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性道德问题上，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在此刻依然是有启发性的：早期的基督教教义禁止卖淫嫖娼，后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对宗教的改革，基督教开始承认卖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如维系家庭稳定。

01毫无疑问，推特、脸书封杀现任美国总统川普一事，会挑战美国的法学巨匠，影响美国在言论自由领域的司法实践原则。而中国国内舆论对此事的评论的分野是明显的，不少论者甚至认为它是不言自明无需讨论的。这事还得从言论自由的ABC谈起。按照耶鲁大学讲座教授霍菲尔德的理论，言论自由属于消极权利，即我们有做某事的权利，但别人对此却没有任何义务。基于言论自由，人们可以在公园里公开发表演说，这无关他声音是否好听观点是否正确，其他人没有听讲的义务，也没有给他配上麦克风的义务，其他人也可以发表不同的言论跟他竞争，甚至可以发出嘘声嘲笑他。因此，把言论自由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主要是保护个体言论不被国家机器任意而专断地侵害”，这种理解无疑狭隘了。因为，显见的事实是，对言论自由的危害并不只来源于国家机器，美国宪法基本权利对于自由的保障也包括防御来自非国家机器的侵害。早在1967年“红狮案”之前，美国学者杰罗姆·巴伦就指出，言论自由在美国遭遇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于大众传媒的私人压制，“意见市场”这一隐喻并不能积极促进言论自由，因为大众传媒会自行挑选出符合其商业利益的言论，第一修正案仅保护那些“已接近媒体”的大众，而不会保护那些因其观点不受欢迎而“未能接近媒体”的大众。杰罗姆·巴伦的这一论断，未必能为大多数持右翼立场的朋友所认同。但我想提醒，杰罗姆·巴伦教授这一核心要义在欧文·M.费斯那本在中国称得上广为人知的《言论自由的反讽》一书中得到充分发展。费斯教授将诸如有色人种、妇女、穷人等群体没有能力或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现象，总结为言论自由“沉寂化”效应，他的结论是富有创见的：第一修正案是用来“拓宽公共讨论的条件”，而不是用来保护个人的自我表达的。费斯教授所讨论的问题，恐怕所有关心言论自由的人都无法回避。02再说两件并不久远的往事。据2012年8月2日《联合早报》报道，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涉嫌偏袒合作商户，封杀一名英国记者的账户，而遭网民炮轰扼杀言论自由，促使推特作出道歉。事情经过是这样：取得伦敦奥运美国独家播放权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疑为增加广告收入，将奥运开幕礼及焦点赛事押后至黄金时段才作录播。英国《独立报》驻洛杉矶特派员亚当斯，在推特狠批NBC此举牺牲观众利益，他写的最后一条推特内容说:“NBC假装奥运会还没开始，而这件事的负责人就是森科尔。告诉他，大家是怎么想的!”并公开其电子邮箱。结果，此举遭作为NBC奥运合作伙伴的推特，以披露别人电邮地址“违反私隐守则”为由，暂停其账户。推特此举被认为是袒护合作商户，在遭到各界炮轰后，推特总法律顾问麦吉利夫雷随后表示：“我们为由此造成的麻烦道歉”，并称已经重启了亚当斯的账号。2018年5月22日，纽约市联邦法院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当时之所以会出台这样一个文件要求，是因为：数据显示，1979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有726.5万人，而职业教育毕业生仅占当年高中阶段毕业生的4%；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中等技术人员的需求剧增。

“假如公立机构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可以增加税收，集中私人资金，把竞争对手的资源拿过来，支持公立机构，使公立机构反败为胜”。（袁征：《中国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第172页，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

按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作文教学的建议，“要允许学生个性表达”，对这类晦涩拗口的高考作文，我们的确需要抱以宽容的态度。但是，这样的作文居然获得满分，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20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说明部分更是明确强调要“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并要求幼儿园和家长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

只要教育仍然是绝大多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重要或者是唯一手段，只要应试教育背后的社会结构依然存在，人们对高考状元、对高分屏蔽生的崇拜和迷恋，就长命百岁。

尽管《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学校不准设置重点班非重点班，但是，随着摇号获取生源导致学生之间差距的加大，无论是从因材施教的角度，还是教学效率的角度考虑，恐怕都需要考虑对义务教育法这一规定重新进行修订。

比斯宾塞更早100年，著名法国教育家卢梭，就已经对过度教育忧心忡忡。在《爱弥儿》里，卢梭提倡黑暗环境中的儿童游戏，倡导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卢梭担心的不是知识教育的缺乏，而是过度教育导致儿童天性的扭曲。

这种政策性歧视不仅导致社会对不同学校，在评价上不同对待。连学生也被分为三六九等。以前会把成绩差的学生称为“差生”，后来可能觉得这个称谓很不教育很赤裸裸，就改成了“后进生”，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正如我在我之前的《孩子，没有哪一场考试足以决定你的人生》一文中说的，我敢跟华师附中、省实、执信中学的所有校长打赌，如果没有招生政策保证这些学校掐尖，即便是所谓的百年名校，也一定会在一夜之间坍塌。

当孩子内心笃定，有自信，并且他能够真切感受到，父母永远是自己最值得信任的依靠时，那么，即便是面对着类似来自袁灯美这样师德不良的教师的羞辱，她的内心，也许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垮，至少没那么恐惧。‍‍

我将信将疑，上网搜索到了人教版语文教材《文章写作与修改》（选修）的电子书。该书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封面注明了“选修”字眼，2018年版。主编袁行霈，执行主编顾之川、温儒敏。

而作文作为高中学子表达能力、思想能力的全部体现，社会也希望从高考作文题中去窥探，我们这些被誉为社会的“未来”，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以及从他们的表达能力和思想能力去想象，他们未来发展的上限。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过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有人告诉你，把名字改成刘德华，你马上就可以变帅，你肯定会认为这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个傻子，不过多半是个骗子；可一旦把学校叫做“XX附属学校”、“XX实验学校”，就马上是好学校而受到热捧。

心理学者唐映红曾引用数据说明：2019年全国清华北大的录取人数是6598人，比例为0.03%，即1万人中有3个；而根据人群智商分布，智商160以上的人群比例约0.04%，比清华北大录取率略高。

对家长来说，跟孩子坐在餐桌一起吃饭，这是一天当中难得的轻松的亲子时间，不要用它来对孩子说教；更何况，一边吃饭一边被父母埋怨，对孩子来说，医生们已经多次告诫，这会影响孩子的消化，对孩子的健康不利。

我将这个过程称之为“与孩子为敌”。由于这种思维作祟，在这些家长的眼里，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因此需要控制整个教育过程，而孩子几乎等同于懒惰、贪玩、懦弱、不自觉、不上进的代名词。

敢在微信里肆无忌惮收取家长的红包，连假装推辞婉拒都省了，且收了钱连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可以想象袁灯美在学生家长的张狂程度，这样就不难理解这位教师会被控诉一旦稍微心情不好就学生进行辱骂甚至大打出手。

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这些人连自己都不会尊重，他们就是那些见了上司老板低三下四唯唯诺诺的员工、就是那些会说学生“你很蠢”、“你不要脸”的教师、就是那些在缪可馨死后在群里排队给班主任袁灯美排队点赞的家长。

问题是，中大百年校史，之前草坪开放，也没“限外”，也未见中大校园秩序陷入混乱甚至停滞，中大当局能充分说明这种区别么？为什么以前不需要？事态究竟怎样严重到现在已经到了非“限外”不可的地步？

有意思的是，由胡舒立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恰恰是对该文结论的反动。对胡舒立文章的反驳，大都来自于新闻行业从业人员，这实际上恰恰显示了，这个行业内部，从来就不乏自我反省的自觉和能力。

人们似乎仍然感到困惑，这种困惑被认为是由自由主义观念制造出对杨箕村的温情诸如城中村低廉的生活成本、自由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主义焦虑催生对杨箕村的厌憎和敌视的对立，论者认为这是因为隔膜所造成的。

作为教育行政官员，不是思考如何加强校园应急逃生教育，不是思考如何自上而下加强校园安全建设，而是声称教师“如果做不了活着的英雄，就做永生的烈士”，这是对教师生命价值的蔑视，是杀人的道德、法律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