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真相信的人，才会着急。有信仰，不着急。抄过几次，死过几次，就知道怎么能看到终局。大家都在讲故事，比到最后，未必是看演技和C位，而是看是否真信这个故事。真信，就能演得让人相信。胜利将属于这样的人。全文约2400字，预计阅读时间5分钟文/戎一人数字藏品行业最近很火，热得也快，据说已有点“千藏大战”的感觉了。感觉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无论是炒藏品的，还是做平台的，都有一大批FOMO的人，要把气氛搞得更FOMO，想来割一波韭菜，抽一把行业彩票。一时间，似乎人人都风雅了起来，成了收藏爱好者。实际上，嘴上讲着文艺，群里全是生意：“收兵马俑、收越王剑、出千里江山……”但如今韭州的韭菜，还没接上茬呢吧？市场上的热钱，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媒体有人呼吁行业冷静自律，担心千藏大战乱象扰乱金融秩序；有人一次又一次普及Gartner曲线，说正常现象，乐见其成，稍安勿躁；有人宣告入局，佯攻几下就复盘休整了；有人闷声进场，快进快出、钵满盆满……前几天有人问我：怎么看待千藏大战？如果是我来操盘一个数字藏品项目，会怎么做？我的答案是：无论是否早就看到过NFT和元宇宙的未来，现在入局的也都算跟风。既然都是跟风，肯定要跟世界风，如果风一时停了，那就潜行等下一次的风；既然都是抄，那就抄能学得来的最优等生，然后跟那些差学生反其道而行。举个栗子，满世界的空投啊创世勋章啊，都快要烂大街了，还有必要做么？大家都如此，便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更何况，这行业才从来几年？确立规则的“大家”才几个？说起好学生、差学生，我又想起大学时候，那些让我仰望、令我自卑的女学生，个个都是人才，讲话又好听，我超怕见到她们。这一类优等生，堪称完美：聪明又勤奋，有钱又有颜，好强又谦虚，潇洒又自律，常常聚众考级攒证，还多才多艺，什么钢琴十级、扬琴十级、二胡十级、二级运动员之类的。会弹个吉他，都不算有什么艺能。一入行就遇上这样的，怎么打？好在，凤毛麟角。曾经的学霸、小镇做题家们，素质教育跟不上，全面战争打不过，总能在某个单项上找回场面。有的人CPU能持续超频，有的人存储读写快、模糊搜索强，有的人显卡牛逼、善于渲染，有的人有台好显示器。另辟蹊径、自成一系，也能找到生存空间。即使混不上优秀毕业论文，也还能混个优秀毕业生。更多的同学配置一般，勤来补拙，只要行业没有团灭，顺利毕业就是中流砥柱。还有一类，聪明、有钱，也非纨绔，但并不在乎成绩，基本不用上课，开最酷的车，唱最流行的歌，追最潮的妹子，听说哪个系最火就给钱托关系转过去，实际上是怎么折腾都内定毕业的顽主。数藏行业里也一定会有这样的玩家，起步上亿，各种峰会派对，豪华办公室，专用电梯，帅哥美女助理……说不出实际做了啥，但玩着玩着就上市了。他们其实不是这个赛道的，羡慕不来、模仿不来，对行业也并不构成竞争。人家有一条专有跑道，只是当下什么最热最快，就贴上什么赛道的牌。反正无论赛道叫什么，他们都是最骚的仔。除了前三类能真的投入战场，其余FOMO进来的，即使来势汹汹、演习频频，即使镰刀锃亮、言必称“割韭菜”，也都不足为惧。他们在正式开战前，就会把自己烧死，或是在频繁佯攻中累死，或是自降档次搞价格战、只能卖1块9的大路货让人笑死。多数的数藏平台，应该会是第三类“中流砥柱型”吧，需要担心的是行业会不会团灭。数字藏品行业，会团灭吗？是会像千团大战一样角逐出一两家巨头？还是会像千P大战一样，大大小小很多家P2P都一度蛮赚钱？还是会像众筹一样，大小玩家都在等牌照等政策，等了两年谁都没做起来，连专门成立的监管部门都解散了？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国特色的数字藏品，和NFT一样成为中高净值人群标配的另类资产，比加密货币和实体藏品更深入人心。甚至像豪宅、金饰、玉石一样，凭着文化和情感属性，形成独特的估值体系。最后形成类似A股、美股这样各成一系、非对称开放的两大市场，然后中间有个通道型的港股。即使是阉割版的NFT，也能有足够的底蕴，搞出自己的“漂亮50”。如果是这种情况，只剩几家大平台也好，无论国有还是混合，无论与国际互不互通，整个生态也能起来，并且举足轻重。差一点的情况，是尽管泡沫过、污名过、打压过，但终究成了比文交所更主流更金融化的交易品种，或如楼市，或如期货，哪怕牌照只许官营。更差的情况，是监管一刀切地关停。最差的情况，就是差生、中等生们急功近利、自掘坟墓，把数藏搞得比君子兰、普洱茶、邮币卡还臭，臭到好多年后都乏人问津，臭到连元宇宙的征程，都被拖慢了脚步。这种团灭，无药可救。眼光若只在韭州，格局就小了。说好的元宇宙呢？元宇宙的星辰大海，入海口不止一个，江河都还未奔流，何必着急兴风作浪。不真相信的人，才会着急。千团大战里的王兴，并不着急。永远优雅，永远云淡风轻。尽管他认为，人生和创业是无限游戏，只有死去的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但他在创办美团时，肯定是看到了本地生活服务的终局，就比所谓对手多了长坡厚雪的信仰，多了几分战略定力和耐力。有信仰，不着急。抄过几次，死过几次，就知道怎么能看到终局。看透生死，于是九败一胜，一胜封神。我曾服务的一位老板，曾在千团大战中有过亮眼的记录，最终败给了王兴。其实我蛮佩服他的。他总能把握到风口，总能（且只能）融到一次大钱，然后敢于下注，搞出一阵大动静，成为前半场最佳。讲起创业、投资经来头头是道，演习起来大开大合、气势汹汹，场外声势造得震天响，俨然创业大佬、资本大鳄。可一到需要拼内劲、动真格的时候，就犹疑、泄劲，不敢赌或赌不起了。即使面对良机，也是将信将疑，即使胜利逃亡，终是黯然收场。他就像有一台超好的显示器，但只有一张普通显卡，想要呈现最好的效果，就必须着急，因为久了带不动。需要靠前半场最佳的效果换来升级、加装显卡的钱，一旦人们想要看看再说，便熄了火。而这种局，往往很难见好就收，后半场难看也得演下去。就像迷恋闪电战的希特勒，外强中干难持久，俗称银样镴枪头。数字藏品行业，下半年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半场MVP。他们是豪杰，但面对王兴这样的选手时，可能会被看作张牙舞爪、急于证明的小丑。大家都在讲故事，比到最后，未必是看演技和C位，而是看是否真信这个故事。真信，就能演得让人相信。胜利将属于这样的人。文章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防失联、商务合作请添加小富（

若论“香港富商”，至今无人能敌李嘉诚；但若论“爱国港商”，李嘉诚不如胡应湘。如果胡应湘像李嘉诚一样，做个纯粹的商人，他的财富可以始终是李嘉诚的20倍，如今却只是其1/20。因为他把很多宝贵的资产都让了出来，成全了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的发展。同样是香港地产富商，胡应湘为什么这么优秀？全文约36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文/戎一人推荐关注作者个人公众号（本文写于2019年8月26日深圳特区建立39周年时，值此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重发）2019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9周年的日子。此前半年，深港两地对2018年经济发展数据的官方统计结果显示，深圳已正式超过香港。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深圳特区，如今又接到新的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已是粤港澳大湾区当之无愧的龙头。2021年深港经济总量数据对比：据深圳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30664.85亿元，比上年增长6.7%，两年平均增长4.9%。据香港财政司数据，香港2021年GDP增速将为6.4%，香港2020年GDP为2.41万亿，扣除汇率因素影响，香港最新的GDP为2.56万亿元。从2018年深圳超过香港开始，如今已过去四年，差距越拉越大了:深圳已超过香港将近5000亿元。深圳的成功，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和辉煌，也汇聚了各地投资者、实业家、创业者和劳动者的智慧与付出。其中的投资者，自然包括爱国港商。提起“香港富商”，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李嘉诚。李嘉诚也长期是“爱国港商”的代表，在内地多有投资，身价约2千亿人民币，连续当过几十年华人首富，直到近年才被马云、马化腾、许家印等陆续超越。但李嘉诚在深圳，却只做过几笔投资且一度有些争议。而投资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的港商，典型的代表其实是胡应湘。而且若是细究起来，说起“爱国港商”，李嘉诚很可能不如胡应湘。如今的胡应湘，远不如李嘉诚富有。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李嘉诚总能排在全球前几十名，胡应湘则排在1千名开外，个人身价大约100亿人民币出头，是李嘉诚的1/20。香港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在2019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以17亿美元位列第1349位然而，多年前他的财富，曾是李嘉诚的20倍，他比李嘉诚们出身更优渥且更早进入地产业。而且，如果不是曾放弃过一些宝贵的资源，单凭深圳这几十年的发展，他就足以碾压身价1500亿美元的贝索斯（根据福布斯全球富豪榜2022年最新数据，全球首富为身家2903亿美元的马斯克，贝索斯以1898亿美元暂退居第二），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首富，财富继续20倍于李嘉诚。他放弃的最宝贵的资源，是30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心区。如今这片土地的价值，要远高于李嘉诚批量出清内地资产却“打死都不卖”的、位于北京中心区的东方广场。福田中心区30年变迁福田中心区正好坐落在深圳地理位置的中心点，也是深南大道的中心点。而深圳30多年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深南大道，从东往西一步步推进的。早在1980年代初，福田中心区便被各方投资者视为风水宝地，深圳市也有意引进外资统一开发。最先下手的，正是香港合和集团老板胡应湘。1981年11月23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与香港合和公司签署合作开发深圳新市区的合同。这个“新市”就包含中心区，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比蛇口和华侨城的总和都大得多！深圳作为新兴城市，自特区建设之初，就一直有着重视城市规划的传统，是全国少有的、在建城之初就确立规划方案的城市。此时，深圳城市中心刚要从罗湖向西迈进，胡应湘大胆落子，来势不凡。不过，因为胡应湘提出了一个一环套一环的“奇怪规划方案”，没有得到当时深圳市领导班子的认可。当时深圳的领导班子和担纲深圳特区总体规划的建设部规划院总规划师周干峙，都对胡应湘的方案持反对态度，还请来20世纪30年代就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的城市规划学博士、当时的建设部总工程师陈占祥，一起征服了深受西方教育和文化影响的胡应湘，从胡应湘手中收回了这块如今大放异彩的宝地。福田如今是深圳市政府和深交所、平安集团、招商银行等一众金融机构所在地，堪称寸土寸金的核心地段，每亩地价几千万乃至上亿元。在福田区北侧的上梅林，近一年（2018-2019年）有过价格极优惠的一宗土地交易——汇顶科技5.58亿拿下一宗占地7193.57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57550平方米的商业办公用地，地价也在5000万元/亩以上，而这个价格还带有特定产业扶持的政策优惠性质。即使参照这个特惠价格，拿来算福田中心区的地价，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考虑容积率、楼面价和产业开发增值等，净地价就超过23000亿人民币。如果把深圳看成一家公司，把土地视作城市的股票，胡应湘就相当于曾拥有深圳至少1.5%的原始股权，如今深圳这家运营公司每年新增产值就超过2.4万亿（2021年首超3万亿），每年财政收入超过9千亿（2021年为1.1万亿，首破万亿），总产值是茅台收入的约30倍（按2021年报）、净利润的约60倍（按2021年报）。而茅台市值目前是超过2.5万亿。如果胡应湘向李嘉诚学习，拿地、囤地不开发然后等城市发展后卖地，30几年下来，单是卖这一片地（甚至只是出租这片地）的收入，就足以支撑起几十万亿的市值！但胡应湘终究不是李嘉诚，他真的想要搞建设，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胡应湘在香港比李嘉诚更早进入地产业，但胡应湘在内地的投资，却是地产少而基础设施多，而且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在深圳及周边。比如广州中国大酒店、广深高速公路、广珠高速公路、广州东南西环高速公路、顺德路桥系统工程、虎门大桥、沙角B电厂、沙角C电厂及深圳皇岗口岸等项目。要想富，先修路。正是胡应湘这类长期看多中国、看多大湾区，并且真金白银投进来、一砖一瓦建起来的爱国港商，用路桥、电厂、口岸等基础设施，为世界工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胡应湘在定位自己身份时，第一是建筑师，其次才是商人。在众多香港超级富豪之中，唯有他把投资重点放在交通、能源两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开创了以BOT方式投资能源、交通等大型基建项目的先河，而且开了内地基建项目国际融资的先河。我国电力工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最早就开始于深圳沙角B电厂。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经济发展的最大痛点之一是缺电。而胡应湘的合和集团作为承建方，当时其实也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搞大规模基础建设。但他在日本等地向财团融资几十亿港元，建成电厂后，供应了珠三角20%的电力，7年间就收回了成本、偿还了贷款。香港工商界和舆论界一度对胡应湘如此大胆的投资举措感到不解，甚至出现种种非议，认为他财力不足、不自量力，投入长期基建项目工期长、风险大、回报慢，实在是太傻了。胡应湘仍然我行我素，把80%以上的精力投身于内地基建项目，还放弃了一些赚钱的境外项目。正是因为秉持长期主义，看到并且深信大湾区的未来，在广深高速建设之初，胡应湘坚持要建成六车道。自从香港回归当日正式通车运营，22年至今，六车道都已不够用了，需要改成10车道了，虎门大桥则据说已是全中国最堵的大桥。足以影响世界工业的中国最堵大桥——虎门大桥有这样的远见，用来赚钱自然会是一把好手，广深高速公路不仅是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速公路，还是目前中国最赚钱的高速公路。繁忙的广深高速公路——中国最赚钱高速、大湾区动脉然而，在合同收费期远还没到的2018年，胡应湘就同意把这条最赚钱的高速公路，回售给了深圳市政府旗下的深投控。2018年4月，深投控以约百亿港元的对价，收购了当时的“合和公路基建”（0737.HK)，然后更名为“湾区发展”。据说，深投控其实自己不用花钱，每年上市公司从广深高速公路等要道上收费然后分红，就足以分期偿还收购资金。而广深高速之外的其他公路、电厂，大部分居然也早已被他捐了……建设这些电厂、大桥、高速公路的时候，胡应湘就放弃了赚钱的想法，把项目建好回收成本之后就把项目捐给国家。同样是曾经参与深圳早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盐田港和梧桐山隧道的李嘉诚，在深圳市政府回购资产这种事上却没那么爽快。梧桐山隧道是1985年由李嘉诚和深圳合建，1987年底通车，隧道全长2.5公里。当时李嘉诚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合同，双方各占50%股权，共同投资建设、运营，并获得收费权，在与政府协商的年限到期后，将项目归还政府。他享有梧桐山隧道30年的收费权，终止日期是2027年。隧道建成通车后，不到五年就收回了成本。梧桐山隧道如今已免费，深圳通向“关外”和惠州等地的多条高速路也已免费为了促进深圳及周边地区物流发展，提高社会综合效益，深圳市政府就打算免收费。而与李嘉诚谈判商量时，李嘉诚不同意，认为有合同在先，双方应信守合同。后来，深圳市政府准备出9亿元回购隧道，李嘉诚却反复涨价，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于是深圳市另修了一条平行的隧道，免收过路费。与李嘉诚背道而驰的事，胡应湘做过不止一件。去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首倡者，而李嘉诚则一直反对该桥的建设。胡应湘在港珠澳大桥留念“当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时，我就看到了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从1979年开始，胡应湘开始研究珠三角地区，并先后投资。1983年，胡应湘率先提出兴建内伶仃洋大桥（港珠澳大桥前身）的设想，但因种种原因计划被搁置。而李嘉诚则因在港澳等地均有港口利益，一直不乐见其成。但胡应湘从未放弃，一直不遗余力地坚持推动修建这座大桥。时隔35年，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上，胡应湘形容：“圆了自己的心愿”。实际上，胡应湘和李嘉诚还是一起赚过钱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位于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因为办广交会，广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每年客商云集但接待设施不足。1984年开业的广州中国大酒店，是内地首家中外合资经营的酒店，由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等合资，胡应湘负责策划和兴建。中国大酒店开业后，前5年都是全中国最赚钱的酒店。胡应湘：中国大酒店开业后，前5年都是全中国最赚钱的酒店所以说，无论是赚钱的眼光、融资的能力还是建设的规划，胡应湘都并不输于李嘉诚。但因有一份家国情怀，胡应湘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商人，没有追求坐享其成，而是乐于真心投入、愿意成人之美，舍弃了商业利益而成全了深圳的发展。文章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防失联、商务合作请添加小富（

淘金者有不少找到了金子，也的确在刚开始赚了人生第一桶金。但很快，这些钱就都被花光了。大家都涌入加州，这里的旅馆、餐厅、服务业，价格也就水涨船高，就更别说酒吧、妓院和赌场了。所以，到最后绝大多数人就算凭运气得到了金子，也都把钱散在了这些地方，真的赚到钱，攒到钱的，没有一个是淘金者，反倒是那些给淘金者提供服务的人。全文约4500字，预计需阅读10分钟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循迹晓讲”原标题《为金而狂：15万人淘金客，为啥鲜有暴富者？》作者：三喵先生前一阵，澳洲有个老头在自家后院一座废弃百年的矿井发现了一条宽阔的铁锈色矿石矿层。初步结果表明，它含有可开采的黄金和其他金属，按目前的金价来算，这个金矿的价值可能超过2.58亿澳元。老爷子算是一夜暴富了。◇

拥有十亿级美元财富，足以让家族1000代以上，都过上好日子。真正能消灭财富的，其实只有无视契约、威胁生命、掠夺私产的武力强权。而富可敌国的顶级富豪们，却有能力逃离地球、殖民火星，无视人间一切强权。全文约2100字，预计需阅读4分钟文/戎一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富人用来警示后人，不要只知挥霍、坐吃山空，而要由富及贵、诗书传家；仇富者用来诅咒令他妒忌的富人们，希望富人不要为富不仁、得瑟显摆，不然三代之内，不是出败家子，就是财富被他人或政府盯上；久不出头者用来自我安慰，认为反正富人也富不过三代、财富和福气是守恒的，再富终究会被再平衡掉，不如安贫乐道。但实际上，富和贵，都是可以过三代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传承几百上千年的“老钱”，他们“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不用工作也不用创业，只需把家族财富看护好，等着钱生钱就能富贵无虞。即使是在遗产税率高到50%乃至70%的发达国家，即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风暴中心的德国，都有家族历史上千年的“富N代”。只要足够富有，富到一定程度，钱就是花不完的，真的几辈子都花不完，更不用说，还可以有很多手段投资保值增值。够富就可以富过三代，乃至千秋万代。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做个实验：如果你们一人给我一块钱，只要给的人数够多，你看我能不能传一万代？我真的很想见到有这样的实验，希望能像BBC记录片《七年》一样，连续成千上万年追踪，记录同一笔财富传承n代后的演变。有人拿米粒打过一个比方，能很形象直观地说明，顶级富豪们的财富地位稳如泰山。如果用一个米粒代表10万美元，世界首富贝索斯离婚分割后的财富，都是怎样花钱都能不动如山的。如果用1粒米代表10万美元，看看贝索斯多有米别说是贝索斯这样的世界首富，就连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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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安、富足“，是共富汇长期追求的价值。我们一直以来也希望将符合这一价值观的资源，共享给共富汇用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保险产品、银行服务等，就符合这一价值观，对于这点小富有亲身体会。

“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全文约6200字，预计需阅读13分钟，建议先收藏文/豆腐乳儿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非凡油条”（ID：ffyoutiao）推荐阅读：深圳超香港，当谢胡应湘缘起：特区的历史进程1979年，为了筹建经济特区，推进改革开放，国务院设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当时邓小平提出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于是一位有工程师背景又精通多国语言的中年干部，被认为是很有潜力，担任了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他在委员会任上的任务之一，就是担任出国代表团团长，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这次出访的困难不少，比如在新加坡，当地对代表团不太友好，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好像怕他们偷学到什么似的。同样是国际自由港，新加坡人就比另一处的人们谙熟那句老话：“闷声发大财。”第二天早上，代表团向新加坡官员抱怨，可新加坡官员坚持和他们说英语，代表团的翻译都有点跟不上。这时候多年坚持不懈训练英语的团长还承担了翻译工作。他直接表示，新加坡官员分明是华人，却不说汉语故意说英语，让人有点生气，坚持要求他们说汉语。这才让讨论变得有效一些。然而在新加坡的会谈已经是整个出访过程中最有收获的部分了。之后代表团在40天内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由于语言文化不通，代表团的会谈更加缺乏实质性内容。不过这次出访给这位老领导一次走遍西方国家的好机会，他对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并指定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代表团回国后，老领导向全国人大提交了组建特区的提案，并用其一贯的雄辩、幽默、有表现力而且逻辑性强的风格进行了发言。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虽然并不是一致通过），经济特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深圳这座希望之城，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的。机遇：香港产业北上老领导的报告里提出了允许特区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并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不过落实到地方上，官员的解释不总一致，让外商很难放心。于是最早抓住特区机遇的是深感时不我待的香港人。同为华人，他们对中国内地的人情世故显然更为了解。另一方面，主权转交在即，中方态度是细节可以调，但大局一定是回归，早点与内地建立联系不会有坏处。再加上此时的香港面临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飞涨的困扰，其纺织业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已经难以为继。唯一的希望，就是趁着改革开放的机会向内地转移。第一站必然是珠三角，一进门就是深圳。这也是几大特区里靠近香港的深圳发展最好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形成了在深圳设厂，香港作为向外界展示、出口的展台的模式，即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深圳是这一模式最早的受益者，1986年深圳接收了投向内地港资的27.1%，在之后的十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里港资大多数时间占到六成以上。港资中包括小部分来自澳门的投资数据来源：从"前店后厂"到港深都会:三十年港深关系之演变香港企业北上珠三角也就意味着着香港的产业转移。数以万计的香港工厂关闭，搬迁到内地。企业主早就已经觉得在香港各方面成本都过高，有些支撑不住了，内地特区这个小小的窗口，刚好让他们看到了无尽的可能性。数据来源：港资北移与粤港经济一体化研究珠三角在港资的帮助下一派欣欣向荣，香港企业家也在珠三角的帮助下打开了巨大的内地市场。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呢？也并不是，因为在这一波转移浪潮中，香港的低端制造业并没有完成产业升级，只是在空间上做到了产业转移，转移到内地仍然是低水平发展。在香港，赚钱的是金融、地产、贸易、物流、旅游等服务业，大格局上已经和今日的香港没有什么区别了。数据来源：基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香港制造业重建研究1996年，第二产业已经只占香港经济的15.5%了。接下来，就等房地产巨头们再发发狠，环保组织再闹一闹，香港的工农业就等着颜色看吧。不过这可以不是大问题。美国同样制造业空心化，特朗普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但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不断抓住时代新机遇，创造令人羡慕的附加值很重要。所以香港本可以有其他机会。造势：打造香港“硅谷”比如说在信息产业，香港就有人打算抓住上世纪末那一轮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机会。那个人就是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你可能没想到，李泽楷早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没错，这是他的小叛逆，没有服从父亲的意志去读管理或者法律。虽然他毕业后没在美国科技圈工作过，但也算是见识过硅谷，很想在香港也复制一个硅谷。当然，对于一向不甘为人下的李泽楷来说，他还想通过自己的奋斗超越父亲，让世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再是“李嘉诚之子”。很多人看到香港“数码港”的规划是在特首董建华的任内，就认为这主要是董建华的功劳，其实是先入为主了。事实上，这个规划最早是李泽楷想到的，而且他为了劝说港府同意他的计划，也是煞费苦心。转机是1999年初，李泽楷陪同董建华出访以色列，考察当地的科技发展。李泽楷趁机不断地向董建华游说，这才说服董建华，让李泽楷旗下的盈科拿到了数码港的独家开发权。这年5月，李泽楷又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让盈科在港股借壳上市，即盈科数码动力集团。由于“数码港”概念加持，在这一年，盈科数码动力集团股价连创新高。1999年的李泽楷风头正劲，而在深圳河对岸的马化腾则很是烦恼。刚创立的腾讯现金流出了问题，马化腾不得不四处找朋友借钱以维持公司运转。当他向借给他钱的朋友提议，用腾讯的股票抵债的时候，有一位慷慨的朋友甚至说：“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另一位腾讯创始人曾李青建议马化腾找风投谈谈投资，然后他动用自己的关系搭上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和李泽楷的盈科的线。然而腾讯当时前途未卜，就连曾李青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对盈利模式也语焉不详，这让IDG和盈科都有些犹豫。曾李青只好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说“IDG马上要签字了”，连哄带骗的，这才让IDG和盈科各投资220万美元，分别占20%的股份。鹅厂终于在弹尽粮绝之前续上了资金。这笔钱对马化腾来说是救命稻草，对李泽楷却是九牛一毛。此前五年，他就和默多克谈过几亿美元的大生意，投资220万美元实在是小意思。融资：腾讯的生死劫IDG和盈科投资腾讯达成的时间点是2000年4月。那是腾讯的生死时刻，因为正是那个月纳斯达克指数突然崩盘，当时风头正盛的互联网企业股价大跌，这就是著名的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如果再拖几天，IDG和盈科可能就不投资腾讯了，腾讯可能就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寒冬里被带走了。但活下来的腾讯是在中国混的，终究表现不错，2000年QQ用户数就接近一亿了。可是盈利模式仍然不清晰。这个时候南非MIH出现了，给腾讯开出了高出上一轮融资十倍的估值，盈科就决定退出了。2001年6月，盈科将手头20%的股份悉数卖出，套现1260万美元，赚了十倍。曾李青回忆起找李泽楷谈出售股份的事，是这样说的：“那天，‘小超人’（李泽楷）在花旗大厦的餐厅里请客，很多人像追明星一样地围着他。我们在旁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他抽出一点空隙跑过来聊了十来分钟，然后又像蝴蝶一样地飞走了。他实在太忙了，简直就是商业界的刘德华。”对于当时的李泽楷来说，出售腾讯只是有钱人枯燥生活里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他当时认为更大的挑战，是收购香港电讯公司。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盈科数码动力集团股价也大幅下跌。然而李泽楷又要收购香港电讯，就不得不上杠杆，收购香港电讯花了280亿美元,

若论“香港富商”，至今无人能敌李嘉诚；但若论“爱国港商”，李嘉诚不如胡应湘。如果胡应湘象李嘉诚一样，做个纯粹的商人，他的财富可以始终是李嘉诚的20倍，如今却只是其1/20。因为他把很多宝贵的资产都让了出来，成全了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的发展。同样是香港地产富商，胡应湘为什么这么优秀？全文约36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文/戎一人推荐阅读：某些人投6万，1个月真能赚到千万（添加v17angel，报名深圳的交易员训练营第3期）2019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9周年的日子。半年前，深港两地对2018年经济发展数据的官方统计结果显示，深圳已正式超过香港。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深圳特区，如今又接到新的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已是粤港澳大湾区当之无愧的龙头。深圳的成功，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和辉煌，也汇聚了各地投资者、实业家、创业者和劳动者的智慧与付出。其中的投资者，自然包括爱国港商。提起“香港富商”，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李嘉诚。李嘉诚也长期是“爱国港商”的代表，在内地多有投资，身价约2千亿人民币，连续当过几十年华人首富，直到近年才被马云、马化腾、许家印等陆续超越。但李嘉诚在深圳，却只做过几笔投资且一度有些争议。而投资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的港商，典型的代表其实是胡应湘。而且若是细究起来，说起“爱国港商”，李嘉诚很可能不如胡应湘。如今的胡应湘，远不如李嘉诚富有。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李嘉诚总能排在全球前几十名，胡应湘则排在1千名开外，个人身价大约100亿人民币出头，是李嘉诚的1/20。香港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在2019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以17亿美元位列第1349位然而，多年前他的财富，曾是李嘉诚的20倍，他比李嘉诚们出身更优渥且更早进入地产业。而且，如果不是曾放弃过一些宝贵的资源，单凭深圳这几十年的发展，他就足以碾压身价1500亿美元的贝索斯，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首富，财富继续20倍于李嘉诚。他放弃的最宝贵的资源，是30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心区。如今这片土地的价值，要远高于李嘉诚批量出清内地资产却“打死都不卖”的、位于北京中心区的东方广场。福田中心区30年变迁福田中心区正好坐落在深圳地理位置的中心点，也是深南大道的中心点。而深圳30多年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深南大道，从东往西一步步推进的。早在1980年代初，福田中心区便被各方投资者视为风水宝地，深圳市也有意引进外资统一开发。最先下手的，正是香港合和集团老板胡应湘。1981年11月23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与香港合和公司签署合作开发深圳新市区的合同。这个“新市”就包含中心区，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比蛇口和华侨城的总和都大得多！深圳作为新兴城市，自特区建设之初，就一直有着重视城市规划的传统，是全国少有的、在建城之初就确立规划方案的城市。此时，深圳城市中心刚要从罗湖向西迈进，胡应湘大胆落子，来势不凡。不过，因为胡应湘提出了一个一环套一环的“奇怪规划方案”，没有得到当时深圳市领导班子的认可。当时深圳的领导班子和担纲深圳特区总体规划的建设部规划院总规划师周干峙，都对胡应湘的方案持反对态度，还请来20世纪30年代就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的城市规划学博士、当时的建设部总工程师陈占祥，一起征服了深受西方教育和文化影响的胡应湘，从胡应湘手中收回了这块如今大放异彩的宝地。福田如今是深圳市政府和深交所、平安集团、招商银行等一众金融机构所在地，堪称寸土寸金的核心地段，每亩地价几千万乃至上亿元。在福田区北侧的上梅林，近一年有过价格极优惠的一宗土地交易——汇顶科技5.58亿拿下一宗占地7193.57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57550平方米的商业办公用地，地价也在5000万元/亩以上，而这个价格还带有特定产业扶持的政策优惠性质。即使参照这个特惠价格，拿来算福田中心区的地价，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考虑容积率、楼面价和产业开发增值等，净地价就超过23000亿人民币。如果把深圳看成一家公司，把土地视作城市的股票，胡应湘就相当于曾拥有深圳至少1.5%的原始股权，如今深圳这家运营公司每年新增产值就超过2.4万亿，每年财政收入超过9千亿，是茅台收入的12倍、净利润的24倍以上。而如果胡应湘向李嘉诚学习，拿地、囤地不开发然后等城市发展后卖地，30几年下来，单是卖这一片地的收入，就足以支撑起几十万亿的市值！但胡应湘终究不是李嘉诚，他真的想要搞建设，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胡应湘在香港比李嘉诚更早进入地产业，但胡应湘在内地的投资，却是地产少而基础设施多，而且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在深圳及周边。比如广州中国大酒店、广深高速公路、广珠高速公路、广州东南西环高速公路、顺德路桥系统工程、虎门大桥、沙角B电厂、沙角C电厂及深圳皇岗口岸等项目。要想富，先修路。正是胡应湘这类长期看多中国、看多大湾区，并且真金白银投进来、一砖一瓦建起来的爱国港商，用路桥、电厂、口岸等基础设施，为世界工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胡应湘在定位自己身份时，第一是建筑师，其次才是商人。在众多香港超级富豪之中，唯有他把投资重点放在交通、能源两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开创了以BOT方式投资能源、交通等大型基建项目的先河，而且开了内地基建项目国际融资的先河。我国电力工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最早就开始于深圳沙角B电厂。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经济发展的最大痛点之一是缺电。而胡应湘的合和集团作为承建方，当时其实也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搞大规模基础建设。但他在日本等地向财团融资几十亿港元，建成电厂后，供应了珠三角20%的电力，7年间就收回了成本、偿还了贷款。香港工商界和舆论界一度对胡应湘如此大胆的投资举措感到不解，甚至出现种种非议，认为他财力不足、不自量力，投入长期基建项目工期长、风险大、回报慢，实在是太傻了。胡应湘仍然我行我素，把80%以上的精力投身于内地基建项目，还放弃了一些赚钱的境外项目。正是因为秉持长期主义，看到并且深信大湾区的未来，在广深高速建设之初，胡应湘坚持要建成六车道。自从香港回归当日正式通车运营，22年至今，六车道都已不够用了，需要改成10车道了，虎门大桥则据说已是全中国最堵的大桥。足以影响世界工业的中国最堵大桥——虎门大桥有这样的远见，用来赚钱自然会是一把好手，广深高速公路不仅是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速公路，还是目前中国最赚钱的高速公路。繁忙的广深高速公路——中国最赚钱高速、大湾区动脉然而，在合同收费期远还没到的2018年，胡应湘就同意把这条最赚钱的高速公路，回售给了深圳市政府旗下的深投控。2018年4月，深投控以约百亿港元的对价，收购了当时的“合和公路基建”（0737.HK)，然后更名为“湾区发展”。据说，深投控其实自己不用花钱，每年上市公司从广深高速公路等要道上收费然后分红，就足以分期偿还收购资金。而广深高速之外的其他公路、电厂，大部分居然也早已被他捐了……建设这些电厂、大桥、高速公路的时候，胡应湘就放弃了赚钱的想法，把项目建好回收成本之后就把项目捐给国家。同样是曾经参与深圳早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盐田港和梧桐山隧道的李嘉诚，在深圳市政府回购资产这种事上却没那么爽快。梧桐山隧道是1985年由李嘉诚和深圳合建，1987年底通车，隧道全长2.5公里。当时李嘉诚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合同，双方各占50%股权，共同投资建设、运营，并获得收费权，在与政府协商的年限到期后，将项目归还政府。他享有梧桐山隧道30年的收费权，终止日期是2027年。隧道建成通车后，不到五年就收回了成本。梧桐山隧道如今已免费，深圳通向“关外”和惠州等地的多条高速路也已免费为了促进深圳及周边地区物流发展，提高社会综合效益，深圳市政府就打算免收费。而与李嘉诚谈判商量时，李嘉诚不同意，认为有合同在先，双方应信守合同。后来，深圳市政府准备出9亿元回购隧道，李嘉诚却反复涨价，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于是深圳市另修了一条平行的隧道，免收过路费。与李嘉诚背道而驰的事，胡应湘做过不止一件。去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首倡者，而李嘉诚则一直反对该桥的建设。胡应湘在港珠澳大桥留念“当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时，我就看到了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从1979年开始，胡应湘开始研究珠三角地区，并先后投资。1983年，胡应湘率先提出兴建内伶仃洋大桥（港珠澳大桥前身）的设想，但因种种原因计划被搁置。而李嘉诚则因在港澳等地均有港口利益，一直不乐见其成。但胡应湘从未放弃，一直不遗余力地坚持推动修建这座大桥。时隔35年，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上，胡应湘形容：“圆了自己的心愿”。实际上，胡应湘和李嘉诚还是一起赚过钱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位于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因为办广交会，广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每年客商云集但接待设施不足。1984年开业的广州中国大酒店，是内地首家中外合资经营的酒店，由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等合资，胡应湘负责策划和兴建。中国大酒店开业后，前5年都是全中国最赚钱的酒店。胡应湘：中国大酒店开业后，前5年都是全中国最赚钱的酒店所以说，无论是赚钱的眼光、融资的能力还是建设的规划，胡应湘都并不输于李嘉诚。但因有一份家国情怀，胡应湘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商人，没有追求坐享其成，而是乐于真心投入、愿意成人之美，舍弃了商业利益而成全了深圳的发展。文章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防失联、商务合作请添加小富（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但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依旧是一门生意，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全文约4100字，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本文综合自网络素材，不确认是否李嘉诚真实意见推荐阅读：某些人投6万，1个月真能赚到千万（添加v17angel，报名卧虎藏龙交易员训练营）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我已是耄耋之年的人了，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本文综合自网络素材，如有侵权请联系删改防失联、商务合作请添加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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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只有两个主题——赚钱和花钱，而且很早以前就是如此了。而香港则在功利化转型中衰落。全文约570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作者：豆腐乳儿来源：非凡油条（ID：ffyoutiao）数万跨境儿童，走过边境线去上学佩佩的愿望是去日本看真正的雪。佩佩的家在深圳，每天要穿过口岸去香港上学。佩佩的生活场景里没有雪。像佩佩这样生活在深圳却跨境去香港上学的群体，有一个概括的名称叫做“跨境学童”。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港跨境学童开始出现，到了2010年，深港跨境学童的人数开始破万，年增长率高达30%，到了2017年，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已高达3万人。佩佩是今年年初上映的电影《过春天》里的女主角，她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大陆人，电影中她十五六岁，父母早已分居，她在深圳和母亲一起居住。但因为父亲的关系，她有香港身份证，又在香港上学。长期两地奔波，跨境学童的身份认同和对深港两地的情感归属是较为模糊、不确定的。《过春天》导演白雪在拍电影前对跨境学童做过调查，她曾问女孩们：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女孩们的眼神躲躲闪闪，只是回答：我有香港身份。在身份上，跨境儿童终究在躲闪后还是会认同香港身份，但这种躲闪多多少少带一些犹豫。不少家长为去香港生产，付出了很多代价，为了让这份付出能够最终有所回报，家长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孩子珍惜香港身份，从而影响到跨境学童的心理。有家长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啊，我希望他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因为我自己很辛苦过去生他，我觉得他应该要去享受香港那边的政策，像那些医疗啊、学校啊都比这边好，学校的氛围好一些嘛。虽然来回上学很辛苦，但是那边的学位抽签制度更公平啊，更透明，更加有希望抽到。”白雪还观察到她们迅速切换的语言：“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一扭脸就可以变成地道的港式粤语，接起娘家来电的时候又是一口流利的湖南话。”其他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还发现有些学童也会受影响，特别注意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进行语言转换：在香港他们会积极用粤语交流，以便更好融入香港环境。有家长也提到自己孩子很清楚在什么环境说什么话，他的切换只是一条边境线的宽度：“他会说粤语，也会说普通话，平时在家里也是跟他讲普通话，但是很搞笑的是……一过到香港的时候就会跟我说“现在你要跟我讲白话了，不要讲普通话。”这种积极融入的心态，懂事得让人感到可怜。多年离家独自去香港上学，让这些孩子有一种孤独感，而且他们就算说了粤语也未必就能很好地融入香港环境——他们接触到的香港社会除了学校就是来回的路上，类比一下，一个996天天地铁通勤的北漂对北京的理解怕也就是地铁、办公区和合租单间，心里只会觉得自己被折叠了。而在深圳这边，不少跨境儿童却能感受到些人情味，所以也对深圳有着较强的情感认同。佩佩的故事里，情况则较为复杂。她在香港虽然有要好的闺蜜，但看得出朋友不多；在香港打零工，同事问她：“你住哪儿？”她几乎没犹豫就回答了“很远”。她并不想提深圳，因为深圳有她不着调的母亲，叛逆期的她对母亲颇为嫌弃。而她在香港的父亲不大情愿见她，少数几次见面里只会问两句再给她塞点钱。“有钱”的香港人，曾经的二奶村白雪构想的人物前传是这样的：“1990年代末，年轻的阿兰从内地山区老家跑到深圳，在一家制造电子配件的大工厂做厂妹。长时间的工作、单调的节奏，让阿兰对未来感到迷茫。经人介绍，她认识了香港大货车司机勇哥。彼时的勇哥穿梭在深港之间运货，收入可观，认识阿兰后，背着香港的结发妻子，在深圳又安了一个“家”。1999年，两人的孩子——“单非”儿童佩佩出生。勇哥每个月给阿兰几千块生活费，还许下很多承诺。但时代渐变，勇哥的收入每况愈下，力不从心。充满怨念的阿兰为了维持她和女儿的生活，开始倒卖不靠谱的营养品，代购高仿包包，甚至偶尔靠小赌挣钱。”佩佩是私生女，所以她只能在窗外看着父亲给他的婚生孩子庆生，而父亲却不敢承认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香港人在珠三角一带包二奶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发展出了多个“二奶村”。在内地包二奶的香港人，不需要多有钱，寡头大佬包得，小老板包得，技术人员包得，卡车司机也包得。当时香港大货车司机往返于香港和内地拉货，每个月有大概五千元人民币左右的补贴。这笔钱一般会花在每晚住宾馆和吃喝上。久而久之，他们摸索出路子，在口岸附近的村子租一间房，包养一个内地女性，把几千块钱都给她，就等于在内地这边安了个“家”，食宿都由这女性照管，不仅解决了吃住，还能有稳定安全的性生活。而这些被包养的对象大多是内地来深圳打工的，收入本就不多，工作机会也不好。作为对比，当时深圳房价不过一平米五千元左右，深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一年到头不过一万元左右，一个月5000的补贴，结余下来的部分也远胜于自己的劳动做的。这一现象甚至引发过舆论较为激烈的讨论，带着对深圳这片特区“一夫多妻”沉渣泛起的恐惧，以及对二奶赚钱轻松的嫉恨。一位做了二奶的思想独到、表达清晰的女性对社会上把她们看做“它者”肆意批判的行为，很是不屑一顾：“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她在自述中提到，自己之前的工作又苦又累收入又低，还要经常面对男人的揩油，“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3月23日周四。纳指大涨2.7%。临近季度末，过去几年流行的季末效应再度在市场传闻，即基金喜欢在季末公布持股前买入热门股票，以此讨好投资者。微软和解的信息继续鼓励市场，而资金依然在加速流入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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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偏向于支持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芒格有一条保持清醒的“铁律”：“我觉得我没资格拥有一种观点，除非我能比我的对手方更好地反驳我的观点。我认为我只有在达到这种境界时，才有资格发表意见。”

在有些人看来，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是一种”互联网民工“，而白领，则和几十年前的纺织女工、几百年前的佃农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劳作场所换成了格子间，即使收入较高的互联网大公司程序员，也被戏称为”码农“。

的确，卡罗纳工作起来也不要命：每天只睡4-6个小时，半夜都要发Email；30年来只请过3次病假；椎间盘突出了，会来工作；发烧40度，还会来工作；跟老婆吵架整夜无法入眠，第二天还是会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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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财商的人们则深深信奉“低谷就是好机会”，坚持人弃我取、逆向投资，将“低买高卖”奉行到底。所以当因为“整体市场是熊市”、“某企业发生危机”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时，只要不涉及倒闭，往往是买入好公司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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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洛克菲勒趁胜追击，想尽快扩大炼油厂的产能，但他的朋友不想冒险，反对扩张。洛克菲勒便利用娘家的关系，从银行借巨资从朋友手上高价买回公司股份，夺回了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他的公司日产量也迅速增至500

很多企业家都会说自己创业如何努力，实际上，“闭环”才是企业增长的真正原因，成功总是缘于在某个特定时刻，推动了一个可以“因果循环”的经营策略，形成一个可以自我积累、自我扩张的“商业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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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产，其实就是社会中受教育程度高一点，从事脑力劳动，收入比普通劳动人民高一点点的一群人。但是根本上来说，中产是靠出卖自己人力资本来获取回报，一旦停止劳动，也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中产就是无产。

要解决土地单一要素超前、过度金融化的问题，需要的也不是去金融化，而是把劳动力、知识产权、企业家精神等其他要素，也更加充分地证券化，让每一个而不是少部分价值创造者及其协作组织、智慧结晶，都实现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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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女人在默默忍受一段失败的婚姻，归根到底是因为经济不够独立。既不能摆脱当下的困境，也不能给自己更好的选择。因为生活很残酷，没有安生立命的本事，就得要让出自己的主动权。”

在受访者年轻时，朋友们的有钱父母、富有的亲戚、寄宿学校的校友或富有的邻居，他们的生活方式给一些超级富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很少有人为自己定下一个具体的目标，那就是有一天也要成为百万富翁。

通过以上不同资产类别长期收益的比较，我们用下面一张图来做一个总结（注意：以下各资产收益率因受到计算年份不同的影响，可比性会降低，仅作参考，房地产收益未含租金收入，详细分析请回顾本文前部分内容）：

很多企业最后的灭亡，往往并不是因为自有业务不行了，而更多情况是，自有业务做得不错，于是就膨胀了，觉得自己好牛逼，然后就把大笔资金和资源投入到自己根本不熟悉、但看似前景不错的新业务上。

每次有人问到我们某个明星项目退出，我都老老实实说清楚当时的细节，老天爷的恩惠具体点。一个VC能赚到大钱，更多是来自于创始人给力和老天爷恩惠，放大自己能力这件事，我真的做不到，也觉得有点小不要脸哈。」

这点说起来特别可笑，但确实是真事。我在之前的公众号中写过，我曾经在腾讯工作了近4年，但混的特别差。没有带过任何人，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在我离职前一年的一次考评中，我甚至被打了“C”，几乎是劝退的意思。

正如他在1993年的年度报告中总结的那样，“我们认为，如果让投资组合更集中的政策能提高投资者对一家企业的思考强度，也提高他在购买该企业之前对其经济特征的满意度，那么这种政策很可能会降低风险。”

本文转载自腾云，已获得腾云（ID:tenyun700）授权全文根据周其仁教授在“远航大视野”的讲课录音整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挑战也越来越大。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难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经济增长方面，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深深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老龄化趋势的显现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不再，再加上环境负担明显加重，投资拉动效用减弱，中国会不会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广泛关注。

今天，我们找来了21个国家的股市，用最具代表性的指数的历史走势对比同期经济增长情况，一探究竟。（考虑到通胀因素对股市表现亦有影响，本文采用名义GDP来衡量经济增长）

老布什在仍时并不算表现突出的政坛高手，进入耄耋之年后却成了广受欢迎、抓媒体眼球的人，取胜之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幽默感。处事睿智、积极乐观，凭着幽默感应对疾病和人生起伏，可能是老布什长寿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