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下发《清理银行乱收费降低企业负担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显示，监管拟全面展开清理银行机构乱收费行动，进一步督促银行加强收费管控，规范银行与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机构合作行为，遏制各种形式的不合理和违规收费行为。针对保险行业的影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清理行动，对银保合作中最突出的“小账”、回扣等问题具有较大影响。不过，该人士也指出，采取严管、严查和处罚方式清理违规收费，短期见效很快，但可能难以根治，关键还需要解决背后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1.“小账”潜规则《方案》在涉及保险机构的清理内容上，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中就包括向银行支付明显高于市场标准的佣金手续费或其他营销费用，导致保险产品定价明显高于本公司同类或市场类似产品；银保合作中其他违规和不合理增加客户综合融资成本的情形等。德勤咨询发布的报告曾指出，银保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模式相对单一，同时，银行与保险公司对银保渠道的重视程度存在偏差；保险公司普遍缺乏话语权，对客户的掌控不足；销售成本居高不下，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银行方面提出的代理保险产品费用越来越高，比如100元的保险业务，银行明面上收取99.5元的费用，但实际上达到了100元以上，部分保险公司为了保费，只能倒贴。这次监管清理举措，让我们与银行方面也能有商量的余地了。”某保险公司主管银保渠道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同时，某银行系保险公司内部人士称，监管此次清查，对银保渠道的“小账”、回扣等行业潜规则等问题具有针对性。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对保险公司“开门红”的保费收入造成一定影响，但是长期来看，有利于银保渠道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小账”与“大账”相对应。“大账”即保险公司与银行书面合同约定的手续费，为银行明面上的代理销售保险业务收入；“小账”则是保险公司私下给银行工作人员的销售激励，包括现金、实物、旅游奖励等。据了解，为了上规模、争保费排名，保险公司不惜过度开展营销活动，加之一些“小账”支出等，造成经营成本大幅上升，有的保险公司不得不选择暂时退出银保市场。从表面上看，“小账”是有的保险公司采取市场化的竞争手段，然而其中所隐藏的财务造假、商业贿赂行为却令其面临沉重的经营成本压力，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合规风险。据上述保险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小账”的来源，主要是通过会议费、培训费、咨询费、业务宣传费、租赁费等多种方式虚列公司费用，或者在别的应收账款项目上“做手脚”，这些都是监管禁止的行为。2019年，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在内部会议上也曾明确指出，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就是员工收取保险公司的回扣，同时要求对此问题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即“对内，谁收取回扣就开除谁，甚至移交司法处理；对外，取消相关保险公司准入资格，哪怕会影响到中间业务收入，也在所不惜”。2.利益分配不合理为何保险公司甘冒违规违纪风险，也要给银行员工好处？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驱使。一方面，银行是保险公司特别是中小保险公司的重要销售渠道之一，其庞大的客户群体能够支撑保险公司快速扩大业务规模。公开数据显示，在全国银行业中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合作的法人机构达到1980家，网点达20多万个，销售人员超百万人。在全国寿险行业保费总收入来源中，银行渠道占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个人代理保险渠道。国内69家大中型寿险公司2014年～2019年6月数据显示，在人身险总保费（含趸交保费和期缴保费）中，银行代理渠道的保费占比达40%以上。2019年1～6月全国寿险行业累计保费收入达19644亿元，其中银保渠道9327亿元，占40.2%。尤其在银邮系寿险公司的总保费收入中，银保渠道占比则更高，一般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有的达90%左右。近年来银保渠道期缴保费增长较快，但银行中高端客户的渗透率仍然较低，未来大有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银行员工是联结保险公司和银行的桥梁，双方共同利益的实现需要依赖银行员工的“开口营销”。“各家保险公司银保产品其实都差不多，到底卖谁家的？这时候银行员工只能看谁家佣金给的高，就推销谁家的产品了。”前述保险公司主管银保渠道的人士表示。此外，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裁杨旭东于今年初公开撰文表示，银保合作中最突出的“小账”、回扣等问题，是由于渠道模式设计及制度管理上的缺陷和落后。保险公司建立银行渠道外勤服务团队，协助银行进行销售，所有外勤人员一般按人、网匹配方式分配到相关网点作业，与银行客户经理对接。外勤人员的收入固薪较低，主要靠销售佣金提成，个人与相关网点销售业绩直接挂钩，这就难免造成一些保险外勤人员为了追求个人业绩、多拿佣金，可能私下与银行客户经理拉关系，诱发不当的利益交换及销售行为。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业内人士担心并表示，此次监管清理整顿过后，如果把“小账”都调成“大账”，银行代销保险产品的手续费可能进一步提升，但是银行员工却没有得到实惠，那么推销保险产品的积极性就会下降。“整顿之前，假如银行员工有5%的‘小账’收入，整顿后就没有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谁还有动力卖？个人认为，首先得从银行本身入手，让银行提高员工代理销售保险的提成，把收入分配机制安排得更加合理。”某银行从业人士表示。3.探索破局之策实际上，规范银保业务合作，减少经营成本，是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亟须解决的问题。据了解，已有个别保险公司在进行积极改革和探索，这其中较被业内看好的一种方式为“银保个险化”，将银保渠道客户经理从员工制转变为代理人制。据了解，一家银行系寿险公司从三年前就与母行合作试点，将银行网点零售客户经理吸纳为保险兼职个人代理人。在上述模式下，该保险公司按照协议向母行支付服务手续费，并向兼职个人代理人支付佣金即可（按其销售产品及佣金率计算出佣金收入，并代扣劳务所得税后直接发放给个人）。不过，上述保险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这些创新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涉及集团利益分配问题，即使是母行，依旧不愿意把更多客源交给保险公司来开发，保险公司苦于没有客源，导致进行不下去。此前，杨旭东公开表示，银保渠道的专属外勤团队应该取消。一家国内零售业务颇具影响力的商业银行己经开始与保险公司进行期缴产品的包销运作，双方商定好销售的产品、额度、手续费率、时间安排，只需保险公司派员集中对银行客户经理进行必要的产品讲解培训，统一配送有关单证、宣传资料等，无须保险外勤人员到网点协助。“在市场日趋成熟、强监管措施持续有效落实、银行自身销售能力显著提升与不断进步的发展趋势下，保险外勤人员也自然逐渐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因此，保险公司尽早主动取消外勤团队建制，调整经营策略，转变渠道合作方式，正是以变应变、顺势而为的明智之举。”杨旭东进一步认为。*END*记者：陈晶晶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一方面，壮行酒、战歌嘹亮、霸气口号冲天。另一方面，各种收益回报比拼、“冰城夏都东方莫斯科哈尔滨”“山水甲天下桂林”“鼓浪踏歌厦门”等奖励旅游措施纷纷推出⋯⋯上述场景不是行军出征，也不是旅游年底大促销，而是险企“开门红”战前筹备。《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国庆长假刚过，各家保险公司已经纷纷启动“开门红”，而以往，这一行业“盛事”会在11月份才启动。在行业异象背后，今年以来，由于疫情影响，前8个月多家人寿保险公司原保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本报记者获得一份行业数据显示，人保寿险同比下滑8.71%，平安人寿、太保人寿、华夏人寿、国华人寿等也分别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业绩压力情况下，提前布局“开门红”显得尤为重要。1.险企“变法”本报记者注意到，9月底，中国人寿即推出鑫耀东方年金保险产品作为开门红主打的新产品，鑫耀东方年金附加的万能险结算利率更是高达5.1%。太平洋人寿保险也推出鑫享事诚年金险，该产品只保障7年，最大的特点就是返本快，投保后满5年起就能领取生存年金，满期时可以一次性领取满期保险金。新产品的预售在10月上旬即启动。此外，10月10日，平安人寿主力年金型产品“平安金瑞人生（2021）年金保险”（以下简称“金瑞人生21”）上市。“金瑞人生21”由平安金瑞人生（2021）年金保险、平安聚财宝（20）终身寿险（万能型）、平安附加轻症倍护疾病保险三部分组成，交费期分别为3年、5年和10年。同样在积极准备拼抢“开门红”的还有一众中小险企。尚在8月底时，长城人寿即早早地筹备2021年“千星璀璨万人同台个险开门红启动大会”，为8-11月每月连续承保标保过万的营销员推出“冰城夏都东方莫斯科哈尔滨”“山水甲天下桂林”“鼓浪踏歌厦门”“中国北海道腾冲”等奖励旅游措施。中宏人寿去年的“开门红”首发日尚在“双十一”（11月11日），今年10月13日中宏保险西区即举行了赢战“多冠”开门红启动会，开门红主打产品仍是年金险。年底营销员拉人头、冲业绩，对新人进行培训、训练重点产品的销售技巧也少不了培训讲师们的助力，记者注意到，中意人寿近日专门在孔子故乡曲阜举办培训讲师年会，为其后面冲刺开门红厉兵秣马。值得一提的是，各大寿险巨头在冲刺“开门红”之前，均不同程度地对基本法进行了升级和修改。以中国平安为例，其基本法的修改有三个方面：一是机构重新分类。平安人寿把机构分成改革产能型、平衡型、人力型三大类，以不同的考核实现差异化的管理，实现有质量的增员；二是外勤代理人分成，根据不同的代理人给予不同的政策，其中主要分为三类：新人、绩优和主管，新人增加新人津贴和津贴的时间长度，绩优的业务员则增了激励，以刺激以优增优，优秀人增优秀人，主管则按照三好营业部不同的类别来进行激励。三是加大长期的投入。人保寿险也在差异化的待遇配置、适当增加营销员医疗福利保障等方面对基本法进行了升级修改。新华保险新版基本法在7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人寿新版基本法则按照个险营销与收展进行了区分。基本法升级是利益分配的指挥部、基础设施建设，而“开门红”大战激发队伍热情，推出“开门红”竞赛奖励刺激也是各公司筹划开门红必不可少的落地措施，以期鼓励销售人员在这个期间冲出职场、走向市场、签回保单，多做业务多获得奖励。2.极致营销壮行酒、战歌嘹亮、霸气口号冲天，为各营业单位发责任状进行开门红PK大赛，颁出征令，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在接下来的年底，各个险企各种客户答谢会、产品说明会、VIP客户专场活动会在各个地方的酒店一场接着一场地举行。有业内人士调侃，保险公司“开门红”这么热闹，接下来受益最大的不是保险公司，不是客户，而是各个酒店。到年底哪家酒店都看到多家保险公司刺刀见红，大型酒店举行保险开门红活动赚得盆满钵满。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开门红”本质上不过是极致营销事件，更多体现的是商业利益，不是客户需求。而从“开门红”的主打产品来看，各家公司主推的多为有利于提升规模的理财险，而并非客户真正需要的保障产品。“一到月底时保费激增、一到节假前保费激增、一到竞赛截止前保费激增，难道到月底时客户的保险需求就强了、难道到节假日时客户就更爱买保险了、难道有竞赛时客户的风险意识就变强了？没有的，开门红本质上是营销推动的。”某寿险公司中层认为。在保险行业从业20年的资深保险人丘斌斌告诉记者：“很多公司从现在就开始启动‘开门红’，从目前来看，今年的‘开门红’产品结构没有变化。估计会存在‘寅吃卯粮’的状态，也就是说，把四季度的很多单子‘憋’着，不交客户给公司，该投保的也不让客户买单，然后到奖励节点高的时候再买单，到时候可能奖励比较多，佣金水平也会提升。”实际上，今年险企“开门红”格外热闹的背后，脱不开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很多保险公司业绩出现了大幅下滑，在此前提下，提前布局“开门红”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对于很多代理人来说，叠加保险公司的各种激励手段，“开门红”期间的各项收入，可能占到全年收入的一半。同样，对于强者恒强的保险公司，今年的“开门红”也被认为是其守住市场份额的关键。记者注意到，2020年举国“战役”时期，保险面对面营销亦受限，在去年“开门红”启动较早的中国人寿、新华人寿相对受影响不大，仍保持规模的增长。而在此前看淡“开门红”的寿险公司则受到一定冲击。3.营销背后藏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开门红”时期，也是营销误导、不实宣传、欺骗混淆、虚假承诺的高发时期。原中国保监会在官微曾专门发布警示，谨防“开门红”保险营销风险。监管部门提示，为冲业绩，销售人员利用活动以“限时限量”“产品打折”等向消费者推销产品，利用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情况下的盲从心理，诱导其冲动购买“开门红”产品。“比如，在介绍分红型、投资连结、万能型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时，存在以历史较高收益率进行披露、承诺保证收益等夸大宣传或不实宣传，进而误导消费者投保。”监管部门提示称。此前，有保险公司规定，入职不足一年的业务员不能销售“开门红”产品。而在今年决战“开门红”的大势下，还未见公司有此规定。不过，丘斌斌提醒，激战“开门红”的同时，行业应该反思，销售队伍未来将转向何方？“我们的销售队伍和体制多年来并没有本质的改善和提高，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也没有本质的改善。”王和亦表示，“寿险行业，是靠九百万营销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业对这九百万的营销员应该要有一个说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可以涵盖的。保险如果定义自己是一个爱的事业，要先爱员工，先爱这些为这个行业做出贡献的人。中国保险业的营销员真心不容易，他们成就了这个行业，而这个行业对他们来说有很多东西欠缺，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END*记者：宋文娟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近日，上海银保监局“关于2020年上半年上海保险业消费投诉情况”的最新通报显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的投诉量、亿元保费投诉量均位列财产保险公司首位。《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自2019年8月“厚本金融事件”以来，这家老牌险企前端业务、风控、理赔、服务、投诉等各个方面均已受到极大影响。从试水布局信用保证保险到如今谈及“色变”，中华财险显然已经尝到了此项业务高风险、高赔付的“苦果”，不仅如此，“厚本金融事件”对其影响仍将继续，包括后续理赔问题，自身信保业务承保亏损，以及理赔风险集中爆发问题。种种迹象背后，根源到底是什么？1.监管定性“违规违法”数据显示，对比同行业数据来看，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投诉量为82件，同比增长1950%；亿元保费投诉量达到20.10件/亿元，远超财产保险公司亿元保费投诉量中位数1.98件/亿元。同时，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理赔纠纷投诉量77件，同比增长3750%；保证保险纠纷投诉量72件，而2019年同期为0件。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投诉量大幅增加，与其承保厚本金融（记者注：一家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平台业务有关系。时间需回溯至2018年5月25日，彼时，中华财险开始承保厚本金融平台业务，8月23日，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方面公开发表声明称，“中华财险与厚本金融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就‘个人借款+保证保险’开展合作；公司已经与厚本金融签署协议，对于符合公司既往惯常核保政策的厚本金融平台借款人，公司将会承保保证保险。”基于上述情形，厚本金融方面便立即在官网及APP发布了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公开声明以及“中华财险承保厚本全线产品”“厚保宝中华财险承保本息全额保障”等宣传内容。多名厚本金融出借人对记者表示，“当时出钱投资厚本金融的产品，就是看中了中华财险能够提供本息全额保险保障。”记者注意到，当前在聚投诉平台上，关于中华财险的联名投诉已达到211件，主要集中在今年5月份前后。而截至记者发稿前，联名投诉解决量为零。今年4月，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对中华财险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例的通报（银保监消保发〔2020〕4号）。通报显示，自2019年5月以来，中华财险保证保险投诉集中爆发，经查，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在承保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信用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包括未在收到消费者理赔申请后告知消费者理赔程序和所需材料，也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作出是否赔偿的核定；与不符合互联网金融相关规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开展信用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银保监会认为中华财险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基本权利，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并要求中华财险按照相关规定，承担主体责任，层层落实，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此同时，上海银保监局2020年1~3号罚单显示，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存在两项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一是自2018年5月起，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条款；二是自2018年7月起，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上海银保监局责令其改正，处罚共计80万元，要求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停止接受信用保证保险新业务共计2年。中华财险方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保护局通报的中华财险在厚本金融保险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公司诚恳接受并已认真落实整改，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2.名义担保人虽然中华财险于2018年5月25日起，才开始承保厚本金融平台业务，但是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中华财险早在2016年8月23日就与厚本金融方面签署了合作协议。材料显示，中华财险与上海厚冠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冠咨询”，为厚本金融关联方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签署时效为三年的《保证保险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位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处了解到，公司目前正在加快“非标转标”，研究如何开展投资类业务。有公司通过与阳光私募等机构合作，加大证券和权益投资运用类信托产品的发行。也有公司将于9月底完成其标准资产池的改造。在此背景下，记者注意到，除了较为火爆的证券投资类信托外，市场上近期还发行了多只投资于应收账款债权、土地特定资产收益权的信托产品。根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披露的信息，从投资类信托的财产运动方式来看，主要为证券投资、债券投资、股权投资以及资产及其收（受）益权（附回购）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投资类信托产品设置了“资产收益权转让+回购”、业绩补偿承诺以及对赌协议等条款。业内人士认为，信托公司通过此类结构将传统非标融资业务，转化为标品投资、非标投资，主要是为了规避监管对融资类业务额度的限制。1.投资类信托大增135%融资类产品展业受阻，投资类产品正逐渐成为下半年集合信托业务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末，信托资产运用中的投资类资金为5.25万亿元，比第一季度末增加1481.10亿元。“从信托功能来看，融资类产品的主导地位正在受到投资类产品的挑战，规模占比环比大幅下行。”用益金融信托研究员喻智指出，8月份成立的集合资金信托中，融资类规模为918.69亿元，占比56.85%，规模占比环比下降6.7个百分点；投资类成立规模为620.24亿元，占比38.38%，规模占比环比上升4.5个百分点。本报记者根据中信登公司披露的数据统计发现，2020年5月8日至2020年9月15日，68家信托公司共成立并登记1849只投资类集合信托，较2019年同比大幅增长135%。从中信登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看，投资类产品的资金运用方式主要为：股票投资、债券投资、股权投资、其他债权资产以及资产及其收（受）益权（不附回购）。从市场发行的产品来看，证券投资类信托主要是由信托公司主动管理，或与阳光私募基金等外部机构合作。今年1～8月份，证券投资类信托合计成立2836只，成立规模1274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据记者了解，不少信托公司也在发力TOF（基金中的信托）、FOF（基金中的基金）等产品。另外，股权投资类通常是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目前市场上多数是投向有限合伙企业股权的信托产品。其模式是“信托+有限合伙”，即信托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LP），以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与其他LP一起，和普通合伙人（GP）共同设立有限合伙型基金，并通过有限合伙型基金将资金投向融资方的融资模式。在监管部门接连发布资金信托和融资类信托新规后，信托公司除了加快标品信托的投入外，非标投资类信托的路子也越来越宽。本报记者注意到，市场上还出现不少投资单个地产或城投平台公司债，以及投资金交所债权融资计划、股交所可转债的信托产品。比如近期发行的“民生信托·至信1097号文化传媒可转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二期发行规模为21860万元，所募集资金用于认购文化传媒于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发行的可转债。2.“不对外”的对赌近日，某信托公司发行了一个地产股权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集合，该产品融资总规模40亿元，目前发行的D1类信托单位规模为10亿元，业绩比较基准为8.2%/年。信托计划所募集资金将按照《增资协议》约定条款和条件向兰州万达城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兰州万达城项目一期的开发建设。作为风控，万达地产与信托计划进行业绩对赌。根据信托计划推介材料的业绩对赌安排，地产公司承诺，信托计划存续期间，项目公司及目标项目应达到约定的管理目标，并且，信托公司有权获得约定的投资收益。如未达到投资收益目标，地产公司有义务向信托公司支付对赌补偿款。除了投资于项目公司股权外，不少地产信以投资于有限合伙企业股权的形式为项目融资。据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信托+有限合伙”模式，游离在中基协视线之外的有限合伙企业的直接放款，存在监管套利、抽屉协议、明股实债等风险。比如近期发行的某集合信托计划约定，如合伙企业资产不足以清算优先级信托LP份额投资本金，房企承诺在信托计划到期时平价认购优先级份额，并对投资的固定基准收益进行差额补足。喻智指出，这类产品实际上算是应对监管的一种变通，业绩对赌协议在股权投资里比较常见，并且有一个门槛收益，投资者更加容易接受。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士认为，“这类信托产品实际上是‘假股真债’，纯股权投资类应该是没有对赌协议、差额补足的。”据了解，信托公司对前后两者的风险评级有所不同，“假股真债”是中风险，“纯股权”则是中高或者高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信托产品的推介材料、电子合同均只粗略披露了业绩对赌事项。“对赌补偿款支付，具体协议内容不对外。”某信托公司理财师告诉记者，宣传材料里有对赌协议大概内容和条件。3.实为借贷？与股权投资的对赌义务、差额补偿不同的是，在债权投资类信托产品中，“资产转让+回购”的操作方式更为普遍。比如，某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受让商业地产项目的资产收益权，最终由融资方用于标的项目的装修运营。还款来源是融资人按约定回购资产收益权并向受托人支付回购本金、回购溢价和其他应付款项。另一只房地产权益投资类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为6.1%～6.8%，最新一期产品期限仅6个月，募集规模为6950万元。所募集信托资金则用于受让融资人持有的上海奉贤区土地特定资产收益权。除了上述地产类资产收益权外，不少信托公司涉足供应链金融领域。比如，某信托公司发行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折价受让五顺方保理通过与迪马股份下属项目公司之供应商开展保理业务而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基础资产到期时，由项目公司或共同债务人（迪马股份）到期支付账款至信托专户实现信托计划退出。事实上，此类投资信托增多的根本原因仍是融资类额度受限。资深信托研究员曾靳此前撰文指出，“资产收益权转让回购的交易结构，在不使用贷款额度的情况下，通过资产收益权收购向融资人融资，嗣后以融资人支付资产收益权回购价款的方式收回融资本息，达到与直接向融资人贷款同样的商业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司法判例中，将“资产收益权转让与回购”认定为借贷实质。2019年1月24日发布的一份裁判文书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中认为，《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在实质上并非《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买入返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通过出卖而后回购的方式以价金名义融通金钱。有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通过对赌协议、回购安排以及业绩承诺等形式，做“假股真债”、名为资产转让回购实为借贷的业务，存在监管叫停的合规风险。东部地区某信托公司人士还提醒应该注意底层资产本身的风险。他认为，应收账款最大问题是真实性；不良资产则在于透明性或者处置折价，暗箱操作和灰色地带比较多。上述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说，“大多数信托公司是通过和外部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取得权益类资产。这种形式下，主动管理权限在信托公司之外，项目风险和合作成效不好把握。”*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一系列前期政策保驾护航之下，新的车险综合改革正式实施。从路径来看，9月3日和4日，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分别发布了《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由于在前端价格放开的情况下，车险综合改革需要有比较严格精算制度作为保障，所以，中国银保监会又在近日发布《示范型商车险精算规定》。9月10日，中国银保监会进一步发布《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公告》，明确了2020年9月19日零时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新、老交强险保单均按照新的责任限额执行。对于消费者而言，此次车险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保险责任增加了，但是保费却将面临下降。有预测称，在费率调整后，行业整体保费规模可能下降，商业车险基准纯保费水平下降了40%，签单保费下降14%，各保险公司继续打折还要下降15%至30%，预计将为个人和社会减少800亿至1000亿元的保费支出。1.与时间赛跑9月11日下午，中国银保监会召开车险综合改革启动（电视电话）会议。同日，中国精算师协会又发布商车险基准纯风险保费表，包括《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产品基准纯风险保费表（2020版）》《特种车商业保险示范产品基准纯风险保费表（2020版）》等系列配套。更加紧张忙碌的是各家财险公司的经营主体。因为，在当下如何应对车险综合改革是各家财险公司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一次完全是与时间赛跑”，在某保险公司从事IT开发工作的小赵近日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他告诉记者，为了配合车险改革，确保在9月19日新的车险系统能如期上线，他和他的技术团队人员从9月1日起开始连续加班，已经加班半个多月了。按照8月26日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保信”）的通知，车险综合改革联调测试环境于9月1日开放至9月17日关闭。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所有经营车险业务的财产保险公司都要完成系统联调测试工作，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时间也非常紧，不少财险公司信息技术部门都面临加班加点赶工的情况。中国银保信于9月19日对车险信息平台进行升级，新的车险系统如期上线，而所有保险公司都将在新系统销售保单。与车险综合改革相关的培训、理赔准备工作也在紧张筹备中。“总公司、省公司、市公司都在为这个做准备，公司除了推出线上的车险综合改革培训，还组织进行线下的相关业务人员抓紧学习，参加车险综改知识考试。每天都要考试，除了门口看门的人员不考，大家都要考，必须人人考试过关。”一位人保财险安徽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同样与时间赛跑的还有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一些公司在车险改革前全力“抢收”“多收”。某些大公司甚至要求分公司“将9月30日作为全年的收口，全力打好收官战”。一位中小财险公司的保险业务人员告诉记者，他最近在抓紧时间联系最近需要续保的客户。“时间太赶了，大家都争在最后的关口赛跑，我不给客户打电话，就很快会有其他公司的人联系客户，把客户抢走了。”2.综合全面改革车险涉及百姓生活、交通安全、汽车支柱产业等多方面。今年前7月，全行业车险保费收入4762.87万元，相比一季度车险受疫情影响车险保费的负增长，保费增速企稳回升。但费用率同比上升，抬头迹象明显。今年一季度综合费用率37.53%，7月份达39.45%，同比环比增长明显。当前车险市场高定价、高手续费、经营粗放、竞争失序、数据失真问题比较突出。此次车险改革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主要目标，商业车险从审批制调整为备案制。通过引导保险公司加大服务投入，力图扭转车险高手续费投入的模式，将更多资源投入客户服务领域、理赔领域，将费用竞争转向服务竞争。回顾车险改革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2001年，由监管部门统版条款费率。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底~2007年，由保险公司自主定价经监管部门审批后执行。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2015年，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A、B、C示范条款与费率，供各个公司使用。这个阶段出现了“无责不赔”“高保低赔”等争议问题，受到社会诟病。第四个阶段是2015年到2018年的商业车险改革，赋予保险公司更多的定价权。但多次改革，车险领域的问题与乱象仍然存在，单项改革围绕局部难以奏效，只有综合改革才能疗愈车险沉疴。与以往车险改革不同的是，此项改革既涉及交强险改革，也涉及商车险改革；既涉及条款改革，也涉及费率改革；既涉及产品改革，也涉及服务改革；既涉及车险市场改革，也涉及车险监管改革，是一项全面综合立体的工程。对于消费者而言，此次车险改革最大的亮点是保险责任增加了，但是保费却将面临下降。不光是商业险增加了保险责任变化，交强险部分责任也增大了，优惠力度明显。如改革后，交强险有责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提高到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0.2万元不变；无责任赔偿限额按照相同比例进行调整，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18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100元不变。而商业险部分则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变化，一是NCD系数（无赔款优待系数）计算规则的变化，二是险种责任的部分，原来部分附加险是单独购买的，而此次则放入到车损险责任里面了。此次车险改革示范产品的车损险条款在现有保险责任基础上，增加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涉水、不计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等保险责任，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完善的车险保障服务。支持行业开发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等附加险产品。同时删减了实践中容易引发理赔争议的免责条款，合理删减事故责任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免赔率等免赔约定。有监管人士认为，此举将有利于正确认识车险的目标和意义，正确履行车险的社会功能和作用。长期以来车险条款表达不够简洁、清楚，特别是免责事项，引起了大量的争议问题。“一些公司受内部管理水平的影响，对承保理赔过程中出现的欺诈风险、道德风险认识不足，希望通过设置免责条款替代风险防控工作。这些公司应该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增强风险识别、风险管理、风险防渗透能力，而不是应保不保、应赔不赔。这些问题不解决，只能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维持低水平的服务供给，限制自身的发展，公司也没有自身能力建设动力和压力，这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该监管人士表示。除车损险的变化之外，商业三者险的保额由原来的5万至500万元的范围调整至10万至1000万元的范围，保险金额进一步提升。在附加费率方面，商业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35％下调为25%，预期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同时监管部门还表示，适时支持财险公司报批报备附加费用率上限低于25%的网销、电销等渠道的商车险产品。据了解，此次车险的保费计算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即商业险保费=基准保费×费率调整系数，其中费率调整系数包括NCD系数（无赔款优待）、交通违法系数、自主定价系数。将“自主渠道系数”和“自主核保系数”整合为“自主定价系数”。第一步将自主定价系数范围确定为［0.65~1.35］，第二步适时完全放开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此外，配套力度较大也是此次改革的特点。此次改革配套了费率回溯、产品纠偏制度、保费不足准备金制度、实名缴费和电子保单制度等配套工具。对于车险中介的严格监管也在加强。此次综合改革将建立健全车险领域保险机构和中介机构同查同处制度，严厉打击虚构中介业务套取手续费、虚开发票、捆绑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保险机构与中介机构完善信息系统对接等建设，规范手续费结算支付，禁止销售人员垫付行为，禁止中介机构违规开展异地车险业务。3.中小险企的挑战某险企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经过粗略测算，同等条件下，新的条款费率使用后，家用车的保费可能会有40%左右降幅，营运车的保费可能会有20%左右的降幅，而相反保险责任增加了，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承保利润可能会降低。2019年，全行业共承保汽车2.8亿辆，保费收入8188亿元，车险在财产保险业务占比63%。有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透露，经过测试，在费率调整后，行业整体保费规模可能下降，商业车险基准纯保费水平下降了40%，签单保费下降14%，各保险公司继续打折还要下降15%至30%，预计将为个人和社会减少800亿至1000亿元的保费支出。多位财险资深人士告诉记者，此次改革对于中小险企可以说将为面临生死大考。一位曾任职某财险公司总裁的人士告诉记者：“行业的一个共识是中小险企压力越来越大。车险综合改革需要形成以风险为基础的车险条款费率机制，促进各险种、各车型、各区域车险价格与风险匹配。但是中小险企长期粗放经营，相关专业人才也缺乏，根据每辆车从人从车的定价能力缺乏，预期赔付怎样心中也没数。预计行业会在前期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降费、扩责，责任扩大意味着赔付面会扩大。赔付率上升，车险业务亏损，车险综合成本率超过100%，则需要通过投资来弥补亏损，但小公司资本金少，赔付率高，管理成本不低，通过投资挽回损失很困难。”目前各大险企都在提升非车险业务占比，优化产品结构。而从车险向非车险转型对于中小险企同样并非易事。“地方系险企在它的法人所在地有一些非车险业务，在它的总部所在地以外的分公司，非车险业务占比很低，这是一个通病。注册地在北京、上海的中小财险公司则更没有优势，在拓展非车业务上还不如地方法人主体有政府和股东的支持，生存则更为艰难。”前述保险公司高管认为。“可能出现行业性亏损，近年来财险行业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疫情期间综合成本率在96.77%左右。如果不理性，短期内就可能发生一放就乱，深度亏损的现象。”

想要在赌博上永远不会输,唯一的选择就是远离赌局。电视剧《局中局》的台词印证了上海钢联（300226.SZ）子公司客户们的处境。年初受疫情影响，钢材价格跌出一个“大坑”，随后在复工复产和流动性宽松、基建政策托底等因素支撑下，又一路上涨。大涨大跌之间，一些商户开始“赌行情”。部分钢贸供应商卖出“远期”钢材，收取远期交易保证金后再去期货盘面做空，最终亏损严重导致资金链断裂，违约跑路。从市场流传的数据来看，涉及企业超过30家，货值约6.8亿元，保证金损失约1亿元。这一事件直接波及从事钢材电子商务的上海钢联及其子公司。其通过收取下游采购商保证金，又向上游供应商付款“预定”货物，从中赚取差价。最终成为了收拾烂摊子的人，预计损失超过5000万元。而就在上海钢联爆出上述损失的前后，其高管们精准减持套现也令市场惊讶。1.上海钢联董监高及时套现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华信信托及其全资子公司分别作为出质人，向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保基金”）质押了一笔股权，质押股权数额合计超过6亿股。在此之前，华信信托官网显示，除一笔慈善信托外，其已近半年未成立新的信托产品。有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华信信托所有业务均已被叫停，其中，资金池业务在今年4月份前后被叫停，目前资金缺口高达40亿元，华信信托方面正在筹集资金。1.4月份或已被叫停展业

近日，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寿险”）在官网发布1687条岗位信息，涉及省分公司部门负责人岗位328个，此外还涉及三四级机构班子成员及机构负责人等管理岗位。《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去年年中加入中国人保寿险担任董事长的肖建友正是此前中国人寿（601628.SH）鼎新工程的负责人。可以预见的是，在其转赴中国人保寿险后，鼎新工程的精华要素也势必随之引进。肖建友到任后，与被称为“中国精算领头人”的中国人保寿险总裁傅安平搭配，并在2019年10月启动了“磐石计划”，目的就是进一步夯实营销队伍的管理基础。未来，中国人保寿险会出现何种新局面，引人遐想。1.构建“大个险”记者注意到，中国人保寿险的专业人才招聘计划，面向全社会招聘省级分公司、子公司负责人4人，三级机构负责人、省级分公司部门负责人99人，四级机构主要负责人225人。此次招聘涵盖安徽分公司、四川分公司、福建分公司、辽宁分公司等二三线城市，也涉及北京分公司、广东分公司等发达地区。招聘条件显示，对机构负责人、大个险部门负责人等管理岗位，需要“大个险”管理经验丰富，熟悉寿险个险队伍建设、业务销售及企划等相关工作。例如，对分公司部门负责人的要求是，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曾任省分公司、三级机构中层干部或四级机构主要负责人，且任职3年以上。此外还需要十年以上寿险工作经历，熟悉寿险个险队伍建设、业务销售及企划等相关工作；“大个险”管理经验丰富。而对于三级机构负责人（含主要负责人及“大个险”分管总），其要求与之相似，也是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大个险”管理经验丰富。职责则为负责本机构团队建设、经营管理、风险管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确保年度工作任务及经营发展计划的全面完成。四级机构负责人则需更年轻，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不过优秀者可适当放宽。中国人保寿险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招聘是基于公司“大个险”战略实施需要。记者了解到，中国人保寿险“大个险”部门包括个人保险部、服务营销业务部、企划部、培训部、综合金融部。这与中国人寿“大个险”部门包括营销发展部、收展发展部、个险企划部、培训部、综合金融、个险运营部颇为相似。事实上，中国人保寿险大举招聘在今年业内颇为罕见。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不少公司均在压缩市场招聘需求。不过，唯因如此，可以看到中国人保寿险转型棋至中局，对个险专业人才需求的渴望。2.磐石计划与中国人寿“鼎新工程”类似，针对营销员队伍，中国人保寿险推出了“磐石计划”这样一个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磐石计划”于2019年10月份正式启动，目的是要进一步夯实其营销队伍的管理基础。据傅安平介绍，“磐石计划”按照一条主线、四大板块、全面科技赋能的逻辑进行模块化组装，通过全国通用的制度、操作手册、指引和工具分为队伍建设、标准化职场、周单元经营、教育培训、绩优体系和全面科技赋能“5+1”板块。中国人保寿险相关负责人表示，“磐石计划”为“大个险”战略赋予新的意义与内涵，是“大个险”战略在实操层面的延续和补充。“打地基是向下深挖，保证根基稳固，短期内不见得成效卓著，但却利在长远，体现‘磐石’之意。”据其介绍，“磐石计划”遵循业务底层逻辑，践行“外勤主导、内勤督导”

半个月来，“三道红线”带来的压力开始传导。所谓“三道红线”，是今年8月2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为研究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形成的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对重点房企来说，该规则无异于“限融令”。《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限融令”消息传出之后，8月最后一周，房地产信托募集规模暴增3.52倍。用益信托网数据统计显示，共有200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比增加18.34%；募集资金222.53亿元，环比增加117.12%。其中，房地产类信托的募集资金规模99.03亿元，相较前一周的21.93亿元，增长3.52倍。贝壳研究院分析认为，未来9月～12月房企将面临土地成本上涨以及偿债压力上升的困局，在房企发债需求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预计全年融资规模将突破万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企偿债高峰临近、融资难度不断增加，有业内人士提醒，房地产信托风险预计进一步增加。1.地产信托一周规模近百亿元8月最后一周，房地产信托产品的成立数量仅为29款，但募集规模却近百亿元，出现爆发式增长。用益信托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当周共有200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比增加18.34%；募集资金222.53亿元，环比增加117.12%。共40家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236款，环比增加10.28%；发行规模400.03亿元，环比增加43.40%。其中，房地产类信托的募集规模99.03亿元，较前一周的21.93亿元，环比增长3.52倍；地产信托占总募集规模的44.5%，再次超近期热门的金融类集合信托产品的募集规模，占比排名第一。事实上，尽管在融资类受限、地产信托受限的多重压力下，8月份房地产信托仍出现了“逆势反转”。根据统计数据，整个8月，地产类集合信托募集资金744.81亿元，占比42.52%；金融类集合信托募集资金705.67亿元，占比40.28%。值得注意的是，8月房地产信托募集规模反超金融类信托，募集规模占比重回“榜首”。记者对比相关统计数据发现，在今年6月份前，房地产信托和基础产业类信托募集发行量居首，6月份以来，市场上“大热”的金融类信托则站上了首位。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最新数据也显示，2020年一季度末，投向房地产领域的信托资金总额为2.58万亿元，较2019年一季度末下降2271.67亿元。但从总的占比来看，2020年一季度末，房地产信托占比仍有14.57％，与基础产业（占比16.27％）的数值接近。用益信托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喻智分析指出，集合信托募集规模暴增，偶然性的成分比较大。房地产类信托产品出现爆发式增长，或与主要房地产企业被约谈以及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预期出台的消息有关。8月2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研究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并且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会议明确了收紧房企融资的“三道红线”：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2.净负债率大于100%；3.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线”的触线情况不同，所有房企又被分为“红、橙、黄、绿”四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分别为不得增加及不得超过5%、10%、15%。据媒体报道，2021年1月1日起，监管层将在房地产行业全面推行这一规则。2.房企全年融资或破万亿种种迹象显示，8月全国房企境内外融资出现全面井喷。在房企融资收紧的市场消息之下，特别是8月下半月，房企密集发布大额融资。本报记者注意到，就在8月20日下午，荣盛控股预发行上限1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新城控股10.14亿元ABS项目状态更新为“已反馈”，杭州滨江房地产集团发行6亿元债券……仅8月最后一周，多家房企通过公司债、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方式获取资金。其中，碧桂园30亿元ABS获上交所受理，华远地产拟发行64亿元公司债，华侨城拟发行20亿元中期票据，中南建设完成发行18亿元中期票据、票面利率7.2%。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8月全国房企境内债券单月发行超过659亿元，同比上涨5.1%。房企美元债发行数量也处于高位，单月累计发行美元债65.6亿美元，相比2019年8月的23.8亿美元上涨了176%。此外，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1~8月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8861亿元，融资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保持一致，占比去年全年74.7%。市场融资成本，公开市场的票面利率集中约为4%～5%，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8%。非标融资成本方面，集合信托的收益率已连续8个月下行。根据用益信托研究院统计数据，8月集合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7.02%，环比下滑0.43个百分点。相比年初7.88%的平均收益率，下滑10.91个百分点。2020年1～7月，房地产投向集合信托产品平均收益率7.95%，同比下降了0.35个百分点。一位从事地产信托业务的人士分析认为，今年以来，房企通过加速销售推盘去化、回笼资金的同时，依然增加一切融资手段，尽可能大额度的融资。“主要可能是两方面原因，一是融资成本降低，二是最近融资政策进一步收紧的风声，可能会使得房企抓紧最后窗口储备资金。”事实上，近几个月来，房地产融资环节的监管正不断升级。5月8日，银保监会出台资金信托新规，限制融资类规模和集中度等，对房地产信托融资形成一轮重大冲击。6月24日，银保监会发文强调“严控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7月24日，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召开，首次提出“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7月28日，央行要求摸底消费贷流入楼市的情况，7月29日，财政部要求新增专项债不得用于土储项目、不安排房地产相关项目。从房地产调控来看，7月15日，深圳“新八条”是2020年房地产调控最具标志性的事件。2020年8月单月，全国房地产调控累计次数32次。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8月，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达368次，与2019年同期的367次持平。在政策再收紧的预期下，房企融资压力有所增加。从房企近期偿债方面来看，据贝壳找房数据，2020年9月～12月到期债务规模约3603亿元，较2019年同期的2149亿元规模大幅增加68%，房企偿债压力骤升，其中11月到期债务规模最大，超千亿达1071亿元。贝壳研究院分析认为，未来9~12月房企将面临土地成本上涨以及偿债压力上升的困局，在房企发债需求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预计全年融资规模将突破万亿。3.近半数违约信托产品“涉房”随着房企偿债高峰临近、融资难度不断增加，有业内人士提醒，房地产信托风险进一步增加。根据用益信托数据统计，今年1月～6月房地产信托违约金额数约为394.46亿元，占其统计上半年信托项目违约金额的41.98％。比如，房企泰禾集团在其《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表示，截至7月7日，泰禾集团已到期尚未还款金额270.65亿元，年内到期债务将达555.11亿元，涉及近20家信托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以来，中小房企破产的消息屡屡传出。截至今年6月，房地产企业破产数量已经达208家，超过2018年上半年的177家，与2019年同期相比持平。进入2020年，平均每天都有1家房企被清算。中诚信托战略研究部研究员韩鸣飞表示，经济增速下行、行业融资收紧、疫情形势不定、偿债高峰来临等众多不利因素都在考验着房企的资金流管控能力。严峻的行业形势下，信托公司应从多个方面入手，控制房地产业务风险。韩鸣飞指出，一是更加严格地选择交易对手。二是更加关注项目第一还款来源，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房企集团提供的抵质押担保和保证担保。三是加强项目的过程管理，比如严格把控开发进度和开发成本，确保项目资金的合理使用，确保项目顺利实现销售回款。四是可采用基金化方式降低风险。信托公司可积极探索通过房地产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架构开展业务。值得注意的是，为迎合监管导向，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在积极通过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等形式开展房地产业务。比如，中航信托、光大信托、民生信托等通过有限合伙形式进行房地产股权投资，光大信托对房地产项目的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资或资产证券化融资，陆家嘴信托为房企提供融资用于项目股权并购等。本报此前曾关注到，在监管强制信托公司压缩融资信托规模之后，信托公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数量增长明显，并且半数有限合伙企业涉及房地产业务。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信托+有限合伙模式”存在不同资管产品之间监管套利、明股实债、抽屉协议等多方面风险。早在2019年底，监管层人士曾提到，“部分信托公司还借助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等逃避监管，为穿透监管、风险防控带来了较大难度。”*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2020年7月31日，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03678.HK，以下简称“弘业期货”）天津营业部，“萝卜章”案涉案员工马华林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同一天，筹划了两年多的弘业期货突然宣布撤回A股IPO申请。而在去年4月，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十三届中国期货分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上表示，将推动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A股上市。当时媒体报道显示，弘业期货早于2017年已经开始申请在A股IPO。就上述异常，业内人士此前分析认为，弘业期货回A“搁浅”或与其业绩大幅下滑有关。不过，弘业期货于8月27日最新出炉了一份靓丽的期中考“成绩单”：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39亿元，同比增长81%；利润总额5710万元，同比增长34%；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59万元，同比增长29%。1.“萝卜章”旧案7月31日晚间，弘业期货发布公告称，经当天举行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撤回建议A股发行申请材料。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确认，就在7月31日当天，涉及弘业期货“萝卜章”案件的天津营业部前负责人马华林，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目前案件还在继续侦办当中。事实上，弘业期货“萝卜章”事件案发于2016年。据本报此前报道，2016年5月，投资者田强、王树义、都业飞、天津汇融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融保理”）等在天津营业部与负责人马华林签署了《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后因未能如期付息而引发一系列客户纠纷和诉讼。弘业期货庭审时出示的鉴定报告显示，马华林给国瑞投资出示的授权书及双方签订的合同，其公章均与弘业期货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印文不一致。（详见本报2018年8月11日《弘业期货“萝卜章”调查：公司治理难防个人问题？》和2018年8月25日的报道《弘业期货“萝卜章”案悬疑：监管部门曾警示》）2016年7月21日，弘业期货向公安机关报案。次日，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对该员工伪造公章案立案侦查。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马华林持有加盖了“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公章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并以“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书”进行融资。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份民事裁定书（案号：（2019）苏01民终9197号）记载，弘业期货公司报案反映马华林涉嫌合同诈骗，2019年4月22日，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作出秦公（建）立字[2019]167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马华林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随着庭审和侦查的深入，“萝卜章”案的更多内情正在浮出水面。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马华林持有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书是虚假的，用虚假的股权证书进行融资，还与客户签订了资管合同。目前马华林因涉嫌实施合同诈骗而被批捕。”根据弘业期货招股书披露，弘业期货存在12起重大诉讼，其中8起与2016年7月原职工马华林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有关，这8起案件中，尚未了结的争议标的金额共计人民币883.17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马华林相关的客户纠纷事件，发审委曾在对弘业期货作出的反馈意见中，要求弘业期货说明其内控制度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事实上，内控管理方面，2018年10月22日和25日，由于弘业期货在客户保证金穿仓时手工垫资，并在资金管理上存在三项问题，江苏证监局两度对其进行警告处罚。此外，本报记者还注意到，除了上述“萝卜章”案外，弘业期货还曾涉及多起诉讼纠纷，包括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交易并造成损失的代客理财纠纷、涉嫌用理财产品开展期货交易的期货交易纠纷等。2019年6月25日，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发布两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人为弘业期货，被执行人需给付申请人400万元及150万元，履行情况为“全部未履行”。就撤回A股IPO申请基于什么考虑、“萝卜章”案进展与撤回IPO申请是否有关以及何种条件下会重启IPO等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向弘业期货相关负责人致电并发送采访提纲。截至发稿之时，暂未获回复。2.H股长期破发弘业期货8月28日交出了一份较为“靓丽”的期中考成绩单：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1%；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9%。全行业来看，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全国149家期货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2.19%。但靓丽业绩背后却有隐忧：今年以来，各大商品交易所加大了对会员单位的手续费返还力度，由去年的30%～40%增至60%左右。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期货公司‘增产不增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从业务板块来看，期货经纪及资产管理业务的净利润为4520.63万元，较2019年同期的2623.57万元大幅增长72%；但大宗商品交易及风险管理业务的净利润则亏损了162万元。从营收利润的贡献而言，2020年上半年，弘业期货手续费收入为8448万元，同比增长15.9%；利息净收入为4176万元，同比减少11%；金融资产投资业务实现处置与分红收益2529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19%。可见，利润增长贡献点主要在于金融资产投资业务上。实际上，在这份期中考成绩单之前，弘业期货的业绩已经连续两年下滑，利润增长乏力。根据弘业期货招股说明书，其2014年～2018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91亿元、3.13亿元、3.27亿元、5.23亿元、6.1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50亿元、0.62亿元、0.69亿元、0.92亿元与0.81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在营收逐年增长的情况下，其净利润由2017年的峰值0.92亿元开始下滑，2018年净利润较2017年下跌12.8%。2019年年报显示，弘业期货营业收入6.45亿元，同比微增5%；净利润2127万元，同比减少74%。弘业期货在公告中称，净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商誉减值的影响，手续费及利息收入下降所致。手续费及利息收入方面，2019年弘业期货代理期货业务产生的手续费及利息收入为人民币2.17亿元，同比下降20.8%；2018年，弘业期货该项收入还有2.74亿元，同比下降7%。而关于商誉减值，主要是7年前弘业期货并购华证期货一事。这笔收购在当时并不被看好。一方面是华证期货本身经营状况并不理想，2010年和2011年的净利润仅为208.32万元和20.5万元。另一方面，彼时的华证期货正处于“因涉嫌挪用保证金等行为”被监管部门调查的漩涡之中。此外，据媒体报道，华证期货大股东江苏华证实业有限公司法人、华证期货董事长闵明于2012年底，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宜兴警方刑拘。最终这项收购形成了商誉5316.73万元。收购当年，弘业期货对华证期货相关资产计提商誉980万元。自2014年之后，未再对这块资产计提，直到2019年年报一次性计提剩余的4332.2万元的商誉资产。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扣除商誉减值因素，弘业期货2019年归属净利润仍下跌19%，较2018年的利润降幅12.8%呈扩大趋势。此外，尽管弘业期货2019年净利润下滑，但整体来看，依旧满足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发行上市的条件，即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3000万元，以及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超过5000万元或者营业收入累计超过3亿元等。另外，《中国经营报》记者还注意到，弘业期货股价在H股长期处于破发状态。其发行价为每股2.43港元，截至2020年9月1日，收盘价仅为每股0.76港元，换手率0.24％。9月2日开盘价为每股0.73港元，近一年内跌幅为32.41%。*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继限制通道、限制融资类之后，备受关注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的“靴子”落地后，信托公司的消费金融业务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据《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有信托公司正在组织消金业务部门及战略发展部门加紧研究。一位受访的信托高管人士认为，“高风险博取高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民间借贷利率下调肯定会影响消费信托业务，如何重新筛选更优质的交易对手、如何强化风控模型降低不良率、如何降低资金成本等，这些都需要开展消金业务的信托公司重新作出调整。某大型信托公司相关人士此前向本报记者透露，在疫情影响下，由于消费金融业务的不良率上升等因素，其所在公司今年的重点业务已不包括消费金融业务，甚至已经压降业务规模。1.消费金融业务综合成本高企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以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若以最新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当前的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尽管民间借贷范畴不包括“贷款业务为主业的金融机构”，但业内人士表示，实际操作中仍会对部分金融机构的消费金融业务造成冲击。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暨非法集资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曾杰认为，银行、信托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应该参照，金融机构更加不能放高利贷。曾杰指出，从监管角度来讲，他们希望把放贷分为机构放贷和民间借贷。在司法实践层面的操作，法院立案庭会把所有金融机构和个体之间的放贷通通归为民间借贷。“高风险博取高利润的时代结束了。”就民间借贷利率的红线如何影响信托消金业务，一位受访的信托高管人士指出，民间借贷利率下调肯定会影响消费信托业务，需要考虑如何重新筛选更优质的交易对手、如何强化风控模型降低不良率、如何降低资金成本等问题。中诚信托战略研究部总经理和晋予认为，民间借贷利率下调对各家信托公司的影响不尽相同，需要看各家信托公司具体成本核算情况，不具有行业普遍的特征。据记者了解，消费金融业务的成本主要是资金成本、风险成本和获客成本，具体而言有信托报酬、助贷费用、系统成本、风险准备金等。一位受访的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从过往的通道模式到真正主动管理，除非打通了ABS等低成本的融资通道，从信托募资成本叠加消金展业中的各项综合成本来看，信托消费金融业务需要选择18%～36%甚至24%～36%区间的客群。“部分信托公司开展的消费金融业务定价会高于新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如果信托公司要适用这一要求，部分消费金融业务会受限，展业空间缩小。”某家开展消金业务的信托公司内部人士表示。2.收益率持续下降近期发行的“紫金信托·捷信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持牌金融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向符合其授信标准的客户发放贷款，贷款产品包括自主支付产品、商品贷和循环信用产品。该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6.4%。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销售的集合信托产品，大部分收益率普遍在7%～8%之间。用益信托研究院8月23日发布的周评报告显示，本周（8月16日至8月22日）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7.11%。根据用益信托研究院统计数据，消费金融类集合信托发行和成立规模、年化收益率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今年前7个月，消费金融类集合信托的发行规模和成立规模分别为1055.67亿元和908.9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5月份起，消费金融类集合信托的规模开始连续三个月下降。以成立口径来看，今年5月至7月的成立规模分别为168.72亿元、141.85亿元和135.31亿元。与此同时，消费金融类信托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一路处于下行通道，从2019年1月的7.93%降至2020年7月的6.36%。用益信托研究员喻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在没有高利率覆盖潜在违约风险成本的前提下，消费金融公司展业会更加谨慎。从信托公司的角度来看，消费金融业务不好做了，除了房贷、车贷等有资产抵押的优质消费金融资产比较稳定，其他消费金融类业务萎缩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对此，前述受访的信托公司内部人士指出，今年消费金融业务受到了疫情的冲击，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风险情况都有所滑坡。而且，消费金融也属于融资类业务，个别信托公司开展的是类通道性质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压缩。根据中信登的信托产品成立公示信息统计，8月份，外贸信托、中海信托、云南信托、紫金信托等公司成立10余只消费金融类集合信托产品，比如外贸信托-汇金62号-普惠金融-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33期）、中海信托-蓝海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二十八期、云南信托-至善109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紫金信托·惠信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此类消费金融信托产品均登记为“融资类”。3.三因素影响消费金融业务某大型信托公司相关人士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在疫情影响下，由于消费金融业务的不良率上升等因素，其所在公司今年的重点业务已不包括消费金融业务，甚至已经压降业务规模。种种迹象显示，在通道受限、融资类受限的严监管背景下，信托公司对消费金融业务的热情开始消退。68家信托公司的年报显示，2019年仅外贸信托、西藏信托等少数几家信托公司提及小微金融、消费金融等关键词。对此，和晋予分析指出，消费金融业务缩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消费金融业务本身的风险在提升，个人消费贷款违约率受疫情影响有所上升。二是消费金融业务属于融资类业务，监管部门对于融资类业务的压降使得消费金融类业务规模下行。并且，资金信托新规之下，个别信托公司的业务规模还面临着集中度的约束和净资产规模的限制。三是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下调，使得部分消费金融信托面临着合规的瑕疵，可能需要整改。“消费金融业务可以作为信托公司尝试涉足和探索的领域。在资金信托新规的背景下，我不认为它是今后信托公司转型创新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博士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消费金融业务是受到非标融资的比例限制，换句话说它是占指标的。”邢成进一步分析称，算一笔账，信托公司在消费金融业务上，核心资源不能控制、产品附加值不高，和资管新规的转型方向不一致，反而要占用大量非标融资额度。因此，消费金融业务不应该是信托公司转型的主攻方向。*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3元保费和600万医疗理赔距离有多远？答案是，隔着两个“修饰词”的距离。8月17日，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保”）因涉违规营销，被罚12万元，其相关负责人也因此累计被罚4万元。《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首月低至3元，即可享受最高600万的医疗保障。”这句话是此前微保百万医疗险营销广告上常见的一句标语。而事实上，百万医疗险是报销型保险，实际赔付多少需要根据投保者医疗花费多少而定，很难赔到百万。保险行业人士表示，微保违规营销与其发展模式有关。微保实质是网上中介平台，保险公司与该平台商定好合作，便可以将产品放在该平台销售，这种销售模式属于新兴的保险网销，即“保险+互联网”，省去第三方销售人员的环节，是保险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第三方销售环节后，投保者在微保浏览保险品种和投保单时，相关条款和填报资料则需要投保者自己把握。行业人士认为，目前该模式存在销售误导、理赔沟通难、投保者保险知识不足等问题，未来容易因此产生纠纷，消费者也有可能为此承担风险。

7月17日，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城投集团”）作为出质人，向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资管”）质押了一笔股权，出质股权数额为10100（记者注：出质股权单位不明，根据工商信息，被质押企业注册资本为10100万元。）这是今年以来，云南城投集团作出的第三笔股权质押。天眼查统计的信息显示，今年5月以来，云南城投集团先后向云南资管质押了近2亿元股权（上述质押10100未计算在内）。此外，《中国经营报》记者还发现，作为地方AMC，云南资管除了股权质押操作之外，还通过受让应收账款债权、委托贷款等多种方式为当地国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地方AMC大多由当地国资控股，与地方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承担为当地国资融资功能并不奇怪。而且，通过资管公司来承接一些城投公司债务，也有助于化解城投平台流动性。不过，值得警惕的是，地方资管在其中除了承担正常融资功能之外，是否还存在“输血”乱象。1.“不良”资产处置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年5月11日、5月28日、7月17日云南城投集团作为出质人向云南资管质押了三笔股权，出质股权数额分别为8500万元、8670万元、10100。工商信息显示，云南资管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省投”）全资控股子公司，云南省投股东分别为云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为90%）、云南省财政厅（持股比例为10%）。云南城投集团股东则包括云南省投（持股比例为50.59%）、云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为40%）、云南省财政厅（持股比例为5.62%）、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79%，以下简称“云南省建投集团”），其中云南省建投集团股东包括云南省国资（持股比例为90.27%）、云南省财政厅（持股比例为9.73%）。需要注意的是，云南城投集团近期存在大额资金需求。云南城投（600239.SH）2020年8月4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根据公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持有的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等18家子公司股权。公开报道显示，交易达成后，云南城投集团将向上述各标的公司提供借款50.9亿元，用于标的公司偿还应付云南城投及其下属公司95.92亿元的债务。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除了云南城投集团3笔股权质押融资外，云南资管还通过受让应收账款、委托贷款等多种方式为关联企业提供融资。2018年12月11日，云投生态（002200.SZ,目前为*ST云投）公告提到，“公司计划将持有的银川爱必达园艺有限公司4639.7561万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双方友好协商，转让价格为4417.7561万元。”记者注意到，上述公告同时提到，“按工程合同正常履行，在2018年底预计回收2417.7561万元，预计在2019年底收回剩余2222万元。”也就是说，该笔4639.7561万元应收账款债权在并未产生逾期、形成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就被转让给了云南资管。2018年2月一乘股份（834592.OC,目前为*ST一乘）公告提到，“公司拟向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8000万元的融资业务，期限不超过一年，年利率为10%。”2017年9月云天化（600096.SH）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显示，“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根据该公告，上述不超过10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为不超过1年，年利率预计为6.9%，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及置换银行贷款。天眼查信息显示，上述云投生态大股东为云南省投、一乘股份大股东为云南城投集团、云天化大股东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后者为云南省国资委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64.17%。2.筹建热情高涨对于地方国企向当地AMC股权质押融资，某地方AMC内部业务人员向记者透露，“这种从形式上来说就是属于类信贷业务”。记者通过天眼查梳理发现，多家地方AMC（质权人）均与地方国资企业（出质人）之间存在股权质押关系。事实上，地方AMC输血地方国资的现象早已被业内多次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2019年12月发表的评论文章中亦提到，“按照要求，AMC可以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实质性重组，但不得通过收购到期债务的方式变相提供融资。在实际操作中，变相融资问题仍然可能存在。AMC特别是地方AMC和地方融资平台的主要股权持有者可能都是地方政府（财政），以收购方式进行‘输血’的通道客观存在。”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地方城投平台目前可能存在负债过高问题，暂时不具备兑付能力，如果通过AMC来承接原债权人的债权，由地方融资平台承诺年化收益以及后续收益补偿，事实上有助于缓解城投平台流动性压力。不过，陈文同时提到，一些被地方国资高度控盘的AMC可能正在变成一个融资渠道。“其实，部分地方政府这些年一直在不断成立新的融资平台。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借新还旧是偿还债务的重要模式，但一些融资平台已经负债过高，信用等级较差，无法在市场上募资。这时候，持牌的地方资管平台地位就显得颇为重要。”意识到资管平台重要性之后，各地筹建热情高涨。公开报道显示，自2014年7月首批地方AMC获批之后，各地近年又陆续申请第二家乃至第三家地方AMC机构。截至今年7月，已完成工商注册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共57家，其中2014年至2019年获批的数量分别为10家、9家、13家、11家、10家、3家。从股东背景上来看，地方AMC大部分由地方国资，包括地方财政、地方国企、地方金控集团等控制。3.曾拟打造全牌照金融版图云南资管官网信息显示，该公司是2016年12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设立的省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记者注意到，除不良资产处置主业之外，云南资管曾致力于打造全牌照的综合金融服务公司。根据云南资管官网信息，该公司业务板块包括“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资本市场与金融服务”。此外，2017年6月，云南省内官媒曾发表一篇《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业》文章，其中提到，“未来业务拓展方向为大宗商品交易，各领域的产权交易及要素交易两大板块。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牌照、多功能、‘一站式、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记者注意到，云南资管自身也多次融资补充资金。天眼查显示，云南资管成立之初，注册资本10亿元；2019年2月，该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0亿元；今年6月1日，云南产权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云南资管增资扩股项目，此次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元；7月17日，云南资管首次亮相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20年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发行规模5亿元，发行期限三年，发行利率5.5%。云南资管官方网站8月13日发布的文章中提到，2020年8月6日，云南资管获得建设银行信用类授信10亿元。就云南资管作为地方AMC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何种角色，是否存在变相输血地方国资等相关问题，记者多次致电致函云南资管方面，截至发稿并未获正面回应。*END*记者：樊红敏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进与退之间，隐藏了什么秘密？继2019年南华期货和瑞达期货登陆上交所之后，2020年以来已有3家期货公司宣布进入上市辅导期，包括上海中期期货、新湖期货和永安期货。同时，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人在行业会议上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上市”。有意思的是，近日，被业内寄望实现“A+H”的弘业期货宣布暂时撤回发行申请材料。从期货公司IPO开闸到监管层喊话支持，从2019年南华期货“第一股”到弘业期货“回A搁浅”，正处于行业转型关键期的期货公司，面临着较多的矛盾和痛点：风险管理业务、监管资本门槛与期货公司资金实力之间的矛盾；IPO募资需求与创收创利模式之间的矛盾；监管鼓励上市与部分期货公司还没够着发行门槛之间的矛盾……1.风险管理“吞金兽”“期货公司过往以传统经纪业务为主，近两年来朝着衍生品综合金融服务方向发展。这对期货公司品牌和资本实力都有着更高的要求。”针对推动期货公司上市考虑因素，深圳某券商系期货公司总经理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一位江浙地区受访期货人士认为，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创新业务对期货公司的资本金需求。自2012年12月以来，期货公司开始设立风险管理子公司，以开展场外衍生品、基差贸易和做市业务为主。期货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风险管理业务实现收入1780.04亿元，是2013年的55.43倍。不同于传统轻资产属性的经纪业务，快速扩张下的风险管理业务对资本渴求强烈。种种迹象表明，期货公司竞技的新赛道——风险管理业务，正逐渐成为“吞金兽”。以基差贸易为例，其业务模式是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在购入或销售现货的同时，在期货、衍生品市场进行方向相反的操作以对冲风险，从而获取期现结合收益。“风险管理中的期现套利需要大量的现金来匹配，多少货值对应多少现金。”某券商系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高管告诉记者，在现货相关业务上，由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贸易商缺乏流动性，通常需要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先行垫付贷款，并收取相应的保证金和利息。据了解，全程参与其中的期货公司，因为垫付货款而产生大量成本，同时交付货物又带来大量的营收，实际利润却难有明显增长。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期货公司通过融资、上市以及股东增资所获得的资金，大多用于“输血”风险管理业务。早在2015年，率先在港交所上市的两家期货公司就已将部分资金用于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创新业务。比如，鲁证期货所募集资金的35%用于巩固期货经纪业务和发展期货资产管理业务，40%用于风险管理业务——“用作鲁证经贸的额外资本，以扩大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业务”。弘业期货所募集的6亿港元，约25%用于资产管理业务，20%用于风险管理业务。而在A股市场尝到“头啖汤”的南华期货，2.8亿元首发融资仍旧“不解渴”。在登陆上交所不到一年后，便推出定增计划再融资，用于“输血”风险管理业务。根据南华期货8月17日的公告，证监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700万股新股。按照其披露，南华期货此次定增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其中不超过10亿元的金额用于提升风险管理服务能力，包括对风险管理子公司增资等。在此之前，今年7月，瑞达期货公告称，拟将可转债募集的资金对风险管理子公司瑞达新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资3.5亿元。据天眼查显示，其注册资本于8月3日由2.5亿元增至6亿元。今年4月，创元期货出资2.33亿元对旗下全资风险管理子公司苏州创元和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后者注册资本增至3.5亿元。而创元期货对子公司的前一次增资是2019年1月。除了新业务对资金的渴求外，监管层也对期货公司提出资本门槛，包括期货公司最低净资本门槛提高至3000万元，业务规模与资本金挂钩，以及分类评级和创新业务试点对资本金的要求等。不同于券商、信托的百亿俱乐部，截至目前，仅有5家期货公司注册资本超过20亿元。去年7月底，中信证券向中信期货“大手笔”增资20亿元，使其一跃成为注册资本最大的期货公司。2.“极低”毛利率业务尽管期货公司对资本有着强烈的渴求，但是上市一直“路漫漫”。本报记者注意到，南华期货和瑞达期货的上市筹备了四年之久，而弘业期货IPO之路也走了两年多。比如弘业期货，其早在2017年12月26日就预披露了A股招股书。近日，弘业期货发布《关于撤回建议A股发行申请的公告》，称撤回A股发行申请材料，将择机再次申报IPO材料。缘何上市艰难？上述期货公司总经理分析指出，“一是，期货行业是个小众的行业，一般投资者对其了解不多。二是，资本市场对于期货公司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存疑。期货公司收入占比较大的部分来自于交易所的返还。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期货经纪业务利润率一直在下降。”记者注意到，撤回申请的弘业期货，2019年净利润较2018年同比大幅下降了74%。净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商誉减值的影响，手续费及利息收入下降所致。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数据，近年来期货公司的佣金率持续下滑，从2007年的万分之零点七下降至2015年的万分之零点一左右。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149家期货公司营业收入为275.57亿元，同比增长5.28%；净利润60.5亿元，同比下降4.92%。从A股、港股及新三板期货公司年报来看，行业普遍存在利润下滑的情况，包括鲁证期货、南华期货、广州期货等。期货公司扭转了去年业绩下滑的颓势，今年上半年整体净利润逆势增长22.18%。但靓丽业绩背后却有隐忧：今年以来，各大商品交易所加大了对会员单位的手续费返还力度，由去年的30%-40%增至60%左右。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期货公司‘增产不增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事实上，遭受创利能力质疑的，除了传统经纪业务外，还包括期货公司正在频频接受“输血”的风险管理业务。上交所在针对南华期货定增事项的问询函中，直接提问：“在风险管理业务毛利率极低的情况下，其规模大幅扩张的原因和合理性。”根据南华期货年报，风险管理业务部分，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90.84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95.25%，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毛利率仅为0.92%。与此同时，其风险管理子公司南华资本的营业成本达90亿元。以一笔388吨的棉花基差贸易业务为例，南华期货通过现货端的采购销售和期货端的卖出平仓操作，获得其他业务收入533.32万元，但产生了519.99万元的其他业务成本。可见，尽管收入很高，但产生的成本亦很高，给公司带来的实际盈利仅38830.91元。对此，南华期货回应解释，“同业公司均在大力发展风险管理业务，且毛利率均较低，这与基差贸易的经营模式有较强的关系。”同时，风险管理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与产业客户建立业务联系，整合资源，提高经纪业务规模。上述期货公司总经理也分析，大宗商品贸易型业务，在贸易环节毛利率是比较低的。但是，风险管理子公司还可通过参与商品贸易，在产业链中开拓金融服务，包括供应链金融、大宗商品的价格风险管理等。3.5家期货未达门槛事实上，对于期货A股上市，监管层近两年来多次明确表示鼓励。证监会副主席在2019年第十三届期货分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上明确表态，要加大政策力度，大力推进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A股上市，提升机构整体实力，培养行业中坚力量。“支持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通过交易所上市、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引入优质股东等方式充实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近期的一次期货业会议上，深圳证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述券商系期货公司总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券商系期货公司，大部分本身就已是上市公司的一部分。目前分拆上市的政策还不太明朗。如果政策上有可操作性，我们可能会启动这个工作。”上述江浙地区期货公司人士认为，很多期货公司由券商控股。通常证券与期货业务涉及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情况，因此，期货公司A股IPO进展缓慢还与股东结构难以符合独立性要求有关。深圳辖区的14家期货公司，股东已上市或自身在新三板挂牌的占半数。中信期货、招商期货、平安期货等三家为券商系期货，控股股东分别为中信证券（600030.SH）、招商证券（600999.SH）和平安证券（0231.HK）；海航期货（834104.OC）和混沌天成期货（871102.OC）为新三板挂牌公司；五矿经易期货和中航期货则系上市公司五矿资本（600390.SH）和中航资本（600705.SH）旗下期货子公司。就上市门槛来看，A股发行上市主体需具备“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净利润累计大于3000万元”“发行前股本大于等于3000万元”等财务硬指标。14家深圳期货公司里，海航期货、先锋期货、混沌天成期货、神华期货、前海期货这5家公司，均在3个会计年度内出现过净利润为负的情况。此外，金瑞期货曾于2017年12月预披露IPO招股说明书，但最终因与实际控制人江铜部分业务涉及同业竞争，于去年5月终止申请。整体而言，2020年以来，上海中期期货、新湖期货和永安期货先后宣布启动上市辅导。截至目前，行业内已有弘业期货和鲁证期货两家港股上市公司，南华期货和瑞达期货两家A股上市公司，以及15家新三板挂牌公司。*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仅在中山一地一年多就涉案140余起，外贸信托为啥这么“爱打官司”？

今年最火热的商业健康险莫过于惠民保。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至少有10个省20个城市上市“惠民保”类商业保险，其中既有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也不乏四川、贵州等西南部地区。据了解，这些“惠民保”类产品由地方政府牵头，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其保障责任接近，多紧密衔接社保，而且有低保费高保障的特点。目前市场参与者，既有平安、人保、国寿等老牌大型保险公司，也有新型险企、网络互助机构，大有风靡全国之势。1.“保”险之战7月底，福州推出“榕城保”，该产品由平安养老险福建分公司承办，平安医保科技提供技术支持。投保要求宽松，没有年龄、职业、健康告知要求，适用于已参加福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投保。保障内容涵盖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25种特定药品费用，保障期限一年69元。几乎在同一时期，也是在福州，由人保财险福州市分公司和众安在线联合承保的“福惠保”推出，福惠保保障责任与榕城保类似，也是覆盖基本医疗和肿瘤特药两大保险责任，价格为68元一份。随后的8月10日，人保财险联合支付宝发布了普惠商业型补充健康保险“温州·惠医保”。8月12日，人保财险盐城市分公司推出“盐城市民保”，定于本月14日发售。8月13日，由嘉兴民政局指导，太保财险嘉兴中支承保的“嘉惠保”发布。同一个地方出现两款惠民保的情况也在宁波出现。这边厢，由平安财险承保的宁波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甬惠保”尚在开放投保期内；那边厢，8月9日，由太保寿险、平安养老保险、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宁波市分公司联合推出的“宁波市民保”又上线了。据悉，宁波“甬惠保”价格为59元一份，上线3周参保人数突破40万。“宁波市民保”形态类似，但将报销范围扩展至社保外的自付费用，另外还提供15种指定药品保障。而从价格上，“宁波市民保”稍做了区分，分为两个年龄段，49岁及以下每人每年保费59元，50岁及以上每人每年保费139元，两年龄段均享受同等的保障。从参与的保险公司来看，中国平安(601318.SH)旗下的公司参与比较多，平安健康、平安财险、平安养老、平安医保科技均在多地参与。以平安养老为例，平安养老分别在深圳、佛山、海南、成都、福州、遵义等地区承保了普惠型的医疗保险。如在佛山，平安养老推出“平安佛医保”；在深圳，平安养老承保了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在遵义，平安养老承保了“遵惠保”。在福州，平安养老承保了“榕城保”。2015年开始运行的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项目，是今天风靡全国的“惠民保”的雏形。该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由中标商业保险公司承办运营，商业保险公司自负盈亏、保本微利、利润率控制在5%以内。由于有政府背书，并且开放个人账户扣款，“惠民保”大大提升了投保率。2019年底，该项目参保人数达750万人，覆盖深圳市超50%人口。人保财险也是在惠民保上出镜率比较高的公司。但从整体来看，目前参与惠民保的险企在过去也多曾参与社保经办项目，与政府部门有良好的关系。一些新兴险企、网络互助也参与到惠民保中。8月6日，国富人寿与轻松集团推出“惠桂保”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该产品将11种广西高发特定疾病纳入保障范围，并引入了“轻松筹”筹款模式。东吴人寿也在苏州推出“苏惠保”。国富人寿总部即在广西，而苏州也是东吴人寿总部所在地。此外，总部在贵州的华贵人寿也推出“贵保宝”分一杯羹。不过，竞争是激烈的，不是所有的当地公司，政府都愿意替之站台或半站台，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有“山寨”惠民保。如在7月17日，长沙医疗保障局公告澄清：近日有群众到该局咨询，某养老湖南分公司推出的“星惠保”是否为长沙医疗保障局指导的“长沙市民专属的普惠补充医保”，长沙医疗保障局未对该产品进行任何业务指导。2.盈利性与持续性待考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泰斗级精算专家认为：“惠民保业务目前是在争夺、寻求市场缝隙阶段。这个市场一直存在，符合大众需要，但在之前没有受到保险公司的重视。有这个市场空间，就可以去占有，也可以为保险公司后面开展其他业务提供一些机遇。不过，保险公司经营惠民保的过程中，需要做好风险控制、服务以及客户资料收集工作。你（险企）拿到的费用能否承担服务？或者你（险企）的渠道能否帮助控制风险？”“这类业务是短期健康险，不是长期险种，预计后面肯定有公司做不下去，可能会出现退出或一哄而上而后一地鸡毛的情况。当然，也会有公司能够持续性做下去，取决于险企的成本控制与服务能力。”该专家提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室副主任朱俊生认为，惠民保最大的意义是把政府与市场合作起来，在公共治理领域运用市场化机制。过去行政垄断性的医保管理体制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对接的一大障碍，惠民保很大的一个价值是市场机制参与医疗保障体系，能够更加多元化和有弹性。“在实践中，由于政府与保险公司地位不对等，保险公司业务压力比较大，竞争也比较激烈，都希望拿到这个业务，所以最后可能在价格上也往下走。期待政府尊重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规律，把医保的数据、医院的数据分享出来，让保险公司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做精算定价，而不是随便拍脑袋定价。”朱俊生说。3.面向何种群体？如此火爆的惠民保，究竟更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参保？有业内人士认为，惠民保更像是为两种用户量身定做：第一类是没有接触过保险的客户，或者暂时不愿意买保险的用户，通过这种政府主导且低价的产品，解决其一部分医疗费缺口问题，也帮助他们开始保险之门。第二种是平常没有投保渠道的人，如老人、平常商业健康保险不保的非健康体、次标准体、拒保体，惠民保均有所覆盖。但也有专家认为，从控制风险的角度，保险公司应尽可能吸引一些年轻人、健康人进来，不能只是老年人加入这个保险，要吸引年轻人、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加入，年轻人与老年人、健康人与次标准体都在一个池子，这样能平摊一部分风险。某资深保险从业人士透露，“现在很多保险公司蜂拥惠民保业务，都是因为看到深圳地区没有亏损。但实际上，深圳的人口结构与其他城市不一样，深圳年轻人比较多，很多人年轻时候在深圳赚钱，年龄大了回老家。”新一站保险网总经理国婷丽则坦言，惠民保没有年龄限制，没有职业限制，甚至生病就可以投保，这样的产品对于改善行业形象、用户教育是有一定帮助的。很多时候客户是因为没有机会去感受保险，当客户有机会去感受保险的功用时，就会对它产生新的认知。“至于会不会亏损，这个话题会一直有讨论。对于市民来说，惠民保是一个能有一定帮助的，让不确定的医疗风险，转化成一个很低价格的年交保费的产品。至于会不会亏损，这个是保险公司操心的事情。打个比方，拼多多上有很多便宜的东西，客户购买时不用去担心商家是赚钱还是赔钱。”国婷丽称。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惠民保投保率高，可以帮助保险公司与客户有交流的机会。就像很多代理人卖百万医疗的产品不是为了赚佣金，就是为了一个好的产品可以帮助获客。不过目前如何转化仍然没有找到很好的模式，毕竟其他的产品未必有这么刚需。”*END*记者：宋文娟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仅在中山一地一年多就涉案140余起，外贸信托为啥这么“爱打官司”？华联控股“局中人”：浙江富豪钭正刚股权大挪移成武城投是如何融到3亿元的？融资成本最高15%，一年突击注册近百家“金交所”，连文交所都上手，非标融资市场何以至此？你炒的可能是个“假股票”？起底非法配资生意金融股权投资狂欢：信托公司一笔赚30亿元信托业清理非金融子公司起底直播卖保险：32万个短视频背后藏诱导套路珠峰保险人事变局

2020年以来，市场上不时地传出汝州市融资平台资金紧张的消息。汝州市，系河南省县级市。其早在2018年就曾发生债务风险，涉及6家融资租赁公司和一家银行。2019年5月，汝州市曾召开融资租赁风险化解会议，强调守住底线不出现负面舆情。近日，上市公司东方能源（000958.SZ）的一纸公告给了汝州地区政信信托违约实锤。《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还发现，其在金交所备案发行的定融计划也出现展期。在这背后，是汝州市投融资平台正在面临着经营造血能力下降、流动性加快枯竭、再融资更加困难的困境。1.3.8亿信托违约近日东方能源发布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显示，百瑞信托累计涉案金额12.8亿元，其中最高的是“百瑞富诚34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百瑞富诚340号’）”，涉案本金达3.8亿元。根据东方能源公告，上述信托项目的融资方为汝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州建投”），并由汝州市鑫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州鑫源”）作为共同连带还款人。天眼查信息显示，汝州鑫源成立于2009年6月5日，实缴资本10亿元。此外，汝州鑫源持有汝州建投48.08%的股权，其余51.92%股权由河南省豫资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豫资”）持有。但相关信托产品尽调报告显示，河南豫资并不参与汝州建投的日常经营管理。汝州建投和汝州鑫源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汝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汝州建投常务副总经理2016年撰写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路径研究——以汝州建投公司为例》论文，以百瑞信托项目举例分析称，公司信托融资的模式之一为发行应收账款回购信托。他认为，“虽成本较高（年化利率在10%左右），但手续简便，只要土地等抵押物到位，2个月左右即可用款。”百瑞信托官网公告显示，“百瑞富诚340号”于2017年9月8日正式成立。该信托计划募集资金6亿元，其中1年期规模2亿元，1.5年期规模800万元，2年期规模3.92亿元。从所披露的涉案本金来看，逾期部分应该是2年期的信托份额。从时间来看，该部分信托份额的到期时间应为2019年9月，项目逾期已经将近1年时间。东方能源表示，百瑞信托于2020年7月29日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支付贷款本金3.806844亿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目前法院已经受理，尚未开庭。事实上，汝州建投的违约或早有预兆。河南汝州区域的债务问题最早发生于2018年。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一份《汝州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务风险情况的汇报》中指出，2018年以来，融资形势严峻，汝州交投共计发生逾期约八千多万元。其中涉及6家融资租赁公司和1家银行，逾期金额从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记者注意到，汝州交通曾于2019年6月13日被列为失信执行人。根据裁判文书网和天眼查信息，自2018年以来，汝州鑫源陷入多起企业借贷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等，原告、申请执行人包括融资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和建筑工程公司等。今年7月初，有投资者反映称，其购买的某信托公司产品本应于6月20日分配收益，彼时已超过10个工作日，却仍未收到利息。数天后，投资者向记者反馈，该产品半年期收益已经到账。“这个项目已经都兑付了。”汝州建投一位工作人员8月12日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对于百瑞信托相关项目违约的原因、债务偿付能力及进展等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情况，需请示领导后答复。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2.流动性正在枯竭种种迹象显示，汝州市多家融资平台正在面临着流动性危机。汝州位于河南省中西部，是平顶山市下辖的县级市。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汝州市自2014年起开始投融资体制改革工作，“政府融资平台从原来的一个鑫源公司到现在的11个投融资公司”。本报记者梳理相关债券信息、信托产品以及金交所定向融资项目等获悉，汝州市目前主要的投融资公司包括汝州鑫源、汝州建投、汝州市温泉水生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州温投”）、汝州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州交投”）以及汝州市产业聚集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州产投”）等。前述提到的汝州建投，近年来经营业绩不佳、负债率节节攀升。记者获得的一份某信托计划尽调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8年6月末，汝州建投净利润分别为-105.81万元、9387.64万元、8934.24万元和-1716.32万元。经营造血能力方面，汝州建投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经营性现金流为负，2017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仅为8896.40万元。与此同时，资产负债率则从7.54%攀升至2017年底的51.99%。近期同样信托产品违约的汝州温投，亦存在类似的财务状况。相关年报显示，2017和2018年汝州温投连续两年经营性现金流大幅流出，分别流出2.66亿元和6.52亿元。以汝州温投为例，其债务以流动负债为主，占总负债比重为55%。截至2019年末，汝州温投流动负债共23.85亿元，主要为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11亿元、其他应付款7.4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短期负债14.7亿元。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汝州温投流动性已接近枯竭，其账上货币资金仅剩3733.09万元，较2018年末的3.36亿元缩水九成，短期偿债风险较大。事实上，地方融资平台通过相互担保增加融资规模较为常见。记者注意到，在汝州市，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定向融资计划、资产收益权类项目，大多系由汝州鑫源作为担保方。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汝州鑫源公司合并口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30.02亿元。中证鹏元此前在16汝州债的《2019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中指出，由于对外担保均没有反担保措施，担保对象主要为当地的中小企业，若被担保对象出现一定的财务困难，汝州鑫源面临较大的或有负债风险。根据2019年年报，汝州鑫源存在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大幅下降的风险。其2019年净利润约为1.03亿元，同比减少67.74%。并且，公司总负债193.06亿元。中证鹏元的评级报告还提及，汝州鑫源2019年出现多笔欠息记录，面临较大的短期偿债压力。记者注意到，2019年，汝州鑫源的流动性正在加速枯竭。从合并报表口径来看，汝州鑫源的货币资金为9.30亿元，同比下降13.81%；从母公司口径来看，货币资金不到80万元，2018年末该项数据为3.86亿元。3.或陷再融资困局造血能力欠佳、流动性紧张之下，融资平台的偿债主要依赖于政府补助和外部融资。针对汝州温投信托违约一事，有投资者7月份向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官网市长信箱投诉。随后，汝州市人民政府回复称，目前汝州温投已申请暂时延期，且其正通过开展融资、经营、资产变现等各项业务，积极筹措资金，争取早日归还到期本金。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汝州市投融资平台通过银行、债券、信托、私募基金、地方金交所等渠道加大融资规模。河南省济源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篇考察报告侧面印证了这一情况。考察报告表示，2017年，汝州市要求各个平台公司找一到两个战略合作伙伴，降低融资成本，“将现有利息高、期限短的融资置换成利息低、期限长的融资”。到2017年底，汝州鑫源总资产要达到300亿元以上，汝州建投要达到100亿元以上。然而，伴随着汝州地区陆续出现欠息、延期等情况，其再融资渠道开始逐渐收缩。汝州鑫源年报显示，其2019年末银行授信总额度32.25亿元，较2018年末的授信总额度35.22亿元减少了近3亿元。信托融资方面，记者查阅公开发行的信托产品了解到，近一年内并未发现汝州平台公司在市场上公开发行的信托项目。地方金交所融资渠道方面，主要以定向融资计划为主，多发行于2017年和2018年。2019年初，汝州温投发行了“汝州温投定向债务融资工具1号”，在和龙市国大金融服务中心挂牌，预期年化收益率9%～10.3%，产品期限为1年期和2年期，最低起投金额为20万元。一位第三方财富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这个定融产品6月底也出现了展期。”这位人士表示，近期市场上并未见到汝州地区的项目。其实，汝州温投的再融资能力或已开始走下坡路。根据第三方信息平台企业预警通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汝州温投的银行授信总额为10.79亿元，授信额度均已使用。此外，自2017年以来，筹资性现金流净额分别为6.8亿元、9.38亿元和5.49亿元，2019年较2018年同比减少41.5%。*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仅在中山一地一年多就涉案140余起，外贸信托为啥这么“爱打官司”？

处于转型“深水区”的信托公司正在加快排兵布阵。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官网累计披露73条信托公司高层变动信息。其中，10家信托公司火线“换帅”（含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多数新帅为内部提拨或大股东委派，曾是金融“老兵”或监管人士。另一方面，在转型压力之下，信托公司正在招兵买马，建设标准化信托业务团队，甚至有部分公司开始零费率进行市场竞争。业内人士则提醒道，信托公司自身竞争机制和薪酬制度的调整跟不上，招聘自建的团队未必留得住。1.更喜欢用“自己人”今年以来，共有10家信托公司换帅，分别是北京信托、大业信托、爱建信托、粤财信托、苏州信托、长安信托、华宝信托、北方信托、华润信托和民生信托。其中，民生信托董事长张喜芳的任职暂未在银保监会网站公开披露，但记者从民生信托人士处获悉，其任职资格已获北京银保监局核准。张喜芳将正式扛起泛海集团（0129.HK）信托板块的大旗，他同时是泛海控股的副董事长。而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是，8月7日，深圳银保监局核准了李福利华润信托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公开资料显示，李福利曾担任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五矿股份副总经理、五矿集团副总经理；于2018年8月起加入华润集团担任副总经理、华润金控董事长。据记者了解到，信托公司高管变动有多方面原因，诸如实际控制人系统内部各经营单位的调换、个人原因或原有高管正常退休后的交替等。一位华南地区的信托行业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集团调动更多体现集团、股东的要求，而个人跳槽则更多可能是市场化的考虑。”相较于高薪外聘，信托公司高管更倾向于任用“自己人”。前述10家公司中，有7家新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均为熟面孔，由股东直接委派或公司内部提拨。除了上述提及的张喜芳、李福利外，华宝信托总经理孔祥清和粤财信托董事长莫敏秋都是由集团委派上任的。另外，北京信托总经理何晓峰、苏州信托总裁张清、北方信托董事长韩立新、长安信托总裁刘斌均属于内部提拔。值得注意的是，信托公司“新帅”多是金融系统的“老兵”。记者此前统计68家信托公司年报发现，大多信托高管拥有十余年到二十多年的金融业从业经历，不乏银行、券商、基金的从业经历。比如，爱建信托新任的董事长徐众华从事金融行业40余年，历任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等职务。在职的信托机构董事长和总经理中，至少10位信托高层来自监管机构，实现从监管者到经营者的过渡。比如，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国民信托董事长肖鹰、中诚信托董事长牛成立等。新上任的大业信托总经理战伟宏，则曾担任过原银监会非银部副处长、处长，并先后担任中融信托副总裁、浙金信托总经理。“银行集中了最核心的金融资源，和其他金融业态紧密联系，监管人士则有独特的人脉背景、对信托业及行业监管态度有更专业敏锐的认知和把握。”另一位受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如是认为。也有信托公司人士指出，严监管之下，合规风控也会逐渐成为高管选用和考核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信托公司罚单增多的同时，还呈现出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双罚”的趋势。本报记者根据吉林信托最新的罚单发现，监管部门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由于李魏负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李俊永负合规管理责任，监管对两人作出警告处分。而李魏在7月2日刚获批吉林信托总经理助理的任职资格。2.紧踏监管节奏业内人士认为，信托高管密集变动、招兵买马建团队或与行业转型有关。本报记者统计银保监会官网公告发现，2020年以来，信托高管任职核准信息，包括信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等职位的变动。其中，还包括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白伟群、副总裁王利华的履新。从时间上看，信托公司的“换帅”主要集中于5月份后。自5月8日《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推出以来，信托行业正面临深度转型的关键期，压降融资类业务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前述受访业内人士认为，一把手的战略决策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履新高管对监管趋势的把握和转型思路的调整，有助于信托公司转型发展。这位受访人士进一步表示，“新高管往往会被期待给公司带来发展思路的创新转变，带来更多的外部资源。”记者注意到，去年8月履新平安信托董事长的姚贵平，烧起的第一把“火”便是调整公司战略布局，向不良资产领域进军，以“特殊资产投资、基建投资、融资服务、私募股权投资”作为新的业务方向。自此之后，平安信托就开始为负责布局特殊资产投资的新事业部招兵买马、组建团队。在市场化招聘上，2018年和2019年，信托公司的市场招聘“火力”主要集中于财富管理团队。今年以来，市场上公开招聘信息则更多是标准化信托业务相关的岗位。目前，多家信托公司正在招聘证券信托产品经理、行业研究员、固收团队信评经理、投资经理等岗位。比如，近期中诚信托招聘的“标品信托事业部业务团队负责人”，要求具备五年以上资产管理或固定收益投资研究经历，具有证券公司、银行、基金公司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这背后的原因是，资金信托新规下，部分信托人士提出通过做大标准化资金信托规模，扩大分母，以创造更多非标的额度和空间。南方某信托公司一位研发部总经理告诉记者，目前已有部分信托公司开始零费率进行市场竞争，做大标准化信托产品。他认为，“这一做法与监管的初衷相背离。”受访的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士此前告诉记者，有的信托公司多个团队转型做标准化业务，团队之间存在竞争和指标要求，为了满足考核指标，罔顾金融市场风险，“冲量式”地去发行一些高位接盘的开放式产品或现金管理类产品。近期的数据也侧面体现了金融类信托的“一路狂飙”。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8月3日至8月9日这一周，金融类集合信托募集资金129.59亿元，环比增加10.89%，房地产类、工商企业类、基础产业类信托募集资金规模均呈大幅下降趋势，分别环比减少48.81%、74.93%和81.56%。对于“招兵布阵”标准化业务，一位某国企信托公司中层人士近日向记者分析指出：“通过市场化招聘自建标品业务投研团队，还需要结合信托公司自身竞争机制和薪酬制度的调整，否则团队未必能留住。”*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仅在中山一地一年多就涉案140余起，外贸信托为啥这么“爱打官司”？

“我有业务，你有额度吗？”正在成为信托圈业务见面问候热词。用益信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28日，全国68家信托公司共发行了3858款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规模总计5118.5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4099款6352.6亿元的规模，在融资额度上同比下滑了19.4%。其中，7月全行业共发行241款416.1亿元的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相较于上月的481款794.2亿元的规模，在发行只数上下降了50%，在融资规模上则下降了47.6%；而与去年同期的516款755.56亿元的规模相比，在发行只数上更是同比锐减了53.3%。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7月份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下半年以来的融资类信托额度管控。融资类业务额度究竟有多紧张，信托公司后续展业思路如何？1.非标融资再降20%此前，一篇由民间金融研究机构发表的行业文章中曾提到，摸底一圈下来，发现目前业内仅有12家还能做资金信托业务，且一半以上已经没有额度或者额度紧张（资金信托额度或地产额度），需要占用额度的通道业务通道费大多在1.5%~2%的区间。对于上述说法，西部某信托公司高管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称，实际情况可能比描述的还要严重。南方某信托公司管理层人士亦表示，一半信托公司没有额度的说法，基本属实。据本报记者了解，某地方中小信托公司融资类业务额度仅剩三四十亿。另外一家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则向本报记者透露，其所在的公司融资类业务已经暂停，目前只有项目已经成立但产品融资规模尚未募集完成的产品，还能继续发行，新业务一律无法开展。“很多公司的非标债权比例太高，而且最近很多信托公司出现逾期，多个原因导致监管开始窗口指导，大量信托公司融资类业务暂停，目前仍在正常展业（融资类业务）的信托公司，没有几家。”某信托公司管理层人士表示，监管的要求是，在去年底的非标融资类业务规模之上，今年继续压降20%。根据上报监管的全要素报表数据，各家标准基本一致，要求今年年底前完成压降任务。上述信托公司管理层人士进一步介绍称：“比如，某家公司去年底非标融资类业务规模为1000亿元，（按照20%的压降规模计算）要求到今年年底不得超过800亿元。信托公司要根据这个数字（不得超过800亿）制定压降计划，如截至到今年底还存续的产品规模为600亿元，如果信托公司今年新增规模已经有120亿元，则只剩下80亿元的额度。”公开信息显示，早在今年3月份，市场中便流传称，监管部门已对今年的压降规模有初步计划：2020年全行业压降1万亿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融资类信托业务。6月18日，融资类信托业务被全面叫停的消息更是震惊整个行业。不过，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此予以否认，表示，监管政策不会一刀切停止信托公司开展融资类信托业务，而是逐步压缩违规融资类业务规模，促使其优化业务结构，直至信托公司能够依靠本源业务支撑其经营发展。对于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压降规模初步计划是2020年全行业压降1万亿元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融资类信托业务，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也侧面予以证实：“这是监管部门根据当前规模总量，反复进行测试得出的比较务实的数字。”与此同时，去年下半年启动的地产业务额度管控政策，今年也并无放松迹象。2.倒逼展业模式变通早在今年5月初，有信托公司业务人员向本报记者透露：“地产业务额度金贵，地产类通道费用已经涨到1.5%（注：2019年初，地产业务主流通道费率在2‰~3‰）。而且即便如此，公司也几乎不做该类业务增量了。”记者注意到，受监管压降融资类业务规模、地产业务额度管控政策影响，信托公司传统地产、政信类非标业务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今年5月初，多家公司内部人员表示，公司正在向真实股权方向转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从业务类型划分来看，地产股权投资属于投资类信托，不占用融资类业务额度，所以成为信托公司传统非标业务，尤其是地产业务转型的重点。前述民间金融研究机构发表的行业文章中亦提到，非标股权投资类业务由于不受规模限制，成为部分债权业务的替代品，其高滚动性也让不少信托公司尝到了甜头。而在地产股权投资业务中，地产基金模式也成为近期信托公司热衷的模式。本报记者梳理天眼查专业版监控动态统计（实际工商变更日期较监控动态更新统一有所滞后）数据发现：今年5月，8家信托公司累计投资了8家有限合伙企业，6月份，21家信托公司累计投资有限合伙企业26家。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多位业内人士曾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地产股权投资业务中存在“432”套壳、套壳前融、类股权、明股实债等乱象，以规避监管对地产融资业务及融资类业务规模的限制。行业内人士亦曾提到，在招牌挂项目中，项目公司已缴完土地款或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信托通过基金向项目公司输送前融资金（指“432”开发贷之前的融资）。颇值得一提的是，某行业高管表示：“现在地产非标融资类信托在向真股权转换（表面上），但各地监管尺度不一，只要信托文件中没有回购或担保条款，部分地方银保监局就认可其属于真实股权。但有些地方监管局则更为严苛，其要求股权型地产信托募集的资金不能去交土地出让金。那就等于（对这种股权投资模式）宣判死刑。”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市场上已推出了多只投资单只地产公司债、城投债的信托产品。如，某信托近期发行的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规模5.4亿，业绩比较基准8.6%/年（税后）至9.0%/年（税后），资金用于认购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天眼查显示，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再比如，另外一家信托公司近期发行的某债券投资类集合信托产品，规模2.275亿元，业绩比较基准为“100万（含）以上：7.0%（税后）”，资金用于投资新沂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2020

有“信托消金一哥”之称的外贸信托，近期陷入涉嫌“非法放贷”“套路贷”的旋涡。导火索是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山中院”）的执行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显示，中山中院认为外贸信托没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金融许可手续，驳回其执行申请。《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中检索外贸信托相关借贷纠纷发现，上述案例是其首次被驳回执行。事实上，当前信托消费金融业务本身也正在面临着严监管和大变局。记者调查了解到，有信托公司因不良率上升等因素正悄然缩降规模，有信托公司“吭哧哧”地加码消费场景布局，更有信托公司筹建消费金融公司。有人否定，有人缩降，更有人转换跑道。那么，法院的执行裁决是否暗示信托公司不能面向个人放贷，信托资金是否适合进入消费金融市场，曾作为信托转型突破口之一而被热捧的消费金融业务，又将何去何从？1.仅一地级市涉诉142起诉讼纠纷不断的外贸信托，第一次被法院指称“违规放贷”。2017年，一位邹姓借款人向外贸信托借款但未按时偿还，外贸信托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8年5月12日，广州仲裁委裁决借款人还款，但邹某未履行生效裁决所确定的义务，外贸信托因此向中山中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发现，外贸信托从2018年至今，仅在中山中院就有142件类似的借款纠纷执行案件，且面向不同的借款对象。因此，中山中院要求外贸信托提供“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相关金融许可手续。由于外贸信托无法提供，法院对其未经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金融活动依法不予支持，并裁定驳回外贸信托的执行申请。无独有偶。另一个案例中，外贸信托的行为则被指涉嫌“套路贷”、诈骗。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2071民初7288号显示，被告罗剑锋、外贸信托因借款人55万元未按时归还，低价处置了其110万元的房屋，被法院审查认为，涉嫌以“套路贷”的方式诈骗，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和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外贸信托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公安机关审查后未予立案”。记者了解到，上述两案中的个人信托贷款属于“助贷模式”，外贸信托直接对接C端个人客户。第三方机构泛华金融（CNF.NYSE）公司向外贸信托推荐合格借款人，外贸信托通过设立集合信托计划，直接与个人签订贷款合同并发放贷款。类似邹某这样的不良贷款，本报记者从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外贸信托早已收回了信托贷款”。而据本报此前报道，泛华金融的房抵贷业务模式，是通过向信托公司转介借款人需求，连接信托公司作为资金方和放贷通道，并提供支付监控、债务催收等贷后服务。也就是说，泛华金融为外贸信托放贷作了变相“兜底”，并且主要承担了后续的催收和债权处置。“助贷机构可能为了自身利益套路客户，或者帮助资质差的客户进行包装下款，来赚取高额服务费，在催收、债权处置过程中的做法也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最终留给信托公司的，可能是大量投诉和诉讼纠纷。”某信托公司一位研发部人士如是表示。对于上述业务模式可能存在的风险，接近监管部门的一位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监管部门之前已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外贸信托的业务模式一直在规范、改进。”“执行裁定可能意味着当地法院并不认可信托公司向个人放贷的资质，也体现了法院对于金融市场一些创新业务的不了解。”一位信托公司资深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这两个案例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对此，外贸信托在公开声明回应称：“我司于1987年经原中国银监会批准获得金融许可证，获准包括‘贷款’等在内的经营权限。多年来，我司开展包括个人贷款业务在内的各类贷款业务，均是在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及指导下依法合规开展，不存在未经许可、非法放贷的情况。”7月27日，北京银保监局独家回应《中国经营报》记者称，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三章“经营范围”的规定，信托公司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时，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约定，采取投资、出售、存放同业、买入返售、租赁、贷款等方式进行。贷款是信托公司管理运用信托财产的方式之一。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对其经营范围均有规定。2.监管态度“留白”信托贷款业务是否包含向个人放贷呢，监管的态度究竟如何？北京银保监局表示，信托公司开展个人贷款业务应参照执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7月16日，北京银保监局向辖内信托公司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贷款业务风险防范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对个人信托贷款业务作出规范要求。《通知》要求，北京辖内信托公司参照《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审慎开展个人信托贷款业务；改进业务模式，建立以贷款用途真实性为核心的贷前调查制度，贷款额度及期限合理并符合借款人还款能力，贷前调查以实地调查为主、间接调查为辅，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的个人贷款，建立贷款面谈制度。针对助贷模式，上述《通知》还要求信托公司规范合作机构管理，严控外包风险。信托公司应独立审批贷款，独立自主进行贷款决策，不得将贷款调查的全部事项委托第三方完成，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委托第三方完成，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等等。事实上，对于个人信托贷款业务，有的机构也一直在观望。记者注意到，监管部门对于信托消费金融业务的窗口指导、规范要求逐渐增多。银保监会在2020年银行机构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要点中也包括了“线上贷款业务”，是历年检查文件中的首次提及。早在去年10月份，北京银保监局就发布了《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通知》。当时有信托公司内部在核查助贷业务的结构性消费金融产品是否存在合规性问题，不排除高层可能对存在合规性问题的相关产品采取叫停措施。而更早之前，2015年9月，北京银监局曾通过《关于加强信托公司个人信托贷款业务风险防范的通知》，为信托公司设置了很多开展个人信托贷款业务的必要条件。比如，搭建个贷业务IT系统、贷款审查实施独立审批、核心业务不得外包给贷款外包机构等。值得注意的是，外贸信托的业务模式则逐渐从与消费金融机构合作转变为瞄准C端客户，以求扩张业务界限。2019年11月，外贸信托更是推出了“先先呗”的APP，自营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产品，包括先先分期、先先阳光。1.热情消退“消费金融业务可以作为信托公司尝试涉足和探索的领域。在资金信托新规的背景下，我不认为它是今后信托公司转型创新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博士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邢成认为，按照目前金融机构的市场细分定位、不同金融机构的资源禀赋优势以及各自的业务特长来说，信托公司开展消费金融业务没有特别的优势，既没有先发优势，也没有行业独特优势，相反还有一些短板，比如信托公司的业务渠道以及分支机构是一项短板。目前相当一部分信托公司在开展消费金融信托的过程中，业务模式基本是偏通道型或资金端供应商型。一位受访人士指出，从过往的通道模式到真正主动管理，除非打通了ABS等低成本的融资通道，从信托募资成本叠加消金展业中的各项综合成本来看，信托消费金融业务需要选择18%~36%甚至24%~36%区间的客群。“消费金融业务是受到非标融资的比例限制，换句话说它是占指标的。”邢成进一步分析称，算一笔账，信托公司在消费金融业务上，核心资源不能控制、产品附加值不高，和资金新规的转型方向不一致，反而要占用大量非标融资额度。因此，消费金融业务不应该是信托公司转型的主攻方向。种种迹象显示，消费金融业务的热度已有所减退。记者注意到，68家信托公司的最新年报中，只有外贸信托、西藏信托等少数几家信托公司提及消费金融、小微金融等关键词。某排名较前信托公司相关人士近日向本报记者透露：“今年疫情影响下，消费金融业务的不良率上升，加上一些其他因素考虑，消费金融不会是公司今年的重点业务，甚至规模已经有所缩降了。”但也有信托公司持不同态度。“消费金融市场需求很大，如果银行、信托这些正规军不进入这个市场，占领市场的就是P2P、民间借贷，会是一个黑道江湖。”上述受访部门总经理则表示。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课题组联合发布的“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研究”报告认为，消费信托业务属于牌照类信托业务，应由相应监管机构对信托公司进行资格审核，按照具体业务模式进行差异化牌照规范其中，用信托计划经营直接面对开户的消费金融业务，其本质是吸收资金发放贷款，应获得消费金融公司牌照，由独立法人经营。截至目前，中信信托已出资设立了中信消费金融公司，渤海信托参股了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此外，西藏信托也在2019年年报中透露拟出资组建消费金融公司。邢成分析认为，设立专业的子公司专门从事消费金融和消费信托业务，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选择，因为它不仅使得消费金融业务更加专业化、特色化，而且能和信托主业之间有一个风险隔离墙，更有利于把消费金融业务做好做大、做专做精。*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华联控股“局中人”：浙江富豪钭正刚股权大挪移成武城投是如何融到3亿元的？融资成本最高15%，一年突击注册近百家“金交所”，连文交所都上手，非标融资市场何以至此？你炒的可能是个“假股票”？起底非法配资生意金融股权投资狂欢：信托公司一笔赚30亿元信托业清理非金融子公司起底直播卖保险：32万个短视频背后藏诱导套路珠峰保险人事变局盈利同比下降2800%

一场高达55亿元的股权收购，正在向令人眼花缭乱的闹剧方向发展。7月24日，华联控股（000036.SZ）披露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提示性公告称，其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在7月22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高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文件（以下合称“诉讼材料”），浙江省高院受理原告杭州金研提起的以锦江集团、河南富鑫等相关各方为被告及以华联集团作为第三人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案件。股权转让纠纷背后，浙江富豪钭正刚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现年67岁的钭正刚，在资本市场一贯低调，鲜少出手。但是，其每次出手都让资本市场为之侧目。这次，钭正刚又将给资本市场留下一个怎样的资本故事？1.整体收购对价55亿2019年7月29日，杭州金研海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研海蓝”）、杭州金研海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研海盛”，与金研海蓝合称“杭州金研”），与锦江集团、河南富鑫、浙江康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康瑞”）共同签署了一揽子整体交易文件。杭州金研以55亿元人民币为对价，整体受让锦江集团、河南富鑫、长安信托（代浙江康瑞持股）持有的华联集团共计53.6866%股权，整体收购华联集团控股权。《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各家所持股权和收购对价分别为：杭州锦江集团所持26.7552%股权，交易对价为30亿元；河南富鑫持有华联集团16.7118%股权，交易对价拟为15.51亿元；而长安信托所代持的10.2196%股权，交易对价为9.48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诉讼材料显示，转让方锦江集团、河南富鑫、浙江康瑞之间在本次整体收购中为一致行动人，三方在交易文件中均确认以锦江集团为统一对接方。相关资料显示，锦江集团实际为钭正刚家族100%控股的家族企业。钭正刚持有锦江集团63.29%股权，钭正刚的妻子尉雪凤通过浙江恒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杭州锦江集团36.71%股权。2019年10月10日，《2019年胡润百富榜》揭晓，钭正刚家族以245亿元人民币财富获得第130名。2019年11月7日，钭正刚家族以130.8亿元财富值位列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第194名。钭正刚出生于浙江临安，尽管钭正刚曾涉猎纺织、印染、造纸、垃圾发电、环保、能源、氧化铝等多个产业，但在不少人看来，钭正刚更像一个投资人，锦江集团则与投资公司风格相似。钭正刚曾利用锦江集团先后染指凯地丝绸（英特集团前身，000411.SZ）、*ST华控（华联控股前身，000036.SZ）、安源股份（安源煤业前身，600397.SH)、焦作万方（000612.SZ）等。这位低调的富豪对上市公司特别青睐，其甚至出任过凯地丝绸总经理。凯地丝绸1999年年报显示，1998年3月至10月，钭正刚任总经理期间，未经董事会同意，擅自将巨额资金交给中国华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投资”，导致1900万元本金未能收回。钭正刚有两个女儿出现在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股东名单中。其中一位女儿叫钭筱晶，公开资料显示，其为锦江集团副总裁，持有中国绿能50.01%股权。中国绿能此前持有新加坡上市公司锦江环境（BWM.SG，浙能环境前身）32.86%股权。另一位女儿叫钭白冰，锦江集团向华联集团派驻的董事即为钭白冰，华联集团监事长则为锦江集团副总裁项培育。钭白冰全资持有浙江康瑞100%股权，为浙江康瑞法人代表。收购方杭州金研方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金研海蓝为金研海盛的全资子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均为王仑。此次被收购的标的华联集团是上市公司华联控股的控股股东，持有华联控股33.21%股权。华联集团成立于1983年8月，最初为国有企业，由国家纺织工业部及18个省、市纺织厅等21家股东单位共同发起设立，此后转型房地产。华联控股目前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集中在深圳、杭州两区域。在深圳的地产项目包括“华联城市全景”“华联城市商务中心”（即原“华联南山B区”）和“华联南山A区”等；在杭州的地产项目包括“钱塘公馆”“时代大厦”“全景天地”等。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程序复杂，需要中介机构核查、监管审批。间接收购标的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份，而是通过获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进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该项整体收购，杭州金研方面就是通过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华联集团控股权，意图实现间接控制华联控股及华联集团其他核心资产。2.谁在隐瞒关联关系？若没有本次整体股权转让事件，华联集团各家股东的关系仍难曝光。这则诉讼也让华联集团隐瞒了10余年的实际控制人情况及股东关联关系浮出水面。2019年华联控股年报显示，华联集团前四大股东分别为杭州锦江集团、河南富鑫、华侨城集团、长安信托。即杭州锦江集团持有华联集团26.7552%股权，河南富鑫持有华联集团16.7118%股权，浙江康瑞通过由长安信托代持的方式持有10.2196%股权，合计股权比例达到了53.6866%。不过在此前的10余年中，无论在向监管的报送材料中，还是在年报披露中，华联集团一直表示其只有第一大股东，没有实际控制人。而锦江集团、河南富鑫、长安信托三者也均明确否认与华联集团其他股东存在一致行动情形或代持等特殊安排。但是这些情况与诉讼材料提及情况矛盾，7月23日，华联集团再次向该三家股东发出函证核查该三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7月27日，深交所也发布关注函对此表示关注，要求华联控股向相关方核实并说明锦江集团、河南富鑫、长安信托、浙江康瑞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以及构成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时间及依据，各方是否就本次华联集团股权转让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公开资料显示，自2005年开始，锦江集团即成为华联集团第一大股东。2005年4月，国资委将华联集团12.08%的股权无偿划给华侨城集团，华侨城为华联集团第一大股东，彼时华联集团还需定期向国资管理部门报送财务数据等材料、接受国务院监事会的经济审计、华侨城集团合并华联集团财务报表等。不过在2005年11月杭州锦江集团即通过收购持有华联集团股权达到20.89%，超过华侨城集团成为华联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与杭州锦江集团一起入主的还有其关联方浙江康瑞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浙江正才实业有限公司。华联控股2009年年报所披露的华联集团股东情况：浙江正才实业现名杭州正才控股集团，为锦江集团全资子公司，也是其有色金属和垃圾发电等相关业务和资产的重要板块。在其债券募集资料中，杭州正才称其实际控制人即钭正刚。浙江康瑞系钭正刚女儿钭白冰100%持股的独资公司，在此就不赘述。而上海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是锦江集团的关联公司。上海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名上海正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其法人代表何吉良原系浙江康瑞法人代表。此前在入主安源股份中，上海康润投资就与锦江集团是一致行动人，锦江集团及其上海康润合计通过持有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55%的股权而间接控制了安源股份。或许是察觉到监管风险，钭正刚家族所控制的这些公司在2010年进行了股权腾挪。2010年，上海康润投资将所持华联集团10.86%股权转让给河南富鑫。而长安信托（彼时名为西安信托）也是此阶段成为华联集团名义上的股东。在华联控股年报中，长安信托所持华联集团股权性质被定为国有股权。华联控股2010年年报所披露的华联集团股东情况：

种种迹象显示，地方城投正在寻找新的路径。《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2019年下半年以来，菏泽市成武县城投平台成武文亭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武城投”）先后通过金交所、甚至文交所挂牌备案债权转让类项目进行融资。记者了解到，目前成武城投在市场上募集中的3只交易场所备案产品，计划融资总额达2.7亿元，此外成武城投作为转让方，多个债权转让项目已在交易所进行挂牌，最近一次挂牌日期为2020年7月13日。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个融资过程中，所谓金交所备案融资产品，实质上已经演化为由没有传统金融机构牌照的投资、资管类公司负责包装、设计甚至尽调，再借金交所通道挂牌备案，摘牌之后进行拆分再由第三方财富平台进行销售募集的链条。1.承销商曾失联2019年11月，成武城投作为融资方的一款名为山东成武城投2019系列债权（以下简称“成武城投2019债权”）产品开始由一家名为“中投在线”的第三方财富平台进行募集，直到目前，该产品仍在募集中，产品备案机构为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天金所”）。根据记者获得的产品资料，成武城投2019债权系债权转让产品，转让方为成武城投，转让债权为成武城投持有的一笔32287万元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为成武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武置业”），受托管理人为上海专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专茂”），承销商为上海川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川茂”），该笔融资，规模不超过2亿元，期限24个月，年化收益在9.5%至11%，资金用于成武县滨湖路道路及配套工程建设，担保方为成武县启明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武启明”）。记者注意到，早在天金所备案之前，成武城投2019债权产品计划转让的底层资产就已经转让给了上海专茂。天金所官网显示，2019年11月12日，天金所挂牌了山东成武城投2019年1号债权，转让方成武城投，债权总额8884万元，挂牌价格5000万元，债务人为成武置业。此前，2019年11月7日，甲方成武城投、乙方上海专茂、丙方成武置业共同签署的一份《债权转让及回购合同》显示，“甲方同意向乙方挂牌转让标的应收款，合计人民币32287万元整，并按本合同的约定无条件向乙方投资人客户支付应收账款债权回购价款，并支付回购溢价……”据中投在线相关销售人员介绍，成武城投2019债权的包装、设计、备案、摘牌等工作是由上海专茂负责的，“是我们自己的产品”。颇值得一提的是，承销商上海川茂曾为中基协备案私募基金管理人，不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9年6月份公布了第二十八批疑似失联私募机构名单，上海川茂赫然在列。此前，2016年8月份证监会曾经通报2016年上半年私募基金专项检查执法情况，上海川茂榜上有名，被上海证监局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另外，据公开报道，上海川茂、中投在线还与此前市场上知名的私募行业黑马元普投资关联颇深，元普投资前两年因新三板基金产品亏损，陷入兑付危机，目前已被中基协注销资格。此前协会官网公示的机构诚信信息显示，元普投资存在瞒报漏报公司基本信息、未披露关联方、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私募基金、违规宣传推介私募基金产品、向投资者提供虚假产品净值信息、成立私募基金产品后未向协会备案、未按照规定保存基金档案、未及时向协会报告管理人重大事项。《中国基金报》2019年6月份相关报道曾提到，元普投资实控人张强，曾经向上海川茂出资，但是后来退出。同时，两家公司从股东等关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个（上海专茂、上海川茂）都是我们中投在线的公司，上海专茂是负责跟政府部门对接项目的，对接好了之后由上海川茂承销。”中投在线销售人员称。记者曾多次致电上海专茂、中投在线公开联系方式，提出采访请求，并向中投在线官网公开的电子邮箱发送采访函，均未获得回应。上海川茂2019年年报留存电话、旗下专茂基金财富平台客服电话目前均已不在正常服务状态。此外，记者注意到，2019年下半年以来，成武城投作为转让方还在天金所挂牌备案了成武城投2020年1号债权、云溪湾资产包、成武城投文慧苑施工及配套工程应收款转让项目。就金交所平台对所挂牌备案项目履行了哪些职责，是否负责相关产品的包装设计、风控尽调、摘牌方资质审核，对平台挂牌备案项目后续融资环节是否有相关约束限制等相关问题，天金所在回复本报采访时称，相关项目为资产转让项目，未见异常。2.“蓝田”系隐现成武城投作为融资方目前正在募集的产品还包括成武文亭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振兴街街道建设工程项目1号计划（一期）（以下简称“成武城投1号”）、成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武县振兴街道路及配套工程项目（三期）（以下简称“振兴街项目三期”）产品，据记者了解，上述两只产品的备案机构为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深圳文交所”），多个第三方财富平台目前均在销售上述产品。据了解，成武城投1号融资总规模5000万元，产品期限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8.8%至9.3%，起投额5万元，资金用于成武县振兴街街道建设工程项目和补充发行人流动性资金等，管理人、承销商中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博基金”），增信措施包括成武置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成武城投14519万元应收账款提供质押保证。振兴街项目三期资金用途、管理人、承销商、增信措施、起投额等的设定与成武城投1号相同，融资规模2000万元，年化收益率9.2%至9.8%。根据记者获得的资料，成武城投1号、振兴街项目三期实际上均隶属于成武城投振兴街建设项目，该项目计划通过深圳文交所融资总规模为不超过1亿元。记者注意到，与成武城投2019年债权类似，成武城投1号、振兴街项目三期，是由第三方中博基金包装设计备案的融资产品。一份2019年8月7日盖章的《成武文亭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显示，“决定聘请中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承销商及振兴街建设项目计划受托管理人。”“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本振兴街项目计划的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定、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振兴街项目计划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颇值得一提的是，中博基金还负责对成武城投的尽调工作，并于2019年9月份出具了《关于成武文亭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尽职调查报告》。天眼查显示，中博基金成立于2018年7月，注册资本8000万元，无实缴资本信息。就记者关于中博基金具备哪些业务资质，累计将成武城投1号、振兴街项目产品委托给多少平台进行销售，这些销售平台是否具备金融产品代销资质等相关问题，中博基金方面回复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为农业部100%控股的中国蓝田总公司，公司性质为央企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经过多层穿透后，中博基金确实由中国蓝田总公司控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中国蓝田的真假央企身份曾引起市场关注，2019年，湖北证监局一封警示函直指中国蓝田隐瞒与农业农村部脱钩的情况。天眼查数据显示，2019年11月，因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中国蓝田总公司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颇值得一提的是，中博基金股东中有一家青岛中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麟基金”），中麟基金与中博基金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均为同一人。中麟基金2019年1月曾推介过新晃前锋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金交所定融产品，该产品备案机构为央地协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2019年4月，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曾发布声明：央地协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完成工商注册，但未按照《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取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相关业务许可，不具备开展金融资产交易及相关业务的资质。就深圳文化产权类交易所，业务范围包括哪些，是否具备备案私募债类融资产品的资质，深圳文交所方面相关人员回复本报记者称，该平台备案的是项目，并非金融产品，后续相关方利用项目进行融资，则跟其没有任何关系。记者注意到，深圳文交所官网上有一份2020年6月3日签发的《关于“中国文化产权登记备案平台”登记备案业务的说明书》，其中提到，“深圳文交所目前开展的“中国文化产权登记备案平台”登记备案业务是面向全国范围内有明确进入资本市场意向的国有/非国有企业的产权项目及资产提供登记备案、信息发布、咨询辅导等服务，帮助企业实现快速成长。”“备案登记业务旨在增加项目可信度和为项目赋能、帮助项目价值发现、为文化贸易孵化优质项目标的、为投资机构/人提供优质项目标的。”实际上，早在2018年11月份，清整联办下发的《关于妥善处置地方交易场所遗留问题和风险的意见》（清整联办［2018］2号，以下简称“2号文”）就要求，金交所不得发行、销售及代理销售、交易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负责监管的金融产品；不得直接或间接向社会公众进行融资或销售金融产品；不得与互联网平台开展合作；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或一般机构向托管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但据记者此前了解，金交所不乏变通手法。某金交所业务人员曾表示，不能发行直接融资产品、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产品，但将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直接进行转让的产品则可以备案发行。而第三方平台上金交所通道类产品依然繁多。据了解，此类通道业务的操作模式为：融资方不直接对接金交所，而是先由后缀为“基金管理”“资产管理”等公司，提供产品包装、设计，并借金交所通道进行挂牌备案，摘牌之后再由第三方财富公司进行产品推介、资金募集。3.“父子”债务工商资料显示，成武城投是成武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成武县国资局”）全资持股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社区建设与投资等。本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正在募集中的成武城投2019债权、成武城投1号、振兴街项目三期三只产品计划融资规模为2.7亿元。成武城投通过天金所挂牌转让的成武城投2020年1号债权、云溪湾资产包、成武城投文慧苑施工及配套工程应收款转让，挂牌价格总额为8000万元。从融资模式来看主要为：成武城投作为融资方/转让方，以应收账款债权作为担保措施或以转让应收账款债权形式进行融资，对应的债务人则为成武县相关政府部门、关联国资企业。如，成武城投1号、振兴街项目三期的担保措施中的成武城投14519万元应收账款。根据记者获得的《应收账款确认函》，该笔应收账款的产生源于成武城投（债权方）与成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债务方）于2018年11月26日签署《市政道路施工合同》。成武城投2020年1号所转让债权对应的债务人为成武县鸿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成武城投门窗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成武县鸿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为成武城投全资子公司，成武城投门窗有限公司为成武城投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51%。成武城投文慧苑施工及配套工程应收款转让项目转让的应收账款、成武城投2019债权项目转让的32287万元应收账款，债务人均为成武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武置业”）。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记者获得的资料，上述32287万元应收账款原本为：成武城投（承包人）承包代建成武置业（发包人）乐城路道路、排水、交通、照明及绿化等工程和永顺路道路、排水、交通、照明及绿化等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已经由成武城投实际建设并竣工，成武置业应付未付成武城投总计32287万元代建款。该笔32287万元的代建款在金交所挂牌转让之前，转化成了成武城投与成武置业之间的0利率借款，并调整了最迟还款日期。记者获得的4份2019年11月7日签署的《债权债务确认函》显示，成武城投与成武置业2019年1月16日签署《市政道路施工合同》，根据该合同，双方之间分别形成了8884万元、8884万元、7259.5万元、7259.5万元4笔累计32287万元的应收账款。上述4笔应收账款确认函中均写明“经我司与贵司友好协商并一至决定，对原借款协议中最晚还款日期调整为2022年×月×日（4笔应收账款最晚还款日期对应调整分别为2020年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上述债权资金用途：工程合同价款”“上述借款年利率：0%”。天眼查显示，成武城投2019债权产品中的担保方成武启明为成武县国资局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72.33%；底层资产交易对手成武置业目前为成武县国资局全资子公司，2019年1月21日股权变更之前为成武城投全资子公司。也就是说，成武城投2019债权转让的32287万元应收账款系成武城投与彼时的全资子公司成武置业之间产生的。颇值得一提的是，此前，2018年8月10日，成武置业作为被申请人，被判冻结银行存款2900万元，申请人为成武启明，成武启明申请强制执行的理由为“被申请人成武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欠借款”。企查查显示，2020年成武置业已多次被列为被申请人，其中，（2020）鲁17执恢27号显示，“被执行人：成武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执行标的（元）：3800万元；立案日期：2020年5月25日”。成武县政府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收入79066万元，全年公共财政支出367210万元。2019年1~11月份，全县累计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95533万元。1~11月份，全县累计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32479万元。2018年成武县债务限额22.24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9.79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2.45亿元。2019年成武县政府债务为（截至4月）22.668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年初数为8.5799亿元。记者多次致电成武城投、成武置业工商信息所留存电话提出采访请求，并将相关问题以短信形式发送给两者工商信息留存的手机号码，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应。*END*记者：樊红敏

“产品收益率比信托高，钱直接打给融资方，国资背景，靠谱。”近日，一位理财师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推介一款金交所产品时表示。无独有偶，6月下旬，微信公众号“经开发布”曾发布一篇《经开区政府平台债火热发行，年化收益率高达7%！》的图文，推介“张家口城改投资2020债权资产”产品。上述现象透露出，目前部分城投公司尤其是区县城投仍面临融资压力。而诸如上述提及的债权类产品，通常先在金交所登记备案、挂牌转让资产后，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有限合伙企业等第三方机构受让，最后向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在金交所登记备案，是为了规避非法集资的风险。”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金交所则通过“场内挂牌、场外交易”的模式“避险”。“他们的态度是只做合规备案，融资方还不起钱跟我没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通道费率却在提高，从原来的1‰〜2‰变为3‰〜5‰。1.融资成本最高可达15%记者通过网站检索发现，市场上的定向融资计划、政府平台债、债权资产等项目，融资主体一般为地方平台公司，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区县级城投平台，年化收益率普遍在8%〜10%之间。上述理财师所推荐的产品系“四川秦巴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收益权项目”（以下简称“四川秦巴城投应收账款项目”），一年期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5%〜9.5%，两年期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9.0%〜9.9%。该项目起投金额20万元，所募资金用于该市体育中心建设项目。以认购一年期、50万元金额为例，合同的年化收益率为9%，销售机构给投资者返还3.5%，即在打款后立即返还1.75万元。也就是说，投资者这笔50万元的投资，年化预期收益率实际高达12.5%。“高收益率，再加上销售费用、通道费用等，部分项目的融资成本可能高达15%。”一位从事金交所政信类融资业务的资深人士对记者分析，资质好的项目可以找信托公司做，政府定融项目很少有评级AA的主体参与，最多有个评级AA的平台公司担保，所以融资成本不会低。“今年地方财政还是比较困难。虽然金交所定融的资金很贵，但是我们不得不发。”某西部地区城投平台内部人士表示。近日，云南一个县城投公司总经理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作为无AA评级的城投公司，无法发债融资，并且商业银行的债务置换又由于无抵押品而做不成。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为51829亿元，同比下降7.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为29888亿元，同比增长0.3%，但增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不过，也有地区开始“喊停”高融资成本的项目。此前，江苏多地要求城投融资成本不超过8%；云南要求所有省属国企必须严控新增债务，不能新增利率高于7%的债务。金交所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广西百色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色开投公司”）5号债权产品。“目前这个项目暂停打款，当地国资委要求把高融资成本的项目都停了。”上述理财师告诉记者。对于项目暂停募集的原因以及后续的融资方式，记者以投资者名义致电百色开投公司获悉，该公司确实在收紧高成本项目，后续预计会考虑发企业债等方式融资。据记者了解，该产品在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天金所”）登记备案，融资规模为9000万元，资金用于补充发行人的流动资金。产品期限12个月，30万〜50万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9%；50万〜100万元、100万〜300万元以及300万元以上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分别为9.2%、9.5%和9.8%。2.三方避险博弈有资本涌入的地方，总能热闹一阵，也总是有利可图。记者注意到，当前市面上的定融计划、债权产品，除了在天金所、安徽省金融资产交易所等金交所登记备案外，各类产权交易所、资产交易所也介入其中。比如，前述提到的四川秦巴城投应收账款项目则是经西藏产权交易中心登记备案。另一个“潼南工业园区南区标准厂房建设工程项目”，则是在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登记。该产品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亿元，20万元起投，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3%〜9.0%。记者致电深圳文交所官网挂牌业务的座机咨询，对方确认该项目确实在深圳文交所登记备案，“我不负责这一单业务，所以不太清楚登记备案后对方要做什么业务。一般来登记的都是有需求，比如金融类的融资需求，必须要审核过才挂牌。”在第三方信息平台天眼查上，记者以“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为关键词，选取“成立1年内”，搜索结果有89家公司。例如，成立于2020年4月13日的吉安联合金融资产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金交中心”），注册资本5000万元，无实缴资本。其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登记和结算；金融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债、私募债、公司债、收益权转让类产品、理财计划、企业直接融资类产品、金融相关产品和业务的咨询及信息服务⋯⋯”天眼查显示，安吉金交中心为北京含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控股的孙公司，向上穿透为渤海信托、上海川瑞宏仁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含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市华融君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西藏源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这5家公司，分别持股20%。“地方平台、中小房企的融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不良资产规模不断增加，所以交易场所的资产挂牌转让业务仍有利可图。”对于目前仍有不少机构介入金交所业务的原因，一位某金交所高管人士对记者如是分析。一位从事某金交所挂牌服务的人士则透露，当前信托、私募受限，再加上金交所行业清理整顿压降通道业务规模，所以通道费率也在大幅提高，从原来的1‰〜2‰变为3‰〜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通道费率提高，但是地方金交所不愿意承担风险。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地方金交所、融资方和第三方销售机构都在谋求“避险”，相互博弈。上述受访人士表示，“融资方在金交所登记备案，主要是为了规避非法集资的风险。”而地方金交所则通过“场内挂牌、场外交易”的形式进行规避。“场内挂牌、场内交易的话，很严格，也很难通过。交易所派团队到实地做尽职调查，由法律、财务等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出具意见。”上述从事挂牌服务的人士透露，“现在的挂牌项目大多数是场外交易，我们会有专人按照清单辅导你做材料，基本上1〜2周就能通过完成。”上述一项目材料中，天金所表示，“指导和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报告，但对信息报告的内容不进行实质性审核，不对发行人的信息报告内容承担责任。本项目非天金所发行。天金所仅对该项目进行登记备案。”3.超募或成“非法集资”前述受访金交所高管人士介绍，目前金交所产品主要是线下募集资金，大部分交易所不参与其中。这一过程大体上是：资产成功挂牌，融资方会收到一份项目挂牌通知书，或在金交所平台上看到挂牌公告，承销商便可以开始在线下募集资金。“直接打款给融资方的，都是场外交易。”某金交所业务人员告诉记者，场内交易都是需要经过交易所的结算账户，场内交易可以防止超募。对此，上述挂牌服务的人士提醒，“挂牌的额度是多少就募集多少资金。一旦超募就是违规的，可能涉及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据了解，成功挂牌后，交易所不会再监管。一位从事私募基金业务的人士分析认为，“金交所挂牌和私募基金备案有点类似，两者不同的是，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后，产品发行、资金募集都要受到监管，备案股权类产品就不能发债权类产品。”据受访人士介绍，金交所定向融资计划的承销商不垫付资金，没有购买余额或承诺包销的义务。而负责募资的承销商，往往与项目中的受托管理人是同一个主体。目前金交所产品的受托管理人，通常是地方一些非持牌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财富管理公司、有限合伙公司等。在此之前，地方金交所定向融资计划、债权类产品的模式是，经过金交所备案登记，由关联的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后，打包给互金平台等合作方，“大拆小”进行权益拆分和出售。据金交所受访人士表示，“金交所和互金平台被监管切断之后，通常是走线下渠道，比如财富公司，或者委托给第三方理财机构销售。”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部分金交所产品正通过街头传单、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走向个人投资者。事实上，金交所备案的定向融资类、债权类产品，属于私募性质，同一项目的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200人。但记者注意到，部分项目备案登记金额为不超过2亿元，但起投金额仅20万元。本报此前曾报道，部分地方金交所在其APP、官网或者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有资产收益权类、定向融资类、债权类产品直销。上述金交所人士指出，在金交所募集资金的项目，一旦出现风险，交易所往往会选择兜底，所以资产质量相对会更好一些。但部分可能是与股东方有关联。此外，上述金交所人士还告诉记者，有地方金交所或股东方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财富公司，从而介入到后续的业务链条当中。“原来的资管业务风险可能就从体内转向体外了，有可能更危险。”*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你炒的可能是个“假股票”？起底非法配资生意

上证指数7月初连续上涨，不断突破。来自券商方面的数据显示，7月6日，国泰君安线上开户较日常提升约80%；7月以来，华泰证券的日均开户数环比增加近30%。另一方面，场外配资有抬头迹象，近日，证监会集中曝光了258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的平台机构名单，引发市场关注。《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名单中个别配资平台被曝光前已劣迹斑斑。虚拟盘生意如果不是证监会曝光，很多配资者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配资平台自建的虚拟盘上炒股。所谓虚拟盘，也被称为“对赌盘”。即投资者和配资平台形成对赌，配资平台利用多数人亏钱的定律来盈利，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投资者股票爆仓，亏损的钱就会进入虚拟盘配资平台的口袋。但若投资者账面出现浮盈，虚拟盘配资平台往往会寻找各种理由延迟或推脱提现，更有甚者会冻结配资者账户。在此次曝光名单中，启天配资在社交平台是举报量较高的一家配资公司，举报理由就是“虚拟盘”。据了解，在启天配资上选择按天配资，用1万元保证金则可以获取10倍配资，操盘期限为2天，总配资金额为110000元，预警线为105000元，平仓线为102000元。这意味着，仅用一个涨停板，投资者就能让本金翻一番，不到一个跌停板，投资者就会被平仓。该平台被曝光后，众多配资发现再也无法提现，一位四川配资者才意识到启天配资可能有问题，自己可能陷入了配资公司的虚拟盘套路中。“虽然以往提现基本上都能正常到账，但有时候配资平台也会用不同理由拖延阻止我提现。”这位四川配资者告诉记者，有时候对方会说自己违反了公司规定，又或是说个人账户被风险检测无法提现。不仅止损困难，浮盈也无法提现。一位来自河北的配资者告诉记者，自己账户有好几千元浮盈，想提现的时候却发现浮盈无法提取。记者注意到，除了启天配资，曝光名单中的卓信宝、美林配资、西科配资等平台都曾陷入虚拟盘争议。“造盘”对赌今年新修订的《证券法》规定：证券融资融券属于证券公司专营业务，未经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同时，配资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机构或个人未取得相应证券业务经营资质从事场外配资活动的，构成非法证券业务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我从一个炒股软件上看到启天配资的广告，大概从去年开始就投钱进入启天配资炒股。当时试着充一点钱看看是否安全，发现提现速度也很快，后面就放心加大投入资金。”7月14日，一位来自四川的配资者告诉记者自己在配资平台越陷越深。有意思的是，上述四川配资者告知记者，启天配资事件曝光后，她才得知自己在平台里投入的钱从未进入股市。“我们的钱没有直接进入股市，而是在平台模拟的股市里，如果我们炒股亏了，那我们亏的那部分就是他们的实际所得。反之我们赚了，那他们就得自己掏钱给我们。”一位曾办过多起虚拟盘配资纠纷案件的律师告诉记者，配资公司自设的炒股软件并没有连接到正规证券公司的交易系统，平台所呈现的股市涨跌并不真实，相关数据由后台操作，配资者所购买的股票涨跌完全由配资平台操纵。为了让配资者不断追加配资金额，配资平台会给配资者营造一个在正规平台炒股的假象。该律师表示，配资者可以随时在平台上提现，账户也一直由配资者管理，在不断追加本金的过程中，配资平台还时不时会给配资者一些“甜头”，即让配资者加了杠杆后购买的股票有较大的浮盈，从而使其有追加投入的欲望。上述河北配资者是一名大学生，她通过支付宝借呗、花呗等方式集资，全部投入到启天配资中，一年内陆续充值9万元，期间提现5万元，实际还亏损了4万元。当记者询问为何一直亏损还要继续投入，对方表示：“越亏越想玩，想把本金赚回来。但不知道真赚回来的时候，对方却不让提了。”然而，配资者不知情的是，配资公司可以直接操纵平台中配资者所购买股票的涨跌，当购买的股票因加杠杆过高而爆仓后，配资平台可以直接从配资者账户划去款项。美林配资与启天配资客服在与记者交流时，均表示平台股市行情是实时播报，建议记者使用其APP跟踪股市行情。然而，记者登录两个配资公司官网发现，虽然配资平台的股票行情与正规炒股软件的行情看起来大致一样，但若细心观察，可以发现平台有关指数与实际有出入，譬如，同一天同一时段的上证指数，配资平台显示为3418.73，而万得股票为3413.23。仍有200多家存续展业证监会曝光场外配资机构黑名单后，有部分平台官网显示已失效，但也还有部分平台机构仍在运营。记者以配资者身份，在卓信宝、美林配资、启天配资上均能成功注册账号，但在美林配资注册后，需要通过客服发送新网址才能够进行炒股。通过浏览不同配资平台官网，记者发现，多数平台都会提供不同类型的配资方式，如免息配资、按天配资、按周配资、按月配资，不同的配资方式还会收取不同的手续费。启天配资客服人员表示，公司仍在正常运行，针对证监会此次的行动，平台会积极做配合工作，平台操盘及资金都不受影响，但所有出金需要走监管流程，会在48小时内处理。不过，启天配资与配资者说法有出入。截至7月15日，已有至少7位配资者向记者表示，自己的资金至7月8日平台被曝光后就无法提取，合计金额超百万。记者通过天眼查梳理发现，被曝光的258家配资平台机构有14家已吊销，其余配资公司企业状态显示为存续和在业。据悉，目前证监会以及相关证监局正在配合公安机关大力查处场外配资平台和机构，目前已有数宗非法场外配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下一步，证监会将协调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对场外配资广告、场外配资平台进行清理和关闭。*END*记者：王晓珊

有的信托公司正在享受金融股权投资红利，有的信托公司则默默出清股权退场。《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获悉，截至目前，68家信托公司参股了148家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股权投资增加的同时，信托公司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金融租赁、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等类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上，呈大幅上升趋势。“除了获取投资收益外，信托公司参股金融或类金融公司，最大的动力在于打破监管的限制，支持自身业务开展。”业内人士分析认为。1.北方信托投资村镇银行仅赚130万元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家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处获悉，除了6月24日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回头看》”），提及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管理问题之外，今年6月份前后，银保监方面还通过各监管分局向信托公司下发了一份关于清理非金融子公司的文件，要求信托公清理旗下非金融子公司。业内人士认为，监管清理非金融子公司主要还是从清理非标、资金池业务的角度出发的，信托公司大量通过非金融子公司开展业务，脱离了监管范围。1.两年内清理完毕某信托公司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根据近期监管清理非金融子公司的文件要求，信托公司通过各种形式设立的非金融子公司都要清理，包括以自有资金设立的非金融子公司、自有资金通过信托计划设立的子公司、以及在体外设立的非金融子公司等。“不允许信托公司以任何形式设立非金融子公司，只要沾边的都要清理，包括经过审批设立的。”本报曾报道，按照监管要求，信托公司两个月内制定清理方案，两年内完成清理工作，其中未经批准违规设立的非金融子公司在一年内完成清理。不过，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清理非金融子公司的工作已经持续较长时间。某信托公司管理层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清理非金融子公司的工作经常被提及，并且一直都在开展，此前某央企信托公司下属财富公司还曾被监管点名。另外一家信托公司业务人员亦表示，近两年其曾工作过的信托公司已经清理退出了多家专业子公司。记者注意到，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监管此前曾下发给各银行保险类机构一份“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重大案件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问题通报，通报提到了银行、保险机构无序设立非金融子公司的问题。非金融子公司的问题有其历史渊源。记者注意到，2007年到2014年，监管处于审慎放松期。2014年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到，“大力发展真正的股权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信托公司设立直接投资专业子公司”。到了2016年下半年，监管层甚至公开表示，正在研究制定《信托公司专业子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支持信托公司以固有资金设立股权投资子公司。公开报道显示，2014年起，信托公司开始集中设立专业子公司，截至2016年2月，已有17家信托公司成立了专业子公司。中融信托公司2015年年报显示，该公司并表子公司高达28家。中信信托2015年年报显示，其通过专业子公司开展的资管管理规模达3634亿元。但转折也随之出现。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在2017年初的信托业监管工作会上，原银监会信托部主任邓智毅说，“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产品、结构、业态不断创新，信托公司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呈现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对监管政策实施效果形成较大挑战。”邓智毅举例称，部分信托公司集团组织架构和关联关系日趋复杂，子公司经营管理有待加强，母子公司之间风险蔓延和传染的可能性上升，在并表基础上进行风险识别和控制的难度不断加大。2.清理工程驳杂多位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与信托公司通过开展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持有的大量公司股权不同，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是指信托公司以固有资金设立的非金融类子公司，包括信托公司设立的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管理等各类专业子公司、以及实业类子公司。从信托公司年报来看，是指“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自营长期股权投资企业”项下所列的非金融类企业。由江苏信托牵头的《信托公司固有资金资产配置与投资管理研究》课题报告提到，据不完全统计，现已有中信信托、中融信托、华融信托、中铁信托、国联信托、杭工商信托等17家信托公司成立了近50家的专业子公司。但据记者了解，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或远非上述这些。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移投行家族办公室创始人王怀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不一定会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相关规定，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包括母公司所控制的单独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但如果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则母公司应当仅将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如有）纳入合并范围并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其他子公司不应当予以合并，母公司对其他子公司的投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一般认为信托公司为投资性主体，若其非金融子公司不为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就不应被纳入合并范围并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记者注意到，信托公司年报中所列出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一般也是“按投资入股金额排序，前五名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北方某信托公司研究人员亦提到，信托公司大量子公司并没有纳入上述统计范围。另外，这些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子公司、孙公司层级复杂，数量众多。如，杭工商信托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自营长期股权投资企业项下均只有浙江蓝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桂资产”）一家公司，但天眼查显示，蓝桂资产仅对外投资的一级子公司达20家；华融信托2019年年报中列出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企业有6家，从公司性质来看，均为非金融子公司，这6家公司仅对外投资的一级子公司达26家；国联信托2019年年报显示，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无锡国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国联和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中前者对外投资一级子公司达12家。（上述企业中部分目前已经注销）《回头看》中亦提到，非金融子公司层级过多，组织架构复杂，超出信托公司管理能力等。3.违规形式多样关于非金融子公司管理问题，《回头看》文件提到，未经批准违规设立非金融子公司；未按监管要求组织开展非金融子公司清理工作，或清理进度滞后；非金融子公司开展类信托或监管套利、隐匿风险的通道业务；非金融子公司开展具有非标资金池特征的业务，存在较大流动性风险；信托公司与非金融子公司违规开展关联交易、融出资金、转移财产、输送利益。记者从业内获悉，截至目前共有18家信托公司获批以固有资产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资格，但即使是获得了上述资格，也得是真实的股权投资。另外，业内也不乏未经批准开展此类业务的信托公司。如，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月，紫金信托曾因“未经批准以固有财产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被江苏银监局处以60万元罚款。关于非金融子公司违规开展业务的形式，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包括承接监管限制信托公司开展的相关业务；单独募集资金，通过银行等渠道发放委托贷款，或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放款，绕开监管报备；通过募集资金在信托公司资金池之外，形成单独的资金池；承接信托公司一些不良项目；财富管理类子公司违规代销信托公司产品等。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违规操作在信托业内或也有迹可寻。据前述信托公司管理层人士介绍，上述央企信托公司财富管理子公司被监管点名的原因是违规代销信托产品。天眼查显示，2019年7月12日，中铁信托旗下成立了无锡深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深水”）、无锡泽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泽方”）两家全资子公司，这两家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0万元，实缴资本0元，参保人数0人。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相关裁判文书，2019年7月22日，也就是无锡深水、无锡泽方在成立后的第十天，中铁信托就与这两家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由无锡深水、无锡泽方受让中铁信托相关不良项目债权。根据协议，中铁信托转让给无锡深水的债权为“转让价款人民币152162704.36元，以及前述金额转让价款所对应的溢价款、违约金和实现债权费用”；转让给无锡泽方的债权为“转让价款人民币215837295.64元，以及前述金额转让价款所对应的溢价款、违约金和实现债权费用”。此外，天眼查显示，2016年6月，中铁信托旗下成立了一家名为中铁成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成都资管”）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无实缴资本信息，参保人员0人。2016年8月，中铁成都资管旗下成立了一家名为成都瑞欣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瑞欣达”）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无实缴资本信息，参保人数0人。公开资料显示，作为中铁信托的全资持股的孙公司，成都瑞欣达曾在中铁信托信托贷款业务中担任担保方角色，目前已被中铁信托多次列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成都瑞欣达已是最高人民法院所公示的失信公司。就无锡深水、无锡泽方是否为中铁信托非金融子公司，其设立是否意在承接该公司不良业务，以及是否在监管要求的非金融子公司清理之列，中铁成都资管、成都瑞欣达与中铁信托是何关系，在该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承担什么角色等相关问题，记者曾致电致函中铁信托方面，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END*记者：樊红敏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起底直播卖保险：32万个短视频背后藏诱导套路珠峰保险人事变局盈利同比下降2800%

直播带货这把“火”已经烧到了保险圈。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7日，在抖音、快手平台上，带有保险标签的短视频已经累计达到32万个，其中，仅仅抖音平台上的播放量就已经超40亿次。记者注意到，通过前端短视频、直播流量获客，中端免费讲课付费咨询，后端量化销售保险的一套商业模式，一些抖音“保险大V”们已经将保险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原董事长去职已近一年，珠峰保险董事长职位仍悬而未决。《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个信源处获悉，临时代行董事长职责的任显成或非董事长最终人选。不过，珠峰保险相关负责人近日对记者表示，董事长人选已初步确定。除了董事长职位悬空外，珠峰保险其他高层人选也存在不确定性。据了解，目前彭喜锋为珠峰保险经营层临时负责人，代行总经理职责。此前担任珠峰保险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的朱金海，已出任中路保险副总经理。此外，珠峰保险分支机构负责人等中层人事任命与组织架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公开竞聘上岗2019年6月27日，珠峰保险发布公告称，因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及工作调整，自2019年6月20日起，陈克东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指定任显成为公司临时负责人，代行董事长职责，期限3个月。不过时隔一年，珠峰保险董事长职务仍然空缺。与陈克东一样，任显成亦来自珠峰保险大股东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珠峰保险前中层人士告诉记者，任显成并没打算当珠峰保险的董事长，只是没有办法才临时兼任。珠峰保险核心层人士向记者透露，“本来股东想派一个自认为更好的人选来担任董事长，目前这个董事长并非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最理想的人选。”董事长空缺的同时，珠峰保险中层人事也出现了大变动。本报记者获悉，都邦保险原总精算师彭喜锋履新后，珠峰保险总部的部门负责人和省分公司负责人换了一批人。公开信息亦显示，2019年底，珠峰保险总公司组织了一次公开竞聘，有64人参与。从分支机构来看，珠峰保险四川分公司负责人由王睿变成周贵全。珠峰保险北京分公司负责人由蒲天红变成陶培，丰台支公司法人代表由李似虎变成王峰，珠峰保险北京分公司通州支公司、石景山支公司法人代表均由杨帆变为郝奇峰。2020

近日，北京产权交易中心披露信息显示，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渔业”，000798.SZ）、大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洋商贸”）、北京海丰船务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海丰船务”）分别挂牌转让所持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农保险”）股份。其中，大洋商贸和海丰船务为中水渔业全资子公司。《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这是三家公司自2019年12月以来，第二次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农保险11%全部股权，挂牌底价1.88亿元。区别于首次转让时采取的整体打包转让策略，此次转让则解除捆绑，即三家股东分别转让其所持股份。细品三家股东操作，虽然转让底价未变，但是不乏利用分拆尽快出清股权的意味。其中究竟有何缘由？1.中水渔业流动资金不足半年内，中水渔业、大洋商贸、海丰船务先后以捆绑转让方式公开挂牌、到期后又延期挂牌、后又解除捆绑，再度挂牌转让。2019年12月，中水渔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中水渔业、大洋商贸、海丰船务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联合转让所持有的华农保险11%全部股权，共计11000万股，挂牌底价为1.88亿元。其中，中水渔业、大洋商贸、海丰船务持股比例分别为4.2%、4.16%、2.64%。依照原定计划，挂牌时间为20个工作日，不过到期后，中水渔业、大洋商贸、海丰船务延长信息披露时间至2020年2月，期间并未出现满足交易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隔4个月后，2020年6月，中水渔业、大洋商贸、海丰船务再度公开挂牌转让所持股权。与此前不同的是，三方决定解除捆绑转让，单独进行转让其持有的华农保险股份。中水渔业、大洋商贸、海丰船务的转让底价分别为7182万元、7113.6万元、4514.4万元，合计1.88亿元。中水渔业曾在公开挂牌转让公告称，此次交易有利于其盘活资产，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加快实现公司转型升级目标。同时，交易所获收益将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中水渔业2014~2019年年报显示，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2104.83万元、-24086.97万元、3566万元、5425万元、5724万元、2248万元，其中2015年和2019年出现明显减少。记者注意到，2020年3月，中水渔业曾发布关于向其控股股东融资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借款总额度不超过1亿元，利率不高于4.6%，期限一年。事实上，除中水渔业自身主业经营因素影响外，其对华农保险的投资收益情况亦并不乐观。年报数据显示，2014~2019年中水渔业所持有的华农保险投资损益分别为555.86万元、549.22万元、264.9万元、105.84万元、18.17万元、-877万元。可以看出，2016年10月，中水渔业放弃华农保险增资扩股优先购买权，持股比例由22%降至11%后，其投资收益呈明显下降趋势，特别是2019年出现投资亏损。另外，公开挂牌转让公告显示，目前对于华农保险的评估是以2018年业绩作出评估结论，其中账面净资产为11.91亿元，其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7.07亿元，评估增值5.15亿元，增值率为43.25%。不过，根据华农保险2019年年报披露数据计算，其账面净资产为9.83亿元。北京产权交易所官网显示，此次披露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截至记者发稿时，点击量最高为中水渔业标的，超过200次，大洋商贸和海丰船务点击量则超过150次。2.业绩承压华农保险2019年业绩并不好看。其2019年年报显示，保险业务收入26.19亿元，投资收益1.35亿元，盈利则出现大幅亏损，净亏损2.16亿元，同比下降2800%。对于亏损的原因，华农保险表示，受2018年承保保证保险的影响，公司2019年出现了较大的经营亏损。截至2019年12月，公司保证保险保单均已到期，大额赔款已基本支付完毕，风险已得到了充分释放，后续不会再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华农保险2017~2019年报显示，保证保险和信用保费收入波动较大。其中，保证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246.14万元、1009.71万元，28.75万元。信用保险业务仅出现在2018年年报，保费收入129.02万元。同时，从2018年华农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排名前5位的商业保险险种数据看，其中保证保险位第5名，原保险保费收入945.45万元，赔款支出2938.74万元，承保利润-2650.19万元。而华农保险保证保险业务承保亏损，与网贷平台业务密切相关。如2018年2月，网贷平台邦融汇被曝逾期2.4亿元，而其曾与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保单质押、履约保证保险等业务合作，其中包括华农保险。尽管保证保险业务影响了华农保险盈利状况，但从华农保险近五年财报数据来看，其净利润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具体而言，2015~2019年，华农保险净利润分别为0.25亿元、0.12亿元、0.09亿元、0.08亿元、-2.16亿元。与此同时，保险业务收入则逐年递增，分别为6.77亿元、9.74亿元、16.86亿元、21.82亿元、26.19亿元。具体业务方面，华农保险保费收入来源依次为车险业务、农险业务、意外伤害险，其中车险业务收入占保险业务收入60%以上。记者统计华农财险2010~2019年车险业务数据发现，尽管保费收入逐年增长，但赔款支出和承保利润明显承压，特别是近三年。2017~2019年，华农保险车险保费收入分别为12.03亿元、12.75亿元、16.01亿元，赔款支出分别为4.25亿元、5.53亿元、8亿元，承保利润分别为-1.26亿元、-0.88亿元、-1.76亿元。业内人士表示，财产险公司经营离不开车险业务，但车险市场马太效应明显，中小险企在品牌、渠道、服务等方面很难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绝大多数公司车险业务持续亏损。而车险业务的盈利需要平衡保费收入、费用率、赔付率之间的关系，降本增效是关键。同时，部分中小险企也逐步向非车业务转型。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增幅放缓，其中主要受车险业务影响，而非车险业务增长迅速。其中，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8188.32亿元，同比增长4.52%，非车险业务实现原保费收入4828.01亿元，同比增长23.11%。3.困局待解据悉，2015年华农保险制定了“三个三年”战略规划。其中，“第一个三年”让业绩进入快车道，而2019年开始的“第二个三年”则确定了以科技赋能开启转型升级2.0，同时，其称2020年聚焦农险、车险、意健险、互联网四大业务方向，打造核心竞争力。记者注意到，2019年华农保险将意外健康险作为战略板块，单独成立事业部。同时，中保协信息披露，2019年以来，华农保险与多家保险中介机构进行网络平台合作，包括水滴保险商城、轻松保等，合作保险产品主要为意外健康险。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1~5月，财产险累计实现原保费收入5013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财产险公司健康险业务累计实现原保费收入659亿元，同比增长39.6%；农业保险和责任保险分别累计实现原保费收入337亿元和390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22.1%和12.4%。某保险公司中层表示，目前不管是寿险公司，还是财险公司都瞄准健康险市场，但相比之下，财产险公司在客户筛选、费用成本、风险控制方面处于劣势，一旦陷入产品同质化、价格战的恶性循环，很可能会走车险的老路。另外，华农保险亦在调整车险和农险业务结构，截至2019年末，其车险业务保费收入占比61.13%，农险业务占比25.85%。业内人士表示，农险业务本身就是华农保险的特色，只不过财产险公司发展绕不开车险业务。“有政策和股东支持，对其转型还是有利的。”除业务布局调整外，华农保险还有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增资、总经理任职等问题尚待解决。具体而言，2019年12月，华农保险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华农保险经纪公司出资比例的提案》，不过关于该经纪公司拟注册资本、股东等具体情况，未在公告中披露。通常保险公司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后，有利于控制保险业务经营中的手续费佣金、业务管理费等成本费用。目前，华农保险保费收入销售方式主要以专业代理渠道为主。此外，2019年7月，华农保险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通过《2019年增资扩股方案》，增资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亿元增至人民币28亿元。其曾在2019年12月表示，增资扩股工作按进度安排有序推进。这是华农保险2006年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增资，2016年8月，其注册资本由5亿元增至10亿元。人事变动方面，2019年4月，华农保险总经理张宗韬离职后，总经理职位空缺已超一年。此前，张宗韬曾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让华农保险从中资财产险公司排名倒数第二，一路追赶。对于华农保险而言，2019年一直在经历各种变动，而2020年其能否在中小险企中闯出一条路，迎来新股东，尚待观察。*END*记者：杨崇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信托资金觅路：突遭热炒的“有限合伙”信托大股东治理加码：监管将紧盯入股资金来源信托产品提前兑付“玄机”四川信托TOT产品逾期背后：自营业务不良率一年内翻5倍万亿“资金池”清理倒计时突发重磅｜传融资类业务将叫停：有信托公司“突击放款”独家

“监管强制信托公司压缩融资信托规模之后，信托公司最近在忙啥？改结构啊！”某行业研究机构近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期以来，信托公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数量较此前增长明显。天眼查专业版监控动态统计（实际工商变更日期较监控动态更新统一有所滞后）数据显示，今年5月，8家信托公司累计投资了8家有限合伙企业，6月份，21家信托公司累计投资有限合伙企业26家。相较来看，信托公司投资传统企业的数量正在下降。5月份，16家信托公司累计投资传统企业21家；6月份，11家信托公司累计投资传统企业13家。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益处显而易见。如，具有明显税收优势，可以合理避税；可以突破投资者人数限制；有限合伙企业操作灵活，不受公司治理、公司章程、利润分配、表决权限等限制。不过，业内人士亦提及，“信托+有限合伙”模式中，有限合伙游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视线之外，存在监管套利、抽屉协议、明股实债等风险。1.突击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据了解，“信托+有限合伙”模式，即信托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LP），以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与其他LP一起，和普通合伙人（GP）共同设立有限合伙型基金，并通过有限合伙型基金将资金提供给融资方的融资模式。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主任、移投行家族办公室创始人王怀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信托公司虽作为LP，实际中仍可以通过协议方式增加对信托资金的把控力，与项目各方签署一系列管理协议、监管协议，协议内容往往涉及对标的项目的监管、银行账户的监管、投资收益分配等。“综合考虑到工商变更、分红安排和管理上的便利，我司与交易对手共同投资安排有限合伙形式。”近两个月累计投资4家有限合伙企业的爱建信托在回复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本报记者注意到，从工商信息来看，多个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私募基金公司，同时也是信托公司的关联公司。如爱建信托投资的4个有限合伙企业中，有3个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爱建泽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泽盈”）。工商资料显示，爱建泽盈为中基协备案私募基金管理人，同时也是爱建信托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80%。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多数有限合伙企业的运营团队其实也是信托公司的团队。不过，部分信托公司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颇显仓促。天眼查显示，2020年6月19日，建信信托与上海源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源迈”）合作设立了一上海笙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源迈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源迈成立于2019年10月，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资本5万元，缴纳社保人数0，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再比如，中信信托与中萃（深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萃咨询”）于2020年6月23日设立了珠海中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中萃咨询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萃咨询成立于2020年5月28日，注册资本1万元，股东为3个自然人。事实上，“信托+有限合伙”模式早已存在多年。信托业协会调研材料显示，2018年，开展房地产股权投资业务的信托公司已经达到25家。其中提到，中建投信托、爱建信托通过有限合伙形式开展地产股权投资业务。“近期有限合伙企业明显增加，可能是受监管形势影响，信托公司提前布局储备一些有限合伙企业，用来承接之前一些不能发的融资类业务，或者为后面的融资业务做准备。”某资管行业研究人士表示。另外，业内人士分析，私募基金募集难、备案难也是“信托+有限合伙”活跃的重要背景。某专注地产和产业投融资的金融服务机构，近期在其官方文章中亦提到，从私募机构的业务动向来看，受备案难、托管难和募集难的综合影响，越来越多的机构放弃了基金产品的备案，并直接由非关联的第三方与投资人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方式完成放款。2.半数有限合伙企业涉房地产业务从近两个月信托公司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涉及的企业类型来看，主要包含地方国企、房地产企业及各类工商企业等。另外，从多家有限合伙企业公开信息来看，并不能判断其所属领域。以国联信托与无锡国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国联”）于2020年6月29日合作设立的无锡云上联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例，天眼查显示，该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目前尚未有对外进行投资的信息。无锡国联则为国联信托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需要指出的是，信托公司近两个月所投有限合伙企业中，合作方或所投企业涉及房地产领域的，相对较为集中。本报记者梳理发现，近两个月投资的30余家有限合伙企业中，除根据公开信息无法判断其所属领域的多家有限合伙企业之外，还有十余家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所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涉及建筑、房地产背景。例如，工商资料显示，爱建信托近期投资的4家有限合伙企业，均有地产公司背景。以爱建信托投资的上海司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例，其合伙人中除爱建信托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爱建泽盈之外，还包括华鸿嘉信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天阳地产有限公司。今年4月初，南方某信托公司内部管理层人员曾向本报记者表示，近期信托公司热衷于地产基金业务，其所在的公司也正在研究中。3.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2019年底监管层人士亦曾提到，“部分信托公司还借助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等逃避监管，为穿透监管、风险防控带来了较大难度。”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信托+有限合伙模式”存在不同资管产品之间监管套利、明股实债、抽屉协议等多方面风险。记者注意到，近两个月信托公司投资的34家有限合伙企业，在中基协均没有备案记录。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信托公司通过信托计划投资有限合伙是否备案，目前尚存争议。王怀涛表示，中基协2017年2月起已有出台相关规定，严格限制私募基金投资于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热点城市普通住宅地产项目，近年来有关私募房地产基金的限制性政策多口径密集出台，实践中地产私募基金的备案也很难。但针对特定的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或者合作投资项目，未备案的有限合伙企业可以通过使用自有资金直接投向地产项目，但信托公司作为LP不应使用筹集的非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如未备案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投资者的资金再以明股实债的形式对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本质上会是一种未经批准募集资金并从事放贷业务的金融活动，具有违规违法风险。某信托公司合规部人员亦提到，这些合伙企业，本质上可能属于资管产品，应当在中基协登记备案。爱建信托在回复记者时称，相关有限合伙仅作为出资通道，不是产品，中基协对此并没有强制性备案要求。某提供地产和产业投融资服务的机构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原创文章提到，“因基金产品层面不得涉及保本保收益的安排，因此对秉持‘本金+利息/收益’思维的投资人来说，很多时候对股权投资基金都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变相地达到保本保收益的目的，而游离在中基协视线之外的有限合伙企业的直接放款模式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各类资管产品的监管部门及监管规定均不相同，信托公司能够借助私募投资基金达到逃避信托监管要求的效果。”王怀涛称。“地产基金模式只是比单纯股权投资模式多了一层有限合伙而已，信托层面不好设计和披露的，可以拿到基金层面实现，说白了，就是明保变暗保。”此前记者采访时，某信托公司高管表示。上述信托公司合规部人员亦表示，在合伙企业层面，方便灵活安排。不排除融资人与合伙企业签订一些不方便拿在桌子上的协议。*END*记者：樊红敏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信托大股东治理加码：监管将紧盯入股资金来源信托产品提前兑付“玄机”四川信托TOT产品逾期背后：自营业务不良率一年内翻5倍万亿“资金池”清理倒计时突发重磅｜传融资类业务将叫停：有信托公司“突击放款”独家

潮水退出，是谁在裸泳？近期，个别信托公司业务风险爆雷，其公司治理乱象也随之浮出水面，其中包括监管近年来多次提及的违规开展关联交易、大股东挪用信托财产等“触线”操作。种种迹象表明，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股东的治理正进一步加码。目前正在进行的信托业治乱象工作，股东违规行为和关联交易管控则是监管整治要点。此外，《中国经营报》记者还从多位信托业内人士获悉，为了规范信托公司融出资金、转移财产、输送利益等关联交易乱象，监管层近期发文要求各家信托机构限期清理非金融子公司。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市场乱象的根源是部分信托公司股东购买牌照动机不纯，拿牌照更多是为了方便自己融资输血。“投资人入股信托公司目的要端正”，近日，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监管部门对信托股权转让的审查趋严。未来对信托股东的监管趋势是从严从重，发现违规，严厉打击。1.监管整治突进日前，一位正参与信托股权交易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监管对新晋信托股东要求严格，关注公司治理，尤其看重入股资金是否为自有资金等问题。今年3月1日起实施的《信托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监管层特别突出了投资人入股信托公司目的要端正、出资意愿应真实，且投资人需充分了解信托公司的功能定位、信托公司股东的权责担当。事实上，在公司治理方面，监管部门越来越注重对信托股东的治理，特别是对股权进入到退出等各个阶段的监管和治理。此前，银保监会信托部主任赖秀福在信托监管工作会议上要求“管战略管风险管股东”。管股东是要规范股东行为，包括强化关联交易管理等。2019年底，赖秀福在2019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更直指当前信托公司股权管理的主要问题：一是股东信息有待进一步阳光化；二是股东责任未落实；三是治理机制不健全；四是关联交易管控难。信托罚单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对信托股东的监管和治理正在升级。根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9年信托公司42张监管罚单中，共有4张与公司治理相关，与2017年、2018年之和相当。这4张罚单的处罚原因分别包括公司治理机制长期严重缺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不规范；开展部分关联交易未按要求逐笔向监管机构事前报告；高级管理人员在获得任职资格核准前履职；向银保监局隐瞒公司实际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信托业治乱象工作，监管层也再次持续关注信托公司治理的问题。6月24日，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公司治理为信托公司乱象整治的7个工作要点之一。近年来，公司治理是信托公司较为突出的短板。同时，监管层比往年也更注重且更细化公司治理。最为直观的是，《通知》一共使用了282个字进行描述，比去年多近一倍。上述《通知》新增内容主要是，信托股东的违规行为和关联交易的披露管控。比如：股东存在虚假出资、循环注资、抽逃股本、代持股权等行为；股东违规持有多家信托公司股权；股东违规质押信托公司股权；通过变更股东公司股权间接转让所持有信托公司股权，规避股权变更审批；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不履行股东义务，损害信托公司、信托当事人、其他股东利益；未按监管要求准确识别关联方、及时更新并报送关联方名单等。2.严管关联交易对于信托公司股东面临的监管形势，信托研究员曾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重点是解决好关联交易。”事实上，近年来，信托公司违规关联交易屡禁不止，2018年和2019年监管部门开出的罚单，就有多起涉及违规关联交易。近期爆出较大业务风险的两家信托公司亦涉及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本报记者此前获得的视频资料中，四川银保监局副处长周彬指出，“川信的TOT业务存在不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关联交易、项目资金存在大量的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在《穿透监管背景下的信托公司股权管理》一文中曾指出，信托公司违规关联交易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以办理受益权转让（回购）集合信托业务为名募集资金，这类集合信托的主要交易对象为信托公司的关联企业；二是投资成立多个控股子公司，利用信托公司的金融品牌提供担保，多头套取银行授信；三是信托公司以购销资产及股权交易等免挂牌形式剥离资产，偿还原有负债，但购买资产款项来源于银行资金或挪用信托财产，其负债性质并没有改变；四是通过关联交易制造虚假利润，操纵盈余。除了加强股东治理外，监管这把剑也落到了非金融子公司身上。由于信托公司存在通过非金融子公司与信托公司之间开展融出资金、转移财产、输送利益等违规关联交易等市场乱象，本报记者获悉，监管部门近日下发通知，推进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清理工作。按照要求，信托公司两个月内制定清理方案，两年内完成清理工作，其中未经批准违规设立的非金融子公司在一年内完成清理。在严管关联交易方面，上述《暂行办法》明确要求信托公司加强关联交易认定和关联交易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双向核查、建立关联方名单管理制、完善关联交易内控机制安排。《暂行办法》还要求信托公司董事会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关联交易的管理，及时审查和批准关联交易，控制关联交易风险。赖秀福在信托业年会上表示，信托公司需要在《暂行办法》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建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并且，前述《通知》也提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未按要求设立或未有效发挥职能”属于公司治理乱象之一。本报记者通过信托公司最新年报了解到，截至2019年底，平安信托、重庆信托、长安信托、中泰信托等已设立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而大部分信托公司暂未设立。曾靳认为，过往信托公司的关联交易是要事前报备，但是对所有报备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存在难度。建议区分关联交易类别，对于资金流向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达到一定金额、比例的，进行严格监管审查，必要的可要求信托公司在报备时一并报送律师事务所对关联交易的法律合规出具分析意见。3.信托股权转让市场转冷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比资金池爆雷更可怕的是，大股东挪用信托资金。某信托公司高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关联交易输送利益不同，挪用资金是将属于“张三”的钱挪到“李四”那儿，或者把“张三”用于这个项目的钱挪到另一个项目。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无论是输血股东关联方，还是股东挪用信托资金，都直接损害到投资人的利益，对受托人基本信义的背弃，更是对整个信托行业信誉的极大伤害。对于上述乱象背后的根源，前述受访业内人士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信托股东购买牌照的动机不纯，拿牌照就是为了给自己融资输血；二是近两年来经济形势下行，股东主业造血能力下降，迫切需要资金补血。本报记者注意到，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在2001年至2016年期间谋得信托牌照的。根据此前媒体的统计，这期间信托业共有37家59次信托股权转让。“宏达系”的宏达集团和宏达股份（600331.SH），也是在2016年取得四川信托控股权，合计豪掷近7亿元，资本大佬刘沧龙成为了四川信托实际控制人。“虽然民营系信托表现得激进一些，风险暴露更多一些，但国有信托机构并非不会出现类似治理风险。”沪上一位银行资深从业人士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股东和信托机构之间的利益输送多年来没有被斩断。严监管之下，市场逐渐规范起来，大家要规规矩矩地做业务，不能像原来一样经营目标把方向带歪了。随着信托股东治理趋严，信托公司的股权转让市场也冷清了许多。近三年来，信托公司的股权转让半数为以国资划转、集团内部安排、国企混改等方式进行，还有少部分信托公司的小股东出让股权。近期，安徽皖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皖投”）在全国多家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国元信托9%股权，这已是其一年以来第三次挂牌。安徽皖投相关负责人拒绝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有无意向投资人等情况。前述正在参与交易的人士则认为，“牌照肯定是有价值的，P2P整顿最终回归到牌照发放。并且一家机构经营好坏，除了经营团队和管理能力外，更关键的是股东理念和股东目标导向。”

6月23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金融人士处获悉，近日云南国资委发布《关于省属企业到期债务情况的报告》的批示，要求所有省属国企必须牢记严控新增债务，并且所有高于6.5%利率的债务，特别是大于7%的必须“千方百计换掉，并严禁再有类似”。此前，江苏多个地区亦曾发文要求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与此对应的是，市场上多款两年期的江苏政信类信托产品，已于近期提前兑付。近期因TOT项目逾期深陷舆论风波的四川信托，其官网也显示，部分信托产品提前兑付。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至少7只房地产信托产品被提前结束，涉及资金规模达4.95亿元。多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信托产品提前兑付的原因，主要是融资方置换更便宜的钱，或融资方爆出风险、信托公司“排雷”所致。受访人士透露这背后的一些操作称：比如，有的信托公司为了争夺业务，以优惠利率吸引融资方发新信托接续旧信托；有的信托公司则“移花接木”，以当前较低的收益率募集新一期资金，替代此前募集的高成本资金，从而获得更大的利差。1.信托收益率创三年新低融资方用便宜资金置换高成本资金，是信托产品提前结束提前兑付的重要原因。近日，多个提前兑付的信托项目中，理财经理通知中也透露了这一信息。“融资方要求，每期满一年就开始兑付”；“年前签的协议收益高，现融资方拒绝提款，项目作罢”；“因融资方流动性充裕，目前暂停进款，已进款客户将于近期提前兑付本金”……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6月份以来，十多家信托公司提前兑付未到期的产品，其中政信类和房地产类产品成为“撤资”大户。“融资方提前还款后再融资，融资成本可以降低300～400个Bp。再融资渠道包括地方债务置换、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也有部分融资方会通过新的信托置换更低成本资金。”某信托公司资深信托经理告诉记者，“这两年发的高收益信托产品有可能会大面积提前兑付。”今年3月份以来，多个地区要求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江苏泰州、盐城、常州要求县级市（区）下属企业融资成本不得超过8%，并制定成本8%以上融资清退工作方案。据媒体报道，苏北某地市一区县融资平台3月份融资成本是9%，4月份降至8%，而6月份已降至7.4%。5月份，信托圈内又传出某大型地产商大幅下调融资成本的消息。中部地区某信托公司房地产业务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其所在信托公司就有该地产的项目提前结束不再续做，“现在一些大型房企能通过银行贷款或者公开市场发债拿到更便宜的钱。”比如公开发债的融资渠道，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今年城投债共发行2570只，发行规模约为2.1万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24.31%。同时，房地产行业共发行392只债券，发行规模为3472.39亿元，同比增长11.14%，大型房企的公司债券利率区间为3%～4.5%。“近期提前兑付的这几个项目都是高收益的优质政信类。”投资人杨先生对记者分析表示，这些信托产品主要为2年期，收益率超过8%，比如某信托宁波奉化项目收益率最高为8.3%，某信托常州金坛项目收益率高达9.4%。据了解，今年以来，信托产品收益率持续下调。根据用益信托网最新统计数据，5月发行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收益率为7.49%，而2018年和2019年全年发行的集合信托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为7.94%和8.16%，可见当前收益率已是近三年的新低。2.规避风险“排雷”“提前兑付未必是坏事。”近期踩雷四川信托TOT项目的一位投资者则表示。对于信托产品提前兑付的原因，用益信托研究院研究员喻智认为，一是融资方提前结束项目，包括融资方资金充裕，避免融资集中到期风险，或者获取更低成本资金等。二是部分信托公司提前结束，是项目出现风险问题时不得已的选择。上述房地产信托业务负责人也告诉记者，项目提前结束还有其他可能，一是房地产销售回款后陆续偿还本金；二是信托公司出于项目风险考虑，提前结束项目，要求融资人提前还款。“融资方出现风险，包括公开市场债券违约、出现重大的负面舆情、股价大跌导致被冻结查封等情况，都可能会引发信托项目提前结束。”上述信托经理告诉记者。记者注意到，去年以来，由于交叉违约等风险，信托公司要求提前结束的信托产品增多。比如，近期三盛宏业出现负面舆情，其所持有的中昌数据（600242.SH）股票遭到法院查封，且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因此爱建信托依约书面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融资方提前还本付息。实际上，部分信托成立之初会事先约定交叉违约条款。比如，近期新发行一款房地产信托产品的风控措施有这样的描述：“设置交叉违约条款，截至5月底某地产在我司存续项目4个。本项目违约均可触发祥生地产与公司合作的其他项目或签署的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的条款。”上述房地产信托业务负责人还告诉记者，之前能操作土地前融业务的信托机构，可以接受土地后置抵押。但如果后续抵押不了，就会出现项目提前结束提前清算的情况。除了传统的政信类和房地产类信托外，去年以来，消费金融信托产品也出现提前结束的情况。比如，今年1月初，光大信托“弘禄买买1-3号”因底层资金回流情况远超预期提前兑付；2月底，西藏信托官网也披露“微塔斯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因资金闲置率超过50%终止放款、提前进入摊还期。据南方某信托公司研究发展部负责人表示，疫情导致助贷机构部分消费场景的业务量锐减，加上市场上资金成本降低，信托公司可能会考虑收缩成本较高的资金体量，置换部分成本更低的资金。也有业内人士还指出：“可能是由于资产质量引发资金闲置率超过阈值。去年以来，消金行业的逾期率在直线上升。疫情使得消费信贷市场的逾期风险增加，风险甚至可能会向上游的信托公司传导。”多位受访人士还提到，当前信托不良资产处置加速，此前得到延期的部分融资方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兑付压力，继而触发其他项目的提前结束。3.信托公司“移花接木”部分城投平台转向新信托获取低成本资金背后，还透露着同业之间的竞争。一位从事城投平台业务的人士表示：“比如去年项目的收益率一般是8%～9%，现在市场上优质项目很少，有的信托公司为了争夺客户，也会给出更优惠利率。”此外，上述资深信托经理透露，一些提前结束的信托产品，可能并非是被融资方置换，而是被信托公司“移花接木”。在融资方的融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信托公司以当前较低的收益率募集新一期资金，用以替代此前募集的高成本资金，从而获得更大的利差。不过，多位受访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主要是通过资金池来做。现在监管非常严格，很少公司会这么干，资金池也不允许再投非标。置换成新的信托项目，成本并不低。前述房地产信托业务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虽然融资利息有所降低，但是销售费、评估费、保险费、公证费等都是要项目成立时一次性付清的。通常大部分信托公司都会收取头息（记者注：业内行话，意指首次支付的利息），成立不到半年结束的项目至少要给半年的费用，满半年按照实际用款天数计算。”此外，一些信托项目分期还本付息，比如投资人100万元认购一个两年期信托项目，半年期满时拿回10万元本金。上述信托经理告诉记者，中长期项目会通过设置分期还款，加强贷后管理，及时了解融资人的经营情况。但部分信托公司轻视投后管理，比如1亿元贷款半年时还5万元本金，根本起不到逐步压缩风险敞口、避免集中到期风险的目的。之所以会有上述操作，主要是因为，原银监会2010年下发的《关于规范中长期贷款还款方式的通知》中要求，中长期贷款“实行分期偿还，做到半年一次还本付息”。本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半年还本通常是形式上的，‘5万’只是为了合规”。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半年还本条款，明确标为“贷款”的信托项目会设置，资产收益权、债权回购等融资类业务通常不设置；还本额度上，有机构称“监管没有硬性要求，有还款动作即可”，也有机构要求每半年偿还贷款规模的10%。值得注意的是，开头提到的四川信托提前兑付项目，部分并不满半年。比如，川信·温州多弗绿城翠湖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今年1月上旬成立，期限12个月，刚满半年就提前终止，公告对此解释为“根据信托文件相关规定及信托计划实际运行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上述7只房地产信托均是按期部分结束，比如“温州多弗项目”提前结束的是第1、2、4、16期等共八期。在TOT项目逾期的同时，四川信托官网显示，四川信托部分信托项目提前兑付，主要包括泽信优债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儒辰临沂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迪花熙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天府2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本报记者统计，今年6月份以来，至少7只房地产信托产品被提前结束，涉及资金规模达4.95亿元。“项目的资金来源是什么，会不会与近期的TOT资金池的处置有关？”有受访人士指出：“部分提前结束确实有点奇怪。”对于房地产信托批量提前兑付，截至稿件刊发之时，四川信托方面暂未作出回应。*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四川信托TOT产品逾期背后：自营业务不良率一年内翻5倍万亿“资金池”清理倒计时突发重磅｜传融资类业务将叫停：有信托公司“突击放款”独家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投资人处获悉，四川信托多个产品发生逾期。对此，四川信托高管对投资者称，资金池项目风险暴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TOT产品停发；将“拼尽全力在一年内解决问题”，采取引进战略投资者、变卖股权、清理底层资产等方式解决逾期问题。逾期背后，记者注意到，四川信托近年来TOT资金池业务表现激进。有知情人士透露，四川信托财富中心通过高佣金促使理财经理向投资者更多地推介TOT产品，这些产品30万元起投，90%为自然人投资者，“底层投了很多风险项目和自融项目。”多位信托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四川信托事件对信托行业影响很大，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时也有更多顾虑。某财富管理部门负责人透露，“这些天我们一家家财富中心跑，和财富顾问沟通和解释。”1.待偿金额缺口最高达40亿6月15日上午，投资者曾前往四川信托，沟通产品的逾期情况与处理方案。投资者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四川信托现任董事长牟跃、党委书记（拟任董事长）王万峰、总裁刘景峰等高管以及四川省金融监管局、四川省银保监局两位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刘景峰在会上表示，目前TOT项目流动性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以及TOT产品停发。“经营层保证在川信努力工作，保障投资人的权益，力争一年内解决问题。”刘景峰在6月17日的投资者沟通会上回应了延期相关数据：据公司进一步统计，自2020年5月29日第一笔延期出现后，到2020年底，这期间涉及到期产品规模为129.9亿元，有大部分可能会延期；2021年内到期的TOT产品是103.45亿元；2022年内到期的TOT产品是19.22亿元。也就是说，TOT产品总计存续规模为252.57亿元。“目前出现的缺口30亿~40亿元”，6月12日的小范围投资者沟通会上，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刘维文曾透露。本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逾期的信托产品主要包括“申富129号”“申鑫74号”“百福36号”“芙蓉43号”等，这些项目大多在5月底到期，6月11日为最后兑付日。不过，目前均已无法兑付本息，产品延期。6月15日，上市公司杭锅股份（002534.SZ)也发布相关公告。据了解，杭锅股份于去年12月4日购买了四川信托的“天府聚鑫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天府鑫聚3号”）5000万元，产品期限6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6%。6月11日，四川信托兑付了上述产品的20%即1000万元的本息约1038.10万元，剩余4000万元本息未能如期兑付。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9年以来，多家上市公司曾购买四川信托的产品，认购规模近7亿元。其中，迎驾贡酒（603198.SH)最晚于2020年3月10日认购了天府鑫聚3号3000万元，将于7月10日到期。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四川信托官网公告，今年5月至6月12日，四川信托非TOT项目仍陆续募集成立，成立10个项目，共募集超过14亿元。6月11日当天，还有两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募集资金7830万元。2.资金池业务激进有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四川信托财富中心销售政信信托等产品的销售佣金通常是6‰，TOT产品的佣金则高达1.6%。”“四川信托的TOT产品认购门槛较低，一般30万元以上就可以购买。”一位信托理财师告诉本报记者，去年开始四川信托营销很猛，TOT产品收益率比同行高，甚至有的超过同期政信信托、房地产信托收益。目前，四川信托逾期产品均是具有“资金池”业务属性的TOT产品。此前，四川信托有申鑫、申富、丰盛、芙蓉、蓉汇、蓉城、蓉都、蓉锦、锦恒、锦江等多个TOT项目发行。TOT产品中，收益最高的“汇鑫”、“蓉锦”和“蓉汇”三类产品，其预期年化收益均为8.7%~9.5%。从资金投向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国债、货币市场基金、固定收益资产等；流动性资产、融资类资产以及金融机构产品；基建项目及重点企业；同业存款、信托计划等。“单纯投货币基金、国债或者是普通固收类产品，很难达到8%的收益率。”某信托公司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川信做项目比较激进，TOT底层投了很多风险项目和自融项目。”监管最新的回应也侧面印证了这一说法。本报记者获得的视频资料显示，四川银保监局副处长周杉6月17日表示，川信TOT产品发行和资金投向不符合监管规定，底层资产大多为风险资产，如继续发行，则是依托后面投资者认购的资金兑付前面的投资者，却并未向投资者真实披露底层风险，这是不符合相关监管规定的。周杉指出，“川信的TOT业务存在不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关联交易、项目资金存在大量的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TOT产品最初是为了大拆小，每多一个TOT就多50个300万元以下的小额自然人名额。”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若出现底层资产无法变现，一些信托公司可能会利用TOT循环滚动募资和刚兑，承接不良资产。”在其看来，TOT往往被用作逾期项目的接盘工具，期限错配、底层资产不明确的流动性风险一直存在。3.处置难题对于逾期的项目处置方案，四川信托方面目前给出五个解决方案：一是，四川信托拟转让宏信证券公司超过60%股份；二是，股东增资；三是，变卖川信大厦；四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五是，清理底层资产回收资金。对于拟出售的宏信证券股份，牟跃称，“宏信证券去年底的净资产为22亿元，是全牌照券商。四川信托持有宏信证券60%股权，拥有绝对控股权；宏信资产质量较高，成长性较好。”根据四川信托年报显示，宏信证券是四川信托重要的子公司。截至2019年底，四川信托母公司总资产为98.91亿元；合并报表中总资产则高达217.42亿元，主要原因是合并宏信证券所致。年报还显示，2019年3月28日，四川信托将持有的全部6亿股宏信证券质押给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保基金”），质押期限一年。据本报记者了解，该笔质押暂未解除。增资扩股方面，四川信托计划注册资本由现在的35亿元增加到50亿元。牟跃在会上表示，“如果原股东愿意买，有优先购买权，如果不行就引进战略投资者，至少保证15个亿以上的增资。”“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有投资人认为，宏信证券和川信大厦这两项资产的处置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股东增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这些都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按照牟跃给出的时间表来看，比如转让宏信证券股权，按流程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争取9月上旬向产权交易所递交材料挂牌交易，意向投资者缴纳10亿元履约保证金后，报证监部门审批，时限3个月，再办理交割。对于已被抵质押的资产，牟跃也坦言，“所以要用10亿元履约保证金先还给信保基金把抵押权、质押权解冻出来，然后才能签订协议。”天眼查信息显示，四川信托目前共有十名股东，前三大股东中，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集团”）持股比例为32.04%，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25%，宏达股份（600331.SH）持股22.16%。也就是说，四川商人刘沧龙通过宏达集团和宏达股份，实际持有四川信托54.2%的股权。公开信息显示，刘沧龙是已被执行死刑的四川黑帮老大刘汉的堂兄。本报记者注意到，四川信托的自营业务不良率在一年内翻了5倍。四川信托2019年年报显示，去年归母净利润为5.21亿元，同比下滑29.59%，创历年来新低。自营资产中，去年年初不良率为4.82%，年末不良率升至22.21%。其中，次级类资产规模为19.61亿元，不良资产合计22.42亿元。对于四川信托TOT项目及资金池规模、底层资产实际情况、当前公司经营状态、股东增资等措施可行性等问题，本报记者向四川信托相关工作人员致电并发送采访函，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万亿“资金池”清理倒计时突发重磅｜传融资类业务将叫停：有信托公司“突击放款”独家

近期，四川信托TOT产品的集中逾期，再次将信托行业资金池业务置于舆论风口。《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业内获悉，今年更早些时候，监管曾对包括四川信托在内的，至少5家资金池业务比较典型的信托公司进行了审查，其中，四川信托及另外一家南方信托公司的TOT

近日，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邦保险”）再现高层人事变动。《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原阳光财险副总裁、泰山保险总裁纪律，拟出任都邦保险总裁职务（任职资格仍需待银保监会核准），目前以临时负责人身份开展相关工作。与此同时，都邦保险原总裁陈正银已离任。5月中旬，都邦保险发布高管离任审计项目招标公告，该项目即为总裁陈正银离任审计，审计时间即为陈正银任职期间。2019年第三季度，都邦保险总精算师彭喜峰转投珠峰保险，12月，刘红出任都邦保险党委书记。此次纪律拟出任总裁，这是都邦保险近期以来的第三次高层人事变动，故事不断的都邦保险后续变化仍待关注。1.原总裁已走离任审计统计本报记者独家获悉，原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保险”）前总裁纪律，将出任都邦保险总裁职务。据了解，纪律此前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安财险、阳光财险等保险公司任职。公开信息显示，其曾在平安财险曾历任无锡分公司总经理、南京本部常务副总经理、总部市场部主任、财产险部副总经理、战略客户部总经理；2010年8月至2014年3月，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兼任标准经纪董事长；2014年3月至2017年8月，在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董事。2018年7月至2020年4月在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任业务总监兼工会主席。据了解，中泰信托于2014年入股都邦保险，持有都邦保险19.07%的股权，为其第二大股东。2020年4月13日都邦保险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聘任纪律为总裁，在银保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前，以都邦保险临时负责人身份负责相关工作。而都邦保险原总裁陈正银开始淡出，都邦保险官网在5月11日发布《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0-006高管离任审计项目招标公告》，该项目的需求即为高管审计：总裁陈正银离任审计。审计期间即为陈正银任职期间2012

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18日，市场有消息称，“核弹级政策，据多个信息，截止今天中午未报备通过的融资类信托产品不准在继续开展，融资类业务全停了，比资金信托新规还很。”《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信托业内人士处获得一份截图。截图内容为：各位同事，根据最新消息，会理昨天给各监管局发了邮件，提出今年不得再新融资类业务规模，截至明天尚未在中信登报备成功的融资类业务一律叫停，请大家在交易设计时注意，避免设计成融资类业务。委托人是金融机构的，如果底层是标准化产品，归类为投资，底层是非标的，归类为事务管理（但是此类属于金融同业通道，将占用通道额度，今年对通道压降也有要求，下周具体要求应该能下发到每个公司）。对于委托人不是金融机构的，如果是企业，可以归类为事务管理类，也不占用通道额度，如果是自然人，可以考虑设计为家族信托。以上仅供参考。”业内人士分析，从内容口径来看，应该是来自信托公司内部，在考虑短期内的应对之道。《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上述消息，求证了多家信托公司内部人士。某信托公司业务部负责人透露，“这是针对某排名靠前的大型信托公司的政策，该信托公司昨天晚上临时接到的通知，是最早接到通知的信托公司，后续应该还会有五六家信托公司陆续也会接到通知。”实际上，已有信托公司开始要求“突击放款”。另外一家信托公司内部财富团队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其所在的信托公司已经要求突击放款了。据其透露，已有多家信托公公司要求突击放款，“能放的尽快放，30日后大概率不让新增量了。”《这两天信托经理的状态——某地产公司排队签约的情景》（信托公司内部人士供图）*END*记者：樊红敏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管窥资金信托新规

整个信托行业“心”悬一线。近段时间以来，受《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资金信托新规”）影响，业内有人惊呼压力大，有人担忧经营业绩，有人正瞄准腾挪出的市场份额。此前，本报曾报道，资金信托新规的多个条款较此前监管尺度有较大提升。受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资金信托新规出台后，信托公司将直面业务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利润空间缩小的冲击。监管意在引导信托回归理性、回归本源。“资金信托新规对整个信托行业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带来颠覆性、根本性的改变，而不是技术性的微观调整。”某大学信托领域一位教授指出。1.“靴子”悬念：又盼又怕在资金信托新规的基础上，信托业界人士普遍关注净资本管理、贷款业务监管方向、信托业务资本占用规定等更为细节的配套政策。6月8日，资金信托新规的意见反馈截止。对于近期业内流传的资金信托新规可能压后甚至搁置等说法，有业内人士认为，“可能会晚一点，可能会迟到，但肯定会到。”“如果没有达到或背离了监管部门的预期目标，现有的业态未必还能持续下去，甚至不复存在。今后68家有可能变成十大信托公司或十大信托银行，甚至和银行理财子公司整体合并。”有受访资深信托人士如是认为。针对征求意见稿具体的规定，上述大学教授提醒道，监管应当注意信托产品和信托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征求意见稿对信托公司的产品和业务做了较为严苛的规定，这可能对信托产品和信托公司造成流动性危机，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他还强调，“没有流动性、标准化以及受托人责任的量化界定等配套政策，简单强调‘打破刚兑’，将会使得信托产品和信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一落千丈，甚至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被边缘化。”《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资金信托新规的基础上，信托业界人士普遍关注净资本管理、贷款业务监管方向、信托业务资本占用规定等更为细节的配套政策。某信托公司副总裁预计，下一步可能对《信托公司的净资本管理办法》进一步修正，对信托公司融资类业务的风险资本计提采取更严苛的标准，甚至和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风险资本的计提对等或挂钩。此外，多位受访业界人士还关心后续配套监管政策的更多细节，包括：信托公司资金信托、服务信托、慈善信托的资本占用标准；资金信托中非标融资类、非标投资类、标准化投资类和融资类如何进行区分，等等。2.压力山大：想减怕减资金池和刚性兑付是信托公司过往比较集中的问题，本质上都和非标有关。多位受访人士坦言，资金信托新规之下，大部分信托公司会感到很有压力，因为非标占比可能在百分之七八十。资金池和刚性兑付是信托公司过往比较集中的问题，本质上都和非标有关。某信托公司一位资深从业人士此前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资金信托新规中提到的上限相较于银行理财、券商资管的35%更为宽松，但对信托这个“非标大户”来说，非标限制是“最具杀伤力”的条款。根据信托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9年末行业总计有5.83万亿元的融资类信托规模。本报记者梳理66家信托公司最新年报发现，从融资类主动管理信托占主动管理类信托的比例来看，截至2019年底，52家信托公司的占比超过50%，相当多的信托公司占比超过80%。“我们属地的监管部门，要求非标融资类一定要控制住、压缩下去，规模不能增长太快。”上述信托公司副总裁告诉记者，这对信托公司的业务和利润影响很大，“一系列的政策限制，很多业务展业难度大。”他以房地产信托业务举例分析道，随着资金信托新规的出台，信托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市场份额会萎缩。全国房地产每年开发规模大约15万亿元，其中前融业务的市场规模为1万亿~2万亿元。“这部分市场需求真实存在，信托份额萎缩，将会给其他金融业态带来业务空间，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通过房地产基金等承接信托公司的市场份额。”这位副总裁说道。3.监管信号：专而精从新规来看，目前监管鼓励的业务方向是标品投资业务、非标转标业务、股权投资业务、服务信托业务。前述大学教授表示，对信托新规的研判，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非标限制比例和人数限制等表象环节，应该参透监管部门对整个信托行业的定位和方向是什么，未来信托的业态是怎样的？在其看来，信托业过去的“黄金十年”，定位为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有效融资渠道之一，次级贷款和通道业务粗放式野蛮扩张。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0年一季度末，国内信托资产余额仅为2.37万亿元，2017年底猛增至26.25万亿元规模。“监管部门不希望现有业态继续发展，希望信托是小而美，专而精的。”前述大学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资金信托新规对整个信托行业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带来颠覆性、根本性的改变，而不是技术性的微观调整。实际上，信托公司过去主要做类银行、类证券的业务，在牌照红利之下赚大钱、赚快钱，却没有做发挥信托制度优势的业务。某信托公司一位副总裁分析认为，“从提出服务信托的概念，到提出要建立信托文化，监管层向行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希望信托公司承担起信托制度践行者，这就是监管的理念和导向。”另一位信托公司创新研究部人士则指出，从新规来看，目前监管鼓励的业务方向是标品投资业务、非标转标业务、股权投资业务、服务信托业务。“资金信托新规不是偶然，是一系列政策铺垫下的结果。”某大型信托公司资深人士表示，无论是资管新规的监管要求，还是去年以来信托行业降通道业务、限制房地产信托、三次风险大排查、压降融资类信托等监管动作，监管方向一直都很明确。事实上，为了引导信托行业规范发展，监管部门近两年来还增多了合规检查和处罚措施。百瑞信托研究显示，2019年信托行业罚单数量超过2015年至2018年罚单数量总和的50%。本报记者注意到，2019年超三分之一的信托机构因业务合规问题被监管部门处罚，罚单数量与处罚金额均为近5年之最。某信托公司创新发展部总经理对记者表示，资管新规的出台背景是，分业监管下资管产品诱发了各种金融风险，尤其是资管子行业之间监管套利。“最大的利好是，资管新规和信托新规统一了整个资管行业的监管标准。”他指出，单个项目之间、信托公司与信托行业之间、信托资管行业与银行、证券、保险资管整体之间，不能发生风险传染，这是监管的底线。信托业协会最新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行业数据显示，信托资产规模继续压降至21.33万亿元，信托业资产风险率为3.02%，首次破3；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626个，同比增幅61.63%；风险资产规模为6431.03亿元，同比增幅127.20%。*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管窥资金信托新规

受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形势前景不明，不良资产开始加速暴露，地方AMC扩容、增资、拓宽融资渠道等各路消息频出。2019年以来，已有4家地方AMC完成增资。今年以来，浙江、广东、湖南、江苏等多个省份亦加速牌照扩容，海南省即将成立第二家地方AMC——海南新创建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上报银监会等待审批。《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一方面，不良资产市场火爆，资本持续涌入；另一方面，地方银行、信托等主流融资渠道被严格限制之下，地方AMC地产类信贷业务正日渐活跃，地方AMC继续“不误正业”。值得关注的是，地方AMC正在通过发放委托贷款、购买存量地产类债权、购买关联地产商之间构建的债权，来为地产商提供融资。

2020年5月19日，金一文化公告称，公司创始人和原实际控制人钟葱目前持有的公司12.03%股份已经全部冻结，其中85.93%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至此，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珠宝大佬已经彻底远离自己一手打造的珠宝帝国权力中心。1975年出生在江西瑞金九堡镇清溪村的钟葱，用7年时间打造了资本市场“珠宝第一股”——金一文化（002721.SZ），7年之后，公司却又变得“支离破碎”。其间，钟葱本人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譬如，用35倍溢价将自己间接持有的公司卖给金一文化，随后金一文化还曾与关联公司、下游合作商家一起玩借贷游戏。然而，号称“瑞金首富”的钟葱却最终对金一文化失去了实际控制权且股权尽数冻结。1.上市融资并购1975年5月，钟葱出生在一个距离瑞金县城近30公里的农村，在考上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后，他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2014年1月，金一文化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块，董事长钟葱以35亿元的身家成为瑞金首富。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金一文化在上市后业绩却突然变脸。根据金一文化的招股说明书，该公司上市前的2010年至2013年1-6月业绩增长迅猛，营业收入分别为22.32亿元、25.54亿元、29.31亿元和18.21亿元，上市前近三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57%。与此同时，公司净利润表现亮眼，同期各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545.5万元、7094.12万元、7809.92万元和10802.36万元。其中，金一文化2013年仅用半年时间就取得远超其他年份全年业绩的优异成绩，盈利增长速度惊人。然而，上市后业绩却瞬间变脸。2014年一季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开始出现下滑，净利润亏损1214万元，同比下滑149.84%。虽然2014年金一文化最终的营业收入取得不错成绩，但净利润却同比大幅下滑33.65%。对于金一文化业绩变脸的原因，知情人士给出了自己理解的答案：在钟葱打开银行代销贵金属市场后，不少人发现了新的贵金属产品经营方式，涌入该市场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在钟葱之后的人们进入这块业务的门槛越来越低，基本上只要你能够和银行签协议，就可以通过银行渠道卖贵金属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利润下降，使得金一文化的净利润持续承压。知情人士还表示，人们购买贵金属产品主要目的是送礼，然而当时恰逢国家拉开反腐倡廉的序幕，礼品市场迅速萎缩，导致该产品市场的利润空间也在逐步下降。金一文化上市仅4个多月就宣布停牌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越王珠宝。根据当时发布的收购报告书显示，金一文化以9亿元的整体估值收购越王珠宝的全部股权，相对越王珠宝当时的账面净资产溢价约一倍。此次收购给金一文化业绩起到不小正面作用。年报显示，公司2015年净利润为1.53亿元，增幅高达121.56%。然而，2016年前三季度，金一文化的净利润再次出现下滑。在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的情况下，金一文化再次祭出收购大旗。2016年12月6日，金一文化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一次性购买金艺珠宝、捷夫珠宝、臻宝通、宝庆尚品、贵天钻石等5家公司的股权，涉及金额约30亿元。此消息一经发布，随即收到深交所的问询函，质疑金一文化为何要以35倍溢价购买实控人钟葱个人间接持有的、经营情况堪忧的公司。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钟葱高举收购大旗的举动一点儿也不意外。上市后，金一文化的现金流就因为持续大额投入的营销费用、大肆扩张门店的举措而持续承压，钟葱只能通过持续不断的资本运作来获取资金，维持公司的运转。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仅2017年金一文化在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的入围价为4.6亿元，溢价率为31.4%，成为了央视10个“国家品牌计划TOP合作伙伴”的第二名。除此之外，2017年金一文化还面临快速开店所带来的资金压力。“在央视投放广告后，金一文化的门店数量并没有跟上，这会导致产品销售跟不上广告投放效果，因此钟葱就采取了激进的开店模式。”江西市场拓展人士介绍，钟葱在和当时公司请的咨询团队讨论后，采取了在江西遍地开花进行品牌推广的模式，即在江西开1000家店，每个县开10家店，坚持3年用超低价进行销售，挤走竞争者，吸引人流量抢占市场，再配合密集的广告宣传，形成市场规模，从而占领江西省市场。“2017年，钟葱从决定要开店到第一批店正式开张只花了三四天时间，这其中还包括了装修选址和准备货品的时间。”知情人士透露，2017年3月28日，金一文化开会决定要开店；4月初，管理团队就到了赣州；4月底，就有200多家店开业。他表示，此时钟葱已经将自己大部分的股权进行质押，若不是因为现金流的问题，钟葱在六七月就可完成江西省全省的门店布局。对于金一文化近年来大肆扩张的做法，奢侈品行业资深人士杨帆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金一文化的经营模式，与传统珠宝品牌发展的路线不一样。金一文化更多的是依靠资本市场带来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进行资源的整合和网络的拓展。这种方式适合快速消费品、餐饮和其他服务类行业。因为对于后加入市场的“搅局者”来说，没什么比时间效率更重要的了，就像瑞幸咖啡在短时间内开出上千家门店的概念一样。但是，珠宝行业与快速消费品或者餐饮类行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珠宝行业需要建立非常强的品牌认同。而这种认同，没有捷径可以走，不是说一夜之间把很多珠宝品牌收购了，然后都挂上统一的牌子，消费者就会买账。正相反，消费者对于突然出现的珠宝品牌，都不会轻易建立信任。对于珠宝消费而言，没有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拿多少钱做广告都不行。2.“掘金”资本市场现金流承压，门店开设推进计划受阻，钟葱必须找到解决困局的方法，而此时，利用大举收购润色财务报表并通过收购公司增设门店再次成为钟葱的选择。以臻宝通为例，在此次收购大战前，金一文化就与臻宝通有了联系。金一文化曾在2017年8月23日发布的收购报告书中提及，臻宝通的前身为成立于2012年7月的艺谷（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谷科技”），实际控制人为钟葱，持股85.5%，而当时钟葱仍是金一文化的董事长和第一大股东。2014年9月，钟葱将艺谷科技的母公司艺谷文化的股权以5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黄育丰、张广顺、曹修建、刘鑫、谢永林和华小丽等人，离开了艺谷科技，但若细究下去，可发现个别受让股东与钟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是黄育丰，工商资料显示，黄育丰曾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的深圳市金恒丰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丰珠宝”）曾是金一文化的经销商，2015年年报显示，当年金恒丰珠宝还获得了金一文化控股子公司550万元的担保。2015年，艺谷科技正式改名臻宝通，并陆续引进了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飓风投资”）、三物投资等股东。飓风投资是在2015年6月购入艺谷科技8%的股权。工商资料显示，飓风投资的法人代表和大股东均为孙戈，而孙戈自2008年入股金一文化以来一直担任董事，直至2015年6月才退出管理层，并于2018年退出股东之列。艺谷科技正式改名臻宝通后，迅速扭转经营不善的局面，2015年上半年甚至迎来业绩大爆发。然而，也正是转变过于突然，深交所就在问询函中要求金一文化对此进行解释，给出臻宝通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快速转型并在2015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不仅如此，臻宝通还存在着关联交易问题。2016年臻宝通的前五大供应商中，第一大为上海黄金交易所，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63.01%。当时，臻宝通通过金一文化子公司江苏金一的会员资格得以在上海黄金交易所进行交易，而第四大供应商就是金一文化。同样被质疑涉嫌利益输送的还有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天钻石”）。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信息，金一文化本次拟计划以2.74亿元的价格收购贵天钻石49%股权，由此计算，贵天钻石整体估值高达5.6亿元。与臻宝通相似的是，贵天钻石也是在此次收购前就已经与金一文化产生交集。收购报告书披露，贵天钻石曾是上海贵天的全资子公司，而上海贵天66.7%的股权归越王珠宝所有。2015年，金一文化完成越王珠宝的收购时，便将其股权和收益权的三分之二收归旗下。2015年12月，上海贵天以1961.5万元向越王珠宝、深圳熙海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熙海投资”）和深圳领秀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秀投资”）转让了贵天钻石的股权，其中以1000.39万元的价格将贵天钻石51%股权转让给了越王珠宝，另外的49%股权则以961.16万元的总价卖给了熙海投资和领秀投资。时间仅过去一年，金一文化又从熙海投资和领秀投资中收购贵天钻石49%的股权，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贵天钻石的估值已从当时的1961.5万元暴涨至5.6亿元，这意味着熙海投资和领秀投资仅仅付出961.16万元，便获得了2.74亿元。熙海投资和领秀投资投资贵天钻石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如此高额的回报，不仅让人心生疑惑。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贵天钻石主要客户来看，金一文化在2016年前9个月还以3415.94万元的采购额位列贵天钻石第二大客户，但在2014年和2015年其均未跻身于贵天钻石前五名客户名单中。此举令人不免怀疑金一文化在本次收购贵天钻石49%股权之前，很可能突击向对方进行采购，借此来粉饰贵天钻石业绩表现，提高其股权评估价值，通过自身的采购资源来充实熙海投资和领秀投资两家投资机构的荷包。不仅如此，两家公司的股东与贵天钻石也存在关联关系。熙海投资股东有严琼和王熙光两名自然人，而领秀投资股东包含王东海和郭海华两名自然人。通过收购报告书可以发现，王熙光不仅担任贵天钻石的法人代表和上海贵天的总经理，还是越王珠宝系统的高级经理人员。对此，记者致电王熙光询问熙海投资与金一文化的交易情况时，王熙光不愿意对此进行评论，而当记者追问其与钟葱的关系时，王熙光在表达了自己与钟葱并不相熟后，旋即挂断电话。王东海曾持股40%的深圳城市领秀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秀珠宝”）在此次收购前就与贵天钻石存在大额采购交易，2014年至2016年1-9月，向贵天钻石采购金额分别多达1035.24万元、1405.6万元和3288.03万元。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前9个月，贵天钻石对领秀珠宝的销售毛利仅有5.82%，远低于贵天钻石同期11.57%的毛利率。在此次收购大战中，除了臻宝通和贵天钻石的收购存在不少疑点外，另外三家公司均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点。金艺珠宝和捷夫珠宝在过往年度与金一文化均存在金额巨大的采购交易，而宝庆尚品则在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仍被金一文化以高估值进行收购。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信息，金一文化在2015年6月以3.98亿元收购宝庆尚品51%的股权，当时宝庆尚品的整体估值为7.8亿元。一年后，金一文化以5.15亿元收购其49%的股权，而此时宝庆尚品整体估值高达10.5亿元。但从业绩表现来看，宝庆尚品无法支撑如此高估值。宝庆尚品在2016年前9个月实现的收入和净利润金额分别为10.38亿元和1154.93万元，而在2015年全年，则分别为15.06亿元和6286.23万元，前后净利润对比看，金一文化收购时宝庆尚品的净利润数值尚不足2015年全年的五分之一。此外，上述知情人士还透露了收购协议中不为人知的信息。金一文化在收购报告书中提及，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但据知情人士了解，此次收购钟葱主要是将股权抵押给被收购方的方式来抵扣收购需要支付的现金，至于现金最终是否有支付，支付了多少，外界则不得而知。3.折戟借贷游戏在完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收购大战后，钟葱控制下的金一文化又将眼光投向了互联网金融理财借贷平台，玩起了借贷游戏。2017年6月6日，金一文化和金赣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赣珠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表示博金贷与金赣珠宝达成深入合作意向。在这场合作中，钟葱的作用不容小觑。当时博金贷对外的宣传稿中，是这样描写钟葱的作用：博金贷近期在全新打造核心企业供应链产品上颇有成效，通过金一文化董事长钟葱的牵线搭桥，历经一个月的沟通洽谈，博金贷与金赣珠宝终成战略合作伙伴。博金贷在宣传稿中说道：“金赣珠宝作为承接金一文化在江西省战略布局的重要合作伙伴，已在江西省内协助设立400家门店。博金贷将为该400家门店提供黄金进货款，款项直接进入上游公司——金一文化，形成资金闭环运作。”在这场交易中，金赣珠宝的控股股东林云是个重要人物。天眼查显示，林云同时在多家名称含有“金一”的公司持股或曾担任高管和法人代表，其在2019年期间担任法人代表的上海金一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一”），是上市公司金一文化的重要合营或联营企业，而金一文化同时也是上海金一的第二大股东。仅在2017年，金一文化就对上海金一进行了11次共计3.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博金贷有关方面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与金一文化在2018年就已经停止了合作，而关于该项合作更多的内容，对方则表示不方便透露。不仅如此，金一文化还与小牛资本有所牵扯。根据媒体报道，小牛新财富代售的私募产品目前至少有9只逾期，其中逾期的富汇华夏系列基金占了5只，而4只基金底层资产都是珠宝行业公司共计划募集规模为8亿-10亿元，投资标的金赣珠宝及其关联公司均出现在这4只基金的投资标的名单中。天眼查显示，作为该系列基金管理人的深圳富汇华夏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富汇华夏”）是金赣珠宝的第二大股东，而富汇华夏作为基金管理人，其通过小牛新财富发售的4只基金的投资标的都与其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记者查询其中“富汇华夏实体企业1号私募投资基金”材料发现，其内容描述是本基金计划资金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委托贷款投资的形式投资于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的债权。上市公司大股东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抵质押物充足。但至于上市公司及上市大股东是谁，则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记者通过进一步对标的公司的搜索，发现金一文化即富汇华夏口中的上市公司。2017年，在富汇华夏实体企业1号私募投资基金的推介材料中，金一文化及下游企业跃然纸上，该份推介材料显示，大股东为基金总共无限连带责任担保额为40.71亿元。2019年12月9日判决的一份执行裁定书更是直接揭露了钟葱的身份。裁定书显示，被执行人为深圳七里香公司（富汇华夏实体企业3号基金投资标的之一）及其两个自然人股东，赣州七里香（富汇华夏消费产业2期基金投资标的之一），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空龙翔”）及自然人钟葱，这正是富汇华夏在推介材料中指出的负担保责任的上市公司实控人及大股东。金一文化上市以来，碧空龙翔就一直保持金一文化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天眼查显示，钟葱拥有碧空龙翔68.97%的股份，而碧空龙翔同时也是小牛资本的第二大股东。4.股权质押危机熟稔资本游戏的钟葱，在实际控制金一文化期间的“买买买”和“借借借”并没有给上市公司带来商业上的成功。通过收购扩张，金一文化总资产从2013年末的20.18亿元增长到2019年末的127.05亿元，增长了529.58%；净资产从2013年末的6.13亿元增长到2019年末的46.13亿元，增长了652.53%。然而，金一文化并购的公司并未展现出良好的协同发展效应，反倒使得公司财务状况不断恶化。从净利润来看，2015年至2019年净利润分别为1.91亿元、3.11亿元、3.66亿元、-0.94亿元、0.41亿元，金一文化的净利润在2017年迎来高峰之后就急转直下，2018年甚至由盈转亏。难看的不仅有净利润，扩张壮大了金一文化的同时，也留下了“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率。近5年来，金一文化的资产负债率均维持在60%以上，2015年至2019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7.68%、72.39%、67.43%、64.91%、63.3%。钟葱收购的公司也并没有很好的融合，不同品牌之间无法出现协同效应，多次收购不仅没有给彼此加分，反而形成了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然而，彼时的金一文化在业务扩张上已形成惯性，无法轻易停下脚步。知情人士透露，在黄金快消品行业，很多品牌旗舰店一个店的货品价值总额就将近一个亿，钟葱采取金一文化大肆扩张的营销战略实际上远超过当时公司自身的资金实力。与此同时，钟葱自己的股权质押的危机也早在前几年就有所体现。2018年7月9日，金一文化曾发布公告称，“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质押股份面临平仓压力，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采取积极措施，通过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者追加质押物等措施化解股票质押风险。”同时，金一文化还提示，“若后续上市公司股价继续下跌，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质押的相关股份有可能被强制平仓，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然而，时间仅过去一天，金一文化就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钟葱个人持有的股份被尽数冻结。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7月10日，钟葱持有公司股份1.076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9%，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02%，占其持股总数的93.24%；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89%，占其持股总数的100%。碧空龙翔持有公司股份1.4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0%，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83%，占其持股总数的94.05%；处于冻结状态股份为1.4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0%，占其持股总数的100%。此后，钟葱就迎来自己在金一文化的“至暗时刻”。因违规减持和违规对外担保，钟葱和碧空龙翔多次被深交所发监管函，公开谴责，钟葱股权更是陆续被质押、冻结和被动减持。2020年5月19日，金一文化发布公告称，钟葱因与国盛证券合同纠纷一案，国盛证券计划对其持有公司的不超过1400万股进行违约处置，股东钟葱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减持累计已达713.64万股，而钟葱目前持有的公司12.03%股份已经全部冻结，其中85.93%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END*记者：王晓珊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限价融资来了！政府压成本，投资者要收益，信托公司怎么办？信托“拼多多”何以火爆至此？独家

种种迹象显示，地方平台融资成本定价话语权正在提升。《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日，江苏腾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腾海”）在南通市政府采购网上接连发出了两份关于信托产品发行机构选聘项目采购的公告，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向有意向的信托公司分别募资2亿元和3亿元。根据招标文件，融资方拟通过利率竞标的形式确定信托发行机构，设定最高控制综合费率为年息9.0%，这一综合年利率包含贷款利息费用、信托报酬、贷款手续费、固定管理费等十余项相关费用。在此背后，3月份以来，江苏省多地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发文要求地方国有企业控制融资成本。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江浙两省降低融资成本已是事实，未来不排除更多地区严控融资成本，中短期来看，信托行业政信业务收益、规模双降不可避免。1.限价融资近期，江苏省常州市有关部门就管控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征求意见，提出市级年内对7%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辖市区年内对8%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并明确2020年新增各类融资的成本红线。此前，本报记者获得的多份文件资料显示，3月25日，盐城市国资委签发《关于报送8%以上债务融资清退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市属企业迅速开展融资情况自查自纠工作，并制定成本8%以上融资清退工作方案，清退工作原则上要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4月2日，江苏省泰州市财政局、国资委签发《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金出借、融资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市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6%以内，各市（区）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7%以内，各市（区）下属园区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8%以内”。多位第三方财富人士表示，目前江浙地区降低融资成本已成事实，按照目前的形势，山东省等经济发达地区大概率也会降低融资成本。某西部信托公司财富人员则表示：“江苏、浙江政信类项目只剩下存量产品募集，且收益大幅下调，跌至7%左右。预计6月将不会看到江苏、浙江政信募集，盐城、泰州、镇江、连云港、湖州等，这些曾经的网红地区，将是高不可攀的奢侈项目。”2.谁的主场？对于地方政府严控融资成本的原因，用益信托研究员喻智认为，今年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是监管部门主要考量因素。南方某信托公司研究员表示，地方政府严控融资成本，并非是支出需求减少或者财政收入增多，而是当前货币政策之下，融资利率急速下行，仅银行渠道资金就已能满足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需求。资深信托研究员曾靳亦认为，当前，信贷政策宽松、利率下行，金融机构在投放资金时，基于信用、资金安全等考虑，大量资金首先会涌向与政府密切相关的政府融资平台。“个人理解，一是通过银行贷款、发债融资成本已经下降，融资规模还能满足资金需求。二是进一步控制地方债务风险，防止因为疫情、经济下行等影响偿债能力。”中诚信托近期研报显示，年初以来，为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央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采取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防疫保供和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和积极引导整体利率和贷款利率下行等政策措施，并进行了累计达5.9万亿元的宏观对冲措施，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数据上来看，1至4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4月末，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和12%，均较上年末有较大提高。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国发行地方债券共16105亿元，其中新增债券15424亿元，完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的83.5％，同比增加62.6％；同时利率保持下行，3月地方债平均发行利率3.19％，比2019年下降28个基点。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平台作为融资方在融资过程中成本定价话语权的提升。针对文章开头提及的公开招标现象，喻智分析称：“网上公开招标形式可能是地方政府平台融资的一种试探，或为确定融资成本的标杆便于后期融资，这是优质地方政府平台在融资中话语权上升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现象在信托业内人士看来，则另有解读。某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指出：“公司业务人员对融资人招标找资金比较反感，认为融资人太傲慢。通过招标方式与信托公司合作，可能影响融资人与信托公司的关系。后期市场若出现资金荒，一旦融资人资金紧张，各家信托公司可能不会愿意伸出橄榄枝提供资金支持。”3.优质产品荒对于地方政府压降融资成本，市场反应颇为明显。“5月份正在募集的收益比较高的信托项目，融资人却拒绝提款，信托公司只能终止发行或降低收益重新发行。存续期间9%以上收益的项目，大批量的提前兑付。”西部某信托公司财富人员在向记者推介产品时表示。普益标准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5月16日~5月22日共有32家信托公司发行了202款集合信托产品，其中综合公布预期收益率的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7.26%，环比回落0.74个百分点，降幅为9.20%。收益率整体下行，或将进一步压缩信托公司利润空间。曾靳提到，不排除一些信托公司从公司整体的业绩考核、风险控制等角度考虑进一步降低政信类业务的信托报酬。未来，信托行业政信类信托业务规模下降或将不可避免。近期某第三方财富销售人员向本报记者透露，由于新成立项目较少，有信托公司已将委托给第三方财富代销的产品收回，由信托公司自有财富团队负责销售。颇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新时代信托产品断供的消息，引发行业关注。据了解，新时代信托官方网站的财富中心一栏，看不到在售产品；对此新时代信托方面向相关媒体回应称：“主要是暂时没有更好的资产，目前正在努力开拓新的产品。”“目前来看，政信业务收益、规模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这一趋势是否不可逆，还得看未来的政策变化。”上述南方信托公司研究员表示。*END*记者：樊红敏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信托“拼多多”何以火爆至此？独家

在资金面宽松，市场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信托产品高收益已然不再。今年以来，集合信托产品平均收益率已连续4个月走低，目前的收益率中枢为7.5%。市场上新发行的产品中，收益率超过9%的几乎绝迹，更有部分信托产品收益率已经逼近6%。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现阶段出现“优质资产荒”，回报率高的优质资产逐渐减少。而在收益率下行、优质资产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部分产品出现“秒杀”等现象，甚至有投资人为了抢额度和赚取更高的收益，通过“代买信托”和信托“拼多多”模式抢购信托份额。1.收益连跌4月今年前四个月信托发行和成立规模呈现下滑趋势，从月度数据来看，2月份下挫幅度最大，3月份有所反弹。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截止4月30日，4月份共计发行集合信托产品2142款，与3月相比减少14.78%，发行规模2091.05亿元，环比减少18.70%，成立规模1871.27亿元，与上月同时点相比减少12.05%。5月份信托的集合信托市场行情仍旧遇冷。根据最新一期周报（2020.05.18-2020.05.24），当周共成立138款集合信托产品，募集资金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天津银保监局目前正就天津信托被实名举报信托产品运营违规一事进行调查。针对此事，天津信托内部人士5月26日回应记者表示，“目前监管部门履行正常的调查程序向我们问询，我们会把所有的操作流程向银保监局做说明，最终由监管部门来审查是否存在问题。”“信托计划的劣后受益人由于出现损失，希望能够有所补偿。”上述人士还表示，类似的事情以前也有发生。但是，天津信托一贯依法依规开展信托业务，因此我们相信这都是可以妥善处理的。记者了解到，2020年1月，北京泓赢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赢资本”）向监管部门进行实名举报。举报涉及的信托计划为“天津信托·丰裕2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丰裕20号”）和“天津信托•丰裕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丰裕9号”）。“丰裕20号”和“丰裕9号”分别成立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11月1日，每只信托产品规模分别为3亿元，共计6亿元，投资范围为国内A股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上述两只信托计划中，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作为A类委托人分别认购2亿元，自然人魏卓夫作为B1类委托人分别认购4000万元，泓赢资本作为B2类委托人分别认购6000万元。该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为骅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骅钰资产”）。泓赢资本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其认为天津信托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失责问题：单方面要求“泓赢资本”的补仓义务，导致其被动过度补仓；按照开盘即跌停的价格减仓变现，加大信托计划资金损失；信托经理收取5万元“辛苦费”；参与签署劣后资金方的“抽屉协议”等。因此，信托计划因天津信托公司有违勤勉尽责等义务而造成的损失不应全部由泓赢公司承担。天津银保监局3月9日下发的《举报事项告知书》显示，天津监管局在职责范围内受理泓赢资本所述的举报事项部分内容，并按照程序进行调查。其中包括“信托计划运行期间存在情形三”所述的涉嫌违反《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事项；“信托计划运行期间存在情形后记”中所述的涉嫌违反《信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事项。记者获得的举报材料显示，“存在情形三”指的是，天津信托直接将交易账户及密码发给投顾骅钰资产，后者在指定电脑直接买卖股票。天津信托仅执行审核通过并完成投资的流程。“存在情形后记”则指，在丰裕20号信托成立期初，B1委托人要求B2委托人签署《差额补足协议》并且该协议版本由天津信托公司所提供。“协议约定魏卓夫的收益方式为固定收益，年化收益率11%。”泓赢资本人士表示。对于上述举报事项，天津信托内部人士回应：“这些操作都会取得所有委托人的认可，相关手续都是齐全的。如果认为我们在运营期间存在问题，完全可以诉诸法律手段。”记者获悉，天津银保监局于5月6日再次发函告知举报人泓赢资本，目前举报事项正在调查，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现不能在60日内办结，延长办理期限30日，并在调查完毕后书面告知有关情况。*END*记者：陈嘉玲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曾被交叉检查上报“资金池问题”

种种迹象显示，四川信托可能正在面临考验。5月11日，市场有消息称，“四川信托即将被监管部门接管，停止所有资金池业务，高管个人护照全部上缴。资金池业务上周已经停止募集。”同日深夜，四川信托在官网发《声明》称，这是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的不实信息，严重诋毁了公司声誉。对于前述不实言论，四川信托公司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近日，有业内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四川信托公章已被监管部门收走。1.曾被监管交叉检查近日，本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蓝光发展（600466.SH）原副总裁王万峰，已入职四川信托。“王万峰现在是党委书记，拟任董事长，已开会传达。”四川信托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某信托行业高管亦向本报记者证实，王万峰此前在蓝光发展主管融资工作，此次是被四川省银保监局“调往”四川信托的，或为处理四川信托善后工作。四川当地某接近四川信托人士表示：“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王万峰入职之前，银保监方面（对四川信托）已深入监管。”四川信托办公室在回应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王万峰同志现任四川信托党委书记。因公司上届董事会届满，公司正常启动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董事、董事长的任职需经选举和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所有信息请以监管部门批复及公司公告为准。四川信托2019年年报显示，其原董事长为牟跃，由四川信托大股东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推举，于2015年8月选任。早在2019年11月下旬，前述业内人士就曾向本报记者透露，陕西银保监局、四川银保监局刚刚结束对四川信托、陕西某信托公司的交叉检查。据了解，所谓“交叉检查”即进驻各地信托公司的不是公司注册地的银监局，而是异地银监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地方保护”。本报记者注意到，四川信托2019年年报提到，2019年10月至11月，银保监会检查组对公司开展了公司治理专项现场检查，并相应提出了整改意见。根据要求，公司将全面研究和制订落实整改方案，不断完善和修订相关内控制度，认真严肃进行整改和内部问责。近日，财新的报道中称，有知情人士确认，四川银保监局已对四川信托进行“贴身监管”，监管人员每天去该公司现场上班。2.资金池业务依然激进关于文章开头“被接管”以及“叫停资金池业务”的传言，四川信托方面一并进行了辟谣。不过，据记者了解，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或早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据业内人士透露，陕西银保监局方面在对四川信托进行交叉检查过程中，发现了四川信托的资金池问题，并报告银保监会。而且，其进一步透露称，近期监管方面已经暂停四川信托TOT产品。所谓TOT/TOF（TRUST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蓝光发展（600466.SH）原副总裁王万峰，已入职四川信托。“王万峰现在是党委书记，拟任董事长，已开会传达。”四川信托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某信托行业高管亦向本报记者证实，王万峰此前在蓝光发展主管融资工作，此次是“调往”四川信托的。四川当地某接近四川信托人士表示：“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王万峰入职之前，银保监方面（对四川信托）已深入监管。”四川信托2019年年报显示，其原董事长为牟跃，由四川信托大股东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推举，于2015年8月选任。5月11日，业内曾有消息称：“四川信托即将被监管接管，停止所有资金池业务，高管个人护照全部上缴。资金池业务上周已经停止募集。”同日深夜，四川信托在官网发《声明》称，这是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的不实信息，严重诋毁公司声誉。对于前述不实言论，四川信托公司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记者注意到，蓝光发展4月17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王万峰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的辞职报告。公开资料显示，王万峰是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专业EMBA在读。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任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任正处级干部，成都农商银行任副行长。曾任蓝光发展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曾任蓝光发展副总裁。关于王万峰目前任职等相关问题，记者多次致电四川信托方面，截至发稿，暂未收到任何回复。*END*记者：樊红敏

没有人能猜到，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大联”）下一步落子何处。《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作为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保险代理公司，盛世大联动作连连，如拟冲击A股，后又转战H股，再急刹重回A股。多次变道背后，盛世大联似乎每次都抓住了政策红利，但从其业绩来看，营收增幅同比下降，净利润增长同比收窄，其对资本的渴求望眼欲穿。近日，盛世大联又发布公告称，拟将公司名称由“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盛世大联在线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其表示此次公司名称变更是为更贴合公司长久坚持的发展在线经济的战略和打造品牌形象。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公告显示，目前盛世大联正在上市辅导期，预计2020年6月申请辅导验收，而其最终会选择创业板还是科创板，仍是未知。1.港股上市戛然而止2014年12月31日，盛世大联正式亮相新三板，由此开始其资本进击路。整体而言，盛世大联主要分为“两步走”：定增和IPO申请。定增方面，2015~2016年，盛世大联共发布五次定增公告，募资金额累计达13412万元，募集对象既包括机构投资者，也有个人投资者。值得注意的是，盛世大联公告显示，五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资项目主要为代垫保费支出。历经五次密集定增后，盛世大联开始为IPO申请铺路。2016年12月，盛世大联发布公告称，其股票转让方式由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为协议转让方式。2017年3月，盛世大联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签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并在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2018年2月，盛世大联再次发布股票发行方案，称拟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保险代理业务的拓展、偿还公司银行贷款。同时，此次募资方案相比前几次发生明显变化，即股票发行对象为不确定对象，发行价格区间为每股13.00元至14.00元（含上下限），拟发行股票不超过1500万股（含1500万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含2.1亿元）。然而，当市场以为盛世大联在为A股冲刺时，“新三板+H股”政策落地，则让其选择改变了航线。2018年4月，全国股转公司和港交所在北京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称，“全国股转公司对挂牌公司申请到港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将不设前置审查程序及特别条件。”盛世大联迅速作出反应。2018年5月，其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随后，盛世大联亦与平安证券解除上市辅导协议。彼时，其他新三板挂牌的保险中介机构面临业绩承压、融资难等问题。但盛世大联似乎并没有此烦恼，依据2018年半年报数据估算，其市盈率为29.57倍，估值约17.44亿元。而盛世大联“H股”之行更是一路绿灯。2018年12月，盛世大联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2019年3月，盛世大联通过港交所的上市聆讯，并预期其在联交所开始交易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上午9点。但让市场再次没想到的是，盛世大联忽然又按下暂停键。2019年3月25日，盛世大联发布公告称，公司H股发行将不会按原定计划进行，发行的申请款项将不计利息悉数退还。并表示，其注意到上海交易所于2019年3月22日宣布了科创板对上市申请正式受理的最新动态。本公司正在为下一步行动制定策略，并积极评估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资本市场状况及各证券交易所与其他融资平台的最新动态。2.保险代理业务占比不足一半在资本市场活跃背后是盛世大联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从公司经营数据可窥一斑。横向对比新三板挂牌保险中介机构，盛世大联业绩极为亮眼。以2019年为例，多家保险中介机构先后从新三板市场摘牌后，其余大部分公司营业收入在千万元左右，净利润则在百万元，甚至是10万元左右。而盛世大联业绩则一骑绝尘：其在新三板挂牌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0.92亿元、501.94万元。2015~2019年，其营业收入分别为2.4亿元、4.97亿元、8.97亿元、14.3亿元、17.8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013.31万元、5075.47万元、7158.57万元、1.31亿元、1亿元。从增幅来看，营业收入同比增幅持续缩减，依次为160.87%、107.08%、80.48%、59.42%、24.69%；净利润方面依次为500.33%、69.44%、41.04%、81.94%、-23.66%。那么，盛世大联为何能在新三板挂牌保险中介机构中脱颖而出？按照其自己的说法，盛世大联是中国汽车后市场服务型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通过B2B2C模式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车管家服务业务，向保险公司和银行等赚取佣金费用。同时，盛世大联利用互联网及移动APP的服务平台，实现线上到线下的对接。不过，其2014年才开始增加移动互联网研发投入。业务模式方面，盛世大联并非直接触达车主客户，其与客户中间还有外部营销资源和车管家服务提供商，即盛世大联通过转介费、奖励和激励方式，支付相关费用，通过中间服务商向车主推广车险产品和提供车管家服务（违章处理、年检、洗车等）。而中间服务商的数量，从盛世大联招股书中可窥一二。截至2018年9月30日，盛世大联有超过18000名转介服务提供商、2000名外部注册保险销售人员及57个战略渠道合作伙伴组成的外部转介来源网络售出保单，同时盛世大联也通过内部销售团队售出保单。车管家服务方面，建立了由超过8000名实体车管家服务提供商组成的服务网络，与115家汽车服务、租赁及道路救援公司展开合作。从盛世大联各板块业务对营业收入贡献来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14~2015年，主要以保险代理业务为主，占比分别为72.16%和63.95%；2016~2017年，新增融资租赁业务，其商业模式包括自行拓展客户的自营模式、与经销商合作、与银行联合房贷。该项业务占比依次为8.27%和8.68%，保险代理和车管家服务板块占比分别为60%左右、3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2月，盛世大联将其持有的盛世大联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的75%股权，转让给上海盛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交金额8900万元。至此，盛世大联营业收入中已无融资租赁业务。而其保险代理和车管家服务业务则出现分化。其中，2018年保险代理占营业收入比例为70.25%，车管家服务占比为29.54%，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海航资本拟将其持有的渤海信托股权转让给渤海人寿。目前这笔交易尚未完成，但渤海人寿已经预付股权转让款3.07亿元。《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渤海人寿年报信息中发现，上述股权转让的总金额为46.84亿元。事实上，这笔资金已经提前计算在渤海人寿的2019年关联交易数据之中。有趣的是，这一数据提前支付与否影响甚大。如果是在2019年支付，那么关联交易则做实为99.06亿元，如果今年支付，则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约为53亿元。而渤海人寿2019年全年总营收为92.10亿元。颇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渤海人寿关联交易项目并未按照监管常规要求进行披露，而是选择在年报中描述。1.已支付3亿收购信托渤海人寿公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渤海人寿与主要关联方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本”）、浦航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航租赁”）、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航空”）等四家公司2019年关联交易金额合计达到99.06亿元。而渤海人寿2019年全年营业收入为92.10亿元，保险业务收入为78.52亿元。不过，日前，渤海人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应称，公司与关联方2019年发生交易额99亿元。其中，46.84亿元尚处在投资过程中，并未正式落地。该数据不宜与2019年公司全年经营收入和保险业务收入进行简单比较。记者注意到，渤海人寿所称的“尚未落地的46.84亿元”拟用来收购渤海信托相关股权。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渤海人寿仅支付了3.067亿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渤海人寿已将46.84亿元计入2019年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的项目列表中。“公司投资项目，特别是涉及关联方项目，均严格履行了决策程序，并向监管进行了报备，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渤海人寿进一步表示。依据渤海人寿年报，2019年末，渤海人寿与海航资本、天津渤海租赁四号租赁有限公司、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浦航租赁等8家重大关联方交易余额已经为59.86亿元，高于渤海人寿2018年末总资产334.38亿元的15%，达到17.90%。此前，为了控制关联交易总体风险，中国银保监会于2019年9月9日公布并实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号）（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制定了四项明确的比例上限，其中包括保险公司对单一关联方的全部投资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15%。记者还注意到，《办法》显示，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包括保险公司在关联方办理银行存款，投资关联方的股权、不动产及其他资产；投资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品，或投资基础资产包含关联方资产的金融产品；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含新设、增资、减资、收购合并等）。依据渤海人寿2019年年报，通过投资信托计划项目，渤海人寿与海航资本关联交易金额为52.38亿元，与浦航租赁交易金额达到35.80亿元，此外，在与天津航空关联交易金额10.22亿元中，除了部分保费以外，还涉及信托计划。渤海人寿书面回复本报记者称，因2019年9月实行新的关联交易办法，要求将关联方的关联方合并计算，公司2019年重大关联交易余额因交易期间发生政策变化，故发生被动超标。另外，记者注意到，根据公开数据，渤海人寿在2019年与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之后，重大关联方交易余额从2019年年初的52.48亿元，增至年末的59.86亿元。对此，渤海人寿称，按照最新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对个别项目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了重新识别，对部分关联项目进行了续期。在此期间，除拟推进股权项目外，公司未新增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不过，记者发现，今年4月，渤海人寿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投资关联方债券的议案，据渤海人寿方面称也是对存续项目处理。2.未按监管要求披露依据《办法》，重大关联交易为保险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或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以上的交易。记者注意到，渤海人寿与海航资本、浦航租赁、天津航空在2019年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分别达到52.38亿元、35.80亿元、10.22亿元，远超渤海人寿2018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其中，仅与海航资本关联交易金额就已占渤海人寿2018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达到了43.23%，显然属于监管规定的重大关联交易范围。根据自2018年7月1日起实行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要求，保险公司应当披露重大关联交易信息，应当包括交易概述以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交易对手情况、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独立董事的意见等。同时，《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规定，重大关联交易除了须向中国银保监会逐笔报告以外，还应当在签订交易协议后15个工作日内在公司网站、符合监管要求的公开网站逐笔披露包括交易对手情况、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等。此外，保险公司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报告、披露关联交易信息，不得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查询其公司官网“关联交易”栏目以及中国保险协会官方网站，均未发现渤海人寿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信息。截至发稿，渤海人寿方面，亦未对此予以回应。记者注意到，2019年2月，渤海人寿因监管检查要求曾公布一则重大关联交易。具体细节为，中国银保监会于2018年11月29日~12月18日对渤海人寿资金运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组出具的《现场检查事实认定书》认定，截至2018年11月30日，渤海人寿合计投资金额16.17亿元的5项投资交易应属于重大关联交易，进而未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某保险公司法务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析称，若保险公司未按照监管规定及时逐笔披露重大关联交易，此举主要对合规产生影响，首先是按照监管要求整改，收到监管函；其次会影响公司治理评估。3.持仓资产或违约渤海人寿官网数据显示，2015年6月~2018年末，渤海人寿通过投资信托计划、资产管理产品、公司债券，与关联方重大关联金额超过63亿元，大部分用于关联方偿还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原保监会2017年10月曾下发监管函（监管函〔2017〕29号）要求，自监管函下发之日起六个月内，禁止渤海人寿直接或间接与相关关联方开展提供借款或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除存量关联交易的终止行为（如到期、赎回、转让等）以外，开展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包括现有金融产品的续期，以及已经签署协议但未实际支付的交易）。上述六个月期满之日起三个月为观察期。不过，在观察期内，渤海人寿再度与关联方开展了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数据显示，2018年6月27日，渤海人寿续期华鑫信托昊睿2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续期金额为10亿元，续期两年，存续期限自2018年

编者按5月8日晚，业界翘首的《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人认为，这将是进一步结束信托“万能牌照”的征兆，也有人认为，这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在编者看来，透过市场的众说纷纭，结束信托业的各类灰色地带，让信托重回本源才是监管文件出台的真意所在，亦是市场的大势所趋。

易安有点难。近日，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保险”）高层人事发生震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双双离职。同时，《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从易安保险最新公布的2019年年报来看，业绩亦不乐观。其中，保险业务收入10.5亿元，同比减少18.86%，净亏损略有收窄，由去年同期的1.99亿元，减少为1.67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易安保险经营策略相对保守，整体业务发展相对其他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而言，略显缓慢。而股权纷争问题尚未解决，亦拖累其发展速度。易安保险未来何去何从，业界拭目以待。1.监管函询高额技术费支出易安保险成立于2016年2月，是4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之一。从业绩来看，易安保险前期表现亮眼。具体而言，易安保险开业首年和第二年连续实现盈利，净利润分别为0.02亿元、0.07亿元。而其他3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则处于亏损状态，净亏损在7000万元～16亿元之间。但2018年易安保险前期盈利红利不再，净亏损1.99亿元。从保险业务赔款支出、承保利润来看，其业绩亏损或受到保证保险业务拖累。易安保险2016～2019年年报显示，保证保险一直是保费收入居前五位险种，而该险种保费收入与承保利润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其中，2017年保证保险保费收入1795.29万元，赔款支出6.52万元，承保利润1392.33万元；2018年保证保险保费收入1901.26万元，赔款支出1913.92万元，承保亏损916.2万元；2019年保证保险保费收入1372.81万元，赔付支出536.24万元，承保亏损1.85亿元。对于保证保险业务与易安保险整体利润骤减之间的关联性，易安保险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其对记者表示，此前媒体报道中提及公司因信保业务面临巨额赔付，属于事实亏大，公司的信保业务占比并不高，不可能出现巨额赔付。尽管2018年信保业务存在承保亏损，但属于可控范围内。其还强调称，“如果公司出现严重问题，会直接影响偿付能力，但目前易安保险的偿付能力是符合监管要求的。”易安保险2019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核心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36.15%。尽管偿付能力达标，但易安保险2019年保险业务收入出现下降，而其他3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保险业务收入则持续增长。从保险业务收入结构来看，2019年易安保险意外险保费收入占比大幅增长，达81.08%，随后是责任险占比7.6%，健康险占比4.86%。而健康险在2017年和2018年对易安保险保费收入贡献达40%左右。而记者横向对比其他3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发现，2019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多则超80%。对易安保险而言，高占比的意外险背后是业务及管理费的高额支出。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业务及管理费分别为2.42亿元、4.19亿元、6.88亿元、8.32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易安保险经营曾因费用不合理问题亦引起监管重视。2018年7月，银保监会对易安保险下发监管函称，“日前，我会核查发现，你公司网络平台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存在技术服务费比例偏高、经营费用水平不合理等问题。”同时，监管要求易安保险针对问题进行整改，解决相关业务管理费用偏高的问题。易安保险2019年年报显示，业务及管理费用中，技术服务费仍为首要开支，共花费7.32亿元。业内人士表示，高比例技术费用支出可能是会计科目的一种处理方式，或为规避一些问题，如意外险业务与第三方平台合作中，90%的费用都给予了第三方平台，而这笔费用可能通过“技术服务费”的方式给付。对于是否存在技术研发的可能，该人士称“技术研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数据”。2.股东纷争生逢其时，却发展缓慢，易安保险盈利波动背后，与其内部治理不无关系。公开资料显示，易安保险注册资本10亿元，由7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具体包括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之杰”）、深圳光汇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汇石油”）、深圳锦久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久辰商贸”）、西藏晟新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晟新创”）、北京富邦恒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恒业”）、山东达能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能工贸”）、北京恒屹鑫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屹鑫源”）。其中，银之杰和光汇石油为并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5%，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为14%。同为并列第一大股东，银之杰和光汇石油则为两种表现。前者积极委派董事，后者则在易安保险成立时，质押5%股权，后因创始人深陷债务问题，目前光汇石油所持有的15%股权已全部冻结。银之杰方面委派人员共3人，分别担任董事长、监事、副总经理职务。而本次“风波”主角之一董事长李军，历任银之杰总经理、董事长，2014年10月，作为易安保险主要发起人委派的筹备组组长，承担公司发起设立工作，并自2016年4月出任易安保险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易安保险股权问题难以绕开的资本系，其委派人员方式则略显迂回。易安保险成立至今，西藏晟新创仅委派一名监事，但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险”）曾委派拟任总经理。原保监会2015年6月发布的《关于筹建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显示，程孙霖为拟任总经理。而公司开业后，拟任总经理程孙霖更换为曹海菁。天安财险官网显示，程孙霖目前为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常务副总裁。而曹海菁的任职资格，直至离职也未获批复，其此前担任原保监会财产险监管部产品处处长。曾参与筹建易安保险的员工坦言，“易安这么做，对曾经为之付出的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它让我们的心血变成一出闹剧。而且它没有发展起来，现在不管对谁都没有什么价值。”3.何去何从“易安保险股东、董事会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相关知情人士表示。从4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发展来看，与此前保险业务收入逐年增长、利润亏损的情况相比，2019年业务经营开始出现分化。具体而言，众安在线保险业务收入持续领跑，开始实现盈利；泰康在线保险业务收入增长的同时，亏损仍在扩大；安心保险保险业务收入增长背后，亏损大幅收窄；易安保险则是其中唯一一家出现保险业务收入下滑的公司。上述人士分析称，众安在线的盈利是必然，随着保费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摊销慢慢持平，即出现盈余。而泰康在线目前尚属前期投入阶段，还没有到盈亏平衡点，所以呈现亏损状态。安心保险则对业务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以健康险业务为主，收紧车险业务，整体业务结构合理化，特别是健康险业务大幅增长，目前赔付率不高，从而为业绩减亏带来帮助，此外投资业务也带来一定收益。2019年年报显示，众安在线、安心保险、泰康在线、易安保险投资收益分别为12.21亿元、1.46亿元、1.61亿元、0.18亿元，同比增长380.71%、403.45%、8.05%、-66.04%。对于易安保险的发展，上述人士称，易安保险经营策略一直较为保守，业务规模比较小。前期盈利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易安保险本身没有车险业务，不存在其他公司车险业务亏损的困扰，另一方面其业务结构中以意健险为主，业务成本也不高。而且，易安保险的公司管理成本低，其管理人员在4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中，数量占比最少。前述参筹易安保险员工则表示，当大家都没有探索出一条明确的互联网保险发展模式时，易安保险前期战略是比较清晰的，走轻资产路线。而在车险牌照方面，对于产险公司来说，还是具有一定价值，没拿到车险牌照只能说不是一个加分项。对于未来的业务规划和布局，易安保险回应称，“公司治理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稳定经营，如果公司治理、股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公司经营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易安保险的竞争对手已远不止3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传统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互联网公司涌入互联网保险赛道，不同程度对线上业务进行发力，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原有的牌照优势已逐渐消失。不过，此前银保监会发布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也为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留出空间，即重新定义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规定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不设分支机构，不得线下销售保险，不得通过其他保险机构线下销售保险，但支持其在更大险种范围内进行线上经营。*END*记者：杨

截至目前，66家信托公司的年报“成绩单”已发布。有人欢喜有人愁。11家信托公司营收超30亿元，8家信托公司净利超20亿元，5家信托公司单投资收益一项便超10亿元，还有两家信托公司人均能赚超千万元：而“吊车尾”的公司营收仅有400多万元，还有4家净利为负，首尾差距超过千倍。《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部分曾经的“绩优生”业绩跟不上，或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有关。2019年，超过半数信托公司增加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其中10家公司2019年内增加计提金额超5亿元，部分公司计提金额较2018年同比超过200%。多位信托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2020

近日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由于地产业务额度紧张，信托公司很少再开展地产类通道业务，同时部分信托公司也在向真实的地产股权投资业务探索转型。不过，据记者调查了解，业内不乏以“明股实债”方式规避融资类额度限制，以向非地产公司发放贷款为名，变相给其关联地产公司提供融资等非常规业务。控地产、压降融资类业务等监管“组合拳”之下，如何在合规的同时，还能不失去地产业务这块“肥肉”，正在成为信托公司探索的焦点。监管倒逼之下，有限的地产额度，如何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成为信托公司思考的课题。近日，某央企信托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地产业务额度金贵，地产类通道费用已经涨到了1.5%，而且公司几乎已经不做地产通道业务量了。”多位信托公司内部人员向本报记者确认了上述现象。相关统计显示，严监管之前，2018年8月至2019年初，地产业务主流通道费率主要在2‰~3‰。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下半年开始，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严格控制房地产信托业务，规模不得超过2019年6月30日的额度。2020年，监管方面的要求是“房地产信托额度务必不能超过2019年底。”多位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包括房地产供应链融资业务，购房尾款融资业务、真实应收账款融资业务、房地产融资租赁、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等地产类多元化创新业务，以及地产类通道业务、“明股实债”类地产业务、真实地产股权投资业务都被计入了房地产业务额度。“只要融资企业营业执照上有地产类的业务，都算信托公司地产业务。”华南某信托公司高管表示。在纳入统计的泛地产类业务范围更加宽泛的同时，2019年末较2019年上半年，地产业务规模已经较大规模的下降。根据用益信托研究院统计数据，从季度走势来看，2019年3季度成立规模比2季度减少619.73亿元，4季度比3季度减少106.3亿元。本报记者从多家信托公司内部了解到，目前信托公司在地产业务方面，需要做到清算和续作之间的平衡，到期清算一笔，释放出额度来，才能续作新项目。除了减少开展地产通道业务之外，记者注意到，部分信托公司已经开始加速对地产业务转型、变通的探索。华南某信托公司表示，公司正在研究地产基金业务，目前在架构设计阶段，还没有项目落地。另外多家公司内部人员表示，公司正在往真实股权方向转型。据记者了解，为开展地产股权投资业务，有信托公司内部还专门制定了《展业指引》，对合作方、项目选择、交易结构设计等相关问题进行具体明确和限定。地产基金业务就是其中之一，其基本架构为：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由信托计划认购私募基金（即认购有限合伙企业LP份额），再由私募基金投向房地产项目公司。“信托公司在这方面（真实股权投资）并不擅长，真实的股权类产品也很难销售出去，规模基本上可以忽略。”南方某信托公司高管表示。颇值得一提的是，信托公司却可以通过“明股实债”类地产业务，轻松规避压降融资类业务的监管政策。用益信托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29日上午，已有近20家信托公司，累计参与设立了202只（含一只信托产品分设多期）地产类股权投资信托。从信托功能分类上看，上述202只产品，无一例外，均被划分为“投资类”。记者注意到，上述股权投资类信托中，有部分产品植入有限合伙架构，属于地产基金模式，但无论是地产基金模式，还是地产股权模式，多数都设置了固定收益率，抵押担保措施齐全，产品期限多在两年（含）以下。对于此类产品，某信托公司研究部人员直言，“大部分是明股实债。”“地产基金模式只是比单纯股权投资模式多了一层有限合伙而已，信托层面不好设计和披露的，可以拿到基金层面实现，说白了，就是明保变暗保。”上述华南信托公司高管表示。*END*记者：樊红敏编辑：郑利鹏中经金融是《中国经营报》旗下专注财经领域新闻的公众号。［版权说明］本文为原创报道。如欲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负翁”放贷款，是怎样一门生意？《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地方AMC机构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金管”）发布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通过小贷公司向某地产公司发放委托贷款20亿元，委托贷款利率11.9%年，贷款总期限18个月。一边从金融机构低息融资，一边又向地产等高风险产业公司高息放贷。山东金管公布的关于2019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其借款余额约为人民币1022.57亿元，较2018年末借款余额268.78亿元增加753.79亿元，占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119.25亿元的比重为632.12%。山东金管的经营模式背后，隐藏着什么商业秘密？1.热衷地产类放贷业务山东金管成立于2014年12月，是由山东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中国银监会公布具备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经营资质。《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主业之外，山东金管还热衷于借小贷公司、银行、信托等通道开展委托贷款业务。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发现，山东金管其中7笔委托贷款总额超32亿元，从已知的收益率来看，都在8.5%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其大部分对外贷款融资方均为地产企业。第三方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天眼查统计显示，山东金管作为质权人的股权质押登记记录有11条，其中9条出质人或出质标的方为房地产类企业。《20山东金融SCP001：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安排》（以下简称《评级报告》）中，将山东金管主要业务类型划分为三类，不良资产经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特色投融资业务，其中发放委托贷款业务被归类为特色投融资业务。《评级报告》提到，“公司的特色投融资业务主要开展固定收益类投资和股权类投资。其中，前者主要是指公司自有资金以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委托贷款等方式投资于标的项目，项目投资期限主要集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