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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看到北大数学柳智宇还俗的新闻，令人唏嘘。曾经北京龙泉寺是何等兴旺，被誉为清华北大凤凰岭分校，香火鼎盛，蜚声海内。一到周末，挂单留宿的人排都排不上。那时是学诚法师的人生巅峰，他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微博被翻译成15种语言传播，各种语录书和漫画书在不停出版。这一切在2018年戛然而止——学诚法师被被举报涉嫌性骚扰、龙泉寺涉嫌违章建筑。一时间，墙倒众人推，树倒人心散。山上的僧团，到外地挂单的挂单，还俗的还俗。再到灵泉寺，那种可以媲美台中市中台禅寺的新颖、鼎盛与人文气息，消散殆尽。它又重新变成了那种景点中的俗气寺庙。2016年时，龙泉寺声誉的顶峰之时，我在当时的杂志社做过一个选题“在家的女人”，采访了三位出家和尚的妻子或女友，以及一位法师的女儿。丈夫们毅然决然地出家，留给女人一个烂摊子，她们的心灵废墟需要一砖一瓦地重建。现在佛教的发展遭遇挫折，陆续听到当年的名校和尚还俗。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出家的和尚还俗时，会回到原来的家庭吗？一，无情即有情？包括第一位采访对象惠欣在内，很多女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一幕：1918年的一天，日本人雪子携幼子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劝说丈夫不要弃她出家。他的丈夫就是弘一法师。这一年，是两人相恋后的第12年。他们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28岁时，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她曾是他的绘画模特。这是两人最后的告别。据当时在场的黄炎培的文章所载：“几个人一同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雪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然后登船离开。岸边的雪子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历代的高僧出家的故事很多，很少有提及被抛舍的妻儿的。这是难得的一例。对于深爱着的女性来说，是在情感的高原上戛然而止，留下自己独面深渊。弘一法师在给雪子写的信中说道：“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出家的前夫曾向惠欣解释为什么走出家这条路，他说：所有的世俗的生活，包括事业上的追求，都解决不了一个终极问题——生死问题，走出家这条路是为了解决生死这个终极问题，走这条路是为了自己的身边人，现在的分开只是暂时的痛苦。“他说他想在最终的那个大痛苦来临的时候，帮助我。所以他告诉我：‘无情即有情。’”惠欣说道。据赵朴初考证，在佛陀的时代，出家修道在印度已然成风。西汉时传入中国后，汉传佛教历经近两千年，有光大昌盛的时期，也经历了“三武一宗”灭佛，各代都有出家后得道的高僧大德。当代以来，从反you到文ge的过程中，寺庙建筑遭遇破四旧，弘法僧团遭遇浩劫：例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在1966年9月被遣至云山垦殖场城山分场种菜；副会长净慧法师1963年被定为极右分子，辗转于京、粤、鄂等地接受劳动改造，1978年才被摘帽；禅宗著名长老虚云法师逾百高龄仍被划为右派，被遣送江西监督劳动；本焕长老1958年因反右蒙冤到坪石农场参加劳动，1980年才被平反……佛教精英受到压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方向，出家剃度修行的人数锐减。闽南佛学院释恒道所撰的《佛教已面临危机，僧人必须自救》指出：改革开放后，老一辈的出家人散失得所剩无几，佛教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没有了师长的传承与亲授，许多宝贵经验遗失了，缺少了师长的监督和引导，许多不正之风也渐渐地渗透进了佛教的内部：各大寺院的殿堂楼阁越来越完好，而道风道貌却越来越差；僧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素质却良莠不齐。截至2012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有1亿多人，其中汉传佛教寺院2.8万余座，僧尼10万余人；藏传佛教寺院3000余座，僧尼13万余人——2015年两会期间十一世班禅提案指出“西藏不少寺院的僧人人数感到不够，满足人民群众的信仰需要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反而更可对比出汉地与藏传佛教的差距。目前，除了少数佛教寺院外，大部分汉传佛教寺院的常住僧众都不足20人，有的寺院只有一两位出家人。很多是游方和尚，住寺研习佛法的僧人比例低下。很多寺院在社会风气的熏炙下日益商业化，部分僧尼的身份也正逐渐从“修行者”向“职业和尚”转变。台湾佛教史学者江灿腾曾抨击大陆佛教界乱象：“少林寺已经变成了一个精致的杂耍推广团！”“大陆佛教极少有高僧，大量的是中低僧！”二，事诚可敬，行不可法？而信仰危机、精神空虚等问题，实际上是佛教发展的契机。近年来（2018年之前），年轻人、知识分子出家的人数不断增长，从北京京郊的龙泉寺到雪域高原的四川东祉寺，相当多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剃度修行。年轻人和知识精英为佛门注入新鲜的血液。京郊的龙泉寺已吸引了相当一批高学历人士剃度修行：比如贤启法师，出家前是清华大学核能和热能物理博士；贤威曾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贤清是清华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生；贤庆法师来自北大哲学系等，自然也包括数学天才柳智宇……数学天才、IT精英、外国留学生都在龙泉寺披上僧袍。2017年，我曾几次探访龙泉寺，烟火鼎盛，人流汹涌，看起来与一般热门名山古刹无异，但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差异：沿途没有声嘶力竭叫卖香烛的小贩；一到周末“挂单”免费留宿甚至多的要排队，有时一个大房间里会住进一百多号人，鼾声都是多声部多重奏；除了很多穿黄衣的僧人，还有很多灰衣的男女，相互打招呼都互称师兄。灰衣人是居士或义工，寺中除了近百名僧人外，还有几百名义工常年服务于此。这其中也有丈夫出家为僧后，妻子皈依佛门，成为居士在山上修行。在龙泉寺，真正出家要经过准净人、净人、沙弥、比丘四个阶段：发心出家者，首先以义工身份上山常住；然后成为准净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其中的合格者得以与僧团共住，成为净人。再按照出家人的日常作息接受一段时间的锻炼，其中的合格者得以剃度出家，成为沙弥；待因缘合适时，沙弥受具足戒，成为比丘。至此，才算真正出了家。剃度之前的阶段，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寺院对出家者进行磨炼、培养和选择；出家者重新认识自己，了解出家生活，之后再做出慎重选择。寺里的考察方式很简单：劳动。龙泉寺起源于辽代，但2005年之前只有残破的遗址，是僧人、居士、义工和工人们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净人们每天“出坡”在工地上劳动，那些心志坚定又能吃苦的人被遴选出来了。对于一心出家的人来说，工地上的石头和父母、爱人的阻挠一样，都是对自己的考验。平日里沙弥和净人不许使用手机，若与外界的联系，可以借用“客堂”的两部电话。僧众之间联系则通过电话留言或寺里专用的步话机。同时配备多部手机，按照工作需要发给相关法师使用，一旦调离岗位，手机即被收回，以减少世俗打扰。万丈红尘的滋扰和苦恼，让人想逃入宗教的怀抱寻求安慰，寻找答案。在外人看来，出家有内心深处的根本原因，也有现实中的“扳机事件”，但在出家人时候回顾时，却把它更多地归因于缘分。丰子恺曾经这样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献身于宗教：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他们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弘一法师出家后，他任教学校的学校全校震动，校长告诫全体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这也是普通人对待出家人的普遍态度。弘一法师的妻子曾在法师出家后寄给他一封信，其中讲道：“我知道万事不必勉强，对你，我最崇爱的人亦复如此；请放下一切，修行佛道吧！我想通了，世间竟是黄粱一梦，梦醒时，什么都是一场空。”弘一法师在出家前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转交给雪子，并拜托朋友将雪子送回日本，体现了弘一大师内心的柔情和歉疚。但有些法师出家时，是不辞而别，著名法师倓虚法师曾回忆自己的出家心路，他因收到一位僧人送的一张名帖而离家出走。在前往寺庙出家的路途中，他内心有过一番挣扎：“先前因为父母在堂，自己没有三兄二弟，舍不得去出家。后来又为妻子受累，熏染了一些世俗习气，熏得挺厉害，仍然不得出家，所以心里很难过。……结果也都放下了，觉得一无牵挂，万缘皆空。”龙泉寺的一位法师起意出家后也曾不辞而别，以致未婚妻一度想要自杀。除了少数几位外，我联系的其他几位出家人的伴侣，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对爱人出家都不愿多谈。一旦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会给在家人带来很大的伤痛，久久不能愈合。依照一般人的理解，出家就脱离了俗世生活。但在今天佛教更主张人间佛教或生活禅，寺庙不仅上网信息化，也比往昔更富有人情味。在龙泉寺，每年重大节日，可能请家属来寺里过节。2014年中秋节，几十位法师，和他们的家属在寺中团圆，僧人周围是他们的父母、孩子或以前的妻子，共有十几桌，法师和家属其乐融融地共享素斋。三，还是很相信爱情惠欣的丈夫军曾是北京一份杂志的主编，2014年夏离家成为净人，两人2015年1月离婚。惠欣曾多次上山寻夫，最后那次她印象极深。“那天下山时，他送我去坐公交车，车站离寺里很远，一路上，我就特别伤心，就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和这个男人一起走的最后一段路了，”惠欣说。那次是她专程前往丈夫——现在已是前夫出家的寺院，同之前的数次一样，她“觉得他是一时想不通了，可以把他劝下山。”上山前，她已经看了很多佛教的书，两天时间里，她同所有的义工、居士一起上早晚课，拜忏，在佛前默默诉说心曲。其余的时间两个人在禅堂、在不远处的小山上，都在深谈。最后惠欣没有说动丈夫，自己却又要独自返回万丈红尘继续“受苦”。下山的路很长，前夫一路相送，她感觉“走过这段路，就不可能再劝他了”。曾经相约携手共度一生，今后人生的漫漫长途上只有自己了，她哭了一路。他们两人的爱情曾经是朋友圈子中的童话，她深爱着他，也觉得他仍爱着自己。“如果他痛苦或者纠结就会好些，但看着我哭，他就很平静。”那未必是惠欣和爱人见的最后一面，但她很清楚他们在世间的缘分尽了。惠欣和爱人07年相识，现在她回想起来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缘分”。“我们都在北京生活了至少十多年，但在北京我们没有遇见，而是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相遇。”惠欣当时大西南非常偏远的一个村子当志愿者，军去当地旅游，然后听说村子里有两个北京的老师支教，就跑去看望，见面后他说：“你们这里的文化生活太匮乏，我回去后给你们邮寄些书来。”直到惠欣支教即将结束也没有收到书。马上离开学校时，村长过来找惠欣，说是她有一个包裹。一看时间是两个月前寄的，里面有邮寄的杂志和1000块钱，军觉得和班上的一个孩子很有缘，想要资助那个孩子。回北京后两人也保持了联络。惠欣说自己对另一半精神上要求比较高，希望对方能给自己一些引领。两人兴趣很相近，他比惠欣大8岁，惠欣觉得他很细心，也很有责任心，也很包容。“我性格上比较任性。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他无条件地支持我。”惠新说道。他们两个有些传奇的爱情故事是周围朋友圈的佳话。2009年，两人结婚。军一直对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接触到佛教后，06年底他就在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皈依，身份是居士。后来他曾和惠欣回顾自己的生命史，觉得和佛特别有缘。小时候，在八大处，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寺庙，去了寺庙就像回家了。他说有很多机缘让他走这条路，中间某些缘没了，红尘又把他掰回去了，但最终他觉得出家是他的宿命。丈夫对佛学越来越心炽，渐渐地，佛经、念珠、香炉、佛像，家里越来越多佛学的东西。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惠欣仍在读书，所以两人没有急着要孩子。但是慢慢地，随着军对佛学理解的深入，他的看法变了，不想有孩子了，两个人开始有了矛盾。加之，工作上纸媒正在被读者抛弃，作为主编压力很大。那一年，军的身体也除了一些问题，由此他更觉得生命无常。很多因素的累积，促成了军想要离开红尘。惠欣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下了最后通牒。没有商量，只是告知。惠欣只能被动地接受。惠欣此前对丈夫学佛很支持，根本没有意识过丈夫要出家。以下是与惠欣的部分谈话记录。路：你什么时候知晓他要出家的？惠欣：我身边的朋友居士很多，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走这条路，我一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他也不太愿意谈内心想法，慢慢地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得不太通畅了，他觉得我做的事情和他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路：不在一个层次？惠欣：慢慢发觉，他生活的重心不放在过日子上了。他本身是一个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渐渐地你会觉得他对日常生活失去了兴趣。他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挑剔我，比如他会觉得，买衣服，买包，为什么要买这些？他对工作和事业也没有什么激情了。我建议他换换工作，他说，去哪工作都一样啊，我想要解决的事情同样解决不了。他觉得这些所有的世俗的生活，包括事业上的追求，都解决不了一个终极问题，生死问题。路：他什么时候上山的？惠欣：那几天都在谈，从白天到晚上，有时候也会沉默。也会出来找朋友，和朋友一起聊这个事。有时候我都觉得我抑郁了，就会觉得特别虚无，他把我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他说这件事之前我跟我的闺蜜曾相约一起去旅游，等回来的时候，他人就不在了。拿了一个箱子走的，只带了些随身的衣服。路：之前没有什么端倪吗？惠欣：原来的我可能有些自大，有朋友问我，你老公会不会出家？我说怎么可能，他那么爱我。就是太自大了。但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以来，他都很爱我。所以就想不通。这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地艰难，让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路：什么样的改变？惠欣：这件事对我的最大冲击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你无能为力，你也没办法抗拒。你越抗拒，你内心的冲突越大，你只能越痛苦。无论好与坏，用佛家的语言讲，就是我执，你会觉得受伤害了。路：最难熬的阶段是？惠欣：刚开始发生的三个月是最痛苦的。本来我觉得生活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很平顺地就这么过下去，然后突然间一下子全改变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给我发了短信，说他们所有人走出家这条路，都是不告诉父母的，因为告诉了障碍会更大，很多人是什么都不说就先上山了。突然失踪了很长时间，这样的人很多。因为周边的人都理解不了，但是我一直在试图理解他。路：他父母的反应怎么样？惠欣：他父母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很痛苦，非常痛苦，他妈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佛教的，但他们现在都在看佛教的书，想搞清楚，为什么他会走这样的一条路，都会去找原因。比如他父母会问，你们的婚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路：他是怎么解释的？惠欣：他对父母来说，出家看似不孝，实则大孝。任何人都觉得他这么做是对我无情，他觉得是真正的有情。他觉得人生、感情、包括身体，都是虚妄的，那生命的终极问题怎么解决，在那个生死关头，那个终极问题怎么解决？他觉得他去寻找答案。他说他很感恩，能走这条路，是需要身边最亲近的人去成全的，他觉得我和他的父母都是在成全他。路：你身边的人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惠欣：我身边有一些很智慧的人，包括我的师长，他们告诉我你要去恭喜他，这是好事，你成全他，他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对你也是好事；我的朋友则认为：既然这样，那就让他赶紧离开，以免耽误你。一种更加超脱，一种更加世俗。我更倾向于前者。每个人的认知都很有限，我非常非常地尊重佛学。所以我不会去妄加评断。路：他上山之后你们见过吗？惠欣：我工作很忙，但那段一有空就会去。他也不排斥我上山，恨不能我能多了解，受到佛教的感化。他父母问我，他看到我会痛苦难过吗？我说不会啊，但我见到他我就会哭，一直哭。他就给带他的法师打电话，法师问我是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那种，如果是那种，他就不见了。因为有人闹得很厉害，说要一把火把庙给点了。他说，还好。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见那个法师，我说就见一见吧。在寺庙里面，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见到了他的师父，很年轻的一个法师。那次碰面的大半天里，我一直是情绪很激动的。我就问那位法师怎么看待人生的意义事。法师说：当然有意义啊，不是人人能当和尚的。路：你们两个怎么结束的？惠欣：他们要把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抛下，所以办离婚手续。他一直在催我去办这个手续，我在抵触，也在逃避，他给我发短信，我拖了很久，一直没有回复他。我们肯定没有像一般离婚的那种吵闹，他很平静，我也不是吵吵闹闹的人，但我的内心很不平静。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北京刮起了九级大风。离完，我请他吃了一顿素餐，之后他要坐地铁回去，我也要坐地铁，我想了想，说我不坐了，我走一会。走到家，第二天就发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