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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重刊|萧涤非:读诗三札记──论曹植、阮籍、谢灵运
黄节先生(1873-1935)小站按:小站几年前发过这篇文章,但因为是从网上下载的,有颇多讹误。现根据原书校对,纠正错别字,重新刊登。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愿读者珍惜。前记《读诗三札记》,包括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的诗。名曰札记,其实是笔记,因为基本上都是黄节先生所讲的。(我是先写阮籍后写曹植的,现以作家年代为序。)黄先生本是北大的老教授,大约是1929年,他到清华大学讲课,先后给我们开了《诗经》(他有《诗旨纂辞》,未完)、《乐府》(他是第一个在大学里讲乐府的,有《汉魏乐府风笺》)、曹植诗、阮籍诗、谢灵运诗和鲍照诗(均有注)等几门课。这几门课,他在北大都不只讲一次,据他说,曹植诗讲过三次,有位同学也就听了三次(毕业后还来听)。但使人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把他的言论作一番整理记录。我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因为黄先生不仅是一位诗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言论,无论是对研究者或创作者来说,都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我便利用学习的机会,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写成了这三篇札记。现在作家出版社打算把三篇札记附录在三家诗注之后,我认为有必要,也是符合个人的初心的。这三篇札记写作的确实年份,我已记不清。前两篇大概写于1930年,由吴宓先生发表在《学衡》第70期上;后一篇大概写于1931年,由朱自清先生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上。当然,先生的言论是不可能都正确的,但为了保存真相,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在这里除了补正一些字句的讹脱外,不拟作任何修改。文中重点,是先生当日所加,现在也仍然保留〔小站按:小站以着重线代重点〕。(谢诗札记因排印时删去重点,原稿早佚,只好从略。)记得是1933年,我要到青岛来教书,辞行时,曾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写出好诗?我的意思自然是希望他能传授我一些写诗的秘诀。但是使我很失望,他在沉默片刻之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勉强!”他既无下文,我也不敢追问。后来我才渐渐体验到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其实这也就是写诗的秘诀。不错,在勉强的情况下要写出一篇动人的好诗,确实是困难的。因为我觉得这句简单的话至今还有它的启发作用,所以顺便记在这里。黄先生是1935年正月病死在北平的,我从青岛去协同办理丧事。令人伤心的是,差不多和棺材抬出的同时,他的藏书也送进了书店。其中数百种有关《诗经》的书,一时分散,尤为可惜。这就是旧社会对一位老专家的“待遇”了。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于青岛山大附记记得在整理登记黄先生的遗书时,我意外地发现在一本书中夹有章太炎先生写的十几张小收条,宽约五厘米,长约十五厘米,纸是那时小孩描红用的薄竹纸,上面写着某月某日收到某物若干,下署“炳麟”二字,却没有上款。鲁迅先生曾说太炎先生“三入牢狱”,这当是1913年6月至1916年8月期间,太炎先生因反对袁世凯而被禁锢在北京的这一次写的,因为这时黄先生已来北京大学任教。同时我还看到黄先生写给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封长信。信中痛斥刘师培的反复无常,助桀为虐,卖友求荣,不堪为人师表(刘最初加入“光复会”,后竟堕落为“筹安会”成员,时亦任教北大)。这些都是很可珍贵的文物,当时先生遗稿是由先生之婿李君保存的,全部带回广东,今亦不知尚在人间否。先生讲诗,往往强调诗人“行己立身”之重要,于此有以见先生之自处,非徒托之空言也。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涤非识。一、读曹子建诗札记是篇之作,亦多就黄节先生平日所讲而成。其间新义,往往有为嗣宗诗中所未发者,亦有足互相参证者,缘复以札记体笔出之。诗至“建安七子”,而古今之风会为之一转。子建与彼七子同时,世称“天下才一石,子建独得八斗”。盖其才力之大,足以承前而启后,为当世所不及也。《诗品》称:“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非虚语也。然子建之天才虽高,实亦受环境之玉成。世云“物不得其平则鸣”,又云“诗穷而后益工”,此不易之理也。子建于文帝为兄弟,于朝廷为宗室,位列藩侯,令行一国,疑若富且贵矣。然自文帝即位,数年间屡徙其邑,忠而见谤,亲而见疑,怀才招忌,几至不保,其境地之险恶,实不减于嗣宗;而其中心之痛苦,殆又有过焉者也。此其穷困,与匹夫匹妇之止于啼饥号寒者,不可同年而语矣。向使子建优游逸豫,得行其志愿于一时,则虽可无“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之叹,而其诗必不能臻此。其于诗学之损失,不已巨乎。以彼易此,吾所不许也。兹举其诗中之特质,及有关于诗道变迁之迹者,分条言之。其他绪论,亦附见于后。(一)调
2022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