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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门全景。永宁门是西安城墙的正南门,是城门体系中规模最大的。以明代“门三重楼三重”的形制修建,即“城楼—闸楼—箭楼”。闸楼在民国初年被拆除,1990年依照原型照片完成复建。复建过程中,将闸楼原有的悬山顶改为了歇山顶。箭楼毁于1926年的战火,2013年依照北门箭楼开始复建。最初曾考虑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进行“重建”,但由于担心土木结构的巨大承重会影响城墙安全,最终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轻钢结构的方案。2014年,永宁门古代城防文物保护展示体系正式完成修复。图片来源:图虫创意西安城墙:一个特殊的记忆现场——摘自《重启试试》“重生的城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西安街头,流行着一句口号:“拆除封建王朝的陈墙旧砖,矗起一个新社会新城市。”老城墙作为旧社会的象征被推到了历史前台。和它的兄弟城墙――北京和南京城墙――确定的命运不同,西安城墙一直在“拆或不拆”的摇摆中,屹立了近30年。这其中是有一些幸运的。北京和南京的城墙是都城城墙,西安只是“下天子一等”的王城,因此获得了卑微的掩护。新中国成立后,拆除派和保护派的争论从未停止,在以“扩大城市规模和大力发展交通”为目的果断拆除北京城墙之后,政府和民间的保护之声反而高涨,西安又逃过一劫。最后能够成功突围,还要感谢当时在预算方面捉襟见肘的陕西省政府。虽然有些讽刺,但相比有组织的大型拆除机械,市民们偷砖挖土对合围14公里的城墙来说,只是小动作罢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主持的修复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但这全然不是单纯地修复“城墙”。梁思成的学生韩骥、张锦秋夫妇提出了“环城工程”方案――将文物保护和城市、交通、居住环境、市民生活的发展并行推进。对于西安这座历史余晖已然散去的古城来说,留存“旧”的荣光似乎也是体面地站在新时代门槛前的必要条件。但新与旧本就是矛盾。重建的纷杂景象,用美术史家巫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特殊的记忆现场(memorysite)”。在初期恢复城墙完整性的同时,现代化的环城林和环城公园建设也展开了。在修复城楼的过程中,发现了唐皇城遗址,因此进入嵌套式的发掘修复保护工程中。2004年城墙最终合拢,连接的是民国时期留下的豁口。历史最为悠久的永宁门,在修复箭楼时,由国家文物局批复,使用轻钢材料进行可逆性、展示性修复。书院门仿古街区、古城灯会、护城河水上游览区、南门历史街区,这些新文化景观又将现代光晕植入其中。这一切累加构成了我们所知的现存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安城墙。40多年来的不断修复所带来的必然问题是,对城墙存真度的讨论。如果我们把“真”定义在1378年西安府城垣竣工,那么当今的城墙不真。但它历经600多年的光阴,每一块城砖都刻录着历史,层层叠加、销毁又重构,向外传递出不同时代的声音。它的价值在于,它“包含着不同层次的人类经验……把不同类型的记忆和回声融汇进一个永恒的现在”,巫鸿在《废墟的故事》中这样描述泰山,也同样适用于西安城墙。经历了明清的建城、地震、扩建,民国的战乱、修城、轰炸,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拆除、保护、最终修复,西安城墙不再是“某一时刻的纪念碑”,而是“在时间的进程中获得自己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个建构过程经过了很多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并将继续绵延不息。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成了历史本体的一个绝佳象征”。如此理解之下,络绎往来的宾客、修旧如旧的街坊、古玩钱币字画、碑林城垛墙根、灯笼霓虹、到此一游,都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抹记忆和回声、一种表达。西安城墙修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