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上述这些分析，完全否定了所谓自由不过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论调，明确?出了自由在于超出必然性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为人的自由本质第一次做了细致的、系统的论证，这是康德的一大贡献。

后来病治好了，我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开始积累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得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学问为志业，营道同术，合志同方。

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怎么平衡和取舍?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对个体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期待。很显然，在这一论域里，工夫就有了责任的意味。既然有了责任，那么工夫中就有了主动和被动的区别。

庞朴先生在《一分为三论》里，谈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identity）和统一性（Unity）问题。他说，同一性具有三种形式，直接同一性（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

结合孔子的处境，揣摩孔子的心境，金泽荣认为孔子盛赞尧是赞其让天下之事。只所以舍舜而举尧，是因为“揖让之事，尧创而舜师之”，这是天地开辟以来所未尝有之举，可以与天比美，所以孔子称颂帝尧而未称颂帝舜。

9王袆:《王忠文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6—107页。

19《左传·文公元年》记载秦穆公引此诗称:“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八,《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3989页)。

通过以上简单的考证，可知获麟而死是晚出的杜撰之说，在原初语境中没有这个说法，也不当据此解《传》。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获麟不是获死麟，孔子为何会在获麟之后哭得眼泪沾湿了衣袍，并悲叹“吾道穷矣”呢?

很显然，这与20世纪20年代疑古领袖形象已经相当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渐放弃了古代中国人种不出于一源、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开始转向论证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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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统观全书，病在袭用程传太多。程传不论象，不拘易理，自演其所谓圣功王道之学。虽以朱子之尊信，晚年尚悟其非。不加捡择，而尽从之，故歧误如此也”。（尚秉和：《易说评议》，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如牟应震《周易直解》、翟云升《焦氏易林校略》、邱仰文《硕松堂读易记》、丁裕彦《周易述传》;也有一些稿本如李慎《周易注解》、李怀民《李石桐先生注易经》,

在智旭那里，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皆不出自心一念的妄动妄静，而动静无性，也就是“吾人不可思议之心体”，也就是佛性，为了向凡夫方便说法，故称之为易，其实人人皆有佛性，人心皆具足易理，易即真如之性。

“人间佛教”应当更加契合现代性。任何宗教的入世都应当保持其原本的神圣性与所从事世俗事务之间张力的调适与平衡。因此,契合现代性而发端的人间佛教,应保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关注:

刚才喻老师提到，人大考古学系的陈胜前老师讲文化基因，这个说法是不是来自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1976年，他在《自私的基因》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

歲庚辰客京師，因金素公得交于李君，晨夕過從，間以此説就正李君，曰：八卦原該六十四卦，但經明曰“四象生八卦”，今乃以四象即八卦，是八卦生八卦矣，似難通也。因出《訊易書》并《仲氏易》以示余。(1)5

“不睹不闻”是提其大纲说，“谨独”乃审其微细。方不闻不睹之时，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谓“独”，即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极是要戒惧。自来人说“不睹不闻”与“谨独”只是一意，无分别，便不是。

但又将陆贾之说上升到孔子为天下制仪法的高度;而编《诗》以见历史之盛衰之目的则为司马迁首次提道。此“孔子删诗”方式与目的皆与司马迁自己的文学编撰学与《诗经》学有关。

从古代文化学术的发展经过看，孔丘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不仅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而且还应强调指出，他是编辑工作者的第一祖，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3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精读其中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诸篇。

China)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本论文集就从不同学科探讨了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对中国各学科、文化在语词、概念等方面的影响，涉及了语言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此外，还有约翰斯顿(Ian

例2、《公孫丑》“孔姓”至“其罪”焦循正義：“《漢書·呂后紀》云：‘勃尚恐不勝，魏取誦言誅之。’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家刻本“鄭展”作“鄧展”。按：當作“鄭展”，家刻本誤。

要之，王世茂车书楼三十余年的商业出版活动可谓晚明江南商业出版业高度发达的缩影，为晚明江南商业出版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车书楼商业出版活动的解读，使我们对晚明江南书坊经营实态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中庸》的有些字，读音不同，其字义也会不同，比如“中”字读为平声或去声，“率”读“帅”音或“所”音，其义大变。此目将汇集汉许慎《说文解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清武亿《经读考异》等字书及诸家注释。

诺莎研究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英美实证主义传统下，斯宾诺莎彻底无神论等激进主张俨然已成一条“死狗”。这种状况直到近二十年来才得以扭转。国外斯宾诺莎研究状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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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我們時代最近的清代，恰好也是中國傳統經學的最後一個高峰。重視小學、經史結合是清代經學的顯著特點。清代經學的西學視野也值得我們研究與反思。

一般认为：《经义述闻》是王引之根据其父王念孙论述以及自身见解撰写而成的，而《经传释词》由王引之独自撰写。近百年来，致疑二书中的王引之说为王念孙归美者不少。我们也认为王引之经学成就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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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书。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的大量西方古典的科学与数学知识,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与士人重视实证的学风起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推动作用。康熙时编成3万卷本《古今图书集成》,又于1712

由此可见，研究经学中那些类似于“黑话”的内容，比如汉代种种象数易说，对于以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仍不无好处。而哲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对于研究经学中某些富有技术性难度的问题，也能于传统的路径外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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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者钟叔河同志，素昧平生……（他）曾托危崖，餐风饮露，在无望中执着希望，当束手时不甘负手……生活如此绰约多姿，胜似学院寒窗青灯黄卷，石田里居然长出了惹人怜爱的花朵，成为那逝去的时代的小小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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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最古的文献，最初的书籍，之所以能够继承和保存下来，是靠着编辑工作。近代文明的发展，科学化程度愈高愈离不开编辑。

戴文葆先生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编辑”词条界定，编辑是“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与社会公众者”。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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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来，我自己逐渐地从悲痛里走出来，也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最近要出一本《我们三代人》，这是老汤的最后一本遗著。这本书原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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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先生一心促进中国学术事业发展，无论是对国家、单位、组织、学者的学术事业，都尽可能提供最大的帮助;在生活上，乐先生不但自己积极乐观，对他人特别是对晚辈尤加呵护。古人所谓言传身教，今见之于乐先生矣!

2.来稿均须为未正式出版文章，文字雅洁流畅，字数不限，但一般应在30,000字以内。研究论文请附200－300字内容提要和3－5个关键词；其他文章亦不宜冗长。

明代94例。宋·志盘撰《佛祖统纪》、宋·契嵩《传法正宗记》、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元·觉岸《释氏稽古略》、明·如惺撰《大明高僧传》等文献中此类用法很多,

他同样见识过罗汉院“塔影颠倒”的场面，也知道《酉阳杂俎》曾谓此乃因为“海翻”的缘故，但他不太相信，所以说“稗书志海翻，此理殊未必”。而南宋另一位诗人，则额外添了几分疑惑。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

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清人的金石学著述，容媛先后做过著录和补录，但实际数量显然还要大于她的统计。参见容媛：《金石书录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容媛：《金石书录目补编》，载《考古通讯》1955年3期。

寺庙调查登记事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在1928年、1936年和1942年进行了3次寺庙登记活动。在1928和1936年两次登记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