎难有新意，但徐坤老师的故事仍然给我们惊喜，可以说是原创的、连我这个北京人都没听说过的北京故事。是的，就像石一枫说的那样，我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在北京，实际又超越了北京、跨出了北京，从北京到澳洲，从东北铁岭到四川安岭，幅员辽阔，人物众多，活动半径大。小说里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有些还是我家族中的事情。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他们在生活中的坚韧和泪水，也看到了他们的奋斗与牺牲。我希望自己能够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与时代同行，为生民立传。王蒙：现在需要这种又有真实，又有敬畏，还有咱们的坚定的珍惜，更有幽默感与趣味感的作品。但是你该乐的地方还要让人乐，该火的地方还要上点儿火。这是东北人的强项，写不出乐儿来的东北人，开除！单三娅：谁写不出乐儿，人家徐坤也写得出！而且光写乐儿还不行，还得写深，写高。徐坤、王蒙、单三娅（自左至右）在对谈发展与应对王蒙：我希望再捋一下书中的几条线。单三娅：得捋一下。女主角叫程田田。她原来的男朋友叫孙子洋。他妈叫什么来着？对，于凤仙。他爸爸是贪官，后来出事了。徐坤：孙子洋是“妈宝男”。田田是个“傻白甜”。单三娅：孙子洋太差，自私到极点，为了在北京有套房，自己不努力，却害爸害妈，让父母为自己离婚，还一下子砍断了与多年恋人的关系，“妈宝”到这个程度的，也不多见，真让人看不起！王蒙：还是留学生呢，一事无成，毁人毁己。还有一个萨志山，是想干事的，他的律师夫人叫顾薇薇。徐坤：对，夫人厉害，在家里总压着他。萨志山在家里属于软饭硬吃，他在研究所也是壮志难酬，于是离婚出走到基层挂职去了，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女记者。王蒙：小说里有个跟外地人假结婚的，叫炮三儿。徐坤：对，炮三儿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单身北京老炮，外省的女人跟他结婚，五年以后就可以落户，转成北京户口，然后可以婚内房子过户，之后俩人再离婚。这女的就变成在北京有户口有房产了。单三娅：原来是这么个操作程序。我们都不知道。徐坤：正经人谁知道这些。外地人跟北京人假结婚、落户、婚内房产更名，需要五年时间。我也是写了小说才知道。小说的一条线索，就是90后海归孙子洋，为了给自己在北京买房子，让自己亲爸跟亲妈离婚，亲妈再跟一个北京坐地户假结婚，获得购房资格。孙子洋、于凤仙、北京炮三儿这条线写的是市民阶层。另外还有一条线是知识分子阶层，就是这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萨志山是研究所的博士，科研人员。单三娅：他有才能，想干事儿，但在家里、所里被埋没了，自己要求下放，到地方挂职，最后遭遇车祸去世了。徐坤：宇宙所还有个带头大哥的形象——孔令健。单三娅：连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徐坤：他是早离了，知青那代人，当过伐木工人。有理想、有浪漫情怀的一代人。他最有定力，带领宇宙所转企改制，披荆斩棘，艰难往前走。大哥是这个小说的关键人物，也是小说中心思想的承载者。在这样一个多变的世界里，大哥是唯一的确定性。单三娅：这个形象有定力，写得好。孔所长在转企改制动员会上有一个讲话，在“数字化与宇宙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也有一个讲话，这两个讲话，你下了力气，从马克思到数字化，纵横捭阖，既塑造了一个有视野、有使命感的领导干部，又使这部小说跟上了时代。我得说，你拿捏得好，没有解释文件，不枯燥，有两下子。王蒙：你说假离婚买房子，后来有90%都变成真离婚了，没有那么大比例吧？你说的是真的吗？徐坤：有，我身边有太多这种事情了，一般都是男的不再复婚了。男人心狠。单三娅：我读《神圣婚姻》，看着封面我还想呢，该怎么念？婚姻神圣还是神圣婚姻？反正都行啊，各有各的意味。小说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邪乎，假离婚买房的听说过，但是假结婚的我还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也认识一个银行职员，说是跟她丈夫离婚了，为了买房，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这将来还能回去吗？她说他敢？意思好像是我这儿比他挣钱挣得多，他不敢。我心说这也不是钱的事儿呀！徐坤：要不是身边有真人真事，我也想不到。所以，一边是市民的狂欢，于凤仙、炮三儿这边，假离婚真结婚、买房卖房地过日子闹腾。另一边是知识分子这边，转企改制下岗分流地转腾。到处都在变，都不消停。王蒙：要不徐坤你自己再说说吧，这里头你觉得下工夫最多、寄托情感最多的人物。徐坤：刚才您说的那八个字：一帆风顺、泣血成长，太好了！除了家庭和社会经历了一帆风顺、泣血成长的变革，书中每个人物：程田田、于凤仙、毛榛、顾薇薇、萨志山，包括带头大哥孔令健，都经历了泣血成长。90后的女孩程田田和假结婚给儿子买房的二人转女演员于凤仙，是最值得可怜和同情的人物，最后都经历泣血成长，自我救赎，反败为赢；小镇做题家、清华博士萨志山，也是泣血成长，好不容易在大西南山乡挂职锻炼中找到自身价值了，却又不幸在泥石流中光荣牺牲。所以说，一帆风顺、泣血成长，是社会的真谛也是人生的真谛。王蒙：这八个字是一个历史的辩证法、发展的辩证法。我跟你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种极端的观念，说发展是一些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一个伪命题，为了使这些不发达国家丧失文化自信，陷入身份危机，所以你要发展，你就上了西方的圈套，就丢失了自己。但是我们中国很明确，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才更有文化自信。单三娅：我读《神圣婚姻》有一点体会，如果从宇宙空间来看，地球上的人活的就是那么一刹那，可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几十年过眼云烟的却是翻天覆地。我们这几十年看的潮起潮落还少啊，高楼起来又塌下去了，多少亿万富翁的资产一夜就缩水多少个亿啊。徐坤：惯看秋月春风，这四十年不得了。单三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价值标准也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局限了，看待人、评价人的标准也大大不同了。那个时代存在一种社会风气，以有没有房、有没有车为成功标准，以此划分阶层，有房没房这就是两个阶层了。为了房子，多少年的感情可以一刀切断，一些重感情的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弱者，用什么手段骗到房子的人都是强者，坏人也是强者。这种现象当时看起来还觉得特别合理，为我自己奋斗嘛，为我的儿子奋斗嘛，为我的家人奋斗嘛！这是一种人的求生的最低水平的自保自爱，可是这种“自爱”对社会的破坏、对家庭的破坏、对别人的摧残，太大了。王蒙：其实你琢磨琢磨吧，有很多矛盾，恰恰是往高处走走出来的。穷困的时候有穷困时候的矛盾，吵嘴、打架、交恶、离婚，但是相对富裕的时候也有难念的经。一家有一本难念的经，社会发展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难念的经，从你的书里可以得到启发。庄子在自己那个时代就分析，“妇姑勃谿”——婆婆跟儿媳妇对着干，什么原因呢？和厨房太小有关系。单三娅：其实这就是格局的大小。王蒙：他的意思是，人的心要宽大。我也特别喜欢小说里对人生况味的描写，到现在我最佩服的还是老舍《茶馆》里说的，年轻的时候有牙，但是没有花生豆，到老了有花生豆了，可是没牙了。说得太好了！我觉得你这里头有些地方挺有意思，比如于凤仙吧，对她丈夫一大怒，回来以后就跟炮三儿套瓷。单三娅：挺好。王蒙：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进步，挺棒。中国封建社会讲男女之大防，尤其是女性，但在这里，于凤仙是主动的。单三娅：那边被儿子和丈夫抛弃了，这边来寻找自己的幸福，觉得特合理。而且读者也感觉有一种释放。王蒙：我还联想到什么呢？因为我是河北南皮人，南皮最有名的人是张之洞。唐浩明写过小说《张之洞》，说他受到西太后的召唤到北京任职之前，他姐夫鹿传霖给他传授了十六字真言，这16个字太厉害了：“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悖旧章”，就是要向皇上灌输改革发展的道理，还要规规矩矩不能犯上；新政你必须推行，旧规矩还不能随便改。所以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能成功，苏联、东欧则不成，因为它一下子所有的矛盾都出来了，它又应对不了！你的小说就有这样的内容：你看看出了多少问题？留学是好事儿，可是一个留学又留出来多少问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也是不得了的事情，牵扯面又广又深，让人头痛吐血！人生很复杂，光让你享福的、受用的社会是没有的，历史的前进一定是不断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复杂的课题。单三娅：我觉得你让人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婚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家庭是社会最敏感的细胞，小说中几对情人和夫妻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说明社会价值变化的过程当中，婚姻价值一直是变化着的。你看，孙子洋和程田田，于凤仙和炮三儿，顾薇薇和萨志山，程田田又和潘高峰，萨志山又和吕蓓蓓，毛榛和陈米松，孔所长和王小萌，他们有的是被甩的，有的是被欺骗的，有的是主动出走的，有的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分手了，反正都有各自的理由，都受社会价值变动的影响，都是在一个大时代变迁的基础上，家庭被动做出的分化改组。徐坤：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各种价值观念也不断在经受改写，向更加文明包容开放的方向发展。那些看起来在爱情婚姻当中属于“失败”者的女性：程田田、于凤仙、毛榛、顾薇薇、樊梨花等，实际上都在泣血成长之后反败为赢，找到真爱，找到自己在人世间安身立命的方式，成为自立自强的社会精英。单三娅：作者一再强调了三观在爱情婚姻当中的重要性，没有这个基础，您是绝对过不下去的，或者说一有风吹草动就玩儿完，太脆弱。作者强调了社会价值是婚姻价值的基础。这些家庭的生活都是随着时代大潮出现了反转。萨志山不满足于富足怠惰的生活而走出家庭，他是自己走出去的，也是受了社会变化的推动。他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找到了真爱。徐坤：对。价值观非常重要。单三娅：很残酷的，它表面看起来你什么坏事没干，你没杀人，我不就跟你离婚了吗？可那是刀子，那是往别人心上捅刀子呢！像你书中所写，重感情的人在楼下眼巴巴地看着，这人在上头没准儿喝酒作乐呢，但是社会承认的是这种人，你只是一小可怜儿，是弱者。于凤仙是一个好人，她是被迫离婚的，是受害者，最后她是因祸得福，遇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北京炮三儿。还有那个被甩了还在心里念叨着子洋哥的程田田，也是一个可怜人，最后找到了潘高峰这样的有责任心的青年。这些年，咱们亲眼看着这大厦又倾了，这观念又翻过来了，反转了。而且咱们几十年看到的可不只是一次反转，是反转又反转。徐坤：一拨一拨的。单三娅：对，一拨一拨的，现在再看这些人，人们起码就客观多了，就没有那种朝圣感了，是吧？也就二三十年的事儿，这变化太大了。有的人是因祸得福，有的人是因福得祸。曾经人们追求的是房子、留学、外企等等，现在就不一样了，评价人的标准你起码得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吧，你得有一个公众的立场吧。作者把最后的赢得，最后的好处，给了有定力的人、珍视爱情的人，让这些人最终成为了强者、赢者。程田田如此，于凤仙也如此，因为房子，她们一个是被多年的男友抛弃，一个是为儿子在京买房假离婚真结婚，最后都得到好的归宿了。徐坤：是的。我们就是这样拖泥带尘，一路通关打怪，通往奔赴神圣的路上。单三娅：所以读《神圣婚姻》特别感慨，我觉得许多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一种低层次的冲动式的“自爱”，这种为自己的利益去奔，不惜损害别人，似乎都可以说出理由，但都是完全荒谬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不认为这荒谬，现在其实你对它进行了审判，让那些人没得到好下场。徐坤：您解读得非常到位。单三娅：另外我觉得徐坤你对国家大事、发展态势相当了解，把握得很好。你有一个设计特别好，把研究所设在清朝的海军部旧址，而且把研究所命名为“宇宙文化和数字经济研究所”，这几个点很有用意，从历史到现在到将来，全联系起来了。2013年6月合影生活中有变有不变王蒙：你这里头贯穿着北京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和人的变化。你写的非常真实，都是真实的北京地名，潘家园、后沙峪……徐坤：还有段祺瑞府，我在那儿工作过5年。单三娅：你好像比我们在北京长大的都熟悉。徐坤：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阵儿，我采访走遍了北京。单三娅：还有体制改革、国家发展的政策导向等等，你都门儿清。比如萨志山挂职，为当地做的那些实事儿，他死后大家看到的他向组织的汇报，特实，不是虚头巴脑，挺感人。关于北京的历史，你虽然没有大篇幅往前追溯，但是有时候你会提到，什么明朝、清朝等等，说这才叫北京呢，增添了一种历史感。徐坤：北京是个历史文化名城，有三千多年历史，是六朝古都。天子明堂，统御四方。人们来到这里会有敬畏感，有朝圣感。只有了解北京的历史，才能读懂北京的今天，才能真正讲好“老北京、新故事”。单三娅：对，你就稍微地连了一下，就看出用心来了，所以我看着特有感觉。强烈建议拍成电视剧。徐坤：是吧，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女性男性，他们的爱情，喜怒哀乐，拍电视剧好看。王蒙：我想起一个细节，小说里头有一个去天安门广场的情节，我不知道你想那么多没有，引用了一首歌词，“灿烂的朝霞……”。我非常感动。这首歌是上世纪70年代红起来的，特别好听。我写《这边风景》也有这个问题，其中写了好多跟现在不一样的事儿，比如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等很多，对于文学来说最重要的原料是生活，一个时期，它的政策有什么说法，导向有什么问题，但生活并不是导向的派生结果。生活，生活，生活是一切的源泉。徐坤：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都要学习生活，学习爱。王蒙：生活是很宽广的，是不是？不论什么“运动”，男女仍然有相爱，该吃炸酱面也还得吃，该住房也得住房，住得小点也得住，生活是神圣的，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消灭的，而只可能是生活纠正需要纠正的一切。生活能够使谬误的概念、谬误的口号瘫痪。所以你那里头，我看到“灿烂的朝霞”那一段非常感动。世界上很多事儿变得非常快，我们每个人一辈子才多少年？可是经历了多少事？我现在虚岁90，我经历过卢沟桥事变，经历过日本统治，如今天翻地覆变了多少次？可是生活它又有不变！徐坤：“不变”特别重要。这是我们的传统价值中恒定的东西，包括人性的善，初心，知行合一，重义轻利，自强不息，豪侠仗义等等。这些是我们立于天地之间的精神支撑。单三娅：关键是你写出来了。王蒙：不变里头有它极其可爱的东西，也有令人极其痛心的东西，这婚姻里头我觉得令人痛心的、变得不够的东西，就是家长，家里一大堆人掺和一对年轻人的婚姻，自己父母还不够，婆婆也上来了，老丈母娘也上来了，把下一代的婚姻搅了个乌烟瘴气。要这样的话，婚姻没有神圣可言！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你很宽大，你并没有对它太愤怒，相反的，你在幽默里头对世人有所劝谕。单三娅：我觉得每个人看完了这本书以后都有自己的感触点。王蒙：你对北京的生活特熟悉。包括有些词，说孙子洋是“妈宝男”，最近也听别人说过，真让人叹息。徐坤：这词现在很流行，独生子女这一代，说的是男孩被妈妈惯大的，什么都听妈妈的，个人没主见。王蒙：我特别爱看，因为真实。但是你别不高兴，我是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比如说萨志山泥石流出车祸，早先有铺垫，但是最好还多一点情节，别忽然就出车祸了。或许和他的性格有关，或许与他当时的心情有关，当然最主要是当地的交通环境。徐坤：是的，叙述得有点快。王蒙：最后程田田和潘高峰到天安门看升旗也可以让它更自然一些，放在生活当中，可以在那儿照个相，也可以逛故宫出来。前言后语都给它搭个桥，再放松一点。单三娅：现在社会风气对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普遍地更看重你对社会的贡献，于是家庭跟着重组，好人、优秀的人，能够得到成功和幸福。到最后，作者的结论是，面对我们时代各种各样的选择和疑难，要在俗世中，在人间，在婚姻中，在多元的价值冲突中去求神圣，从而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王蒙，作家；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前年9月，四川大学举行125周年庆典，邀请我作为人文学者代表讲话，因疫情紧张，外出须向学校提出申请，我得到的答复是：“非必要不出京，谁批准谁负责。”三年疫情终于过去了，一接到河大的邀请，我什么招呼都不打，就欢天喜地地赶来了。本文作者在河南大学建院100周年创新发展大会致辞十几年前，我操办过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知道此类活动的中心是校友，不管是领导、教授还是嘉宾，都应该自居陪衬的位置。应邀讲话，也就是一个优雅而无用的手势，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的。与其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与好话，不如老老实实讲述我与河南大学的因缘，以此证明我获得嘉宾代表这个头衔，不是没有来由的。从1992年9月我兴冲冲跑来开封出席“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会起，三十年间，我与这所大学的领导及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不说2011年10月与关爱和、王德威合作，在河大召开“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不提我的专业论文，那篇刊登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的《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以及初刊《书城》2013年第11期的《结缘河南大学与任访秋先生》，就说说我多年来如何为河南大学的重新崛起鼓与呼。将近十年前，我发表《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提及二十年来，政府推进211及985工程的得与失：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思考，好些原本很不错的大学因没能进入211而步履艰难。文章特别为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打抱不平。这篇文章很多公号转发，迅速超过了十万加，估计是河大等校师生看见了，拼命转，才有这个效果。2012年3月25日，河南省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原经济区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有幸成为四嘉宾之一。因为是省委书记坐镇，省长主持，各地市领导倾听，这种场合，嘉宾一般都是说好话，表扬河南如何如何了不起，日后一定前途无量等等。那样的美言，主客皆欢，现场效果很好。可我偏不，抱着“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的立场，称制约河南发展的短板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并以河南大学为例：“作为一所百年学府，1952年院系调整后，河南大学一落千丈，此后历经沧桑，几多沉浮，最近二十年虽处上升通道，仍未能重现曾经的辉煌。”这篇题为《中原崛起，何处是短板》的演讲，初刊广东的《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后收入我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北京：三联书店，2014）。文章背后的故事，更值得一说。会前一天，看过讲稿的主办方找我商量，问能不能改个题目，显得喜庆一点？我犹豫了一阵子，勉强同意。可一个小时后，又得到通知——尊重我的立场，题目不改。正式发言时，我尽量缓和语调，表达恳切。事后，主办方很高兴地告诉我，省委书记卢展工等领导并没有表示不悦，看来是他们多虑了。作为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还在摘要刊登我的发言前，专门加了段按语：“虽然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身上的‘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始终不曾衰减。陈平原说过这样的话：‘人文学者不能丢掉三气——志气、意气和豪气’，‘大学学人应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使他始终保持了令人敬仰的学人风范：自抑不卑，自矜不亢，坦荡磊然，有君子之态。”显然，记者与总编均认可我的表现，没嫌我添乱。实际上，会议一结束，时任河大党委书记的关爱和教授就打来电话，对我为河大“仗义执言”表示感谢。我这么谈河南大学，其实是兼及公心与私谊的。说“私谊”，是因为走动多了，有了感情；讲“公心”，则是基于史学立场，即我对抗战期间河南大学的表现十分敬佩。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初刊《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5年第18期转载）中，我预先圈定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国立交通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十所国立大学，勾勒其在抗战烽火中的漂泊、抗争与坚守。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先后辗转于信阳、南阳、洛阳、西安、宝鸡等地，其中停留办学时间最长的是豫西嵩县潭头镇（1939年5月—1944年5月），老学生的回忆文章大多集中于此。但我演讲时，特别喜欢秀河大在宝鸡石羊庙办学时的图片，那个场景撼人心魄。两年前我随中央文史研究馆考察团，暮春时节陕西行，我自己加戏，在宝鸡文理学院及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举办讲座，目的是顺便考察抗战中河南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的遗址。早就知晓河南大学抗战中多次迁徙，1945年3月因战事失利而辗转到宝鸡县东的石羊庙落脚，但在河大校史馆中目睹照片中那一堆破败的窑洞以及学生们的追忆文字——清晨军号声响，师生们从土里冒出来，席地而坐，继续读书，那一瞬间我还是很受震动。听说此前三年河大在宝鸡西城高中立西迁办学纪念碑，我很想去寻访，但当地人告知并没留下什么文物，只好放弃了（《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5月21日）。1942年3月10日，河南大学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今河南大学校门当初那么赫赫有名的国立河南大学，上世纪50年代以后命运坎坷，但那是大环境造成的，个人无能为力。改革开放后，经两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以我熟悉的任访秋教授和关爱和教授为例），河大及河大文学院终于有了今天这样很不错的局面。百年院庆，当然应该说好话为主。可庆贺之余，我还想引用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为何提孙中山，那是因为北伐前后，国民政府设立五大中央级的国立中山大学。今天广州的中山大学，前身是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至于国立第五中山大学，那就是诸位所就读的河南大学的前身。念及此，当能明白我为何对河大及河大文学院有更高的期待。（2023年3月3日上午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百年庆典上的讲话）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去年秋天是托·斯·艾略特的《荒原》问世一百周年，笔者寡闻，似未见某个出版社牵头做纪念活动，或出一本堪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译林出版社，2022年）比肩的珍藏版，可能是久久不去的疫情打乱了预定的计划。好在读了蒋洪新教授惠寄的《T.S.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1月），也算是私下对这位现代派先驱的追怀。三十年前，洪新教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考试，师从外国文学研究所袁可嘉先生，从事英美现代派文学研究，完成博士论文（已出版）后回湖南师范大学执教。他二十余年以来忙于各种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勤勉不懈，多有佳作，而这本专著更是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实在可喜可贺。著作的独特之处是书名中的“文学思想”，它既指文学作品中曲折呈现的思想，也指关于文学的思想。绪论对此做了界定，很有必要。桐城派代表之一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他在北大的讲课内容，当时的“文学”还是“文章之学”，而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是受清末民初中外交往影响的（如“革命”“社会”和“文化”等大量双音节词汇进入我国），与古代文献中的“文学”有所不同。艾略特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新潮的诗人，又是具有古典趣味的批评家（《荒原》问世前已经颇有影响），还试图复兴流行于英国十六七世纪的诗剧，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编一份重要刊物，写过大量涉及文化和政治的评论。因此，把他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与特殊语境中关于文学性质、功能的思想结合起来考察，实际上包含了诸多非“纯文学”的内容。正如敏泽先生所言，这两者往往会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相互发明、相互砥砺，有时泾渭分明，有时却又融汇混沌，汩汩滔滔一往无前”。《T.S.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最后一章（即第十章）题为“艾略特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论的对读”，这是一种创新而且很有难度的尝试。中国文论（也可理解为诗文论）从周易、老庄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延续两千多年，自身多元庞杂，并不是固定不移的，尤其是诗文论中不少核心观念（比如“味”）与佛经的译介以及外国哲学（叔本华、尼采）相关。洪新教授从《文心雕龙》《诗品》以及各种诗话、词话中选取出一些关键词（如“象外之境”）与打上了深深的艾略特个人印记的“非个性化”和“客观对应物”等概念相比较（或曰“对读”），辅之以实例，让人阅后有耳目一新之感。洪新教授离开社科院之后，在中学方面磨砥刻厉，深蓄厚养，重回艾略特，开辟新园地，格局更大。近年来传统诗学领域硕果累累，如果多一些像黄宝生先生的《印度古典诗学》那样梵、汉结合的力作，学界可能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论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得益于开放、融通的大环境。笔者特意提及佛教和梵文，乃因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修过相关的课程，并在《荒原》中露了几手。不过艾略特喜好用典，倒与中国传统诗人比较接近。一直到晚清，各种蒙学教材的编写目的就是传授典故知识，熟谙并且能够活用这些典故成了读书人的标志。但是艾略特用典不落窠臼，叶公超以诗话中的“脱胎换骨”来形容，很是贴切。顺便说一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已经习以为常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类的典故“雅”气冲天，所以我们的文学史上“区区小官”“屈居下僚”“名羞黄绶”等表达怨怅的用语也是群星灿烂。既然提到叶公超，就得回顾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笔者首先要感谢董洪川和张新颖两位学者，他们早就注意到徐志摩作于1928年的《西窗》整首诗受艾略特《前奏曲》（1917）的启发，末尾三行诗取自后者最后部分：“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原文的赵萝蕤翻译：“用手抹一抹你的嘴巴而大笑吧：/各种世界像在空地里拾柴火的/老妇人那样运转着。”）艾略特在20年代就通过各种渠道闻名于我国大学英文系。他的好友瑞恰慈1929年至1930年在清华外文系任教，他在课堂内外讲到过艾略特的诗作和批评文章，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他的《文学批评原理》1926年第2版收了《托·斯·艾略特的诗歌》一文，作为附录。该文试图把心理平衡理论用于《荒原》分析，清华外文系师生想必是通过它来了解艾略特其人其诗的。笔者70年代还在杭州的旧书店买到瑞恰慈《实用批评》的精装盗印本（大概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出品），说明当年的英文教学对这本书有一定的需求量。叶公超与瑞恰慈是清华同事，他发表于1932年10月《新月》的短评《〈施望尼评论〉四十周年》提及“诗人与批评家艾略特”，他还写过《艾略特的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两篇文章。后一篇是为赵萝蕤译初版《荒原》（上海新诗社，1937）的序言。叶公超在1925年至1926年的学年期间居留剑桥，可能闻知艾略特大名，甚至还亲聆了他的克拉克演讲。卞之琳在1989年追念叶公超时提到一个细节：“后来他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T.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始于2006年。每月中旬，我们都将为读者奉上由编辑部遴选的一份书单。我们选书的标准兼顾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和趣味，重点关注思想、社科、历史、传记、文学、艺术、科学、童书等类别。望有助于大家选书读书。《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楼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128.00元本书是历史学者、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研究员近十余年所撰中古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重要论文的修订结集。为何从曹魏代汉起的千年间，王朝更替均取禅让形式而避称革命？被作者概括为“儒家化北支传统”的北魏政治和制度建设如何为隋唐帝国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如果以往学界普遍认定的魏晋以降儒学衰落、子学萎缩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此一阶段的思想史该如何总结和讲述？……本书收文15篇，可以说篇篇都有新意，为史学界和读者工笔重绘了一幅中古政治和思想文化画卷。“思想史研究要当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为中心来展开”，“（应该）让问题回到而不是抽离其所处的历史场景”，作者在此书中表现出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取径令人称道。《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荷]乔治·范·德瑞姆著，李萍萍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368.00元本书堪称关于茶的百科全书，也是一本茶串联起来的全球史著作。从茶树人工栽培的起源讲起，细述茶在中国的发展史、在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以及如何传入西方，继而讲述全球化进程中，茶如何重塑世界，特别是在几场战争（英荷战争、美国独立战争、鸦片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及于全球的每个角落，最后对茶的化学、茶与健康、茶园的环境问题等也有讨论。全书130余万字，篇幅巨大，知识密度高，即令对茶的历史文化有相当了解的读者，恐怕也不难从中获见新知。特别是作者依靠自己的语言学专长，通过对语词的分析使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细节复现于我们眼前，作出很多新鲜的论述，予人深刻印象。而其叙事之明晰，插图之精美，都令本书在权威厚重之外，增加了可读性。《我的天地国亲师》，李零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1月第一版，58.00元学者李零在考古、古文献等学术专著之外，亦有几本口碑良好的散文随笔集行世，内容多为读书、治学心得，较少关乎其个人经历，本书则集中收入李零这些年来记述自己成长历程，回忆亲人师友的文章，其中颇多对故人往事的追念，有真挚情感流露，从中可以读出这位学者难得一见的另一面。李零写到的人物，有张光直、李学勤这样影响力已超出学术范畴的学界大师，更多则是在他的人生之路、求学治学生涯中难忘的师友，“敬畏天地、忠诚国家、孝养父母、尊重老师仍是中国人强调的美德”，李零在本书自序中这样写道，他说自己一辈子离不开“天地国亲师”，这也是本书书名的意蕴所在。《寻找河神》，谢海盟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68.00元七年，每天至少步行五小时，中国台湾青年作家谢海盟以这样的方式来丈量、观察台北这座曾经河湖纵横的城市，探寻尚存的水路遗迹，钩沉已经消失在城市变迁、改造进程中的河流，本书即由此而来。书中从台北那些河流的今昔对照，写到那里一条条街巷的前世今生，讲述那些区域的历史、文化、民生，一家人、一段往事、一座店铺、一只流浪猫，都是作者不会忽略的要素，对史料的梳理与人间烟火的描述相得益彰。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一次“找河之旅”，也是对曾为“水城”的台北的一场深入、严谨的“田野调查”，这些行走与书写留下了湮没在时间和城市建设之下的历史，也为台北奉献了这样一部特别的城市志。《你想飞吗，像鸟一样？》，［英］理查德·道金斯著，［斯洛伐克］亚娜·伦佐娃绘，高天羽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88.00元古往今来，人类一直为实现飞翔梦想而努力，然而，在航空航天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于“飞行”这件事依旧难称了解。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这部科普佳作中立足于推动人类进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从飞行之梦写起，针对“飞行有什么益处”“为什么有些动物失去了翅膀”“演化的和经过设计的飞行器有何不同”等问题展开叙述，揭示了飞行的秘密，也回顾了人类飞行技术的演变，进而激发读者对探究未知世界的勇气与毅力的深层思考。全书涉及博物学、物理学、航空知识等若干领域，思路开阔，行文引人入胜，文字之外，斯洛伐克插画家亚娜·伦佐娃为本书绘制的多幅插画细致精美，可称锦上添花。《铁路与中国转型》，[德]柯丽莎著，金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88.00元铁路影响和塑造经济社会与国家的伟力人所共知。本书聚焦铁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为我们奉献了一部虽不全面但视角独特的中国铁路史。在研究路径上，作者使用了“机构”这一概念，亦即从铁路机构的组织运作出发，研究了与之相关的技术、管理、市场、观念、政治、战争等不同面向的问题，从而构建了一种关于中国铁路史的综合性叙事，并就隐于其后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断裂与延续、本土与外来、精英与民众等议题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23年2月第一版，68.00元樊树志先生是江南市镇研究的著名学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江南研究的热情。本书是樊先生以“早期城市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江南市镇的新作，对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的四十多个典型市镇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勾勒出其早期城市化的演变轨迹，系统展现了江南市镇的分布格局、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并对这些市镇曾经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传统社会变革及其城市化的原因作了深入解析。《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刘跃进著，凤凰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168.00元本书是作者成名作的增订新版。相较于1997年的初版，增订版篇幅有大幅增加，譬如十六国北魏至隋代的诗文研究文献，原来仅一万字，增订版扩展到了十万字，全书总篇幅更是从约三十万字来到了六十余万字。增订版充分考察并吸收近三十年来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文学脉络的梳理更为详细，引用资料更为丰富，考辨评论更为精当。本书是一本文献学著作，可作为中古文学研究的入门书籍，但其价值并不止此，事实上，本书突破了传统文献学著作的书写范围，开创了一种汇集原始文献、从古至今的研究成果、作者个人学术判断的文学文献学新体例，尤其是其中的个人见解，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西班牙帝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1492—1763》，[英]亨利·卡门著，罗慧玲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第一版，139.00元本书全面梳理了1492—1763年西班牙的帝国之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通过联姻、征服、贸易和传教建立起来的复合型海洋商业帝国的全貌。书中重点讲述了西班牙人对新大陆的征服、菲律宾殖民地的建立以及“马尼拉大帆船”的航行路线，述及从欧洲引进到殖民地的动植物的生态影响、殖民地不同人群的身份认同，最后是帝国的衰落。作者认为西班牙帝国不只是西班牙人的帝国，也是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菲律宾人乃至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桩共同事业；认为帝国的“力量”并不一定主要来自于武力，武力往往不及“商业”或是整合资源能力重要……这些观点，都更新了我们对西班牙帝国的认识。《疫苗的故事》，[美]保罗·奥菲特著，仇晓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58.00元他是目前广泛使用的14种婴幼儿疫苗中的9种的发明者；他的工作据估每年能挽救约八百万人的生命……他就是莫里斯·希勒曼。本书作者奥菲特也是一位疫苗、免疫学、病毒学专家，曾和莫里斯·希勒曼共事，并合作发明了一种轮状病毒疫苗。在书中，作者再现了莫里斯·希勒曼的传奇人生，从其小女儿的腮腺炎到1950年代末香港的流感暴发，都有生动记述。书中还回顾了疫苗的发展史，从琴纳的牛痘到突破性的信使RNA新冠疫苗。疫苗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了解。《止痛毒丸：药王家族与致命药瘾》，［美］巴里·迈耶著，刘婉婷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59.00元这是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得主、美国记者巴里·迈耶关注、调查、披露美国“"合法药物”（主要是奥施康定）致人成瘾这一公共卫生痼疾的纪实力作。本书从波及美国社会的服药过量致死事件写起，一步步深入到所谓“合法药物”涉及制药公司、家族企业等利益方的种种黑幕，也记录了富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之抗争的努力。全书信息量丰富，叙事扣人心弦，揭示了药物滥用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吞噬黑暗的人》，［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著，尹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98.00元事关2000年一桩英国前空姐在日本遇害罪案，旅日多年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从这一当年在英日两国影响很大的案件入手，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抽丝剥茧般追溯了当事人的短暂人生，试图还原受害者及其相关人物的诸多细节，进而反思造成这一悲剧的深层原因。《父父子子》，梁晓声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2月第一版，79.00元作家梁晓声在这部最新长篇中，以四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东北高家、纽约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在跨越抗战、抗美援朝、上山下乡等时期的大半个世纪内，身处激荡宏阔的年代，所经历的命运。作品延续了作者一直以来侧重现实题材、萦绕家国情怀的写作特质，以哈尔滨、纽约这东西方双城为空间坐标，呈现了一部波澜起伏的“中华民族时代画卷”。《凉州十八拍》（全三卷），叶舟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228.00元《凉州十八拍》是叶舟继《敦煌本纪》之后又一部聚焦河西走廊的长篇巨著。作家将西部地区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灌注于文学创作当中，以收放自如、苍凉豪迈的诗性语言再现了河西走廊风物图和传奇史。它将“经书的神圣”和“说书的神奇”两者融合，采用了十八章整饬的结构，是对东汉蔡文姬创作的《胡笳十八拍》的致敬，又从凉州当地的说书艺术中汲取营养，深入阐释了其中“贤孝”的精髓，揭示了“忠义”精神在现代中国的意义。《金墟》，熊育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72.00元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金墟》从赤坎古镇旅游开发切入，以两大家族代表人物为主角，展现全球视野下传奇的人生与生活，不可捉摸的命运；小说既有文化传统赓续、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的书写，又挖掘民族性和人性之光；两个家族的历史既是古镇的历史、华侨的历史，也是广东、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风云缩影，极具史诗性。《镜与光》，[英]希拉里·曼特尔著，刘国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168.00元本书为两届布克奖得主希拉里·曼特尔的“天鹅绝唱”——“都铎三部曲”之终篇。《镜与光》聚焦于克伦威尔人生落幕前的最后四年，向读者呈现了都铎王朝风起云涌的政治宗教改革，各方势力不断角逐缠斗，而克伦威尔最终在亨利八世残酷多疑的目光凝视下，被命运之轮碾为齑粉，哪怕他此前不久还盛极一时、位极人臣，哪怕他为亨利八世的第三段婚姻倾尽心血，可依然敌不过庞大古老的金雀花和暗中窥伺的宿敌。“都铎三部曲”前两部《狼厅》和《提堂》均获布克奖，《镜与光》则在英国上市第一周创下了每2.7秒就卖出一本的销售奇迹。《编结茅香：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美]罗宾·沃尔·基默尔著，侯畅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1月第一版，88.00元茅香，是一种带有特殊香气的禾本科植物。在北美原住民的文化中，茅香是大地母亲甜美芬芳的秀发。原住民把采来的茅香编成三股辫，象征着善意与感激。作者罗宾·沃尔·基默尔是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后裔，也是一名森林生态学家。在这本获西格德·奥尔森自然写作奖与梭罗奖的作品中，她以茅香的种植、照料、采撷、编结、焚烧串联起自己的讲述，结合了诗意的叙事与深刻的生态学思考，述说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探讨人类与其他生灵和土地的相处之道。《江水清清到我家》，栗亮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32.00元船丫头的爷爷，是薛家洼最后一个坚决不肯“洗脚上岸”的“钉子船”船主，同时，他也坚决不允许十岁的船丫头上学，否则，就是“背叛”了渔民的生活和身份。四年级男生马小龙从省城来到薛家湾，既是陪伴妈妈写作采风，更是妈妈对他疗愈抑郁症的期盼。作为一种地道的儿童文学书写，作品呈现出的是船丫头与马小龙两个孩子的成长历程；然而，我们在直观与时代风云的现实相联系的儿童成长生活时，扶贫攻坚工程的复杂与艰辛，生态治理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时代感与厚重感，均在阅读体验与感受中纷至沓来。《二十四节气儿歌》，薛卫民著，赵光宇绘，接力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68.00元诗歌的审美是一种高度敏感、高度精微、意义再造的活动，读者需要以全部的心智去体验、感受和想象，才能体会到诗幽微玲珑的语义之下，潜藏的情感与思想的激流。由此，鉴赏诗歌需要相应的认知结构和生活经验。与成人诗不同，童诗更讲究语言的简洁流畅、趣味性、音乐性，和语义的逻辑性。阅读《二十四节气儿歌》，包括薛卫民的其他诗歌作品，单纯明朗的画面，扑面而来的童趣，整饬和谐的语音和形式美感，意蕴层面的饱满丰富，是其诗歌作品的主要特点，也是作为优秀的儿童诗歌的典范文本——也即，在语音和语义层顺应儿童的思维、审美水平，但在意味层的构建又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上上下下小老鼠》，刘海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3年1月第一版，30.00元上上和下下这两只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一起爬高山，去老鹰家里做客，一起航海，看海鸥在身边飞，还一起穿过沙漠，骑骆驼探险，一起经历各种有趣的事情。作者语言精练、生动而幽默，充满童真趣味和丰沛的想象力，展现了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作品告诉孩子们，事物各有特点，上和下都有各自存在的必要。但是作品不是主题先行、从概念出发，而是通过深入揣摩孩子们的思维特点，牵着孩子们的手，通过环环相扣、紧张发展的故事情节，帮助孩子们打开想象力的大门，领悟深刻的道理。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章提到“夜气”和“平旦之气”，十分费解，是孟子研究中的疑点和难点。孟子指出，牛山的树木曾经长得很茂盛，因为人们不断砍伐，久而久之，就变得光秃秃的。但不能因此认为牛山没有长过树木，这不是山的本性，山的本性就是可以长出树木。人的情况与此类似，孟子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此段难懂，就在于夜气与平旦之气。从字面上看，夜气就是夜晚的气，平旦之气就是早晨的气。但这是什么气呢？古代哲人言气，往往与生命活动相关，人活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可以呼吸、喘气，就是有一口气；一旦没有了气，生命就结束了。古人说的气不仅指生理活动，也指人的精神活动，如我们称赞一个人有骨气、气节，说一个人一身正气，很有气魄，父母教育子女“人活着就是要争囗气”，骂不肖子孙是“不争气”，这里的气已不是生理之气，而是精神之气了。同时，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赋予的，人的生命之气实际来自天地之气，这样天地万物包括人都统一在气之中了。古人言气不做分析，所以显得含混模糊，笼而统之，什么都可以归为气，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讲清楚。我们今天则不能这样，需要对气做些分析。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气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物质之气也称元气，古人认为天地是源自于气，“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淮南子·天文训》），气精华的部分向上升形成天，混浊的部分往下降形成地。所以世界的物质基础就是气，是元气。但是气也有精神的一面，人的精神活动也属于气，精神之气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其中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所说的“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提到的仁气、义气、礼气。所以在古人看来，人的德性也是一种气。古人论气有两种形式，一是从性质、内容上论述气，如血气、情气、德气；二是从状态、表现上论述气，如从一天不同时间的状态和表现论述气，《孙子兵法·军争》云：“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这里的气主要是指血气、情气，指人的气势、气概、精神状态。“朝气”是早晨的气，一日之计在于晨，休息了一晚上，早晨人的精神状态是“锐”。我们说朝气蓬勃，就是表示气势旺盛，有一往无前的气概。“昼气”是中午的气，这里的昼指中午，农耕民族有个特点，喜欢睡午觉，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人的精神状态是“惰”，想要睡觉了。“暮气”是傍晚的气，劳累了一天，到了晚上的时候，人的精神状态是“归”，想回家了。有学者训“归”为衰竭，也通。朝气、昼气、暮气，本意是早晨、中午、晚上的气，但引申到作战上，就是指初战之气、再战之气、衰竭之气，两者都可通。《军争》的这段材料表明，古人认为一天早、中、晚，人精神状态变化很大，是不一样的。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上面的文字就容易理解了。孟子认为，人是有仁义之心的，这是孟子性善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之所以丧失了良心，没有表现出来，与斧头砍伐牛山的树木一样，不是没有，而是被戕害掉了。这里的“仁义之心”与“良心”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道德本心。需要解释的是下面几句：“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日夜”是偏义词，偏在夜，指夜里，而不是一天一夜。“息”是滋生、生长之意。孟子论牛山之木时，也说到“是其日夜之所息”，是说夜里树木长出萌芽，但到了白天却被牛羊吃掉了，这里则是说仁义之心或良心在夜晚的生长。孟子认为，人的仁义之心、良心也是在不断地生长，平旦之气就是仁义之心在清晨的状态和表现，是一种德气，可理解为仁气。所以这里的平旦之气与《军争》的朝气有所不同，虽然都是指早晨的气，指人清晨的精神状态，但《军争》的朝气是就血气、情气而言，而平旦之气则是指良心、仁义之心的活动。经过夜里的生长，到早晨的时候，平旦之气也就是仁气有了一定的积累，其表现就是“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这句中的“人”可能有阙文，应作“圣人”或“贤人”，或至少应该这样理解，而不能理解为一般的人。“几希”是一点点的意思。孟子是说，早晨的时候，由于我们生长出了平旦之气或者说仁气，好恶与圣人相近的就有了那么一点点，意为有了良心或仁义之心的流露。如果说我们的好恶与他人相近的有了一点点，就不通了。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将“几希”解释为不远，认为此句是说其好恶几乎人人差不多，一样不通。因为人人的好恶差不多并不能表示其一定是善，也有可能是恶。在儒家这里，好恶是一个中性概念，可善可恶，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具有了仁德，其好恶的表现才得当，可能是善。反之，若不具有仁德，其好恶的表现也有可能是恶。所以“与人相近也者几希”的人只能是圣人或贤人。孟子用几希说明人的特点，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讲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人之为人之所在。二是“与（圣）人相近者几希”，是讲与圣人相同之处。前者是以禽兽为标准，是低标准；后者是以圣人为标准，是高标准，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说人有良心、仁义之心，有善端。可见此段费解，除了平旦之气、夜气之外，还涉及文字表达的问题。我们学习经典，阅读古籍，要有文字训诂的能力，要有文献学的知识，这样才能深入典籍之中，理解古人，与古人形成对话。“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则”是然而的意思。“有”通又，不能理解为有没有的有。虽然早晨我们已生长出平旦之气，然而白天的所作所为，又将其扰乱、伤害了。“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反复地扰乱，那么夜气就不能够保存住，而夜气不能够保持住，就离禽兽不远了。从这一句看，夜气与平旦之气是密切相关的，都是就仁义之心而言，都是一种仁气，指人之为人之所在。没有了夜气，人就与禽兽没有区别了。只不过夜气是仁义之心在夜晚的表现，平旦之气是在早晨的表现，但就二者都是德气或者仁气而言，则是一致的。所以孟子实际是将一天分为白天和晚上两个阶段，认为在夜晚，人的良心、仁义之心容易得到呈现，适宜德气——包括夜气和平旦之气的生长、培养，而到了白天，人的所作所为又会扰乱了德气，使人失去了仁义之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徐复观先生对此有过一个分析、说明：“孟子又在《告子上》的‘牛山之木尝美矣’一章中提出‘平旦之气’‘夜气’，以为此是人的善端最易显露的时候，也是当一个人的生理处于完全休息状态，欲望因尚未与物相接而未被引起的时候；此时的心，也是摆脱了欲望的裹挟而成为心的直接独立的活动，这才是心自己的活动；这在孟子便谓之‘本心’。”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出版约850种。这套丛书在中国学界具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学术建设工程，并已成为世界学术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译事甘苦处，译者寸心知。我们特设此专栏，每辑采访一位“汉译名著”的译者，请他们谈谈从事学术翻译的求索和体悟。1978年，正值“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时期，恰逢研究生培养制度刚刚恢复，32岁的周流溪、34岁的王菊泉和24岁的陈平分别从广州、上海和无锡考进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师从吕叔湘先生，三人由此结下同门之缘。而在读书期间，三人合作翻译了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语言学概论》；译稿经导师吕叔湘先生审校，并为之作序，198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30年后，这本西方语言学经典被收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年的师兄弟，毕业后天各一方：周流溪留京工作，王菊泉回了上海海事大学，年龄最小的陈平则远赴美国继续深造，后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任教。“我这里可讲的故事太多了，十几个小时都讲不完。这本书是几个人合译的，后来几次修订，都是我一个人在折腾。”在我第一次打通周流溪的电话，表明采访的来意后，他像是遇到了多年的老友，终于有机会一吐心里的孤寂情愫。45年前，周流溪曾计划到北京大学师从王力研究汉语音韵学，又打算考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拜在卞之琳门下；但后来思来想去，还是转向语言所攻读由吕先生开创的英汉语法对比专业方向，成为社科院语言所的第一届研究生。学习期间，留美归来的廖秋忠先生（周流溪、王菊泉、陈平三人的副导师）为他们讲授当代语言学课程。吕叔湘先生给学生们上的课是边讲解边讨论其新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此外，周流溪他们还修过周殿福先生给全所研究生开设的语音学课程。两位导师（左一廖秋忠、左二吕叔湘）为弟子们讲课（右一王菊泉、右二周流溪和陈平[中]）在草创条件下，这样的语言学课程分量对于研究生显然不足。陈平记得第一学年里，吕先生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和翻译能力，还另外定期为他们三人布置英语作文和英汉翻译练习，并亲自批改。他们三人上交作业前，往往还会互相批改，力争将作业修改到自认为的最佳状态。但每次作业发回后，他们看到的是先生满纸红笔批改，对于先生高超的英文造诣和精妙的翻译技巧，三个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完成课业之余，他们偶尔也会技痒，应外界邀请翻译一些文章发表。但吕先生知道之后并没有批评他们。“197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吕先生的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合作翻译L.R.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刘硕良中华读书报：漓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您的《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既是您个人成长、工作、生活的历史，也是时代发展的缩影。同时也是一部出版编辑工作实录，是新闻出版发展真实的历史切片。能否结合这本书谈谈您的阅读和出版经历？先谈谈您的早期阅读？刘硕良：我的出生地是湖南宁乡和湘乡交界的地方，宁乡县读书风气比较盛。岳麓书院的院长有六个都是宁乡的，宁乡也办有四个书院，还办过一个民国大学。我上过私塾，跟着学《论语》《孟子》，四书五经也没有完全读完，但也基本上涉猎了这些传统经典，包括《诗经》《左传》《战国策》《史记》，还有《洪秀全演义》等通俗小说。自从学了新的历史著作后，还是觉得新的历史观吸引人，很热衷于看中国学者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我是在新旧交替中前进，旧的知识学了一点，新的知识也学了一点，混杂着，对我一生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确立了新闻出版方面的志向？刘硕良：小时候不管你看书的习惯是好是坏，还是中性的，往往在后面就看到它的影子、它的影响。我家里有点新书，比如茅盾的《子夜》是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上初中最先读的现代作品，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从这里引发出我对新闻出版的向往与热爱。当时我看了那些书以后，就觉得当个记者很好。但是也没想到在这条道上坎坷数十年。2003年我获得了韬奋出版奖，有幸成为韬奋旗下的一员。中华读书报：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新闻出版人，在《广西日报》16年新闻工作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刘硕良：我们旁边杨柳湾那里有个邮政代办所，报纸都寄到那里。代办所那个人的儿子跟我哥是同学，有时候我会到那里把报纸拿回来看，看了以后还回去。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报纸是怎么回事，对邹韬奋也发生了兴趣。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的入门阶段，我一生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都受其影响。这段经历对于后来做出版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由此养成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职业敏感性，锻炼了整合信息和资源的能力，形成了较强的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对于媒体宣传、对于市场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积累了排版、印制等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些锻炼和收获，都是做出版的宝贵财富。中华读书报：48岁才进入出版界，又在广西这样相对文化边缘的地区，但您主持编写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域外诗丛”“世界中篇名作选”“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极具影响力的丛书，甚至被称为出版界的“漓江现象”。您认为在整个出版系统中，究竟哪个环节最为重要？刘硕良：做好出版工作，首先得有好的想法、好的眼光，要能抓住好的选题、好的作品，还要设计好，形式要新颖、美观。但是光做好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还得做好印刷、发行、营销等工作。有什么样的思路，就走什么样的道路；开什么路子出来，就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比如从事外国文学出版，必须要熟悉三本地图，一个是世界历史地图，一个是世界文学史地图，一个是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地图。要对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了然于心，要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中华读书报：能否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为例具体谈谈？刘硕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漓江出版社的大工程，也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的大工程。这套丛书不是我们最先想出来的，是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读过研究生的两个年轻人郑克鲁和金子信的设想。他们和其他出版社联系过，有的出版社看到计划太大不敢接，也担心开了头不知道接下去怎么收场。后来他们写信和我联系，我看了大吃一惊：这个计划太好了！漓江出版社当时已经在几套丛书的销售上旗开得胜，正需要一个更大、更有分量的丛书做主打工程。我把信拿给编辑室的同志看，陈肖人、刘名涛、阮同，还有出版局副局长王东焘，都表示支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计划分十批出版，一批十种。选目上先易后难，分辑分批推开。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给国人提供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载体，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虽然有过停顿，但整体还是延续下来，20世纪的世界性文学奖项只有这个奖是连贯的，它产生的影响很大，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另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实际是世界文学的大花园，是一条大河，获奖作家作品中，各种流派纷呈，艺术特色鲜明，我们要通过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借鉴。中华读书报：当时决定出版是不是也有很大风险？刘硕良：是有风险的，有些出版社不敢接，怕政治上名声不好，怕随时可能夭折。好在我们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充满神秘感和新鲜感，为什么不出？我们有个简单的想法，诺贝尔文学奖既然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那么大影响，而且贯穿了整个20世纪唯一的大奖，必定有其存在的缘由和资格。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中国作家走向世界，对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你想一下，你想要得诺贝尔奖，却连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都不敢介绍、出版，人家怎么会给你奖呢？出版局谢盛培局长去北欧访问，带了我们这套书的出版信息向瑞典方面介绍。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教授在上海约见了我，向我了解了这套书的出版情况。中华读书报：2003年，您以71岁高龄获第八届韬奋出版奖。作为出版人，您有什么特殊的习惯或经验分享一下吗？刘硕良：我喜欢跑书店。我把书店工作人员当作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客户。有时我还去看他们的订单，各个地方报过来，比如说玉林多少本，荔浦多少本，外省某个省会要多少本……从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本书的目标市场达到预期没有，是哪些地方的人感兴趣，是哪些地方在关注，哪些书在哪些地方是很不受欢迎的，漓江出版社的读者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这个就是个“晴雨表”。北京、上海是最主要的城市，可能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漓江出版社一开始就想怎么在北京打响，而不是想到首先在广西打响。在广西打响是顺理成章的事，关键的考验是你能不能进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你的书，或者你的书很少，何谈“面向全国”？我记得刚到出版社的时候，我们请河池、百色、巴马、东兰这些山区的书店代表，或者有关人员向我们介绍农村需要什么书，希望我们出什么样的书，也就是征求读者的意见。我跟发行部门和新华书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些书我们打了校样出来，先送一份给他们看，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和职业的敏感和训练，往往看得很准，对市场把握得很好。拿《西方爱情诗选》这本书来讲，他们也认为书挺好，但是最先报来的印数只有几万册，后来我把校样送给他们的主管何庆养，和他讲，我们这个不是泛泛的外国爱情诗选，比如说俄罗斯的阿赫马托娃，英国的湖畔派的诗人华兹华斯等，这些诗在中国很少被介绍。还有法国的大诗人阿波里奈尔和作家雨果的诗，雨果的小说介绍得多，但雨果的诗介绍得并不多。我举这些例子一说，何庆养觉得有道理，一下把订数由6.7万册加到10万册。后来新华书店在四川师范大学饭堂摆摊卖漓江出版社的书，学生排队买《西方爱情诗选》，把桌子都挤坏了。中华读书报：您最喜欢的出版家是谁？有偶像吗？刘硕良：邹韬奋。我希望像他那样，在新闻出版两方面都取得成绩。新闻出版和国家社会文化发展关系密切，是实践问题，就新闻问题谈新闻，就出版问题谈出版远远不够，要结合整个社会进步谈。中华读书报：您最常读的书有哪些？刘硕良：我常读的书有两类，一类是固态的书，包括历史类图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我对毛泽东很敬仰，系统地看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书。我把能够买到或是借到的鲁迅作品全部看了，看得非常仔细；我初中时就阅读袁了凡的《了凡纲鉴》、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到高中阅读钱亦石的《中国政治史讲话》、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等。到了晚年，为了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我到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找了一两百本书，包括《新桂系史》《壮族通史》《广西通史》，看了很多书，每个史料每个句子我都做了比较和考究。从事新闻出版，没有历史武装头脑、没有历史文化积累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搞文学也要先懂历史，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历史的眼光和功底，对文学的了解才能全面中肯。一类是活态的书，包括《中华读书报》和《南方周末》等南方报系的报纸我一直都很关注，还有《三联生活周刊》和《南风窗》等，这些报刊上经常发表类似前奏的报道，作为新闻出版人应该经常了解。（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中华读书报》约我写一篇文章，纪念刚刚离世的厉以宁老师。老师与疾病抗争很久，也熬过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可还是走了。虽然之前也有预感，这一刻到来时，我心里还是充满悲伤。几十年中，厉老师生前送我的签名书就有几十本。看着书架上排列整齐的老师作品，我想到了他身上传递的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勤奋治学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的精神。诲人不倦的老师厉以宁老师热爱讲台，他好像就是为了讲台而生。他大学毕业后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工作，这也给他研究外国经济史打下了基础，积蓄了知识。上讲台授课对厉老师而言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一位老师因故不能来上课，一时无人可代，有的老师就建议：“让厉以宁来试试吧。”结果他一站在讲台上，就大获好评，出道就是高峰。人们愿意听厉老师的课，因为他有逻辑，听过后士气高昂；人们愿意听厉老师的课，因为他有思想，听过后就像充了满满的能量。厉老师的板书也相当好，字写得工整大气，自成体系，课讲完，黑板也写满了。关键是他经常不带讲义，只是一纸提纲，甚至是一块纸片，而一堂课，或者两小时的讲座，都会让你意犹未尽。厉老师讲课有方，写作高产，又亲身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邀请不计其数。我多年前在法国巴黎和美国纽约工作，那时就向厉老师转达过很多次欧美各种机构的邀请。很多人都想听听这位名教授的讲座，亲临讲演现场，也感受一下大师的魅力。回国工作后，我又有幸作为他的助手，陪同老师夫妇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包括2012年4月份那次去英国。那次出访是去参加声势浩大的伦敦书展。这一年的展会将中国定为主宾国，为此要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也是我们国家对外宣传的极佳机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研社”）应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在伦敦书展期间承办“经济与出版”高端论坛。既然是谈经济，当然要找有影响力的人物；既然定位高端，当然要找著名的学者，于是他们极力邀请厉老师出席，论坛期间与英国经济学家在书展现场进行直接对话。那时老师夫妇都年事已高，而厉老师年过八十，需要有人陪同，于是我作为助手，和分社社长吴浩先生同行。虽然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国际书展，但那次伦敦书展令人印象深刻，一进门就感受得到中国气氛，受邀参展的中国出版社有好几十个，声势大，组织好，每个国内出版社的展台都不小。厉老师和英国那位经济学家对话的展台最大，光是嘉宾座椅就留出了好多排。厉老师在台上侃侃而谈，对国内经济增长、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都如数家珍，各类数字随口而出。对台下听众的提问，老师也都认真回答。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惊人地取得了连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打破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功吸引了全球目光，它像一部天书一样，使得全世界的人都为之好奇，也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唱衰者的预言一个接着一个破产。只是，如何读懂这部天书成了一个难点，如何解释“中国故事”成了一种学问，而由谁来讲述，也就成了一个课题。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亲自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人，厉老师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位诠释者和标志性的人物之一。此次英国之行之前，我国文化部外联局启动了名为“发现中国”的海外演讲计划。因此，早在2008年，他们就力劝德高望重的厉以宁老师参与。老师欣然同意，那时候就指定有长期海外工作经验的笔者陪同。于是之后的几年，当其他高龄老人多半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时，厉老师夫妇却奔走于世界各地，从东方到西方，从北欧至南非，六年中飞行了几十万公里，完成了几十次讲演，获得了各国学界、商界和政界人士的高度评价。通过文化部组织的海外讲学获得声誉后，厉老师还应邀在北京给来自海外的很多青年汉学家上过课，通过我安排的就有三次。这些汉学家在各自国家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热爱学习和多年弘扬中国文化的年轻学者，大部分看上去只有30多岁，他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北京，有人来自法国这样研究中国文化的老牌发达国家，也有人来自加拿大这样的汉学后起之秀，还有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最后一次做这类讲座是2015年的7月7日。这个日子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前一天我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倒过来时差就赶过去了。当然活动在我出国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由于我承担着文化部和厉老师之间协助沟通的工作，文化部外联局各部门的官员但凡遇到这种涉外活动，都要找我来协商厉老师的日程，我请示老师同意后，再安排具体时间。给海外汉学家授课是厉老师对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另一份贡献，如果外访讲演是“走出去”的话，这种授课就是“请进来”，让世界各国有志于汉学的青年了解这个伟大国家，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多年来，海外汉学家做了大量出色的、有时甚至领先于世界的研究工作。他们不仅终生坚持研究，有些人还拥有第一手的资料，中国学者也经常引用他们的成果和观点。所以，为年轻一代的海外学者从事和扎根汉学研究创造有利环境，对弘扬中国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合唱，也只有这样的合唱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才能引发更为广阔的回声。我们不能做独行侠。我们需要众多的拥护者，需要那些了解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的东西方世界的年轻人。今天播下种子，明天就可能发芽。今天授课时他们是学生，明天他们自己就可能成为老师。这些课堂上的青年学者也许就是未来一个个资深的汉学家、政治家或外交官。厉老师深知这一点，因此对这种授课邀请从来都欣然接受，只要他人在北京，不管多远，都会赶到上课地点，他的讲座也一如既往地深受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学者们的欢迎。勤奋治学的先生每次陪同厉以宁老师夫妇出国，我都会带上几十本厉老师的诗集，当作礼品送人。有时诗集是上下集的，放在行李里当然更重，可我从不含糊。每次陪同参会和拜访前，我必定背着书包，因为厉老师随时都可能送书，我也得随时都有存货。从驻在国的大使和陪同我们的各界人士，到办公人员和司机，老师的送书对象不分上下，工作不分等级。每次签名前，厉老师都会仔细问清对方的名字，已婚者的配偶叫什么，然后认真写下其夫妻双方的名字，再签上自己的姓名和日期，郑重地说：“送给你们夫妇”。得到厉老师亲手签名、亲自送上的诗集后，大家无不格外感动。厉老师的夫人何玉春喜欢照相，每次回国后都仔细整理、洗印、放大照片，分别装好，让我转给陪同人员每人一份。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很少机会能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厉老师这样的大师，所以都很珍惜，有合影照片做纪念则再好不过。其实老师和师母一向如此。他们之间相敬如宾，对他人的工作也十分尊重，无论对方是高级官员或成功的企业家，还是跑前跑后的普通工作人员。厉老师赠书成了一个长期习惯，至少我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厉以宁的作品就一部接着一部，不断问世。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争相约稿，以能够出版他的作品为荣。厉老师勤奋，讲课之余总在思考问题。他下笔快，动笔勤，出手即是文章，而且全是手写稿。我是陪同他出访国外最多的学生，很惊讶他即便身处异国他乡，即便还有时差要克服，却仍然能保持每天早上六点一起床就坐在酒店案头写作、工作一会儿再和我们一起吃早饭的习惯。他告诉我，每天早上他能写两千多字，都是手写，常常一气呵成。正是由于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勤勉，厉以宁才能在一生中写出几十部专著和上千篇论文。外研社将国内顶尖学者的作品翻译成外文，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厉以宁老师的著作对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厉老师已经有三部作品——《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和《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出版了英文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的英文版也即将出版。此外，厉老师的上述部分著作还分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塞尔维亚语等多种文字。一个经济学家有多部著作分别译成多个语种，这在我国是不多见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由厉以宁1980年到1998年发表的部分论文组成，反映了他在中国经济改革攻坚阶段的思考和观点。收入本书的文章曾发表于国内的重要刊物，从经济问题到教育事业和扶贫政策，覆盖面甚广。2012年，厉以宁先生、何玉春女士出席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首发式《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初版于1990年，以后再版多次。在这部理论著作中，厉以宁运用非均衡概念来分析我国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例如，厉老师认为瓦尔拉斯均衡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非均衡才是常态。他还在书中强调了国内企业改革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指出企业如果不能独立行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而是始终受到行政约束的话，改革就不会成功。厉老师长期倡导企业股份制改造，因而获称著名的“厉股份”。他本人也喜爱这本书，重视这本书，甚至说过：“如果有人问我：‘在你撰写过的若干本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中，你认为最能反映自己学术观点的是哪一本书？’我将这样回答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同样是厉老师很在意的一本书，也是最能反映他学术观点的三本著作之一。此书初版于1999年，阐述的是道德力量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厉老师在书中指出，习惯与道德调节是介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解之间的。市场调节被称为“无形之手”，政府调解被称为“有形之手”，习惯与道德调节介乎于“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之间。在习惯与道德调节的约束力较强时，它接近于政府调节；而在其约束力较弱时，又接近于市场调节。因此，他在书中呼吁，除了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各界人士都要认真思考道德调节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作用。在撰写这些著作和文章时，厉老师考虑到了时代变革和理论进步，涉及了改革开放的诸多领域。这些作品也集中了厉老师在各个领域的代表性观点，涵盖了厉老师在这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步伐最大的改革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文章写到这里，笔者想到了我们在英国旅行期间的一件小事。我们从伦敦乘车北上苏格兰，经过大湖区后，在格拉斯哥大学门前驻足，因为这里是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教书的地方，他在这里酝酿了《国富论》，也在这里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世人都知道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其实他更早时就在《道德情操论》里提到过另一只手。这只手往小处说，指的是每个社会人的“同情”之心，比如仁慈和关爱，或是为人处世的道理，而往大处说，指的则是正义和社会公德，这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和现代文明演化过来的。小处的同情之心需要自我修炼，大处的正义和社会公德则需要社会监督和制度的强制。看过亚当·斯密工作的地点后，我们在很有限的时间中又找过他的出生地，探访了他在爱丁堡的墓地，找这两个地方都费了些时间，但是大家愿意，厉老师也愿意。我跟随老师多年，知道他其实不太喜欢游玩。很难看到他对一个古人这样关注，以至于人在高龄，却亲自探访了三处纪念地。2012年，厉以宁先生一行于爱丁堡福斯桥。左起：车耳、何玉春、厉以宁、吴浩厉老师将教书育人视为己任，“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或许在撰写《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这部专门讲道德力量对经济学作用的著作时，他受到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启发。格拉斯哥大学主要的教学楼是一幢古老的建筑，颜色黑黄，有点像小说《哈里·波特》中的城堡。此楼铁门巨大，是黑色的，上面简单刻着：“亚当·斯密曾在此教书”，朴实无华，低调自然。我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看到镌刻在某面墙上的一句话：厉以宁曾在此教书。平易近人的长者出国做演讲时，厉以宁必定是主角。然而最累的是他，最淡定的也是他。因为他会休息。每次到了酒店房间，在何老师收拾行李时，厉老师都能抽空睡上一觉。老师心脏健康，供血能力充足，所以在超过八十高龄时还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出访国外，调研国内，讲课，写作，无不手到擒来。他坐车期间也能睡着。国外活动常常排得满满的，日程紧张，所以我尽量将距离较远的演讲或会面安排在下午两点以后，让厉老师可以在长途坐车时打个盹。只要睡上二十分钟，他就能精力充沛地出现在讲台上。每次讲座之后，即便走下讲台。厉老师也会被听众围着提各种问题，这几乎成了惯例，如果不干预的话，厉老师就会被堵在会场很长时间，进退不得。即便厉老师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一一回答各路人士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得关注他的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就得像保镖那样上前分开众人，将老师拉到僻静之处。讲座之余，厉老师往往会抽根烟解乏，这时候他一定会叫上我，因为外国当地人抽烟的越来越少了。其实我平时也不吸烟，只是在国外蹭老师的烟而已。最初几次出国，我连打火机都没有，而十几年前欧洲就已经不允许在室内抽烟了。我们只能走到室外，找个没人的地方抽。有一次，我们在门外刚点上火，一个白人中年男子突然走过来搭讪，虽然说话温和，样子恳切，身上却有一股不洁的味道。厉老师显得很警惕，急急地问我：他要干什么？因为即便在西欧，大白天抢劫的事也时有发生，让人不得不提高警惕。我跟此人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只是想要一支烟。厉老师恍然大悟，掏出用了多年的金属烟盒，又拿出打火机，亲自给他点上。此人礼貌道谢后转身离去。这时我才看到他屁股后有片肮脏的黄色，那是没擦干净的印迹。我跟厉老师说：“这是个流浪汉。”在英国旅行期间还有个插曲。在从伦敦开往格拉斯哥的列车上，我们中途要在一个小站下车。到站前很久，我们就开始准备了，因为厉老师习惯于无论做什么都提前做好准备，从不迟到。于是在到站前十分钟，我们就将行李拉到门前，几个人站在那儿，看着列车进站后缓缓停下，外面有人拉着行李离去。但一分钟后列车又缓缓启动，车门居然始终没开。我们错过站了！原来在英国的火车上，车门一般不会自动开启。门边有个绿色按钮，列车停稳后自动解锁，乘客下车时要按一下才能打开车门，如果不按，车门就始终关闭。我之前在欧美长期生活过，本来应该知道这一点，可是回国多年，已经忘了西方的这种习惯。那天列车上人少，我们下车前，车厢里也没人提醒。幸好接站的司机熟悉当地路况，立刻开车赶赴70公里外的下一站，没让我们等太久。我很自责。因为我的疏忽大意，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让大家虚惊一场。可是厉老师和何老师没有批评我，甚至没有再提及此事。他们一向如此，在我们犯错时都宽容以待。真是长者风范，我辈不能及。厉老师才学过人，家庭和睦，生活简朴，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都是我们后进的终生榜样。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厉老师的高度，也无法像他那样为国家和民族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但毕竟可以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或是在他的作品中，体会他教书育人的心得，思考他参与社会改革的建言献策，从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获益。厉老师博学强记，有一般人没有的惊人记忆力。他的学生太多，天南海北，各行各业，国内国外都有，我们难以分清。可我忘记哪个校友的名字时就问老师，只要描述的差不多，他都能叫出名字。这是禀赋，我们无法企及。他每天都要写两千多字，天天如此，集腋成裘，即便出国访问也不例外。这是勤奋，我们却可以学习。厉以宁老师是我们的榜样。他人虽然走了，思想和精神却永在我们心中。我们有幸经历了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变革。40余年不间断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变成了富裕强盛的国家，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在这个过程中，厉以宁以其声音，以其文字，以其思想，为改革付出了巨大努力，成了改革开放中不可磨灭的标签。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从他的授课中感受到了什么是条理和逻辑，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了什么是勇气和创新，从他的思想中感受到了什么是智慧和大家风范。在写作本文时，笔者在微信校友群看到厉老师手写的两段文字。征得同意后，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结束语。那是老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写的，既是对后人的激励，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就像一个隐喻，耐人寻味，意境悠长。在第一张纸上，厉老师谦虚地写到：“我们这一代不过是新旧经济学之间的过渡人物。中国新经济学的产生，有赖于今天三四十岁的青年人的努力。”第二张纸写的时间是九十年代中期，厉老师给刚毕业的研究生寄语：“经济学的发展好比一场接力赛跑。你们接过这一棒，是上一代人多年艰苦探索的成果。你们这一棒跑得怎样，历史将作出评价。”（厉以宁是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耆寿92岁。）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杨耕，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呈上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杨耕文集》，收入了我的10部著作，即《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研究》《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静水深流：哲学断想与读书札记》《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这10部著作集中体现了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求新与求真的统一，反映了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展示了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呈现了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途径、理论观点。《理论前沿》发表金民卿教授的评论文章认为，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重读”与“重释”《杨耕文集》的主题，就是在重读马克思的基础上重释马克思的哲学，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重释马克思的哲学也不是“无病呻吟”。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种观点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本真精神和内在价值，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引发人们的重读和重释。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哲学本身发展的困境，使哲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的哲学。《杨耕文集》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的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哲学思想。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学派，都随着创立者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能兴盛于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这样。马克思逝世后，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当代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进者。我们当然不能奉行“原教旨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只有马克思阐述过的哲学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终止于1883年。同时，我们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从创始人这个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离开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杨耕文集》所收入的10部著作，就是围绕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的哲学这一主题，力图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深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在理论上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第1卷：《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背景，力图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成果重新阐释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论证，同时又契合着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正是在资本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现实存在，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从而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第2卷：《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22篇编辑加工而成的。这些论文从逻辑上集中体现了我的研究方向，展示了我重读马克思的理论成果。收入这部著作的22篇论文是按照理论逻辑安排的，所以，从形式上看，这部著作是论文集，实际上是一部理论专著。《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提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首先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开始的；因此，《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以及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多维视角阐述马克思的哲学，并认为在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多重批判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的哲学，又深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本身又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第3卷：《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以近代思辨历史哲学、现代批判（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为理论背景，重新审视和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性质、内容和功能，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本体论，而且注意到并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历史认识论问题，而关注和研究历史认识论正是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同时，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解答历史认识论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历史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因此，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研究的基础上强化历史认识论研究，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同时实现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双重职能。第4卷：《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为基础，重新审视、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从理论主题的转换这一视角来看，唯物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不是所谓的“终极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是所谓的“初始物质”，而是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唯物而又辩证、自足而又完整的世界图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并终结了形而上学这种传统的哲学形态。第5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辩证法特征、本体论特征、认识论特征、历史观特征、批判理论特征、人的理论特征等方面重新理解、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或原理，探讨了现存世界与人的生存本体、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与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辩证法的实践基础、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此次收入《杨耕文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吸收了由我修订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部分内容。第6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研究》，从文本考证与理论研究、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等多维视角，深入而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基本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运动，建构了一种独特而宏大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建构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第7卷：《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加工而成的。与《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按照理论逻辑编辑不同，《思考的痕迹》是按照时间顺序编辑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我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心路历程及其思想演变，实际上，这是对“探索者”道路的探索。所以，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就是“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涉及哲学观、历史哲学、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第8卷：《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力图把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和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把深沉的哲学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意识结合起来，以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第9卷：《静水深流：哲学断想与读书札记》，力图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通过“诗一般的语言”，透显出哲学的独特的智慧。《静水深流》是学术随笔。如果说学术专著关注的是逻辑的严谨，那么，学术随笔显示的就是思想的火花。学术随笔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直觉顿悟，在看得见的文字中渗透着看不见的智慧。第10卷：《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是从我的学术自述、学术演讲、记者对我的采访，以及报刊对我的介绍、评价的材料中精选一部分编辑而成，以缩影的形式展现了我的哲学之“旅”、出版之“旅”乃至人生之“旅”：读书、教书、写书、出书。这10部著作不是坐井说天阔，而是40年来我的哲学研究的理论结晶。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使命我重读马克思经历了一个独特的理论途径，这就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再深化到后马克思主义，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样一次迂回曲折的哲学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出于一个思想“疑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似乎是一个早已解决的、无需多虑的“常识”问题，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不断追问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马克思就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哲学的过程中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而后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或者深化、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或者误读、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因此，要解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握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延伸到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经过费尔巴哈哲学，最后“成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性，同时，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性及其伟大所在，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延伸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混合的产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研究社会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传统哲学相交集的产物。在我看来，只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理路做出公允客观的评判，才能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恰当预断。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是因为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反思，而且对英国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批判反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双重批判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的哲学又高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反过来，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又继承、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观点。因此，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补课”，而且进行了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深入研究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不管哲学家多么清高、“超凡入圣”，他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提出问题并拟定解答问题的方案，所谓超前性也不过是对现实中的可能性的充分揭示；由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具有什么样的“个性”，不管在形式上多么抽象，从中都可以捕捉到现实问题。因此，重读马克思不能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深入现实，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从而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敏锐的政治意识、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哲学必须从现实上升到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又必须从“天国”下降到人间，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实践。这一重大的实践活动必然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必然为我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探讨其中的规律性，并以此为基础思考并重释马克思的哲学，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良心和使命。正因为如此，我是在理论与现实的双向运动中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哲学的。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便映出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的马克思，作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透视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在于它从根本上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正是由于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思想登山”四十年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既不同于文学，也不同于科学。科学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去抽象、概括和解释思维的对象，即存在的运动规律，以实现人对存在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也就是实现思维与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所以，科学体现着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维度；哲学并不具体研究存在的运动规律，而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思维能否反映、表述存在、思维如何反映存在的运动规律等，正因为如此，科学及其理论成果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所以，哲学体现着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维度。这就是说，科学的逻辑是实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逻辑，哲学的逻辑是反思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逻辑。哲学因此成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哲学不同于科学的地方还在于，哲学对思维对象的认识不是止于对其规律的认识，而是进入到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仅要知道对象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对象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从而形成某种价值观。换言之，科学追求的仅仅是真理，哲学追求的不仅是真理，而且是价值，哲学因此又成为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民族、阶级、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所以，哲学是科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正因为哲学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科学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哲学思维因此极其艰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是一条艰险曲折的思想登山之路。在这条思想登山的路途上，我已经“跋山涉水”40多年。《杨耕文集》就是40多年来我的哲学研究的理论结晶，是我重读马克思的诚实记录和心灵写照，是我的思维活动的对象化和社会化，表征着我的独特的生命活动。因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耕文集》让我心存感激。我深深地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编审，并不由自主想起了李白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项目部主任朱华华副编审辛勤劳作，高质量地完成了《杨耕文集》的组织、编辑工作。在此，同样表达我的深深的谢意。在《杨耕文集》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导师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永祥教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走进“哲学门”，走向马克思；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不嫌我愚笨，让我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陈先达教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进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我从心里，从流动的血液里感谢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我深知，“要是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天真汉》）从1977年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自不量力地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诗，那就是，“一篇读罢头飞雪”。如今，哲学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成为我书写生命的方式。哲学教会了我如何理解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懂得在现存事物中总是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因素，因而力图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哲学教会了我如何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懂得我们都是“社会的个人”，因而力图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求得个人的发展；哲学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过五关”与“走麦城”，懂得“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因而“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奖赏，依然在路上”（《摆渡人》）。当然，我深知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选择了哲学，谁就注定走上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在这条艰难曲折、风雨交加的路途上，我已不知疲倦地跋涉了40多年，“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我将义无反顾地继续跋涉在这条艰难曲折、风雨交加的路途上。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排座次似乎是全人类的共同爱好，最著名的就是《水浒传》重头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那些英雄的本事已经让作者作了充分的铺垫，因此除了个别人物，大体都没什么争议。现在流行的体育赛事、大学排名等，因为有着许多硬性的规定，排起来也比较方便，争议较少，但有些座次排起来因为缺乏相关规则，往往引起争议，尤其是近百年来流行的点将录，无论是诗坛还是文坛，几乎每一录都会有人提出异议。如果把藏书界也算一界的话，这一界内的座次以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所说的“藏书家五等”最为流行。洪亮吉把藏书家分成五类，分别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可见其视考订家为藏书家中的头等，他在每一等中列出两位代表人物，考订家列出的是钱大昕和戴震。如果以学问论，这种排法绝无异议，但问题是，洪亮吉所说的这段表述前，还有这样一段盖帽语：“藏书家有数等。”既然说的是藏书家，似乎钱大昕和戴震在这方面不很擅长，如何将二人排在头等呢？洪亮吉举出的例子中，范氏天一阁和吴氏瓶花斋归入了收藏家，天一阁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当然不容撼动，但当年范钦所藏主要是通行本，他没有善本珍籍的概念——当然他也许有之，但志不在此。从洪亮吉举出的例子看，似乎第四等的赏鉴家才称得上是在藏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举出的人物是黄丕烈和鲍廷博。黄丕烈藏书以宋本名世，他的藏书理念在业界影响深远，鲍廷博也是位大藏书家，但后世学者和藏家更关注他在刻书上的成就，将这两位放在一起并提是否合适，可以另论，但是洪亮吉将此二人排在第四等，只比著名的书商高一等，未免让爱书人为之鸣不平。洪亮吉为何这样分，他没有作详细解释，只是在每等中画龙点睛地说两句，比如他给赏鉴家的定语是：“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这句评语需要吹毛求疵一下：黄丕烈的确喜欢宋刻本，其堂号“百宋一廛”名扬海内，他也自称“佞宋主人”，但如果翻阅《荛圃藏书题识》的话，能够发现上面提到的善本珍籍一大半都不是宋刻，何以称他对宋刻有“独嗜”？鲍廷博的藏书目录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他忙着刻书没有编目，如果是这样的话，洪亮吉如何知道他专藏宋刻本呢？更何况鲍廷博所刻的《知不足斋丛书》大多能考订出底本，这些底本也大多不是宋本，所以洪亮吉给出的这句评语显然不符事实。“知不足斋丛书”清乾隆道光刻本第一集卷首洪亮吉认为鉴赏家的水平不高，因为他们只关心刻书的年代而不在乎该书的思想内容，这一点很值得商榷。黄丕烈、鲍廷博校书无数，校勘学毕竟不止是找错字，还需要有很多的综合判断，何以能给这些大家如此贬低之语，今天难窥洪亮吉的心思，更何况，他也不是藏书圈资深人士，以至于后世爱书人怀疑他究竟懂不懂藏书旨趣。但是，他的这段话被叶德辉转录进《书林清话》中，由此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凡是谈到古代藏书家时，必会拿出来唠叨一番，对于其所说的合理性，只是偶尔有人腹诽几句，少有人写文驳斥。杨成凯先生二十多年前写过一篇《藏书家的眼光》，其中就谈到了洪亮吉的这段名言。杨先生说，洪亮吉的分等和命名有很明显的褒贬，今天大可不去理会，然而他的观点却很有代表性。杨先生逐一分析了洪亮吉对五等给出的评语，谈到黄丕烈时，他说通过黄跋可以看到：“他得到一个本子往往不等过夜，立即‘挑灯’急校。他校书有所发现，欣喜若狂。已经过去了二百年之久，他的藏书题跋中蕴含的爱书如命的激情，还是那么深切地感动着每一个读者。”杨先生接着讲到了鲍廷博：“说鲍廷博是赏鉴家就更不合适，他用毕生的精力校书和刻书，用今天的眼光看，工作性质应该属于整理古籍，水平高低另当别论。他抄书和校书出名，却没有听说他收藏多少宋本，‘独嗜宋刻’的帽子也扣不上。”杨先生点出了鲍廷博的长处——他更多的是以刻书名世。刻书的前提需要有大量的底本，为了做出版前的校勘，还需要广备异本，从这个角度来说，古代的大刻书家往往也是大藏书家，为此，要研究鲍廷博，就需要从他的藏书入手，再来探究他的刻书思想。在此之前，我读到过的相关专著有刘尚恒先生的《鲍廷博年谱》和周生杰、杨瑞合著的《鲍廷博评传》，这些书让我对鲍廷博有了更多的了解，使我更加认为洪亮吉对他的评语不准确。而今又读到了夏春锦、沈思佳合著的《鲍廷博传》，使我对鲍廷博这位书界传奇人物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鲍廷博传》，夏春锦、沈思佳著，华文出版社2022年12月版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其父、祖皆经商，寓居杭州，又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定居桐乡乌镇的杨树湾。多年前，我在范笑我先生的带领下，到那里寻找过知不足斋遗迹，可惜眼前只是一片茂密的芦苇荡。从哪里还能找到与鲍氏有关的遗迹，这是我念兹在兹的事情之一，而这部书稿让我得知，鲍廷博的故乡长塘村至今还在，不禁又勾起了我前往一探的欲望。鲍廷博画像（戴卫中绘）鲍家藏书始于鲍廷博之父鲍思诩，“知不足斋”这个堂号也是鲍廷博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对于鲍思诩的藏书状况，吴长元在《斜川集》跋语中称：“友人鲍以文嗜奇好古，先世所藏两宋遗集多至三百余家。”在清代中期，宋人集子能够藏到这样的数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足以说明鲍思诩藏书质量之高。能够找到这么多数量，也需要与之相当的财力。我曾好奇于鲍思诩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后来在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读到一句话，他认为19世纪之前，江南大多数藏书家都是凭借经营盐业赚取利润起家的，他举出了扬州二马，同时谈到了鲍廷博：“他家因在浙江经营盐业，已在杭州落户。”经营盐业在那个时代当然是一等一的大买卖，这也就不用奇怪鲍家有那么多钱买书了。关于鲍廷博在杭州的情况，我以往未曾留意，从本书中得知，他住在杭州的睦亲坊，即今日弼教坊一带，这里曾经是南宋著名编辑家陈起开书铺的地方。陈起在这里刊刻的《江湖集》有很大影响，于是有了“江湖诗派”一说，我曾到那里探访过陈起遗迹，却不知道鲍廷博也曾居住于此。以他那渊博的知识，他应该知道这里曾经是陈宅书籍铺所在地，说不定他的刻书之好正是由此而引发的呢。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是这部名著的第一刻，这些年来在市场上见过几部，但刊刻得颇为粗糙，以至于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然本书中在谈到鲍廷博“助友刊刻”时，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当年赵起杲从福建郑方坤后人那里得到了《聊斋志异》手稿后，正是在鲍廷博的怂恿下才得以付梓。鲍廷博为此书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赵起杲在《自述》中特意提到：“出资勷事者，鲍子以文。”夏春锦、沈思佳在专著中特意提到了赵起杲虽然是一方知府，却囊中羞涩，“鲍廷博因世代经商，经济富裕，便慷慨资助赵氏刊刻了这部文学名著”。由此让我得知，鲍廷博不但是《聊斋志异》出版的推动者，同时还是刊刻该书的出资人。鲍廷博资助好友赵起杲刊刻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本书中一个重要章节是鲍廷博与书友间的交往，从中我了解到，鲍廷博的部分藏书是朋友所赠，比如郁礼赠给他叶石君旧抄本《两汉刊误补遗》等三部，倪建中赠给他《麓堂诗话》，陆贯夫赠给他《困学斋杂录》等等。鲍廷博得到这些书，主要用于出版校勘。朱文藻在评价鲍廷博的校勘时说：“一编在手，废寝忘食，丹铅无已时，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征以证之，广询以求之。有得则狂喜如获珍贝，不得虽精思累岁月不休。”如此认真，如此痴情，岂能以只知版本来评价之。藏书、校书，对于鲍廷博来说，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他曾明确地说：“闲窗展卷，心目朗然，盖无以喻其乐也。”鲍廷博七言联（现藏南京博物院）鲍廷博在校勘上付出了很多心血，赵衡阳在《石墨镌华》中说：“坐拥数万卷，据案校书，丹铅不释手，镌工列坐廊庑。所镌《丛书》皆先哲未传之业，由是知鲍君心爱古人，阐扬幽隐，延续废坠，而先世遗书藉以再垂不朽，存者没者均以怀感激，岂区区数言所能罄哉！”何以能给出如此高的评价，这是由中国古书特性所决定的。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称：“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为此他列出了校勘有八大功劳，其中之一是：“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这正是鲍廷博有功于学界的重要原因，也是赵衡阳给出那么高评价的原因所在。鲍廷博批校过的清乾隆十年深柳读书堂刻本《宋林和靖先生诗集》卷首（现藏于芷兰斋）通过阅读本书，让我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两位作者经过爬梳剔抉，还原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藏书与刻书大家鲍廷博，使读者意识到，一个人的专注是何等之有力。按照张之洞的说法，这样的刻书家足可以五百年不朽。以往的赏鉴家被人讥为只是书皮学问，但是这部《鲍廷博传》却为赏鉴家一洗此讥，这正是该书令人读之爱不释手的原因。我还从书中得到了更多的资讯，比如鲍廷博所用刻工之事，有哪些名家帮助其校勘，他的藏书归宿等等，本书可谓惠我以实。因为喜爱鲍廷博之故，我边读边将自己的疑问记录下来，有些问题从本书中得到了答案，还有一些疑惑则有待挖掘。比如后世对于鲍廷博的刻书，主要是谈论《知不足斋丛书》，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中提到鲍廷博刻过大开本的《唐阙史》《曲洧旧闻》等六种，叶德辉经过比勘发现该刻本与汪汝瑮所刻的《书苑菁华》版本完全相同。后来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谈到鲍刻的这几种大开本书时，猜测当年鲍廷博正在督刻巾箱本的《聚珍版丛书》时，遇到了汪汝瑮，汪拿出一些稀见之本请鲍帮着代刻，此乃这几种大开本的缘起。后来谢国桢也谈到了鲍刻《知不足丛书》中有大开本和巾箱本两个版式，其中大开本有七个品种，谢国桢夸赞这七种书：“刊刻工整，纸墨精良。”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我在市面上仅见过两种。关于它们的相关情况，却查不到更多资料，如果能就此话题深入研究下去，必将成为佞书之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期待着夏春锦和沈思佳能够将与鲍廷博有关的问题继续挖掘下去，以便让爱书人读到更多有趣的话题。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本文提要：江晓原：温伯格为科学辉格史辩解的主要理由是无效的。更何况，在细节上，这位票友的论证也有漏洞，例如，关于太阳系，我们早就知道哥白尼也是错的……刘兵：如果一定要为此书的特殊价值找到一个支撑点，我认为可以是：它提供了一个有名望的科学家的业余科学史和科普的代表性样本。江晓原：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正确，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这三条往往表现为下意识，或者只是内心深处的信念，通常不方便直白说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科学主义者，尽管科学主义者在他们中的密度可能比一般公众中的密度要大一些。这次我们打算谈的这本书，取名《第三次沉思》（Third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王羲之，书法的符号、文化的高标，千秋百载说不尽，江湖庙堂尽风流。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入侵，洛阳故都被攻陷，晋怀帝束手就擒。为避战火，北方士族举家南迁。王旷是晋朝重臣，也挈妇将雏加入逃难大军。王羲之是王旷的第二个儿子，时年仅八岁，随大人惶惶然南逃。王旷的姨表弟司马睿，袭封琅琊王，其曾祖就是司马懿。在战事中，司马睿连连失利。王旷从弟王导建议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经过一番樽俎折冲，司马睿得以立足，在那里封王称帝，史称东晋。王导官拜骠骑大将军，“王马共治”时代开启。他们在笼络南方士族的同时，又鼓励北迁世家圈地构宅。王、谢两大家族，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子侄辈，纷纷在会稽郡山阴、剡、诸暨等地安居落户，一时多少落魄豪族。会稽王国建置于东晋咸和二年（327），管辖山阴、会稽、诸暨、始宁、剡等九县。司马睿的幼子司马昱为会稽王，与王羲之情投意合，加之门第世交，永和六年（350），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领右军将军，“王右军”称号由此而来。王羲之与浦阳江畔有不解之缘，对这块“生聚教训”之地有相当了解，在浦阳江（浣江）畔、苎萝山下留下了永恒的遗迹。《诸暨帖》颇费思量对于王羲之的《诸暨帖》有点陌生，或因时人重王羲之书法，对其文字有所疏淡，加之此帖内容确实费解，因而流传不广，《诸暨帖》全文如下：诸暨、始宁属事，自可得如教。丹阳意简而理通，属所无复逮录之烦为佳。想君不复须言谢。丹阳亦云此语君。此帖见于《王右军集》，除第一卷卷首十二篇书、笺，第二卷卷末五篇（首）序、书后、文、诗之外，其余都以“帖”命名的短札。《诸暨帖》是卷二短札中的一则。行文中没有收受人姓名，也没有提及事情背景，藏头隐事，曲笔重重，只有当事人才能知其前因后果，也就是说，只有当事者收阅后，才能知悉短札含义所在。根据鲁一同编《右军年谱》考证：王羲之“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有辞郡帖、恭命帖、殊遇帖、会稽帖、此郡帖，凡在郡论事诸帖（如上虞县事、诸暨、余姚诸帖皆是），皆在后四年中，但不可殊晰耳”。也就是说，《诸暨帖》当写于王羲之生命的358年至361年之间，而帖子所述之事已难“殊晰”，即很难把事情弄明白了。《诸暨帖》提到了“诸暨”“始宁”“丹阳”等行政地名，所述地名也有可能以某地指代某人。这张“在郡论事”帖讲到了“诸暨、始宁属事”，也即这个地方的某件事情，正是那位“某君”请托王羲之向丹阳有司方面说情的，其中“逮录”一词或可释为“逮捕、拘囚”，极可能涉及讼争。王羲之所写简帖是将说情的结果——丹阳意简理通，给请托者一个回复。至于帖中所述情由到底如何，也许是一个历史之谜。“浣纱”摩崖传千秋王羲之（303-361）才华横溢，活动频繁，既掌朝堂权柄，又享林下风流，宋《嘉泰会稽志》卷十四谓其“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他留给诸暨名声最响亮的当是“浣纱”摩崖石刻。苎萝山下，濒临浣江有一块“浣纱石”，传为西施当年浣纱处，浣江由此而得名。唐《十道志》载：“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也，山下有浣纱石。”浣纱石上摩崖“浣纱”两字，笔势飞搴，位置安然，世传为王羲之所书，这从唐宋文字中也显示出来。元稹在唐长庆三年（823）出任越州（今绍兴）刺史，其《游越韵》即有“浣浦逢新艳，兰亭诧旧题”诗句，“浣浦”一作浣渚，从浣江化出。诗中的“兰亭”当指代王羲之，点到了王羲之“旧题”。北宋杜衍《题苎萝村》作了呼应：“两字忠贞昭白石，千年幽恨扫黄昏。”点出了“白石”上的“浣纱”两字。《嘉泰会稽志》卷十把“浣纱”与王羲之题字结合一起记录：“浣江在诸暨县东南一里，俗传西子浣纱之所，一名浣浦，又名浣渚。元微之诗云：‘浣浦逢新艳，兰亭诧旧题。’”清道光杜春生编著《越中金石志》收录了越中名人石刻，始自东汉章帝刘炟年间（76-88），止于元末顺帝年间（1333-1368）。对“浣纱”二字《越中金石志》如此著录：“‘浣纱’二字，旧传王羲之书，在诸暨浣江石壁。”“浣纱”摩崖还有其他史册地志载及，如明万历进士王思任、胡守恒和“紫岩外史”都有专文谈及；明天启、崇祯年间诸暨县令唐梅臣、王章、宁波府推官李清、清乾隆《诸暨县志》、光绪《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等都有记述和实拓。这里择录明《苎萝西施志》所记两则:王思任《游苎萝记》记述：“天启丁卯（1627）秋九月，暨阳学谕万敬升以壶觞、扁舟逆予，招同蔡汉逸、陈奕倩，饮于浣江之上……须臾至苎萝山，石壁数十尺，题‘浣纱’二字，斗许大，笔势飞搴，位置安善，云是右军笔。予细察之，大似褚河南。褚固祖王者，而字旁“右”字未灭。又《志》云：‘右军墓在萝山。’则此石乃其熟游之地，理或有之。即非右军，亦必唐宋人高手所赝。固自韵事。而胥吏阿承官长，易之名而冒其鞟，可恨也。”历史学家李清《游浣纱记》：“予以崇祯之七年（1634）十月，于役东扬……迨伫立溪边，一寻浣纱故迹，则有舟子以小艇至……时予凝眸石旁，见‘浣纱’两字点画如新，对兹韵石，窃为徙倚不能去。及引领一望，则悬崖壁立，其隔寻丈矣。”“浣纱”摩崖历久弥远，后人不断修凿，字迹会有不同程度走样。几百年来，文人学士喜作歌骊之行，对此评头品足，一直上溯到唐宋及以上。殊不知“浣纱”摩崖经历了岁月风霜，能“裸露”至今已是相当难得，即或距最近王思任的记载，也届四百年了。我们只要明白，这摩崖石刻有千余年沧桑镌刻在里面，其沉淀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分厚重。若如此理解，历史维度就能充分展开。如果要考证出这到底是不是王羲之真迹，其难度并不亚于考证今天的兰亭、流传的《兰亭序》与王羲之到底有多少关联。王羲之墓在何处南朝宋《会稽记》有载：“（诸暨县）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萝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会稽记》编纂者孔晔也即孔灵符（？—465），南朝刘宋时会稽人，世代为会稽内史，对本郡的历史掌故甚为熟稔。《会稽记》原书已佚，以上所引见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太平御览》卷四十七除辑录诸暨内容以外，对会稽、山阴、永兴（今萧山）、上虞、余姚、剡（今嵊州、新昌）各县名下的山水也对应辑录，县别分明，不越疆界。《会稽记》所云的孙兴公即孙绰（314-371），参加过“兰亭修禊”，是“兰亭序文”的见证者之一。孙绰文采，冠绝当世，尤擅碑文，如桓温、庾亮等权贵名士的碑文均出自他手。王子敬即王羲之儿子王献之，其书法承乃父衣钵，功力了得。由孙绰撰碑文，由王献之写碑石，这是碑文铭石的最高搭配。《会稽记》对王羲之墓地的记录，有地点、有墓冢、有碑石、有撰文者、有书法者，是迄今所见关于王羲之墓地的最早且最详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记录者孔灵符与王羲之的年代是如此接近。此后的绍兴志书、浙江通志等在载及王羲之墓地时，都照录以上文字。如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六载：“王羲之墓在诸暨县苎萝山，孔晔记云：墓碑孙兴公文、王子敬之书也。而碑亡矣。”由此不难判断，王羲之的墓直到南宋嘉泰年间依然在诸暨苎萝山麓，只不过碑石已经不存。再查成书于嘉泰元年（1201）的《嘉泰会稽志》卷六“冢墓”，除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有载以外，再未见王羲之墓地的其他记载。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诸暨县亦有记述：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墓。《绍兴府志》孔晔记云：在苎萝山，孙绰作碑，王献之书，碑亡已久。（墓）或云在嵊金庭山，或云在会稽云门山。《智永传》云，欲近祖墓（以）便拜，埽移居云门寺，则在云门者近是。然云门今无迹也。清乾隆举人冯至编撰了《允都名教录》，内有《王右军墓》一诗涉此事，全诗如下：右将军墓长山麓，孔灵符记人人读。孙文献字秋阳暴，文字销磨断碑昏，后人移墓入云门。入云门，长山之麓今无存。冯至在叹息声中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右军墓后人移葬会稽云门，如今诸暨长山（苎萝山的主脉）麓的墓已不存。王羲之在诸暨苎萝山麓、浣纱江畔经常游玩，是他精神寄托的又一座家园，归葬苎萝山或是其生前遗愿。以至后人发出“美人名士各平分”的慨叹。综上，关于王羲之墓有四种说法，一说在诸暨苎萝山，一说在山阴兰渚山，一说在会稽云门山，一说在嵊州金庭山。现对四种说法稍加分析：首先从历史文献记载看。诸暨苎萝山最早、最详细，首见于南朝宋代孔灵符的《会稽记》（460年左右成书），而此时仅距王羲之逝世（361年）仅百年左右。与此同时，北宋《太平御览》，南宋《嘉泰会稽志》，明清《浙江通志》《绍兴府志》，历代《诸暨县志》代不绝书，有墓地、有碑文、有碑石，直到南宋时墓地还在，至于墓地何时消失尚未查到记载。山阴兰渚山，首见于唐朝何延之的《兰亭记》，时间也较早，但没其他印证，且是私人笔记性质。会稽云门寺，首见于唐代张彦远《法书要说》，因为云门寺原是王献之住宅，性质特殊，所以王羲之墓在云门寺有相当影响。嵊县金庭山，首见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高似孙的《剡录》。从文献记载角度看，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记载最早，这一记载距今1500多年了，且传承有序，从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史策地志，都言之凿凿。而会稽、山阴两地之说有些“势孤力单”。嵊县对王羲之墓的文献记载较为薄弱，且迟至南宋嘉定八年成书的县级志书《剡录》有简单记录，距今仅800年。《剡录》原书已佚，今有明版流传。其次从墓地实物看。这是嵊县的优势所在，一是此处是王羲之晚年归隐之处，上述四地现只有金庭有墓地标识，而其他三地都不见了。尽管王羲之金庭墓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才建立，至今也不过500多年，还比较“年轻”，但毕竟“墓”是一种实物存在，墓地（不管何时才出现）就其社会立体影响要胜过文献记载。《嘉泰会稽志》内容包含了绍兴府所属的山阴、会稽、诸暨、嵊县等八个县。该志卷六专设“冢墓”专栏，对王羲之墓有专题记述在诸暨县苎萝山。而嵊县栏目下，仅列有戴颙墓、褚伯玉墓，没有关于王羲之墓的任何文字。在《嘉泰会稽志》成书十四年以后，也即嘉定八年由高似孙编撰的嵊县《剡录》卷四，首次出现了“王右军墓，在县东孝嘉乡五十里”的记载。《嘉泰会稽志》所载王右军墓在诸暨苎萝山，是承继南朝宋代孔灵符的《会稽记》记载，最接近王羲之年代，加之《嘉泰会稽志》成书时王羲之墓依然在诸暨苎萝山，且此书又早于《剡录》。至于后起的《剡录》说嵊县也有王右军墓，就不知所据何在了。《剡录》卷三王羲之传提到金庭观有以下文字，“剡金庭观，称右军故宅，有书楼、墨池。”对金庭观是否为右军故宅也没作肯定，仅用了“称”字。至于传中也没有关于墓地的文字。因而王羲之古墓原始所在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当然，古人尤其是王羲之这种大名人的墓，有可能是真冢，也有可能是衣冠冢。回过头来盘点东晋时期，有不少北方世家落户诸暨，如唐代高僧神邕，字道恭，俗姓蔡，祖上在诸暨为官而定居，其先祖便是东晋重臣太尉蔡谟。影响更大的玄俨，俗姓徐，其祖上也在东晋时到诸暨为官而定居于此。王羲之在诸暨的后裔有记载的是唐代王仕伦（779—835），为王羲之十六世孙。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所载王仕伦墓志铭中，记述了其与王羲之的世系源流关系。“衣冠南渡”，开启了中国文化重心由北转南的时代，虽然时移世迁，岁月沧桑，但王谢堂前的燕子，依然在历史时空中盘旋飞翔，洒下一路晋韵，满天风霜。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唐代的城南杜氏家族，人才辈出，杜甫、杜牧，为众所周知者，此外还有著名典志史专家杜佑（735-812），其先祖杜预《春秋左氏传注》，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释。杜预还是一位军事统帅，西晋平吴的统一战争中，杜预是西路军的统帅。唐诗《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的王濬就是杜预的部下。杜佑最著名的著作《通典》，是中国典志专书的开山。三代文明，孔子最推崇周礼。周制尚德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秦制尚政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折中形态就是汉朝的“霸王道杂之”，以及之前的过渡时期“黄老之术”。因此，汉之前的历史是周制与秦制的较量与折冲，至汉武帝而定型。此后，迄于唐宋，则是在佛教入华的助推下，儒家思想走向礼制化、理学化，尤其是从“礼经”向“五礼”（依《通典》是吉、嘉、军、宾、凶）框架转变中的礼制化。五礼制度自汉朝唱始，西晋定制，南朝萧梁成型，唐《开元礼》集大成，从而为杜佑《通典》的《礼典》（前六十五卷沿革，后三十五卷撮要开元礼）提供了编纂基础。汉唐间历史的分分合合，也需要一部“通典”勾连起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联系。二百卷篇幅的《通典》，其中《礼典》一百卷；中华书局《通典》标点本5500多页，《礼典》超过2600页，约占一半体量。这都显示出“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得到高度重视，是唐宋社会以“礼”入“法”进程的重大表现。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开门见山的评论就是强调“礼”对于国家秩序的意义，正是这种时代氛围的反映。就礼制而论，郑樵《通志·二十略》的《礼略》仅4卷，简陋过盛，而且几乎抄自《通典》。《文献通考》有《王礼考》二十二卷，另有《郊社考》《宗庙考》，整个礼的体系已经不是“五礼”制度。这说明《通典·礼制》一百卷，确实成了“三通”“十通”谱系中的绝响。后来者没有人像杜佑那样，对于“礼典”抱有如此的兴趣。《通典》的资料穷搜载籍，自不待言。但是，杜佑也力求补充新知，比如《经行记》。杜佑族侄杜环怛逻斯之役（751）被俘后在西亚、北非生活了十余年，762年搭乘商船回国，写下了《经行记》。这一年27岁的杜佑在淮南幕府任职，距离他完成《通典》上呈（801年）有将近40年，应该属于搜集资料时期。杜环像杜环行程示意图杜佑同时代还有三个人与西亚知识有关。贞元元年（785）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736-806），因为其墓志前几年发现而为人所知。（参见拙著《文明的边疆》，第二篇《诸神入华》，“中古丝路上的西游记”，中信出版社，2020年）与唐朝同朝为官、《皇华四达记》的撰者宰相贾耽（730-805）。另一个就是上面说的《经行记》作者杜环（约生于730年）。杨良瑶（736-806）比杜佑（735-812）年轻一岁，比贾耽（730-805）晚死一年，他们三人都活到了70多岁。假如751年杜环被俘时的年龄在20岁左右、即成丁之际，那么，他应该出生在730年前后，与族叔杜佑以及德宗朝重臣贾耽、杨良瑶属于同一代人。换言之，贾耽、杨良瑶通过同僚杜佑分享杜环的海外经验，可能性非常之大。《经行记》被收入《通典》卷192、卷193《边防典》中。杜佑曾在西亚蕃客云集的广州担任岭南节度使，德宗贞元年间（785-804）曾任宰相之职。杜环的游历、杨良瑶的出使（影响贾耽完全可能）以及他们的见闻成为杜佑认识西亚地区的资料来源。杜佑、杜环叔侄同时代的欧洲名人是号称欧洲之父的查理曼大帝（742-814），二杜比查理曼年长几岁。查理曼活了72岁，杜佑活了77岁，都属于古稀人物。查理曼（红桃K）死后，三个儿孙瓜分了帝国，分裂为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三个王国，它们是今日欧盟三个主要经济体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雏形。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杜环没有到查理曼的领地，但是，他的《经行记》提到的拂菻国，又叫大秦，就是拜占庭帝国，或者叫东罗马帝国。杜环《经行记》对拜占庭帝国的记载有近两百字：“拂菻国在苫国（叙利亚）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通典》卷193《边防典·大秦》）与唐太宗同时代的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610-641在位），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略次于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在位）。希拉克略倒霉的是，他虽然打败了萨珊波斯人的进攻，却因为两败俱伤，为阿拉伯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经过百年奋斗，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白衣大食（661-750）。750年白衣大食为阿巴斯王朝（750-1258）即黑衣大食所灭，杜环《经行记》叫“亚俱罗（库法）”。杜环已经注意到了阿拉伯人扩张兼并：“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通典》卷193《边防典·大食》）8世纪后半叶开始，黑衣大食处于巅峰时期，加上拜占庭帝国因为破坏圣象运动带来的内部纷争与皇权不稳，东罗马帝国陷入低谷。只是在9世纪，黑衣大食内乱，而拜占庭帝国则因马其顿王朝（867建立）的崛起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杜佑生活时代的东罗马帝国，正是从低谷走向繁盛的过渡阶段。大食·东罗马·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对于欧洲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编纂了罗马法。查士丁尼一世在六世纪开其端。东罗马法律教学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基础。740年（杜佑5岁的时候），《民法大全》出版了简要本，而且去掉以往切割肢体之类酷刑。九世纪末又编纂了一部六十卷的修订版的帝国法典。这个时期与杜佑生活并编纂《通典》的年代相距并不远。也就是说在唐朝人热衷编纂礼典的时候，罗马人在编纂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典与唐朝的礼典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想重点是两个方面。首先是“礼”与“法”的区别。礼是行为规范，法也是行为规范。但是，后者侧重权利和义务，物权法是其重要核心；前者侧重秩序与尊严，尊卑有序是其要旨。其次是“制”与“治”的区别。制者，典章制度，所谓盛世修典，灿然完备，属于文化盛事；治者，治理规则，涉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规范。我们今天将“法制社会”改成“法治社会”，就是一种进步。随着历史的推移，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核心区逐渐远离西欧，今日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西亚地区，是其主要统治区域。东罗马帝国的制度与文化也与西欧渐行渐远。十世纪中叶（北宋初）东罗马编纂了一本叫作《典仪论》的大书，是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生于紫室者”，意思是正统皇嗣。紫室，是皇后所居之处，以房间涂上珍贵的紫色而得名。）君士坦丁七世（913—920年、945—959年在位）时期编纂的，该书序言很可能也出自这位皇帝之手。《典仪论》（De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俞晓群中华读书报：《早读与早记》一文中您曾有一个观点：早年读书，最容易检验一个人的天资。能否谈谈您早年的读书情况？俞晓群：我们家兄妹四人，我最小。记得我十岁前，父亲在家中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学习室，靠墙放着一张长方桌，我们对面而坐，墙上贴着一大幅墙报，两侧是一副父亲手写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们每人都有一处园地，父亲随时贴上我们的好字、好文章。我的地盘最小，有父亲题字：“无事不调皮，有空就学习。”我记得父亲不主张我们看小人书，他推荐阅读《叶圣陶童话选》、鲁迅《故事新编》以及《中华活页文选》。我十岁后，父母去干校长时间不在家，哥姐去了农村，家中只剩下我与二姐。那时我读书有两个来源：一是父亲的书被塞在一些麻袋里，袋口封死，堆在床脚旁。我将几个麻袋掏了洞，从里面掏出书来看，基本是掏到什么读什么。记得除去中国经典之外，还有插画本《浮士德》《一千零一夜》。《论语》背得最多，有些至今还会背诵。中华读书报：您本科是数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是怎么和出版结缘的？俞晓群：我是七七级大学生，1982年初毕业时还是分配制。本来已经通知我留校作助教，但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写待申报的名额，我见到第一个是“出版社编辑”。我读大四时就想写书译书，曾经翻译《趣味数学》《拓扑反例》等英文书，向出版社投稿，因此对编辑职业有些认识。见到有编辑名额，我立即放弃留校，申报做了编辑。也可能是家庭与时代的塑造，我的性格中有两个特点，一是争强好胜，再一是接受过“干一行爱一行”的教育。进了出版行业，由茫然到热爱，一做就是一辈子。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书或哪些人对您触动比较大？俞晓群：此前我曾经说过，有七位前辈被我奉为学习楷模，即跟张元济学做人，跟王云五学做书，跟胡适学做学问，跟陈原学做文章，跟范用学做书人，跟沈昌文学做事，跟钟叔河学做杂家。当然书与人不可分，值得记忆的事情，还有梁宗巨与《世界数学史简编》，郭书春与《九章算术汇校本》，王充闾与《碗花糕》，沈昌文与《阁楼人语》，还有他主编《读书》，钟叔河与《走向世界丛书》。中华读书报：您曾出版《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等学术著作，也出版了《人书情未了》《这一代的书香》等和出版业有关的书人书话，并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海豚书馆”等。您的出版理念是怎样形成的？俞晓群：其一，我想到的是热爱，如陈原先生所言：“一个好的出版人，应该是一个书迷。”热爱读书，痴迷藏书，都是必备的基础。其二，我坚信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要精研它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把阅读出版史，研究出版前辈，作为一项重要的功课。后来撰写小书《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使我对出版产业的认识得到升华，力求将理想主义与经营理念有机结合。其三，我做出版的工作方法是将策划人放在第一位，将自己放在第二位，这是由出版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个出版人如果没有发现和组织优秀策划人的能力，要想完成更多更出色的出版项目，那真是太难了。我身边优秀的策划人很多，有沈昌文暨脉望团队，有陆灏上海团队，有孙立哲团队，有周山团队，有郭书春团队，有牛津团队，有贝塔斯曼团队，有祝勇团队，有梁由之团队等等，在出版的殿堂中，他们是大厨级的人物。还有辽教社团队、海豚社团队的辅助，我只是一个跑堂的领班，最多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服务生。中华读书报：《阅读的常识》（辽宁人民出版社）有什么出版契机？俞晓群：这一组文章来源于我在辽宁日报的“常识辞典”专栏，每月一篇，写了三年。专栏的题目是丁宗皓先生出的，他希望我介绍一些关于阅读的基本知识。我对此题有些胆怯：如何常识，又称辞典？所以最初整理成书时，我起名曰《三年读书记》，出版社审读书稿时，总编辑改名为《阅读的常识》。当时我还是有些心虚，总觉得书中许多论述还达不到“常识”的境界。中华读书报：《阅读的常识》中，在“读书的方法”一篇，您详细讲述了朱熹、张之洞、梁启超、季羡林、吕叔湘、郑振铎、朱自清等古今名家各具特色的读书方法。他们在读书方法上有什么共同点吗？俞晓群：总结起来，他们的共同点大约有四项：一是养成性训练，包括家庭教育与自我觉悟。二是师承的影响，所谓人生有限，不讲师承，只靠个人摸索，哪里会有成功者呢。三是自身的修炼，所谓内在讲求天才出于勤奋，外在讲求时势造英雄，但个人奋斗还是排在第一位的。四是追求自成一家，也就是个性发展。中华读书报：《阅读的常识》的后记中，您提到自己每写一个人物，在阅读人物传记、年谱、全集等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从准备到完成需要二十天左右。俞晓群：杨伯峻先生说，读一部中国经典需要有三件套，即原文、注释、白话。其实读一位经典人物也需要有三件套：传记、年谱、全集，深一步再读一些评论集。要想弄懂一个人物，花费时间是一件必须的事情。我的受益之处，一是充实自己的思想，二是学习他们的方法，三是了解他们的路径。总之读书学习不能过于功利，患得患失，整体的提升不仅是向前跑了几步，更是上了几级台阶。再者读过之后，用通俗的话说，你与那位名家的关系已经由生人变成了熟人，有了深入交流的条件；由略知一二变为知其大概，由八卦故事变为深入理解。说到八卦，如今在学界蔚然成风，许多文人以此来展示自己的文笔与知识。如此写文章，受众多，受欢迎，但将八卦当做学问的主体，作者的目光偏向猎奇，偏重趣味，偏废思想，偏爱粉丝，就要提醒注意了。中华读书报：和书相关的很多作品，也体现了您本人的阅读经历和经验，能否概括一下您的体会？俞晓群：当年陈原先生说，读书的关键是抓住两条主线：书与人。由书去了解许多人，许多知识；由人再去找寻更多的书，有他写的书，有他读的书，有他推介的书。注意，这里的书必须以经典为主，这里的人必须是优秀的读书人。如此往复，你的收益会越来越多。阅读又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知识性、功利性的学习，最为常见。二是漫无目的闲读，对此有许多不屑者，其实此事最让人陶醉，也是读书养成性训练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三是带着问题阅读，将问题化为阅读的动力，这是我几十年来最常用的方法，其状态如福尔摩斯，如独行侠，如苦行僧，我却独乐其中。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沈昌文先生作序，能否谈谈您和沈公的交情？俞晓群：沈公是我的前辈，是我的引领者，是我的师父。我跟他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已经不做三联书店总经理了，但还在做《读书》杂志主编。能够与沈公相识相交，是我一生的幸事。回顾这段因缘，我们的关系发端于三点：一是扬之水的引荐，她向沈公说了我很多好话，沈公很信任她，因此才开始接受我。二是那时辽宁教育出版社有钱而无文化地位，我作为社长有志向而无解决办法。三是沈公离岗，手中留有大批选题与作者资源，如何安置，恰在选择之时。再进一步，以书为例，我们的关系深化于三点：一是《书趣文丛》乃至《新世纪万有文库》，二是《万象》杂志乃至《万象书坊》，三是《几米绘本》乃至《海豚书馆》。凡此种种事情，包容了沈公晚年的全部想象力与生活乐趣。由于观念的吻合，我对沈公所作所为敬佩得五体投地，我甚至说：“论做出版，我可能尽一生之力也达不到他老人家那样的高度了。”而沈公对我的评价呢？他时常会叹道“孺子可教”，几十年就这样走下来。俞晓群（左）与沈昌文中华读书报：你们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吗？您愿意如何评价沈公？俞晓群：沈公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只是知道分子”。他知道的人和书太多了，不停地读书，不停地买书，不停地送书。直到去世前一两年，我们经常请他到京城一些小饭馆吃饭聊天，他还会提前几个小时出来，到旧书店买一些书，拿到餐桌上让我们挑选。他还从自己的书房中选出一百箱书送给我，那些书多而杂，有些多卷本残缺不全，如《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庄子集释》《陶行知全集》等，我整理时经常要到孔网上买书补齐。说到交流，我对沈公是仰视，是学习，是请教。只是我研究数术，他老人家说看不懂。为我的《数与数术札记》作序时，他还调侃我说：“你们这些50后啊，都是神神叨叨的。你连当下的时运都搞不明白，何论古法呢？”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俞晓群：写作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一般是为了发表见解，提高声誉，总结经验等。深一步思考，写作会把一个人带入不同的生存方式。一是表达方式，通常有写作与演讲两种，我选择以写为主，以说为辅。二是娱乐方式，业余时间的生活方式很多，通常有读写与散步两种，我选择以写为主，以走为辅。三是排解方式，工作之余，解压的方式也很多，通常有独处书房与外出交友两种，我依然选择以写为主，社交为辅。中华读书报：您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吗？如果有，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有没有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俞晓群：所谓经典著作，就是可以一读再读的书。对我而言，反复重读的书，首推《廿五史》。此书我陆续存有四套，两套平装，两套精装，至今已经翻烂了一套平装。应该是我悟性不好，繁事太多，此书我读了几十年，记了几十年，写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读完，还会继续读下去，此生恐怕难言精读全书了。还有一些反复重读的书，一是中西方经典著作，因工作之需经常翻阅。二是自己写的书，我也会重读，意在温故知新，也会产生许多惊讶与快感。三是我四十几岁时曾经计划，等我搞完《五行志丛考》，接着搞《天文志丛考》《史事占》，然后再研读《淮南子》。随着年龄增长，渐渐没有了力气，当年的心劲儿也减弱了很多。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俞晓群：张元济先生或王云五先生。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俞晓群：《周易》《廿五史》《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本书用于修身养性，独立思考，以待天时。第二本书一生也读不完，生死茫茫，来生可期。第三本书用于对抗遗忘，检讨过去，续写未来。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您最想邀请谁（在世或已故的都可以）？俞晓群：陈原先生与沈昌文先生。（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敦煌山水画：中国山水画的缩影与留真文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蔡澜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的？愿意回忆下您的读书经历吗？有没有自己最珍爱的书？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蔡澜：四五岁。从小喜欢，不知不觉。三囯、水浒、西游等经典，以及《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惯了就成。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书或哪些人对您触动比较大？蔡澜：丰子恺，《缘缘堂随笔》。中华读书报：在《何妨慢生活》（天地出版社）中，您谈到自己最尊重的人是金庸，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书，而且他的小说令您着迷数十年。愿意谈谈您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吗？最喜欢他哪部作品？蔡澜：就是喜欢，不必解释。全部。中华读书报：您曾提到自己“爱一切写明朝小品文的人”，还有李渔、袁枚等食家。为什么您对小品文情有独钟？蔡澜：心急。中华读书报：谢霆锋称“蔡澜先生真是一本饮食活字典”——您从什么时候起对饮食感兴趣？李渔、袁枚对您有怎样的影响？您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了哪些营养？蔡澜：我的嗅觉灵敏，又在比较之下学了很多关于食物的知识，都是亲身经历，别人的书只是参考。中华读书报：很多内容，其实是通过轻松活泼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的智慧。甚至有些内容，看似不太符合常规的传统的教育和理念，但却自圆其说，看了让人心生喜欢。比如“玩物养志”，比如“自私有什么不好？先爱自己，才会爱别人”“小时听父母，大一点听老师，再大听社会。够了，够了，不能再为别人而活了。早一天醒觉，早一天快乐。”您的天性是好玩的？有趣的？还是慢慢自己觉悟总结的？蔡澜：天性也有关系，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成为习惯。中华读书报：您的文字朴素而富有哲理，同时也很有想象力。比如《笑看自己》一章，回忆幼年时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情节。在写作时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得好看耐看，您是否也很费心思？蔡澜：自小喜欢看电影，写时尽量把画面也描述进去，最后把无关紧要的每一个字都删掉。中华读书报：好像是从2007年以后，您在美食方面投入的精力更多？如在深圳开设蔡澜美食坊餐厅，主持TVB电视节目《蔡澜叹名菜》，打造美食王牌节目《蔡澜食尚》，并担任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后来又陆续出版《蔡澜美食地图》《蔡澜品酒》《人生必去的餐厅》《人生唯有美食不可辜负》等等……您的写作在日常生活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吗？一般是什么时间写作？蔡澜：每天三餐的事，当然占重要位置。无时无刻地写。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蔡澜：丰富的稿费。中华读书报：您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吗？如果有，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有没有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蔡澜：从不重读自己文章。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蔡澜：丰子恺。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蔡澜：求生更重要，不读书了。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您最想邀请谁（在世或已故的都可以）？蔡澜：李白、毕加索、梵高、李渔。中华读书报：您从小喜欢电影，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蔡澜：《2001太空漫游》。（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谢大光中华读书报：《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出版是何契机？谢大光：孙犁先生2002年6月离开我们，到2022年，整整二十年了。年初，整理与先生有牵系的旧物，准备写点回忆，《天津日报》宋曙光打电话提醒，该为先生做点什么呀。曙光算是孙犁的入室弟子，进报社三十多年一直在编“文艺周刊”，前两年也退休了。他和我想到了一起。曙光知道我写过一些关于先生的文字，就说，二十年是个大事，写篇把纪念文章有些单薄，不如约几位与孙犁交往较深的作家，各自把与先生有关的文字编一本小书，出成一套纪念丛书。我说这个点子好，就是出书不容易。曙光比我乐观，他先已和北京肖复兴、卫建民通过气，我提议加上冉淮舟。五个人好像早有预谋，一拍即合，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是曙光联系成的，比预想的顺利。就这样，出版方参与策划，由五部书组成的“我与孙犁”丛书在七月出版，《孙犁教我当编辑》列在其中。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孙犁的？能否谈谈您所认识的孙犁？谢大光：197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复社，原先下放农村的老编辑李克明回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孙犁，他们是冀中时的战友。出于对年轻人的培养，老李拉着我和另一位编辑李蒙英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孙犁，当然，作品早就读过。孙犁比我想象中的清秀。他的居所是一间大房子，书房兼卧室，被一排书柜隔开，书多家具少，干净清爽。孙犁聊起天来，很家常，不时放声大笑，很快会让你忘记面对的是一位著名作家。我很喜欢这种气氛。也是因缘巧合，不久，社里创办《散文》月刊，我参与其中，借工作机会，常到耕堂闲聊。先生是很敏感的人，眼光锐利，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心思看个差不多。外界传闻先生孤僻刻薄，拒人于门外。孤僻其实不错，他是看透了世态人心，想少一些无谓的交际，有更多时间读书写作，刻薄则是误解。先生待人诚恳热心，读他写给那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作者的信，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先生在工作上生活上给过我不少具体帮助，往往不动声色，让你觉不出一点负担。先生是坦诚的，思考问题又绝不单纯，方方面面都思虑到了，才抓住要害。先生是勤奋的，却不勉强自己，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生活上简单随意，写作时严谨苛求，现在想来，孙犁先生是多侧面的，甚至充满矛盾，任何简单的概括都说不上准确。中华读书报：书中您谈到孙犁先生就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给予您的很多指点和建议，能否概括一下，怎样才能做好编辑工作？谢大光：孙犁曾自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作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从先生的言行，到自己亲身体验，我以为编辑是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在每一部新稿子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要坦承自己的无知。编辑工作最求认真，对稿件严肃认真，就是尊重作者。中华读书报：您编过不同版本的孙犁散文，您认为他的散文最大的价值是什么？谢大光：孙犁的作品，我或独立或参与，编辑过七八种，以散文为多。孙犁的散文是良心之作，擦亮了，或者说恢复了，汉语写作存诚立信的优良传统。谈到作家要凭艺术良心写作，孙犁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工作是很复杂的精神劳动。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作家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有些人就不那么正直了，就不那么能凭良心说话了。作家要有主见和主张，不能轻易受外界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是作家的道德规范。”中华读书报：您从事散文期刊和散文书籍编辑工作三十余年，能否谈谈您对散文的理解，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谢大光：这个问题有些难。首先对散文范围的理解，有不同看法，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我甚至不清楚是否一定要搞明白。前提不一致，就难以论优劣。如果不以概念为前提，仅谈阅读感觉，真诚的、切实的文字，能激起阅读联想的，就是好的。中华读书报：书中收入《与孙犁先生编书》，孙犁先生编书有什么特点？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谢大光：《与孙犁先生编书》写的就是编孙犁先生的书。先生生前，对于自己的文字，是十分珍惜负责的，凡是编他的书，他对编辑是挑剔的，有所选择的。一旦应许，他会投身其中，提供帮助。编《如云集》时，我刚提出想法，先生笑呵呵地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正是《如云集·目录》，先生早已拟好。我看后觉得稍显单薄，建议再多写一些，先生欣然赞同。文坛传闻，孙犁的作品，编辑一个标点都不能动。这是误传。认真负责的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孙犁都会仔细考虑。有的稿子经编辑删改，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孙犁读过认为改得好，写信称赞，并照此收入文集。孙犁专门写过《改稿举例》一文存证：“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孙犁反对的是不负责任的乱删乱改，完全不尊重作者的劳动，认为，如果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那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中华读书报：您知道孙犁先生读书有什么特点吗？你们经常聊天，是否也常交流读书心得？谢大光：孙犁说他读书是从来没有计划的，遇到什么就读什么。虽说无计划，但有所选择，拿到一本书，先看提要或序跋，了解一下书的作者及其内容。选择了一本书，就认真把它读完，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读到认为好的地方，就把它摘录在本子上。晚年孙犁，多读古书，经史子集都有涉猎。1980年《散文》创刊，我去耕堂约稿，恰好先生酝酿写一些读书记，当年第二期，一下子刊发了五篇“耕堂读书记”，由此开始，读书记成为先生晚年写作的一大方阵。先生读书，多而杂，长于比较，联想，一篇短短的读书记，常在谈一部书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归纳提炼，最终揭示的，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课题。所以先生开玩笑说，就属给你写读书记麻烦，摊了一桌子书，还要小心别把人名弄错，张冠李戴。中华读书报：孙犁先生读得最多的书是什么？他最推崇的是什么书？在读书方面，他对您、对编辑有什么建议吗？谢大光：先生最推崇鲁迅著作。读得最多的也是鲁迅全集，各个版本的。从青年时接触到鲁迅作品开始，终生不辍。早在1941年，那样艰难的战争环境里，孙犁根据自己阅读鲁迅的经历，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撰写了《鲁迅·鲁迅的故事》，1995年搁笔之前，先生还在研读鲁迅晚年书信，准备写点什么。先生说，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年轻人应多读“选本”，优秀的“选本”可以锻炼编辑的眼力。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是什么？谢大光：枕边书意味着夜晚睡觉前翻看的书吗？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上班要和各种文学书籍打交道，回到家反而不愿再读文学，多读杂书，真正把文学书放在枕边读，是上学和从军时期。退休以后，养成个早餐后平胃的习惯，阅读和平胃同步，枕边书就是早读的书。我读书散漫，又喜游历，七十岁以后想收束一下，找一部大部头的书拴一拴，正好书架上有二十卷本《资治通鑑》没读过，作了我的枕边书。我并非读文史出身，啃这样的书有难度，记起孙犁的话，古文读不懂，多读几遍就懂了，要硬读。原计划十年读完。为提高兴趣，我采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读到唐末，再回过头从第一卷补。开始读得慢，每天两三页，反复读，越读越有兴趣，后来就不计页数了，读到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有了结局再罢手。花了七年时间，总算啃下来了。老实说，这个年纪，读了后边忘了前边，能记住的寥寥，收获还是有，知道了所谓史书就像一张网，网住的成了历史，那些漏网的呢？是有意遗漏，还是别有原因？我更想隔着网眼，寻思那些归入大海的“历史”。中华读书报：您会常常重温什么书吗？谢大光：近些年常重读孙犁的著作，特别是晚年的杂著，先生的文字经得住反复读。前一段为参加一个座谈会，重读了先生1979年，为工人作家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写的《小引》，就像当年坐在耕堂，读先生刚写出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让我震惊。先生说：“我们的文学，也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正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外国的现代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国文学的现状，作为借鉴，要从人家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这是写在1979年呵！中华读书报：您最钟爱的文学类型是什么？是散文吗？谢大光：给文学分类是理论家的事，与阅读无关。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阅读，阅读的活力在于联想。能够引发联想的阅读，于我就是享受。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哪一本书是所有作家的必读书？谢大光：《新华字典》。（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冯唐中华读书报：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了《鲁迅全集》？是在什么情况下读到的？冯唐：在工厂的图书室。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工厂都标配有图书室，图书室标配有《鲁迅全集》。我爱去图书室，《鲁迅全集》是那里唯一的文学书。读的时候太小，没太懂，但鲁迅创造的意象真好啊！还有《故事新编》，好玩，现在的人这样写，会不会被指亵渎历史人物啊？中华读书报：童年时代特别喜爱的人物或主角是谁？冯唐：童年时代，我喜欢我哥。书中的人物，没有特别喜欢的。中华读书报：你在国内已取得医学博士，又从零开始，到美国读MBA，这样的选择在你来说是必然的吗？你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一向都这么清晰果决？冯唐：在那个时间节点，是一种必然。读完了博士，开始工作，意味着学校生活的结束，青春期的结束。但实际上，如果留在协和做医生，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从病房到手术室到教室，是延续，不是变化。我想要一个变化，大的变化。我喜欢变化。仔细思考，然后去做。Just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樊国宾中华读书报：《君子豹变》（作家出版社）记载了您在读书、编辑和写作过程中的思考，能具体谈谈您的读书生活吗？看得出来您博览群书，且读且思且写，用丁帆先生的话说，“笔墨虽简，却是气象万千……带来的知识信息量也就十分繁杂广博，没有深厚的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储备者，就很难进入强大的语境叙述的背景之中……”樊国宾：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驾驶“阿波罗11号”代表人类首次登陆月球那一年，也是陈寅恪、吴晗、刘少奇去世的那一年，我出生于太行山南麓与中条山合脉的晋东南沁河岸边。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认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一旦全国统一，它既非交通要塞意义上的政治中心，也非黄河流域的农业重心，其地位就不那么重要了。谭先生的观察还是比较犀利的，在经济实力基础和簪缨文化氛围方面绝难与江浙地区比肩的山西，青少年要想出人头地，真是难于上青天。父亲是一个基层中学的校长兼教员，以棍棒方式让我艰难克服了从小骨子里对寒窗苦读光耀门庭的本能恐惧。然而，上世纪70年代，能读到的书非常有限。父亲订的每一本《解放军文艺》和《红小兵》，我都反复翻阅过至少200遍，那是真正的凄怆童年。中学时代，迷恋各种课外书近乎痴绝，比如在地上发现一张残缺纸片，都要捡起来啧啧品味。11岁读完了家乡作家赵树理的绝大部分小说，以及《铁旋风》《沸腾的群山》《敌后武工队》《岳飞传》等等时兴作品，一时技痒，还动笔写了一部讽刺同班大个子同学的中篇小说《庞然大物历险记》。高考前一天，别人捧着教材狂热磨枪，我还在奋笔疾书《红与黑》的读后感。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当年是全县的文科状元？樊国宾：虽然是以文科状元小公鸡般的骄傲进入大学，却对本专业汉语言文学兴味索然——彼时心气甚高，以陈寅恪十三年游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而故意不取学位为效仿，精神志向的目标乃是“闻道”，不愿去专注于某一学科，担心被某个具体专题束缚住之后，便没有时间再去了解别的知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幼学肤浅，所以在终生热爱和仆从专业的选择上长时间处于迷惑状态，哪里配得上去攀附陈寅恪先生。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寅恪先生30岁之前，大经大典已经读完，“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甚解”，突厥文、巴利文、波斯文、西夏文熟稔程度有如母语，人家才不屑于文凭学位。1999年入南大后，我很快与1998级的几个师兄混得烂熟，因为我们惊讶地发现对方和自己一样，瞧不上本专业那些憨憨作品和各路大佬们对这些憨憨作品的研究。于是，大家齐刷刷转身扎进历史、宗教和哲学的领域，乐不思蜀。丁帆先生这方面很宽仁，根本不管我们。原味若供馔，晏私如暴殄，开蒙以来读书已有四十余年，精神上却都是断点（末梢知识），没有累积的成长。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我与昔日之我，多少事，多少恨，只好从简静做起，跑到自己的耸怪趣味里，与作者们结一个清芬的盟誓。中华读书报：您的阅读，总能读出书籍以外的东西，比如读戈斯登《走出黑暗——人类史前史探秘》，竟延伸到《北大西门保安爱问的三个问题》。能概括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吗？樊国宾：于我而言，阅读应该是王阳明意义上的知行博弈。“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所以，读了书，须在事上磨练，方立得住。事上磨，不在书中养气，如何正身。阅读的积累会影响人生态度，在社会上沉浮，每个人都会遭遇艰难的时刻，读书能将困难和悲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尊重的层面。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这就是为什么要读书的理由。记得赫塔·穆勒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说：“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自由。”近现代以来，学问的途径逐渐分为两路：“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这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陈澧所言，钱穆则用现代的话转译为“通识”和“专家”。在读书方法上我个人更偏爱博观约取，更偏爱那些识巨才大、以气骨胜的作者（譬如斯宾格勒和雷海宗），不大钟爱螺蛳壳里做道场、蜗牛角里忙砍杀、精雕细琢的功夫型专家。前一种路径，在现代学术体系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尤为不易。不为事功，机心全无，而是带着趣味去读书，挥洒自若，就会有一种体系之外的率性与轻盈、放达与犀利，在萧散随意之中与作者能够“以心会心”。有个台湾学者，苦心孤诣弄清了玉皇大帝封猢狲为弼马温是因为猴能防马病；他还弄明白了由“微管仲，被发左衽”引出的衣襟“右衽”还是“左衽”的问题。但王纮（南北朝时小部酋帅）冷冷地说“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汪兆骞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读了一辈子书，您最珍爱的书有哪些类型？汪兆骞：我家算是书香门第吧。“文革”前，家里有三楹开间书房，藏书甚多，叔叔从燕京大学毕业，新书也不少。我五岁开蒙，识字后便喜欢在书房读书。小学始读希腊神话，中学读《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大学读中文系，重点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和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广涉世界文学，尤喜读俄国文学。自幼养成读书后写读书笔记的习惯，至今不辍。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一定也有一再重读的书吧？汪兆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后，社里藏书甚丰，学者专家很多，耳提面命，读书不再杂芜。枕边书有钱锺书《宋词选注》、俞平伯《唐宋词选释》、蘅塘退士选《唐诗三百首简注》。外国文学有《萨特文选》（七卷本）、《叔本华思想随笔》，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退休后喜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中华读书报：作为从业几十年的编辑家前辈，您早就摸索出了一套好编辑应该具备的能力。能否概括一下，您认为好编辑应具备哪些素养？汪兆骞：我一生从事编辑工作，一个职业阅读者。凭借人文社这一平台，不仅可眺望文坛，还结识了几乎所有的一流作家，因编其作品，多数成了挚友。作为编辑的快乐和荣耀是，我见证并参与了优秀作品的诞生，给中国文学添光增彩。我刚到人文社，社长严文井便找我谈话，严肃地对我讲：你既然选择了编辑这一职业，你就必须忠于职守。严文井的谈话，成了我当编辑的一生的指南。另一位社长、女作家韦君宜也找我谈了话，轻松而活泼。她说我一贯主张作为编辑，应该成为作家和学者，不然你怎真的懂文学。二位领导的话都对。我社的编辑聂绀弩、牛汉、秦兆阳都是著名诗人学者可证。但我才学有限，又喜欢当编辑，压根儿没想当作家学者。我曾编辑过王蒙、莫言、李国文、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熙、邵燕祥、王安忆、铁凝、陈忠实、张炜、周大新、王朔等人的作品。回报也是有的，比如个人也多次忝列全国各类编辑奖的名单。多年的编辑生涯，让我体会到编辑的难当，因为编辑应该具有较深的学养、较高的文艺批评能力和美学鉴赏水平，应该是个通才。作为读者，你可以按自己的美学趣味选择读物；但作为编辑，你却不能按你个人的美学趣味取舍文稿。比如小说，它的基本审美范畴，是塑造鲜活的人物，其优劣只在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其他是华衣锦帽而已。中华读书报：您审稿一般有什么特点？是不是翻几页就能判断出作品的好坏？汪兆骞：作为老编辑，阅稿无数，自有文稿上手，看上几页，其斤两几何便心里有数的能力。但我总担心有遗珠之憾，甚至埋没有才华的作家，必将文稿看完、再作判断。而且退稿必写信说明问题并鼓励。对稿件处理，以标准为准绳，不讲私情。我退过著名女作家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她那大气磅礴、结构严谨、语言精美的《少年天子》相比，她非常雄厚的文学功底并没完全发挥出来。我退过严歌苓的作品。尽管我与其父肖马（《钢锉将军》作者）熟稔，但因当时她刚出道，作品尚稚嫩。除了退稿，我还曾坚持用稿。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皆是我在《当代》编发的，但最后收尾的《狂欢的季节》，编辑部一些领导以自传体缺乏小说的艺术魅力为由不予发表。在编委会上，我坚持认为其作品以“狂欢”的喜剧形式，表现的却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非虚构的“自传”虽多少削弱了虚构的想象艺术力量，但“经验世界”是王蒙此小说独辟蹊径的艺术特色，而王蒙独特的人生经历本身，赋予其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构成了真实又宏阔的现场境界。最后弄到曾是作家的社长聂震宁处，小说得以发表。我的坚持，并非因王蒙曾是我读大学时的辅导老师，在文学上曾给予过我诚挚的帮助扶植。我认为，一个编辑，应铁面无私，不讲圈子和私情，秉持文学原则和做人的良知，对文学负责，对读者负责。中华读书报：《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从文学欣赏、评论与创作的角度，以人性、历史及美学的眼光解读从1901年以来的一百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经典代表作。能否谈谈这本书的起源？从涉及人物、时间、作品来看，《文学即人学》是一部信息量巨大的作品。从写作的经验来看，是否比年轻时候同一主题的写作更丰富？汪兆骞：写这部书的缘起，既不是突发奇想，也未经精心策划。我从小就喜欢读希腊神话，后扩展到世界文学。人文社浩瀚的外国图书更让我享受不尽，连《古拉格群岛》那样稀少的书，及西文哲学文学思潮的书也应有尽有。我社还办了一张《文学故事报》，旨在介绍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就经常把阅读外国小说写的读书笔记发表在该报。后我在任《当代》副主编的同时，兼管了这份发行三十多万份的报纸，发表读外国文学的心得成了必须的任务。我退休后，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全景式再现民国文化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七卷本）的写作完成时，正赶上因2012年莫言荣摘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没想到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莫言和诺奖的舆论浪潮，这让我十分惊诧。我决定暂时放下《我们的八十年代》的写作，写一本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书，于是出版了《文学即人学》。《文学即人学》是由我近七十年读外国文学的读书笔记整理修润而成，在整理过程中重读和删去年轻时的读书笔记中那些自由、自信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的锐气，让我益发感到真的老迈而圆滑了。《文学与人学》不是学术性的，而只是导读类的读本而已。中华读书报：此前您有一部《我们的80年代》，讲述了您1980年代与22位文学大家相识、相知的过程，您如何概括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气象？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多数还在写，但有些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您如何看待作家的创作生命力的问题？汪兆骞：“白发书生寂寞心”，我是个幸运的老叟。有幸亲历和见证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文学大发展。我把这个年代，视为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澎湃、磅礴的流段，或可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域名。它从悲壮开始，演出了宏伟辉煌的文学大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纷纷登场（这样表述或不尽人意，但大体上是实事求是的），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张贤亮、陆文夫、陈忠实、王朔、铁凝、王安忆等带着他们的佳作《活动变人形》《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绿化树》《美食家》《白鹿原》《动物凶猛》《哦，香雪》《小鲍庄》让80年代的文坛，色彩斑驳，流向歧异，丰富多样。巨大的热能燃烧着文学，作家躁动不安，东冲西突。一切哲学、道德、文化、人类学思潮深刻地影响文学，并将之凝结成无数“这一个”文学形象。改革开放带来的民族自我觉醒的巨大浪潮，让作家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可以说，80年代文学的主流，是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民族灵魂的年代。具体到作家的创作，是个极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敬畏作家的创作，敬畏作家的作品。前不久，一位学者，粗暴地批评梁晓声的作品“非常差，没有提供营养价值”，显然在亵渎平民生活史诗的《人世间》。作家的创作生命力与其作品的生命力，是两码子事，前者指作家写作的能力和状态，而后者说其作品艺术生命力。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永存于文学殿堂。一个作家有一部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已不易，即丁玲说的“一本书主义”。我研究诺奖多年，有一悖论，即获诺奖后，这位作家再也写不出超越它的作品，似无例外。中华读书报：再谈谈您的新书《诗说燕京》和《李叔同传》吧，为什么会在退休后反而有这么蓬勃的创造力？汪兆骞：我不相信宿命，却笃信机缘。我在天津出生并度过童年。我写过一本书《别来沧海事》，就是以纪实散文笔法追忆那段在意大利租界的童年生活的，其中提到我读小学时，学校离粮店后街六十号李叔同故居，只一箭之遥，老师曾见过李叔同。他经常带我们到李叔同故居活动，看李叔同的洋式书房，唱他作的歌曲。到北京读高中，语文老师的夫婿是李叔同的关门弟子，佛学家、因明家、书法家虞愚，老师常带我去他家辅导做文学梦的我，指导写作，并向虞先生习书法，并了解许多李叔同事迹。到人文社，我去叶圣陶家拜年，他也跟我讲了他的朋友李叔同不少故事。我在《民国清流》第四卷“抗日战争中的文化人行迹”中专门有一章写李叔同。一次邵燕祥夫妇在新侨饭店请我吃饭，他希望我写一本李叔同传。就在这些机缘巧合中，完成《启幕》之后，着手写这部《李叔同传》。李叔同度过截然不同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朱门子弟风华绝代，是开中国戏剧、绘画、音乐、书法、篆刻等艺术现代化之先河者，后半生落发为僧，芒鞋破钵，以殉道者姿态，毅然走上一条艰辛寂寞的苦旅，成为一爱教爱国的云水高僧。俗佛两界，我却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精神、有灵魂的人物来写，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鲜活、丰富、复杂的李叔同，不管水流云度，他守定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昭示一种精神的归处。《诗说燕京》是我动笔写《民国清流》前，为寻找民国时期语言，以准确表现清流风神的尝试。写此书终于体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典雅的语言趣味，读了上千首明清诗歌，希望诗的气韵流贯在叙述中。写后，一直未想出版，后广东一位出版家，策划一套文化丛书，便滥竽充数出版了。我是一个恪守承诺的人，为了向社长严文井“一定当好编辑”的承诺，在人文社一直老老实实当了半辈子编辑。其实那时候人文社著书立说者不乏其人，当时我正当年华、文化学养丰盈，博闻强记、文字功底也不俗，如果动手写肯定比年逾70写得要好。何止16部著作。君子重然诺，我全力以赴为人作嫁衣裳，不改初心。或许坚持甘当编辑，结交广大作家，常常交流，探讨文学问题，为后来写他们，因掌握大量资料，写得才丰富立体。退休后，准备了12年，写起来行云流水，艰辛却愉悦，不足十年出版了16部书。主体是从晚清民国到当下，一百年的文化、文学、文人都写了，自视是民间非官方的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人的百年全景长卷。只要生命在，我会一直写下去，许多东西在召唤着我：《梁启超传》《绛云楼逸事——柳如是小传》……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带三本书到孤岛，您愿意选择哪三本？汪兆骞：我会带三本书：一《史记》，我所有著作皆传记体；二刘勰《文心雕龙》，有不少美学问题要认真请教；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我与胡适的心灵对话，尚未完结。（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鲁敏中华读书报：你有怎样的枕边书？鲁敏：枕边书有两个极端：享受型的，觉得特好看，“省下来”留到睡前看的。或是带点自苦的难读型的，因为睡前比较安静，可以集中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顺利地向睡眠地过渡。中华读书报：你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鲁敏：我挺喜欢几本书同时开始看，这样便于利用零头的时间。单位会有在读的书，家里的餐桌堆一些，床头、沙发各有几本，卫生间一般是新到的杂志。当然这也暴露出我挑挑拣拣、不够专心的态度。但这样几条跑道并行的方式，确乎也会有效甄选最中意的“那本书”或“那个人”。在这样类似“淘汰制”的环境中，会有些书闪闪发亮、超前领跑的。中华读书报：让你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鲁敏：这个问题不太好答。我是热情型读者，不少书都觉得不错，有其教益之处，可堪一读。中华读书报：你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鲁敏：具有专业背景人士的非专业著作，面向大众的带点串门、跨界的作品。比如人类学家写他的田野调查史，验尸医师所写的死亡故事，画家艺术家写的生活故事，昆曲演员写的表演生涯。比如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画家朱新建《打回原型》、艺术家徐冰《我的真文字》、导演伯格曼自传《魔灯》，理查德·谢泼德的《非自然死亡》等。中华读书报：哪一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哪一本书曾激发你的写作欲望？鲁敏：这个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在问答中总是反复被问起。只能从时间上讲，在我还没有任何文学与写作观之前，《艺术哲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记得大约是1995年左右吧，我把书带到邮局的营业柜台去看，不免有同事问起，我总不好意思亮出封面，后来索性用报纸包起来，因为这书名在当时那个场所显得有点森严：“艺术”倒罢了，还“哲学”！其实丹纳是很有体恤心的，很平和地向读者在构建他的实证主义的艺术观，调子起得很低，只要稍有些文史底子，并对艺术有基本的常识，便会一头看进去，进入他为你架构的体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剖析各艺术门类的历史起因、风格形成、流派分别……记得我当时是做了不少笔记的，带着激动而叹服的心情，十几年过去了，那笔记当然已遍寻不见，但那得遇良师、拨雾见光的心境一直记忆犹新，我朦胧地感知到：我中意什么，我对什么敏感，我应当如何喜爱那些美好的东西……这跟我后来的写作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当时起码是知道了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愿意与之发生亲密联系的，是美与艺术。其余，皆可忽略或次之。中华读书报：你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喜欢快读还是慢读？鲁敏：十几岁二十几岁读书比较认真，喜欢画人物关系图，写人物小传与性格分析等，家里这样的笔记本有不少，有时翻看挺感慨的，因为这个习惯到工作后就慢慢中断了，可能也是因为潜意识里有一种阅读上的占有欲，所以近些年比较喜欢快读。但碰到喜欢的书，会回过头去认认真真写文章，分析，推荐，品味。这个复盘的过程很有收获，对我而言更是一种乐趣，因为我还喜欢搜集作家的成长身世、脾气、写作习惯、起伏生涯中的周边故事等。前年我出过一本《虚构家族》，主要就是这样一类的读书类随笔。中华读书报：你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鲁敏：外部环境来讲，我喜欢极端天气，暴雨，大雪，寒夜，酷暑，有雷电，狂风，乌云垂挂，但自己所在的小空间很舒适、宜人，这种强烈的反差，会像放大器一般，放大阅读本身的愉悦与幸福感。当然，更重要的是读物本身，希望是一本没读过的新书，并且是绝对佼佼者的好书，每读几页，心里就妒忌得要骂脏话的那种，并由此获得更强烈的文学力量与信心，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有人可以写得这样漂亮而智性！什么小说死了、虚构死了、大师死了、读书死了、批评死了的鬼话就统统扔到脑后了。中华读书报：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鲁敏：读过的书我一般竖着放，待读的我会横在前面。等有机会读完了，想收藏的就归到后面竖起，文体门类之后，按国别归。也有些读完了觉得不太有收藏的想法，就上闲鱼网站去换鱼，“我之砒霜，人之良药”，也许有更合适的读者正好在找它，而我也可以再从那上面换来自己想要的书。以前换办公室时也捐赠过一批给公共阅读机构，主要是文学期刊杂志。还有一些书，师长朋友间互赠的书，可能没有全读，但也保留着，除了情感因素外，主要也是觉得，同时代的写作面貌自有其生态和样本意义。中华读书报：现在还买书吗？鲁敏：网上买的居多，包括二手网、旧书网。也会看一些电子书。有时到书店做活动，也会顺便在线下看看买买。外国现当代虚构类，可能还是买得多一些，但最喜欢的并不是这部分，是说不清楚的归不成类的各种杂书，中世纪故事，疾病报告，传记，民间药补食谱，瞎买瞎看。中华读书报：你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鲁敏：有时会重读，尤其是上学时读过的书，有点像吃老家的食物，在心理或生理不适时，这样的食物（读物）有安抚镇定之效，内容本身并没那么重要，是否经典也不重要，甚至是否喜欢也不重要，甚至一边读一边感慨万千也行。曹雪芹、萧红、汪曾祺、塞林格、格雷厄姆、冯内古特、昆德拉、博尔赫斯等。中华读书报：你会通过别人的推荐阅读吗？鲁敏：一般情况下，自己会有一些判断，从作者、译者、出版社、编者眼光、图书信息等，都会有一些筛选。但所信任的师友推荐，会特别有效，会放心地去买。对读书来说，“信源”很重要。中华读书报：在写作过程中，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2022年12月，福建大规模全面调查、整理、出版历代文献典籍——《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又一重要成果——《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全球首发，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东南地区民间文书的丰富内涵和特殊价值展开热烈讨论。“眼光向下”看见活生生的历史文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何怀宏中华读书报：您有哪些“枕边书”？何怀宏：“枕边书”大概是指经常读的书，反复读的书吧。一本喜爱的书，我也不会马上重读，而是可能在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忘掉许多之后再重读。至于经常放在手边想看看的书，一般不会是那些需要系统研读的厚重书，而是可以随时进入、又随时退出的小书，比如歌德的格言和谈话录。随便翻到一页，读几页也许就搁下了，但会想一想。中华读书报：您在《念兹在兹》（商务印书馆版）中提到自己早在1987年就着手翻译《沉思录》，并且这部作品“像一个忠实的老朋友，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现在算来已相伴三十多年了，翻译《沉思录》的过程感觉最有难度的是什么？三十多年来您对奥勒留的认识是否也在不断加深？何怀宏：翻译的时候没有去想难度，应该说过程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也大概是因为当时祖母刚去世，我精神上有比较迫切的需要，作品也符合我的心情。做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后来也常常犹疑，能否再往前走一步？中华读书报：在《我爱读的几种西方典籍》中，您谈到自己最爱读、学术上也颇得力的西方典籍是三个人的：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以及柏拉图对话。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些作品的？能否具体谈谈他们，比如康德，在不是很好读的情况下，怎样发现它的“耐读”？何怀宏：接触这几位思想家，柏拉图和康德稍早，托克维尔稍晚，后者大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吧。托克维尔最好进入，因为他的题材是社会和历史的，而他的风格既有一种文学的魅力，又有一种思想的力度。他的问题也是极其现代的，这个时代我们还没有过去，或者就是过不去，没办法“后”，我们就是被这个“现代”粘住了，甚至有一点像被捕蝇纸粘住一样。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还是一个政治家，有从事政治的经验。韦伯也很关心政治，也有一些政治的经验，但他更学术化，甚至学科化。他的观点常隐藏在大段的历史阐释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也就比较难读一些。他也是关注“现代性”。上面两位学者点出了现代的两大特征，一是平等化，一是理性化。康德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关心现代，而且致力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当然就更难读了，但初衷也还是回应近代以来休谟和卢梭提出的挑战和启发。柏拉图是一位古典哲学大家，既是一位对他前面的思想者的“集大成者”，又是一位对他后面的思想家的“开创者”。他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在反思雅典的民主，即也是颇具“现代性”的。我受他的思想激励，但在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方面接受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也许可以这么说，以上几位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的问题意识，这就是如何认识“现代性”，认识人类文明的“现代”一端。中华读书报：从克里斯蒂的作品读出愉悦和哀伤——能具体谈谈您感受到的“生命的忧伤”吗？这种忧伤来自什么？何怀宏：“忧伤”大概是来自对人性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而且，由于现代人对人生太乐观了，反而加剧了这种“忧伤”。由于太乐观，我们容易或者是不顾一切地推进单面的“进步”，乃至让社会满足于表层的便利和快乐；或者是突然看到灾难而大吃一惊。而克里斯蒂的小说则反复地告诉我们，不说那些因为社会政治理论造成的灾难，就是那些最古老的犯罪——比如谋财害命也是绵绵不绝的。但她的确又给我们带来了愉悦，因为她的善意和同情，她的作品最后基本还都是抓住了罪犯、让好人摆脱嫌疑。而且，观察和分析破案的过程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智力上的愉悦。中华读书报：其实读您的作品，我也感觉有一种忧伤。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准确？如果是，这种气质是因为什么？何怀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与生俱来”？但后来我的经历和思考大概也加强而不是减弱了这种气质。中华读书报：您曾多次重读萨特和阿隆？1980年代初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更热衷于萨特，而不是加缪、阿隆或其他人，您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是萨特？何怀宏：1980年代初中国的青年人开始的确更被萨特吸引，我也不例外。这和萨特的才华肯定有关系，他既有很强的文学表达力，也有较强的哲学思辨力。另外，我们那时刚刚开始接触世界，对西方的思想谱系还不是很清楚。萨特的问题一是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幼稚，一是在完全否定本质，包括人的本性方面。我认为在他的“自由哲学”中是难以立身的，也安排不好社会。我之所以比较早地从萨特那里“脱身”，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早地也读了加缪、阿隆和帕斯卡尔。中华读书报：您的阅读是延伸的、开阔的，比如读某位学者，会找来他们的回忆录或对话录？能谈谈您的阅读习惯吗？何怀宏：我喜欢浏览，总是会想：我还有哪些好书没有读？所以会去翻许多书，读读目录、序言、后记或某些章节。但有些就到此为止了——不仅是兴趣，也还有精力和时间的缘故。读书是希望，也是失望。其实有许多书是“我没读完的书”，这些书的数量超过“我读完的书”。我倒没有像18世纪的英国文学家约翰生那么绝对，他说：“你们竟然会去读完一本书？”但也不像钱穆那样，他读一本书就会努力把这本书读完。我对某个思想家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一般会尽量阅读他的所有著作，或至少是主要著作，也会看看他所处的时代和生平的书。我不会一下就冲到他思考的某一个问题，而是会尽量关注他的整个思想的全貌和主要倾向，包括在外缘做一些敲敲打打。中华读书报：萨特的自我是狂放不羁的，阿隆的自我是温和坚定的，您的自我是什么？何怀宏：我大概是更接近于阿隆。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一个“约束”的世界，或者说充满“局限性”的世界。假如说没有了“约束”，大思想家们都鼓励我们“解放”自己，甚至直接就来“解放”我们，我可能反而会惶恐，会给自己加上一点“约束”——或者说“自律”。没有约束和自律不成世界，不成社会。因为其他的人不仅是我的“客体”，他们也是“主体”。狂放不羁容易伤害身边的人，如果变成理论，还容易伤害远方的人，伤害广大的人群。中华读书报：十多年前您曾有一本《渐行渐远渐无书》，单是书名就足够唤起人们的好奇。为什么要引欧阳修的“渐行渐远渐无书”，您是怎么理解的？何怀宏：这里的“书”原意是指“书信”。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台湾的沈君山先生曾经用过这个典故，谈到出国留学的学子因为地理的距离远了，感情、甚至一度山盟海誓的爱情也慢慢淡了。身体、时空和环境也还是重要的。但我也想用来描述现代精神文化的一种衰落：人们都奋勇向前，但却丢掉了一些宝贵的东西。识字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反而少了。或者说，爱评论的人多了，爱体会的反而少了。以前读书的人不多，但读了会努力去体悟和理解他们读到的经典，但现在的人们不求理解，甚至凭着误解或一知半解就纷纷发言，大声评论，满世界都有他们的喧闹。他们不懂得尊重作者，常常认为自己高于作者，喜欢不屑地否定作者。所以，即便还有书，我们的“书”的世界的气氛也不是那么太好。但中国之大，总是还有不少真正爱书的人，有不少真正思考和体悟的人的，这是生活在一个大国的好处，生活在一个大语种的语言家园里的好处。中华读书报：您对当代文学也有关注，比如会对比赵园和王安忆的同名著作《独语》。您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读书笔记？何怀宏：是，我一直关注当代文学，甚至我的一本书《活下去，但是要记住》就主要是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但现在读当代文学也读得少了，时间不够。还有许多中外文学的经典作品没有读。我一般会在想写点什么的时候开始有意做一些笔记。但有些笔记也只是为了弥补和加强记忆。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您在读学者作品时有一个词“亲切”。这是不是您的研究常态？很多哲学著作，在一般人看来是难接近的，您是怎么进入，并能感受到这种“亲切”的，几十年哲学研究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何怀宏：“亲切”首先是指我感觉到作者是在关心真实的问题，而且，他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修辞立其诚”，不做作，不卖弄，不虚张声势，不神神叨叨。他呈现给我的是真实的问题，是真实的人，这样才会感到亲切。这几十年来，我没有专做哲学的研究，也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历史、文学等，如果仅仅是哲学，我还担心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可能过于琐碎，或者过于自负。但比较平衡的阅读和研究，至少对于我这种气质的人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还有了过去中国的读书人没有的幸运，就是能够读到域外的许多好书。我想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读一些最好的书，而这些书可不只是在哲学领域中才有啊。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学者或作家，想见到谁？您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何怀宏：如果是古人，不少想见见、或者不如说听听他们说话。如果是在世的人，找找那些不仅有思想而且会聊天的人。但今天见到什么人，第一句话大概也就是“别来无恙？”吧。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何怀宏：可以带一部智能手机啊，里面可以下载许多书，但如果说要考虑持续电源的话，现在有没有可以利用太阳提供动能的电子设备？我还是喜欢多读一些书。但如果说只能带有限的几本纸质书，大概会选择几种缩印的最古老的经典：比如五经、《圣经》等。中华读书报：假设要策划一场宴会，您会邀请谁？何怀宏：我恐怕是不太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中华读书报：如果你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成为谁？何怀宏：好像也没考虑过。（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始于2006年。每月中旬，我们都将为读者奉上由编辑部遴选的一份书单。我们选书的标准兼顾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和趣味，重点关注思想、社科、历史、传记、文学、艺术、科学、童书等类别。望有助于大家选书读书。《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荣新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第一版，120.00元本书讲述从汉代张骞“凿空”到蒙元时期马可·波罗来华的丝绸之路的历史。荣新江先生多年来奋战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前沿，在丝路历史研究方面成果累累，而本书最大的特色正在于除了介绍一般性的知识之外，“更多地把自己若干年来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些收获融入其中”，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读到绝不只一般性介绍或二手转述，更多是作者对沉潜多年、确有心得的若干问题的阐述。诸如祆教、景教、摩尼教如何入华，四大发明怎样西传，中国与波斯、粟特等伊朗文明的交流有多密切⋯⋯本书都有新鲜、权威的论述。因此，这是一本具有学术前沿性的普及读物，可供专业读者学习和参考，一般读者也可藉此更新自己关于丝路历史的知识，增进对文明交流之意义的理解。《文明世界的战争》，[以]阿扎·加特著，钱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第一版，118.00元人类发展的历史即为一部战争的历史。人们为何会卷入致命且极具毁坏性的争斗行为？争斗究竟是源于人类天性，还是一种晚近的文化发明？人与人为战是在农业、国家和文明出现后才出现的吗？这三者与此后人类历史上更多的重大突破是如何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以及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战争？战争怎样才能被消灭？它现在已经处于衰落过程中了吗？⋯⋯这很多问题，迄无定论。本书是作者“花费毕生精力研究战争的最终成果”，它综合运用从动物行为学到进化论、从人类学到考古学、从历史学到政治科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战争的历史作了梳理，对战争的一般性理论颇多思考，最后，关于未来，它给出了不无乐观但也饱含忧虑的展望。《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潘凯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编审，文学评论家。中华读书报：童年对人的影响巨大，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潘凯雄：如果按童年期划定为12岁之前的通行说法，那么我的童年正好在上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末。因此，幼年即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刚进入小学又遭遇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加之本人出身家庭的特殊性，如果硬要谈自己的童年时期阅读，那只能用短缺、破碎和无序这一类“惨淡”的词语来概括。家中所能见到的完整图书除去当时风行的那本“小红书”加上伟大领袖选集第一卷之外，再就是偷藏下来的民国时期出版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两种纸张已发黄变脆的古典名著。至于其他阅读则全是在同学与邻里间的“接力”状态下完成，而且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碎片化”阅读。完全不记得自己当时看过什么首尾齐全的文学作品，能看到的全是一些不是缺头就是少尾的“断简残篇”，不少作品看过后既不知书名更不知作者姓甚名谁，留下印象的只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其中的一些情节与场景。记得到了70年代末自己有幸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初次面对班主任发下来的那张“中外文学必读书目”时，内心竟一片惶恐：自己好像“一本都没看过”。于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我不是泡在系里的阅览室就是校图书馆，按那份“必读书目”一一找来“恶补”，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知道类似《阿Q正传》《家》《子夜》《骆驼祥子》《雷雨》《红旗谱》《创业史》《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安娜·卡列妮娜》《复活》《高老头》《红与黑》……这样的中外文学名著自己其实也算有过“染指”，无非当年读到的只是它们的“断简残篇”版而导致了“只知其实、不知其名”的结果。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哪些人对您有比较大的影响？潘凯雄：说到成长过程中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人，的确不是那些名声显赫的各类社会名流，而是伴随着自己成长的普通人。本人一到人间便是由祖父母抚养成人，而祖母在我11岁时便因病离开了人世，因此，祖父自然成为抚养与伴随我成长的第一人，他没受过现代教育，读过几年私塾识得些字而已。我进入小学不久便是“十年浩劫”开始之时，当时所在的武汉又是全国最著名的武斗城市之一，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的使用似乎都是从那发端。为了将我和姐姐“圈”在家里，祖父便翻出家中那“唯二”的文学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念给我俩听，这也便成了我的文学启蒙读物，虽既不明白那段历史，也搞不太清楚那些人物关系以及谁是历史中人谁又是虚构的，但至少知道了文学那东东还挺迷人。此外，祖父还有一点也是我迄今都想不明白的。那时家里经常是到了月底连锅都揭不开，可除去少数年份外，老人家常年还要订一份地方党报，况且当时那报纸除去不多的重大时政新闻外，其他充斥版面的大都是些火药味十足的八股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就是多年的这张报纸让我于无形中形成了关注大势的习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值得终身难忘的还有初高中时的谭淑冰和熊大锐这两位班主任老师，不是因为特别教会了我什么，而是在我从少年进入青年的这段过程中，他们那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使得我与其他同学一样有一个平等的、正常的和温暖的学习生活环境，几乎完全免却了那种“狗崽子”在当时本该遭遇的白眼与口水。事后想起来，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其实太重要了。中华读书报：您在就学期间，读书方面受到过哪些名师指点吗？还是自己摸索？潘凯雄：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后，给我们直接或间接授过课的名师还真可列出一长串名单，而且他们绝对都是“货真价实”的全国名师而绝非像现在不少浪得虚名的所谓教授学者。如果硬要说自以为受益良多者当属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章培恒先生和外国文学史的夏仲翼先生，不是因为他们学识的渊博，更是由于他们观察文学研究问题的思维、视点与方法。中华读书报：请谈谈您的个人阅读兴趣？潘凯雄：在进入职场前和刚入职后的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兴趣应该还算是比较宽的吧，当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这个大范畴之内。不仅文学，包括历史、思想史、回忆录、名人传记、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名家名作都是自己喜欢的“菜”。倒是卷入职场更深后，自己的阅读范围反倒是越来越窄。场面上的缘由自然是所谓受制于时间，骨子里的根源其实还是功名心在作怪。中华读书报：从事出版三十多年，每天都在与书打交道，近两年又在《文汇报》开设书评专栏，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能否分享一下？潘凯雄：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验。如果硬要说有，那多半也只是囿于个人从业多年来积存下的经验与偏好，未必具有公共性。如果硬要说一点个人的经验，其实也就是大家早已熟悉的那四个字：熟能生巧。所谓见得多了，自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脸熟”，剩下需要判断的就是那为数一定不会太多的“生面孔”。这种判断对一个只要不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老江湖”而言也不会太难，无非就是多打量几眼那张“生面孔”“生”得是否有点魅力、即便“生”得过于“张扬”，也不过是再看看“张扬”得能否让人多少说出点道道、看出点啥苗头而已。中华读书报：在出版社工作，身边从来不缺书，是不是已经很少买书了？潘凯雄：我长期从事的是文学出版，自己需要的文学书不太会缺，但文学外的图书则不然，有不少还是会买，但购入量确实在减少，其最重要原因就是真的难以安放。中华读书报：您的藏书多吗？私人藏书有何特点？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潘凯雄：如果将自己一直留着的图书称之为藏书，那我的藏书至少不能言之为少，具体地说就是自己16平方米的书房中六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已被塞得满满的。由于不清楚所谓“多”是否有一个公共标准，也就不去妄言。书柜中最终留下的大约包括工具书、经典和准经典以及自己十分喜欢的这三大类吧。由于存放空间着实有限，目前处理自己淘汰图书的方式主要是赠予。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评论一部作品，一般是怎样的过程？如何才能抓住要害形成冷静客观的独特判断并成就文采斐然的文章，能具体谈谈吗？潘凯雄：我从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迄今整整40年。在岗时每天的生活除去日常那些必要的基本需求外，其他时间基本就是在要么编辑要么阅读的状态中度过。近三年退出一线后，阅读更是占据了较多的时间。基于这种状态，长期以来我只是将自己的阅读划分为职业阅读与个人阅读两大块，并也曾以“职业阅读不好玩”为题写过短文。这虽有点戏谑的味道，但差不多也是一种真实感受。所谓“职业阅读不好玩”说的就是无论你喜欢与否，但因其职业需要又都必须去读，有的作品与自己的喜好与兴趣虽相距甚远也还要硬着头皮去读，这自然不好玩，甚至成为一种负担。现在退出了一线，阅读特别是读什么于我而言基本就是一种纯个人的选择，有兴趣就读，没有兴趣或读了一点后感受不到魅力置之一旁便是，这样的率性阅读自然就要愉快得多。自己虽被戴上评论家的“桂冠”，也的确写过不少评论，但长期以来都是一种业余状态。有些评论还是因工作需求而写。退出岗位后的写作则是写不写，写什么，怎么写基本上全由个人的选择所决定，而这种选择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要有感而发，即便是面对约稿也大抵如此，面对那种自己完全无感的作品原则上三缄其口。最近六年我在《文汇报》上开设的个人专栏大抵就是这种原则的实践，而且特别是有意识地坚持紧贴文本坚持小切口进入坚持直抒己见，尽量不做空泛的议论不做违心的评说。中华读书报：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类型？潘凯雄：如果说“枕边书”就是专指那种放在床边经常看的书，那还真的没有。前些年置于枕边的基本都是一些与职业无关的、轻松点的所谓“闲书”，主要用于长时间伏案后的放松以促进睡眠。退出一线后，“枕边”基本就不放书了。本人睡眠时间虽不长但质量还过得去，那干吗还要躺着看书呢？中华读书报：您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吗？如果有，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有没有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潘凯雄：目前基本还没有特别重温什么。不是因为没有值得重温、值得反复读的书，而是想看的新书还着实不少，时间上安排不过来。至于一直想读目前还没开始的书则肯定是有，这主要是一些文学以外的经典图书。特别是年轻时这样的想法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必然会越来越清醒越来越面对现实，那种一直想读但目前还没开始的书会越来越少，但应该不会绝迹。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同行，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潘凯雄：就选余华吧，没什么希望特别知道的，就是好久不见，想了而已。中华读书报：请谈谈您的出版理念？或者，您希望成为怎样的出版人？潘凯雄：不太喜欢动辄就用所谓“出版理念”这样的“宏大”词汇，更不是所有做出版的都有所谓“理念”可言。我过往的出版实践中虽做过一些尝试，但更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那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出有真价值的出版物，只要有真价值，就一定是“双效”俱佳且“长效”持续。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潘凯雄：看时间长短，时间长短有异所带之书一定不同。（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这里是由中华读书报编辑部评选的年度十佳图书（按书名音序排列）。选书的范围：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在内地首次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评选着重考量如下因素：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趣味。学界和读者口碑亦曾参考。点评文字均出自中华读书报编辑部。1.《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英]罗伊·波特著，李源、张恒杰、李上译，刘北成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2月第一版，228.00元长久以来，启蒙运动一词一直与法国、德国甚或苏格兰联系在一起，然而，自诩为“18世纪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波特的这部沃尔夫森历史奖获奖作品却告诉我们：作为整体的英国启蒙运动是存在的；不列颠，才是“现代性”的诞生地。通过考察17—19世纪初的英国人如何理解人性、理性、自然、心灵、性别、幸福、财富、进步等问题，本书对英国启蒙运动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巡礼，展现了英国思想界如何引领社会进步，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譬如，培根、牛顿等英国自然科学巨人使人们相信，自然最终可被彻底了解，而科学是战胜黑暗的明灯；休谟、亚当·斯密为商业社会的发展作出辩解，破除了中世纪旧式道德的约束；约翰·洛克认为婴儿是一张“白纸”，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将取决于他受到的教育，由此，长久以来的粗暴甚至残忍的教育方式得到彻底扭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巴鲍德则为女权辩护，发出了“心灵是否有性别之分”的呐喊；英国蓬勃发展的报业催生了“有教养的人文共同体”，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等等。本书旁征博引、观点鲜明、文笔隽永，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并予读者以愉悦的阅读感受。2.《椿树峁》，谢侯之著，中华书局2022年8月第一版，46.00元椿树峁，是位于陕西延安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落。上世纪60年代末，九位北京知青到此插队，度过了一段难忘岁月。本书作者谢侯之就是其中之一。那时的他们正值青春，从大城市来到遥远山村，无论与当地人的相处还是物质生活上的匮乏，乃至思想层面的苦闷，都需要面对、适应。那些艰苦农事中的乐趣、与村民由远及近的交流、寒冷饥饿时刻收获的温饱、给乡村孩子上课的欣慰、特殊年代里当地的民俗和“美食”，带给作者深刻体验与身心蜕变。考虑到作者为“理工男”，作品文学层面的杰出表现令人惊异，有着对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人物言行的细腻刻画，以及个人情绪的克制流露，特别是陕北方言的运用，予人以深刻印象。在“后记”中，谢侯之写道：“去写这些插队散文，不写小说，不编造，只将记忆做出来文字，为回首真实去看那段过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的小村落不复存在，如今只有杂草丛生的荒废村屋，而那些曾经生活在此的村民，他们的群像，日常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连同被历史洪流裹挟“闯入”的知青们的迷惘、理想、希望，经作者书写下来，以一本书的方式为读者所知，并将长久地留存下去。3.《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哥伦比亚］阿尔瓦罗·穆蒂斯著，轩乐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9月第一版，148.00元在向往成功、聚焦强者的世俗意义上，这部作品其实有些“不合时宜”——将近七百页篇幅里，浪迹世界的主人公一次次朝向他的目标开启冒险之旅，又不断地遭遇来自海洋或陆地、具体或虚无的阻碍，以失败为起点，他又踏上了新征程。可是，这位由哥伦比亚诗人、小说家、评论家阿尔瓦罗·穆蒂斯以“小说群”（七篇小说）的方式创造出的“瞭望员马克洛尔”又是如此有魅力，他不甘于平淡、宁愿漂泊的勇气，随遇而安的适应能力，遭逢的幸运与凶险，体会的温暖和离散，耳闻目睹的世间万象，等等，都是那么迷人。这部作品收获了2001年塞万提斯奖（西班牙语世界文学最高奖），也征服了他那个写出了《百年孤独》、眼界极高、言语“刻薄”的老友马尔克斯。穆蒂斯本人的成长经历、人生阅历可谓精彩——出身于外交官家庭的他在欧洲、美洲大陆度过童年，进入社会后做过记者、企业公关、配音演员等多种职业，写诗写小说写评论，当然，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这一部。而主人公马克洛尔，这位常年纵横在山林、河流、大海、港口上的“英雄”，有着比穆蒂斯还丰富和传奇的一生。他听从内心召唤，对命运的挑战欣然处之的情绪、态度、哲学，某种意义上也有穆蒂斯的影子，让世上的平凡人产生共鸣。“马克洛尔并不是一个人，这显而易见。我们都是马克洛尔。”马尔克斯在穆蒂斯七十岁生日上的这句话就是这种共鸣的凝聚。4.《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罗新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65.00元罗新作品以宫女王钟儿（出家后名慈庆）的墓志串起了一段北魏的政治史。王钟儿于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年）入宫，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以八十六岁高龄去世。她曾先后以宫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为抚育两代皇帝的关键人物，目睹和亲历了北魏宫廷中一波接一波的权谋斗争。书中特别着力描述的是文明冯太后、孝文帝大小冯皇后、宣武帝高皇后、宣武帝灵皇后（胡太后）等一系列女性，在皇位继承制度中“子贵母死”原则的阴影下厮杀，残暴暗黑，惊心动魄。通过讲述这段故事，作者对北魏历史上献文帝迁都、太子元恂废死、宣武帝时期的恩倖政治等重要事件和现象作了新的探究；作者还广泛征引出土墓志，向我们展现了北魏奚官制度以及宫女的生活面貌；王钟儿出家的经历也成为作者观察北朝佛教的切入点，他说：“新宗教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会提供对抗已有建制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力量，女性对此是敏感的，也是积极采取行动的。”王钟儿正史无载，她的墓志又太过简略，这是作者写作时的遗憾，也是我们作为读者的遗憾，但无论如何，以一个小人物和女性的视角来窥探北朝政治，本书有令我们耳目一新之感。5.《朴：童庆炳口述自传》，童庆炳口述，罗容海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69.00元本书为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1936—2015）的口述自传。童先生从贫苦的童年讲起，回顾自己求学、从教、治学的人生经历，追忆赴越南（1963—1965）和阿尔巴尼亚（1967—1970）讲学的经历和见闻，总结学问上的成长和成就，回望亲历的时代风云，坦露曾经的困惑、疑沮、快乐与不快乐，还深情回忆了自己的家人（祖母、母亲、妻子等）和师友（李长之、黄药眠、启功、郭预衡、刘盼遂、钟敬文、汪曾祺、季羡林、王蒙等）……既呈现了个体的生命史、心灵史，也客观展现了大时代的风雨霜雪，诸多细节和感悟，耐人品味，并具有存史的意义。“我的一生有许多机会和理由不再往前走，徘徊在人生的沙漠中，饿死，渴死，累死……但我没有死……满怀希望，不懈努力，永远向前，前面就是人生的绿树红花。”从一个几度差点辍学的农家少年成长为成就斐然的名学者，传主的奋斗精神跃然纸上；在造就人、有时也摧毁人的时代大潮中“全身而退”，传主的多次“历险”令人感慨。童先生生前未能对文本进行修改、审定，对他自己和读者无疑都是一种遗憾；但整理者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完成一个“衔华佩实、文质相兼”的作品，基本完整呈现了童先生内容丰富的一生，亦可谓不负所托。6.《秦岭记》，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第一版，58.00元《秦岭记》主体内容为近六十个故事，以近乎古人笔记的笔法，写秦岭的天文地理、村落峪垴、鸟兽虫鱼、花草树木、人生底细。对应着秦岭的混沌磅礴浩瀚无边，贾平凹破除文体疆界，自觉承续中国古典文本传统，又在意趣笔法上自成一格。他以秦岭间一棵树的姿态谦卑地、也自如地记录万物消息，以秦岭间一块石的坚定，执著地、无声地化入山坡，倾听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以及沟坎褶皱里生动着的物事、人事和史事。从倒流河沿岸的夜镇写到启山上的仓颉书院，有人文历史、民间传说、人间百态、鬼神志怪等等，每一株草木，每一场人生，每一个传奇，都是秦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家在写作中表达和抒发着自己对于生命世间的体悟见识，勾勒、烘托出秦岭的起伏深邃、馥郁芬芳和庞然博大，构成一个雄浑开阔的秦岭世界。借用绘画的专业术语，《秦岭记》属于“散点透视”，但是每一个人的出场都自带光芒；文章的脉络或显或隐，时断时续，看似散乱，实则有序。这是作家的厚积薄发，是写作中的自由驰骋和自在从容。7.《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美］本杰明·莫泽著，姚君伟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158.00元《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是关于这位美国作家和思想家的第一部授权传记，也是第一本在不公开的私人档案基础上写成的桑传。年轻的作者本杰明·莫泽受命，历时七年，用厚逾800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病弱的犹太内向少女苏·罗森布拉特如何以世所罕见的自我实现能力，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代文化偶像和“美国最后一位文学巨星”苏珊·桑塔格的非凡历程，不仅写出她公开示人的一面：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电影及舞台导演、激进思想家和政治行动分子，也为她私下的生活造像：受挫的童年、短暂的婚姻、无数的情人、单身母亲。这同一个人生的两幅画像有着同样的复杂，同样充满纠结，同样冲突不断。莫泽认定桑塔格最大的问题，在于她多次自陈的“头脑与肉体分离”。这使她终其一生都难以脱离身为多种矛盾综合体的苦恼。她忽视肉体的存在，逃避痛苦的现实，将追求转向精神层面，不畏难，不认输，眼界高远。更为重要的是，灵肉分离让她一辈子都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爱情生活。桑塔格阅人无数，莫泽只拣选必要的关系加以描述和分析。但他并未辜负传记家的职责。他充满同情心的文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本书也是姚君伟教授独立译出的第十本桑塔格作品或传记。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8.《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郑岩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第一版，98.00元艺术史学者郑岩在多年考古与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始终秉持着由局部到整体、从碎片到全貌的问题意识，每每在一处残址、一件古物乃至一些零散处找到切入点，进而依据历史、考古、艺术等领域的知识，结合文献搜集、实地查考，逐步深入。本书从山东泰山附近灵岩寺旁的“铁袈裟”写起。在古木、断崖旁历经风吹日晒与人们观看、解读的铸铁巨塑，到底蕴含着怎样的艺术、宗教、文化深意？其完整形态应该什么样？这真是铁“袈裟”吗？这样的开头不免令人联想到郑岩多年前那部口碑上佳的《庵上坊》（合著），从一座伫立旷野中的古代牌坊牵引出一系列建筑、历史、社会、民俗话题，凸显其在被接受过程中意义的变化，但《铁袈裟》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对艺术品的毁灭、想象、聚合、再造”（郑岩语）。书中“正编”围绕“铁袈裟”展开，从“铁袈裟”、金刚力士造像、唐代灭佛运动扩展至更多领域，“外编”则将审视的目光蔓延到阿房宫图、六舟的锦灰堆直到当代艺术家徐冰的作品。这样的眼界和努力，意在“试图重新关注碎片特定的形态”，因为“它瓦解了艺术品的完整性和视觉边界，可以引导出一些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新问题”，郑岩写道。9.《中国金银器》（五卷），扬之水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8月第一版，890.00元中国传统观念认同“金石”（钟鼎碑碣）在传承文化信息、传播精神内涵上的重要性，而“金银”因为易于交换、变卖、销熔，其物质属性与世俗意义更为突出，或许因此，学界对中国古代金银器的研究一直很有限，而学者扬之水积二十年心力完成的这部《中国金银器》，堪称兼具总结与开创意义的中国古代金银器通史。为了写作这部书，扬之水多年来多方搜集相关文献、实地考察考古遗迹、参观大量博物馆，在此基础上对所积累的图文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爬梳，最终完成的这部巨著，某种意义上是作者在古代名物研究领域积淀与思考的体现。皇皇五卷，近两千页的体量中，这部书收入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两宋金元，到明代、清代有代表性的金银器（包括金银器皿及金银首饰），详细介绍了相关金银器的名称、年代、地域、用途、工艺（造型纹饰）、制作等方面的信息，对金银器所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诗文也有所涉及。除了文字内容外，《中国金银器》还附有4000余幅插图，这些图片精美、准确，与文本内容形成很好呼应。10.《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第一版，66.00元近代以来，中国印刷史研究备受重视，成果蔚为大观。但在此一领域，若干所谓“定论”常遭质疑，聚讼纷纭的问题所在多有。近年来艾俊川先生的印刷史研究广受好评，被赞为“能够深思熟辨，提出富有创见的观点”。在方法上，艾俊川先生力矫既往研究过分依赖文献记载导致误读误释之弊，强调对实物材料的关注，尤其重视对留存于世的古代印刷品的考察，通过版面上的各种墨痕印迹来推断其采用的印刷工具、材质和工艺，从而尽力接近历史真实。本书收文三十余篇，分为“印刷源流篇”“活字印刷篇”“版印文化篇”三个部分，尤以对雕版印刷的起源、活字印刷的工艺两大问题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如指出支撑雕版印刷起源于初唐说的两大证据——法藏用“世间印法”喻说佛法、武则天赐王庆之“印纸”——均不足为据；再如揭示“铜版”并非等同于“铜材制成的印版”，而常常义同“监本”，仅是一个标榜“定本”的修饰性词语，都是令人信服的重要论述。此外，历史上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当西方石印和铅印技术于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传统印刷术为何毫无招架之力？在诸多问题上，本书都有精彩论述，值得重视。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马晓丽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早期的阅读？文学的熏陶来自什么？马晓丽：应该是读书吧，我猜想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读书爱上文学的。我读书还算早，“文革”停课时我上小学，突然没学上了，整日无所事事就开始翻我爸的书架。我爸的书架上主要有三种书：马列著作、鲁迅的书和古典文学著作。马列著作我读不了，古文难进入，只好读鲁迅。基本把鲁迅全集都翻遍了，不仅看小说、诗歌，也看杂文、书信、日记。虽然生吞活剥看不懂，但能在里面感受到一种气息，有一种犀利的存在，这对我是有影响的。看完鲁迅没东西看了，就硬着头皮啃古文。好在有《中华活页文选》，里面对原文有逐字逐句的注解，硬读些日子逐渐就能读出大概意思了。之后我就绊绊磕磕地把《左传》《战国策》《东周列国志》和四大名著等书都囫囵吞了一遍，直读到简体字繁体字没区别，横排版竖排版无障碍。我是在入伍之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外国文学的。那时所有世界名著都被列为了禁书，爱书人只能通过地下流转的方式，偷偷地互通有无。几乎每个爱书人手里都有个世界名著的长书单，在那个书荒的年代每找到一本书都很难，即便找到了一本，书在手里滞留的时间也很短，因为后面还排着长长的一串人在等着看呢。最紧张的一次，我好不容易借到了一本《海狼》，但必须在第二天就交给下一个人。我带着书上夜班偷偷看，下夜班后立刻抱着馒头躲到上铺，钻进被窝里看。饿了就啃口馒头，整整一天除了上厕所就没下过床，抢着把五百多页的小说看完了。虽然那时我经常因为偷看禁书受批评，很是影响进步，但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读书过程中，文学逐渐潜入了我的意识。其实从很早开始，我心里就隐隐地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迟早会写点东西。只是我把文学看得太重，所以开始提笔创作很晚。中华读书报：您喜欢的作家有哪些？有什么阅读喜好？马晓丽：中国的作家我还是喜欢鲁迅。虽然说自己喜欢鲁迅很像有附会的意思，但我还是得说，因为是真喜欢。我最喜欢的鲁迅的小说不是他最著名的那几篇，而是《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今年我还把这两篇小说翻出来又重读了一遍。这两篇小说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写知识分子的失意、绝望和自我沉沦。每当看到魏连殳那般傲世的人不得已折腰，看到他最终沦落到连大良们也躲避嫌弃的地步，心都会酸楚疼痛颤抖。我不太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特别不喜欢鲁迅的翻译语言，《死魂灵》被他翻译得简直不忍卒读。中华读书报：国外的作家有哪些比较看重？马晓丽：日本作家我喜欢远藤周作，特别喜欢他的《深河》。远藤周作的目光里有着一种超越种族、宗教和所有政治形式的大悲悯。他的文字不激越、不喧嚣，只静静地搅动着你，令你心底深处的淤积不断泛起。于是，你就如蹚入了污浊的恒河一般，看到了河流之中漂浮着的无数善恶灵魂，你会因此感到不安，感到痛，会心情沉重寝食难安，会不由自主地检省你身处的环境，检省你自己……如此一来，阅读《深河》就如同去恒河朝拜的信徒一样，在这条圣河中洗涤了自己的灵魂。有一次我在日本京都逛旧书店，看到了日文版的《深河》。虽然不识日文，因为太喜欢，我还是忍不住买了本带回来留作纪念。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旧书店太好了。不用的书拿过去，店里当场给你估价付钱。两层楼的书店，摆满了整理后上架的旧书，标价便宜得令人瞠目。我当场就感慨万分地说了句，日本的读书人真是太幸福了。我还很喜欢拉什迪的《午夜之子》。这本书我看的是电子版，因为这本书当时在国内还出不了。电子版的名字是《午夜的孩子》。可能是先入为主吧，我至今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更好。五十多万字的书，我竟然在电脑上一口气把它读完了，直看得眼酸脖子痛，按鼠标的手都抽筋了。看完之后我欲罢不能，嫌在电脑上翻看费事，干脆把整本书都打印出来了。我很惊讶拉什迪用看似无关的小事连缀大历史的能力，很喜欢他灵动跳跃的思维和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打印书都摆在我的电脑旁。我常常随手翻看，在我打上记号的段落和涂上颜色的句子里找感觉。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茨威格，他是个全能型的作家。还有安德森，他的《小城畸人》里的人物个个都是有精神诉求的人，他让我懂得了小说应有的精神叙述追求。还有马尔克斯，他《百年孤独》的那句：所谓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就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一句话就把人的心扎透了。还有福克纳，那支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道尽了人在世间的寂寞、孤独、无助和无奈。我还挺喜欢毛姆的，他太聪明了。他的《巨匠与杰作》如同洞察人性的眼睛，用机智幽默的语气告诉你，你所仰慕的那些文学巨匠与你一样，也是有着人性缺陷的普通人：巴尔扎克把借钱当馈赠的不顾廉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嗜赌与无可救药的挥霍；司汤达一生虚荣而坎坷的爱情追求；托翁拈花惹草不幸染上了梅毒；福楼拜的癫痫症和暴躁、傲慢，竟让情人去打听自己发现的新猎艳目标；简·奥斯丁的缺乏优雅和喜欢拿别人的缺点讽刺取乐；亨利·菲尔丁的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而把十位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作家集合到一起，让他们在同一个客厅里相聚聊天，则是毛姆导演的最精彩的一场戏。中华读书报：作为军旅作家，是否对军旅题材格外偏好？马晓丽：谈不上偏好，只是因为我是军人，所以才对军旅题材更关注一些吧。比较喜欢的军事文学作品大概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梅勒的《裸者与死者》、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巴别尔的《骑兵军》、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保宁的《战争哀歌》等。中华读书报：今年是《楚河汉界》发表20年。这部作品是您最费心力的作品，似乎也最命运多舛？周东进身上体现着现代军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处境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围困，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跪式的兵马俑，“但他永远在蓄势待发”。马晓丽：如果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什么，也只是读者自己的领悟。也许我想说，从精神处境方面讲，我几乎一直都是跪着的，我的精神蜷缩着，从没有完全地舒展开过。我不想抱怨外力和环境，跪着是无奈，但也是自己的选择，谁让我不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大陆，没有能力遵从自己的内心而独立于世呢。中华读书报：《楚河汉界》对于把握现代军营生活，包括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都非常细腻到位，正如评论家林为进所评论的：“符合了军旅文学的一个特点：一种浪漫、传奇、理想和激情的特质”，他称之为这就是“军旅文学灵魂性的作品”。马晓丽：从写第一个字开始到画最后一个句号为止，整个过程都很艰难。起初有人告诉我，长篇小说写出三万字以后就好了。我写了三万字后，发现并没有出现好的感觉。又有人告诉我，写到五万字以后就会一马平川了。好吧，我坚持写到了五万字，结果根本没有什么一马平川，还是坡，还得继续爬坡。我好像在整个写长篇的过程中一直在爬坡，好不容易爬过了一个坡，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就发现前面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坡，就这样整整爬了两年。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当天，我的腰就不能动了。我很羡慕那些才思泉涌下笔千言的作家，可惜上天没有赋予我那样的才力和体力。在写长篇的这两年间，我与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整天生活在一起，为他们的命运所牵扯纠结，心力交瘁，寝食难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赋予他们灵魂性的东西，但正如我在扉页上写的那样——追随着一个个生命历程，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鲜活是怎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水分，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个性是怎样在成熟的修剪中得到规范。但，理想从不曾泯灭，个性从不曾消亡，再艰难也还有人在坚守，在拼全力拒绝人的植物化蜕变。中华读书报：您是否也是“理想主义者”？马晓丽：我没那样的勇气，但我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注重精神追求的人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世俗的社会环境中，理想主义者通常都会受挫，会失败，有精神追求的人也总是会被视为异类。但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暗夜中才有了燃灯者，才有了些微的光亮，才使如我这样怯懦的人，也有了对彼岸的向往和前行的勇气。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马晓丽：那就带两套总想读，总也读不下去，一直没读完的书吧，《资治通鉴》和《追忆似水年华》。再带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用来调剂口味。中华读书报：假设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马晓丽：那得找几个好玩的人，比如塞万提斯、哈谢克、凡尔纳、巴尔扎克、阿加莎·克里斯蒂、马克·吐温、海明威、卡尔维诺、阮籍、吴敬梓、王小波、王朔，还有我的朋友刁斗，当然还得有毛姆，得让他来主持。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成谁？马晓丽：孙悟空。（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艾伟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会经常变化吗？艾伟：我睡觉前不看书，一般刷手机、看新闻。所以没有所谓实在意义上的“枕边书”。我不喜欢躺着看书，喜欢坐在沙发上看书。如果从喜爱的意义上理解你所说的“枕边书”，当然会有，那太多了。中华读书报：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艾伟：因为每次看都会有新的发现。比如《红楼梦》，随着年龄增长，生命感受和阅历也会增长，每次阅读都会生出新的感慨来。中华读书报：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枕边书”的感受？艾伟：我读外国文学比读中国文学多。近十多年来读布克奖的作品比较多。我的感受是，现在国外作家的作品越写越短，往往通过一生中几个片断，把长长的一生写尽了。处理得往往是某个问题。比如《终结的感觉》，写了少年和中年两个时间段，处理的是关于“记忆”问题。这些作品既有技术，又有故事，不流于表面经验，观照人的精神性问题。中华读书报：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艾伟：《百年孤独》。那是我在大学图书馆阴暗而曲折的书架上发现的。我不知道这本书的来历，也不知道这是一本小说。我对这本书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一个孤独的人对“孤独”这个词的敏感，况且这“孤独”还长达百年！回到宿舍，我开始阅读。我得说，这本书超乎我当年的阅读经验。《百年孤独》的世界匪夷所思，很不“真实”，并且文本繁复，句式复杂，但奇怪的是我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细节都心领神会。我任凭这位活力充沛、滔滔不绝，时而绚丽时而阴沉的天才裹挟我，我缴械投降，听天由命地跟着他，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到何方。我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部书。读完小说，我的目光投向窗外，感到世界似乎变得丰富而深邃。这本书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我当时想，原来小说还可以是如此自由，如此天马行空。多么好。中华读书报：您曾经写过一篇谈马尔克斯的文章，叫《1986年的植物小说》，记述了最初读马尔克斯的震撼。艾伟：那是我第一次读所谓的“现代派”小说。在那篇文章里，我把马尔克斯的写作称之为植物写作：“《百年孤独》充满着热带植物般的生气和喧闹，它呈现在你眼前的景观，无论是人群的还是自然的，无不壮丽而妖娆。这个植物一样的世界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它拥有巨大的繁殖能力和惊人的激情。我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在急剧地膨胀，即使作者停止了叙述，这个世界依然在书本里扩展，像不断膨胀的宇宙。”现在我回想当年的情形，我想，如果没有那次阅读，我可能会一直在文学之外——我本学建筑，这辈子成为一名严谨的工程师是顺理成章的。但我在年轻时遇见了马尔克斯，他让我知道小说原来可以写得如此自由，可以不顾现实逻辑而飞翔其上，可以天马行空地凭自己的想像重新构筑一个新世界。这本书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我开始阅读期刊，关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文学思潮，我惊异地发现，这本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如此之大，可以说80年代的寻根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百年孤独》致敬。中华读书报：您曾在《真理是如此直白可见》中坦率地表达，自己在1999年完成的首部长篇《越野赛跑》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艾伟：对，我也同样创造了一个充满了变形和幻象的世界。我写到一个叫“天柱”的地方，那是个灵魂自由栖息之所，那里众生平等，那里植物蓬勃，人和虫子可以相互转换，那里水往高处流，可以见到未来世界的投影，仿若一个海市蜃楼。除了《百年孤独》，后来我没读过马尔克斯的书。我觉得已完全了解马尔克斯的思考方法，不需要再读他的别的作品了。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买了，但并没有阅读。中华读书报：已经读透、悟透了之后，再没有读他其他的作品吗？艾伟：2013年夏天以来，我迷恋上了水墨，在玩墨之余，我突然对马尔克斯重新产生好奇心。我想看看他早期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想看看他的来处。于是我读了《枯枝败叶》，接着又读了他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读完《枯枝败叶》，我对一个朋友说，任何大师都是有来处的，我从《枯枝败叶》里看到了福克纳对马尔克斯深远的影响。与《我弥留之际》一样，《枯枝败叶》里人物视角不断转换，甚至连故事也有点类似，共同写了一个关于葬礼及其回忆的故事。小说的叙事也是福克纳式的迟滞和缓慢，连比喻都有福克纳的影子。马尔克斯在其中写到光线：“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到处嗅嗅，狂暴地撕裂着墙壁，最后在陷阱里找个荫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在福克纳的小说里遍布关于光线的绝妙比喻。“阳光很冷，也很耀眼。”在《八月之光》里，福克纳这样写道：“房舍蹲伏在月光里，黑魆魆的神秘莫测，暗藏危险，房舍仿佛在月光下获得了个性，充满了威胁，是个陷阱。”然而马尔克斯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即使他在最初的写作中，依旧展露出了他超凡的想像，在《枯枝败叶》中已能看出一点点未来马孔多的影子，尽管在这部小说里，马尔克斯暂时还很拘谨，步履笨拙而缓慢，但同后来的成熟比，我更喜欢这个毛茸茸的马尔克斯。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喜欢快读还是慢读？艾伟：我读书比较慢。如果一本书让我有兴趣读下去，我会一字一字读。如果开头读着没感觉，自然就放下了。阅读时我会在书上记一些阅读心得，有些心得可能和阅读的书一点关系也没有，当然存在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秘密通道。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艾伟：我前面说过，我谈外国文学比较多，但反复看的书还是《红楼梦》和《金瓶梅》。我常常想《红楼梦》是属于中国人的，西方人大约不容易体会到《红楼梦》的好。由此我想到《红楼梦》确实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红楼梦》不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在人与人构成关系后，不断地变化，出现强大的戏剧冲突。《红楼梦》前四十回，构筑了关系，到了后中间四十回几乎不动，人物的个性几乎没有变化，关系也一直在原地停留，当然悲剧的气氛一直在加强。真正具有强大戏剧性的在后四十回中，后四十回我觉得倒颇有点西方小说传统，每个人物都有了全新的变化，宝玉出家，老母从原来不管家事，变得深谋远虑，刘姥姥则从一个被众人取乐的对象变成一个有情有义的民间社会底层百姓形象，人物由此向前迅猛推进、发展。所以，我倾向于接受后四十回，至少在传播学意义上，如果没有后四十回巨大的戏剧性，《红楼梦》接受度可能没那么高。我读《红楼梦》《金瓶梅》主要是为了更深刻理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以及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我觉得我们和西方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上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艾伟：虽然写作同个人生命息息相关，但写作经常会有意外。当一个人在写作状态时，他就像一个发光体，他能发现他不曾想过的事物。我们写作的人把这一刻叫“神启”的时刻，或叫“神来之笔”。总的来说，写作对我而言是平淡生活里的奇迹，我通过写作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艾伟：我想见曹雪芹。我有很多问题想同他谈谈，特别是女性问题。在那个完全男权主宰的时代，曹雪芹对女性的态度真是太了不起了。在《红楼梦》里，他把男性的欲望写得很脏，把女性的欲望写得非常含蓄，即便像秦可卿这样的人物，他依旧把她写得如此之美。这不是说曹雪芹没写出女性的欲望，王熙凤在贾琏下苏州以及回来时的欲望写得非常饱满。另外，曹雪芹对权力秩序的洞察能力也令人佩服，他真的是世故啊，比如王熙凤和贾母大丫头鸳鸯之间关系的描述，多么准确而有力！在这本书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艾伟：首先是《红楼梦》，我觉得带着这本书等于带着整个中国。其次是带一本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然后再带一本英语词典。选后面两本书一是我喜欢托尔斯泰，二是如果在无人岛上生活，我也得有事情可做，也许因此能学好一门语言呢。是的，我很遗憾这辈子没学好一门外语。中华读书报：假设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艾伟：我会请卡夫卡，不是因为他有趣，而是想问问他，作为一个在世时“失败”的作家，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他写下了它们，为何又想毁掉它们？他有着怎样的骄傲和自我怀疑？我想了解当他知道他死后成为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有什么反应？因为有时候我会想，我可能也是个失败的作家，当然我不会是卡夫卡。（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陈思和中华读书报：《陈思和人文演讲录》（团结出版社）的演讲中，对文学创作中的现实问题剖析很深刻，同时也很讲技巧。您平时讲课也是这样的风格吧？陈思和：应该差不多吧。我平时在课堂讲课与在会场做讲座，除了听讲的人数不同，演讲形式上有些不同外，主观上的准备没有什么区别。我在大学里讲课也不是照本宣科地读讲稿，坚持把学术前沿的成果教给学生，把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尽快地告诉学生。我收录在演讲录里的那些篇章，多半也是在课堂上讲过的。中华读书报：在《陈思和人文访谈录》中看得出来，您特别热爱教师职业，教师是您最初的理想吗？几十年从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陈思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不过那时没有想过当大学老师。后来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比我做科研更喜欢。记得留校第一年，我就担任了1982级同学的班主任，带了他们四年。在他们四年级快毕业时，我给他们上了一门新时期文学的研讨课，很多学生都参加了。他们积极发言，与作家们对话，后来我把他们的发言记录都整理出来发表了，还出了一本书叫《夏天的审美触角》。当时我为这本书写编后记，就说，我最好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我的学生。这批学生中就有学者郜元宝、宋炳辉、严锋、王宏图等等。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优秀人才。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教师的最大收获。中华读书报：作为名师，能否讲讲您的课堂？您和学生的交流怎样，是否也传承了当年老师们对您的影响？陈思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的复旦学院上通识教育课程。我特别喜欢这门课，是讨论课，听课的都是中文系以外的学生。他们没有太多的专业上的条条框框，喜欢在课堂上抢着发言，童言无忌，热情表达自己的读书心得和观点。我总是到讨论结束后再做总结，引导他们如何读书。有时候抢着发言的学生太多，我反倒被他们挤到讲台下面了。但我觉得，所谓通识课就是要激发起学生们的人文自觉，鼓励他们焕发出生命的能量，投入到学习做人方面去努力。这是我觉得最成功的一门课。可惜我现在已经好久不上这门课了。中华读书报：《陈思和人文演讲录》中，《学院·学院派·学院批评》提出“学院派”要甘于寂寞，甘于做高头讲章，不受媒体的诱惑。您看得很准，提出的观点也很尖锐很中肯，但是十年过去了，“飞来飞去忙着开会，咋咋呼呼做明星，在媒体上晃来晃去”的现象依然有增无减。您能否概括一下“学院派”的品格，能否给当下的“学院派”提些建议？陈思和：当时是现代文学馆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一个青年评论家的学术活动。我当时还是中文系主任，总要说几句话。这些评论家大部分都在校园里担任教师，学术上也很成熟了。所以对他们多讲几句捧场的话没有意思。我希望他们警惕的是社会上名利诱惑对他们的腐蚀，我理解中的所谓“学院派”，一般是很少参与媒体活动的，学院派顾名思义就是在学院里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他们的岗位在学院，服务对象是学生，坚守的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没有必要那么热闹地活跃在文坛和媒体，更不需要媚俗。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有些年轻学者在学术上稍微有些成绩，就耐不住寂寞，又想去当个一官半职，又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混个脸熟，看上去只是图个热闹，最后就会异化，成为媒体上的明星或者网红人物，而不是真正的行内专家。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知识分子不仅仅是要指点江山，更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操守，警惕社会对我们心灵世界的腐蚀。中华读书报：您对文学评论有自己坚守的原则，反而更赢得文学界的尊重。但是抵制人情和利益的诱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您不担心得罪朋友？陈思和：其实任何评论家都有局限，评论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评论的。评论家有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文学趣味，只有读到最符合自己的审美要求，而且最能够从理论上给以解读的作品，他的学术思想和评论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人们常常把有这种缘分的评论家与作家称之为“双子星座”。如俄罗斯的杜勃罗留波夫和冈察洛夫共同创造了奥勃罗莫夫这个艺术典型，就是一例。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胡风的文艺理论与路翎的文艺创作就是相得益彰的双子星座。胡风用他的思想理论最好地阐释了路翎的小说，而路翎的创作实践也正好证明了胡风的文艺理论。反过来，一个评论家如果什么作品拿到手里都会讲得头头是道，不一定是好的评论家，可能他讲的全是套话，放到哪里都可以的，说了也等于没说。但现在很多出版商或者作家仅仅把评论家看作是做宣传的，那又当别论了。其实，作家一部作品问世，要期待一个真正的知音来做评论并不容易，而一个评论家要等待一部真正适合他来评论的作品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华读书报：您所做的学术研究都是有生命力的，如何保持生命力也是当下文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能谈谈您的体会吗？陈思和：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你要对当代生活保持一股热情，要爱当下的生活，爱你的研究工作，当你把自己的真诚感情，你的爱与憎，你的生活立场与信仰，都融化到你的学术研究中去了，这样你的学术研究一定会弥散出真实的生命信息。虚伪的文字是不可能有生命信息的，当然也不会有生命力。中华读书报：您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对您在读书方面影响最大的什么？当您成为复旦大学的老师，您在读书方面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陈思和：我在考进复旦大学以前，读书基本上是自修性质的，主要还是依自己兴趣来读。进了复旦大学以后，读书就是一种工作状态，围绕写作、学习、研究来读的。但我尽可能把工作状态与个人兴趣结合起来，使读书成为一种享受、快乐的事情。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他在我刚起步写论文做研究时，就告诉我：研究一个作家，一定要读他最初发表的文本，了解它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并且要注意他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对文本进行修改的。这一点我受益匪浅。我导师精通英文与日文，他以前上课都是手捧一大堆外文资料，在课堂上一边翻译一边讲解，都把学生迷住了。我做不到贾先生的这种学问境界。我对学生的阅读生活没有要求，但对于他们写论文时使用的版本和资料选择，是比较关注的。我希望学生多读专业范围内的书籍，一个学者没有一定的读书量，很难称得上专家。中华读书报：您有哪些枕边书？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陈思和：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枕边书，每天晚上都是倒头便睡着。我很容易入睡，没有失眠的毛病，也没有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我一般读书都是在书房里，保持独自一人的安静状态。现在眼睛视力差，反倒喜欢读电子书，可以把字放大，在电脑屏幕上阅读。中华读书报：能想象您的存书必然很多，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陈思和：我不是个藏书家，我所购买和保存的书籍，主要是用于工作的专业性书籍和工具书，但也有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购买的。我的专业图书与兴趣爱好的图书不太一样，前者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书籍，后者很多是外国文学领域的书籍。我从小就有藏书的习惯。当时居住条件还比较差的时候，我却占有了家里一个有窗的小阁楼，供自己写作和藏书，后来我自己的住房越来越宽余，基本上都是用来安置书籍的。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我设计装修了黑水斋，四面墙壁都是书架，可以说是坐拥书城。但有朋友来看了说，面积还是太小，你有了一万册书，还会有两万册，总是会不够放的。我当时不以为然，说我可以五年清理一次，不需要的书就清理掉，始终保持这么一房间工作状态的书。说是这么说，其实是做不到的。于是书总是越来越多，吊诡的是，书也总是不够用。现在年纪大了，首先是眼睛不行，其次是找书困难，再加上知识更新，不得不利用电子文档来读书。有时候我觉得，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读书，比家里藏书更方便。这样一来，我就在考虑怎么处置自己的藏书了。不过这事也不着急，我会陆陆续续地处理我的藏书。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陈思和：当然，有些书是我一读再读的，而且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巴金的《随想录》、鲁迅晚年的三本《且介亭杂文》、周作人的《知堂文集》，我是百读不厌的。如果要我防疫隔离，只准携带三套书，那就是这三套。如果只能带一本，就是《随想录》。我现在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巴金的伟大，伟大就在于这本《随想录》。（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石舒清中华读书报：《看书余记》（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书中，提到您常去书摊上淘书——很享受淘书的过程？石舒清：逛旧书摊确实占了我生活中的一大块，如果说我的生活由三大块构成，读书写作之外，另一块就是逛旧书摊了。已经逛了有三十多年。写作是对生活的记录，我写逛书摊的文字也不少了，《看书余记》中所记，大部分都是关于逛书摊的，另外还写过《淘书记》《淘来的故事》等小说。说是小说，大致都是纪实，搞得我都不太方便去旧书摊了。和几个比较讲究的朋友比较，我收书确实是有些滥，常常是一包一包往家里提，搞得家里不成样子。老婆就多次威胁我说她要搬出去另住。一次她还故意约几个朋友来家里看我的藏书。朋友虽然尽可能客气着，顾着我的面子，但也忍不住做出实话实说的样子告诫我，这样子是不行的，家里毕竟不是书店对不对？就是书店，也不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搞得我理屈词穷，诺诺连声，表示他们前脚出门，后脚我就要采取措施。先把客人打发走了再说。当老婆带了朋友指认罪证那样数落着我那些书时，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家算是被我祸祸了。因为收书，搞得自己在家里无形中好像矮了一头，尤其提着几大包书回家时，心里是有些忐忑的，有时候会把书暂寄在小区熟悉的店里，回家且侦查一番再相机行事不迟。一次在公交车上，得遇了老家的一个文化官员，我们不见面已多年，他儒雅如旧，见我又是布袋子又是塑料袋，又是书又是老砚台还连带着笔洗什么的（正好收到一个老砚台和仿古青花瓷笔洗），搞得自己活脱脱一个刚刚收工的民工模样。老乡看着我的眼神是很有些特别的，好像在说，怎么竟过着这样一份日子，好像在说，原来你在过着这样一种日子啊。实际在我，这都没什么的，逛书摊已经上瘾，自己也清楚，这病是不好治了。中华读书报：《看书余记》中谈到和书摊摊主的交往也很有趣。石舒清：因为买书，和摆书摊的多年下来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其实是最可靠最长久的。有人知道我的喜好，会把一些好东西秘而不宣，等我去时才神神秘秘拿出来，说是特意留给我的，那份被区别对待的特殊礼遇，是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啊。就在前几天我还遇到过一档好事，去旧书摊，碰到的人都说，谁谁谁有一套好书，不卖给别人，声称就给你留着，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赶紧过去探看，原来是一套1957年版的《红楼梦》，印制精良，其中有许多绣像插页。我出价六百元，老板说，要是六百元早卖了，谁谁谁就给了六百元没卖。但还是六百元卖给了我。还把我的手紧紧握了一握，表示好事情就是要留给自己人。我当然投桃报李那样把他的手也用着力握一握。试想一下，如我老婆者，只看到书是如何把家里搞得不成样子，哪里知道买卖者之间的这些特别心思和特别乐趣呢？人心惟危，偶尔心思也会有变化，念头一动，想把书淘汰掉一些，不是有入有出，出旧入新么？但是一本一本翻着看时，却发现一本也舍不得，好像每一本都是亲儿子。中华读书报：重要的阅读都会做读书笔记吗？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石舒清：我觉得自己还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读得有难度或者少兴趣时就容易放弃，不能啃硬骨头，不能迎难而上，比如朋友给我推荐过学者萨义德的名著《格格不入》，我读来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就轻易放过了，还有大家都津津乐道的福克纳的小说，尤其长篇，我也是觉得不合我的阅读兴趣而望洋兴叹望而却步。但我有写随笔的习惯，断断续续也坚持了许多年，随笔中有一块，就是专门把我喜欢的作品里的好句子好细节记下来，积少成多，如果整理一下，也会是比较可观的。托尔斯泰就把自己感兴趣的名人名言名段名句摘编了一本书，因为是以托尔斯泰的眼光做判断和选择的，就使得这本书也成了一部传世之作，所以著作的形式也可以是很多样的。自己写不出来或写不好时，也可以在大量而又持久的阅读中，把自己以为好的那些东西摘编出来。说到这里，好像对我是一种提醒，我倒是有愿望以后出这样一本书。中华读书报：您的读书有一个观点“重温一下的必要实在是有的”。石舒清：渐渐有了一个认识或者说经验，就是与其博览，不如精读，当然最好是博览和精读相结合。但比较于博览，更应该强调的是精读。沙子一车，不如金子一颗。所谓精读，当然是读那些值得精读的书，我觉得精读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细细读，一是反复读。反复读也就是重温，温故而知新，温故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温故得到新的东西，有新收获，记得我重读鲁迅的《孔乙己》和史铁生的《老屋小记》的时候，这种温故知新的体会就很确切地被我感受到了。打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这种温故知新的感觉，就好像从你很久都不穿的衣服口袋里，不期然又摸出一厚沓钱来。中华读书报：您所赞赏的短篇小说是怎样的？石舒清：我喜欢的短篇小说我愿意举例来说，好比鲁迅的《铸剑》、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托尔斯泰的《三死》、张贤亮的《普贤寺》、莫言的《大风》、史铁生的《老屋小记》、张承志的《辉煌的波马》等，都是我眼里的好短篇小说，当然我心目中类似的好短篇还多。但愿我不要记错，我记得关于短篇小说，李敬泽老师有个说法很启发我，他说好的短篇小说像一潭深水，既“清澈见底”，又“深不可测”，我觉得这个看似矛盾的说法说出了我对短篇小说的追求标准。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石舒清：读书人大概都有枕边书，而且会换来换去。我的枕边书不外乎文史哲类书籍。按兴趣排序，应该是宗教书第一，历史书其次，之后就是文学类书籍。中华读书报：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石舒清：我喜欢有自传或纪实色彩的文学作品。不太喜欢明显虚构或演义太过的作品。从形式上来说，喜欢书信体、日记体、采访录、调查报告等面貌的文学作品。像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阿成的《赵一曼女士》等小说，因其文体上的特别就会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首先吸引到我。中华读书报：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石舒清：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既忍不住要读，又害怕读完。就像在一大堆锁子钥匙里随便摸出一把钥匙和一把锁子，试着一开，啪一声，竟然打开了。中华读书报：每天都在读书写作，还有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吗？石舒清：符合这一问的答案您可能想不到，是《红楼梦》，我有多个版本的《红楼梦》及与《红楼梦》相关的很多书籍，可以装满书柜一排，但我确实还没有好好读过《红楼梦》。我把这部众口称道的作品先留着。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石舒清：写作的好处是让一个人待着不孤单，还可以搞得很红火很热闹。三个女人一台戏，写作的人不需要这么多人，一个人就能搞出多台戏来。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石舒清：我愿意见到老子。比较于在文学上得到教诲，我更希望有人能带我走出种种困境。虽然实际情况是任何人都指望不得。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石舒清：这是个有选择困难的问题，如果时间足够，可能会一直选下去。我此刻给出的三本书的答案是：《古兰经》《论语》《野草》。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成为谁？石舒清：我很有可能会成为“孔乙己”，但我愿意成为的人物是托尔斯泰笔下的“谢尔盖神父”。（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韩羽中华读书报：您最近出版的《韩羽插图选》收入了一些为名著所作的插图，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文章作的插图。您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何感想？韩羽：这是两位青年朋友帮我搜集编选出来的历时六十余年的我的旧作，也就是说，这本书一出世就已老态龙钟了，可对我来说，恰好相反，是返老还童了。它使我忆起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岂止忆起，还使我再次咀嚼、重新认识。比如《半分利》一文的插图，就是本书里的头戴红缨官帽、身穿官衣、脚登官靴化装成县官大老爷的那位。“半分利”是他的外号。农民，游手好闲，喜欢摸牌押宝，斗鸡捉鸟，虽大我十多岁，竟屈尊能和我一起玩。有一次，他说：“你会画关爷财神、会画玩牌的不？”我说：“画你们玩牌的有啥难的。”立即画出了几个围着桌子坐着在玩牌的人。他说：“看我的。”夺过笔就画，画完了，我一看是几个人一齐在撒尿。就是这画儿，在八十多年之后给我帮了个大忙，使我弄清楚了一个绘画上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对这句话，董其昌、恽南田也都只说出了“其然”，而没有说出其所以然。可是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小伙子闹着玩儿画的几个正在撒尿的《玩牌人》竟然说出了“其所以然”。为此我曾写了一文《〈玩牌人〉与“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中华读书报：您的漫画非常有趣，包含了丰富的绘画语言，背后蕴藏着丰厚的学养和人生历练。您画漫画最讲究什么？韩羽：漫画和其他绘画的区别，就是能逗人笑。更确切的说法是逗人笑过之后还逗人思索。《史记·滑稽列传》的说法是：“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逗人笑，容易么？凡是长期从事过漫画创作的人都有过体会：为了逗人一笑，直憋得自己欲哭也。因为能够逗人思索的笑必须既能搔着痒处；也要触到痛处，或者说痒和痛的矛盾的统一。也有人总结为逗人发笑的关键处在“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于情理之中”。这就需要想象力了。何谓想象力，是否可以这么说，想象力是从具象到抽象，从抽象到具象的快速穿越，是从相同的事物中看到“异”，从相异的事物中看到“同”，只有这样才能从已有的事物中生发出“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于情理之中”的未曾有过的事物。一言以蔽之，想象力是主动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有这样的思维，才能把绘画技法、生活经验、才学识见依从创作意图粘合在一起。古人对此谓为“迁想妙得”。希冀能有这样的思维活动，为严肃认真的漫画作者刿肾镌肝孜孜以求。我本愚钝，虽无寸进，亦不敢或忘。中华读书报：看得出来您对古典文学深有研究，能谈谈您的阅读经历吗？童年时期的阅读是怎样的？韩羽：提起读书，乏善可陈，早年有一《自供》：“路行百里常转向，书藏半橱称富翁。砚有积墨二分厚，心无灵犀一点通。惯以坏画充好画，聊将嘘声作赞声。鲁魚亥豕成粥煮，混了春夏混秋冬。”可见一斑。您说我“对古典文学深有研究”，令我汗颜。实话实说，小时也曾上过私塾，《大学》《论语》也会背诵几句。却不懂得言说的是什么，是地地道道的“八哥学舌”。有一年，“批儒批孔”了，首当其冲的是《四书》，还真的要感谢“批孔”，使我明白了小时候“学”来的“舌”究竟是何意思，我是到了不惑之年，才粗涉经籍。再也没有想到的是偶然发现供批判的《四书评》，前有一序，是李卓吾写的，其中的两句话：“盖道理有正言之不解，反言之而解者；有详言之不解，略言之而解者。”成了座右铭，咀嚼之，体味之，使我受用不尽，诚哉，袁枚那句话：“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我读书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装了一肚子杂碎，后来写文当必也是“杂碎体”，之乎者也，咿呀哼咳，古腔今调，不伦不类。中华读书报：您的杂文也是一绝，杂文创作和书画，是相得益彰的吗？韩羽：就绘画与书法来说，绘画是以抽象的线之美，求取具象的形之美。书法是以具象的形之美（字的结体），求取抽象的线之美。再看绘画与杂文，绘画是受时间与空间局限的具象的视觉艺术，杂文是不受时间与空间局限的抽象的语言艺术，绘画看重在“夸张”，语言着重在“比喻”，正如俗话所说：“隔行如隔山。”证之以事实，比如有人画得好，书法未必好，有人书法好，画得未必好，甚或不会画。又比如有人杂文写得好，未必画得好，有人画得好，杂文未必写得好。但是，还有另一类情况，仍证之以事例，吴道子观裴旻舞剑，借其壮气，用助挥毫。盖叫天表演武松时的举手投足，受启发于中国画墨龙的穿云腾雾之势。苏轼之赞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之所以如此，盖中国艺术。无论诗文书画，或是戏曲歌舞，其在艺术创造的整个过程中无不借助于“想象”成分。艺术形象不是来源于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模仿，而是利用生活经验中的各种印象交互糅杂而成，因而在同属“写意”的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中往往掺和着相同的生活经验的痕迹，这种痕迹，给各类不同的艺术打开了触类旁通的方便之门。是否可以这么说，文学和书画，在低层次领域，两者不相通，在高层次领域，两者可以相通，但也只限于规律相同，体现规律的方法仍不相同。中华读书报：艺术家多长寿，您年过九旬，依然思维活跃。保持旺盛的创作力。能谈谈您的养生经吗？韩羽：提到养生，再也忘不了漫画家方成的一句话，他说：“整天价忙，忙得连生病的工夫都没有。”“忙”可祛病，果然，老先生寿登期颐。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韩羽：反复重读的书，大多是消遣解闷的书。比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而且我还有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导演的《静静的顿河》、罗伯特·多恩海姆导演的《战争与和平》的影片光碟，看过多少遍，记不清了。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艺术家，您想见到谁？韩羽：您说的“有机会”是逗我玩儿哩，我说根本就没有机会，不要说已故了的，就是在世的想见谁就能见到谁么。既然想了也是白想，何必去想。何况，比如使“洛阳”为之“纸贵”的写《三都赋》的左思，《晋书》是这么说的：“貌寝，口讷，而词藻壮丽，”似此，相见争如不见，择优而从，只读其“壮丽”的“词藻”可也。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韩羽：我一本都不带，我要多带大米白面，当然还有打火机。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成为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成谁？韩羽：这使我想起唐吉诃德，他很可敬，也很可笑。（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素素。李元/摄影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素素：年轻时的枕边书，主要是小说、诗歌，喜欢小说的叙事，喜欢诗歌的语言。后来的枕边书很杂，书，杂志，报纸，包括影碟，除了看字，还看碟，碟也是一种书。现在的枕边书变得简单，一摞想读的书，一本正在读的书。应该读的书太多，至于需要重温的书，或反复重读的书，在我有好几种情况，一种是工具书，主要是历史文化类，这是我近些年最喜欢读的品种。我的阅读也从单一的文学阅读，转向了多元的历史和文化阅读；另一种是经典名作，外国小说读得多一些，但是19世纪以前的很少重读，20世纪以后的成为重点。有的是因为喜欢，比如《追风筝的人》《月亮与六便士》《金阁寺》《喧哗与骚动》《霍乱时期的爱情》《太阳照常升起》《香水》等等。我甚至在读书会里反复与人分享。有的是初次阅读消化不良，比如《百年孤独》，一遍看不明白，那就再读一遍，再比如《小径分岔的花园》，那么多人都说好，但我一读头就晕，脑子就是不进，始终在床头放着，几千字的短篇，却像一座压在头顶的大山。也许因为我不会写小说，不懂小说的表达逻辑吧。总之博尔赫斯这篇小说让我倍受折磨。中国的古典小说，最喜欢《红楼梦》，第一次读的居然是《石头记》，而且是在小学三年级，之后又重读了两遍。在《红楼梦》之后，又喜欢上《金瓶梅》，正在读第二遍。现当代的经典，也有重温和反复读的，先是挑人，然后是挑作品。中华读书报：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素素：家里有三个地方放书，我也在三个地方读书。枕边、书房和客厅。在枕边读书，让上床睡觉有了一种宗教般的仪式感，一天的尾，似乎就应该这么收。这个习惯不用养而自然成。在书房读书，一般是工具书，为了查资料，属于急用现读。在客厅读书，时间最长，也最正式，窝在沙发里，或躺或坐，一般是读大部头，什么也不想也不干，就是读书时间。我会煮一壶茶，点一支香，让自己完全放松，陷入阅读。以前看书特认真，特喜欢作笔记，现在手懒了，更喜欢思考，或在书上画道道，或写几句心得。读特别好的小说，会在每一章前面的空白处，写出本章要点和结构提示。凡是深阅读的书，里面都留有这类痕迹。记得重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时，在网上又买了他的《面纱》《在中国屏风上》《毛姆读书随笔》。阅读毛姆，包括阅读许多外国作家，带给我的冲击是他们的语言和知识半径大，行走和活动的半径也大，作品中有一种居高临下、收放自如的文化视野。中华读书报：散文是您最喜欢的文学类型吗？您的书架上，是否散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素素：你说对了，我喜欢散文。从1974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已经一心一意写了四十多年散文。从1983年做报纸副刊开始，一心一意工作到退休，居然当了27年散文编辑。写和编都够执着，简直比爱情还专一。在我的书架上，占比最大的是历史类书籍，其次就是散文类作品。我给散文分成了三个系列：一是古代名家经典，二是现当代名家经典，三是外国名家经典。在全民写作时代，散文的门槛非常低。除了经典，我已经基本不读散文。文学类阅读除了小说，还有诗歌。我写不出诗，但我超喜欢读诗，而且是现代诗。中华读书报：写作《独语东北》时，林语堂的《中国人》对您有过启发。平时在写作中，是否也要不断从书中寻求帮助？素素：写乡村生活，写知识女性，凭记忆和经验就可以下笔。写《独语东北》，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我至少作了两种努力：一是用半年时间读东北，一边读一边确定了要写的题目，要去的地方；二是用半年时间走东北，对民族历史、山川地理、风俗文化作田野调查。因为要写东北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就读了林语堂的《中国人》，他说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米，面食因为可以做成行军干粮，所以北方人能跑到很远的地方打仗。他还说，北方人是强盗，南方人是商人。我认为他概括得很形象。这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体系的冲突，即使后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方人也是自带基因的。我不只读他的书，也读了别人的书。正是这种阅读，让我在写东北人的时候有了坚实的文化支撑。中华读书报：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或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素素：我的阅读是从小学开始的，最初读过的那些书，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让我完成了阅读的原始积累。真正有意识的阅读，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大连师专。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第一次读到外国文学。77级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听老师上外国文学课一脸的懵。老师听说我刚刚读完《简·爱》和《欧也妮·葛朗台》，就让我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同学们讲讲梗概。总之，在学校那几年，外国文学是一次恶补。但是，最让我有写作欲望的，却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它不在中文系教材里，我是在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本书。读别的书，都是对一种巨大缺失的饥渴和补偿，并非为了写作。只有读萧红，字字句句，都让我蠢蠢欲动。也许因为，她的乡土与我的乡土相近。她的所有诉说，我都能感同身受。第一次去萧红故居，曾写过《黑土原上的太阳》，发在1987年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在十年后的“独语东北”系列里，我又写了一篇《无家的萧红》。我很少写作家印象类的文字，但我为她写了两篇。有一次去广州，我还专门去银河公墓祭拜她。我真的不明白，萧红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安葬在她的故乡，而是让她永远客居或流浪在外。中华读书报：您有没有最崇拜的作家？素素：古今中外，凡是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学史上被看见的作家，我都崇拜。如果非要说最崇拜谁，一定是萧红。因为她最早植入我的内心。虽然她不是文学史上的珠穆朗玛，也没有抵达一个伟大作家应该抵达的高度和宽度，但是在我心里，她就是用来崇拜的。中华读书报：在创作散文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呢？素素：最享受的是发现，那些写作之前或写作之中的各种发现。有时是题材带给我的陌生和激动，有时是思考带给我的惊喜和点亮。前者是写什么，后者是写出了什么。前者解决了不知所向，后者解决了不知所终。中华读书报：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素素：在我的书架上，有好几本法国女作家马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书。知道尤瑟纳尔，得感谢老同学孙郁，许多年前，当他知道我在深耕东北的历史文化，便建议我读读尤瑟纳尔。于是我就买了她的《北方档案》《哈德良回忆录》《苦炼》《虔诚的回忆》《安娜姐姐》，但我只读了《北方档案》，另外几本一直没有时间读。尤瑟纳尔是个具有历史意识的女性作家，历史成了她获得自由的天堂，也成了她进行哲理思考的跳板。我认同她的观点，作家应该有审视历史、思考历史的批评性目光。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大气而睿智，给了我许多启发。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素素：写作最吸引我的，就是可以用文字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知。写作是一种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能力，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长进的。它让我看到了自己如何在写作中成长。但是，写作的魅力除了可以品尝自我成长的喜悦，还会经历遇到瓶颈之后的不安和彷徨。我的写作领域很窄，只局限于散文。小说家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散文，我却只有一把刷子，说得好是专一，说得不好是能力有限。这是我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正因为写散文的时间太长，便有些厌倦，以至于对写和发表都看得很淡。这也与我转向地域历史和地域文化写作有关。当年在向东北走去的时候，我就总是回头看地处辽东半岛的大连。它在东北，但它特别不像东北。所以，写完《独语东北》之后，我把目光收回到辽东半岛，在大连这口深井里打捞，先后写了《流光碎影》《旅顺口往事》，现在又应外文出版社之邀写《大连传》。虽然很地域，很小众，但我一直沉溺其中，自得其乐。我认为，不论喜悦和彷徨，都是写作所赐，也都是写作的魅力所在。中华读书报：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素素：汪曾祺。当年请他给我们副刊当顾问，曾在大连请他吃过一次饭。他没有架子，喜欢说笑话，简直就像邻家老爷爷一样可亲可敬。席间他让人拿纸笔来，给我画了一幅水仙，题上“玉作精神水作魂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始于2006年。每月中旬，我们都将为读者奉上由编辑部遴选的一份书单。我们选书的标准兼顾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和趣味，重点关注思想、社科、历史、传记、文学、艺术、科学、童书等类别。望有助于大家选书读书。《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第一版，98.00元这是葛兆光先生2011年后为博士生开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讲稿，有过十年以上的讲述，并经反复修订增补后成书。全书从具体研究案例（“元寇/蒙古袭来”事件）讲起，讨论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次及东西方有关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中国的亚洲史研究），再重点讲到对蒙古时代以后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最后介绍了域外（日、朝、琉球、越南等）有关近世东部亚洲历史的相关文献。可以说，这是继《宅兹中国》《想象异域》等著作之后，作者“从周边看中国”“把中国带进世界，把世界带进中国”理念的再度集中呈现，是对全球史、区域史研究潮流的回应与实践，虽是讲义，其读者却不应限于专业研究者和学生，一般公众亦可藉此打开看待历史的新视野，收获新知，启发思考。《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全二册），王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第一版，128.00元学者王笛多年来对中国社会史、城市史等颇为关注，对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尤有心得，本书即为王笛以微观、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和方法写作的社会发展史新作。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在书中，他以微观视角，从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切入，将研究与写作的范畴延伸至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口变迁、衣食住行、农业发展到城市、民俗、信仰，再到家庭伦理、法制建设、边缘群体、江湖与庙堂等等，通过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野，让读者深入历史细节，回溯传统渊源，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与此相关的诸多疑问或可从中找到答案。《瘟疫之夜》，［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龚颖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89.00元奥斯曼帝国余晖下的1901年，一艘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计划前往中国的船上有包括帝国公主帕克泽、其夫努里医生等在内的精英宣讲团，而同时在明格尔岛上，瘟疫蔓延，局势动荡……这是土耳其大作家、诺奖得主帕慕克最新长篇的开始，接下来，苏丹、公主、医生以及密探等人物渐次登场，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他们的命运充满不确定性，而人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面对瘟疫，经受着无所遁形的严峻考验。这部作品是作者酝酿、准备近四十年，花费五年时间完成的，虚实之间，宏大的历史感、众多人物的刻画、交错的线索、细节的把控，依然体现了帕慕克作品的一贯风格和水准。他试图在书中叙写英雄与至暗年代的对抗，思索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冲突，对人类置身疫病时如何面对陷入思考。《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第一版，48.00元这是作者围绕《朝花夕拾》的解读而写成的鲁迅研究专著。在吴俊眼里，《朝花夕拾》是鲁迅的“文学个人史”，“每一篇都有着创作和纪实的双重品质”，“是作者用叙实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经验化作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全书第二部分对《朝花夕拾》逐篇进行解读，有字句的读解，有本事的钩沉，有修辞艺术的分析，有思想意义的揭示，鲁迅创作各篇时是何种心境，如何看待鲁迅这些“非虚构”文字中的“虚构”成分……文本细读之下，鲁迅笔下幽微曲折之处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全书第一部分则是《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有经（简谱）有传（传述），对读鲁迅的生命历程和文学世界，表达了作者“对于鲁迅平生的系统看法”，也与《朝花夕拾》中鲁迅对自己人生的回忆与书写形成照应，耐人寻味。《方格菌》，［英］雷蒙德·布里格斯著／绘，叶敏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8月第一版，59.80元在阴暗、潮湿、污浊的隐秘世界，生活着一群神秘物种——“污魔怪”，他们长相凶恶、邋里邋遢、以恶作剧为乐，有着和人类社会迥异的卫生习惯、思考方式和处世态度。方格菌是其中一员，书中详细地描绘了他与妻子和孩子的日常，从作息、饮食到情感交流、工作或学习经历，等等。随着图文内容越来越进入到方格菌的世界，读者大概率会从惊诧、抵触到适应甚至理解这种魔怪的“不合常理”之处，进而反观自己的成长与人生，思考现实中的顺从与逆反，崇高和卑微，安静或喧嚣。这部风格奇特、立意深刻、妙趣横生的佳作出自英国图画书大师雷蒙德·布里格斯之手，与他广为人知的《雪人》《圣诞老爸》等经典之作的明亮、温暖、梦幻、浪漫相比，《方格菌》显然是异类，但其荒诞、幽默、反讽等特质却有着触动人心的别样力量。《“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杨念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第一版，128.00元本书是作者接续《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进一步探讨清朝如何构建其统治“合法性”的一部力作。作者围绕“大一统”在“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表现展开讨论，一方面探究“大一统”观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及其在清代展现出的独特历史形态，另一方面探讨“大一统”观在清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实践过程中到底如何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聚焦“大一统”这一观念，本书有助于我们贯通理解两千年帝制中国的本质，也使清朝统治的独特性得以凸显。《南宋地方官的主张》，[日]大泽正昭著，吴承翰译，浙江大学出版2022年11月第一版，68.00元这是从事中国史研究已逾半世纪的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关于南宋官场生态、政治心态等方面的力作，是基于《名公书判清明集》《袁氏世范》这两部当时的重要文献的深入解读。书中对处于内忧外患的南宋朝廷如何充分利用南方资源、民心与官场趋向，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天时地利人和，步入一段长期兴盛的局面，有着史料扎实、深入浅出的分析。《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经济和官场生活》，赖瑞和著，中西书局2022年10月第一版，128.00元今年4月去世的著名唐史学者赖瑞和教授以对唐代职官制度的研究而广为学界所知，这部遗著收录赖教授发表在海内外刊物上的14篇论文和3篇学术随笔，既有他“文官三部曲”（《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唐代高层文官》）之外研究官僚制度和文化的若干单篇文章，也有其特别着意的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李白的翰林待诏怎样一种官职？韦应物的诗《送杨氏女》是写实的描述吗？王维《相思》诗中的“红豆”是什么植物？唐人在多元货币下如何估价和结账？书中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既是学术的，也颇具趣味性。《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李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99.00元因《南北战争三百年》等历史著作为学界和读者关注的青年历史学者李硕有着重新书写“中国史”的计划，本书是开篇之作。书中聚焦中国上古时代文明起源，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写到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越千年。本书中李硕的写作基于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详述上古人祭风俗的来龙去脉，写法上注意宏大叙事与微观历史的结合，在尊重史实基础上将相对枯燥的历史场景加以合理的生动描述。《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上下册），刘宗迪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第一版，260.00元《山海经》因其多闳诞迂夸之言、荒唐无稽之物，长期以来被视为志怪之书，致使其地理学价值被忽视和轻视。《众神的山川》可谓一本为《山海经》翻案之作，上编从知识形态学角度说明《山海经》地理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表达方式；中编为地理和历史研究，考证《山海经》各篇所记山川地理的地域范围，以及《山海经》地理与中国古史传说尤其是夏、商历史记忆的关系；下编从年代学研究出发，考证《山海经》成书的年代和地域文化渊源，阐明《山海经》对于重建华夏上古史的史料价值。《葛剑雄说城》，葛剑雄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78.00元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这部以城市为主题的文集收录了六十多篇文章，分为城市品性、城纳百川、古城遗风、异域之城四个部分。这些文章或是展现了作者对城市本质的长远思考，或是表达了作者对于城市生活的独特见解，或是凭借深厚的学识叙述城市的来龙去脉，或是记录了作者在中外城市的所见所闻。有态度严肃、见解深刻的学术文章，有文字轻松、色彩明亮的随笔。作者用细致动人的笔触让一座座或繁华至今、或掩于黄土的城市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德]弗兰克·特伦特曼著，马灿林、桂强译，九州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148.00元作者曾主持规模宏大的消费文化研究项目，历时数年完成了这部皇皇巨著。本书第一部分是历史的梳理，既梳理咖啡、烟草、印度棉花和中国瓷器等各种商品征服世界的历程，也书写消费的理念在与其他观念文化在纠缠中演变的历史；第二部分则从当代话题出发，结合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就围绕消费的若干热点问题作了理性客观而非偏激的讨论。《陈思和人文访谈录》（上下册），陈思和著，陈丙杰选编，团结出版社2022年8月第一版，68.00元本书收录陈思和教授接受同行、学生、媒体记者的访谈的文章，大多系第一次结集成书。谈话内容涉及个人的治学经历、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教育问题等等，展现了陈思和在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辛勤耕耘、理论建设过程中的丰硕成果及其在治学路途上的珍贵经验，为读者展示出了一个当代学者对于学术、教育、人生的独到见解和人文情怀。《亲爱的蜂蜜》，笛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第一版，59.00元与作家笛安的前作相比，她的这部最新长篇显得平和、柔软、温暖。书中没有那么大的情感碰撞和戏剧冲突，两条线索——男主人公和女朋友（一位单亲妈妈）的感情线，他和女友女儿（三岁）的友情线，从容地推进。在讲述这些人物的情感与故事的时候，已为人母的作者倾注了对孩子以及自己童年时成长经历的认知、理解，故事的时空背景就在当下，在这个仍存在战乱、瘟疫的世界里，这部长篇以相对得体的方式呈现了人性的美好一面。《日夜》，关仁山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第一版，53.00元作家关仁山的新作《日夜》直面疫情下的现实社会，描写2020年春节前后到2022年，田、冯两个中医世家在抗击疫情中发生的故事。小说栩栩如生地讲述了卫计委干部田好和他父亲、老中医田润章及女朋友蔡明月面对生死危难的人生信念，展示了医务工作者和公安民警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无畏。《宝水》，乔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第一版，68.00元这是一部用文学方式书写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力作，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作家实实在在潜入了生活的深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一个外来者的冷静视角，写活了人物，写足了细节，精准妥帖，质朴深情，生机勃勃，给人深沉的温暖和安慰。《寻常百姓家》，么书仪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第一版，70.00元《寻常百姓家》中，作者以节制而温情的笔墨记录父母的一生，既是献给父母亲的一份纪念，也是作者以“做学问”的方式写就的当代家庭史。作者对相关历史大事件从时间、过程、形态、结果的考证认真严谨，对生活场景、事件和人物行为的描写力求真实、准确，使这部有关个人的生活史与家族史堪称民间“信史”，对于后人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经历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万象自心出：中国古书画研究》，何惠鉴著，孙丹妍等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9月第一版，260.00元20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中国艺术史学科获得巨大发展，这离不开方闻、王季迁、傅申等从中国到欧美的学者的贡献，何惠鉴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但由于何惠鉴常年工作于海外，著述多以英语发表，散见于各类期刊或书籍，致使国内读者对他的研究难得一见。鉴于此，出版者广泛搜集、整理何惠鉴的学术成果，推出了“何惠鉴学术著作集”。本书收录何惠鉴古代书画研究的文章18篇，研究跨度上起晋唐，下及明清，涉及早期绘画理论、画家生平考证、鉴藏史等诸多方面，颇多精彩论述和重要发现。《造舟记》，许路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7月第一版，98.00元这是一部富含中国古代木制帆船知识、满载作者童年造船出海梦想、洋溢着理想主义与实干精神的非虚构佳作。作者许路是一位生长在海边的中国古代生产技术史、船舶考古学研究者，对于古代帆船的历史与制造技术颇有心得，进而萌发依据古法制造一艘能够扬帆出海的“古船”的念头，为此他做了大量准备、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最终的结果颇富戏剧性，船造好了，他不能亲自远航……但这本书中对于传统的传承意义、向梦想进发的勇气依旧能赋予读者力量。《熊猫小四》，叶广芩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42.00元叶广芩新作讲述了一场孩子与动物的奇妙相遇，一段人与自然相互守护的美妙情缘。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能真切感受到国宝大熊猫的可爱灵动、秦岭动物的生机勃勃，还能领略到秦岭高山峡谷的自然之美、秦岭人豁达通透的精神气质。在这本书中，作家饱含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对动物的深情，带领读者走进云遮雾绕的秦岭，欣赏温暖动人的动物传奇。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书业的风向标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刘墉中华读书报：自1973年出版《萤窗小语》，距今已近五十年。您曾在“刘墉给孩子的成长书”系列中提到，是爱的力量驱使自己不断写作。为孩子们写作，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刘墉：是的，就是爱。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的话，他在创造一切有形事物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创造爱。因为没有爱，这个世界很难延续，很难维持。就像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一只母鸡为了保护它的小鸡，跟老鹰搏斗，硬是打赢了。还有一条蛇跑进鸡窝，被母鸡猛烈地厮打。为什么它们能没有恐惧，去挑战自己的天敌？因为与生俱来的爱。人更是一样。人生在世，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爱之中，你每天所经历的，你所有的获得和失落，都离不开爱。你早晨不想起床，但你起来了，因为你要给孩子做饭。你送孩子出门，看着他的背影离去，整天心里都在挂念；孩子放学回家了，发现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他也会挂念，这些都是因为爱。所以，我会关怀自己的孩子，会操心自己的儿子，也是因为爱，于是在他的青春期，写成了《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后来他念大学了，我怕他在社会上吃亏，又写了《你不可不知的人性》《人生的真相》，等他毕业进入社会了，我又写《我不是教你诈》，提醒他注意社会里的凶险。我的很多作品都是这么来的，而且不只是写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写给天下的孩子，追根究底，都是因为爱。中华读书报：很多作品如《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等等，源自对儿子的关爱；《做个快乐读书人》《少爷小姐要争气》希望引导女儿……诸多作品来自孩子们带给您的灵感？父母对孩子的爱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您有这么大的动力写出来？刘墉：这个动力常常来自“冒火”，而且火冒得越大，写得越好。我儿子上中学时，处于叛逆期，父子常有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吵得很大。但事后我会坐下来，告诉自己不要失控，儿子不听老子的话，那我就把刚才没说完的话写下来，儿子讲的有道理的，我也写下来，在纸上一番讨论。等写完了，心里也平静了，隔两个钟头再叫儿子过来看，他也平静了，父子间的沟通也更好了。《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这几本书都是这么来的，而且我发现越是冒火，越是有血有泪，写出来就越能直指人心，越能打动人。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父母会把我的这些书给孩子看，说“我要讲的话都在里面了，你去看吧，刘墉都帮我讲了”。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都疼爱孩子，爱之深，责之切。跟女儿也是一样，从她很小的时候就给她写。当然写给儿子和女儿的风格不太一样，但只要你爱孩子，关注孩子，每天都会有很多的灵感，有很多可以表达的事情，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也是一种亲子间的沟通方法。中华读书报：《人生百忌》将社会人性的种种幽微之处剖开解析，提醒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人生要设防。那么，就您的了解，读者会接受这种“预警”吗？这部作品的初衷是来自对女儿的嘱托和牵挂，她看了之后有什么反馈？刘墉：这些谈处世的作品，不仅是写给儿子女儿，也是写给每个人的，甚至包括我自己，因为很多都来自我在外面吃的亏。所以不要觉得《人生百忌》《我不是教你诈》这么辛辣，好像我自己就是个很“诈”很精明的人，恰恰相反，我常常吃亏，但吃亏就变成了很好的灵感。所以我跟儿子说：你看咱们这次又吃亏了，被骗了多少，但是，把这个亏写成文章，稿费能拿回多少多少，还长了处世的本领，这亏不是吃得很划算吗？当然，不同的读者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同样是学生，有的孩子会说：“这里面写得好可怕，社会竟然是这个样子，我不敢再看了！”但他的同学可能却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大惊小怪。”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在不同的环境成长，所以有不同的反应。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些踏入社会多年的读者来信说：“刘老师，看了您的书之后，我心里平静多了。因为刚入社会时，我吃了很多亏，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但读了您的书之后，我知道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人性也就是这样，换作我，可能也会表现出同样的人性。所以我就释然了。”这也是我写这些处世书想要传达的，就像在《你不可不知的人性》这本书，每篇后面都有一段“你不能没有的谅解”。正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人性中有丑恶，也有美好，所以你才要认知，才要谅解，才能过得快乐。中华读书报：《为自己喝彩》《做自己的主人》等书，结构是父子对话。这是在当时就设计好的？您做事是否都有严密的规划？刘墉：可以说有规划，也可以说没有。我是一有灵感就写下来，当积累了很多，就可以分类。分类之后，就可以从中总结出哲学思想，或者处世思维；或者发现哪一类可以再加发挥，于是增添它的内容，写成一本书。所以，写书有偶然也有必然，它既需要天外飞来的灵感，也需要精心的设计和创造。中华读书报：拳拳爱子之心溢于字里行间。读的时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您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和家庭教育类图书相比有何特点？刘墉：我的家庭应该算是平凡，虽然我的祖父曾是杭州临安的县太爷，我的父亲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做到很高的职位，但他很早就因为肺病离开这个世界。后来我过继给刘家，刘家的父亲也很早就离开世界，所以看似书香门第出身，但基本上都是靠我自己去学，自己去找。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应该知道的事我不知道，有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我却会想到，这就是非科班出身或者自己摸索的人所拥有的特质。因为没有既定的框架在你的身上，于是你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思考，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不停地反省有没有练好基本功。中华读书报：《人生便利店》简直是一本实用的百科全书，从题目到内容、结构都很巧妙，您是怎么想到采取这样的方式？励志系列已累计畅销二百余万册，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很多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却愿意从您的书里寻找人生的答案？刘墉：我从年轻时就喜欢写短文，中学时在校刊写短文，大学时编校刊，通常也写比较精炼的短文章，后来我进入电视公司写新闻稿，因为有时间限制，也常常写短文，直到后来才开始写较长的小说。罗素讲过，是一个明明可以很简单叙述的东西，却要很艰涩地去讲，那是不道德的。我很认同这句话，能够用最平凡的语言说出来的东西，何必去拐弯抹角、佶屈聱牙地表现呢？实在是没有必要。所以我喜欢长话短说，不太喜欢啰嗦，《人生便利店》也正是一本这样的书。中华读书报：能否分享一下您的读书经验？读得最多的书是什么？刘墉：我现在最多的阅读时间是在网络上，通常是这边看一点儿，那边看一点儿，在不同的信息里跳来跳去。如果读纸质书，也是拿起来看几个章节，甚至只看看前言，就放下了，不会一次性读很多，但关上电脑、放下书后我会思考，思考很重要。因为现在知识获得的方式很多元，你很可能这边吃一口，那边吃一口，就摄取了足够的营养和热量，但你要通过思考，把它消化了，才可以发展成你自己的思想。这也是现代人的特色，需要更多的创意，要天马行空的想象，也需要更多的融合。如果像过去一样，读一大本厚书，或者上完一大堆课，觉得老师讲得真好，书里讲得真好，然后就全盘接受了，反而不如四方攫取，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所得来的东西精彩。所以，无论你怎么读，关上电脑，放下书，去想想怎么消化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刘墉：是的，我常常重温旧书。有的人是考完试就把书扔掉了，我不会，因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很多东西你长久放在一边不看，过去得到的就会丢失，就像以前背诵的古文诗词现在可能不记得了。但如果你能隔一阵子就翻开看看，想一想，那些东西可以跟你一辈子，于是当年你花的时间就不会白费。所以我非常主张重读，而且重读的时候你的年龄不一样了，经历不一样了，心情不一样了，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中华读书报：您大概不太把时间用在社交上，但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艺术家等出席，您会邀请谁？刘墉：我会邀请罗素、爱因斯坦、梵高、范宽、李唐，还有张择端。（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1928年8月，27岁的中国留学生吴景超以Chinatowns: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钱理群中华读书报：您的阅读涉猎很广，能回忆下早期的阅读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鲁迅？钱理群：我接受鲁迅的第一个作品是《腊叶》。那时候我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从哥哥的书里读到鲁迅的作品，似懂非懂，但是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枫树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有几团浓绿……”我当然读不懂它的意思，在我的感觉里只是一团颜色：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颜色中突然出现一双黑色的眼睛，在看着我。当时本能地感到这非常美，又非常奇，还特别怪，一种莫名的感觉，就在一瞬间留在自己心上了，就觉得说不出的一种惊骇。现在我一讲鲁迅就浮现出那个形象，那双藏在色彩斑斓中的黑眼睛，直逼你的心坎，让你迷恋，神往，又让你悚然而思。其实我这种直觉、这种感觉是讲到鲁迅的要害了。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引导年轻人不要过分地强调一种分析、不要带入到各种概念当中，而是应该有一个更直觉的接触，包括对鲁迅的研究，很多人想不到我是通过色彩进入鲁迅世界。中华读书报：读鲁迅的作品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认识吧？钱理群：我可以说读了一辈子鲁迅，而且我觉得鲁迅的可贵之处是不断地让你有新的发现，鲁迅是活在当下中国的，你在现实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在他那里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找到答案。因为很熟悉鲁迅，我现在已经成思维习惯，遇到任何大事情，我很快想鲁迅在哪个地方讲过，会给我一种启发。不假思索。包括我现在的著作，时不时顺手拈来就是鲁迅。我已经有一个解释说，鲁迅都是对当代发言的，有很多现实性，都是透过现象观察到最根本性的问题，是超越性思考，他可以和当代对话，所以我也一辈子不断地和鲁迅对话。后来比较自觉地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接着鲁迅往下做。鲁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纯粹的研究对象。中华读书报：您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的作品吗？钱理群：是。我曾经说过，鲁迅研究有一派也许可以叫作生命学派。我对鲁迅的研究特点，是生命的投入，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鲁迅的生命融为一体，而且我现在要把鲁迅的生命和年轻一代的生命连接起来。这种研究方式当然不是唯一的，可以进行各种研究。中华读书报：您对不同代际的学生讲鲁迅，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引导上的调整？钱理群：其实按鲁迅的说法，“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我讲鲁迅，大概的对象主要是所谓“醒着的”，就是比较有思想，愿意考虑问题的一部分人，在青年中还是少数。当然也有一个调整，我想起很有意思的事情：吴晓东他们那一代学生对我的观点认同感比较高，对鲁迅研究也是一种生命投入；但是到了贺桂梅那一代，学生们之间有一个辩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鲁迅很伟大，但应该成为博物馆的陈列，他们觉得鲁迅活得太沉重了，希望追求一些新的东西；另外一派恰恰觉得生命太轻了，需要一种生命之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最近有两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过去我和青年的接触顶多到80后，90后00后都是比较隔膜的。这两年我频频出现在网络媒体，一次是接受“十三邀”采访，一次就是在B站上讲鲁迅。之后我收到一些非常令人激动的信，就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他们表示也要到鲁迅那里去，愿意和鲁迅对话，所以我非常兴奋，就是说90后00后一代也在思考，也愿意和鲁迅接近，不同程度上也和我接近了，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动向。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对于鲁迅的不同的声音？对不同的声音持什么样的态度？钱理群：有的人喜欢鲁迅，有的人喜欢周作人，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也认为，鲁迅是不可能让大家都喜欢他的。某种程度上说，鲁迅面对的是非常人生，而周作人面对的是平凡人生。巨人型的人物和普通的人不太一样，比如莎士比亚，各种人可以污蔑他，可以喜欢他，巨人型的人物有无限的丰富性，无限的复杂性。而且鲁迅自身包含了无限的矛盾，各种感情、情绪、冲突都在他那里得到体现，各人可以从当中得到不同的理解。我觉得鲁迅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客观造成的，就是你可以批评他、拒绝他，可以和他平等对话。鲁迅是复杂、充满矛盾的，他一辈子不断地被人批评被人拒绝。其实我跟学生讲课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最后都认同——没有必要，你也可以学了半天最后拒绝，那是你的权利。中华读书报：王瑶先生对您有很大的影响，您觉得怎样的师生关系比较理想？钱理群：我觉得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三步曲。第一步就是向老师学习，称为描红时期。把老师的所有长处尽可能学到手；第二步就是“背叛”老师，如果你读完书后成了王瑶第二，老师就彻底失败了。第三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学生找到了自己的路，和老师背离之后越走越远，那也是他的学术自由。但我希望还有一种，就是更高层面的相遇，继承和发展老师的事业。其实我跟王瑶先生就是这样，第一步就是完全受他的影响，不一定是具体知识，更多的也是如何做人，这种精神的影响更为长远。毕业后我做他的助手时他就跟我说过，钱理群，你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很容易发表文章，参加会议大家都会重视你，而且你是我的助手，但这个时候必须想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拒绝诱惑。否则的话，你一辈子发表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非常出名，到老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想追求的都没有达到。王瑶先生有个特点，他讲话很通俗，随便聊天，就看你有没有悟性，有悟性就听懂他的意思，没悟性就过去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钱理群你记着，人一天只有24小时，就不说了。但我一听就悟了无数的东西。你怎么用这24小时？必须有舍取，你心里得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现在就觉得，到老年后确实不后悔。中华读书报：在具体的阅读上他会给您一些指导吗？钱理群：开书目。一个是必须读经典，一个是必须阅读报刊。就是要了解出现在报刊媒体的文学作品，你要感受时代气氛，通过阅读报刊进入特定的一个时代，这些对我的一辈子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华读书报：他给您开的那些书目中有些也不见得能够读进去吧？钱理群：这一点我是完全听他的话。做学术研究打基础的时候，不能有喜好。搞学术和你平常阅读是不一样的，平时你是可以凭兴趣读，但学术研究，即使读不进去也必须读，硬读。他开了很大的书单，有几百种。我们读书的用功是现在学生根本不能比的，日以继夜地读。所以我的现代文学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我对什么文体都有兴趣，我对什么作家都有兴趣。这就是王瑶先生培养的。中华读书报：这样博览群书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阅读技巧或方法？钱理群：阅读分几阶段，第一阶段是必须广读，广泛地读，而且必须读报刊；进入第二阶段，有所选择，有所倾向。我一辈子前半生比较曲折，到了北大读研究生以后非常之顺利，很大的原因就是像第一代的学者，王瑶先生他们把自己学术理想全寄托在你身上，而且越是觉得学生要超过自己，越希望把你推出去，完全无私。不仅是我们的导师，报刊的编辑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一代学者非常幸运。中华读书报：那么您在当老师的时候对学生在读书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引导？钱理群：我倡导的读书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经典阅读，另外我也主张鲁迅提倡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随便翻翻”。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而且不一定全读完，也不一定认真去读，就可以长点见识。把经典阅读和随便翻翻的这种嗜好阅读结合起来，就可以养成读书习惯，成为你的生命方式，就达到读书的目的了。中华读书报：您之前在《三毛流浪记》里扮演过阔少年一角，出版过摄影集，演过京剧黑头……您在艺术上也很有天赋，如果有机会请您出演一个角色的话，您最想演谁？钱理群：我现在最大的心理负担是，我不太喜欢被别人注意，不大愿意接受采访，也不去想演什么。我现在想做的事太多，还没做完，我始终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华读书报：如果有可能去一个荒岛，只能带三本书的话，您带哪三本？钱理群：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现在我带书，可能就带着养老学的书。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您会请谁？钱理群：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人性是善恶并举的。跟任何人相处，我主张有一定距离。要保持高度独立。一生有几个好朋友就行了，但也不能没有。当然这是我的人生经验，不一定是对的。我一生总结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做这么多事，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生存环境相对单纯。我一生没有任何职务，最高职务是教研室主任。所以我一定不会举行宴会。（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

《中华读书报》2022年、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王德威中华读书报：1990年，夏志清先生调您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现代中国文学教职，接替他的位置，你们在一起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和方法吗？王德威：夏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很多书架。他对我说，这些都留给你了。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保留一张办公桌。我说当然可以。每周他都会到办公室坐一坐，一起聊聊天。他的言教和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思维跳跃，处处机锋，喜欢讲笑话，从这里讲到那里经常离题万里，后来我想这不就是举一反三？但谈到实际的文学人事，文本，他突然就严肃起来，不假辞色。他对文学作品好恶分明，令我印象深刻。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哪些方面？王德威：夏先生对文学的兴趣是很广义的。他有很强烈的信念：文学和人生是分不开的。不能谈作家不谈他的生命，不可能只谈中国现代文学不谈古典文学、不谈西方文学，那种思路的开放性给我很大启发。夏先生那一代文人，经过严格的西方文学的正统训练，包括文学传统的教养。我联想到钱锺书。读钱锺书《管锥编》，感觉很难进入他的世界：纷乱的、散乱的，但也许后面有很深的寄托。他的方法就是“引譬连类”。我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引用了《管锥编》“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语出《庄子》）的喻意，以无数中西篇章典故碎片，汇集成一股集知识、史观、诗情为一炉的论述。夏先生对现代文学史有相当个人的立场，他对张爱玲的刻意拉抬，对鲁迅的刻意批评，有个人情性，你不见得同意他，但是不能不理解他做这个判断时投注的热情。他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我们现在写文章都不敢这样写。夏先生有那样的气魄和胆识评价张爱玲，也是读过相当数量西方小说后做出的判断。这是比较文学的方法，是我敬佩，也是我希望做到的。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鲁迅的认识有过纠偏吗？王德威：对鲁迅的认识，夏先生是一贯到底的。鲁迅后来转向杂文，夏先生认为很可惜。夏先生有他的一己之见。我可能的反驳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很精彩，杂文也很精彩——杂文也成为一种“文类”——是很见情性、很见时代感的文字的发挥。夏先生真性情，他有所谓的魏晋六朝、竹林七贤人物特别的风度。不论中国大陆或海外，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是绕不过去的学者。你当然可以批判他或附和他，但是写不出他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看小说，对文字特别讲究，特别不能忍受五四以来拖沓的文字。一般讲张爱玲讲她的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但他欣赏张爱玲、沈从文，看重的是他们作品中展现的强烈的道德警醒和历史感悟，这在西方作家中是少见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夏先生的坐标是那样的。他的文学史有独特的时间、环境的使然。现在这个时代变成众声喧哗，我做《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对夏先生文学史一种迟来的对话。中华读书报：您曾出版《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能否简要概括一下，您如何评价张爱玲？和夏志清先生的评价一致吗？王德威：我认为张爱玲是伟大的作家，教课也很容易引起学生兴趣。无论中外，没有任何现代中国文学训练的学生，对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往往初读就很容易体会。这是作家神秘的文字魅力。他们的文字、故事、意向能让不同世代、语境的读者感动。张爱玲是强大的作家，有时候“杀伤力”也很强，但她同时又很脆弱、复杂、怪异。但是我会不会把张爱玲放在我喜欢的作家的名单上？她肯定是我喜欢的作家，是不是最喜欢，我有保留。这也许和个人的气性有关。中华读书报：您喜欢的作家有哪些？王德威：除了沈从文，我推荐七月派作家路翎，张爱玲同世代的作家。他的《财主底儿女们》，除了华丽和苍凉之外，还有更壮阔的东西，个人被卷入历史的风暴，生命本身所透露的痉挛的异质性。他所呈现的时代的混杂性，暴烈与温柔，比张爱玲更感动我。我会喜欢路翎、沈从文、穆旦，后来还喜欢陈映真、郭松棻等作家。他们都有精彩的作品。陈映真本身敏锐的文学感受，他的生命和作品之间的张力，还有无可奈何的世代环境特征（他是台湾左翼）……都让读者动容，从而思考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作家以文字作为托命所在。沈从文后面的四十年几乎没写什么严格定义的文学作品，但是我读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非常感动。他下笔的每一个字，经手的每一个物件，都能生发出对于一个时代的联想，大大小小的篇章都像是一条历史长河沿途的风景。这不就是“史蕴诗心”？这不就是“文”的终极呈现？我从不掩盖对沈从文的推崇。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当然鲁迅也很伟大——有谁规定伟大的作家只有一个？中华读书报：您写《当代小说二十家》，选择“二十家”的原则是什么？王德威：我对当代小说的面向是打通的，不希望局限于某一个区域，内地的王安忆、台湾的朱天文、香港的董启章，还有马华作家李永平、美国的李渝……这样的写作有对话的意义。当时我拿到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打字稿，读了三天三夜，很长时间没有那么专注的阅读。我从来没有给作家写信这样的粉丝行为，看完《长恨歌》后我写了封信给王安忆，很好奇地问她怎么这么像张爱玲。她回了一封很大气的信，她说她当然读过张爱玲，但不认为自己和张派有什么关系。她的小说人物是在现实人生里，是从历史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她想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朱天文也不同意我对她的评价，尤其认为我误读了胡兰成。她曾写了五万字的回应（《花忆前身》），叙述她和我所谓“张腔”和“胡说”的因缘。她认为我完全读错了胡兰成。这很有趣啊——这就是对话，而不是盖棺论定。对话是文学的一部分。我相信文学不止是纸上文章。我和作家保持刻意疏离的联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二十家”每个都是我亲自邀稿，为每位作家都写了导论。有的作家认为写得对，有的不以为然，认为你写的和我想的不是一码事儿。也有作家拒绝合作。我希望把心目中的文学扩大到文化的一种互动关系，我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我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专业读者，我在海外教书，能在中文世界做一点事情，很享受。中华读书报：您会通过学生或朋友的推荐阅读吗？王德威：会。有时候机缘也要学生或同行的推荐。《三体》是我的学生（现在已是教授）宋明炜在2008年给我推荐的，他帮我买了一本《黑暗森林》，文字没有想象的好，但内容和视野太精彩了。2011年我在北大演讲，题目就是《从鲁迅到刘慈欣》，有些听众觉得有趣，有些感觉有些奇怪：刘慈欣怎么可以和鲁迅并列在一起。这两年我也在海外推荐了双雪涛、班宇、陈春成等作家。我原来不知道陈春成。一个学生推荐给我，我居然在网上找到他的作品，看了之后很感动，辗转找到他的邮箱，说很想帮你出繁体字版。我看到精彩的作品忍不住想介绍，马华女作家黎紫书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也常有看了某家作品没那么喜欢，就放下了。坦白讲，个人眼界和品味都很有限，很多作家进入不了他的世界，只好半途而废。你的能量只有这么大，当然会有盲点，有自己的审美的判断——但愿我的判断是对的。有的时候很好的作家错过了也没办法。错过就错过了，我不过是“一个”读者而已。中华读书报：在选择上有一定的偶然性？王德威：机缘是一部分。当然我读过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也有专业知识上的判断力，知道这些作家在某个文学领域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读书报：您不怎么用社交媒体。王德威：我需要花很多时间静下来，阅读大量作品和写作。阅读是享受的过程。但如果写文章，特定作品要读好几遍。我愿意把时间花在阅读，不是读Email，读微信。我但愿扩大生活圈，得到很多资讯，可是没有时间和精力。中华读书报：您有一再重读的书吗？王德威：一再重读的是沈从文，不论是散文、小说还是后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是不简单的人。他的作品有非常深刻的悲哀和启悟。一个从边城来的作家，进入到文学圈，他有抱负，经历过很多挫折，经历了很多时代环境的不如意。表面看来是抒情作家——抒情很容易引起误解，大家讲到抒情总是太简单、太轻易，以为是邓丽君式的呢喃，以为不外是轻吟浅唱。不是。《楚辞·九章·惜诵》里有“发愤以抒情”，鲁迅写《文化偏至论》也讲抒情，文学是复杂的，不一定敲锣打鼓讲出来才是伟大的文学。中华读书报：您曾在哈佛大学主持举办“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对沈从文有多重发现。王德威：“沈从文与现代中国”是我在海外几十年所举办的会议中，最令我难忘的经验。我邀请了沈先生的公子沈龙朱、沈虎雏先生出席，欧美日本和华语世界的学者学生共聚一堂，向沈先生致敬。沈从文有一篇《抽象的抒情》，文章不长，我常引用。他讲得很直白，每个时代，每一个人蝼蚁一般，会随时间而消失。我们掌握的文明百不及一，只能抓住一点，抓住文学（后来是文物），抚摸它、感受它，体悟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里生活的悲欢。大家喜欢鲁迅飞扬“暴烈”的一面，对古旧社会的批判今天仍然感同身受。我崇敬鲁迅，活出他那样的立场太不容易，多半人都是逆来顺受，因此对鲁迅的批判和嘲讽精神心向往之。但多少人能体会鲁迅生命的幽暗面？沈从文代表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选项。他的坚韧，和他所谓的“慈柔”，形成二律背反的关系，可能需要更大的毅力来贯彻。他就有文字的能力写出深沉静默，像水面没有波纹，但底下暗潮汹涌。这一点对专业读者来讲心领神会。告别了文学事业之后，沈从文展开另一新事业。这是一种新的“文学”。从这一古典脉络来理解，“文”这门学问不仅是美文而已，也是一种印记，一种“纹理”，一种“文心”，彰显于艺术、文化建构，甚至宇宙天道运行之间。沈从文重新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他从没有放弃他的天分，他的故事。《抽象的抒情》（1961年）是“抽屉里的文学”，是沈从文过世后发现的。我读了很感动，他“太食”人间烟火了，他了解穿衣吃饭之下最深层的无奈和寄托。他虽然是被动放弃文学创作，但经过多年摸索，已不再认为文学是唯一可行之道，所谓“抽象的抒情”，满可以在博物馆里、在日日相伴的各种文物中找到。中华读书报：对于海内外的作家您都有评论，而且对年轻作家也总是予以足够的关注。您的评论非常耐读，有足够的学理性，鞭辟入里，又文采斐然，您对批评对象持怎样的态度？王德威：文学和人生一样千姿百态。文学史收入的话题和人物未必是正统文学史里认同的，必须要有包容的态度，必须吸纳理解，一起放在文学史流变里，不断用我们的判断和想象来推动，无论是文学的创作或文学的批评都是如此。对于文学的判断除了见仁见智，对阅读经验也是不断的挑战。我常对学生说，某位作家作品很糟，但可以成为作品批评很好的对象，也是欣赏口味的一种磨炼。我不太想一次性地评价某部作品坏到不可救药，或好到无以复加。作为专业读者我得说出来，好是为什么，批评的文字更应该说出道理。（栏目主持人：宋庄）▶点击阅读枕边书系列文章：李佩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