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现场见过开封王婆的。2021年6月13日，我带孩子去万岁山大宋武侠城。之所以对王婆印象深刻，是感念她的不易。我们路过她时，她站在楼台上，领着一位汉服少女抛绣球招婿，这个必须男游客配合，可惜应者寥寥，她只能插科打诨，勉力支应着场面。现在，网友们都夸王婆控场能力强，不过想一想，要是你和她一样烧了七年冷灶，也会炼出一身火种。街头智慧，最好的学校还是街头。在水浒人物中，王干娘混世的能力本就数一数二，谋西门的财害武大的命倒也没啥，只是中了超级大乐透，遇到了天杀星武二。开封王婆的爆红，你可以说是偶然。爆红的降温，我却要说是必然。最近的王婆，开封和河南都有点难以消受。首当其冲的是开封。前不久，不少刁民跑到包公祠喊冤，吓得这个景点赶紧闭门谢客。包公的真实事迹，跟包公祠的来历一样可疑，全靠底层老铁呼唤青天大老爷，爱国爱朝廷的情怀撑起的场面。这一古人一新祠的，对新时代冤民可真是爱莫能助。在王婆说媒现场，前几天有寻子家庭登台求助，就是一个值得忧惧的信号。一档婚恋现场秀的镜头，伸向村巷深处，试图扫描光鲜帝国的边角，收拢来的就不会再是泼天的富贵，倒像是破天的灾祸。当地难免会担心，如果有一天，在包公祠哭庙的人又跑到王婆那里陈情，可如何是好？倘若王婆那里使不得，还有西门庆潘金莲呢，冤不择路的人一路磕头过去，尴了谁的尬？再从小的，要是有女权大V和海外舆论，就着说媒现场指责中国年轻人的婚恋观，还困在温饱期望和生殖冲动里，开封和王婆担得起这个责吗？在经历包公祠风波后，当地无论有如何的担心，又如何地小心，都不太难理解。文旅能给城市不断加分，城市却困在一大堆一票否决的考评里。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婆说媒越红，现场和舆情就越难控，直到超出王婆和她的各级领导们的想象力。乱象已渐次呈现。有网红冒充求婚者蹭流量，有已婚男登台然后让妻子声讨（疑似）骗流量，更早的还有一位以田园女权搞流量卖化妆品的女侠登台被王婆识破……到前几天，台下有人向王婆掷物以吸睛。流量和搞流量的人，都越来越失控。于是，景区更改游戏规则，加强安保，王婆也称病告假一个月。如此，她、景区和开封都缓口气，就像郑屠杀猪，刮掉猪毛，拽出猪下水，大刀劈小刀剔，让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免得惹毛了哪路经略和提辖。从运营的角度看，只有沉下去还能再浮上来的流量，才能细水长流。一个闹市中的景区，又是景区中的闹市，不能不服从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样，大宋武侠城里的武侠们，从狮子楼到飞云浦，从山神庙到祝家庄，才好继续做演员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都是小民。在盛世里，做着乱世的迷梦。每天饿不着，偶尔癫狂，多次相亲，时常交配，那才是太平好生活。别的，不说啦。

“每个胖子的心里都深藏着一个瘦子，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每块石头里面都藏着一尊雕像。”这段话节选自乔治·奥威尔描写中年危机的小说《上来透口气》。主人公是一个又胖又秃的男人，45岁，保险推销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要养活。突然有一天，他忍不住想重温童年记忆中的一口池塘，那里装满了干净的水，以及纯真和憧憬。故事的结尾，老男人只看到故园遍布污水、废弃弹壳和旧轮胎。胖与瘦，是这部小说的一大主题。这个老男人在独白中自嘲说，人们不会相信一个从小就很胖的人，能配得上严肃的人生和深沉的感情。他们一旦出现，就自带轻喜剧的滑稽效果。这点，可能是贾玲早些年演相声和小品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只是贾玲貌似并非从小就胖。这次贾玲在《热辣滚烫》中减肥100斤，成为电影大卖的最大噱头，有专家估计她能收获40亿票房，相当于减一斤肉卖1000万电影票。《热辣滚烫》很讨巧，贾玲在本尊和角色之间横跳，尽夺两者的风头和收益，却规避了两者人生上诸多不堪追问之处。这使得电影结构非常松散，缺乏扎实完整的逻辑。再加上宣发中句句不离100斤，观众涌进影院为的是看杜乐莹，还是贾玲？没人在乎，只要他们没逃票，便是中国好观众。《热辣滚烫》与其说是翻拍自日本电影的一部故事片，还不如说是一档趁着春节涨价的综艺真人秀，电影票只当是伴手礼了。人们就着可乐和爆米花，感动了，流泪了，鼓掌了，这个春节顿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我不讨厌贾玲，我很讨厌她执导的两部电影过于讨巧，都是硬往观众眼里喷稀释的辣椒水，“你咋还不感动”“你倒是快哭呀”……如果你也又胖又秃四十多岁，就一定还记得当年《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催泪盛况。对，李焕英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穿越版。至于《热辣滚烫》，就像上文所说，一场昂贵的真人秀。身为光影商业链条上的成功者，讨巧的贾玲估计无暇也不屑接受追问。作为一个生意人，被质疑就是宿命和义务。当然了，贾玲的粉丝一直在评论栏里，以她的高票房来回应她的质疑者，就像贾玲赚到钱会打发他们几个红包似的。请原谅这些可怜人吧。讨巧在商业上最大的隐忧，就是你必须不停翻跟头推陈出新，匹配用户不断提升的情绪阈值。李焕英过于成功，使得贾玲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只能把减肥100斤作宣发核心。可是第三部呢？我相信贾玲现在有点小焦虑。毕竟，开心麻花的大电影就是前车之鉴。再回到《热辣滚烫》，拜原版日本电影《百元之恋》的好剧本所赐，杜乐莹的结局并没有像简中世界过审电影那样推崇光明的尾巴——公主和太子从此财务自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二人世界。杜乐莹没有打赢拳赛，也婉拒了炮友的求爱，一个人再次踏入暗夜。接下来，这个减肥版的娜拉，背着一身债，又能去哪里呢？《热辣滚烫》给不出答案。我有不少微信好友是女权主义者，有好几位这几天的发言，在借贾玲的故事强调女性的觉醒和力量。在我这个资深直男癌患者看来，这好像进错了庙门拜错了神。我认知中的女权，应该是抵制流俗对于大龄肥胖剩女的偏见和羞辱。一个底层女人财务和感情上的失败，更不能归咎于她的体型。如果接受上面一段话，那么《热辣滚烫》的励志传奇就被迫面对一个悖论：杜乐莹或者说贾玲，在一个充斥偏见和算计的丛林社会里，以迎合上位者的审美和价值观的自虐式改变，“为自己赢一次”。电影结局，她被打得鼻青脸肿，没人给她哪怕二百块的出场费，但她和她的粉丝们都确信她赢了。她究竟赢得了什么？以前把二百多斤横卧日日夜夜的杜乐莹或贾玲，又做错了什么？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角色横跳，如果你认为贾玲减肥是向往善和美，那么她胖了那么多年，又如何评判？有一种解释是，她以前故意胖了扮丑，是为了艺术，为了能在舞台上有个站立的位置。现在减肥，也是为了艺术，而且还升到了霸王龙级别的咖位，也是好事。横竖都有理，好坏都有糖吃？不以后三十年否认前三十年？你们爱贾玲我知道，但爱人建议要以德，要讲点逻辑。在体贴名人之前，还是先体贴下自己吧。当《热辣滚烫》散场的那一刻，估计会有无数男女开始搜索小区附近的拳击馆和健身房。直到在影院下面的商场美食城吃一顿火锅，大家又发现，做一个快乐的胖子，也未尝不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肉一斤都值一千万。说起胖子，我小时候村里貌似只有两个胖子，一个是村干部，另一个是电影放映员，都是经常被人请客那种。我查问一下，我祖上三四代也没有一个胖子，就在我步入中年后，一直为肥胖所困。2020年冬天，我体重跃升至此生的巅峰86公斤。2021年我开始减肥，很少锻炼，就是饿，到12月份就减到70公斤，当时公司安排体检，单子上五六个红箭头，两的朝上三的朝下，医生认为是野蛮减肥所致。我曾经在最胖的日子里有感而发：是有好身材才活得好，还是活得好更容易有好身材。我也给不出答案。我只知道，为了集中精力写这篇文章，我午饭点了汉堡可乐的套餐，耗资37.3元。在绝大多数影院，这还不够一张《热辣滚烫》的门票。✒️

死于河南方城这场火灾的孩子，根子还是穷。如果他们读的是县城更好的私立学校，就不会被一把铁锁困死在一间有门无窗的大宿舍里。他们的住处也会装上空调，而不是仰仗一台危险的取暖器。取暖器那么费电，为啥学校舍得给孩子们用？我推测是老板害怕大家感冒缺课，影响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成绩。而成绩，是私立学校的命脉，是家长最看重的。这些孩子周末仍不得休息，也因为此。在孩子们遇难之前，没人会认为有什么不正常。家长们送孩子踏进宿舍，铺上被褥那一刻，他们不会注意到致命的隐患。我敢这么断言，因为我太熟悉他们了。我老家也在南阳，三个侄女读的也是私立学校。家长们很少在乎他们活得开不开心，宿舍里卫生和通风好不好，一旦起火灾能不能第一时间逃离，家长们最喜欢谈的，永远是——成绩，成绩，成绩。乡村也有鸡娃也很卷，只是形式与城市大不一样。在一些方面，乡村更加赤裸功利，孩子们被剥夺了情感需求。大人们更关心会你上次测验考了多少，而不是你过得开不开心。你就是抑郁了焦虑了，家长揪心的，也是你的情绪连累了你的成绩。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我本来也不想知道。有朋友说这些从小学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疲于生计，爷奶老病不堪，无奈才出此下策。但就我目之所及，这条逻辑有点想当然。就是父母全员在岗，孩子们也别无选择。近年来，农村公立学校大规模撤并之后，十不存三，很多村子的孩子们通勤艰难。公立学校财政全供，旱涝保收，教学质量一年不如一年。拿我们村小学来说，据说一多半学生考个及格都难。而80后和90后农村家长对孩子的期许，已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现实与理想的错层，就催化了一个大市场。想在这个市场分一杯羹，就必须拼成绩。什么教育厅长要求不得补课，什么消防安全，都统统靠边站。地方上，考生的成绩才是官员的政绩，说不定领导们还在私校入有干股，所以基层教育部门长期无视乱象。安全教育做样子，消防检查走过场。死人，是早晚的事。不死人，就没人在乎。死了人，也就那么回事。请放心，13个遇难孩子家长的情绪，很快就会被稳定好的。年照过，集市依旧太平。✒️

黄志杰这个名字，没有黄志杰的自媒体“呦呦鹿鸣”知名。我认识黄志杰，是在2015年春天。北京朝外泛利大厦上初创一家媒体，我入职，他是我的领导。很惭愧，我是第一批员工中最先逃跑的。那家媒体刚办够一年，忽然夭亡，至少留下了两起令人伤感的悲剧。昨晚，我问黄志杰，如果不是发生那些事，我们会怎样？“如果坚持下来，肯定是全国顶级。”八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老实说，我当时并未尽信。八年后，我相信了。因为“呦呦鹿鸣”。跟黄志杰见面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有个公号“呦呦鹿鸣”。有位美女在会议室说，她是“呦呦鹿鸣”的铁杆粉丝。又是八年后，再看“呦呦鹿鸣”，已经成为那代媒体人中，靠一己之力写成一家严肃媒体的独存。也可以说，“呦呦鹿鸣”是某些已基本溃散的理想，留给今天的遗腹子。黄志杰说，他经常写着写着，就泪流满面。我说我不会，我已经很多年不会为他人的苦难掉眼泪了。前几天，“呦呦鹿鸣”回归。而在月初，我还在微信上问他啥时候回来，他没回我。昨晚，他发给我此文（我回来了，朋友们）以答复。其实该文刚推送时我就看到了。在我的公号后台，也不断有人打听他的下落。现在，你们直接去问本尊吧。

两年前，在郑州的晚风里，宋师金波大吞几罐啤酒，科普了一个他原创的概念：中国的孩子从三岁上幼儿园那天，就开始上班了，还是很累的那种。像暗夜深巷的一记闷棍，这话击中了我。此前，关于生育，我有太多纷乱的想法，都因为这句话而规整得纪律严明。人生既已太难，何必再生人，平添更多苦和难呢？我的高中及此前同学，是繁殖癌的高发人群，我有点多言好辩的恶习，但基本不敢去招惹他们。关于生育，偶尔忍不住插句闲话，就很快被人质问：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人类不就灭亡了吗？我的这些同学都是好人：前一分钟还在埋怨小地方贪官太多，跑关系太费血汗钱，下一秒就在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延续而殚精竭虑。可是，如果主要是爱人类才养小孩的话，儿童福利院的小孩残障率高达95%以上，他们明显更缺爱和养护，为啥你不去领养一两个？越是很少被尊重的底层，越是沉溺于高台教化。越是没钱没权的人，越要抢夺道德资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吃这一套了，他们最让父辈不满的，就是拒婚拒育。他们是从三岁就开始辛苦上班的一代，他们不想再看到下一代。关于婚育，抛开个案谈方案，就是耍流氓。但至少，每一份决绝的决定，都值得尊重。我还想提醒一下，绝大部分对于生育的规划与不规划，都预设了一个前提：你生下的，会是一个身体和精神都健全的孩子。可事实要残酷得多。如果每一对男女在决定备孕前，都能查一下各种遗传或先天性疾病的比例，世界上肯定会少很多灾难。比如，我最近就看到一篇故事，很惨，但很有用。推荐读一读

从青年到中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考研，不知道任何考研名师。最近，我在朋友圈不断看到，一位叫张雪峰的考研名师，还是郑大毕业的，正被不少官媒以及官媒中人围殴，因为他说“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这让不少人感觉新闻理想被侮辱了，就像他们没有侮辱新闻理想一样。张雪峰是制造了新闻，却从未承诺对理想负责。某些媒体拿新闻理想砸他，有点自嗨。这些新闻理想的原教旨信徒，能否和张雪峰一样，关注下目前的就业形势呢？据说现在超过80%的本科毕业生都会选择考研，“二战”“三战”的圣斗士也不在少数。为了做更高贵的社畜，他们不断推迟入厩为奴的日子，好给自己的皮毛涂油打蜡。张雪峰正是靠精于此而成为名师，他肯定比那些正在为争正科副处正处而上下求索的“新闻人”，更接地气，更有人味。我比张雪峰早几年读郑大，学的是中文，学名叫汉语言文学。我毕业的报到证上，签的其实河南省直某局，工作地点是其下属的地质勘探队，离郑州有几十公里远。那一日，领导拉着我去河南省人事厅领了两张“增人卡”，填上我和另一同学的名字后，车行半途，我说对不起，我还是不去你们那里了。对方很生气，听说回到单位后，用剃须刀片刮掉了我的名字，让那张“增人卡”不至于作废。我进入体制内，最好的一次机会，就这样过去了。而体制外，我非媒体不去。除了我无处安放的写作热情，郑州也没有其他像样的工作留给中文系毕业生。媒体工资高，体面，全社会包括领导们，还愿意把媒体当回事。在我读书时，老郑大文学区北门外，每天早晨至少会蹲着两三个报贩。他们被文科区学生对纸媒的阅读需求养活得还差不多。现在呢？郑州早在十年前就消灭了书报亭，报贩似乎还挣扎了几年，最后也散入云烟。尽管报亭之死，与一个后来被抓上焦点访谈忏悔的市委书记直接相关。但报刊业江河日下的颓势，却不能怪这位老兄。纸媒不行了，看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少，听广播也沦为出租车司机的专属爱好。到了2014年前后，“转型”成为媒体人的首选议题。谈就业，首先要睁眼看世界。当你身边的人不再把某行业当回事，你也越来越少见到这个行业可供售卖的产品，更没人能在街头靠售卖这些产品谋生，那么你一头扎进这个行业，就会不得谋生。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反驳我。我一句话回复：负责宣传的干部与记者常常很难区别，非要去分一分，最快的办法就是看编制，是否财政全供，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工作，那么现在你大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返回键。上面说的是趋势，或者说大局面。再说技能成长的隐忧。一个专业是否值得你托付青春，要看它能否滋养你一生。简单点说，这个行业得有明晰的坚定的技术标准，并且这些标准不断被全球最优秀的同行修订，你可以累积工时，努力思考，不断精进你的业务，你就会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值钱，最大程度免疫于35岁怪圈。相反，一个行业的国标，与它的普世技术标准格格不入，并且这些标准又被行业中最不值一提的那群人不断拉低、矮化和扭曲。你累积工时，只不过落一身职业病。你努力思考，越发自取其辱。你不断精进业务，最终堕落为系统的敌人。那么，你会越来越安全吗，你会越来越值钱吗，你能免疫于35岁怪圈吗？还有人说，新闻专业不止学新闻采写，还可以学写作、品牌和公关等，现在商业自媒体这么多，各行业都需要大量的品牌和公关人才，不见得就业差。这也有点自作多情。据我所知，中国没有一家新闻系能教出好写作，也没有任何一个写得好的新闻人，是在大学校园里被教出来的。写作咋学？基本全靠自己去读，去憋，去悟。一个禀赋中等以上的高中生，坐家里四年，认真读几百本好书，写几十上百万字，写作能力肯定高过99.99%的新闻系毕业生（本硕博）。至于品牌和公关这些岗位需要的技术，与新闻系专业的课程关系不大。它们特别依赖实战，以及从业者思考和表达能力。可是现在的新闻系专业，很鼓励思考和表达吗？有极少数大学的新闻系还能给人一点错觉和虚假希望，主要是因为那里还残存点好老师和聪明学生，他们正努力自学自救。但这个分子太小，撒入分母中不值一提。对99.999%的中国娃来说，好专业，就得更容易找到好工作。好工作又有俩基本标准：让我富；让我爽。报新闻专业，你是能富，能待富，还是能爽，或小爽？从概率上看，学殡葬都比学新闻强。老龄化社会的特色，就是年轻人努力为老人们服务。——殡葬与考公，殊途同归。可是，你我都知道，考公太难。

在村里，我听过无数个好故事，它们对当事人都不太友善：我前不久刚去世的爷爷，在1959年是生产队的小会计。浮夸风起，各队都要派人去乡里报产量，领导喜欢听到更高的数字，于是最先报的几个人登时沦为阶级敌人，打得哭爹喊娘。我爷爷怕挨打，就丢下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路奔逃到兰州……我老奶奶、奶奶、我爹和我二爹，按理说是要饿死的，为啥没死，又是个好故事。与此同时，一位我叫二爷的，有好多天都会偷偷跑进集体的猪圈，跟猪争食吃。有一天，全村最高的男人饿死在半路，干部勒令他和几个人去埋掉那人，他们挖坑都挖不动，只能胡乱扒些坷垃盖住那人上半身，双腿都在外边露着。回到生产队后，原本承诺给他们几个的面汤被取消了，几个大男人顿时嚎啕大哭……我还见过计生办的人翻墙，像杀猪一样，抬走某个大肚子的孕妇。孕妇的丈夫，则躲在不远处的麻地里，打手势让我别跟他说话……我还见过派出所所长带着一群人在村边的深沟里，捉住了一个上访户，上访户一边的耳朵被撕裂，鲜血流了一身……我还在一个烈日烘烤的午后，半路上遇到一个手扶拖拉机，拉着一具瘦弱的妇女，她嘴巴里一直往外吐白沫，许是服毒了……而这些，都是我离开故乡之前，遇到的故事。毕业后做记者，后来又转型讨生活，耳闻目睹的怪现象，就更多了。在那些死掉的，以及活着从未被历史尊重过的人面前，教科书上的“祖国”等咋咋呼呼的词汇，就像附在一张干枯的画皮上，脂粉油墨一片片剥落，只剩一条骇人的蛇蜕。我大部分小作文，都是踩着这条蛇蜕，写给你们看的。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认为人类写作有四大动机：“1.

突然，发现今天是双11。但我什么都不会买。不是资本太万恶，问题出在我的资金上。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某211大学硕士毕业的媳妇，准备去跑快递，贷款加欠债，家里实在扛不住了。另有一熟人，此前非常自信骄傲的，也低下头问半生不熟的人借钱，说是已没钱吃饭。还有一位大学同学，早已谋划和媳妇离婚，把仅有的一套郑州四环外的住房留给对方，自己单独去做失信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疫情解封，婚姻登记大厅开门。我和这几位朋友都聊过，感觉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非要找个错，就是在最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考公务员，甚至还有人放弃铁饭碗，去远方追寻新闻理想。现在新闻已死，理想也不断失信。只剩下老男人和老女人，去和90后和00后争抢外卖订单。这些不幸的朋友，就是隔在我和饥饿之间的一道帘子。时代的飓风，正不断掀起这道帘，每一次起落，都让人惊惶难安。对朋友，我爱莫能助。对时代，我爱不起来。双11既往的消费神话，有低价的催动，更依赖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他们很想穿好用好，还相信自己有能力支付。那时的他们，很难想象会很快为“吃饱”而忧心吧。有钱才可以省着花，没钱只能不花。除了吃喝拉撒的必需品，其他东西为什么要买，能当饭吃吗？我现在困居的家中，大概有两千本书，但我很少有心情去读。在马斯洛需求的最下一层，我只想做一个不断供不挨饿的顺民。别了，双11。

马斯克的幼稚和伪善，在一百年来的欧美数不胜数，甚至近年来中国大陆一些自诩改良或保守主义的人，也是一类人。这些论调的共性是：绕开是非，迁就坏人。奥威尔讽刺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对苏俄劳改营熟视无睹，而对英国国内芝麻大的事儿一蹦三丈高。在苏共和纳粹崛起时，很多人口口声声维护和平，却从不谈如何去制止暴政的暴力。当然，对于遥远的苦难，他人的痛苦，不能苛求马斯克们像父母老小都随时可能被俄国飞机炸死的乌克兰人，一样感同身受。但如果你没有跟他们站在一起，就不要替他们做决定，或者劝诱他们投降。这既是伤害，也是羞辱。更优秀的人类，就是超越国别和语言，跨越千万里，抛却个人利害，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人。这也给我特别厌恶罗曼罗兰的原因。他对苏俄阴暗面的沉默，以他的身份，不配得到原谅。马斯克也如是。从人类历史来看，从来都不是强横者没得选，而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没得选。在历史的每一个关口，和平与自由都不会做为选项出现，就像你打开美团选七分熟还是八分熟的牛排一样。和平与自由，都是各方力量博弈后的结果，是要靠血和泪去争取的。外交和战争如此，内政也如此。——那些指责被欺凌者过于极端，没有“见好就收”，将强者逼入墙角的论调，都无耻而堕落。面对俄罗斯这种货，在战斗中死去，比在卡廷和布察死去，好十万倍。战争会死人，暴政和匪政就不会死人吗？况且，对很多人来说，自由和尊严远远高于像奴隶一样苟活。诱人做畜生者，自己已先匍匐在地做畜生了。马斯克就是一只。

上午，有朋友微信我：谈谈董宇辉和他的玉米棒吧，据说又出事了。这出事并不让我诧异。早在四个月前，《董宇辉，人民的氧气瓶》一文中，我就建议：要是董宇辉能像痴迷《平凡的世界》一样，好好读读《国富论》，就不会那么轻浮地以“谷贱伤农”，来解释东方甄选的玉米棒为啥那么贵。网友说你玉米棒价格畸高，你完全可以不理会，爱买不买，这玉米棒本非标品，定价基本都由商家说了算。或者你做一个胖东来那样的狠人，直接公布进价，证明自己加价其实很少。如果顾客都认为太贵，我以后不卖就是了。“谷贱伤农”的轻浮就在于，你是个做生意的，“出来卖（玉米棒）的”，却非要扮做慈善家。骑墙卖笑，两边都不讨好，哪天塌墙，怪不得别人。举着玉米棒“惠农”，董宇辉不会心虚吗？你东方甄选又不是从农民手里高价收的玉米，即便惠，也惠的是“东北农嫂”这家商业公司。俺们又不知道你的进货价，你买贵了还是买贱了，加价几许，都是你们两家商业公司的事儿，干“农”何事？东方甄选这么拧巴的根子，不在董宇辉，而在俞敏洪。是他最早以“惠农”之名，为东方甄选埋下了道德病灶。无论伦理还是技术上，“惠农”都是一场有意无意的骗局。在此我不再赘述，几年前一篇悟空问答写得很清楚。董宇辉很渊博，估计一定知道亚当·斯密那个金句：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在玉米棒的交易链条中，农户、东北农嫂和东方甄选都充分做到了“对自己利益的特别关注”，为什么到了消费者这里，却要以“谷贱伤农”，来压榨我们的恩惠和慈悲呢？有人说农民的玉米棒卖得太便宜了，农民太可怜了。这也是愚人之仁。任何商品，除非一些人使用权力或暴力统购统销，垄断交易链条，否则其再贵再贱，都由市场需求决定，都有那么贵贱的理由。中国农民被伤得太深，根子里不是因为谷贱，而是他们权利过于匮乏，就仅仅土地产权这一块，就拿捏得他们死死的。我老家在河南邓州，无论我从小耳闻目睹，还是以记者身份采访的，可谓创深痛巨。比如，有个中年农妇叫张海新的，为了土地确权闹出一场大事。（太吓人，你自己搜索）又比如我最近听村里人说，村干部以“土地流转”之名，把持土地大权，压榨农民的。（媒体朋友有兴趣可联系我）这些问题不解决，玉米棒扔来砸去，也就是口水仗而已。东方甄选被不少人誉为“中国最有才华的直播间”，我不太认可。所谓“才华”不是满腹经纶，而是对自己讨论的问题，有起码的诚实，立论靠谱。勇气不够，道德来凑，未免就会爹味横溢，自己如果再很受用，尴尬的就只能是别人。鉴于我已转型做情感号主，就此也总结一下中心思想：很多人满口甜言蜜语，无非想少给你钱，或者想多要你的钱。你可以放任荷尔蒙撒欢，但务必，捂紧钱包。

跟B站的刷屏二舅不一样，我这个段子是真的：读高中时，有位同学姓肖，有一次他解释自己为何从不好好学习：“我这样浪荡，都是我爹妈的责任。他们把生得囫囫囵囵。要是我生下来就缺胳膊少腿儿，那我一定会身残志坚，好好读书，就像张海迪一样。”所以，“我成不了张海迪，都怨我爹妈。”按照“天将降大人于斯人也”的逻辑，这个“肖某人”——他当年的自称，一点也没说错。苦难就像西地那非，只要嗑得多，总会勃起的一天。《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姑且不说这个“精神内耗”是个什么品种的耗子，在你二舅治好你之前，他早就被困难磨掉了体内所有的齿轮和传动轴，耗不动了。他和老母亲摄入的那点卡路里，也就够走几步山路。你这好外甥，真要学他？与很多人看法不一，我认为这个故事非常可疑，大概率加了料。画面刻意摆拍，文风曲意逢迎，所有我们对于农村美好人性和人生的想象，都被收编了进来。太圆满的故事，只能来自更圆满的剧本。第二句台词就恶心住我了，“他们在这个老屋生活，建它的时候还没美国。”显然，“他们”是“建它”的主语，可是我没看出你外婆和二舅是华盛顿的同龄人呀。要说这祖宅是你外公家的祖产，那么他们村没经历过土地革命吗？这句话的腻歪和鸡贼，基本贯穿了全文。你二舅的任何一个段子，在中国农村都能找到类似的原型，但拼到一起做件百衲衣，就找不到能套上的人了。我还很好奇，哪一种治高烧的针打错了，会把腿脚整残疾？我很好奇，几十年前北京有哪个部队可以容许战士的兄弟，以“家属”的身份同住？还有那位首长给你二舅搓澡的段子，除非他们那段时间相爱了，要不，你还是再加一句，“那首长的搓澡巾上，用金丝绣着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要写你二舅，就好好写，非要请首长出场开光加持一番，首长尴尬，二舅也难受，大可不必。毕竟，二舅最终没有成为首长，而首长也没成为你二舅。底层最可悲的一点，就是攀亲慕强。再写剧本的话，请忘掉首长吧，他们正夜以继日地操劳国计民生，没空给你跑龙套。二舅的刷屏，偶发却不意外。我在《董宇辉：人民的氧气瓶》中写：就像李敖评价武侠小说所说，其助长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好从小说中，“得到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归根到底，二舅的好外甥是想告诉我们，在这么“公平”的国家里，即便一生遇到很多苦难，即便66岁还得拖着病腿照顾88岁的老娘，你还能“成为村里第二快乐的人”，网上几天来最靓的老男人。可是我不得不说，这很扯。为这条视频感动的人，很贱。社会应该加价又加量地毒打这些人，尽快治疗他们的精神内耗，让他们全部成为这个国第二快乐的人。我也有二舅，也是从村里走出来，当然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古宅。我多少也经历过一些苦难，我二舅的经历更惨。对苦难，我们还是有一点体会的。苦难，就是消耗你，羞辱你，奴役你，封闭你，瘫痪你，让你既不自由，又不快乐的那些东西的总和。苦难就是一摊屎，你咀嚼到最后，或许会有一两条未消化的草根还比较劲道。可你终究是在吃屎呀。赞美苦难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我不信他们谁会散尽家财，让子女每天饿着肚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去打工，等他们发高烧了，再扭送山村的赤脚医生和巫婆神汉处置。当然了，如果赞美苦难可以让自己获益，那样吹得再过火也是应该的。毕竟，让牛马乐于拉套，车子才行稳致远，掌鞭的才会更加快乐。所以，感谢二舅，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张学友不是张爱玲，他出席过不少特别需要爱的场合，说过不少场面话。可惜，不彻底便是彻底不。张爱玲逃过两次港：第一次是1942年，她逃出日据的香港，回到日据的上海。第二次是1951年，她以去香港完成被二战中断的学业之名，从上海去了香港。她说，走过罗湖口岸后: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挑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我也只好跟着跑。挑夫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笑道:好了，不要紧了……在通过口岸之前，使用笔名做路引的张爱玲，其实被边防人员认出了真身。有张迷认为她遇到了粉丝，这也太血色浪漫了。真相很简单：她离开，是她经组织研究后，认为可以允许她离开。据说上海当时主持文化产业的夏衍，很惜张爱玲的才。为此，还专门邀请——或者说通知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接下来的段子很流行，却几乎可以被证伪。截我一条朋友圈：​​张爱玲参加这次大会，以及通关罗湖，使用的名字都叫“梁京”，是电影导演桑弧给起的，她也没问过其中深意，估计就是“梁朝京城”，“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意思。孤城沉夕照，画舫覆沧海。求仁得仁。无数次有人猜想：她当时要是没走呢？其实她走还是不走，上海的梁京和张爱玲都已经死了。倾城后的所有恋，都会沦为漫长的霉烂。有学者试图论证张爱玲的爱国心，岂止是谬托，简直是厚诬。把话筒交给她：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是：迟早理想要撞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中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神圣祖国。我替她精简一下——无妨爱得很深，就怕隔得太近。

我得甘心我的贫穷，都是活该。6月10日晚，我关注了东方甄选。9点28分，我下单买了一箱玉米棒。当时闪念一想，按照直播间人数蹿升的势头，新东方的股票应该会涨一涨吧。接下来，我就啃着玉米棒，坐视港股新东方从6月11日开盘7块出头，一直涨到30多块。看东方甄选，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我也最喜欢听董宇辉，尽管我清楚，除了英语单词，他不太可能给我太多教益。“至少他是无害的吧。”直到我看到他对GQ说，他特别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从初三到大学，一共读过六遍。”主角孙少平“简直就是我本人”。我就直说吧，痴迷《平凡的世界》的人，一般都不会太坏，甚至还很善良上进，但灵魂都会被封困在开篇的场景里——一个贫困自卑的少年，握着一口空落落的旧碗，跟未知的世界不停较劲儿。我很尊敬路遥先生，但他的小说非常糟糕，用中文系教材的话来说，充满了时代的局限性。《平凡的世界》中，以奋斗之名，充斥着低种姓人群对于权力和高阶层的意淫与谄媚。就像李敖评价武侠小说所说，其助长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好从小说中，“得到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平凡的世界》便是原生于黄土高原的当代武侠小说。陕北农家少年董宇辉喜欢它，不奇怪。他的心智，早被时代的伟力塑形，形里填风英语还是古汉语，倒是其次。中国人现在这么喜欢董宇辉——可能还要加上新东方和俞敏洪，因为他们的故事，太像一部武侠小说。两年来教培业的崩塌，可以看作是少侠跃迁为一代宗师前必经的磨难。直播平台的助力，则是千年古山洞的一本秘籍，一位风清扬式的长者。董宇辉说，“当你背单词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我想，这条阿拉斯加鳕鱼的躯壳里，大概率住着一条黄河大鲤鱼的灵魂——它生而不凡，注定要跃过龙门。我的朋友宋石男说得很好，“新东方的老师不是知识分子，所做的事也没什么知识和观念意义上的价值”。我也觉得，要是董宇辉能像痴迷《平凡的世界》一样，好好读读《国富论》，就不会那么轻浮地以“谷贱伤农”，来解释东方甄选的玉米棒为啥那么贵。当然，新东方的老师本来就义务提供知识和观念意义上的价值，就像武侠小说用来消遣的。非要从中窥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类，只能说明你脑路清奇。在东方甄选火爆全网后，俞敏洪老师写了一篇长文，纵谈心声，情真意切，最后还提到了唐山事件。我也挺喜欢俞敏洪老师，他体察现实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在那一代企业家中算是比较好的，但也仅此而已。他们成不了斗士，也永远不会去信访。在庙堂与江湖之间，他们一直是孙少平那样的好学生。时代的气压越低，励志故事就越稀缺。人们迫切需要看到善良的少侠和老侠虎口脱险，来勉励挫败软弱的自己。——就像在纳木错湖畔，你最好吸一个氧气瓶。有了董宇辉和俞敏洪的故事，数百上千万被失业的教培人则进一步被遗忘，和大时代的其他失败者一道，被踩踏进沉默的分母。只有董宇辉还会流着泪，在直播间里想念他的同事，半畅想半承诺地说，等直播卖货赚到足够多的钱，“再接他们回来”。善良、坚韧又特别机灵，真是“别人家的孩子”，一般中国人不会不爱。可也不要捧杀，殊不知这故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鸡汤盛宴。一般来说，励志鸡汤都是社会的体脂熬成的代乳品，蛋白质含量都非常可疑。鸡汤畅销，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卖书的卖光碟的，甚至不是直播卖货的，而是那些体脂严重超标的成功人士。鼓吹“爱拼才会赢”和“不过是从头再来”，同时就在暗示，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一定做错了什么，或者还要继在hard模式里，做对所有的题目。就是没人去问问，“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悲伤故事里。”离开讲台的老师去直播卖货，火了。原本很火的主播被消失，转型去做英语老师吧，估计也会火。如此这般，这套当代励志故事才算齐活。阿拉斯加鳕鱼与黄河大鲤鱼，在峡江的转弯处成功会师。好吗，这不好吗？再说说我尚未啃完的东方甄选大玉米吧。一箱8根，43块9，相当于5块4毛多一根，味道是不错，但真是有点贵了。贵，也是东方甄选目前最被诟病的一点，却只是全盘能力投射到前端的最小的阴影。东方甄选要想做得更远，做得更大，就要在“招商、选品、品控、核价、直播间运营、仓储、物业、客服、品牌、风控”等方面下足功夫。引号内这么多名词，都是我从一家头部电商的朋友那里剽窃来装X用的。在写这篇文字前，我跟他聊了聊东方甄选。他说，其实同行们都希望东方甄选做起来，因为生态越丰富，美誉度越高，全行业就会越受益。要知道，直播带货这行的安全感，并不比教培高。

我对丰县这事儿，并不是太关心。跟我见过的一些残疾人比，杨某侠远不是最惨的。我只是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义愤填膺，错得这么厉害。我相信丰县官方的通报，比较接近事实——那女人是“捡”的。也不排除有人“捡”了，再送给这家人做媳妇，顺便收了点喜钱。但这都无妨于官方叙事链的成立。况且，杨某侠的公公，被官方通报为直接经手此事的人，早已死无对证。官方通报，比拐卖虐待的阴谋论，更接近于我的人生经验。当然，如果某些人、事和地被封锁，被禁止调查和讨论，禁止方必须承担因为信息不完整，传播和讨论不自由所导致的任何恶意想象。——我今天姑且绕开这个。残疾女性尤其是心智障碍女性在乡间，一直只能靠其残存的生殖功能而存活。杨某侠之前如此，之后恐怕还如此。就在她的新闻刷屏之时，我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说，自己妹妹结婚了。我却没有恭喜他。他和我都知道，他那个残疾的妹妹这次再婚之后，前景并不比上一次婚姻更乐观。但她，在那个小县城，终究需要有自己的后代，为她养老送终。父兄自己都活得很艰难，他们只能集中资源抚养她弱小的侄子侄女。呼吁党国尽快为残疾人兜底生活，为精神病患者常年住院埋单，政治伦理上固然没毛病。毛病就在于，在党国听从你的呼吁之前，那些最病弱残疾的人，每一天都要吃喝拉撒，也每一天都在老去。不给她们找个归宿，你养她们？别说杨某侠这样的，就是一个身心正常的农村妇女，在婚姻市场上，最主要的价值不还是性和生殖？一个男人在相亲红海中的筹码，不就是为家庭的生殖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安全感吗？农村人如此，所谓城里人结婚，又撇清到哪里去？都是红尘精算师，别装了。杨某侠和她的遭遇，不是对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反动，而是这岁月和现世，本就谈不上静好安稳，只是大家假装看不到一些角落而已。人类的进化决定了，我们的大脑对恐惧的反应速度，远超对其他情绪，比如同情和悲伤。杨某侠遭到拐卖，被虐打，被强奸，甚至拔光牙齿，铁链锁颈……与其说是一桩尚未被追究的罪案，不如说是群体共同创作的一出长剧。它越恐怖残忍，跟群体日常生活越遥远，才越会被群体需要。另一个故事：杨某侠只是中国无数底层残疾人的一个缩影。则被舆论继续忽视。这也导致，群体这次迸发的正义感，只是改善了杨某侠一人的处境。认为自己比杨某侠的儿女更爱杨某侠，谁给你们的自信？在杨某侠尚未出名前，每天为她端饭的，是你们这些正义网友吗？为她端饭就是更爱她吗？是的，她没饭吃，就会死。没儿女，也会死得很惨。即使现在看上就已经足够惨。杨某侠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周围的人包括丈夫儿女，更像是活在阿Q、祥林嫂和华老栓的年代。呼吁警方把他们抓起来，乾坤就干净了？

我说的是张扣扣和欧金中这些人。判不判死刑，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在他们杀人之前，他们已死去很久。那个每晚都会被母亲惨死和尸检现场折磨的男孩，那个在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里蜗居铁皮简易房五年的老头，先被抽掉了尊严，进而失去了灵魂，只剩下两具被仇恨吞噬的躯壳。只是这躯壳还不甘于做行尸走肉，他们要填回尊严和灵魂，就像婴孩哭求母亲的怀抱，也像游民巴望着有一处立锥之地。仇恨此时之于他们，是煎熬更像是诱惑，一把利刃就可以帮他们了结此生的不公平和不如意。最没营养的论调就是：那些死者罪不至死。可是，那些凶手在杀人前又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他们多年来都生不如死？这并不是要鼓励以杀人来解决纠纷，而是要问，在以杀人才能终结纠纷的个案中，法律的功用，就仅仅在于为死者收尸，为凶手处刑吗？别听一些人扯，欧金中的案子与乡村秩序人情的没啥关系。大清已灭亡一百多年了，中国也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靠乡绅和宗法来维稳。一个农民能不能建房，邻居敢不敢拦挡他建房，镇上派两个穿制服的就能搞定。欺辱他的是邻人，置他于被欺辱而求告无门的，却另有其人。法律上，他当然有罪，还是死罪。但其他人呢？好官我自继续为之？“我不管你以前经历了什么，你杀人就是不对。”此说法也很能煽惑。却也经不起细究：你不在乎人家的经历，人家又何必要在意你的褒贬？一群不在乎同类和同胞遭遇的人，其褒贬又能卖几分钱呢？无非要把一个“忍”字硬塞给大家。

资源和规则匮乏，仍是这个时代的共性。暴走老人们不讲规则，那些开车的年轻人群就更遵守规则吗？去任何一个大城市看看，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盲道都被汽车堵成什么样了？又有几个司机，会主动礼让过斑马线的行人？

还有一位前媒体同行，我见到他欣然转发了一篇涉及我的评论，并表示他完全同意该文的看法。我跟帖提醒他，绝大部分文章将我对范雨素现象的批评，混同于我对范雨素的批评，并由此攻击我，是失真的，不公允的。

在“投资”过程中，并不是没人劝陈满。即使发现线上“资产”无法取现之后，陈满仍不承认自己已上当。我不太同意去指责跟拍全程的摄影师，陈满一旦被花言巧语的上线瞒住，别说摄影师，就是他的家人也拦不住他。

过年前，我写了一篇《返乡手记，别再糟践农村人了！》。大概有8年了，我写东西几乎不再用惊叹号，这篇开了个例外。我也很厌恶以煽情代替说理，这篇也小煽了一下。写作者在新媒体时代的堕落，这就是一个例子。

阿伦特描写她所知道的无意义的残忍。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行列中，一个小女孩正在吃一个苹果，一个纳粹军官走过去，倒提着她的双脚，把她的头使劲撞击枪毙和地面，搞得满地脑浆。然后，他放下尸体，捡起那个苹果，开始啃起来。

佘案如此，赵案如此，张家叔侄案……这个无限长的案件名单，也都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太多冤案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如果没有权威部门的纠正，当事人在档案中，将永远以凶犯的身份留名。这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耻辱。

八国联军其实是九国联军，澳大利亚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它侵略过我们的祖国！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美英最忠实的狗腿子，霍顿的亲生父亲说不定就是个美国兵！

就像很多年前，有人建议大陆进口一些日本兵，左手狼狗，右手皮鞭，站在任何一个需要排队的场所，见到那些插队的人，就打翻他们并踩上一脚，用皮鞭往死里抽。国民素质大幅提升，自是必然。

——————节选自《政治与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