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游走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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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1854:帮助美国打开日本大门的中国人

点击上方“公众号”可以订阅哦1853年7月8日,四艘黑色外国巨舰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水面。这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Matthew
202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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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莫让岁月空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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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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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颐|“白”与“黑”━━伊朗的两种“革命”

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
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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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颐| “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

点击上方“公众号”可以订阅哦1950年,从德国战场复员回到美国的基辛格经过四年刻苦努力,完成了在哈佛大学的本科学业,毕业论文是《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及康德的感想》,删掉两章后还有洋洋洒洒388页,是有史以来哈佛大学大四学生写的最长的一篇论文。为此,学校制定规则,本科毕业论文长度限制在三万五千字以内,约140页。这一规定,被戏称为“基辛格规则”。中信出版社新近翻译出版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这本书,对他的早期思想,即“理想主义”时代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基辛格是犹太难民,1938年11岁时随家人从德国逃往美国。二战爆发,他入伍从军,在1944年随军进入德国战场。在德国,他亲眼看到了纳粹集中营的惨状。由于会德语,他的职责之一是鉴别纳粹分子,还被任命为接管德国被盟军占领城市的官员。他是犹太人,至少有13位亲戚死于集中营,与集中营的幸存者来往更加密切。这种经历,不能不反映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这篇探讨施本格勒、汤因比及康德思想的非常“形而上”的论文,最后部分却写道:“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西伯利亚劳改营待过的一代人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乐观。但丁追求的幸福在我们的文明里已经荡然无存。但这只说明文明衰落的事实,而不是它的必然性……诚然,那些年可能令人疲惫不堪。但……自由的经验能使我们从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中振作起来。”他的一位婶婶,就是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的。读到这里,心中一怔,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十几年前我去过的。那是2006年6月,我到德国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德国东道主安排来自各国的学者游览、参观了两个“景点”,一个是风景优美、历史悠久的著名文化名城魏玛,另一“景点”也非常著名,就是以大屠杀闻名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图片来源:全景网小城魏玛风景优美,恬静安逸,更是席勒、哥德、李斯特等文化巨星生活过的地方,有他们的故居,散步的小公园,古老的图书馆,博物馆,还有大名鼎鼎的包豪斯设计学院……到处都是“文化”,随手可触。然而,就在不算太远的地方,建立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虽然从历史著作、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对纳粹的“集中营”的了解已相当详细,但身临其境,还是给每个人以强烈的震撼,当年巴顿将军视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不禁作呕。这两个“景点”,一个展示了自己的文化的优雅辉煌,另一个则展示了本国一段罪恶的历史、展示了自己的“疮疤”。几乎同时参观这两个影响,两相对照、对比,形成的巨大反差给人的刺激、冲击格外强烈。一个文化那么优秀的民族,竟能被法西斯这种反文化、反人类的邪恶思潮裹挟,从文明到野蛮、从“天堂”到“地狱”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文明在野蛮面前十分脆弱,不堪一击。文明如此脆弱,不能不对威胁文明的野蛮保持警惕。自揭自己那一段野蛮的历史、那一段罪恶,说明德国对那段历史反思的深刻,对野蛮抱有高度警惕,对“历史记忆”保有敬畏之心。就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讨论了不久前有关机构宣布要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对历史记忆的意义。为了更好地正视历史、更加深刻地牢记过去,负责监管纳粹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所属机构在二战结束60周年后,组成这一机构的11个国家经过长期谈判,终于就公开纳粹档案达成共识,决定正式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从劳工伙食到集中营大批犹太人的死亡过程,这批档案都有十分详实的记载。▲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剧照其实,此前纳粹大屠杀档案并非完全“封闭”,对大屠杀受害者及其直系亲属就完全开放,历史学家得到受害者书面授权也可查阅。但多年来,人们认为这种“有限开放”非常不够,仍会对历史形成某种程度的遮蔽,不断要求德国完全公开这些档案,特别是美国、以色列等国一直与德方具体交涉此事。但德国方面则一直以保护受害者隐私、避免给他们造成再次伤害为由拒绝完全开放。德国方面这种考虑确有道理,但在二战结束60余年后的2005年,德国方面出于更深远的考虑,终于同意完全开放这批档案。虽然德国对本国的那一段罪恶史一直勇于展示于人、引为殷鉴,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毕竟会使记忆稀释,因此德国的“新纳粹”势力有所抬头,特别是遇到经济不景气、外来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时,总有人、尤其是某些年轻人会被“新纳粹”吸引。尽管“新纳粹”只是少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却引起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完全开放这批档案,与遗忘作斗争,作为提醒人们警惕新纳粹的重要手段。基辛格在毕业论文中认为“集中营”说明了文明衰落的事实,但这并非必然,因为“自由的经验能使我们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中振作起来”。对“过去”的记忆,是重振自由的重要条件。所以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确实,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打赏通道仅限全文转载并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得修改标题和内容。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lyyzgj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历史学者
201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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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张之洞成“负能量”,大清就要完了

点击上方“公众号”可以订阅哦1907年8月10日,张之洞奉旨“著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9月4日,他与袁世凯一道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此次张之洞进入中央核心权力机关,是一贯以平衡之术驭臣的慈禧想以其平衡势力渐大的袁世凯,因张、袁的明争暗斗尽人皆知。一年前的“改官制”,袁世凯是唯一直接参与的地方总督,而张之洞只是派代表的六位总督之一,明显袁在张上。对袁主导的“改官制”,张表面未表态,实际坚决反对,且在暗中积极参加“倒袁”活动。任封疆大吏二十年后,终于入阁拜相,成为重要的中枢大员,是张之洞在多少年孜孜以求的。而且,这些年李鸿章、刘坤一、荣禄先后去世,论资历与威望,已无与张比肩者。袁世凯虽然权倾一时,但资历与名望,仍不如张。张之洞确有理由认为自己能对朝政发生重大影响。9月9日,张之洞乘车北上,12到达北京。14日,张之洞即蒙慈禧召见。在奏对中,对立宪风潮深有感受的张之洞对朝廷的“预备立宪”明确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速行立宪”。慈禧问他:“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之洞回答道:“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强调:“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对于革命党,他说:“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变,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只要立宪,就不会有革命,孙文就不足惧,其论断与此前梁启超所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如出一辙。其中“大赦党人”,尤其重要。慈禧表示自己并不反对立宪,又要派三位侍郎出洋考察。张之洞的回答则颇有些不客气:“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相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他不仅以国内形势说明立宪的必要,更以国际形势说明只有立宪中国才会有国际地位:“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值得重视的是,进京前后张之洞通过种种渠道提出、散播“先开国会,后布宪法”的主张。宪法应由国会制定而非“钦定”,确实反映了他对宪政思想的了解颇为深刻。当然,他提出这个主张,又含有抵制、制约袁世凯的具体目的。袁一直主张缓开国会,先成立内阁,实际权力尽在内阁,自己通过总理大臣奕劻而掌实权。1908年夏,当立宪派准备发动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时,张之洞倡议应“开国会顺舆情”。然而,张之洞的“速开国会”、“开国会顺舆情”、“先开国会,后布宪法”的主张并未获得慈禧首肯,袁世凯等人也坚决反对,所以未被朝廷采纳。1908年,朝廷未开国会而先公布《钦定宪法大纲》立即遭到其社会基础立宪派的批判,其中之一就是指其没有单方面的“立宪权”。张之洞此时的一系列主张,其基本精神就是接纳世界通行的立宪价值,限制君权、限制政府权力。但这些建议哪怕是由公认的“老成谋国”之士张之洞提出也被拒绝,说明清王朝的主政者对形势的发展毫无认识,对自己的权力被限根本不可能接受。1908年11月14、15两日,光绪、慈禧先后去世。慈禧死前安排年仅四岁的溥仪继位成为宣统皇帝,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慈禧只征求了两个人的意见,一位是军机大臣世续,另一位则是张之洞。世续与张之洞,可谓诰命大臣。初掌柄国之权的载沣这时也只25周岁,与一些满族亲贵对袁世凯倚仗慈禧太后培养自己势力一直非常不满,此时准备将袁治重罪。载沣拟就一道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的谕旨。但征求奕劻意见时,奕劻坚决反对,警告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另外,当时已规定了谕旨不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的制度,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如果他不副署就不能发表。载沣又征求张之洞的意见,张虽与袁一直有矛盾,但认为载沣刚刚掌权就诛杀大臣,影响甚巨,杀袁可能引起国家动荡,也坚决反对。最后,载沣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发布袁世凯“患足疾”着即开缺、回籍“养疴”的谕旨。袁世凯开缺,张之洞又是“托孤大臣”,载沣对张倚重异常。然而好景不长,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二者产生重大分歧,关系迅速恶化。简单说,在用人方面张之洞主张化除“满汉畛域”,以保局势稳定。但载沣越来越偏重任用满族亲贵,在清除袁世凯势力时乘机剥夺、削弱一些汉族官员的权力,同时任命自己24岁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22岁的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有些类似“总参谋部”。这些任命,张之洞都不得参与。作为大清王朝的忠臣孽子,张之洞完全明白这是倾覆江山社稷之举,与载沣力争无效,以致“郁狂气发”,直到呕血。在处理一桩铁路弊案时,张之洞认为载洵、载涛两贝勒推荐的继任者人选殊不得当,反复向载沣说此事“舆情不属,必激变乱”。然而载沣只是冷冷地回答说:“有兵在!”张之洞大出意外,对人感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病情更加严重。在立宪方面,张之洞深切感受到压力强大,如不尽快开国会很可能会丧失民心,爆发革命,因此一直力主速开国会,也被载沣拒绝。又是反对任用皇亲国戚,又是主张立宪,在载沣眼中,张之洞从“老成谋国”的倚畀大臣一变而成令其厌恶的“负能量”。1909年10月4日,载沣前来看望气息奄奄的张之洞,载沣走后陈宝琛进室打探摄政王究竟谈了什么,张之洞只是叹息道:“国运尽矣!”究竟载沣说了些什么使张之洞大发“国运尽矣”的悲叹?不得而知。流传出的,就是几句问候话。或许,是不接受张之洞化除“满汉畛域”的劝说?或许,是拒绝“顺舆情,开国会”的建议?然而正是在这一天,张之洞溘然长逝。两年后,大清王朝轰然坍塌。他在《遗折》中仍希望清王朝能预备立宪:“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据当时报纸报道:“闻张相临终尚以宪政勿迟行为言”。重病时,他读白居易诗“以心感人人心归”句,悲从中来,作《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须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诚感人心心乃归”脱胎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七德舞》中“以心感人人心归”句。《七德舞》副标题为“美拨乱,陈王业也”,意在赞美唐太宗平定天下的措施,陈述唐太宗的功业,讴歌唐太宗的事迹,阐述其创建帝王之业的艰辛。其中有“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句,赞美太宗不仅善战、善于利用天时,而且用真心来感动人,使人心回归。天下归心,才是帝业根本。诗言志,张之洞此时“泪洒香山讽喻诗”,以诗表达对朝廷政策没有顺人心而使人心归的就痛心,表达对满族皇亲国戚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排挤汉人终于导致“君臣乖离”的愤懑。他终于悲愤地承认,清王朝已是“末世”。确实,两年过后,清王朝就在大革命中迅速覆亡。自上而下的改革比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成本当然小得多,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以渐进温和的改革而非激烈的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进步。因此,指责辛亥革命打断了晚清“立宪”的观点颇有影响。其实,清末恰是执政者的拒不改革,才为革命打开大门。当老臣张之洞都大受排挤、其化除满汉畛域、顺舆情迅速立宪主张都不被朝廷接受时,还能让谁相信它在“改革”?当对晚清政局洞若观火的张之洞都哀叹这个王朝已入“末世”时,大清王朝的寿命还有几何?进一步说,与其说它的“立宪”被革命打断,不如说是它自己的所作所为断送了“立宪”,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命运。为大清王朝忠心耿耿几十年的张之洞最后都成负能量,难怪他要感叹“国运尽矣!”仅限全文转载并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得修改标题和内容。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lyyzgj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历史学者
2018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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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瞒”的官场文化:李鸿章“西游记”之一

点击上方“公众号”可以订阅哦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清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在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时,却几乎无日无对外交涉。清政府于是乎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委派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务,“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便是这种最重要的奇葩设计之一。重要,是地方大臣参与甚至负责重要的对外交涉;奇葩,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地方”处理、参与决策,甚至起一定的决定作用。外国要与中国“外交”,却只能与中国地方政府打交道,这种外交权下放的制度设计满足了清廷自认为自己依然是“天朝上国”的幻象。因缘际会,李鸿章于1870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28年,一直担任此职。这28年间,职务规定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中国近代,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记者采访政要,而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的史料,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然另开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大进一。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投闲散置,但1896年5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是表面的理由,实质是日本打败中国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因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使清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俄国则想趁机迅速扩大在中国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这才是李鸿章访俄的实质内容。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他虽长期参与甚至负责外交,却只到过日本,是为了屈辱的谈判,而不是出访。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他的首次出国,也是晚清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而且,还是在他仕途遇挫、赋闲之后才有此出访。清王朝的封闭,由此也可略窥一斑。他的此次出国,更值得重视、研究。3月28日,李鸿章一行乘法国公司船只,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国轮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于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再乘专列前往彼德堡。到彼德堡后,他与深受沙皇信赖、对俄国外交有实际影响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然,参加了沙皇的加冕仪式。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以后已经立即禀奏了。”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俄]谢·尤·维特著,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因此不仅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誇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此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已是当时官场普遍风气,实际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种“官风”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官场秘籍,如果不掌握这种官场秘藏,官员可能就“玩不转”。
201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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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一个伟大的农民思想家: 杨伟名

题目就是“恢复单干”,认为“集体”、“单干”应听凭群众自愿。他们特别指出,现在的单干与合作化以前的单干有重要的不同,因为土地虽分到户,但地权仍不归私人,不能买卖,所以主要还是劳动致富,生产发家。
2016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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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土耳其的帽子与大清的辫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开博客、写随笔、撰写评论文章,开设大众历史讲座,把历史说给大众听,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
2016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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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出版湘军兴衰史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预告着一个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又要来了。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等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此书立即被禁。
201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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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第三次浪潮》与当代中国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开博客、写随笔、撰写评论文章,开设大众历史讲座,把历史说给大众听,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
201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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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 “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开博客、写随笔、撰写评论文章,开设大众历史讲座,把历史说给大众听,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
2016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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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 清王朝:从骡子列车到蒸汽列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开博客、写随笔、撰写评论文章,开设大众历史讲座,把历史说给大众听,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
2016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