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恢复市场的信心，是当下最重要的。“我对中国资本市场仍抱有信心，我不相信它会一直这么下去，因为中国是要发展的，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制度还是会逐步完善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个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在融中财经2024（第13届）中国资本年会上，著名金融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这样说道。谈及当下的市场情况，吴晓求回忆了2021年美国资本市场出现的危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美联储打破常规，迅速介入，这一番操作甚至颠覆了教科书的定义。所以美国市场恢复了信心，稳定了市场，而且在不断创新高。”面对当前国内资本市场的情况，吴晓求认为，相关部门要关注市场的稳定性。他强调，中国资本市场承载着中国成为金融强国的重要使命，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和基石。除了融资功能，资本市场还拥有着投资、财富管理、为社会提供多样化资产配置的功能，是存量财富的储备与增长机制。会议上，吴晓求呼吁现在可以暂缓IPO。他认为，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要做好、做深、做实。他指出，注册制的成功，至少需要三个前提：第一、

来源：由新经济学家智库整理刚才培勇已经讲到了，我就接着他这个话来讲。光靠最精准的含义，最准确含义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目前根本就稳不住，它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问题，是个非常内在的长期变化问题。所以，我们讲需要一个泛在的新动能支撑长期的增长。泛在的新动能就是三点，我们多年做的改革创新和开放，目前都有非常大的空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中国经济需要泛在新动能我今天真的理解，这个会议是不需要PPT的，到目前为止，我当时以为是有人用，有人不用，感觉宏观政策，还有很多的线和数要存在。（图，PPT）这是我们经济增长40年的图，最后看圈里的图，最后30年把它忘掉，疫情中间的三年，4.5%年均。再往前推十年，2009-2019年中国经济一直在下行。2013年前后，到了7%感觉有点很费劲的时候，宏观政策每年在有，每年都在有。我们没有说一定要保持7%，我们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要保持7%呢？因为经验数据告诉我们，一个百分点的增长150万的就业，相信这句话大家是没忘的。每年光大学生毕业1000多万人。所以，我们保住7%才能保住就业，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功利和价值两用的说法，是非常有利的说法。从那时候开始，其实宏观政策一直在发（布），但经济还是一直在下（降）。到2019年之前，下到了6%，其实那个6%也挺难受的，100万亿的GDP，用边际效应递减政策想把它托住非常费劲。一年要多少个政策，中小企业要支持，怎么样要做，债务怎么做，地方要怎么支持，我们每年都有政策，都是大把大把地在出台，但经济一直在往下走。所以，疫情这几年其实没有特别的反常。从2009年10.5%掉到2019年的6%，这三年又掉到4.5%，疫情是有影响，并不能说只要把疫情影响给它短期带过去，宏观经济就回到我们想要的路径上去了。这是换季度的增速，第一张图大家比较熟悉，环比和同比两张；第二张图开始，红色的是中国，蓝色的是美国，虚线的是OECD，中国经济还是比他们表现得好一点，但和前40年相比的哪个好已经很不一样了，已经到了“好一些”，但不能说“一枝独秀”这样的表达。他确实好了一些了。从这条线来看，我们还是缺乏比较强劲，往上拱的力量。不细说这个数字了。疫情期间有一次反弹是非常有力的，但这一次都没有明显出来过。短期政策，已经比较长期使用了，就不再细讲了，报告讲得非常完备。总的来讲，短期政策已经较长时间使用，政策的成本在上升，政策边际效应有点在下降。很多提建议的同志，一方面要加量，一方面要防止它的负作用，不知道它怎么操作，操作起来相当的有难度，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的事儿总是有成本的。所以，手上已经在很迟疑用一些政策了，又担心后来又出来一个对前期政策的调整期。所以，必须用，决不能撤，这我都赞同，但对它的效用发挥多大的作用要如实地来讲。一季度的形势，感觉上半年的形势还可以，但它不是内在拱上去的，是使了非常大的劲给它撜上来的，一个人的肌肉有多少力量，一个人持续往下掉，你拉一会儿可以，能拉多久。所以，只有持续往上反弹的力量，这个经济才能稳得住。长期、短期政策一定要配合好，我认为，短期政策就是给长期释放给一个窗口期，如果成本加大的短期政策使用不能让长期动能的释放同步上去，那是维持不了太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的。我们可以来做什么？（一）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创新与开放，创新新动能新机遇。改革开放新动能，有这么几个，一是要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广泛调动市场主体基础性，当前要配合大的宏观政策取向，配合国家讲的“两个毫不动摇”，这是最主要的，民营经济，前面都讲到了，民营经济数据不看好，一定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二，创新发展促进新动能，要广泛创新和产业发展，企业一定要有积极性，不怕困难拱着往前走，而不是靠政府的政策往前撜着，所以，它不能靠一个点，一个产业，一类产品把这120亿的GDP能够稳住，它必须广泛地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才有这个希望。第三，要以开放来获得新动能。当前，我们讲了很多，高水平开放，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当前要特别强调提高跨境资源的配置效率。现在跨境中间，如果我们资源配置效率不好，因为它占的比重已经很大了，和国内要用市场配置资源是一个道理了，当它比重达到了，这块配置效率低了，整个经济效率是上不去的。改革开放都有我们长期的目标，但当期在宏观政策硬撑着的窗口期我们一定要把泛在动能释放出来，这样经济发展才能长期稳定下去。“两个毫不动摇”，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中央讲了很多次了，一直到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到中央财经委的第一次会议，反复强调，讲之坚定，声调之高，用语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呢我们还是讲民营经济发展地位非常重要，是经济稳住最重要的支撑因素。我们老讲量？其实民营经济量没有问题，原来我们讲“56789”，从去年开始已经是66789了，占税收已经超过将近六成，占GDP已经超过65%了，都再上了一个等级。这已经是一个主体，如果它的动能不能释放出来，这个经济宏观的量是稳不住。比较容易误解的是，把民营经济作为相对低端，只是为了要量来做的，其实民营经济在快速发展。举例，中国制造500强当中民企72（家），不光民企，很多企业都努力过，最后拼杀、冲杀出来现在全球十强中间的八席在中国经济，八席都是民营经济，真是非常厉害。举例光伏在内蒙的熔盐太阳能谁看了谁惊讶震撼，包括国外的专家和国内的企业，所以，它创新的能力，开辟新赛道的能力，国际竞争能力是非常强的。民营经济的地位重要，主要是中长期我们经济增长最基本的要求来做到的。我们讲“两个毫不动摇”，为什么我们对企业反复讲，他似信非信，还是对更高阶的目标理解不到位，他还是认为发展发展发展，就是速度，这是最高的政治，最顶级的要求。“两个毫不动摇”，在西方曾经的学者分析中间，说中国促进长期投资的条件不具备，说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制度。2003年那次修宪之前，我们宪法中间是没有这条制度，没有明确地讲要保护私人产权。但是想想80年代后期，90年代，本世纪前几年，我们的投资多么的活跃，包括很多长期的投资。所以，它不符合西方人讲的只有有私人产权很完备的保护才会有长期的投资。为什么他那时候愿意长期投资呢？因为相信政府的承诺，政府承诺是有效的，在中国这是非常大的特点，相信党和政府一届一届，一代一代，他的政策是连续的，他做出的承诺是会延续的，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出现大的变化。所以，中国投资者相信决策者的政策承诺可以跨周期、长期有效，可信承诺现在也进到西方制度经济学分析中间，它就是一个制度的特色，可以使投资者可以把资源投到长期项目中去。这个承诺是需要有保障的，你信不信？首先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可信承诺，这要信。第二党有高阶的发展目标，经济要稳定增长，2035年要初步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的规定是对我们所有能够使经济发展动能的渴望和爱护是非常底层和基础的，它不会随便变的。所以，我们讲两个毫不动摇，在后一轮经济增长中间是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诺，我们和企业一再讲，希望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对你说几句好话，希望你做点事儿，它是非常底层的内在需求来导致的。（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现在创新最大的量是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十二五”时我就讲过，“十四五”的5%可能是保不住的，因为经济发展是规律的，靠我们的意愿，永远把经济放到高阶上，那我们经济学干什么呢？所以，它一定是有规律的。但那时候总觉得原来的动力是在减弱的。现在，包括我本人说“十四五”期间或稍长一点，能期待一点的是创新中间新的力量的出现，就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40年我们一轮一轮产业成长中间，没有哪一个产业在数字时代产业发展的基础那么好。数字经济，首先是市场，我们说中国市场规模最大，那时候的市场和数字时代的市场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数字时代的市场不光是要人多，而且需要在线上的人多，需要在线上的人在线上待的时间长。只有在线上，这个市场才真实地存在，无论是购物、娱乐、检索还是社交，如果你不在线上，对平台企业没有意义，消费者是不存在的。所以，拿移动端来讲，中国月活人数12亿，而且我们是热爱互联网的国民结构。人均移动端上网时长经常跳到前三，在非常前的位置上。现在人均上网7小时移动端，再加上桌端4小时，一天一半时间在线上待着。不是说现在连着线，而是你真实地在操作手机。12亿人×7小时，每天有80亿小时的线上互联网市场规模，比OECD国家加起来还要大。所以，这个市场是数字消费最真实的市场规模。第二，第二大的产业市场，现在我们到了产业互联网、生产互联网的时候，产业数字化要什么呢？要产业，没有产业何来产业数字化？这张图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规模，这是中国，这样美国，这是其他国家。这是产业规模，最大产业规模支持最大空间的产业数字化工程。第三，我们有最大的数字化工厂，数字时代领先工厂，中国的比重最高。第四，我们有最强的数字基础设施。下面是传统的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贸易占全球的比重、GDP占全球的比重。上面是数字时代新基建占全球的比重，无论是算力规模、数字工厂、5G基站还是5G接入人数占全球的比重远远领先于任何一个国家。这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基础，中国企业创新者比较热爱数字。所以，从2011年开始，独角兽企业分布最密集的领域全部是数字领域，包括美国、其他国家，会有两三个在数字领域之外，所以中国有非常强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十四五”提出的要求，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时间原因，我就不展开讲了，我们要求到“十四五”末期，产业数字化到数字产业化两部分加起来，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要超过50%，它的新增贡献要达到60%以上。我们叫它是存量的半壁江山，增量的主要空间，我讲的半壁江山不是写意，而是写实，它就是实实在在地超过50%。前三年总体来讲，不算进展得非常顺利。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增长5%的数字中间，60%的增量就有了保障了，我们给了很大的期待。我们也有这样的基础。这就要求“两个毫不动摇”，数字经济，大平台是头部和枢纽，他们有了积极性和创新，下一步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才有了引领，所以，科技创新还是要回到改革领域中间去。（三）以高水平开放提高跨境资源配置效率。开放问题在近期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要仔细想想现在的提法有哪些重要的进展，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开放的重要精神。这次会议里有几个非常大的特点，“两个毫不动摇”是一个，“下一步经济发展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统一”是一个特点；然后就是“开放”，开放在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得非常多，高水平的开放，国际国内统筹、出口/进口、投资/对外投资和我们外贸体制的改革，讲得非常饱满。经济工作会议放出来的信息公告也是篇幅有限的，但这部分显得非常饱满。近期有两个重要的提法：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提出把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讲的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想想我们原来对产业链是什么样的想法？把“开放”看得越来越重了。三年以来，我们认为全球化在逆转，所有的增长动能都在减，全球化也在减。但相比之下，外贸、出口仍然是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间力度最强的一驾。我们必须说数，投资，2021年增长4.9%，消费增长12.5%，外贸增长了21.4%，出口增长了差不多27%。2022年投资增长了5.1%，消费增长了0.2%，外贸增长了7.7%。从去年最后两个月开始，进出口有一些波动，那是全球性的（原因），时间有限，不多讲了。总的来讲，中国在疫情之间一直在扩大消费，扩大投资，最后现实表现是三驾马车中间，出口这驾马车仍然力度是比较强的。全球的比较，2021年和2019年相比，因为2022年其他国家放开的多，没有可比性。看看我们GDP和外贸的增长，这两个数据不能直接比。GDP我们用的是不变价，一般外贸用的是现价，直接把GDP又导回到现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疫情期间，贸易增长大概是一个国家增长的2倍的幅度。无论从中国还是全球看，全球化确实有严峻的挑战，但仍然是疫情中的领跑力量，我个人的判断也仍然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所以，有了这个事实，才有了中央对外开放不断促进的提法。为什么还要强调最大规模的市场，最强的产业链？似乎我们可以把开放放得小一点（的位置）。如果美国能相对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是根本做不到的。两个资源的问题。还有人口、GDP、投资等等，这是所谓的自然资源、煤、水、油气、电，这和我们不断还要涨的投资能力、GDP相比，老天给的禀赋资源给的比例会越来越不匹配。一直到2000年，除了人口之外，我们GDP总量、投资总量和资源还基本上是匹配的，越往后我们的短处越大。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办法，也要有很多的办法，调整国内结构、加强循环经济，加强国内资源的开发使用都有。这是很大的数量，不是一点边际的努力能够改变过来的结构。所以，我们海外资源的需求量应该是持续会存在的，而且压力会越来越大。两个市场。凡是这一轮中间，新赛道体量相对大一点的产业，国际市场都发挥了一半以上的市场扩张的作用，这是电动车，这是光伏产业，（图）红色部分是它占全球的比重，这是我们占全球的比重，新赛道中间海外市场特别的重要，这是我们真正经济发力非常重要的条件。两个资源，两个市场都是我们的必需，都需要有畅通的外循环。当下要做什么，我们说制度型开放，要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海外市场还是在那里，全球投资还是在到处流动。我们在通过外贸、外资、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在跨境配置资源时还是要越来越重视，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个本质和市场，国内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吸引外资还是对外投资，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发展，最后通过竞争，最优效率的资源组合方式就可以自己长出来，使我们跨境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是我们下一步开放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另一方面，要有稳定透明的国际贸易规则，我们现在讲制度型开放，简单地讲就是要有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贸易规则，这和国内市场需要交易规则是一样的，有了规则就有准则，有了准则就相信我们的契约可以实现，我们的交易可以被保证。我们也相信产生纠纷时能够得到公平的行政和法律的保护。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存在，这要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可能使很多交易就没有办法推进了。所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开放是高水平开放必然的要求。总的观点：第一，中国经济处在发展阶段转换长周期和疫情影响短周期叠加的状态，需要短期的政策支持，更需要泛在的新动能的出现。我还是觉得，一定要把短期政策想象中间为泛在新动能释放争取一段时间，不能把它那么持续地想象中间支撑下去，否则难以稳定预期和支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第二，短期政策就可能成本加大，边际效应降低，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创新和开放，获得泛在新动能，保持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我和各位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各位！

我非常高兴接受邀请参加这次资本市场发育十周年的大会，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一下新经济、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四者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比较强的互动性。具体地说，我想讲三点：第一，新经济和现实的发展趋势；第二，新经济与风险投资；第三，新经济、资本市场和公共政策。一、新经济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最近以来，尽管纳斯达克股市出现波动，但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仍然不断地渗透，不断地扩张，成为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国际分工和国家竞争力核心的因素。当然，对这个问题，业内业外和不同的投资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从大的趋势来看，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推出了数字化战略以后，最近，我们又看到了四个引人瞩目的现象：第一，在最近召开的APEC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又集中讨论了数字经济问题，希望各个国家采取共同行动，促进全球信息化进程，缩小数字化鸿沟；第二，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九次失利以后，最近，毅然决然推出了信息化战略。准备大量支出公共预算来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得到了企业界、商界、政府界和广大的消费者热烈支持；第三，电子欧洲的计划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又率先推出了一系列有决定性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内阁建立电子交易委员会，全面推进电子商务；第四，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十五”信息化的框架，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增长，规划选择了附合中国特色的扩大信息产业规模和形成国际竞争力的路径，国家信息化的综合指数要达到90%以上，网络规模和容量同样在未来几年占世界第一位，电话的普及率要从目前的18%上升到35%，信息产业的比重占GDP比重要超过7%，除此以外，还重点策划了基础设施的完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核心制造业竞争力的具体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规划明确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以推动中国经济的信息化。从总体上看，大的趋势十分明确，我不认为周期性的因素会干扰结构性的变化，因此，对大的方向不应该产生困惑。尽管如此，微观的调整正在发生，有四个迹象正在描述着现在和揭示未来。首先是网络公司的大整合，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在APEC会上估计，在最近的五年之内，98%的网络公司可能会消失，只有2%的网络公司会进一步崛起。这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可能信息网络产业原子式的竞争历程已经结束，一大批有竞争力的甚至会产生垄断作用的优势公司将会崛起。垄断竞争是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共性，汽车、钢铁等行业走完自由竞争的道路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信息产业只用了十几个月。过去曾经设想，也许原子式的竞争和网络相结合会替代传统的垄断竞争模式，而事实表明，新经济在产业组织格局上正与传统产业的道路融合。第二，商业模式从一些中性的概念中解脱出来，向现实的、可盈利的方向全面调整和发展。最近两年，我们经历了ISP、ICP、ASP、BTOB、BTOC等模式。现在看来，满足客户的需要，提供比较方便的服务，以及有现实的现金流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热点。或者说，商业模式从空中开始着陆。第三，宽带技术、无线接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电子商务的核心技术，光纤网加路由器的基础投施也不太可能适应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在通信基础设施和增值服务之间正在产生新的中间基础设施层。第四，新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边界在逐渐消融，新经济如同水银落地，无孔不入，全面进入汽车、家电、石油、钢铁乃至教育、金融、保险和娱乐业。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测，互联网经济正在全面地整合社会经济结构，向四个A的方向不断地逼近,Any

货币政策要在一定期限内有针对性地适度放宽，银行放松银根集中用于企业解困，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纾解三角债专项贷款，减免利息，压缩中长期和大项目投资贷款，避免挤占现有企业需要的信贷资金，造成资源错配。

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十分充分的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储备，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覆辙，也会克服目前“谈刺激就色变”的心理困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渡过后面的难关。

剩下的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实际上这些产业化的东西虽然具有平台的性质，要算它是新基建，也可以，但它基本上都是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还是有很大差别，他不是前景看不清楚就把钱往里砸。

党和政府的关系是我们根本性的问题，要理清楚。在现有制度格局不做大调整的情况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至少可以在内部把权力划分清楚。这样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能保证中央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