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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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詹大年老师讲故事（有小视频）》《大片：有一种教育叫“生死相依”（别错过文末的精彩视频）》《詹大年校长被女生辱骂之后……》《为什么别人眼里的“差生”，却成了詹大年心中的宝贝？》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因为高考神圣就默认或鼓励这种粗俗庸俗的恶搞，等于向学生乃至世人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这件事非常重要，我可以突破公序良俗等底线或者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可就以无底线。

几年前的秋天去某县讲课，中午和教育局长一起吃饭。局长说：“唉，我们县的教育一直很落后，每年考不上几个本科……”我正想如何安慰他，他话锋一转：“不过，现在有希望了。因为刚上任的县委书记对教育非常重视！”我问：“怎么个重视法？”他说：“在全县干部会上，他给自己立下军令状，说一定要在他的任期内，实现我们县考上北大、清华人数零的突破。这话令人振奋啊！”这话让我也有些“振奋”起来，我又问：“这个目标怎么实现呢？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吗？”当时，我首先想到无非就是去别的县挖优生之类，可局长说：“县委书记做了一个决定，就从今年九月开学起，拿出几百万（抱歉，局长对我说的究竟是三百万还是五百万，我记不清了），把本县最好的中学高一新生中选拔的五十名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省城实验中学去，让我省最牛的中学代培三年。孩子已经选拔出来，两个月前就送到省城实验中学了。”我一听便笑了，忍不住说：“这哪是重视教育啊！县委书记在‘打造’他的政绩呢！“局长对我的说法有些不理解。我解释说：“他希望多少年之后，老百姓提起他，会说，‘我们县还是那年某书记在这里的时候有过一个（或两个甚至几个）学生考上过清华北大！’书记要的就是这个‘口碑’。”局长说：“让我们这穷县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这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当然好！但是，难道你们县的教育就是为那极个别可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办的吗？且不说，这几百万元代培费没有正当的依据，就算有依据，凭什么纳税人的几百万就被书记用在少数几个人身上？除了考上清华北大的极个别孩子，你们县每年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怎么办？”局长说：“毕竟我们县三年后可能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孩子了，这‘零的突破’总归还是我们县教育质量得到提升的标志吧？”我不客气地直言道：“就算三年后，你们送到省城代培的学生中，有考上清华北大的，也只能说和那几百万元有关，而和你们县的教育质量丝毫不沾边！因为他们并不是你们县的老师培养的，而是省城最牛重点中学培养的。”局长似有所悟：“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感觉新任县委书记还是有教育情怀的，不然他不会这么有魄力地拿出几百万，把尖子生送到省城名校……”我说：“哪有什么‘教育情怀’？他这是‘政绩情怀’！他想的是如何为自己脸上贴金，而不考虑如何真正通过教育给全县绝大多数孩子以美好的前途。如果他真的是重视教育、关心百姓，就应该加大本县的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尤其是把更多的钱用于教师待遇的提升，以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到你们这里来工作，并能够稳定下来。那几百万就不应该用在那几个冲刺清华北大的孩子身上，而应该用在本县教师身上。”“那几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虽然不是我县中学培养的，但毕竟还是我们县的呀，所以他们考上清华北大，也是我县的光荣嘛！”局长这样说的时候，满脸红光，好像他已经看到三年后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了。我问局长：“就算有几个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他们毕业后会回来工作吗？”局长说：“那肯定不会的。”我说：“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清华北大毕业后几乎都不愿回家乡，而是留在大都市甚至出国。我非常理解，我们不应该对他们进行‘道德绑架’，毕竟他们回来可能也用非所学。而留在本县的，恰恰是那些考不上大学的落榜生。当然，他们中会有一些外出打工，但毕竟还会有一些人留下来，他们是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的主力军。作为县委书记，应该不仅仅是考虑怎样让少数尖子考上名校，更应考虑大多数没考上大学的孩子如何拥有将来立业的技能，既让他们有生存的本领，又能推动家乡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重视教育！”局长说：“考上北大清华的孩子，他们的家长会感谢县委书记的。”我忍不住有点生气了：“难道你们县的教育就是为那几个天赋很高的孩子办的？你们教育局就是为那几个家长而存在的吗？实际上，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本县考了几个北大清华，他们并不关心，最多在媒体炒作的那几天羡慕一下‘别家的孩子’，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孩子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局长说：“你说的当然有道理，但现在哪个县不比拼‘北清率’？我也没办法啊！”你没办法，怎么好意思当局长？我心里这样想，但没说出口，当然是碍于面子，但更多的是因为看不起他。不想说了，说得再多，都是对牛弹琴。四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个县后来是否真的实现了考上北大清华人数“零的突破”，也懒得去问。我知道的是，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的“教育质量观”和他们的举措，并非个别。相当多的地区，依然是把考上几个、十几个乃至“成建制”的几十个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作为本地区“教育成就辉煌“的唯一标准。不得不说，这样的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是可悲的。当然，他们仅仅是可悲而已。更有一些县的超级中学跨地区“掐尖”，不择手段地将别人的优生抢来培养，每年高三学生成建制地考上北大清华，可他们居然好意思大肆吹嘘是自己“培养“的！没有当地最高领导人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他们做得到吗？这些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教育局长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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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来到丑小鸭中学。这是自2018年9月12日第一次到丑小鸭中学后，我第五次来到这所简陋而温馨的学校。天空依然湛蓝，校园依然朴素，孩子依然可爱。我们刚进校园时，正是下午五点左右，操场上有男孩在打篮球，教学楼下，一群孩子正围着一位老师在学弹吉他。三个孩子走过来，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原来他们认识我，前几次我来的时候，他们见过我。一个叫徐含笑的女孩对我说：“上次我还帮您拆您新书的塑封呢！”我有印象，她来自台州。我们说去教室看看，孩子们便陪着我们走过操场，来到教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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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那篇《“詹大年你妈个×！”》一文推出后，反响强烈，绝大多数读者被詹大年校长的胸襟感动，当然也有个别老师不以为然。这很正常，见仁见智嘛！同样见仁见智的还有文章的标题。首先必须说明，严格说来，这个标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加了引号，明白无误地说明是别人骂詹大年的话。所以包括詹大年在内的许多读者也没有误解。但根据我的“经验”，粗心的老师估计会“忽略”那个引号，因而引起不适。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文章一推出，我就觉得有点不妥，这个“不妥”就是担心引起误解。但公号文章的标题是无法改的。这篇文章本来我就想重推一次，既然重推就把标题改了吧！

我的旧文《家长，我教育的最大阻力就是你的不信任》重新推出后，依然引起热烈反响。许多老师很有共鸣，都认为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彼此信任和相互配合是教育孩子的基本条件。

其实这是一篇几年前写的小文，曾引起不小的反响。多次修改，多次推出。今天之所以又想到这篇短文，是因为朋友圈里看到一句话：“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作为语文教师，我很熟悉这句话，这是叶圣陶《苏州园林》中的一句话，说的是园林设计者和匠师们的一致追求，无可厚非。但这句话被一位学校领导引用来向参观者介绍校园，就很不妥当了。学校是旅游区吗？校园的一切是为外来的“游览者”（领导、专家和兄弟学校来参观的人）“打造”的吗？什么时候开始，校园成了供“游览者”欣赏的景点了？我一点都不反对学校建的漂亮一些。当年我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时，也为美丽校园下过功夫，但这首先是为了每天在校园里生活学习的孩子，无论是银杏树的栽种，还是雕塑的设计，包括开放书吧的营造，都是为了孩子——只是校园建设的唯一目的。而不是为了“游览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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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的突发事件，热闹十天八天，总会被淡化，但是一些不同观点会留存，等到下一次同类事件出现，再掀一波观点对撞，周而复始。如果能经常反思，一些悲剧也许不会重演。

一昨天我推出《凭什么不让孩子在校园“高声喧哗”“追逐打闹”？》的文章，反响强烈。留言超过三百，后面的留言大多无法放出，说实话，我也没来得及一一看。但是，多数朋友留言的重点，我是知道的，这就是：学校之所以不敢让孩子们“追逐打闹”，主要是还是担心家长到学校来“打闹”。不出事则已，一旦出事（哪怕事儿并不严重），学校将面临来自家长的巨大压力。作为在学校工作几十年而且还当过校长的我，对此感受太深了。昨天许多留言者是家长，他们也呼唤学校不要把孩子管得太死，希望给孩子一点活泼与自由。看到类似留言，我就忍不住在心里问，如果您的孩子在校园和同学嬉戏打闹时受了伤，您会来找学校闹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少数动辄无理取闹的家长，束缚住了学校的手脚，让学校不得不“严格管理”学生。昨天的留言中有网友说，现在一些学校越来越像“监狱”。我说，若真如此，那“监狱长”不是校长，而是家长！然而，仅仅责备家长是苍白无力的。现实就是如此，只是谴责那些不讲道理的家长是无济于事的。我想深入地思考的问题是：校园出现了学生安全事件（或“事故”），责任认定由谁说了算？按理说，

2021年3月28日（2011年冬天，我和学生在校园嬉戏打闹。）————————————————————————————————————

从上午到下午专门为年轻教师做连场报告。这篇演讲录包括黄全愈教授在不同场合做的有关素质教育和其他教育话题的相关内容，比如，网易VIP人物【教育专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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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都难以达到，因此一般而言，孩子们都很难说“考得好”。而你当众问他“成绩怎样”，你让他如何启齿？所以，亲朋好友聚会，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问孩子“成绩怎样”。

王涛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有一种信任叫生死相依》。（详情今日镇西茶馆次条文章。）我想，有一种教育，也叫“生死相依”。是的，此时此景，无需任何语言——信任，就是教育。

小付刚来丑小鸭中学的时候，头上顶着非常奇特的发型。圆圆的光溜溜的头顶上留着一撮茶壶盖大小的头发。这撮头发染成了好几个颜色，白色、蓝色特别打眼。几种颜色的头发扎在一起，像粘在头顶上的彩色鸡毛毽子。

先说几句：昨天，镇西茶馆推出《今天，无尽哀思献给傅聪》以后，留言区出现了少数不同意见，有人甚至恶毒谩骂。不同意见在我意料之中，我能够接纳；但恶毒谩骂则没想到，这是我不能容忍的。我想，进入镇西茶馆的网友应该都是有一定素质的，就算观点不同，可以讲道理嘛！对于个别胡说八道、人身攻击的人，我已经毫不客气地拉黑了——对这种人，我就是没有也不想有所谓“宽容”的胸襟！另外，公开为wenge叫好的言论，一律不放出来的，这也和“宽容”无关，而与起码的人性底线有关，已经被中共中央明文否定的一场“内乱”，如果居然还要公开叫好，让彭德怀、贺龙、老舍、傅雷、张志新以及千千万万被迫害致死的冤魂如何安宁？人的良知何在？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得罪了某些人了，这是我的光荣！所以我恳请凡是觉得镇西茶馆不适合自己的人，自动取关。谢谢！

第26页）可见苏霍姆林斯基是非常注重教师的个人生活质量的，绝非要老师们都“无私奉献”。苏霍姆林斯基分析，教师之所以没有时间，除了我前面说的那些原因（家长不配合、差生太多、文牍主义盛行）之外，

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留下一份“绝命书”而走上不归路。网上一片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甚至赞美逝者。我知道“死者为大”的道理。但我目前听到的毕竟还只是“绝命书”的一面之词，是非曲折，臧否褒贬，我不好也不愿草率做什么定论。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还有待相关部门调查，因此我不打算具体评论此人此事。但这不妨碍我由此再次产生联想，一个人要善良而正直地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有多难？几乎所有新中国的孩子都是唱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的歌长大的，通过这首歌，亲爱的祖国给孩子们展现的是一幅多么明媚的前景！“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唱这句歌词时，孩子们心中升起的一定是“时刻准备，建立功勋”的豪迈愿望。用现在很时髦的话来说，这就是“初心”。最早唱这些歌儿的孩子们，现在已经六七十岁，有多少人坚守初心地走到了今天呢？几乎在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同时，另一种“教育”已经开始：迎合大人，作文写假话，“不要乱说话”，被打小报告，老实做事被斥责为“你傻不傻啊”，投机取巧则被夸为“真聪明”……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已经开始运行。再大一些进入中学，可能因为善良而被人嘲笑；可能因为正直而遭遇挫败，于是“学乖了”：什么该说（写），什么不该说（写），已经心知肚明，于是有了两套日记，心里想的不一定写在作文里，演讲时说的不一定是自己想的，“说话做事长点脑子好不好？”大人也这样告诫孩子。于是，纯真开始蒙尘，童心开始生锈。如果不这样呢？我想到1987年11月，一位高一女生因为恪守善良正直而感到窒息，最后为真善美“殉道”而结束了自己十六岁的生命。为此我写下一篇《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长篇通讯发表在1988年7月8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和第二版，反响强烈。北京一位中学生给我写信道：“我们想做好人，可社会容不下我们……”32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好一些了吗？如果好一些了，那为什么现在绝望乃至自杀的人更多了？如果更严重了，那“社会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成果”从何谈起？当然，真正为了保持善良正直而走向绝路者是个别的，但有着同样苦闷而不得不苟活于世的人则绝非少数。许多人选择了各种“生存智慧”，从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等书中寻求为人处世的“策略”，包括说话的“技巧”。说一套，做一套，八面玲珑，察言观色，明哲保身，见风使舵，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人们说这叫“情商高”。可钱理群教授则称之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当然也有极富智慧的成功者，所谓“圆融和不圆滑”，所谓“外圆内方”，但这样的高人太少，太少。如果还有人理想不灭、信念不倒、善良如初，正直依然，那么人们会说这人“还不成熟啊”“书生气十足”，当然更有蔑视的说法：“不识时务！”“这人读书读傻了！”其实，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善良和正直。但人毕竟不是处在真空中，也要生活更要生存。为此，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原则，迎合龌龊，最后活成了连自己都很恶心的人。否则，即使不死，也伤痕累累。这样的人生，谁输得起？即使自己想“我不管，豁出去”了，可有家庭有儿女，谁敢让亲人们陪着自己去“赌”？以我60余年的人生阅历，几十年来，在我的视野里，能守住人性本色者多半不得志，而昧着良心的厚黑者则活得很滋润。君子向隅而泣，小人春风得意。真善美还管不管用？人类的美德、人性的良知还需要坚守吗？有人说：“何必那么非黑即白？难道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就不能有点平衡吗？”好，请持此论者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教给孩子们什么？我知道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光明，总会有一些阴影，纯而又纯的国家只在天上。但让善良正直成为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使绝大多数人能够清清白白地工作，能够过一种“不吃亏”的生活，这不算过分吧？让好人有好报，这也是我的“中国梦”！我们总是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歌颂我们辉煌的成就。这当然没错，只是我总忍不住想，这“伟大”和“辉煌”如果不落实于每一个普通公民踏踏实实的生活、坦坦荡荡的生命，恐怕这“伟大”也太空洞了，这“辉煌”也太苍白了。别给我讲大道理，我只想朴素地问一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善良正直的人不想随波逐流地堕落，只是想干净而磊落地活着，却总是受压抑，被打击，遭遇种种不公，甚至连活下去都很艰难，这是哪儿出了问题？

（2016年12月19日18:21分，于成都市343路公交车所见。李镇西拍）昨天晚上，公交车上看到一个男孩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做作业，便随手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我将其晒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引起热议——“类似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政绩绑架学校，学校绩效绑架教师，教师毁人不倦。”“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我们就是剥夺孩子童年和戕害他们体质的罪魁祸首，很多时候都为自己是老师而悲哀，更为自己是一位具有教师职业的母亲而汗颜啊！一直在念叨的课改和素质教育似乎一直只是一个梦而已！”“想说得太多，无语。”“对品德修养和创新能力的巨大戕害！”“孩子是人，不是机器！”“他该有多不快乐！早晨起床最早的也是学生。”“被勤奋的孩子，被勤奋的教师。”“每每看到这样的画面，尤其是又临近期末，为了所谓的成绩，必须反复练习。我们也知道，童年不该如此，生活不该如此。”“给一位女老师看了这几张照片，她说：一年前去一位大姐家，她的熊孩子把我新买的手机摔地上了，我心疼得掐死他的心都有了，但我懂道理，我压着怒火，微笑地带着熊孩子做了几道数学题，然后夸张地大加赞扬，说他简直就是个数学天才，建议大姐夫妇认真培养。昨天我又去她家，发现熊孩子一放学，一有假日就被扭送到奥数班，到现在还没歇过一天。”“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的教育，即把孩子先哺育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然后再考虑让孩子成才呀？‘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成人’是基本要求，是前提；‘成人’都难何求‘成才’？教育，悲哉！”……《素质教育在美国》的作者黄全愈博士说：“这种照片在美国恐怕极难看到。”还有朋友给我发来了她曾经在公交车上拍的孩子做作业的照片，说：“我坐公交车也碰到过做作业的孩子，看来是种常态了。”也有一位朋友评论说：“一张图片本身很难说明问题，因为你很难说清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此刻做作业的具体情境和主要目的，所以，以一张没有任何说明，没有任何情境的照片来职责教育的‘失败’，我认为有失公允。”其实，是否“个别”我想是用不着争论了。就算公交车上写作业的孩子是极个别的，但现在的学生课业负担重，这是不争的事实。前不久，我还看到网上有小学生和爸爸坐在三轮车上，以爸爸的腿为课桌做作业的照片。因此，中国中小学的作业负担很重，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并不需要“大数据”的支撑。绝大多数中小学孩子的家长都有切身感受，都是“现场证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除了和大家一样心疼孩子之外，我还感到惭愧，且无语。想到前段时间有人在激烈争论：十年课改是否成功？有人说成功，找出一大堆证据；有人说失败，同样找出一大堆数据。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真不好回答。说“不成功”吧，至少绝大多数教师的教育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课堂行为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还开发了那么多的课程，推出了那么多的教材，等等；但要说“成功”，我想至少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相对（也只能“相对”）理想的教育状态。也许有人会问我，什么叫“理想的教育状态”？我想这个就不用回答了吧！二十多年来，关于素质教育的论述还少吗？什么“全面发展”，什么“生动活泼”什么“尊重个性”什么“学生主体”……可是，这些目的到达了吗？——我指的是“普遍达到”，而不仅仅是拿几所大都市的“名校”说事儿。其实，教育是否“理想”——不，甚至是否“正常”，有一个重要而朴素的标准，那就是看孩子是否学得积极主动？课业负担是否普遍很重？休给我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休给我说“学海无涯苦作舟”；也不要给我说“什么叫‘过重的课业负担’？谁来界定这个‘过重’？”也不要给我说“世界上哪有不吃苦的学习”！这些常识我都懂：学习需要刻苦，成长需要磨练，但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不要以此为由剥夺孩子的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心智，包括他们应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有属于儿童应有的快乐、情趣、浪漫、梦幻！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得不在公交车上完成作业，这样的教育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成功的。正如有的网友所说，没有了强壮的身体和强劲的创造力，就算考上大学又如何？我今天所说的毫无新意，都是大家寻常所见。只不过又通过微信发了一通牢骚而已。但如果仅仅停留于发牢骚，就不但没有新意，而且也没有意义。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为什么？怎么办？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表面上是高考中考，是应试教育，但其实是在社会。从积极意义上说，是最近三十年经济发展急需人才的迫切性使然，“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走向强盛的中国呼唤着各类建设人才，于是，教育发展自然是“社会本位”，这不能说是错了，但很容易忽略人本身的发展；从消极意义上说，就是人成了社会发展的工具，经济发展的工具，国家发展的工具，于是教育本身也就成了工具，因而淡化了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丧失了“人”的温度与气息。应该说，这有着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必要和必然，但当我们国家发展到了今天，是到了在宏观上对教育的功能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只有整个国家由“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时，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彻底的改观。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无解。有人会说：“这还不简单吗？从高考改起就可以了！”真的这么简单吗？且不说高考无论怎么改都不可能取消，何况作为个人，我们不可能去动高考。面对社会的潮流，任何个人——别说普通家长和老师，就算是校长、局长、厅长乃至部长，想一下子力挽狂澜都是无奈而无力的。然而，我们不求“一下子”，但“几下子”“几十下子”“几百下子”“几千下子”“几万下子”……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教育应该是怎样的”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得不做奴隶可以理解，因为奴隶表面服从但灵魂深处是不甘心的，他知道他本来不应该做奴隶；但甘心做奴才就不可原谅，因为奴才甘心如此，而且还认为理应如此。我们个人的能力，的确有限，但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够做到的，哪怕点点滴滴也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几万下子”。比如，做教师的，能否按时放学？能否和其他老师协调起来控制作业量？能否不布置没有任何智力含量的无效作业？能否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和资质布置不同的作业？我知道会有老师会说：“我愿意这样吗？学生累就意味着我会比学生更累，可是那么多的考试评比排名，我不这样行吗？”可是，你这样真的就“行”吗？真的就能应付那么多的考试排名吗？作为有三十多年教龄的教师，我太知道有些加班加点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的；如果从局长到校长在到每一位教师，都能真正为学生的长远发展着想，都能遵循教育规律，我们整个教育生态是不是会相对好一些呢？作为家长，能否不在周末给孩子加压？别逼着上这个班上那个班，学这个学那个？我知道有家长会说：“自己的孩子我何尝不心疼？但别人家的孩子都这样，我不这样行吗？”可是，如果所有家长都不给孩子加压，整个氛围是不是就好一些呢？回想2000年，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提出要“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时（据传闻说，是李副总理是看到其上小学的孙子晚上作业做到很晚才痛下决心的），那时候，我和我周围的老师都很兴奋，甚至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觉得“这下终于好了”。快二十年过去了，现在中小学生的作业量比当年是更重了，还是更轻了？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你懂的”。2016年12月19日晚（一位朋友发给我的她在公交车所拍照片）（天猫、京东有售。最新消息：本书名列京东教育图书热卖榜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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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山谷里，拔地而起的四层教学大楼格外巍峨壮观，让周围包括村委会在内的房子都相形见绌。学校周围都是墨绿色的高山峭壁，如翡翠屏障一般拱卫着学校。山腰缓缓飘着云雾，雄伟的大山，有了几分妩媚。

《教育的100种可能》新书发布会下周将在北京举行。活动时间：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14:00-16:30（13:30签到）活动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具体位置：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主办单位：漓江出版社活动流程：13: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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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重新推出的“新班主任的第一次”系列文章，受到欢迎，这在我意料之中，因为毕竟有许多新班主任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要说的是，我的这些方法可以参考，但不一定照搬（当然如果完全适合于你班的情况，照搬也可以的）；我希望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的好办法。任何人的经验也好，案例也好，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这几天的文章仅仅是提供一种“可能”，让大家参考。比如今天的家长会提纲，如果谁要拿去给你的学生家长照本宣科，那我只能说，你太不善于学习了。有的新班主任认为，对学生还不熟悉之前，开家长会没什么话可说；因此，家长会最好是半期考试之后再召开，那时对学生已经比较熟悉，而且正好结合半期考试进行成绩分析。但我建议年轻的班主任在开学之初就召开一次学生家长会。原因很简单，应该尽早把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设想告诉家长们，因为每一个家长都是你的教育同盟者。多年以前，一位刚当上班主任的老师对我说，她对开家长会有一种恐惧，因为不知道说什么，而且家长们都比自己年长，总觉得他们都比自己有学问。我告诉她：“千万不自卑！你要这样想，无论家长们是做什么的，也不管他是什么什么‘长’，你是教师，在教育方面，你就是内行就是专家！至于讲什么，我说至少有两个内容你可以讲，一是对自己做个自我介绍，另外，可以就你的治班思想和家长们进行沟通。”下面是2004年9月份我的第一次一次家长会，也是学生进学校不久我和这个班的家长第一次见面。正式给家长们讲话之前，我给他们读了我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家长也是教育者》。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些思想――作为教育者的家长，他会随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尽可能人格上成为孩子的榜样，以无声的形象去感染孩子的心灵；作为教育者的家长，他将不会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产”，而将孩子看成是祖国的未来，这样，他对孩子的期待就不仅仅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是用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的要求来设计孩子的成长和孩子的明天；作为教育者的家长，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学校教育改革和老师的工作，或者说，他将把学校教育工作也当作自己的应该关心甚至有时还可以直接参与的分内事；作为教育者的家长，他会以教育者的眼光（而不仅仅是父母的眼光）去打量关注孩子，细心研究孩子每一天的细小变化，并和孩子一道成长；。作为教育者的家长，不会把《哈佛女孩》之类的书奉为家教“圣经”，他会尊重孩子的精神世界，按照孩子的个性引导其成长使之最终成长最好的而又独一无二的“我”……我一边读一边就文中的一些话作解释，以此向家长们介绍我的家庭教育思想。接下来，我开始给家长们正式讲话。我的发言提纲――请把手机设置为振动状态。自我介绍：从教经历，爱学生，爱语文，特别珍视和学生的感情，同时希望自己不但能够把学生送进高一级学校，更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让他们离开我以后拥有终生幸福的精神生活。一，

我一听就火了：这个柳叶，不认真搞卫生不是一次了！而且，这次竟在班上耍横，这还了得？于是，我一时冲动，便说：“我今晚就给柳叶家打电话，请她家长明天到学校一起教育柳叶！”

最近的一组《新班主任的“第一次”》系列文章，不但在我以前的著作中有，而且最近几年的八月下旬我都要推出。没想到依然如此受到热烈的欢迎！这说明每年的新班主任不少，对他们依然有参考价值。但我这一些文章毕竟是“谨供参考”，并不能取代各位班主任的灵活运用和实践，可居然有的老师就干脆“躺”在我的文章里，不愿动脑筋，“请教”我一些非常具体的操作问题。我哭笑不得。今天文章是谈《班规》制定的，显然也是不少老师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文章较长，估计也有不少错字，请包涵。提前给大家抱歉！但我担心的是，肯定又有老师依然不愿动脑筋，而是抱着依赖的想法读我的文章，那肯定会失望的。记住，别人给你的永远只是原则，就算有案例，也仅仅是为了说明原则的。真正的运用，还得靠你自己。1新班建立，必然会有规章制度，即《班规》。如何制定《班规》？这也是很多新班主任面临的问题。我先尽可能简略地说说我制定《班规》的理念，然后用一个案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操作——当然，也只能仅供参考。我制定《班规》的理念是：第一，《班规》应该是学生的需求，而不是老师的要求；第二，《班规》应该由学生自己制定，而且是人人参与；第三，《班规》所制约的对象应该是包括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在内的班集体所有成员；第四，制定和实施《班规》的过程，同时就是民主启蒙、民主教育和民主训练的过程。好，下面我以2004年9月我当新高一班主任时和学生一起制定《班规》的过程（这个案例节选自拙著《李镇西和他的学生们》，比较长，耐心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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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隐去了学校和当事人的真名。几年前，某知名老牌重点中学在高考中“再创辉煌”，标志之一便是有一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辉煌的背后有着残酷的生源大战——所有“名校”的高升学率背后都必然有着“高度密集”甚至“高度垄断”的优秀生源。这所学校也不例外。当初高中招生时，学校便通过种种手段“重金收购”中考尖子生，承诺“如果报考我们学校，高中阶段的所有费用全免，还给生活补贴”云云。果然，三年后学校精心选拔的“好苗”结出了“硕果”。好久没出现考上清华的学生了，学校以他为无比的骄傲和无上的荣光，通过媒体大肆炒作“素质教育硕果累累”，自然是一番热闹景象。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学校给了这个考上清华的学生以七万元的奖励——这也是当初招生时的承诺。许多人和我一样感到不解：为什么要给这孩子七万元奖金呢？校长的回答是：“为了激励更多的学生冲刺清华北大！”我笑了，考清华考北大是需要智商的，有的孩子你就是给他七十万也没用。希望通过金钱让更多的学生考上清华北大，这真是一个喜剧！但其实这事到了后来是个悲剧。八月份，这所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提前到校上课了。学校打算请那考上清华的“优生”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讲讲学习方法之类，便通过班主任给他打电话。那位“优生”听了班主任的话，第一句话是只有三个字的疑问句：“多少钱？”班主任一下子就懵了，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学生会这样说这样问。于是便在电话里给她的这位“优生”讲“学校培养你不容易”“要懂得感恩”之类的话。该“优生”又反问了一句：“我考上清华关学校什么事？”班主任顿时像挨了一耳光。可以想象，这个“优生”在三年高中生活中，受到过班主任怎样全方位的“倾斜”？清华的苗子将是学校的荣誉，或者说叫“面子”啊！为了“确保”他能够考上清华，学习上的细心辅导，生活上的精心照料，无微不至，不一而足。现在，现在这“优生”突然翻脸了，班主任老师怎么能够不锥心地痛呢？这一耳光更是打在了学校的脸上。这学生说：“我考上清华关学校什么事？”某种意义上看，他说的是对的。作为中考尖子生，学习基础那么好，更重要的是天赋那么高，到哪里不是一样的考清华？当初本来就是学校花钱买来的“优生”，学校的行为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一切都是可以用钱搞定的！现在他同样用钱给学校说事儿，这不是很“正常”的一笔交易吗？这就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是浮躁而功利的学校教育结下的恶果。学校挨这一记耳光，一点都不冤枉。其实，这一记耳光打的是日益浮躁功利因而越来越畸形的中国基础教育。现在，中国教育叫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但在有些地方这不过是口号而已，是写在墙上美化校园的，或烘托校园“文化氛围”的；而实际上，是“以分为本”，不是一切为了学生，而是一切为了“升学”！是“一切为了升学率，为了一切升学率，为了升学率的一切”！为了这个升学率，生源大战血肉横飞；为了这个升学率，逼着成绩差的学生“自愿转学”；为了这个升学率，不惜重金挖外校的优生……学校不择手段，教师尊严扫地，教育丧失良知！我曾经写过一篇《我鄙视这样的名校》，剖析过一些所谓“名校”诞生的“规律”——其实，名校诞生的“潜规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有的新建学校之所以一夜成名，大致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建校之初，不择手段四处挖优秀生源——包括重金“收购”优质生源，然后以“泪水加汗水”的野蛮方式大搞“应试教育”；到了毕业年级，学校又以各种方式“分流”，强迫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自愿转学”——用比较“学术”的说法，叫“去分母”；升学考试的时候，又巧妙地作弊……于是，第一届毕业生“一炮走红”，学校名声大振；然后学校通过媒体大肆炒作，宣称如何“遵循教育规律”，如何“以人为本”，如何“素质教育”，还归纳出一些“数字化”的经验，比如“突出”一个什么什么呀，狠抓“两个”什么什么呀，“落实”三个什么什么呀……第二年招生的时候，学校大门前自然人头攒动，家长们带着孩子打破脑袋往里面挤，学校便百里挑一地择优录取（高额学费当然一分不少），这样，学校便步入“良性循环”，于是，“名校”诞生了！如果你给这样的校长谈什么陶行知的“真教育”和苏霍姆林斯基的“人学”，他会笑你“太天真”和“过于理想化”，在这些校长看来，只有狠抓死揪，才是教育；升学率就是学校的一切！学校就是靠这成名的。为了这，可以不择手段地收购优生，撵走差生。当然，这些话，他绝不可能对着记者的摄像机说的。我这里说的是新建学校“迅速蹿红”的绝招，其实老牌名校“再创辉煌”也大多是这个套路。无论新校老校，在如此“打造品牌”时忽略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过教育的首要功能：教会学生做人！我多次说过，天才到哪里都是天才，无论是中国的钱学森、莫言，还是外国的爱因斯坦、霍金，他们超常的天赋，与学校教育关系实在不大。同样，对那些智商高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与学校教育关系也实在不大，而与其父母的遗传基因倒是有着必然的关系。那么，对这样的孩子，教师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教师对于天才孩子的意义，在于人生导航，教会做人——善良，正直，勤奋。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许多学校出现了问题。我曾经在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室里，看到这样的励志口号：“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真是令人恐怖。对于一个高三的学生来说，这被“干掉”的“千人”是谁呢？不就是自己的同学和同龄人吗？什么时候，教育成了手足之间的互相屠杀？以这样一种杀气腾腾的“斗志”冲刺高考，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他还是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吗？药家鑫不是考上了大学吗？还是搞艺术的，后来却成了杀人犯；林森浩不是考上了大学吗？还是复旦的高材生，后来也成了杀人犯。他们在“干掉千人”之后，把自己也“干掉”了。当然，成为杀人犯的大学生毕竟是极个别，但自私、冷漠、缺乏公德心，没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却绝非个别。几年前，钱理群教授在为已故马小平老师的《人文素养读本》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曾经从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的教育，反观为北大输送人才的重点中学教育，有一个让我出一身冷汗的发现：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特别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他们讲起“人文精神”也是头头是道，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此刻，读着钱理群先生这两段文字，我心里想着的便是芮成钢。而我们目前不少中学的教育，正源源不断地培养着一个又一个“芮成钢”。本文开头说的那个与母校讨价还价问“多少钱”的尖子生，本质上也是“芮成钢”，只不过他把话说得太直白，还不够“精致”而已。可以想象，这样的学生将来的人生会是怎样的？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又将是怎样的？他或许会越来越“成熟”“圆润”，他会越来越有“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谈吐”，越来越有“过人的智慧”与“非凡的能力”，并因此春风得意于一时，但因为从受教育之初，自己的“人”字就从来没写正过，自私与冷酷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其最后的人生结局，很可能是马加爵，或芮成钢，或周永康。中小学教育究竟是以培养“杰出人才”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培养“真正的人”为根本目标？且让我们听听苏霍姆林斯基五十年前的忠告——请记住，远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

2018年9月，我第一次去丑小鸭中学就被震撼了，也被詹大年校长感动了。我写下一篇《“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在镇西茶馆引起强烈反响。前段时间，我第二次进丑小鸭中学，依然被震撼被感动。这是我前几天写的。不过，建议老师们在读这篇之前，先读读第一篇《“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一我再次来到丑小鸭中学。早晨的阳光温和地洒在山坡上的校园里，洒在缓缓随风飘荡的国旗上，洒在教学楼道正在擦拭玻璃窗的孩子身上。和詹大年校长转到了教学楼，迎面不时有孩子打招呼：“老师好！”并微微鞠躬或点头，他们的面容温和而淳朴，我完全想象不出他们以前的样子。我对大年说：“我想找几个孩子聊聊，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然后就近招呼正在认真而吃力地擦拭教室玻璃窗的两个男生过来，他对两个孩子说：“这位老师想和你们聊聊，到心理咨询室吧！”我想，校长都发话了，他俩应该马上跟我走。谁知他俩对校长说：“好的。等我们把这窗户擦完了，就去。”校长说：“那好，我们在心理咨询室等你们。”这个细节让我有些惊讶，也有些感动。惊讶于他们不听校长的话——按说，校长都发话了，学生完全应该放下手中的活儿跟我走，可他俩居然说要把活儿干完再去。如果在其他学校，有的学生巴不得停下这又苦又累的活儿呢！感动于他们的责任心——既然擦窗户，那么就必须认真完成，而不能半途而废。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感想，其实对两个孩子来说，没想那么多，习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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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

。15日，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已成立专项调查工作组进行核查。15日，云南省赛事组委会发布通报，撤销“小学生研究癌症论文”一等奖

无需煽情，泪如泉涌。从教几十年来，听过太多催人泪下的教育故事之后，能够戳中我泪点的教育故事已经不多了。但几天前看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她的六个瞬间却让我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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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是个老话题了，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请别给我说“学习不可能一点负担都没有”“不同的学生情况不一样，不好一刀切地说减负”这些话。这些“抽象的真理”我都明白。之所以重提这个沉重的话题，是前几天听到一个朋友的叫苦：“现在的孩子真的可怜啊！我儿子刚读一年级，昨晚作业做到十一点。唉，这才开始啊！”是的，这才开始，这孩子离高考还有11年呢！我问他儿子在哪所学校就读。他一说出校名，我就吃了一惊，这是成都市最著名的小学之一，

我想到了三十多年前的1987年，我所在城市的一个16岁的高一女生宁小燕（化名）自杀了。这女孩品学兼优，连续两届市级三好学生，却“莫名其妙”地服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多人都感到震惊，且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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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克强总理呼吁“地摊经济”，引起强烈反响，网上一片点赞。总理居然因此成为“网红”。其实，回顾2016年4月27日李总理到成都夜访宽窄巷子，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对民生的关心一直是很真诚的。他说：“巷子可以窄，造福百姓的思路一定要宽。”我特别注意到，当时李总理在和一个店主聊的时候，一再提醒他：“你一定要说真实情况啊！”这看似寻常的一句话，却让我怦然心动：总理一定知道，很多时候，面对领导的百姓并非敢说“真实情况”，所以总理要有这么一个并非多余的提醒。不是总理不信任店主，而是他一定知道目前中国的某些“国情”。“怎一个假字了得！”这可能是许多老百姓对目前很多“工作汇报”的共同感受。面对领导，毫不脸红而且非常自然地说假话，似乎成了一种常态。我是教师，自然联想到教育。我们的校园，有多少弄虚作假？完全不用我举例，我百分之百地坚信，任何教师读到这里，脑子里都会自然而然涌出许多教育作假的例子，可以为我这篇短文提供源源不断的实例。特别是有重要领导来视察检查工作时，或者要迎接各种“督导”、“验收”、“评比”时，从校长到老师再到学生，都会按“上面的统一要求”认认真真地作假；而且，校长和老师还要给学生们反复叮嘱，领导和专家来了，该怎么说，怎么做——以“人民的名义”教学生作假。等专家领导来了，四处莺歌燕舞，一片欢乐祥和。专家走进教室问孩子：“作业多不多？”孩子们脆生生地齐答：“不多。”乖得不得了。老师那个感动得哟！领导走进办公室问老师：“负担重不重？”老师们雄赳赳地齐答：“不重。”也乖得不得了。校长那个感动得哟！最后，专家、领导、校长、教室、孩子们……那个开心得哟！大家都知道在演戏，可彼此心照不宣，配合得非常自然，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这当然不能怪校长、老师和学生，甚至还不能怪局长……因为种种原因，大家都得这样，必须这样，只能这样。大家都不容易，都累呀！所以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过任何学校的任何一个人面对前来视察的领导们，或者前来指导的专家们，大喊：“假的，假的！”为什么没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戳穿假象呢？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我也是这样想的：领导讲话作假、汇报数字作假、“创卫”工作作假、行业竞争作假、舆论宣传作假，包括教育界的职称舞弊、赛课排练、论文抄袭……都不影响我们每一顿能够吃饭，每一天能够睡觉，虽然厌恶，但毕竟“大家都见得惯我有什么见不惯的”，关我屁事？但是，那些所谓“虚的作假”难道真的与己无关吗？无数个“虚的作假”败坏社会风气，妨碍国家发展，最后受害的不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吗？至于教育上弄虚作假尤其是教孩子造假的危害是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当然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因为我自己就经不起拷问。扪心自问：我当老师的时候作过假没有？教过学生作假没有？我当校长时给老师们布置过弄虚作假的事没有？答案全是肯定的：做过！那么为什么要做假而不敢对领导直接说“不”呢？无非是种种“利害关系”的顾虑：个人荣辱当然在顾虑之内，但说实话，这真还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当校长后，我相对比较“不在乎当不当校长”，但关键是我必须得考虑学校“声誉”和“发展”啊，这关系着全校教师的切身利益，当然也间接关系着孩子们的受教育环境和条件。当老师时说真话，我担心校长给我小鞋穿；当校长时说真话，我担心学校声誉受影响——这让我失去了面对种种虚假说“假的假的”的勇气。如果换了一个校长，他真得担心因为说真话而位置不保，我可以不在乎当不当校长，但绝大多数校长在乎，这种“在乎”我认为很正常，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那如果是一个普通老师，当面对领导揭露弄虚作假呢？后果可以说“不堪设想”。其实，这个逻辑可以一层一层往上推：校长对局长，局长对厅长……每一个下级对上级说真话，结果会如何？最近我一直在读有关国际共运的书，列宁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著作里都被引用：“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的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们也一直倡导要让人民说真话，“天塌不下来”。我认为，第一重要的不是鼓励说真话，而是保证人们敢说真话，让说真话者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此，建立保证说真话者不被任何形式的追究的良好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这样，李克强总理无论到哪个小店和店主聊天，都不用提醒：“你一定要说真实情况啊！”

问：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充满精力、活力四射的人？您靠什么保持对工作的激情？答：从来没有刻意提醒过自己要保持所谓的“激情”，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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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拙著《给教师的36条建议》）特别提醒：欢迎收听购买李镇西音频课：点击《做最好的家长》音频课欢迎关注“李镇西博士工作站”的招生启事：点击《我呼唤教育理想主义者同行》再次声明：

最近，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寄语大中小学生，要学好基本功，语文最关键。钟南山院士的原话是——准确地说，我经过了至少七十几年的学习，我关于学习的最大体会就是，要学好基本功。只有具备了最基本的知识以后，你才能够往上走。而在基本功里，学好语文最关键。学好了语文才懂得如何对事情进行分析、总结、综合。我们在很多科研工作、科研领域中都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这尤为重要。在这里，作为一个医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没有首先说本学科的基本功，而是强调“在基本功里面，学好语文最关键”。其实，即使钟南山院士不这样强调，语文学习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坚不可摧的。但关键是，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中央政法委也好，人民日报也好，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候发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为什么不等到抗疫胜利后再来“算总账”呢？他们不怕“扰乱部署”“动摇军心”吗？

大家还记得三个多月前，也就是去年10月下旬，那个被自己学生用砖头砸进重症监护室的黄老师吗？昏迷了110天之后，黄老师终因抢救无效，已于四天前（2月14日）晚，不幸离世。其实在去年10月24日，黄老师实际上就告别了这个世界——突如其来被自己的学生用砖头狠狠砸晕后，他就永远失去了知觉。黄老师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清晰印象是被人用砖头狠狠地砸，这个人是自己的学生。他最后的感觉是后脑勺剧痛不已，从未有过的痛。当时，我就预感黄老师多半无法抢救过来——我两次与我老家仁寿的朋友打听黄老师的救治情况（这位朋友的侄儿就是抢救黄老师所在医院的医生，他的孩子正在黄老师班上就读），答复都是“还在昏迷中”“还在抢救”。他特别说：“其实，他现在处于昏迷还好些，因为醒来，他会疼得受不了，因为后脑勺已经被敲碎了。”当时，我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我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大家可以点击看看：《用砖头把老师砸进ICU，其家长该不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你得知了这种情况，还会同情对老师行凶的学生吗？》《如何重铸教师的尊严？如何拯救教育的使命？》绝大多数朋友都对黄老师表示同情与慰问，也有个别朋友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砸老师的孩子也值得爱和同情。接下来，又出现了所谓“剧情反转”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往往以“据知情人透露”开头。大意是说黄老师平时就“经常体罚学生”，学生“不堪忍受”，云云。总之潜台词无非是“终遭报应”。黄老师平时的教育方法有时候是显得简单甚至粗暴了些，确实有过体罚行为。我的朋友告诉我：“黄老师有打人骂人的时候，这是事实，我刚问了我侄孙，我侄孙就在这个班。拿砖拍黄老师这个颜同学也被黄老师踢过一次，这次是因为颜在校外骑自行车（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不允许学生骑自行车上学放学）被黄老师批评后才发生的。黄老师这次没有体罚他。情况就是这样的。黄老师已转到成都治疗去了。”综合各种情况，应该说，真相不难澄清，是非也不难判别。第一，黄老师的教育方法有时候的确显得简单粗暴了些；第二，黄老师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师；第三，这次事发前，黄老师并没有体罚这个学生。黄老师平时的教育方式有欠妥之处，但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他需要检讨和改进，但现在这个机会都没有了，永远没有了。这个学生当然还是未成年人，往往偏激，常常冲动，喜欢走极端，但这就是他可以杀人的理由吗？何况，这次黄老师并未体罚他。他应该承受法律的严处，会吗？如果说，未成年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承担刑事责任，那么其家长作为监护人，该不该依法承担应有的责任，并受到追究？关于未成年人犯法其家长是否该追责，一直有争议，所以我也不敢说得很有底气，但我总觉得不甘。国外是有类似的做法的。我们可否参考借鉴，再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出合理合情的法律规定？其实我想说的和该说的，去年我写的三篇文章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尽管这件事触目惊心，具体的细节可以说是凶残之至。但学生用砖头砸老师，毕竟还是属于小概率事件，老师们大可不必因此就忧虑并惊呼：“没法当老师了！”也不应该因此而让体罚成为教育合法的常规手段——这倒是我有点担心的。作为教师，当然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面对刚刚离去的黄老师，此刻说这个话题是残忍的。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和看到的是，法律给三十来岁就被学生夺去生命的黄老师（他还有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公道的说法。2020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