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多年前的今天（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破京师，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将后妃子女（除太子外）尽数杀死，与太监王承恩于煤山上吊自杀。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的明朝，就此灭亡。曾经强盛的大明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张凤翼去世。思宗朱由检环顾朝中百官，竟然没有可用之才，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在内有西北的农民军起义，在外有后金不断寇边。心急如焚的皇帝朱由检想到了一个人——杨嗣昌。杨嗣昌家世显赫，是晚明重臣杨鹤之子，早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便已高中进士。崇祯八年（1635），其父杨鹤病逝，按礼制，此时的杨嗣昌正在家守孝。但崇祯顾不了这么多了，紧急征召杨嗣昌入京面圣。崇祯十年（1637）三月，朱由检和杨嗣昌见面了，君臣二人交谈甚欢，围绕大明王朝的内外局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杨嗣昌认为外患虽急，但只伤及肩臂；内忧流毒于腹心，才更为要命。因此，他提出“欲安天下，则必先安内”的方针，建议先对辽东满清议和，稳定边关局势，以全部的人力物力解决内患，等国内安定了，再解决辽东问题。对付农民起义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地为主，四省巡抚分别围剿，各自专门设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地为辅，六地巡抚分别设防，协助围剿。这就叫作“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率领主力部队追剿征伐。（三百年后，蒋介石对长征中红军采取围追堵截的围剿计划，便是沿袭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杨嗣昌的计划令朱由检龙颜大悦，《明史》记载：“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杨嗣昌的战略很快就奏效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被官军击溃，损失惨重，身边一度只剩下十八骑追随，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惶惶不可终日。张献忠也在兵败后，走投无路投降了。此明的杨嗣昌也步入人生巅峰，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掌兵部事，权倾一时。民间尊称他“杨阁老”，同辈官僚以出生地尊称“杨武陵”。春风得意的杨阁老赋词《西江月》一首：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

今天闲着没事，在网上看了一部老电影《法老与众神》。这是英国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一部电影，讲述在三千多年前，摩西率领数十万希伯来人，反抗埃及法老的奴役，越过红海，回到迦南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希伯来人在埃及为奴，受尽欺凌长达四百年。神指派摩西去解救备受奴役的希伯来人，带领他们出走埃及。摩西找到法老拉美西斯，请求他释放全部希伯来奴隶。摩西曾经在战场上救过拉美西斯的命，两人情同手足。但拉美西斯拒绝了摩西的请求，并对希伯来人展开了更残暴的迫害。摩西在神的帮助下（神降下“十灾”，让埃及陷入黑暗与混乱，以惩罚法老的恶行），逼得拉美西斯不得不同意摩西的要求。于是，摩西率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奔向应许之地迦南。但希伯来人刚离开埃及的土地，拉美西斯便后悔了，他不甘于失败，亲率大军前来追杀摩西和他率领的希伯来人。在神的再一次帮助下，希伯来人越过红海，而拉美西斯率领的追兵被红海淹没。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绰号“老雷”，是好莱坞最神奇的导演之一，曾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执导过《异形》《银翼杀手》《角斗士》《黑鹰坠落》《美国黑帮》等多部在艺术与商业上均获得成功的杰作。但也许是宗教史诗类题材拍起来太难把握，这部耗资1.4亿美金拍摄完成的《法老与众神》于2014年上映后，反响并不理想，仅收获全球票房2.6亿美金，严重亏损。我查了一下，在豆瓣也只有6.7分，仅有8.4%的人打了五星，表现平平。2015年，这部电影曾计划在埃及上映，但被埃及政府以影片“不符合史实”以及潜在的“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缘由将其禁止。《法老与众神》改编自《出埃及记》，但希伯来人的出埃及，逃离被奴役之地，奔向自由，比电影更加迂回曲折和波澜壮阔。在越过红海以后，摩西带领的希伯来人，经历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漫长的迁徙。在这场长途跋涉中，必定会遭受数说不尽的种种艰难险阻，但让摩西没有料到的是，跟随自己的这几十万人，也许是当奴隶久了，看见强敌时，便胆怯；遇到点困难，便哭闹。这让摩西很是感到头痛。有一次，营地发生火灾，垂头丧气的希伯来人对摩西大发怨言，指责他不该把他们领出埃及。他们丝毫不提及曾经遭受的奴役和迫害，却向往起在埃及的时光来。他们哀叹，“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吃到鱼，那时我们有黄瓜、甜瓜吃，有韭菜、葱头和大蒜吃，可是现在我们除了吗哪（一种天降食物）以外，我们眼前什么也没有。”一路上，希伯来人不停地埋怨攻击摩西：水不够喝埋怨，没有肉食埋怨，没有蒜头吃也埋怨。饿了的时候便抱怨，“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口渴的时候，也抱怨：“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还有人说，“宁愿再回埃及当奴隶也不愿客死异地”，甚至还有人声言要用石头砸死摩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即便给了自由，也走不出精神的桎梏。希伯来人的抱怨让神很生气。神对摩西说，“……他们当中二十岁以上的人，除了迦勒和约书亚，没有一人能进入那地。都要死在旷野……”迦南是一个流淌着奶与蜜的膏腴之地。从西乃山向北走到迦南这一段路程并不是很远，最快只需要十几天就可以走到。但是，神严厉地惩罚了这群逃离埃及的希伯来人，让他们在亚拉伯地区以东一带沙漠兜圈子兜了四十年。等到整整一代人死了以后，才让他们的子孙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徒步十几天可达的路程，为什么希伯来人要走了整整四十年？后世的人对此有不同解读，但我比较认可的是：摩西出埃及后不直接进入迦南，而要在贫瘠的西奈半岛呆上40年，是要让所有有奴性的那一代人全部死去。每每读到这个故事，不免惊叹先贤们的大智慧：从一颗苹果树上，永远也结不出西瓜；灵魂走不出桎梏，即使身体越过了红海也得不到自由。只有灵魂自由的人，才能真正走出沙漠，到达应许之地。出于习惯也好，惰性也好，人是很容易麻木甚至享受被桎梏的。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图书管理员老布入狱五十年，他待人友善，也习惯了牢狱生活。在得知将要获得假释时，老布一点都没有开心，反而是举起刀，想要通过伤害他人得以继续留在监狱。老布最终在大家的劝说下，放下了刀，他也最终走出了监狱。但重获自由的老布，却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没过多久便选择了自尽，离开了这个世界。老布养的乌鸦杰克，被放飞后不久，也死了。从来都不知道如何捕食的杰克，离开笼子以后，也意味着它生命的终结。走不出桎梏的困境，在生物界同样存在：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以为会飞是一种病。《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斯托夫人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长篇小说。小说中的汤姆叔叔，是一位对主人忠心耿耿的黑奴。无论主人怎样处置他，即使一次又一次被贩卖，他也毫无怨言。汤姆叔叔有过多次逃离的机会，但是当他的朋友伊丽莎，还有其他黑奴逃跑时，他每一次都拒绝了，直到最后被恶毒的农场主勒格里摧残致死。桎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拥抱自由的愿望是如此渺茫。读者读到这里，是不是会觉得心里会凉了半截？也不用这么悲观。无论是宗教史诗还是文学作品，在给了人们太多绝望的同时，也一定会不断给予更多的期望。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里，除了汤姆叔叔以外，还有伊丽莎，这是一个勇敢去追逐自由的女子，经过千难万阻最后带着孩子抵达加拿大，成功逃离奴役。更重要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推动了美国人民的反奴隶制情绪，从而成为导致美国内战爆发的因素之一，最终黑奴制度被瓦解，黑人从奴隶枷锁下解放出来。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花了十九年的时间，逃出了监狱。而安迪的好友瑞德，在获得假释后，与老布一样，同样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了。好几次，瑞德甚至想要犯点事，继续回到监狱里，回到那个上厕所尿尿都要喊报告的地方，像木偶一样地活着。但幸运的是，安迪将梦想的种子，留在了瑞德的心里。当发现自己无法适应监狱外面自由的天空，可能重蹈自杀覆辙时，瑞德想到了安迪的交待，找到了安迪留给他的东西，最终按照指引，与安迪重逢，获得自由。率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的摩西，和他那一代人都未能回到迦南。但是用四十年的时间，在下一代人的灵魂里注入了自由的基因。希伯来人终于走出了沙漠。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走出桎梏需要付出代价，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但只要心里有着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渴望，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愿望，因为：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往期文章：平庸的恶悲谭嗣同！黑暗时代的良知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一百多年前的今天（1907年10月29日），一个男人在家中悬梁自尽，殁年53岁。他叫李钟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原山阴县令。在此之前，李钟岳已经自杀了好几次，有一次是跳井，还有一次是院中老树自缢，但都被妻子发现，及时救下。这一次，趁家人不注意，再次自杀，终得解脱。百余日以前（1907年7月15日），李钟岳率一众衙役，押送鉴湖女侠秋瑾步行至绍兴轩亭口赴刑。自那天开始，李钟岳便终日闭门不出，并经常独自一人对着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黯然泪下，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身边的亲友安慰李钟岳，对秋瑾之死大可不必如此自责。但李钟岳始终难以释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身亡。时任山阴县令的李钟岳接到上司命令，查抄大通学堂，拘捕徐锡麟同党秋瑾等光复会成员。李钟岳一面向上司陈情，竭力保全大通学堂，一面放出抓捕的风声，又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好让秋瑾等人逃走。7月13日，绍兴知府贵福严厉斥责，并亲自督视李钟岳率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李钟岳下令兵丁，不许杀人，只许活捉。于是，当场拘捕秋瑾、程毅等师生8人，押至县署。第二天上午，贵福又命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住秋。为了避免牵连更多的人，李钟岳故意不让手下人搜查秋瑾居住的小楼，只在院内翻了一阵后便草草收兵，结果无获而归。7月14日下午，李钟岳奉命提审秋瑾。他不忍对秋瑾用刑，稍加审问后，便设座让秋瑾坐于椅上，并取纸笔给秋瑾。秋瑾遂提笔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绝命诗句。知府贵福从密探处得知此情形，大怒，气势汹汹地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李钟岳回答：“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贵福见李钟岳这种态度，便于晚间亲去杭州，从浙江巡抚张曾扬处讨得“就地正法”的手谕，又于深夜赶回绍兴府署召见李钟岳，出示了张曾扬手谕，令其立即斩杀秋瑾。李钟岳仍据理力争：“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李钟岳长叹一声，知道事已至此，再也无力回天了。7月15日，行刑之前，李钟岳询问秋瑾还有何要求，并请秋瑾谅解，“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当场“泪随声堕”。秋瑾提出不要枭首、刑后不要剥衣服等要求。李钟岳一一答应。秋瑾遇难仅三天后，李钟岳便因查办秋瑾一案不力并且有庇护行为，被革职。离任之日，绍兴绅民数百人，乘船数十只，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仍恋恋不舍。对于丢官弃职，李钟岳并不介意，独对秋瑾之死心怀愧疚。临别之时，李钟岳对送行的人说，“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离职后，李钟岳寄住杭州，在良心的自责下始终不能释然。百余日后，李钟岳在家中悬梁自尽。消息传出后，浙江士民哀痛惋惜，前往吊唁者三日不绝。上海《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媒体争相报道，绍兴知府贵福与浙江巡抚张曾扬在舆论谴责下，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辛亥革命后，秋瑾案昭雪。秋瑾生前好友于1912年在西子湖畔建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特将李钟岳的“神位”祀于祠中，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以纪念李钟岳保护秋瑾和为秋瑾殉道的悲壮义举。在大清的官场，最不缺的就是贵福这样的酷吏，行事心狠手辣，手段残忍。晚清最著名的酷吏之一毓贤，在担任山东曹州知府不到一年时间内，就以“站笼”酷刑处死无辜百姓超过两千人，后在担任山西巡抚时，又诛杀群众一万多人。李钟岳是大清官场的一个异数，他给了秋瑾最高的礼遇，让她免受刑罚之苦，为她保住了做为人的基本尊严。在可能的范围内，李钟岳努力做到了“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奉命做违心之事时，仍然保存一份愧疚和恻隐之心。因了这份愧疚和恻隐之心，山阴县令李钟岳竟然以身相殉。人生自古谁无死，然李钟岳的死，算得上是千古绝唱。满清入关以后，剔发易服，又经过几番杀戳后，读书人的脊梁悉数被打断，士大夫精神亦荡然无存，满朝尽是追名逐利之徒，不知廉耻为何物。李钟岳用自己的死，为大清的士大夫稍稍挽回了一点点体面，也昭示了一个人即使处在迫不得已的困境之中，依然有应当坚守的底线。往期文章：平庸的恶公号还能写多久？请记住那些在黑暗中点亮烛火的小人物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即位期间，长期任用蔡京为相。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贪官，也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被称为“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之首。崇宁元年（1102），蔡京发起“元祐党案”，开列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程颐、秦观等120人，将名字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及各地官厅。这些人中，有的是与蔡京政见不和，有的是曾经批评蔡京搜刮民财，搞得民不聊生。蔡京将这些人统统称为“奸党”。到崇宁三年（1104），“奸党”名单扩充到309人，并且由蔡京亲自写下碑文，立于首都汴京皇城的文德殿端礼门。之后又将名单发放到各州县，令各处也刻石立碑，警示天下。于是，全国州、府、县、郡，都纷纷奉命刻元祐奸党名字碑。碑文明令名单上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子孙不许留在京师，也不许参加科考。要求刻碑的公文也发到了江西九江。九江太守不敢怠慢，派人找到石匠李仲宁，要求立即刻碑。李仲宁是九江当地著名的刻字工匠，他所刻的字工整、精美。黄庭坚还曾为他的作坊亲提扁额“琢玉坊”。李仲宁打开公文一看，苏轼与黄庭坚都在黑名单上。李仲宁认为苏黄二人是忠良之臣，不肯刻碑。地方官派人去传李仲宁时，被李仲宁一口回绝。李仲宁对官府派出去的人说，自己家庭贫困，后来干了石匠，靠刻苏轼、黄庭坚这些人的诗文才能养家糊口，现在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诚不忍下手”（自己实在是下不了手）。这件事记载在南宋王明清撰写的笔记《挥麈录》中：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刊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刊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谌旭彬老师在《秦制两千年》一书中，也讲述了这个故事。但谌旭彬老师在书中并没有说石匠李仲宁的结局。与权倾朝野的重臣作对，结局自然好不了。在拒绝刻碑以后，江西太守敬佩李仲宁的为人，没有为难他。但是九江不乏蔡京的眼线，李仲宁最终还是被下狱，折磨致死。不愿意刻碑的，还有一个名叫常安民的石匠。在接到刻碑的任务以后，常安民去找地方官，说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明白刻碑的深意，但听说司马光是个正直的人，他不忍心将司马光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地方官很生气，要治常安民的罪。于是，常安民提出，朝廷下达的任务，自己不敢不从，但是刻碑以后，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上，不要让后世知道自己刻录了这个碑。石匠常安民的事迹记载在宋人邵伯温所撰笔记《邵氏闻见录》一书中：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召安民刻字，民辞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温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谁才是真正的奸党，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但在当时，对刻碑这事提出抗议的，却只有两个小小的石匠。为虎作伥者不计其数，然而这两个小小的石匠站出来，用极大的勇气向权贵宣告，自己不愿作伥，只想做一个人。为此，石匠李仲宁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通过刊石立碑，反对蔡京的人都被整得很惨。但蔡京并未就此罢手，他又上奏朝廷，请求焚毁“奸党”诗文，从舆论上彻底消除影响。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张旗鼓的收缴“奸党”诗文，予以焚毁。对保存他们诗文的人也给予惩罚，“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在这次焚毁行动中，苏轼因为文名太盛、影响太大，损失也最大。由苏轼书撰的碑统统被毁，就连刻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无一幸免。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苏轼名碑，如《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是当年被毁，后世根据拓片重刻复制的。“元祐党案”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在蔡京的专权下，大宋朝堂之上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败。25年后（1127年），金兵南下灭亡北宋，掳走徽、钦二帝，是为靖康之耻。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风雨如晦极其黑暗屈辱的时代。然而，当万马齐喑，全天下都在噤若寒蝉时，却有两个小小的石匠，用自己的勇气拒绝了蔡京的一手遮天。以一句“诚不忍下手”，表明了自己不愿为虎作伥的决心。谌旭彬老师在《秦制两千年》里说：“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这两个普通的宋朝石匠，他们的故事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多少人记住，但他们其实远比那些史书上的帝王将相更加重要。他们凭借朴素的正义，在黑暗的长夜擦亮了一根火柴，足以慰藉后人心灵，也守住了那个时代最后的人性之光，而没有让它彻底堕落至无边的黑暗。往期文章：平庸的恶一个“爱国贼”的死亡彻底否定文革，绝不再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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