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éra-Stylo）中把摄影机视为特殊的“钢笔”，认为电影创作者可以像作家一样书写思想。此后，越来越多的电影研究用“论文”这种文字体裁来指称某些电影作品。雅克·里维特（Jac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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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平台副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文献载汉初继承秦之颛顼历，但有学者发现汉代的很多历法材料与颛顼历并不全合。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出土，丰富的月朔干支材料既让历表复原越来越接近“真实”，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复杂性。1974年临沂银雀山2号汉墓出土竹简《七年视日》（前134，武帝元光元年），后一般称为元光历谱。此历谱百分之五十四的朔日干支与颛顼历相合，百分之七十七的朔日干支与殷历相合。也就是说，出土的汉初元光历谱说明汉初使用的历法既不是颛顼历也不是殷历。很多学者都试图利用这份新材料来复原秦至汉初历表，但各家最后得出的结果都有一些差异。影响较大的当属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本文简作《历表》）。《历表》除了考订古六历的朔干支，还结合文献与新出材料制定了汉历。不过，随着出土材料不断更新，出现了很多与此汉历分歧的干支材料（本文称作“歧异干支”）。2001年周家台秦简历谱公布后，掀起了新一波秦汉历法讨论，但结果一如从前，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由于周家台历谱与《历表》存在差异，张培瑜根据这份新材料对秦至汉初历表作了修订，并直言道，很难找到一种合乎所有出土材料的历法。里耶秦简出土公布后，李忠林尝试用新材料对秦汉历法中的史料、置闰、后天数值等问题作深入讨论，全面梳理了秦至汉初文献中的干支材料，对一些歧异干支作了辨析校定，并制定了最新的秦至汉初朔闰表。各家历表复原的整体框架都在四分术之下，对于歧异干支材料和不合四分术的材料，采取排除或校正的办法。专注秦汉历法复原的学者虽各持己见，但使用的方法基本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月朔的小余值上。随着越来越多歧异干支材料的出现，有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些所谓的错误干支。比如陈伟提出汉代民间存在多个版本历法，“对于同时行用的历日存在的这些差异，学者多以为一方错误。其实，这里存在另外的可能。即这些大同小异的历日，是同时存在的不同版本。里耶简牍多为官府文书，其历日应具官方性质。而与之有异者，即如岳麓秦简二十七年质日、周家台秦简三十四年历表所代表的，则当是民间流行的版本”。笔者很早提出过秦汉时期“多种历谱共享，或实行另一种目前尚不明确的特殊历法”。陈侃理也提出汉代历法具有多样性的观点，“汉初郡国并行，诸侯国官方所用历朔就与汉朝不尽一致。民间更有多种历法同时流行……民间治历者众多，不同历法广泛传习，秦汉时代的实用历法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统一”。还有，郭津嵩提出，“出土历朔中的歧异现象指向历法复原研究所依赖假设的潜在缺陷，同时也展现出秦汉社会时间秩序的多元性”。随着历法研究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歧异现象，主张汉代历法多样并存已经成为一股新流。歧异干支材料虽然越来越多，但各批材料很分散，很难找到共性规律，无法从歧异材料本身去讨论。尽管陈侃理在《出土秦汉历书综论》中列举了传世文献中反映汉初历法多样性的材料，但数量很少，而且这些文献都是侧面的反映，并不直接。目前学界虽然意识到汉初存在多种历法差异，但这种认识还仅仅是就现象提出的推测，并没有具体有力的例证。走马楼西汉简或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新的契机。走马楼西汉简中有丰富的纪年干支材料，是目前出土西汉太初年以前汉简中纪年干支最多、序列最完整的材料，对研究西汉初期历谱的复原与历法行用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走马楼西汉简中的歧异干支材料，寻找其共性规律，可为汉初历法多样混用问题提供更加直接的参考依据。一、走马楼西汉简纪年内容中的歧异干支《走马楼西汉简的断代——兼谈草书的形成时间》（以下简作《断代》）曾对简中的纪年干支情况做过通盘考察，公布了这批简中的主要纪年干支内容，得出简中元年到九年与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到元狩三年（前120）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了这批简的断代。《断代》中已指出这批简存在很多纪年干支矛盾和歧异的地方。研究发现，这批简中很多的歧异干支是历法混用造成的，就此再作讨论。1.长沙国纪年和武帝纪年混用的情况《断代》说简中的元年、二年的朔日干支有些与元狩元年、二年对应，但当时受单一历法思维的限制，将与元狩年相合的内容当作巧合。后受宋少华《再论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的年代》（下文简作《年代》）启发，确定这两年的纪年干支中确实有元狩年内容。《年代》中举了邹水杰先生提供的两枚简，证明元年、二年的纪年干支中确实有武帝元狩元年、二年的内容。两简文如下：元年五月丙子朔乙丑，右仓昌敢言之：廷下长沙内史临湘书曰：遣令史农夫是丞相六年计栋〈校〉络〈缪〉长一牒。六年，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付大仓右仓禾稼计，茹卵六石，受二石，合青笥二，合韦橐（0503）甲午□□廿日辛卯，率臣请下御史有臣昧死请制曰：可。二年十一月癸酉朔戊戌，大常平、丞祭下御史府承书从事。（0379＋0391）《年代》已经指出这两枚简中“元年五月丙子朔乙丑”和“二年十一月癸酉朔戊戌”，与《历表》中元狩元年、二年的干支朔日相合，并指出简0379＋0391中的“大常平”即《汉书》中的太常周平。《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元朔六年（前123）“绳侯周平为太常”，符合简0379＋0391中周平任太常的“二年”只能是元狩二年。据此可确定0379＋0391简的“二年”就是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而非长沙国刘庸二年（前127）。由此可推知0503简“元年五月丙子朔乙丑”符合《历表》元狩元年朔日干支，也非巧合。这两枚简所用的纪年都是武帝纪年。按照两种纪年并用的思路再重新查证，发现二年中有一枚特殊简，简文如下：〼…………□书责二年十二月丙午□□案当辄上令以下（0043第一行）这枚简因残损严重导致简文不甚完整，但原简“二年十二月丙午”字迹清晰完整。查《历表》可知：元朔二年十二月戊寅朔，丙午在当月最后一日；元狩二年十二月癸卯朔，丙午在当月四日。即此简纪年内容归在元朔、元狩皆可。但按照文字书手和简文内容推测，当属于元朔二年（前127）。这种两可的情况提醒我们，以往根据纪年内容对汉初文物断代中，也可能存在这种两可的情况，只是没有对比参照无法发现。除了这三枚简外，其他元年、二年内容全部都与《历表》相合，即与二代长沙王元年、二年相合。比如简中多次出现“元年六月辛丑”，还有“元年六月癸卯”（0633），“二年四月丙申”（0006），都可与《历表》中元朔元年中的相应日期相合，而与元狩年的朔闰不合。由此可知，至少在元年、二年纪年干支中有中央和侯国两种纪年方式并用的情况。三年的纪年内容出现三种情况：（1）0796简中日干支与朔干支冲突，即辛未朔下不能出现壬戌。此简的朔干支与元朔年合，而日干支与元朔、元狩年朔日干支皆不合。（2）“丙申”与元朔年朔干支合，但“丙午”日，与元朔、元狩年朔日干支皆不合。（3）与元朔年朔干支不合，与元狩年朔干支合。从对照情况来看，三年的纪年内容也是中央与侯国纪年并用。而两者皆不合的情况，不排除属于其他历法的可能。另外简0399、0559中的“三年七月乙丑”，只与殷历、汉历的元朔三年七月己亥朔相合。五年的纪年问题主要集中在七月的干支朔日中。除此外其他月份的干支朔日都与元朔五年相合。按照《历表》元朔五年七月丁巳朔，元狩五年七月壬午朔。按照这两个时间核对简中七月的纪年干支内容各有对应。0079简，朔干支与日干支明显有冲突，即癸卯朔下不可能出现癸巳日，与0796简是相同情况。此简《年代》指出抄写有误，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讨论。1372简本为两行，原简“五年七月癸卯”为第二行顶头书写。遗憾的是“卯”字正在残断处，下部内容缺失。若按照常见的“年＋月＋朔干支＋日干支”行文格式，简中的“癸卯”可能也是朔干支。但无论是不是这种情况，癸卯都不可能出现在元朔五年七月。所以这枚简属于元狩五年（前118）。另外，《年代》指出走马楼西汉简五年纪年内容中的0054简也用中央纪年。具体简文如下：牒书郡出钱买置傅车柀韦？毋大农责及隃侈不称者各一牒，皆不宜……五年二月己丑朔丁酉，大农卒史熹劾……二月己亥，大农令当时敢言（？）郡大守卒人移诸侯相以弗令事移夬（决）敢告卒人〼此简下部断残，很多字迹磨蚀不清，但纪年内容都比较清楚。《年代》正确地指出“大农令当时”就是史书所载大农令“郑当时”。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郑当时任期和简牍的断代限定，以及与《历表》干支朔日的核对，简中所记五年只能是元朔五年（前124）。虽然元朔五年与二代长沙王五年的纪年数相同，但《年代》指出此简为中央下发至各郡国的文书，其所行用的是武帝纪年。其说可从。据此可知，五年的纪年内容也是中央与侯国纪年并用。2．其他纪年内容中的歧异与矛盾六年的纪年内容中同样出现一个朔干支与日干支冲突的例子。简0428“六年八月庚辰朔甲寅”，庚辰朔下不可能有甲寅日。该年还出现同一个月两个不同朔干支的情况，即“六年六月辛亥朔癸酉”（0275）和“六年六月癸亥朔乙卯”（0508），前者与《历表》元朔六年朔日干支相合，后者日干支与朔干支矛盾，找不到合适的对应关系。七年纪年内容与《历表》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的时间基本相合。有一枚简记“六年十一月庚辰”（0726），《断代》中标示此简释字存在疑问，今察原简红外和彩色照片，知此简当为“七年十一月庚辰”。二代长沙王七年为元狩元年，此年十一月己卯朔，庚辰为当月二日，故此简不存在歧异。八年的纪年内容大多与《历表》武帝元狩二年相合。但此年同样出现朔干支与日干支冲突的情况。简0416记“八年四月辛丑朔丁酉”，以辛丑为朔当月不可能有丁酉日，与辛丑最近的丁酉日当在上一个月的倒数第四天。不过《历表》这一年出现了闰月，这种错乱可能与闰月有关。八年内容中再次出现了两个月同一个朔干支的情况，即“八年十一月癸卯朔庚戌”（0134）和“八年十二月癸卯朔己巳”（0293）。后者与《历表》元狩二年十二月癸卯朔相合，前者仍然找不到合适对应。武帝时期与前者相合的只有元朔三年十一月癸卯朔。但这与“八年”不匹配，除非这个“八年”是指元光八年，但找不到相同例证。九年纪年内容大多与《历表》武帝元狩三年相合。这年再次出现了一个月两种朔干支的情况，即“九年四月乙丑朔丙寅”（0283），和“九年四月乙未朔”（0660）。前者与《历表》元狩三年四月乙丑朔合。查《历表》武帝时期“四月乙未朔”者，只有元狩四年（前119）是四月乙未朔，也无法解释“九年”究竟属于哪个序列的“九年”。此外，0176简“九年三月丁丑朔癸未”，原《断代》释文有误。其中“九”原简字迹并不是很清晰，仅见横竖笔画。走马楼西汉简0194简中有“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两者简文内容都是“不知何人纵火”案，可知“九年三月丁丑朔癸未”实际是“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原释文当纠正。综上查证，走马楼简中的历法内容至少存在中央纪年与侯国纪年两个序列。此外，还有不少纪年内容与这两者都不合，所以不排除还有另一种历法存在的可能。二、走马楼西汉简中歧异干支的内部规律1．歧异干支综合分析以往大多数学者将干支不合的情况视为书写讹误，但讹误大多存在偶然性，一般不具备规律性。如果这些歧异干支本身有系统，那么与《历表》相差天数也应该大致相同。因为即使历法体系不同，历法推算规律基本一致，两种历法起点或大小余虽有差距，但相差天数应该有一定规律。这些歧异干支与对应《历表》后的特殊情况有三种：第一种是自身记录中就存在日干支与朔干支的矛盾，即日干支不在简文所记朔干支下，“三年二月辛未朔壬戌”（0796）、“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0079）、“六年六月癸亥朔乙卯”（0508）、“六年八月庚辰朔甲寅”（0428）、“八年四月辛丑朔丁酉”（0416）全属于这种情况。这5例与《历表》的相差天数没有相同规律，但“六年八月庚辰朔甲寅”（0428）日干支与汉历相合，朔干支与颛顼历合，揭示了这些干支的自身矛盾可能与两种历法混用有关系。第二种是朔干支在《历表》中找不到对应，“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0079）、“六年六月癸亥朔乙卯”（0508）、“八年十一月癸卯朔庚戌”（0134）、“九年四月乙未朔”（0660）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是日干支不在《历表》所记朔干支下，“三年四月丙午（0081）”属于这种情况。还可以看到，这些歧异干支基本处在闰年或之后，因此歧异与闰月可能有关系。“八年十一月癸卯朔庚戌”（0134）与“九年四月乙未朔”（0660）两例相差天数都是30天，这两例很可能属于另一种历法体系。下面就尝试用四分术推步法来证明这两例歧异干支是否存在内部规律。2．用假定小余值推演的办法看内部规律（1）历法推演的条件四分术下的历法计算要有五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地球公转一周的数值，即岁实是。第二个条件是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数值，即朔策是。先秦两汉时期，虽然历法的小余值、月序、置闰等有差异，但所有历法都基本符合这两个数值，只有这两个数值符合，历法才不至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月相不和、节气错乱等问题。第三个条件是计算起点月朔干支和大小余或每个节气的定点。知道了月朔干支就知道了起点日，知道了大小余就可以确定大小月。如果不知道月朔干支和大小余，知道每个节气的定点也可以推排历表。因为一个回归年分布24个节气，每个节气相隔。也就是每天一个节气。有了这个条件就能推得大小月。第四个条件是月序排列的问题，比如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到了秦则以十月为岁首。第五个条件是闰月放在哪里的问题。因为19年有7闰，这7个闰月放在哪里，直接导致月序变化。有的是岁末置闰，有的是在无中气月置闰。有了这五个条件，就可以准确复原历表，得到比较准确的月序、节气、闰月位置。在走马楼西汉简中，前两个条件可以确定。第四和第五个条件也可知，因为在走马楼西汉简1806中出现了“八年戊戌朔丙辰后九月”，所以可以确定十月为岁首，岁末置闰。四分术下都是19年7闰，所以置闰可参考《历表》。最后就是第三个条件计算起点问题。起点月的大小余和节气在材料中都没有显示，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探索特殊歧异干支的历法体系问题，最终是为了确认这些歧异干支是否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所以要以歧异干支所揭示的数据为起点，其他已确立的历法体系数据就不能作为参考。通常的办法是通过假定小余值，再结合月朔点不断缩小取值范围。只有确定小余值的大致范围才能确定大小月的排序。下面就暂用假定值来尝试考察。（2）建立假定朔策值的推演与核对朔策是取一蔀76年940月的平均值（），也就是大余29，小余499。当小余满940，大余加一日，变成大月，不满940，就是小月。月小余值的取值范围介于［0，939］。大小余除了产生大小月变化，还有连大月的变化。我们假定起点月的小余是X。按照每月加推步，当X在［0，440］时，下月就是小月。当X在［441，881］时，下月就是大月。当X在［882，939］时，出现连大月。按照以上条件和规律，我们尝试以0134简“八年十一月癸卯朔”为中心，向前后推步。经过反复计算和调整小余值，演算结果与“八年十一月癸卯朔庚戌”（0134）、“九年四月乙未朔”（0660）完全相合。在没有改朔的情况下，以六十干支纪月日，当然存在干支重合的概率，时间越长巧合的情况就会越多。但重合的情况未必在朔干支上。能连续两年都有朔干支重合点，绝对不是偶然，巧合的概率非常小。由此可证明走马楼西汉简中所谓歧异干支也有自身的系统。八年、九年推演所揭示的历法既不与中央历法相同，也与侯国历法存在差异，我们暂称之为民间历法。走马楼西汉简中至少有三种历法同时并用。不过这里的中央纪年和侯国纪年除了纪年序列不同外，朔日干支大多可与《历表》对应，但这并不代表两者只是年序的差异。从《断代》所列的相合朔干支情况看，两个体系的月朔干支也有区别，有的月朔只与殷历合，有的只与颛顼历合，有的只与汉历合。如同殷历、颛顼历、汉历的差别一样，各历法之间年序上基本一致，但在朔干支上却有同有异。八年、九年推演所揭示的民间历法，在年序和置闰上也与中央和侯国纪年一致，但在月朔干支上有较大差异。三、汉初历法的中央与地方、多样与版本差异等问题的思考1．历法的中央与地方之别明末顾炎武《日知录》中说“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并举了文献中很多地方自有纪年法的例子。走马楼西汉简元年到九年虽然出现了不同纪年序列，但主线还是长沙国纪年法。这不是“一种私家纪年”，它应该在封国内通行使用。中央纪年与侯国纪年虽然在序列上有区别，但所使用的历法应该保持统一，这在《断代》中的各年干支对比中已证明。上文分析结果证明，除了与中央统一的历法外，在民间还应有其他不同的历法流行。这种民间历法，与中央或侯国历法在排朔上有区别，但仍然符合四分术规律，很可能是一种流传于当地的古历。后世历法中就有类似的情况。邓文宽在整理敦煌历法文献时曾遇到地方使用独立历法的情况，“敦煌地方具注历日的闰月与同一时期中原历的闰月很少相同，朔日也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若遇闰年则更多。这种差别何以产生，目前尚无法说明，因为迄今尚未获知敦煌地方历日编制的依据，但纪日干支连续性同中原历却十分一致，表明中国古来干支纪日法的连续性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这里所说的历法差异与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历法问题非常相似，都是干支编排形式基本一致，但是存在朔干支差异，而且也是遇闰年差异更大。上文所揭示的历法很可能就是这类民间历法，歧异干支有些也可能源自这类民间历法。这种历法很可能脱胎于古六历或者地方自编而来。当旧历法持续使用而不修订，加上窜入错误干支，这种历法就会与四分术规律抵牾。2．历法多样与混用问题前文已经说到，由于出土历谱中存在不少歧异干支，有学者结合文献中的一些证据，提出汉初多样历法的观点，但证据并不直接且缺少力度。现在用走马楼西汉简可以证明，汉初确实存在多种历法并存混用的情况。走马楼简中的混用情况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同一批材料中多种历法的使用。第二是同一支简中出现符合两种历法的干支内容。比如“三年二月辛未朔壬戌”（0796）、“六年八月庚辰朔甲寅”（0428）、“八年四月辛丑朔丁酉”（0416）的朔干支合于一种历法，日干支合于另一种历法，就是这种表现。第三是找不到一种适用于各年各月纪年内容的历法，比如五年的纪年内容中，八月的朔日只与汉历相对应。六年的纪年内容中，八月的朔日只与颛顼历相合。七年的纪年内容中，二月只与汉历相合。八年的纪年内容中，十一月的朔日与任何历法都不合。九年的纪年内容中，五月的朔日只与汉历相合。不仅是走马楼西汉简，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也同样找不到适合所有简牍的统一历法。以前古六历无法解释出土文献的纪年问题，后来张培瑜先生根据出土历谱和相关纪年内容推出汉历，但随着越来越多有纪年信息的材料出土，很多纪年内容与汉历也无法完全对应。张先生也逐渐改变观点，指出：“恐怕很难找到一种使用平朔（不限定四分术）的历法能全部符合近30年出土的周家台30号墓、张家山247号汉墓和汉武帝元光元年历书的全部历日。”传世文献表明汉初沿用秦颛顼历。但各侯国与民间的用历习惯恐怕并不能随着朝代更替迅速改变。以现代人的用历习惯为例，官方使用公元纪年，民间农耕生产、生日宴请、结婚喜事等场合还有很多以农历为准。结合走马楼西汉简的纪年情况来看，至少在西汉武帝太初以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各种历法混用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用任何一种历法推算都无法得到统一结果的现象。已有不少学者看到历法研究中偏执一方的弊端，主张多角度看待历法材料中的特殊情况。但不宜用官方与民间不同版本之差来解释。我们比较赞同说民间有多种历法流行。以前这个说法缺少充足材料支撑，现在走马楼西汉简可以作为更加有力的证据。四、汉初历法的讹误与改朔问题的辩证1．关于“讹误造成历法分歧”的辩证早期的文献整理过程中，对歧异干支的态度常视为书写错误所致。这种观点在以前曾是主流，比如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等汉初历谱中，也都存在歧异干支。过去有多位学者对这类历谱作考订，基本将其归结于干支误写，然后按照已知的历法推算，校订这些干支错误。即使在近些年的新出材料整理和历法研究中，仍然有同样的观点。通过走马楼纪年干支的情况来看，历法内容中的“错误”要分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对待歧异干支不能陷入已有历法体系的桎梏中，应保持历法体系存在差异的态度，不能轻言错误。尤其是官府文书行文要求严谨准确，偶然的讹误不可避免，但不会出现大量的讹误。当所谓的讹误数量越来越大时，便要考虑内因。以走马楼西汉简歧异干支而言，有些错误实际有内在规律。另一方面，虽然存在多种历法混用造成的误差，但不能简单把歧异干支全部归结为历法问题。如果能从多角度证明错误，有必要澄清错误。但证明错误不能简单以对照当下各种历表不合为主要依据，而需要更多内容、形式以及校勘学、文字学上的证据才能定论。比如走马楼“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0079），宋少华先生根据简文内容、格式及文字学证据，再对比同类文书的时间特点，证明其为“五年十月辛卯朔癸巳”，论证充分有理。历史研究中没有准确的时间坐标，就会影响文献整理与进一步深入，所以在研究中仍需根据内容寻找合理的解释，否则研究内容就会缺少断代条件。2．改朔造成的干支歧异文献中常说到新王或新皇帝继位要改朔。如《春秋繁露·二端》：“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顺数而往，必迎来而受之者，授受之义也。”但并未明确说改朔的方法。近些年新出简牍材料揭示了改朔的方法，刷新了对改朔的认识。张家山247号墓汉简历谱中记载高祖九年“七月丁酉朔”，但《汉书》中不只一次说到高祖九年“六月乙未晦”，知七月当为“丙申朔”，《历表》所示古六历也是丙申朔。就此差异很多学者用古六历和平朔推步证明张家山汉简记载有误。比如张培瑜论证云：汉高祖九年七月丁酉朔可确认是简误，应为七月丙申朔。因为：一是在唐以前，中国古历一直采用平朔，此处七月、八月两月连小，平朔推步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二是《汉书·五行志》记载，“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张十三度”。这次日全食现代天文计算可以确认，由此可确知，是时实行历法的七月朔日的纪日干支不是丁酉是丙申。从实际天象和历法推步而言，上举论证没有错。但汉初日常用历和实历未必相合。对此简的朔日取舍，张培瑜在后来的文章中放弃了上举论证，将丁酉、丙申并存。近出胡家草场汉简《岁纪》中，有一条改朔的记载正可与此简相应。《岁纪》简18记载汉高祖九年（前198）“七月以丙申朔，朔日食，更以丁酉”。这是我们在文献中首次见到因“朔日食”而改朔的实例，更为难得是此改朔恰好与张家山汉简历谱完全相合。以此而言，以往之聚讼皆失之原貌。由此再度提醒我们，汉初历法研究不能固执于古六历与四分术推步。五、历法混用与行用问题的思考政府管理和文书运行必须有统一的时间标准，否则就会因为时间差产生各类问题。汉初既然存在多种历法混用，在文书记录和运行过程中就要面临历法转换问题。理论上说，政府管理必须有统一的时间标准，但在多种历法并行状态下，会不会造成历法转换的困难和误差，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西汉初年号没有被使用前，纪年直书年数。对于地方侯国来说，需要转换的是中央新登基皇帝和地方侯国的在位年数。以走马楼西汉简为例，元年、二年、三年纪年内容中就是中央与侯国纪年并用，对于当时的文书经手者，如果不自动转换就会出现很多朔日干支的错乱。而对于不同历法日期的转换也应该如年数的转换一样灵活完成。如同现代乡下有些老人能快速准确地转换公历与农历一样，在苗历、藏历使用区也同样要这样转换，并不会因为历法多样导致很大的转换困难。多种历法要灵活转换，在转换中就容易产生错误，表3中第1到5例出现朔干支与日干支冲突的现象，应该就是书写者在历法转换中出现错误的表现。不仅如此，不同历法存在月朔和大小月之差，不同的历法统计日数就一定会出现差异，比如里耶秦简8-1450记载駋从廿五年二月辛巳到九月，除掉两天的病假，“定视事二百一十一日”。按照历表颛顼历秦始皇廿五年二月丁巳朔，辛巳日为二月二十五日，此日至九月结束总计213天，除去病假2天，正好211天。但若按照夏历则二月己未朔，辛巳日是当月二十三日，至九月结束为214天，除去2天变为212天。就会有一天之差。因此文献中出现日数不合的情况也许与历法并用有关，比如张家山247号墓中的《奏谳书》有如下一段记述：御史书以廿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盖庐等治所，其壬寅挚益从治，上治它狱。·四月辛卯瞗有论去。五月庚午朔益从治，盖庐有资（赀）去。八月庚子朔论去。尽廿八年九月甲午已。凡四百六十九日。朔病六十二日，行道六十日，乘恒马及船行五千一百卌六里，痿（率）之，日行八十五里，畸（奇）卌六里不痿（率）。除弦（元）、伏不治，它狱四百卌九日，定治十八日。125—128以上诸简编连与释文采自《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原整理者已经指出简中的“廿七年”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并且“自二十七年二月甲午至二十八年后九月甲午共六百零一天，减去朔病及行道一百二十二天，得四百七十九天，与简文记日数相差十天”。这段简文就存在历法歧异的问题。如果按照《历表》秦始皇二十八年丁酉朔，此月不能出现甲午日。甲午日在丁酉朔的前三天。而且此年也无闰月。按照《历表》所记颛顼历推算，从二十七年二月甲午日到二十八年九月，共573日，除去122天朔病及行道，得450天。这与简文“凡四百六十九日”不合。即使以二十八年有闰月计算，闰月也只能是丙寅朔，到甲午日最多28天，总计600天。除去122天病及行道，最后得479天。仍然有10天之差。这里虽然记录的是秦始皇时期的案例，但其中的日期统计之差应该与历法差异有关。历法转换除了带来统计上的误差，还会带来文献解读的问题。比如海曲汉简中有“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的记录，有学者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对读后得到的结果是：“《汉书·诸侯王表》，第五代城阳王惠王武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嗣，天汉二年当为第五代城阳王惠王武十年，现在看来，或是第三十八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书写有误，或是《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有误，目前还难以定夺。”从走马楼西汉简历法内容来看，海曲汉简的一年差，既不是书写之误，也不是记载之误，其实是历法转换的问题。同类问题，早在睡虎地《编年记》（或称《葉书》）中就已出现。黄盛璋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可参看。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走马楼西汉简中的歧异干支材料，共论证如下几个问题：第一，重新清理了走马楼西汉简中歧异干支，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判，并证明简中多年干支内容存在中央与侯国纪年并用的情况。第二，通过假定小余值的办法，证明走马楼西汉简中可能存在区别于古六历或汉历的另一种历法。第三，综合走马楼西汉简歧异干支的规律和表现，提出汉初历法的中央与地方之差，并再次讨论历法多样混用情况下的研究方法问题，提出汉初历法研究应摆脱古六历和四分术推步的单线思维模式。第四，结合汉初历法的多样混用证据，再次讨论以往历法研究与利用过程中“讹误造成历法分歧”的观点，提出辩证地看待所谓的“讹误”，应该尽量寻找其内部规律，注意多角度寻找证据，不轻言书写错误，并分析了改朔造成的干支歧异，以证明汉初历法的复杂性。第五，针对历法多样混用状态下，可能产生行用问题，讨论了历法转换和文献解读歧异现象，提出多种历法转换没有很大困难，但历法多样会带来日数统计和文献解读的差异。汉初历法存在中央与地方之别，并有多种历法混用的现象，那么过去研究汉初历法的方法就需要反思。以往在使用历法材料时，常以古六历为参照，以一方为基准，或者以自拟的一套算法为准，用一方校对另一方，未将中央与地方的地域差异及多种历法混用现象作为考察因素。现在看来，应改变汉初历法体系单线研究的思维模式，多角度看待干支歧异现象。出土纪年材料越来越丰富，但汉初历法的差异现象越来越多。如果一味地限于单一历法思维去研究，恐怕无法摆脱平衡各朔干支的纠缠，不利于历法研究的推进。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责编|于凌网编|陈家威

二是“亭长黄襄坐捕人首匿案”。走马楼西汉简中有一桩关于亭长黄襄因抓捕女子阳都犯藏匿罪的司法案件，不过留存的相关文书资料不多，从内容来看，其中0215号简和0815号简可以编联：

陈松长教授陈松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秦汉史；陈湘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1995年易图强结合古文献资料和出土印章材料，从王府官系统和县级基层官系统对西汉时期长沙国的职官建置情况进行过初步考察。近年由于走马楼西汉简的出土，丰富了我们对西汉武帝时期长沙国职官设置的认识，如宋少华在《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发掘简报》中对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职官与官署均有例举性的讨论，陈松长、刘国庆、王博凯也曾分别对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将田”“具狱史”“采铜”等职官或官署做过讨论。可以说，走马楼西汉简为我们复原西汉武帝时期长沙国的职官建置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一、长沙国的王国职官设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从走马楼西汉简的记载来看，西汉武帝时期长沙国的建制是“三府主事”，“三府”分别为长沙相府、长沙内史府、长沙中尉府。1.长沙相府《后汉书·百官志》载“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西汉时期，各诸侯国皆置有一相，秩为二千石，且设有长史。走马楼西汉简中有关“诸侯相”“相府”“长沙相”“相史”等与“长沙相府”直接相关的简文共计有34条，其中较为完整的简文有22条，其余皆为残片。这些简文，出自走马楼西汉简多个案例，如“无阳乡啬夫襄人敛賨案”（简称“襄人案”）、“卯劾僮诈为书案”“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误脱案”（简称“禁钱计误案”）、“赢等木殴烻年案”等。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大致可知长沙相府的职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主理长沙国与他郡的司法案件。长沙相府吏员参与联合办案、拟写司法文书报告，再由长沙相府做出最终判决。如“卯劾僮诈为书案”中，长沙相史驾与武陵郡守卒史纵、辰阳令史野共同审理此案。再如“襄人案”中，相史与无阳长共同参与该案对於铁、方风以及工期之母地的讯问等。简1：四年五月甲子朔庚寅案事，长沙相史驾、武陵守卒史纵、辰阳令史野劾。六月丙申案事，长沙相史驾、武陵守卒史纵移辰阳，以律令从事，言夬（决）相府。/相史驾、卒史纵（0046）其二，保存长沙国与他郡的司法往来谳狱文书。如“襄人案”的最终审判结果和谳狱文书都要移交至长沙相府，如：简2：五年三月己未朔丁丑，长沙相史倚案事劾。三月丁丑，长沙相史倚案事，移无阳，服捕，以律令从事，言夬（决）属所，献（谳）相府。/相史倚（0047）其三，核查长沙国所辖属县人口户籍、物资数目等。属县的计簿文书均需上交至长沙内史府，内史府负责归总，而长沙相府则负责数据的核实比对，也就是所谓的“校”。经由“校”这一行为后，如若出现与计簿所载数目有所出入的情况，则会以“缪书”的形式记录，再追责至主事吏员。简3：〼国都乡户隶计，受长沙国临湘都乡户隶计大〼入校长沙相，弗上，是服处实入所，以律令从事。（0520）简4：橐二，弗计，在四月丙辰赦前谨以缪书，上谒元年，谒言相府，敢言之。（0124）长沙相府的职掌当然不限于以上三点，但有限的简文记载多少说明这一时期诸侯王国相的职能主要在于辅王执政，而不是行使其行政职权，如：简5：〼年三月甲戌，南郡大守充国□□卒史□□书□□〼（0429）简6：二年（？）四月（？）己亥，南郡大守充国沅〼（0430）简7：五年八月戊申，狱史□□书案：充国迁为长沙相，狱（？）〼为内官令，罢室为武库丞，狱属少府，执为车府丞，狱属太（？）〼（0044）汉初，诸侯王国的相经历了几次更名，从高祖时期的“相国”至惠帝元年（前194）更名“丞相”，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更名诸侯丞相为相”。长沙相府由长沙相主事，走马楼西汉简的司法文书中出现过长沙相充国，他在二年三月、四月时，曾任南郡太守，五年八月时，迁为长沙相。由此可知，《汉书·孔光传》中所载“诸侯王相在郡守上”并非虚言。从走马楼西汉简中可知，长沙相府一共出现四位长沙相史。一位名驾，出现于四年五月、六月。一位名倚，出现于五年三月。一位名绮，出现于八年五月，绮同时还是太子傅。还有一位名昌，职官名全称为“丞相史”，出现年月不详。西汉景帝中五年，更名诸侯丞相为相。据此可以推断，“丞相史昌”应是简文中所记最早的一位长沙相史，他应比“相史驾”任职的“四年五月”更早。王国相府设有属官，《汉书》中载有长史、少史、从史、舍人、相掾。走马楼西汉简中既有长沙相史，也有长沙少史，如：简8：买金一斤□史少史烻年、客夫告卒史助曰：县相偿之，□所盗赋臧六百以上，丞相史昌、长沙少史守卒史助劾，皆不审（？）（0425）简文中“丞相史昌”与“长沙少史守卒史助”一前一后同时出现于一份文书中，据此可以推测，走马楼西汉简中所载“丞相史”“长沙相史”“相史”很有可能就是“丞相长史”“长沙相长史”“相长史”的省称。长沙相府所处理的司法案件中，相史与少史、卒史共同负责具体的司法审讯、判决以及谳狱文书的记录、收发等。除长沙相史、长沙少史外，相府属吏还设有“门下亭长”。走马楼西汉简“男子赢等木殴高成烻年狱”案中，临湘高成里烻年被赢与其弟基望木殴后，烻年前往临湘县廷状告二人，临湘县廷未能捕得赢与基望，因而即刻派人将情况上报给相府门下亭长。该案现存简数较少，残断严重，内容不甚完整，案情发展不连贯。但从中也能知晓，相府设有门下亭长，协助临湘县廷办理案件，追捕罪犯。相府门下亭长参与其辖区内的罪犯抓捕行动。2.长沙内史府《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内史治国民”，《后汉书·百官志》又载“内史主治民”。诸侯国内史主治民，职能范围较广。《汉旧仪》载：“国中汉置内史一人，秩二千石，治国如太守、都尉职事，调除吏属。相、中尉、傅不得与国政，辅王而已。当有为，移书告内史。内史见傅、相、中尉，礼如都尉。”内史由汉中央所置，秩二千石，其职权与郡之太守、都尉相当，有置吏权、调除权。相、中尉、傅的地位虽高，却不得参与国政。在西汉武帝时期诸侯国三府中，内史府职权当为最盛。走马楼西汉简中含“内史”的简文有36条，内容较为完整的简文有22条，其他十余条均为残断简。经初步整理，这些简牍分别被收入多个案例，如“襄人案”“便移五年计书误案”“禁钱计误案”“临湘吏言案行廷狱与治囚等事书”等。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大致可知，西汉武帝时长沙国内史府的职能有如下几个方面。在日常政务上，撰写发往长沙国所辖直属机构与界内属县的日常行政文书。在物资调派上，接收长沙国所辖属县机构发往汉王朝中央机构的物资报告，以计簿或校券等文书形式，如临湘县少内输送五年、六年调茹卵、象骨等至大仓、大医，同时向内史府报告，参见“禁钱计误案”。长沙国所辖县级机构与汉王朝中央机构的所有物资往来文书应当需要向长沙内史府报备留底，每份计簿、校券类文书至少是三份或以上，还有一份和物资同时移交至汉王朝的中央机构，如：简9：五年四月戊子朔戊子，误敢言之：倚相输五年调茹卵十三斤、象骨一斤大医及所以饬物，并为一，谒关内史府，移少（0618）简10：六年四月壬子朔乙卯，少内佐监敢言之：谨使令史农夫奉输六年调茹卵大仓及所以盛饬，并为校券一，谒关内史府，移大仓，令官定以物如校，受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六年，问计官名所上校二（0187）在长沙国与汉王朝的物资输送中，内史府不仅需要文书留底备案记录，同时直接参与属县的物资输送行动。长沙内史还是长沙国属县物资运往汉王朝中央机构的主事官，如：简11：〼四月乙卯，长沙内史齐客、南山长行守丞移大仓。/卒史扩、书佐丙。〼六月癸亥，大仓令正里、丞万年谓右仓：下真券一，以律令从事。/令史福（0507）在司法审讯上，接收、处理来自他郡或侯国对长沙国辖县的劾文书，同时参与人口统计、户籍管理、狱政管理、赋税征收、蛮夷管理等多方面的司法审讯与判决。如“襄人案”中涉及无阳地区蛮夷的赋税征收问题，最后案件交由长沙内史府来判决。“便移五年书计误案”中，长沙内史卒史乙也直接参与司法案件的审讯和记录。长沙相空缺时，内史代行长沙相事，如：简12：令事相史以缪出入计者，毋上校，书到言胜（？）依衣□□□三月庚午，长沙内史齐客行长沙相事，□长如行长史事告内史□□印移（0216）长沙内史府的职能涉及长沙国及其所辖属县的多个方面，对内多体现在日常政务上，如赋税征收、司法审讯、蛮夷治理、狱政管理等。对外尤其体现在主持长沙国属县向汉中央机构的物资输送。长沙内史府的高效运行有赖于内史府每个职官分工合作、积极配合。长沙内史府由长沙内史主事，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内史有齐客、充。除内史外，长沙内史府还设有丞，走马楼西汉简中就有丞尊、丞寿。内史府属吏有卒史、守卒史、书佐等。由于内史府事务繁多，而吏员建置又较少，故长沙内史府多见由其他长吏守丞或行丞事协同内史办理事务的情形，如简0175“长沙邸长始守丞”、简0507“南山长行守丞”、简0530“舂陵长始守丞”、简0335“南阳长建行丞事”等3.长沙中尉府走马楼西汉简含“中尉”的简文共有15条，其中完整简牍8枚，残断简7枚。长沙中尉府相关文书相较于长沙相府、长沙内史府的记载略少，走马楼西汉简中仅有“乘之案”“便移五年计书误案”“临湘吏言案行廷狱与治囚等事书”与“长沙中尉府”直接相关。传世文献中，诸侯国中尉的职掌为“掌武职”“备盗贼”，王国中尉府负责维持治安、督察军吏。走马楼西汉简中对“长沙中尉府”的职掌记载主要体现在维持长沙国治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督盗贼。督盗贼是长沙中尉府的一项日常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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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恒进教授蔡恒进，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蔡天琪，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博士后。一、引言意识与智能的起源，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人工智能（AI）需要突破的关键点，更是关系到未来人类政治能否延续的社会治理问题。只有在厘清意识问题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探讨意识上传给机器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跨越人机意识差异的鸿沟。有学者认为，非人身性的意义生产工具（具体的人工智能机器系统）不足以充分表达人身性的人脑和口语系统之意义，体现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人又通过不断改进和发展这种生产工具的无限过程来超越这种有限性。也有研究者认为现在对科技发展预期过高但对人类发展估计过低，需要追认人类的复杂性，探析其程序化的限度。实际上，人类的复杂程度并不足以构成机器难以超越的高墙。“基础模型”（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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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古代礼制史。元鼎五年（前113）汉武帝立甘泉泰畤之祀，开汉代郊祀礼之先河。平帝元始年间历经数次兴废，王莽为汉家确立长安南北二郊。其制有天地合祭与分祭，即于孟春正月上辛日或上丁日“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据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26）光武帝“采元始中故事”在洛阳建南郊坛，此后北郊、五郊诸礼亦参照元始故事，东汉郊祀制度承袭王莽元始仪似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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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异国情调的装束，现在初看之下就像艺术家个人异想天开的产物，而实际上它的源头在于仍保持着生命力的宁芙类型的传统；而这转而又因为15世纪想要赋予古代形象可感的形态这一欲望而获得了自身的艺术存在。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卡尔纳普等人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在量子力学成熟时期创建了第一个科学哲学流派，并奠定了尔后科学哲学的论域空间，但他们在拒斥形而上学和倡导观察与理论二分等主张中，所理解的科学依然是经典意义上的科学，他们将科学发现排斥在哲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做法，使哲学远离了真实的科学实践过程。然而，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方式及其成果与科学实践的分离，并不等于哲学本身远离了科学，同样，当前的科学教育设置中对哲学的远离，也不等于科学本身远离了哲学。事实上，当代科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论是基于数学模型的理论物理学，还是依赖于技术的实验室科学或工程科学，都与哲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本文试图立足于量子论的发展史，尝试对“科学与哲学在哪里相遇”这个宏大议题作出一种可能的回答，希望这种回答有助于促进当代科学哲学的转型发展，有助于体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演进关系，更重要的是，揭示在交叉学科时代加强对理工科学生进行科学技术哲学教育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一、科学与哲学相互远离的学科背景

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克斯·韦伯去世已过100周年。韦伯在世时虽然已声名显赫，但其学术思想在去世之后一度沉寂，乃至被人遗忘。二战之后，韦伯的著作和思想被再次发现，“韦伯热”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来，韦伯的思想和著作越来越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综观以往研究，人们更多地关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中西文明比较、理性化与官僚制度等方面的思想成果，而对他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深刻哲学内涵的挖掘，虽然有所讨论，但仍显得相对薄弱。韦伯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构成其社会学、经济学等具体研究工作的理论前提，是韦伯整个理论思想体系中最富有哲学内涵的部分。本文不拟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展开面面俱到的梳理和阐释，而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其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最具革命性的一面，即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界限的深刻自觉。一、“终极意义”与“经验认识”区分的哲学考量在韦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思考中，有一个与现代以来很多人所禀持和信奉的观念有着重大不同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那就是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自觉地把“经验认识”与“终极意义”区别开来，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关注“经验性事实”并给予其“阐释性的理解”，而非证明某种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二者关系中，个人价值信念应服从于对经验性事实认识而不是相反。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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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兴起了跨国别跨文化的价值观教育调查和比较。其中影响较大的要属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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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正义问题关涉着人的生存实践方式和社会价值旨趣，落实在现实生活中的正义问题上往往体现为正义困境，即正义价值的承诺和正义价值的实现形式之间不一致的情形。正义困境伴随人的存在样态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纷呈于不同的场域。正义困境的多样表现与不同阶级对正义的差异性理解密切相关，社会分工推动形成了带有鲜明阶级差异性的正义观念，不同阶级的正义观念反映了各自独特的生产能力和利益需要，正义困境在不同的正义价值诉求及其物质力量的博弈中形成了复杂的表现样态。尽管正义困境的场域在不同阶级对正义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运用中不断发生改变，正义困境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形式逐渐凸显出来，但正义观念本身内蕴的对人的自由本质和劳动实践的深层关怀却未根本变质，而是始终深嵌于历史发展之中，私人领域形成的正义观念与公共生活确立的正义价值形态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挑战。技术进步的自主性使得正义困境的场域发生了转化，人类基本生存领域中的正义困境逐渐转化为生产领域的正义难题，并构成现代人生存发展的根本矛盾和自我反思的聚焦点。技术进步具有辩证性，它激发了人类劳动的潜能和物质生产力，致使劳动正义与资本正义、经济正义之间的冲突显示出来并得以自行化解，但正义困境的原初矛盾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技术进步下劳动正义如何在资本增殖和经济利益发展盛行的时代保持自身，构成了现代人寻求合理生存方式与确立正义价值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01正义困境的原初矛盾：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的纠缠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正义一直被人们视为基本的价值追求，是维持人类社会生活有序性的基本伦理信念。正义价值的理想形态受制于不同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及社会结构，必然与现实的正义形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中正义价值之间困境的发生与显现。现实生活中诸多正义困境得以发生和突显的根源在于：公共性伦理规范的缺失、利益需要的差异和个体价值标尺的独立。在生产、交往实践范围不断扩大之际，而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性权威尚未确立的境遇下，人们基于生存需要和分工的依附性形成了横向联合的社会关系，而不同的社会主体倾向于塑造迎合自身利益需要且彼此独立的价值准则。如果将正义困境的变化与人的个体生活、社会公共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现实生活中正义困境的产生可进一步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非正义性因素的集聚与彰显。这种非正义因素的聚集必然阻碍社会制度和公共秩序的正义化进程，势必造成社会正义关系难以建构、社会正义秩序无法维持等问题的恶性循环，这迫使人们思索正义价值观念本身存在的严峻问题：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正义价值能否在多元的社会条件下获得普遍认同和遵循？能否成为社会共同体交往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建构依据？笔者认为，政治正义的理念是伦理正义的价值观和社会正义的秩序间的中介，社会的正义困境本质上是伦理正义原则的运行与政治正义理念稳定发展的关系难题。这一关系难题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对理解正义困境具有原初性和基本性的意义。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通常在相互比较中对社会的现实正义问题做出诠释。早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视域中，伦理正义已蕴含了政治性向度。作为古希腊正义观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伦理正义”的两层意涵：正义的总体性和具体性。他提出的正义“总体性”旨在说明正义在伦理的德性中居于首要地位，构成其他一切德性观念的基础，是“使人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情”；正义的“具体性”指的是保障“总体性”得以实现的策略，包括分配正义和交往正义等基本内容。在对如何坚持伦理正义观念并保持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稳定运行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的概念给予阐述，认为“人类由于志趋良善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政治正义具有强烈的伦理性色彩，最终是为了使政治制度的“外在善”与伦理德性“内在善”保持根本上的一致。亚里士多德所阐释的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概念之所以受到重视并在后世探究中得到延伸，不仅因为其正义思想对现实实践维度的关注，更在于其对两种正义的辩证关系的把握。亚里士多德提示我们，两种正义观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立统一具体体现在理论目标、功能和实现过程上。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的矛盾纠缠在理论目标上表现为二者彼此独立却又相互渗透。正义的内在矛盾实质上是理论预设目标与其现实贯彻之间的偏差，把握正义目标的设定、运行是审视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矛盾关系的先决条件。其一，伦理正义旨在以伦理道德的方式确保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得以指认和维护，并最终建构个体的德性与社会共同交往的“公共善”之间相契合的正义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具有伦理的政治性特质，他从总体德性的角度突出正义的首要地位，指出在德性伦理上的正义具有双重目标：一是使人“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二是“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伦理正义最终关切共同体中的个体德性能否发展成为与“公共善”相契合的正义价值，是以契合与整合公共德性为价值诉求的。其二，政治正义旨在通过构建政治共同体以建立合理正当的社会分工体系与合作关系，其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政治规范的过程中致力于实现个体追求的“内在善”和伦理情感，政治正义以追求内含个体德性的伦理价值为目标。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在目标的理论设定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均趋向于构建个体“内在善”与社会“公共善”良性互动的正义关系。但两种正义目标在现实运行中却因侧重点不同而容易产生冲突，政治正义倾向于维持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关系，而历史上的共同体往往为特殊群体的利益所把持，因此，共同体的政治正义不可避免地偏袒特殊群体的正义观，并通过国家制度的强制手段，使这一正义价值原则成为强加于个体的正义信念，与伦理正义目标对自由、平等道德理想的诉求相背离。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的矛盾纠缠在功能上体现为二者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正义价值的领域性分化推动了正义功能的多样化生成，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相对分离以及个人正义价值空间的扩展促使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在功能上交错影响，反映出正义困境与其衍生的社会发展困难之间的内在关联。伦理正义关乎个人权利的实现以及私人生活领域权利—义务关系的正义性困境，企求以个体内在的善和美德准则来维系正义“道德命令”的有效性，从而推动现实的伦理正义规范趋近理想的正义价值诉求。与伦理正义将个体权利视为人与共同体生存和发展关系的基础、竭力寻求平等与自由价值内在一致的关切不同，政治正义基于政治权力追问平等与自由价值何者更具优先性的理论难题，依据政治权力安排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制度，使维持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平等交往成为保障个人获取自由权利的先决条件。尽管对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各有偏重是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的显著差别，但二者对“权利”与“权力”的社会定位均来自于“权益”和“正义”的基本范畴。伦理正义的功能是确证个体“权益”存在的正当性，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正义则在保障公民“权益”的同时力图实现共同体“权益”的最大化，政治正义是伦理正义理念的具体化，与共同体中的政治生活领域息息相关。因而，作为基本权利—义务范畴的道德规范必定被政治正义选择吸收，但作为实现每个人平等自由的崇高道德理想在政治正义的选取中则可能遭遇来自立法者和制度执行者的主观过滤，即政治正义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等机构的完善及其权力的执行来抬扬自身的正当性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与伦理正义的根本要求发生冲突。伦理正义要求社会个体对正义价值的绝对“道德命令”无条件遵守，而政治正义规定在“权益”交换规则的运作体系中塑造了正义价值的相对性，认为个体或群体的非正义性行为会导致社会共同体正义秩序的崩溃。当伦理领域既定的“道德”正义观念与政治共同体中的“权益”发生冲突时，人们便会对共同体“权益”的正义性产生疑虑。人们在共同体中的“权益”意识与个体正义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源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特质及这一强力对正义在个体伦理道德体系中基本地位的动摇。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的矛盾纠缠在具体实现进程中表现为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相互推进、相互制约。正义价值的实现是由实质正义向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转化的过程，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矛盾运动体现在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相互关系中。在伦理维度中，实质正义理念是衡量公共生活领域的“外在善”趋向个人“内在善”的标尺，形式正义理念牵涉个人权利—义务关系在公共生活中如何确认的目标问题，而程序正义理念侧重于考量德性规范在共同体中如何得以普遍推行的规则安排问题。在政治维度中，其实质正义理念偏重于考察社会利益关系是否符合特定时代政治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和执行要求，形式正义理念关注政治权力和社会制度如何贯彻政治共同体的既定原则，程序正义理念则强调法律程序制定与各项制度设计过程的正义性取向。形式正义理念和程序正义理念均以实质正义理念的方式呈现出来，只有通过形式正义理念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充分展开与实现，实质正义理念的深层内涵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获得映射和显现。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构成正义理念推演的内部结构，是正义价值实现过程中紧密相连的三个环节。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交织融合彰显了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实现过程中的动态矛盾。伦理正义在实现自身“道德命令”普遍性过程中依托于政治力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伦理正义理念关涉的基本主题，个人自由平等的实现伴随社会分工和价值分化的扩大，从而愈加依赖于政治正义；伦理正义在共同体中的属性和内容由政治正义所设的制度或程序来加以限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伦理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秩序。政治共同体以伦理正义的实质规范作为首要价值，始终秉持道德自律的伦理规范形式，政治正义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只有经过道德的审查和评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目的，才会被所有公民所认同、所坚信、所追求，才是政治生活持久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动力因素。”政治正义的实现最终要通过伦理正义价值的审视才能达到持续有效性。伦理正义的政治化与政治正义的伦理化的交互过程暴露了正义价值实现过程中理想性与现实性、先验性与经验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在实现预设理想价值中各自秉持先验的“绝对命令”，强调自身价值理念拥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缺乏对现实正义价值分化危机的社会历史性剖析，导致正义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实现并发挥作用的问题被消极应对。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的矛盾纠缠是正义观念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正义观念形态的历史演进与正义困境的突显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客观反映。正义观念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代的表征不尽相同，呈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叉变更的时空特征，但正义观念的价值指涉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中具有稳定性特质。正义观念最早出现于宗教神学中的“启示”，“启示”不仅规定了正义观念作为个体生存方式的德性规范，而且将正义观念作为群体生活中最主要的美德标准，赋予正义在现实运行中的权威力量。深受公共生活中绝对政治权力约束的人们，被动纳入高度同质性与机械协作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中，内蕴现实生活之中的个体正义观念表达则隐而未彰，人们对政治正义强制权力的抵触情绪和抗衡力量也蓄势待发。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社会结构的分化打破了伦理正义绝对屈从于政治正义的僵化局势，为人们实现生存方式的转化和对正义美德理想的追求提供了客观条件。公共生活从政治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主导模式转向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领域并重且相对自主发展、彼此制约的模式，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对分离，个人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情感获得了不受政治权力强制干涉的独立空间，个人或群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有别于统一性政治原则的正义价值。这种分化的正义价值使得基于伦理正义的个人正义观念与社会公共正义价值形态严格区分，并致使正义的终极价值出现私人化的倾向，增加了塑造社会共同体正义价值共识的难度。02技术进步的自主性：正义困境的双重转化及其致因伴随大工业生产模式的深入发展，机器的广泛发明和使用日趋成为技术创造的标志，技术方式和技术体系的塑造构成了人们在生产生活活动中进步观念的主要尺度，技术进步在与资本逻辑的交融中逐渐产生了自身的目的需要和价值旨趣的自主性维度，推动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在技术哲学的理论视野中，“技术中不仅蕴含着关于自然的哲学和一种方法，也因其内在的属性而不容置疑地巩固了进步的观念”。尽管技术是由人的生产生活需要而创造的产物，但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不能无视其客观存在的规律，也不能违背技术发明创造的内在机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自主性力量，具有自我增进的特质和需要，在社会运用中逐渐起到塑造人的目的性和价值选择意向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意志与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愈益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依靠性力量，愈益成为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塑造的社会生产基础构成了人们生存观念结构的基本元素。与纯粹理论观点相比，技术进步的自主性作用倾向于实践维度，并在作用于现实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体现人类一般正义价值的评判准则。而技术进步的自主性所推动的实践维度集中于社会生产领域，使得生产领域中的劳动正义、资本正义和经济正义价值形态突显出来，促使正义困境的场域逐渐从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的矛盾纠缠到劳动正义与资本正义以及劳动正义与经济正义矛盾对立的双重转化。技术进步通过影响人们生产的主体性而直接作用于其正义观念的形成和改变，劳动正义成为人们在生产领域活动中的主要价值诉求，与此相对应的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正义及其衍生的经济正义价值观念也随之突显出来。“劳动正义是一种全新的正义话语和价值表达，且内在地包含着对劳动效率、劳动公平、劳动和谐和劳动自由的价值诉求。”在“劳动正义”价值的话语表达中，劳动效率是维持人与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劳动和谐是保证不同层次的生产者在交往和成果分配中处于公平关系的关键，劳动自由关涉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人与自然、社会的持存性关系，从人类劳动活动发展的历史规律看，自由价值属于劳动正义的根本性旨趣。而技术进步的自主性促进劳动的效率、和谐和自由价值诉求的序列发生了位移，使技术系统的升级和劳动生产效能的提高成为现实生产活动的首要选择。技术在实现自身进步的同时推动其外在的进步，其中最为根本和关键的成果是形成了技术性劳动生产方式，即技术进步在运用于劳动过程时使自身成为劳动的主导力量。技术性劳动生产方式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并以此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一生产方式成为劳动生产的内驱动力。技术进步本身存在于劳动过程中，而劳动构成资本增殖和经济效益增长的基本要素。这意味着技术性劳动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必然推动与资本发展、经济增长的需要相一致的资本正义、经济正义等价值观念形成并突显出来。“资本正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经济正义”则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对正义性经济生活方式的价值追求。技术进步促使劳动正义与资本正义、经济正义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形式浮现出来。技术进步中的正义困境集中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劳动正义和资本正义之间的异质性与分化性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与技术进步的推广具有深刻的历史同构性，技术进步过程中体现的自主性往往建立在人们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和用于改造自然的目的上，技术进步内在的意向性根本体现了植根于理性力量的技术选择，资本理性的强制力量则在技术进步的选择中凌驾于人的主观意志之上，而技术进步本身所凝结的自主性和自我扩展的潜力在生产过程中为资本逻辑的发展加持。生产领域的正义困境正是通过技术进步与资本在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呈现出来。资本逻辑在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证实自身增殖的天然合理性，即资本获取的生产增殖得益于其本身的创造价值而非劳动力的生发价值，从而缔造出社会生产的发展成果与人的现实劳动过程无关的资本正义。在劳动正义的价值视野中，劳动者与资产阶级发生关系，目的是通过商品交换满足各自对实用价值的需要，主张劳动者最终所得理应与其劳动过程相符合；在劳动正义的价值图式中，资产阶级与劳动者发生关系，其根本目的在于攫取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劳动正义与资本正义分别映现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现实交换过程中的平等实质沦为以资本正义为主导形式的虚假交换。技术进步的自主性导致两种正义观念处于抽象的对立之中。技术进步愈来愈支配着人们劳动过程的选择，但这种支配的意向具有特殊性，即它仅存在于技术作用的劳动过程中，一旦技术性的劳动过程完成之后，技术支配的意向本身便不复存在，而是寄托在资本所形成的生产结构中，使资本在交换过程中接续支配的意向性，进而造成劳动正义无法实现的弊病及其与资本正义对立关系的固化。劳动正义和资本正义之间的冲突依随技术进步的发展逐步突显为劳动正义与经济正义的冲突。技术进步是资本正义及其扩张之路的有力支撑，它为资本逻辑推行强制统治提供动力基础。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资本逻辑从对生产资源的暴力掠夺转化到对经济生活层面和金融资源的全面掌控，经济生活领域几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生产领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借助的已不再是传统的神权和政治、军事等强权，而是作为‘资本逻辑’化身的现实的经济利益和具体的物质力量”，资本逻辑逐渐将资本正义的目的延伸到经济利益领域。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经济增长成为技术进步的判定标准，经济生产与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增长，技术进步则是经济生产中的主要手段，只有取得经济效益增长的技术活动才能被视为达到进步的标准。经济系统的单方面发展继而被技术进步推至判断整个社会进步的指标，而技术进步则被推向经济建设和求证经济正义的主战场，塑造着社会生产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人类生产劳动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深层基础，而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正义价值观念却在技术进步中彻底颠覆了劳动之于社会整体发展的根基地位，必定产生劳动正义与经济正义的矛盾对立。“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生产劳动最初以占有和获取基本生存资源为目的，劳动正义本质上是符合人自由本性的正义价值，但技术进步中的经济正义致使追逐经济财富成为首要目的，劳动异化成为服务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生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排除了其他任何结果”，人们劳动交往关系中的平等互利规则遭到侵蚀，劳动所体现的人自身的生存价值被遮蔽。技术进步的自主性源于特定的话语逻辑对正义理念的表达，而话语逻辑的设计需要通过系统的语言知识予以体现。技术进步自主地设置了正义困境呈现场域的“语言边界”，将伦理与政治两个基本维度的正义困境拦截在劳动正义与资本正义、经济正义问题域的“语言边界”之外，以消除人们对生产领域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的正义困境进行追问的批判性思维逻辑。语言的产生与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密不可分，人类社会生活的扩展推进了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形成以工具为基本动力的生存模式，而语言系统则是人类用以确立社会生活的功能和意义所创造的独特工具，具备工具意义的语言促进人类属性的完善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因此而稳步地提高语言能力”。语言的工具属性依靠人的实际活动得以实现，并在人类活动发展中逐步从反映人生存需要和思维观念的工具系统演变为对整个环境起作用的结构性、社会性系统。技术进步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并推动人类语言系统发生深刻变革，将人类丰富多维的语言系统简化为由实证知识构成的单向度语言体系，使之日益表现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革命性力量。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规律的证实及其理论观念的变化特征都需要依赖技术的语言系统来说明，技术进步便设定了与人类社会生产模式直接相关的“语言边界”。技术进步中确立的“语言边界”将与生产相关的技术劳动、资本增殖和经济利益的正义理念纳入其概念的表达系统中，有关伦理与政治领域的正义冲突则被划定为复杂抽象概念的语言表达，进而被排除在技术“语言边界”之外，进而导致将劳动正义与资本正义、经济正义之间的冲突被刻意归咎为现有劳动方式本身的局限。技术进步中正义困境在生产领域的形态依附其设定的“语言边界”的表达方法，这一方法的目的是通过技术生产劳动的语言形式对人的劳动意识产生作用，设立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正义困境的“价值边界”，最终划清生产领域正义困境的经验事实性与人的生存正义根本窘境的价值应然性之间的界限。“语言边界”对正义理念的概念式表达和正义困境的呈现形式，促使技术话语创立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话语强制性、知识自足性和方法实证性构成了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的基本价值要求。技术进步背景下的物质生产和劳动方式被提升到关涉人类生存命运的高度，确立与劳动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指标相适应的价值标准，规定促进资本增殖和经济价值增长的劳动方式是正义价值的内涵，这恰恰是资本正义和经济正义对劳动范畴的偏狭设定。“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像其他法权概念一样，都是预设了某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的归纳。”而技术进步的自主性通过科学实证方法强化了事实逻辑，即把生产领域的权利正当性视为正义理念的价值，设立了由技术力量支配的“价值边界”，与生产权利和经济利益相违背的劳动正义价值及劳动方式则被斥为价值的异化形式并备受抨击。技术进步自主地追求生产权益的正当性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价值的指标，并不构成实现正义价值原初意义的必要条件。正义价值是关于知识与德性真理的合体，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是正义价值之于整个社会进步的理论判据，技术进步中的正义理念是建立在实证知识基础上的控制性和计算性思维，目的在于实现对活劳动的对象化操控，其导致对正义困境的审视被错置为生产劳动是否满足资本和经济价值需要这一事实描述与判断。技术进步设定的“价值边界”则混淆了对正义困境形式的事实判断与价值规范，未能深入劳动与社会生产的关系的维度破解劳动正义与资本正义、经济正义之间的抽象对立。

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院长。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不拘泥于一些具体问题，而是将教育问题纳入天道、人性、伦理和政治的视域下分析讨论。陈元晖先生（1913—1995）就明确提出，儒家的《中庸》就是中国古代一部有代表性的教育哲学著作，其开篇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置于“天命”“人性”和“修道”的视域下加以考察，是典型的对教育本质的哲学思考，具有浓郁的教育哲学意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有关教育的丰富论述，也大都包含哲学基础部分，如对天人关系、人我关系、心物关系、义利关系、知行关系等的论述，为各自的教育论述提供哲学前提或假设，形成各自的教育思想体系。但是，在20世纪前，中国思想家们的教育哲学研究与对世界、国家、政治、伦理、人生等问题的研究浑然一体，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中国的教育哲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一百年来中国教育哲学学科与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曲折反复、不断发展的历程，在教育哲学教学与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社会服务等领域取得了多方面成就。总结百年来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和基本经验，对未来中国教育哲学事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1949年前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从时间上看，“教育哲学”的输入比“教育学”晚二十年左右，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早在19世纪末，因应西学东渐和发展新式教育的大势，中国就有一些零星教育学译著诞生，这是中国学科化教育学的肇始。到了20世纪初，以“教育学”命名的著作和译著已经不少，这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学的滥觞。王国维在这一时间段发表了一些有关康德、尼采、叔本华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章，并著文《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可谓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哲学研究成果。1917年，朱元善在《教育杂志》9卷4期上发表《台威氏之教育哲学》一文，对杜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介绍，这大概是最早以“教育哲学”专名出现的论文。1919年4月30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停留两年多期间，多次应邀以“教育哲学”为题发表学术演讲，并于192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高等师范学校）给成立不久的教育研究科同学讲授两个学期的教育哲学课。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获得同学们好评，他的教学讲义被听课同学详细记录并编撰出版。同一时期，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教育哲学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如B.H.波特的《教育哲学大意》（Fundamen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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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锋教授胡智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传媒艺术指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借助工业革命之后的科技进步、大众传媒发展和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在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的艺术形式与品类”，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括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进入融合时代，传媒艺术又进一步生成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两大族群。其中，传统传媒艺术以影院电影、传统广播艺术、传统电视艺术和传统视频艺术等艺术品类为代表，新兴传媒艺术则以网络电影（包含微电影、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网络剧、网络视频艺术及其他一些融合状态的新媒体艺术品类为代表。作为一个新兴而庞大的艺术族群，“传媒艺术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艺术的格局和走向，成为当前人类最重要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来源”。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在融合时代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打破了传媒艺术原有生态格局，形成了两种形态的传媒艺术彼此交融、相互提升的全新艺术景观与发展状态。一融合：传媒艺术生态格局变化的重要背景“融合”是当今传媒艺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探讨传媒艺术生态格局变化的重要背景。从显性层面观察，当今传媒艺术生态格局所体现的“融合”特征主要体现在技术融合、媒介融合和平台融合三个层面。1.技术融合技术融合主要体现在传媒艺术的制作技术、传播技术的融合上。以影视、视频为主要代表的传统传媒艺术的制作技术呈现“线性”特征，即影视和视频的策划、编创、拍摄、制作等流程都是“线性”的，影视、视频的传播也是“线性”传播模式。“线性”传播模式的特征有二：一是“线性”传播是一个无间断的流动式的传播过程。雷蒙·威廉斯认为电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流程”。传统电视一旦关机便接收不到节目，除非电视台重播，否则无法再次观看该节目；二是“线性”传播的互动反馈不强。尽管有收视率调查等可参考的反馈数据，但依然不能充分把握和满足观众的内在需求，无法充分体现观众的话语权。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制作、传播技术已经无法体现自身的传播优势，也无法适应和满足受众对个性化、智能化的全新诉求。新兴传媒艺术的制作技术、传播技术呈现“非线性”特征。以数字化电脑合成技术为主要制作手段，新兴传媒艺术从信息采集开始，所有环节，包括传输、编辑、制作、传播等都在PC软件系统和信息系统中融合处理，由一个平台合成。传媒艺术的制作、传播由原来的“分体化”状态转变为“一体化”方式，真正实现了声音和图像等元素的再造、实体和虚拟的杂糅。在新兴传媒艺术中，时间和空间被重新建构，打破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如网络广播电视可以由观众自由点播，节目的互动反馈机制也更为灵活有效。互联网时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带来了移动通信（4G/5G）、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超高清视频（4K/8K）等全新的技术形式以及众多的新媒体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传媒艺术的呈现形式，并引发传媒艺术领域的全方位变革。以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近两年来，其着力展开“5G+4K/8K+AI”的战略布局，以高新科技为依托，不断推进技术和艺术、技术和媒介的深度融合，率先推出全国首个上星的4K超高清频道，并在电视节目中融入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以此提升舞台效果和视觉效果。如在2020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中，首创“4K伴随高清制作模式”和“虚拟网络互动制作模式”。一方面，在直播拍摄中便能形成超高清和高清视频信号同步输出，以智能联动带动实时制作，进一步提升了制播效率和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在节目制播过程中实现了VR视频的全环节介入和一体化呈现，使节目的特效与内容无缝对接，从制作技术层面实现了晚会节目的全要素智能化制播。2.媒介融合传统传媒艺术领域中，无论是广播、电影还是电视，都有独立的传播介质和媒介系统，广播以声音媒介为特色，电影和电视则形成了以影像媒介为主的视听媒介系统。而在融合时代背景下，传媒艺术的传播介质和媒介系统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形成了“媒介融合”的全新状态和格局。在融合背景下，无论是传统传媒艺术还是新兴传媒艺术，都不再只有单一纯粹的媒介形态，而是有文字、声音、图像、影像、网络等众多媒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多种媒介交融的全新媒介形态。媒介形态的交融不但没有遮蔽传统传媒艺术的特色，反而为传媒艺术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比如，传统广播与网络媒介的融合使得声音媒介的独特魅力在互联网时代重新释放出来，同时也获得了更广泛的听众；传统电视艺术也在不断丰富拓展自身的融媒表现形态，打造电视与网络相融合的短视频节目、新媒体直播节目和融媒体产品等。“媒介融合”突破传统传媒艺术的独立介质状态，打通独立单一的文字、声音、图像等媒介要素，形成彼此具有强关联性的全新媒介系统。作为融合时代传媒艺术创新发展的理念和路径，“媒介融合”并未将传统传媒艺术视为陈旧落后的艺术形态，而是将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各自的优势充分释放、有效结合，打通媒介之间的边界甚至壁垒，进而形成全新的媒介形态与艺术形态。3.平台融合传统传媒艺术拥有各自独立的传播终端和组织平台。比如，广播的终端是收音机，组织平台是广播电台；电影的终端是影院屏幕，组织平台是电影制片厂或电影公司；电视的终端是电视机，组织平台是电视台。在融合时代，传统传媒艺术的终端平台彼此分隔、壁垒森严的格局被打破，呈现多元化的全新格局。从接受终端来看，电视节目或电影可以由多个终端共享，在传统电视端、网络端、移动互联网端等终端同时播放，形成“多屏共振”的平台融合新局面。从组织平台来看，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组建为标志，全国大部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合并后，大力推进新媒体平台的建设，促进多媒体融合形态的创新发展，实现了优势资源共享。与此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方兴未艾。长久以来，县级行政区划的媒体建设冗杂重复，不仅没能很好地发挥其平台功能，还产生了资源浪费等诸多弊端。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则将原来彼此独立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组织平台融合，并重点发挥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兴媒体平台的作用，让地方媒体的信息能够有效传输给基层百姓。平台的有效融合有助于拓展传媒艺术的传播范围，增强传媒艺术的传播力度，特别是“多屏共振”的全新格局使传媒艺术的优质内容得到更好的释放，真正实现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二新格局：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的融合发展在新环境下，传媒艺术呈现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全新生态格局。从电影、电视和视频艺术的发展路径观察，传统形态和新兴形态在并存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技术、媒介和平台等方面的相互融合，并呈现出融合发展后的全新态势。1.电影艺术的融合发展在高新科技和互联网的介入下，电影艺术在融合发展中呈现全新景观，先后诞生电视电影、微电影和网络大电影等新兴电影艺术形式，其制作、放映和宣推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迎来了融合发展的新机遇。（1）技术融合下的电影艺术发展在融合背景下，高新技术不断介入电影制作领域。影院电影的前期拍摄和后期剪辑等环节均实现了向数字化的全面转型，使影院电影从胶片时代走入了数字化时代，完成了制作技术上的一次华丽转身。此外，特效技术水平、工业化生产标准的不断提升成为影院电影品质的重要保障，4K超高清技术、5G技术等全新技术形式也引发影院电影的创新探索。比如，2019年《此时此刻——共庆新中国70华诞》在全国70家影院同步播出，这是中国首次将4K超高清信号引入院线；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的演出也实现了全球首次“4K+5G”影院直播。高新技术还广泛应用于电影放映领域，促使电影传播技术不断创新升级。比如，4K修复技术使众多经典老电影焕发了全新的风采，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激光数字电影放映技术、高技术格式放映技术、巨幕系统技术等电影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影院电影的发展提供助力。（2）媒介融合下的电影艺术发展电影和之后产生的电视、网络等媒介形态相融合，不仅使传统的影院电影在不涉及版权问题的情况下呈现在电视屏幕和网络平台上，使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观赏自己喜爱的电影作品，而且还诞生了电视电影、微电影、网络大电影等全新的电影艺术形式，这些新的艺术形式是传统影院电影和电视媒介、网络媒介、移动社交媒介等相融合的产物。电视电影、微电影、网络大电影等全新电影艺术形式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并以其独特的制作传播特征、艺术审美特色成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电影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伴随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发展而形成，是电影和电视媒介深度融合的产物。也就是说，电影不只是通过电视媒介播放，它们之间的媒介元素在交流碰撞后产生了积极的“化学反应”，生成了独特的艺术成果。同样，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诞生的微电影和网络大电影也丰富了传统电影的融媒表现形态，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艺术品类，满足了受众的多元化需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院线电影遭遇冲击，而网络和电影的融合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观影需求。比如，院线电影《囧妈》在网上免费播出，网络大电影的票房收入有所突破。但从总体上看，新兴的电影形态均未对传统影院电影形成根本性的挑战和冲击。这也进一步说明融合背景下传统影院电影和新兴网络电影是相互提升、共同发展的。从目前状态来看，网络电影虽处于发展初期，但作为一股极具潜力的力量不容忽视。新兴网络电影和影院电影各具优势，都是不可替代的电影艺术形态。（3）平台融合下的电影艺术发展传统影院电影是在电影院播放并由电影制片厂拍摄出品的艺术形态。但进入融合时代，电影的组织平台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国营电影制片公司、民营电影制片公司和互联网电影公司“三足鼎立”的基本生产格局。以乐视影业、阿里影业、腾讯影业、豆瓣影业、小米影业、爱奇艺影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电影公司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力量。电影的放映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众多个性化、人性化的观影服务在技术创新中不断拓展与优化。比如，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的出现及其逐步规范化，“24小时影院”“移动电影院”等观影服务的陆续推出等。电影的宣发渠道逐渐向互联网社交平台迁移，短视频平台、新媒体直播平台（如“直播带货”等）、票务平台和微信公众平台（如影评和评分等）等都呈现深度融合的状态，为电影拓展了宣发渠道和消费市场。2.电视艺术的融合发展传统电视是典型的线性传播，在新环境下已不具备传播优势，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电视端的受众大量流失。而传统电视在与互联网的交融中，逐渐呈现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视频化等全新特征，获得了发展的契机。与此同时，网络综艺、网络剧等新兴艺术品类在融合中产生、发展、成熟。(1)技术融合下的电视艺术发展从技术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满足观众的个性化、智能化、互动化收视诉求。以8K超高清技术为代表的显示技术的大幅改善和逐步普及，将会带动观众重回电视大屏端，以优质的视觉效果增强观众的收视体验，重构电视审美特质和电视生态格局。AR、VR技术不仅在电视屏幕上实现了实体与虚拟的结合，而且极大提升了电视的影像表现力和艺术魅力。比如，在近几年的央视春晚中，每年都会有技术和艺术深度融合的创意类节目亮相，呈现沉浸式视听效果和奇观化美学风格。（2）媒介融合下的电视艺术发展从媒介角度看，“台网融合”“大小屏协同联动”成为当下传统电视获得全新发展契机的重要战略选择，传统电视的内容不仅能在网络媒介上得到全面呈现，而且还产生了诸多全新样态，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在电视节目的基础上推出融媒体产品成为电视融合创新的常态化举措，集合文字、图像、影像、网络等多元媒介形成全新的融合形态电视节目，为传统电视获得新媒介环境下的广泛关注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比如，总台央视在疫情期间推出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并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同步播出，打破了传统电视直播的样态和方式；央视春晚在自身IP基础上推出衍生性融媒体节目《春晚进行时》《@春晚》等，有效规避了传统电视交互性不强的弊端，拓展了春晚的内容呈现和传播形式；文化类电视节目《经典咏流传》则在结合电视媒介呈现内容的基础上，推出包括H5、微信公众号文章、短视频、音频等在内的融媒体产品序列，使节目中的每一首诗歌都能在新媒体平台实现多点到达，产生裂变式、跨屏式传播效应。传统电视在与网络媒介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也诞生了全新的艺术品类，比如网络综艺和网络剧等。网络综艺和网络剧，一方面脱胎于电视综艺和电视剧，与电视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又凭借网络媒介的思维和特性，逐渐形成特有的规律与特色、价值与功能、风格与趣味，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近些年来，网络综艺涌现出《乐队的夏天》《中国有嘻哈》《幸福三重奏》《忘不了餐厅》《这！就是灌篮》《令人心动的offer》《一本好书》《见字如面》等众多高质量节目，网络剧也产生了《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长安十二时辰》《陈情令》《庆余年》《白夜追凶》《最好的我们》等优秀作品，以优质多样的内容满足了观众多元化的观赏诉求。（3）平台融合下的电视艺术发展从平台角度看，传统电视节目是由电视台制作播出的，但随着观众对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需求的增加，电视内容生产的平台不断拓展，社会传媒制作机构、互联网公司、新媒体平台等纷纷加入电视节目制作的行列。电视制作平台的深入合作和深度融合促进了电视节目品质的提升，极大地激发了电视行业创新创造的活力。2019年年底，首个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正式上线。“央视频”的推出标志着传统电视行业正向着互联网平台迈进，展开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改革。新的平台突破传统电视以频道为聚合、以栏目节目为结构的平台形式，在充分体现传统电视在直播技术、视听效果、内容资源等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以社交账号为聚合、以视频类别为结构的全新平台形式。3.视频艺术的融合发展传统视频主要包括家庭影像、组织机构影像（宣传片）等，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满足的是特定范围和特定群体的需求，主要以线下的内容呈现为主，属于社会化而非媒体化的视频形式。而传统视频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则产生了以网络视频（含短视频）、互动视频等为代表的新兴视频形态。(1)技术融合下的视频艺术发展从技术角度看，视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为社会化视频的专业化、媒体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往需要通过高端数码摄像设备和视频拍摄剪辑技术才能创作视频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依靠个人智能手机等设备便能进行拍摄和传播，成功降低了大众创作艺术、欣赏艺术、分享艺术的门槛，为圆梦“人人都是艺术家”创造了技术条件。(2)媒介融合下的视频艺术发展从媒介角度看，传统视频主要通过群体传播媒介和组织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只有一部分优质或特殊的视频可以在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播放，大部分视频散落于民间，发挥着特定的媒介作用。进入融合时代，这些社会化视频经互联网媒介渠道成为网络视频等新兴视频形态，由社会化视频升级为媒体化视频，甚至可能变身“网红”视频。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的出现生成了全新的影像艺术效果，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个人和社会机构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会。伴随创作门槛的不断降低和交互感的不断提升，互动视频也成为视频创新的一大亮点。近年来，爱奇艺、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网络视频平台开始探索互动视频，使互动视频成为视频融合发展一个最具潜力的领域。(3)平台融合下的视频艺术发展从平台角度看，网络视频平台（含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发展方兴未艾，已经成为极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新兴视频平台。从个人到组织机构，乃至媒体机构纷纷入驻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视频平台，以此拓展自身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在平台的聚合下，网络视频形成了类别化的传播形态，涉及资讯、文娱、生活等领域，展现出包罗万象的全新视频景观。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视频平台成为文化艺术类视频内容重要的展示和传播平台。据抖音数据报告，2019年音乐、美术、舞蹈、书法、戏曲、影视等艺术类别的短视频数量破亿，艺术类视频播放量超5431亿次，被点赞169亿次。同时，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也透过新兴视频平台得到显著提升。抖音、快手等纷纷推出海外版，拓展海外市场的实践取得了积极效果。短视频艺术作品以其生动鲜活、个性突出等特色突破文化交流障碍，形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比如，李子柒的美食文化短视频，以新兴视频的形式有效释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海外获得极大关注。截至2019年12月，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粉丝数近800万，100多个短视频的播放量大都在500万以上；2020年，经典歌曲《一剪梅》通过网友个人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引起模仿传播的热潮。从艺术审美的视角来审视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等新兴视频形态，虽然它们并不都具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但其中很多内容的创意、构思、叙事、呈现等都已达到准艺术状态，甚至有些足以和传统视频相媲美。同时，新兴视频形态以其独特的传播优势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广泛推广，成为文化艺术样态在当代的最佳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之一。三辩证看待传媒艺术生态格局之变及其未来发展1.看待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的两种片面倾向面对传媒艺术生态发展的全新景观和格局，人们看待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的态度和观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形成了持有不同观点的“传统派”和“现代派”。“传统派”认为传统传媒艺术是主流，占主导地位，盲目否定现代的新兴传媒艺术，认为新兴传媒艺术的内容品质和艺术水准不高，甚至认为其不具备艺术审美价值；认为网络大电影粗制滥造、天马行空，网络视频比较浅薄低俗，网络剧不如电视剧内容扎实，网络综艺也没有电视综艺内涵丰富，新兴传媒艺术领域迎合市场和追求流量的商业化倾向较为明显，遮蔽了新兴传媒艺术的艺术属性和审美属性。“现代派”从全新的角度出发观察传媒艺术，但又盲目认为传统传媒艺术都已经过气，比如，“电视将死”的论调便曾甚嚣尘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影视行业造成较大冲击，影院无法正常营业，影视剧拍摄无法正常进行，一定数量的影视企业因无法维持生存而注销关闭，而新兴传媒艺术在互联网中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疫情期间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传播作用。于是，“现代派”便对以影视为代表的传统传媒艺术的发展前景愈加悲观，认为只有新兴传媒艺术才能代表传媒艺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传统传媒艺术确实一度陷入创新发展的困境，其制作理念、方式、手法等较为陈旧，传播的介质、渠道和方法等也较为单一。疫情期间更是暴露了传统传媒艺术的短板与不足。有媒体甚至以“严冬未过，春寒又至”来形容疫情下的影视行业。与此同时，新环境在给传统传媒艺术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融合发展的机遇。以融合发展理念为驱动力，传统传媒艺术在借助互联网及新兴传媒艺术优长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技术融合、媒介融合和平台融合，在与新兴传媒艺术的融合发展中将会获得更大的创新发展空间。融合发展是当今传媒艺术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面对传媒艺术在融合时代的全新生态格局，“传统派”和“现代派”的观点都不够全面，甚至有失偏颇，不利于辩证看待传媒艺术的融合发展。2.辩证看待传媒艺术生态格局的变化传统传媒艺术内容制作生产经验相对成熟、体系相对完备，但其理念和方式较为保守、陈旧，难以满足社会和受众的新需求，在疫情期间甚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目前传统传媒艺术正在不断创新发展以适应融合的新格局，如8K超高清技术促使电视内涵和外延进行内外双向构建。电视在新的终端和技术下释放出独特魅力，影院电影在聚合式观赏和生活文化的消费方式上仍具有独特作用，家庭和机构的传统视频作品作为内部群体化的分享，虽没有完全社交化、网络化，但其内容样态和传播方式仍别具一格，呈现了自己的特色。所以，即使新兴传媒艺术发展势态良好，传统传媒艺术也不可能完全被取代。新兴传媒艺术代表着融合时代传媒艺术发展的前沿，展现了技术、媒介、平台融合的形态与成果，但其内容和艺术品质参差不齐，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内涵品质相对浅薄，存在一些制作低劣、叙事功底不扎实等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与传统传媒艺术在艺术和审美层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需要看到新兴传媒艺术的现有问题是新生力量必然经历的阶段性问题，需要肯定新兴传媒艺术在成长中的进步和成果。总之，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各有优长和问题。在融合背景下，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的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彼此促进。比如，从影院电影和网络电影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影院电影是无法替代的。影院消费和互联网视听消费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电影工业的投入决定了必须线下和线上多渠道发行以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单纯依靠互联网发行难以收回成本；另一方面，网络电影已成为“中国电影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院线电影同等重要，是电影行业的另一个发展方向，而不再是院线电影的补充”，未来网络电影的高速发展将给电影产业带来巨大增量。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不是简单的“谁消灭谁、谁替代谁”，二者在融合中不断深化、相互提升，面对融合背景下传媒艺术的发展变化，需要辩证看待二者关系，以免由于观念偏颇阻碍传媒艺术的融合创新发展。传统传媒艺术和新兴传媒艺术只有在融合中扬长避短，才能实现创新发展，生成全新的传媒艺术景观，使传媒艺术族群释放更大的艺术活力。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4期责编|刘扬网编|陈家威

周光辉教授彭斌教授周光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彭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共产党成立于民族危亡之际，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动员、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求索、砥砺奋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道路。从国家构建的角度讲，当代中国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既不同于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国家体制，又不同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政党竞争、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而是一种新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在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等一系列历史性变革之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国家身份？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亟须阐明的学理问题。作为一种按照地域划分居民的政治组织，国家是族群聚合的政治架构和政治形式，族群聚合是国家存在的内在根据，体现着国家的本质规定性。因此，任何类型国家的构建都有阐释其合理性的必要。国家构建的合理性阐释，实际上就是国家合法身份的理论建构。这是全球化时代获得国民忠诚和族群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为了在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意义的关联，构建一种高度契合时代精神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叙事。本文将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救国、兴国、强国的百年道路，分析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鲜明特征，阐释中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合理性和基本经验。一、在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构建新型现代国家中国的新型现代国家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从国外移植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带领中国人民在救国、兴国和强国的艰辛探索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因素和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科学地阐释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特征及其合理性，需要从近代中国面临的情境和问题出发，探究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带领人民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道路、方式和途径。1．国家危亡时期的救国之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在中国开辟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勒索巨额赔款，操纵控制中国的关税、财政、金融等领域，取得了鸦片贸易、驻军、传教、领事裁判、海关管理等方面的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据统计，在1842年以后的60年间，仅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赔款就约折合195

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百年演进，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研判。从历史长时段出发，透视其内在结构，也许有助于得出较有意义的整体性认识。依此，我们尝试从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的视角进行分析。

成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学哲学、用哲学、创造哲学”，其实质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经验，对于我们把握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规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领袖带头与专家学术引领相结合政治领袖和学术专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主体。政治领袖更加强调哲学的阶级立场以及哲学与具体实践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目的性，追求解决问题的战略性与策略性，而学术专家则更加强调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及体系建构，追求学理的科学性与理想性。政治领袖与学术专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筑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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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纪念活动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1921年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业绩。如何叙述和表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学术界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从历次建党纪念活动来看，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形成了四种表达方式，即通过历史主线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借助重大事件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聚焦历史贡献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凝练历史经验来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总结建党纪念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表达方式，对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话语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一、通过历史主线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历史是多姿多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呈现纷繁复杂的面相，透过历史面相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抓住历史主线也就把握了历史本质。通过历史主线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是建党纪念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话语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党纪念，已开始通过历史主线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探索。1938年6月17日，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17年的历史作了初步概括，认定它是“为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的十七周年”。中国共产党曾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基本主张，这篇文章即依据三民主义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了初步勾勒。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指出“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以三民主义作为历史主线来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既表征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推崇和对三民主义的继承，也有利于全党全社会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本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部署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时，要求在党外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20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从这一维度揭示中国共产党历史主线，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的性质。7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2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的表述这里清晰可见，只是尚未明确将其作为党的性质的话语表达。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史被诠释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乔木曾经认为，“我们党二十一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1943年7月，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同时，党的历史是与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体系及其传统“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这里将中国共产党历史描述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反映了特定环境下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认识存在的局限。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这种看法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叙述的主流，并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党纪念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叙述。1951年6月，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基本沿袭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来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随着历史认识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延展，将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历史主线来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情况得到改变。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篇即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这里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条主线，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从宏观上进行了概括。刘少奇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这一判断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建党纪念，同样采用通过历史主线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话语方式。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之前，从总体上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是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六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六十年，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六十年，因而，也是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走向一系列胜利的六十年。”这一判断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反思“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识分歧，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流做出了准确判断，也客观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曲折，有利于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统一全党全社会的认识。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党的奋斗历程时依然采取通过历史主线建构话语的方式。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我们党日益发展壮大的七十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历史新篇章的七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这一概括从党的自身发展、党的奋斗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条主线，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了诠释。这一概括较之建党60周年纪念的话语建构，淡化了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主线，凸显了党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历史贡献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八十年，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八十年，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的八十年。”这里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实践、党的自身建设三条主线，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了总体把握，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进行了阐释。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追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三个一百年”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历史贡献做出的概括，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在习近平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也是艰苦创业、成就辉煌的历史。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这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自身建设维度，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线进行的提炼和总结，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叙述的基调。可见，历次建党纪念均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线从不同维度做出了概括。以历史主线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有利于全党全社会从宏观上、总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社会传播和集体记忆。二、借助重大事件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重大事件是历史发展的枢纽和关键，在历史叙述过程中具有标志性作用，是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由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借助重大事件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脉络，是历次建党纪念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话语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在对中国共产党28年历史进行总结时，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他说：“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一件大事”涵盖了中国共产党28年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以重大事件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的发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在总结中国共产党40年历史时指出：“在四十年中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一起，做了许多事情。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件大事”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聚焦，浓缩了中国共产党40年历史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高度凝练和形象表达。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理论创新、制度完善和文化发展，建党纪念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时，逐步将改革开放纳入重大历史事件的范畴，使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叙述由“两件大事”拓展为“三件大事”。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习近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一伟大觉醒催生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始用“三件大事”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即“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件大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成就与贡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同样用“三件大事”来表达中国共产党历史，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件大事”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脉络，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集中概括。习近平同样借助重大事件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脉络，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他对中国共产党95年历史的总结，实际上是基于“三件大事”的表达，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三件大事”成为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典表达，形象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可见，由于重大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不同，历次建党纪念借助重大事件建构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存在明显差异。重大事件的标志性、共识性，使借助重大事件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既能增强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也容易为全党全社会接受和认可。三、聚焦历史贡献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历次建党纪念在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注意彰显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类历史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聚焦历史贡献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也是历次建党纪念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话语方式。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的旨趣，就在于“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抗日战争时期的建党纪念，着力展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贡献，诠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党纪念，更加注意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刘少奇在总结中国共产党40年历史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革命得到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第一步的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贡献进行的总结，并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评价。不仅如此，刘少奇还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全世界人民”。这就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置于国际背景来评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改革开放后的建党纪念，更加注意多维度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概括党的奋斗历程、“三件大事”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结束了近代中国长年战乱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巨大发展”。这些历史贡献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的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高度浓缩。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九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并且指出：“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在后八十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这里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两个80年的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胡锦涛在以“三件大事”概括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同时，又以历史贡献为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总结。他指出：“经过九十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成就、历史贡献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的形成、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总结和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基于“三件大事”，用“三个伟大历史贡献”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以“三个实现”揭示了“三个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习近平指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贡献，“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贡献，“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贡献，“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以大历史观阐释中国共产党历史，彰显了“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在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习近平还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置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评价，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三个蓬勃生机”从中华文明、世界社会主义、人类历史发展的维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重大事件和历史贡献紧密相连，历史贡献是重大事件的结果。基于重大事件的话语建构以事实判断为主，蕴含价值判断；基于历史贡献的话语建构以价值判断为主，蕴含事实判断。聚焦历史贡献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有利于增进全党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也有利于赢得全党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四、基于历史经验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历史经验是历史过程、历史事实的抽象、凝练和升华，建党纪念展开之时，中国共产党历史已形成一定积淀，具备总结历史经验的条件。基于历史经验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也是建党纪念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话语方式。中国共产党走过28年之后，“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基于这一背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多方面总结。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一是在国内“唤起民众”，二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都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经典表达，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抽象和总结，特别是“三大法宝”的表达广为传播，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党纪念，主要从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后一部分，从当时的历史认知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进行了基本总结：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要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独立的人民民主国家，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可能的；党的正确的领导，首先决定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和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分不开的；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又是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分不开的。这些经验聚焦党的领导和党的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升华，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具有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建党纪念，更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比如，胡耀邦指出，“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从党的路线、党的领导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江泽民认为，“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里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进行了提升。在胡锦涛看来，“回顾九十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从党的领导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用三个“历史告诉我们”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习近平还以八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表达，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当代意义，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又诠释了历史经验在新时代的实践要求。八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表达，实际上从八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了勾勒，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八个面相。建党纪念的重要旨趣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汲取营养。基于历史经验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话语，既能浓缩中国共产党历史，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规律的认识，又能给人以历史启迪和历史智慧，有利于发挥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教科书”“营养剂”的作用。结

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过程一样，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化中国”，即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称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二是“中国化”，即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关注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化中国”和“中国化”两个方面相结合的思想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展现为六次历史性变化：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实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四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为线索，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阶段；五是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起步、1978—2012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拓新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运用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起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涓涓细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终于汇成中国社会革命强劲的思想潮流。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辉煌的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同马克思主义一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得到最初的传播和运用，李大钊在其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1914—1916年，李大钊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开始研读由日本学者迻译和解读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述，深受幸德秋水、河上肇等的著述的影响。1917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他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的代表作。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系统阐释。在阐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时，李大钊明确提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李达等人。李汉俊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求学期间，与河上肇、堺利彦交往频繁。1919年春，李汉俊翻译德国米里·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序”中提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李汉俊对该译著的肯定在于，“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李汉俊和李达共同审校。施存统1920年6月赴日，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留日期间，翻译了山川均、河上肇等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唯物史观的著述。1921年3月，施存统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理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底顺序分为三期”，一是“革命的过渡期”，二是“共产主义底半熟期”，三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期”。其中，在“革命的过渡期”，无产阶级“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把一切阶级消灭”，这一时期的长短，要“以各国底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智识程度如何而定”；对于中国而言，“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故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会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我们是无疑的”。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的理解和运用中，已经蕴含了与中国实际结合、关注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思想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以改造中国为基本立场，视政治经济学为探寻“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提出：“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922年，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陈独秀提出，马克思的学说有两大精神：“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因此“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第二，在对各种经济思想的批判和论争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和说服力。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有针对性地强调，新思想是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李大钊指出：“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在与无政府思潮的论战中，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各取所需政策的谬误，李达指出：“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第三，以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状况为镜鉴，以俄为师，把政治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实际。1920年，《新青年》从第8卷1号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译作。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的记者赴苏俄考察，在此后的两年间，撰写了大量报道苏维埃政治经济情况的通讯。特别是其中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具体介绍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等。恽代英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较关注苏俄经济问题的理论家。他在1924年3月19日发行的《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撰写了《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热情讴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很快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向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烙上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印记，形成了兼具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特征和主要学理依循。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起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最先遇到的就是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一大通过的基本纲领在经济关系变革问题上提出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的问题；实现这一变革的途径，一是“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二是“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三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共产国际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整体的高度强调：“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共产党首先“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列宁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引发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进一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核心观点就在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他们的代表军阀和官僚。1922年6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运用中“化”出的这一道理，成为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得到更突出的运用。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事实，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步骤有“强辟商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列强“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异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各种俱施”，使中国沦为“国际的殖民地”；而“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掣”，使中国的“政治权”得以“苟延残喘”，成为“半殖民地”。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依据，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毛泽东指出，为了明确革命的对象及其依靠的力量，“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中国社会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分析，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化中国”的经典理论。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的基本问题。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研究农民问题。1922年回国以后，更是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他注重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经济地位的分析，搞清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1923年2月，在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分析中，彭湃指出：“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和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他结合广东海丰地区农民运动实际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重要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呈现“化中国”的特征，这在1927年后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当时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深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的探索中得到更显著的体现。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及革命性质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这一形态中，“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成为这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必然造成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同时，它们还从中国的都市直至穷乡僻壤，形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通过买办阶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民族资本虽然有着某些发展，但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也不可能有任何自主性的发展。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革命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解，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清晰了，而且也明确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对中国土地关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特征作出分析。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如同“石磨上的两片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的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另一方面，豪绅恶霸公开掠夺农民的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简单的‘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侵占土地’等等”。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共同压榨下，中国的乡村和土地问题具有特殊的性质，也使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三是关于中国社会革命道路中的经济问题。1927—1934年，毛泽东在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和领导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对革命根据地中的经济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对创建、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如何处理好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关系问题作了探索。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进行经济建设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就是“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根本所在，因而那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服从于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跃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历程中，经历了从分散的到系统的“化中国”过程、再到“中国化”的思想飞跃。这一思想历程，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相伴同行，同这一历史性飞跃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相随齐进。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的结合上提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那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中，要反对和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实际，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达成的系统性认识，使“化中国”和“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过程。1945年召开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历程上的升华。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作出明确阐释。他提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具体构成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经济结构作了说明，“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有限制地保存原来社会形态中的某些经济因素，又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趋势。1949年1月，毛泽东提到：“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在谋划建国大业的时刻，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性质和发展趋势作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阐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关系实际的结合中，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创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化”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而且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推进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四、过渡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走出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1952年，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先估计要用3—5年实现的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提前完成；在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工商业已经占据2/3；私营工商业也开始被纳入由国营经济领导的发展轨道上。经过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农村的互助合作也普遍地发展起来，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崭露头角。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根据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变化了的新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作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探索，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构想。1952年9月，毛泽东形成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完善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任务，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蓬勃展开。一是在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既借鉴了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同时又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渐进过渡形式。二是在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高度关注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坚持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等原则，采取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的逐步过渡形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在过渡时期，对于农民的生产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能采取剥夺的、只能采取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等方法，使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提出合作制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实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通过“赎买”方式走出了一条和平过渡的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把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毛泽东曾指出，在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过程中，其中有对民族资本的改造问题，也有对官僚资本的没收问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探索，使我们成功地揭示了过渡时期的本质及其规律，表明“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49—1956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即在中国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在中国过渡时期积累的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过程，即丰富和“化”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59年，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时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时还深有感触地提到：“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只有这一条是不行的，还“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五、“第二次结合”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曲折发展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到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国是论衡的重大问题提上了议程。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深相结合上，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连续用了40多天时间，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调研。调研一开始，他就提出如何对待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选择中国建设道路的问题。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打破迷信”，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等重要观点。毛泽东抓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的时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作了新的战略布局。1956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我们由此应该思考的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回溯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折节点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凸显了“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核心要义。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也就是说，“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运用“第二次结合”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开创性研究。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谈到：“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和学理依循。在《论十大关系》及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高度，抓住“关系”“矛盾”和“问题”等关键环节，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多方面创新性的探索和富有特色的思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关系和整体布局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指出：“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解决和处理好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上，以加强经济建设和完善经济关系为出发点和中心论题，对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作出全面探索，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根本方法和基本思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提出的中心论题就是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进而达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要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特别是要注重发展的系统性，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制度和体制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从发展的观点看”，还要求正确对待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的长处，毛泽东指出：“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理论观点。这些“独创性的观点”，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化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中国成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第二次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问题的探索中，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在曲折行进中有过实践和理论探索中的挫折与教训，这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警示和镜鉴作用。六、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自我革命中，自我修复和发展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命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路向。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体现新时期最初6年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政治经济学的“新话”。对此，邓小平作出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对这一政治经济学“初稿”的肯定，主要在于“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一“初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相行并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标志的，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接续发展为基本过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才能牢牢地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使这一整体关系“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才能系统地理解以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以主导理论交互作用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相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为主要框架的理论体系。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命题。基本经济纲领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基本内涵，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这一核心观点，一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实际出发调整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课题。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二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之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计划和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展开，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体制的演进过程。党的十四大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怎样建设这一经济体制的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坚持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以后，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问题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西方经济学认可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对立论的突破。三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现实相适应，逐渐形成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和体制；形成兼顾公平和效率，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四是要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开放，包括沿海、沿边、沿江地带、内陆城市和地区的开放。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习近平在评价新时期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时期形成的许多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精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续写“第二次结合”新篇章中，习近平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研究，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升华提供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体系构架。“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流派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既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精华，又要善于批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思想，形成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在根本的理论基础和学理依循上，“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首先在于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坚持和发展。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新的集中体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从毛泽东提出“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到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再到江泽民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胡锦涛提出坚持发展的战略思想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关于发展问题赓续相接、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对发展理念作出实践上的新探索和理论上的新阐释。2015年，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的“物之固然”和“事之所以然”。党的十九大习近平在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从基本方略上突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新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两个“辩证法、两点论”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两个基本问题作了多方面的阐释，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辩证法、两点论”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关系上的“辩证法、两点论”在于，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契合和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切实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更有效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凸显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以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的意蕴。这一新的概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凝练。八、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升华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探索的结晶和思想精粹的集中体现。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第一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作出六个方面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概述：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六个方面的概括，凸显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特质和精粹，如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重要理论。一是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二是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三是强调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特点和趋势更加明显，对外开放要着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地位；十九大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意义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出概述。这一概括，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提出了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三个层面作出阐释，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境界。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理念的升华。在对“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回答中，新发展理念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主导思想。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在根本上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发展沿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在根本上就是明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人民幸福论”和“人民至上论”，成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这两个“坚持”，就要求在解决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整体过程中，始终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支柱。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强调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立足大局，看清长期趋势，把握经济规律，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其要旨在于，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如习近平强调的：“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二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提出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马克思认为，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在根本上“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既要注重作为供给侧的生产环节和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突出作为需求侧的消费环节和过程的反作用，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思路，为保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开出“治本良药”。〖JP2〗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在根本上就是要抓大事、谋长远，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实施重大战略。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准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稳和进的关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考虑困难和问题，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坚决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两次概括，具有内在统一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概括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和思想精粹。九、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呈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思想性的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深扎根于百年来中国经济关系演进的实际，立足于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经济关系变化的现实，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具体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独特性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它在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过程中，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昭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思想智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由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获得理论上的突破，实现理论上的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组成部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呈现为多种形式，体现在多个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一过程的思想旗帜，也是这一过程的思想智慧和理论成就的汇聚。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也是“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时点。在回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进程的百年辉煌时，我们更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发展，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中，思考和探索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和新意蕴。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对“十四五”及之后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中，习近平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思维，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作出深入分析，展现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路向。习近平对走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作出深刻阐释，拓展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再次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思想精粹的再度展现。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思想历史发展中，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凸显了对党的十九大之前形成的重要理论的概括，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新发展理念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等。二是对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的重要理论的概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指的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三是对新发展阶段需要作出新的探索的重要理论的概括，如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三权”属性理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等。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上的这一概括，是对新发展阶段“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认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时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精粹的概括。习近平认为：“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的实际，习近平还对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作出了新的探索。这一新的探索，是对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指要，升华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智慧和学理依循。一是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新的实际深相结合，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相结合。“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面对新发展阶段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要更加关注经济现实、投身经济实践，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华彩乐章奏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二是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如何把握和理解新发展格局的根本道理，需要我们作出深入调研，有根有据地阐明如何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才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也才能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三是要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和把握发展规律。“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习近平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重要思想，也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战略思维和科学方法的集中体现。四是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智慧，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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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古至今，东北都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中的一种决定性变量，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成为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当然，这种作用不单纯是东北自生的功能，而是多种因素叠加和交汇的结果。东北文化既是文化空间概念，同时更是历史延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空间区域的多种历史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时空统一的文化复合体。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抗战时期的特殊因缘使“东北作家群”名噪一时外，作为东北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表征的东北文学特别是东北解放区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能够被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和定位。一、重回东北解放区文学现场如何重新发掘新资料，通过回归文学现场，复现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整体面貌，深化文本的历史理解，是新时代东北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十分明显，对东北解放区文学的系统研究有利于更全面总结解放区文学的成就，更加有利于把握延安文艺传统与东北解放区文学内在的关系及其对新中国文学制度、观念、创作等方面的影响。东北解放区文学处于东北现代文学快速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土改文学、工业文学、战争文学等方面代表了1940年代解放区文学最前沿的成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观念的全面实践。当然，文艺研究不是从文艺开始到文艺结束，而是以“历史视角”“时代视角”对东北解放区文学进行分析，来把握东北解放区文学对于东北地区乃至全中国新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东北解放区文学创作基于延安文艺传统，是《讲话》确立的文艺方向的具体实践，对东北解放区文学运动、文艺理论的全面审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对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深入研究，探寻人民文艺理论的历史源头，对于当代文艺创作、审美观念的引导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一直以来受地域因素、资料整理程度、研究者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东北解放区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尚未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东北解放区文学无论是在中国大文学史中还是在东北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中，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与东北社会政治属性的变革相一致，东北解放区文学最初也是从叙述十四年殖民地悲剧故事，表现家国情怀开始的。在一批最前沿的左翼作家流亡关内之后，东北文学经过了一段艰难而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在表面繁华而内在凶险的沦陷区文艺界中，中国作家用各种文艺手段或明或暗地与侵略者进行抗争，并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这种状况到了1945年“光复”之后发生了根本改变，东北文学一方面回顾过去的苦难，另一方面表现对新生活的憧憬，这正是后来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心理基础，而日渐激烈的国共斗争又为东北文学的走向、为解放区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具体的现实基础。这与以萧军、罗烽、舒群、白朗、赛克、金人等为代表的东北籍作家的返乡和东北沦陷区留守的左翼作家关沫南、陈隄、山丁、李季风、王光逖等人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当然，随着我党十几万军政人员一同出关的延安等地众多文艺家在东北文学的创设中更是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这其中已经成名的有刘白羽、周立波、丁玲、草明、严文井、张庚、吴伯箫、华山、陆地、公木、方青、任钧、雷加、马加、陈学昭、西虹、颜一烟、林蓝、柳青、华山、师田手、李克异、蔡天心等。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直接继承了延安文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精神，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创办了《东北日报》《中苏日报》《东北民报》《关东日报》《辽南日报》《西满日报》《大连日报》《松江日报》《合江日报》《吉林日报》《胜利报》等报纸，这些报纸多为党的机关报，其文艺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理论文章以及文艺动态，对于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引导与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东北文学》《东北文化》《文学战线》《人民戏剧》《白山》《戏剧与音乐》等文学杂志以及东北书店、大众书店、光华书店等出版机构。这些文艺刊物和书店对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北解放区文学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像东北区域的其他工作一样，迅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二、十四年抗战的文学书写现代东北文学在新文学运动初期虽说是晚于也弱于内地文学发展的，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新起的东北文学和作家被国难推到了文坛中心，萧红、萧军等青年作家更直接受到鲁迅的关注扶持，迅速成为前沿作家。这样一批流落到上海等内地都市的青年作家由此而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从此奠定了东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然而，正像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文坛也变得相对平静舒缓一样，除了萧红、萧军等人外，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也逐渐失去了文坛的关注。应当承认，包括萧军在内的一些东北作家创作，其文学成就和文坛名声之间并不完全相符，是时代造就也是时代提高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但即使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学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认识也还是不足的。对此，笔者也有一个认识转化的过程。过去单纯从多数东北作家群成员的创作进行判断，感觉有某些艺术价值之外的因素在评价中发生了作用，可能其地位有些“虚高”。但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说，艺术之外的价值判断就是艺术判断本身。或者说，社会判断、政治判断就是中国文学史评价的根本性尺度。因为，在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之中，政治的责任感和社会的使命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中国20世纪风云激荡、救亡图存的社会存在又为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提供了最好的生长环境，“悲愤出诗人”“文章憎命达”，文艺创作便与政治、民族、伦理等融为一体，脱离了这一切，文艺也就失去了时代与大众。所以说，无论是具体作家作品，还是文学史研究，没有了这些“外在因素”也就疏离了文学史的本质。因此，东北作家群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文艺的产物，必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重重地书写一笔。作为后人，对于历史做出评价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但就是在这轻而易举之中往往也就曲解甚至歪曲了历史，委屈了历史人物。“东北作家群”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单一的，因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史、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一种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评价。正如鲁迅为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所做的序言：“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如鲁迅所言，《八月的乡村》后来果然被禁，也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现代第一部抗日题材长篇小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意义和价值是特殊和特有的，不可单单以艺术审美的标准来看待这部作品。“东北作家群”创作和存在的意义，不只是为1930年代中国文坛增添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内容和东北文学特有的审美风格，更在于最早向全国和世界传达出中华民族抗敌御辱的英勇壮举，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声音。而且在大抗战历史观视域下，通过“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为“十四年抗战”史提供了证据。这种历史的叙事和民族的记忆同样反映在东北解放区早期文学创作中。东北解放区创建和解放区文学发生的时间，决定了其将“十四年”沦陷史的悲歌和“十四年”抗战史的战歌作为早期文学的重要内容。这种环境和故事的特殊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可贵和独特的。这是一曲民族的英雄赞歌，也是一种历史的悲惨记忆。早期东北解放区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以描写抗日战争和敌占区斗争为主，展现了东北区域历经十四年劫难后重现新生的精神力量。但娣（田琳）、朱媞、奚子矶、蓝苓、鲁琪、金刀、袁犀（李克异）等人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十四年”抗战书写是东北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做出的最壮美和最独特的贡献，也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短暂的时刻不过是历史的瞬间，但对于千百万中国东北人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复杂的体验。在殖民地奴化教育中，东北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沦陷区变为解放区时，人们的思想必然有一个复杂转变的过程。范政的中篇小说《夏红秋》就描写了辽南某文工团员夏红秋由一个“满洲姑娘”转变为一个“女八路”的复杂过程，心理描写细腻，人物思想转变具有代表性。正如舒群的评论所说，“《东北日报》的‘尽量办好中学’社论，曾根据第一届教育会议做有以下的结语：‘在东北青年学生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摆脱敌伪的奴化教育和蒋党的愚民教育的影响，依然还是盲目正统观念，反人民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我认为这正符合客观现实、也正符合《夏红秋》的内容。社论还说：‘经过两年的实际教育，东北知识青年的思想是逐渐在发生变化。’而且，事实证明现在已有千万东北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在与工农结合和为工农服务。我认为这正是客观现实，也正是《夏红秋》的内容。因此，我认为《夏红秋》的内容，基本上忠实地反映了东北知识青年的主要问题，概括地反映了东北青年的主要现实问题。因此，夏红秋有典型性。”小说开篇就写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是中国人呢？我真的恨我的父母。”舒群认为，不知道或不大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东北知识青年，不止夏红秋一个人，而是夏红秋们的实际情况。像她，自以为“满洲国最标准的小国民”，必然“努力念日文”。像她，“满洲国最标准的小国民”，“走到大和区，看到马路干净，日本人懂礼貌，文化程度又很高，大和女高出来的学生，一个个像蝴蝶似的洁白好看。而满系人呢，无秩序，不团结，并且有不少要饭的，抽大烟打吗啡的，大部分目不识丁，更谈不上科学了”，必然想到“什么时候满洲国才能和日本一样的文明强盛呢？”舒群反复强调，敌伪奴化教育的恶果，不止影响到夏红秋一个人，而是影响到夏红秋们。东北光复后，夏红秋们又将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渴望“蒋委员长”来拯救他们。而与此同时，署名“桦”的批评家在《读〈夏红秋〉》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价：“《夏红秋》依然是一篇有其本身作用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八·一五’后的夏红秋，她所表现的思想行动，恰能代表那时期大部分东北知识青年的盲动性和动摇性。”但是，后来草明发表文章《论人物与歌颂——评》，认为人物“不可能是一个典型——不是一般东北知识分子的典型”。于毅夫的散文《青年们补上十四年这一课》深刻而沉重地描写了十四年殖民统治下东北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演变：这许多现象，说明了东北在十四年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文化生活上是起了很大的变化。翻阅伪满的“满语国民读本”一看，真是“协和语”连篇，如亚细亚竟写成了アジヤ，俄罗斯竟写成口シヤ，有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把多少元写成多少円，这都是伪满“协和语”的残余，说明殖民地残余的文化还在活着，还没有死去，这在今天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仔细想来，这也难怪，因为日本的魔手，掌握了东北十四年，今天一旦解放，希望不着一点痕迹，这是完全做不到的，要从历史上来看，它切断了东北历史十四年，这十四年的历史是很黯淡的被抹掉了，十四年来也的确是一个大变化，在这期间多少国家兴起了，多少国家衰落了，多少血泪的斗争、多少波浪的起伏，都被日本鬼子的魔手所遮断！我回到家乡接触到成千成百的青年，几乎都不大明了这十四年来的历史真相，有的连中国内部有多少省都不知道，连云南、贵州在哪里都不晓得。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较早地认识到经历了十四年的奴化教育之后，如何对东北人民进行民族和民主意识的启蒙是至关重要的思想文化工作。“历史是不能停滞的，殖民地残余文化必须要肃清，法西斯毒化思想也必须要肃清，既然是日本鬼子切断了东北历史十四年，既然法西斯分子要篡改这一段历史，那我们就应该设法补足这十四年的历史！要做到这点，我想青年们今天的迫切要求，不是如何加紧去学习英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读死书本事争分数之短长。准备到社会上去找一个饭碗，而是如何加紧去学习新文化，如何加紧学习社会科学，如何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如何进一步的去改造这遭受法西斯思想威胁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我向青年们提议要加强你们对于新文化的学习，加强对于社会科学的学习，特别是政治的学习，不要把自己圈在课堂里，圈在死书本子上。新青年要掌握着新文化，新思想，才能创造起新中国新东北！”中国十四年抗战由东北始而又由东北终，一始一终包含着东北人民的辛酸苦辣和血雨腥风。东北解放区建立伊始，就以东北和中国军民十四年的抗日斗争作为文学书写的内容，这是对中国历史和民族的贡献。三、阶级伦理与革命逻辑的文学表达阶级伦理与革命逻辑表达是东北解放区文学创作在思想上极为普遍的一个主题。吴伯箫以毛泽东《讲话》为指引，强调要“把这种大众的情感、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而加以鼓励。为人民的文艺应当像人民（作为最广大的集体来说）本身一样要是健康的，前进的，乐观的。像忧郁、消极、悲观、纤弱、琐屑、无病呻吟、吟风弄月，一切苍白的颜色，暗哑的调子，都应当从我们人民的文坛上扫除净尽。像吉尔波丁（W·Kirpotin)说的，我们应代之以‘真正人类的特色：自重，积极，进取，对压迫、榨取，非理的不堪忍受，集体精神，敬重妇女，求知识，求文化的志向’等。我们的文艺是应当替人民解决问题的”。这是一种政治革命的启蒙和阶级斗争的宣言，这种思想与1930年代左翼文艺一脉相承，只不过中国社会现实为这种主题提供了更为广泛而坚实的生活基础。抗战胜利后，我党为了开辟和巩固东北解放区，使之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基地，进军东北，抢占战略制高点。可是，最初人民军队所处的环境与山东等老解放区完全不同，因殖民地统治和国民党宣传，中共政权和军队并没有获得正统地位。正如李衍白在散文《黎明升起——巨大变化的东北一年间》中所写到的那样：“群众在犹豫中，岁月在艰苦里。这就是我们在东北土地刚刚开始播种，还没有发芽开花时的现实遭遇。”此时，革命军队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优势又体现了出来。我党在部队中开展了“诉苦运动”，主题就是“谁养活了谁”。这种阶级伦理和革命逻辑颠覆了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的封建伦理，启蒙了官兵的阶级觉悟，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这种阶级伦理和革命逻辑在土改斗争题材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方青的短篇小说《翻身屯》讲述了这个朴素的道理：像赵三爷那号人，把咱穷人的血喝干了，咱们才不得不去找口水喝饮饮嗓；他们喝干了咱们的血没有一点过，咱们找口水喝饮饮嗓子就犯了罪？旧社会就是这么不公平！他们还满口的仁义道德，呸！雇一个扛活的，一年就剥削好几十石粮食，还总是有理！穷人的孩子偷他个瓜吃，就叫犯罪，绑起来揍半天，这叫什么他妈的道德？咱们要讲新道德，咱们贫雇农的道德；就是用新道德来看咱们贫雇农；像上边说的那些犯了点毛病的，都不要紧，脸上有点黑，一擦就干净了，只要坦白出来，都是穷哥儿们好兄弟。一句话：只要是姓穷的就有理，穷就是理！金牌子上的灰一擦净，还是金牌子。家务事怎么都好办！李政委讲的话刚一落音，大伙高兴地乱吵吵起来：“都亲哥儿兄弟么！”土地改革是东北解放区文学最为引人关注的问题，也是极具写实性的“穷人翻身”故事，许多文艺经典都描写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白朗的《孙宾和群力屯》、井岩盾的《瞎月工伸冤记》、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李尔重的《第七班》、西虹的《英雄的父亲》等作品。马加的《江山村十日》描写土改工作组“一个新干部，去年四平撤退以后，他到这个屯子分地，农会的任会长领着他到地里钉橛子。可是，老百姓都不敢要地”。“老百姓不敢要地，一定有他的道理。”“老百姓怕‘中央军’过来割脑袋，怕胡子抢。”这是底层民众的切身感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逻辑和文化伦理的一种机制与经验。在白刃的小说《小周也要当英雄》中，贫苦的少年小周土改后分得了土地，便积极要参军。由于年龄小未被批准，于是找县长说理。在县长办公室里，他说：“我从小给地主放猪，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八路军来了，分给土地房子和牲口，俺们才翻了身……不打倒老蒋，分的东西和土地……都保不住，我坚决要求参军上前方。”这是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之后，东北解放区文学中反复表达的一种阶级的伦理、革命的逻辑。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实践为底层民众提供了一种保障，中断了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逻辑与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底层民众的革命积极性。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土改叙事无论是从思想主题还是从艺术形象来说，都是1920年代以来红色苏区和敌后解放区文艺传统的继续与发展。与此前新歌剧《白毛女》中的“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中的“要是不革命穷人翻不了身，要是不革命咱俩结不了婚”的主题是一样的体验、一样的情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的阶级觉悟，这种觉悟不是一种个人和少数人的觉悟，而是广大底层民众共同的觉悟。更为可贵的是，这种觉悟是在中国文学包括五四新文学思想主题中所未曾普遍出现过的，使以往新文学中的大众意识成为一种阶级的伦理。正是这种普遍的觉悟才带来广大民众对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与人民军队的坚定支持，才有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而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发展和辽沈战役的胜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军出关10万部队，三年之后入关120万大军。百万大军百万民工，个人的、阶级的和国家的互为关联，新生政权就是各种力量汇集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过去所说的新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种逻辑就具体地体现在东北解放区建立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事实之中。中国共产党建党28年，中国人民子弟兵建军22年而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一定有其内在的逻辑。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选择”。它不仅以一种政治话语存在于历史教科书中，更以具体生动的故事情节存在于东北解放区文学中亦即历史的实践中。在1980年代文化观大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影响甚大的言论。而这种言论最后成为讨论的一个普遍结论，那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今天看来，对于启蒙本身人们做了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实，救亡和启蒙一样，本身都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救亡与启蒙都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内容，人的解放包括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和经济的解放，三种解放共同构成了人的解放的总的主题，这三种次主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侧重和层次。因此，和五四新文学的思想解放、抗战文学的民族解放一样，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文学中的阶级解放，同样是人的解放的构成部分。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和描写休戚相关，关于革命战争的书写成为东北解放区文学最为主要的内容。革命逻辑和阶级意识决定了翻身农民参加革命军队、英勇战斗的思想动力和道德境界。革命理想主义、革命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东北文学创作思想的基本构成，也是东北解放区文学主要的审美风尚。这种简单明了的思想昂扬向上的精神本身就具有一种审美特质，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文艺的审美基调。在东北解放区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描写抗日战争还是描写国共战争，都普遍具有鲜明而朴素的阶级意识，粗犷而豪迈的革命情怀。蔡天心的诗歌《仇恨的火焰》描写了在觉醒的阶级意识支配下东北民主联军官兵的战斗情怀：“仇恨燃烧着，/像火一样烧灼着广阔的土地。/听啊——大凌河在狂呼，/辽河在咆哮，/松花江在怒吼，/在许多城市和乡村里，/哪儿出现反动派的鬼影，/哪儿就堆成愤怒的山，/哪儿有敌人的迹蹄，……我们要/用剪刀剪断敌人的咽喉，/用斧头砍下他们的头颅，/用长矛刺穿他们的胸脯，/用木棒打折他们的脚胫，/用地雷炸弹毁灭他们，/用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武器，/打垮他们，/然后用铁镐把他们埋掉。/我们要用生命，用鲜血，/保卫这自由解放的土地，/不让这反动派停留！”这种激情在解放区的散文、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丁洪的《九勇士追缴榴弹炮》、马寒冰的《战斗中江南》、王向立的《插进敌人的心腹》、王焰的《钢铁英雄王德新》等。这些作品内容真实、情感深厚，延续了抗战时期和延安时期散文书写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审美特征。这些既有写实性又有抒情性的东北解放区散文创作在战争中凝聚人心、彰显力量，具有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四、近代东北大工业景观的文学塑造最为难得的是面对东北发达的近代工业景观，作家们较多地描写了城市工厂和工人们的斗争和生活，直接影响和构成了新中国工业题材文艺的创作。东北的近代工业发展一直领先于全国，无论是轻重工业还是交通业以及城市建设，都具有很好的基础，培养出了庞大的现代产业工人群体。工业的发达和产业工人群体的出现，不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基础而存在，更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和都市景观而存在，这为现代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光复之后，面对劫后余生的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抚顺等地的工业设施，解放区作家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是与内地很多近代手工业作坊完全不同的景象。身处这种现代产业和都市生活之中，作家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思想启蒙，工人们为了保护工厂和恢复生产能力所表现出的忘我精神和高超技术，使从未见过现代工业景象和现代产业工人气质的文艺家们感动和激动，作家纷纷描写现代工业生产和城市新生活，从而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除了大家熟知的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等小说之外，还有大量的散文通讯和戏剧作品描写了现代工业景象和工人生活。如散文通讯有孙志良的《头一天，远电电滚班》、李衍白的《工人的旗帜赵占魁》、李浩章的《镜泊湖的劳模大会》、沉引之的《沈阳长春剪影》、陈学昭的《一个铁路员工的家里》、林更史和从民的《5号发电机》等。特别是值得关注的是东北解放区戏剧中的工业题材创作，如刘相如的《献器材》、江浪的《表与轮带》、蓝澄的《废铁炼成钢》、李鹰航等人的《立功》、杨蔚等人的《大竞赛》、陈其通的《炮弹是怎样造成的》等。这些戏剧作品大多是秧歌剧，短小、新颖，但也略显粗糙。工业题材和工人形象是五四新文学中十分欠缺的内容，这可能与乡村中国和作家出身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像古代文学中李白咏叹烧石灰人的诗作不能算作是“工业题材”或“工人形象”一样，现代文学中一些所谓描写工人形象的作品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工业题材创作。例如，五四初期文学中的人力车夫形象一时成为热点，胡适、鲁迅、郁达夫以及后来的臧克家等都创作了以人力车夫为主要形象的文艺作品。但是，这些人力车夫形象的描写多是外在的、粗线条的勾勒，没有深入到其内心世界，没有展现出其与传统农民不同的精神气质。而且，在中国近代工业初具规模的时代里，人力车夫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工人的代表，其本质甚至身份上仍然是乡村农民。人们都将老舍的《骆驼祥子》作为描写工人形象的优秀作品，但是从出身到气质，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祥子都是一个流落到城里的地地道道的破产农民，至多是一个缺少市民意识的市民形象。他将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作为终身奋斗的理想，将车视为一块能跟随自己游走的田地，认为只要自己肯流汗，田里就会长出养活自己的“嚼谷”。这是中国传统农民一种典型的对于农具和土地的崇拜。蒋光慈、茅盾、路翎等人的小说中虽说集中笔墨塑造了少许现代工人形象，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20年代末革命文学和其后的左翼文学，除了蒋光慈的小说《田野的风》《短裤党》和茅盾的小说《子夜》之外，以工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还是非常稀少的，而且蒋光慈描写的回乡发动农民起义的烧炭工人张进德的形象，相当概念化和粗线条。至于从未在工厂生活和与工人接触的茅盾，在《子夜》里写的纱厂女工的苦难和罢工，都是凭空想象的，缺乏生活基础和生活真实”。这些工业题材和工人形象的描写与东北解放区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创作相比，最为欠缺的就是大工业景观和现代产业工人气质。因为当时这些作家既没有见识过大工业的设施，也没有与产业工人有深入的接触。与一般现代文学作家不同，东北解放区作家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直接深入到工厂等现代大工业以及工人生活之中，不仅见识到现代大工业的景观，而且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对生产过程和工人的生活与情感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们创作现代工业题材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衍白在散文《黎明升起——巨大变化的东北一年间》中，描写了东北现代工业的风貌和工人们的旺盛热情：今日的城市也正在改变着一年以前的面貌，先看一看今天的哈尔滨，代表它新气象的是全部工业齿轮的旋转，是市中心区黑夜中的灯光如画，是穿插在四条线路的二十五台电车，和六条线路上三十台公共汽车，是一万五千吨自来水不停的输送给工厂，商店和住宅。这些数目字不仅超过了去年今日（蒋记大员们劫掠后所造成的混乱情况）而且有些超过了伪满。在紧张的战争中加速的恢复这些企业，同样不是依靠别的，而仅仅是由于工人的觉悟。你想一想，一个工人为了修理一个发电的锅炉，但又不能停止送电，于是就奋不顾身钻进可以溶化生铁数百度的锅炉高热中，他穿着棉衣外面的人用水龙朝他身上喷冷水，就这样工作一会熬不住了跑出来，再钻进去，来回好多次，最后，完成了任务。我们有好多这种感人的事例。我们在这些描写工厂工人的散文里，看到了解放区新生活带给城市工人的希望。鼓舞着他们积极上工，恢复生产，加班加点，争当劳动英雄。而在诗歌和小说中，这种工厂和工人生活的描写也相当多。一个筋头儿翻了身，/哈！咱们一下子从奴隶变成了主人。/他们呀！同志们，/他们都是自己人。/他们把咱们扶起来，/帮咱翻了身。/还把国家大事交给咱们，/把工厂和矿山交给咱们，把鼓风机和熔铁炉交给咱们，把一切的一切都交给咱们，哈！咱们变成了主人。/想也想不到啊！/咱们现在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现代工业的景象和新时代的主人，二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几乎所有工业题材创作中常见的描写与表达：“干起活来，咱们要你不让我，/我不让他。/把坏根子挖掉！/把反动派打垮！/把劳动英雄的旗帜高高举起！把光荣的任务完成到底！/同志们，加油啊！/多挖些煤，/多炼些焦，/多制钢铁，/多造枪炮，/交给咱们的队伍呀！/交给咱们的人民解放军！/把咱们的一切都交给他们，追随着革命，/咱们把生产也往大江以南推进!”工人翻身、恢复生产、劳动竞赛、支援前线、消灭蒋匪，成为了这一时期解放区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基本模式。例如，“机器在手镐在肩/看咱干活谁占先/争得英雄真光荣/领导大家向前干/英雄不是为自己/为了国家为战争。”诗的语言和情感都是十分质朴和真实的。这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域文学所不具备的属性与风貌，而且是其后早期共和国文学最为独特的景观。应该看到，正如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都是农民一样，东北工人也大多来自乡村，多数还都是“闯关东”的流民。因此，东北解放区文学中的工人形象和工厂景象的塑造和描写，或多或少都带有乡村体验和农民视角。例如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中的人物所说的，“种地不用马——用火犁；点灯不用油——用电灯”。传统的乡村文化意识和农民思维方式在现代工人形象中仍有惯性的残留，当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和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与成长，现代工业题材创作和现代工人形象在195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逐渐成熟了起来。五、质朴写实的美学风格质朴单一的写实是东北文学普遍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一种最淳朴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质朴主要不是一种审美风格，而是一种直面大众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与近代“政治小说”、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和抗战文艺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在国共战争的发动期，动员和争取最广大的民众是我党和我军最重要的工作。而文艺作为一种宣传和斗争工具，首当其冲要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所以，质朴单一的写实手法、通俗易懂甚至有些粗俗的语言风格，成为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普遍表现形式。侯唯动曾经提出文学创作的“学生腔调”是作者的自我选择的观点，遭到冉欲达的批评。他开宗明义地说：“我不同意侯唯动同志拥护‘学生腔调’的说法（我主观地认为，他是“学生腔调”的拥护者）。我们的报纸，主要是为谁办的呢？我想：谁都知道，为工、农、兵。副刊虽然曾宣布过（据侯唯动同志说的）：主要对象是干部、学生、店员、工人。但难道这就是它——副刊——不能不登‘学生腔调’的作品的理由吗？难道这些干部、学生、店员、工人，就应该或不妨也读一读‘学生腔调’的东西吗？‘学生腔调’这四个字，已经决定了它脱离群众的没落的命运。它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汇的积累，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工具，或者说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学生腔调’而能写出‘好’的作品，能‘煽起对敌人的憎恨’是难于想象的。”很明显，论者已经不再将“学生腔调”看作一般的文学语言问题，而是上升为一种思想情感问题。这是解放区文艺一种普遍的认识。经过思想改造和提升的丁玲来到东北，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弱点做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知识分子受封建传统教育和日本奴化教育，具有皇权崇拜、思想脆弱的特点。她特别指出了面对东北严酷的斗争环境，许多知识分子还保留有所谓的清高。“前面两条路都走不通，则还有这清高的一条路。好像厌世似乎风雅，品茶品酒，谈花谈月，好像他们看不起官僚，看不起金银，实际上他们是看不起政治，看不起人民，实际上并不干净，也不高尚。旧社会军阀时代他们是喝酒吟诗；日本帝国主义杀来了，他们也仍然坐坐大酒缸。侵略者用刺刀杀了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在‘配给’制度下，老百姓都饿着肚皮，而他们却写：张家口的月亮如何的皎洁，塞外风沙是多么的愁人啊……等等，这些家伙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怡然自得。这种怡然自得对于中华民族是有害的，他们要大家都同他们一样，在任何反动统治下都应该麻醉沉沦下去，他们就像蛀虫腐蚀人民的心灵。因此，这些人都必然会成为反动统治者、敌人的宠儿。”丁玲的思想是清醒的，结论是严苛的，虽说有些偏激但基本上符合当时东北知识界的实际情况。解放区文艺界整风的思想影响、战争动员的现实需要和解放区文学的接受对象等多种原因使文艺的大众化成为东北解放区作家的普遍追求。在这样一种认识与环境下，东北解放区文学体现出与同时期国统区文学不同的审美风貌，粗犷、简单、质朴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风格。鲁柏的诗歌《夸地照》用简朴的形式表达了翻身农民淳朴的感情：一张地照领回家，/全家老少笑哈哈，/团团围住抢着看，/你一言我一语来把地照夸：/四个甲（角），宽有八寸长两（扎）；/雪白的纸上写黑字，/红穗绿叶把边插。/上边印着毛主席像，/四季农忙下边画；/地照本是政委会发，/鲜红的官印左边“卡”。/里面写着名和姓，/地亩多少填分明，/拿到地照心托底，/努力生产多收成。诗歌不仅使用了农民的口语，而且使用东北农村方言以直观写实的手法描摹地照的具体形状和细节，表达了翻身农民朴素的喜悦情感，也可以从中看到其后他们在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的力量来源。从艺术表现方式来看，这种描写方式与中国古代民歌写实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井岩盾的散文《瞎月工伸冤记》以一个雇农自述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悲苦经历和内心感受。当工作队员问他受地主老赵家的气吗？他说，“大伙吃了他的肉也不解渴啊，都叫他给熊苦啦。”于是在工作队的启发和支持下，他就“找大伙宣传去了”：“张大哥，李大兄弟啊，咱们都是祖祖辈辈受人欺负的人呀！这回来了八路军啦，八路军给咱穷人做主呀！有话只管说呀！有八路军，咱们啥都不用怕呀！”这种经历和感受是东北解放区贫苦农民的普遍状况，而这种质朴无华的语言也是地道的东北农民日常语言，具有天生的亲和力。邓家华的小说《打死我也不写信》从情节到语言都非常朴素，甚至有些幼稚，但却越显示出情感的真挚。“我”被敌人抓去遭到严酷的鞭打，“当时我痛得忍不住，皮肤里渗透出一条一条青的红的紫的血痕，可是打死我也不写信的，他们看到我昏过去了，也就走了。等我清醒过来时，浑身疼痛，我拼死命地弄坏了门逃了出来，可是不巧得很，又碰到了伪军，又把我抓起来了，它们还是逼迫我写信，我坚决地说：‘死了心吧！就是死了，我父亲会帮我报仇的。’救星来了，在繁星的晚上，忽然西面枪声不停地响着，新四军老部队来攻击了，伪军们都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啊！新四军救出我了，我很快地到了家里，见了爸爸妈，心里真是高兴得流泪了”。李纳的散文《深得人心》记叙了长春一个米面商人对于民主联军和共产党的淳朴情感：“我于是买了几张红纸，亲自动笔写了几个旗子，姑娘，你看我的旗子。”他已经将红旗展开，举到我的眼前，我看到七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重复着这七个字，从眼镜里透露出兴奋的眼睛。这脸，比先前更可爱更慈祥了：“我喜欢这七个字，所以我选择了它。”大会开始了，人们都向着会场移动，老先生也站起来要走，临走时他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好，都是民主联军，深得民心，深得民心。”除却其内容的评价，这种朴素也表明解放区文学在艺术层面的幼稚和不甚精致的弱点，而这弱点又可能是许多新生艺术的共有问题。也许，正是由于其幼稚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和作家审美追求相一致，形式的多样性特别是短小化成为东北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普遍特点，短篇小说、墙头诗、快板诗、散文、战地通讯、说唱文学等成为最常见的艺术形式。如前所述，战争的环境、急剧变化的生活和读者的接受水平与习惯等，需要和适应这种短平快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延安文艺和抗战文艺形式的延续。天意的《县长也要路条》写两个一丝不苟的儿童团员在放哨时不放过民主政权的县长，硬是把他和警卫员带到乡长那里查证的故事。篇幅短小，不到400字，但是内容蕴意深刻，风趣自然，简直就是一篇微型小说。小区区的短诗《一心一意要当兵——歌谣》在20行的歌谣体诗作中，将人物的关系、思想、表情和语言都十分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显得非常亲切、自然，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葫芦屯有个小莲青，/一心一意要当兵：/他爹说：/（你去吧；）/他娘说：/（你等一等；……)/他老婆说：/（那能行？！……)/扭扭捏捏来扯腿；/哭哭啼啼不放松：/（你去当兵啥时还？/为老为小撇家中！）/小莲青/脸一红，/（小青他娘，/你醒醒：/八路同志千千万，/哪个不是老百姓？！/我去当兵打蒋贼，/咱们才能享太平。）当然，东北解放区文学中也有许多保留了浓郁文人气息的创作，这些作品与五四新文学的“纯文艺”审美风格具有明显的承续性。例如大宇的诗歌《琴音》：一个琴师/把琴音遗失在幽谷里滑落在幽谷的谷缝里了/琴音栽培了心原上的一棵草儿/琴音赞咏了艺术的生命一支灿烂的强烈的光焰/我就永住在这琴音里了/就仿佛身陷于一片梦的缘边仿佛浴着/一片无际的云海/无垠的生旅无限的生涯何处呀/我摸索到何处呀/琴音丢在幽谷里/滑落在幽谷的谷缝里了。十分明显，这与东北解放区生活的气象和严酷的战争氛围不甚和谐，因此，始终没有成为东北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主流。而随着中国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迅速改变，东北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很快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于是，新的文学时代到来了。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责编|王艳丽网编|陈家威

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单位组织。一、“单位研究”起源的背景分析与起点确定以往学界通常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的出版作为单位研究发轫的标志，并依据华氏所提出的新传统主义理论，形成了基于国有企业而展开的单位研究传统，以至于多数研究者认为单位研究就是国企工业组织研究的专属领域。今天看来，这实际上是窄化了单位研究，因为学界通常使用的“单位制度”“单位组织”“单位体制”“单位社会”等概念均具有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涵义。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单位体制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单位是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组织系统密切相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可见，就典型意义上的单位组织而言，既包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包括国企工厂、厂办大集体，甚至还涉及农村。有学者曾使用“单位中国”一词来对单位研究加以概括，足见单位研究领域的广覆盖性。因此，仅仅以国企组织、制度研究的成果作为单位研究的起点标志实为不妥。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单位研究发端应确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第一批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海外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单位研究的发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背景下的欧美国家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充满了一种极强的神秘感与好奇感。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当它们意识到新中国政权业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时，便开始对其展开正面研究，出现了以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和体制为主要内容的论著。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现代中国制度和体制中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组织特征、大众信仰，以及新中国的制度体制与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组织传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展开。有的研究成果还以省份为单元，试图揭示中国体制、组织和制度的省域图景。上述研究旨在发现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及其运作机制，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单位体制和单位组织的核心问题，构成了单位研究的起点。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单位现象的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其具体的历史背景有二：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展开的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宏观体制和组织模式而展开的。当时，中国刚刚打开闭锁已久的国门，在比较参照中发现了自身体制和组织的特殊性，并结合对计划体制的反思批判而展开了单位研究的初步探索。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顺应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学界聚焦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单位现象，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高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体制表现形式，单位制度自然被视为一种阻碍社会快速发展的落后体制，受到激烈的批判。在学界激烈的批判话语中，蕴涵着一种强烈的对“自由”和“解放”的期待。仿佛人们只要走出“单位理想城堡”，便会自动进入一个融个人独立自由、秩序和效率为一体的至高的理想境界。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单位体制发生剧烈变迁的背景下，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全方位的挑战。因此，如何结束“单位办社会”的格局，建构起新的社会管理和治理体制，成为单位研究勃兴的又一真实社会背景。总之，从长时段视角审视20世纪后期以来的“单位研究”，会发现其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界的“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单位体制变革及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位组织改革研究，拓展于21世纪初期的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紧密结合的单位研究，逐渐演化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此过程中，中外学界努力将单位研究嵌入“中国研究”和计划经济批判、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等研究分析框架中，共同推进此学术话题的发轫及展开。二、“单位研究”演进的三个阶段及其主题转换对单位研究的发展演进及主题转换展开一个总体性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广义的单位研究主要经历了“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1950—1980年）、“计划体制批判”时期的单位研究（1980年—21世纪初）、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单位研究（21世纪初至今）三个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发展演进的进程中，诸多学者进入单位研究领域，从多个方面拓展了单位研究的内容和界限，深化了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1.“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1950—1980年）如前所述，广义的单位研究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学界发起的“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其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W.E.格勒的《中国共产主义干部：政治控制的关键》（1952年）、傅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69年）、鲍大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早期岁月（1949—1955）》（1964年）、F.T.C.余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信仰》（1964年）、M.赛尔登的《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1965年）、F.舒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971年）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当时并没有明确地冠以“单位研究”名号，但实际上已全面触及现代中国社会的体制、制度、组织、动员等单位制研究的基本领域和问题。当时，面对中国大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欧美学界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无论是同情者抑或是反对者，似乎都朦胧地意识到，在这场推翻旧世界的社会革命完成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在世人面前，“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中”。由此，欧美一些学者开始以现实主义态度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统治的社会基础。正是在对“共产党社会”的密切关注中，出现了一批直接研究“社会主义新秩序”的代表作。（1）关于社会主义新秩序的研究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已经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时，围绕着新中国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研究开始兴起。当时，在“社会主义新秩序”的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极权主义分析范式。以极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体制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复制和借用而已，其分析“将学者的眼光束缚在了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从而忽视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但事实上，西方学者使用极权主义研究范式分析中国组织和体制时，其内心世界亦极为虚弱。例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即表示：“在共产党中国一个新的权力国家正在竭力创建一个集体化的社会，在它的里面历史遗留下来的和外来的某些影响纠缠在一起。但是这个极权主义的产物将是个新的、有特色的东西。”欧美学界也普遍承认，“极权主义”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命题和判断。作为对极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广州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省级政权的一般特征做出概括，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新秩序”，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与政府，国家内部纵向、横向机构设置等，其内容基本上覆盖了单位体制概念的基本内涵。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新秩序”事实上亦可置换为“单位体制”“单位组织”“单位制度”所指涉的内容。欧美学者发现，社会主义中国这一新秩序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组织系统中“党政双重体系”的确立。与一般意义上的统治体制不同，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试图建立起一种具有高强度运行功能的体制，“社会主义改造提高了国家控制的水平，也改变了控制的模式。经济单位中增加了党委，党委制开始发挥真正的作用。企业中保持行政和党组织双重管理结构”。F.舒曼则从比较视角探讨了新中国体制的特殊性，认为“中国革命的组织性模式是极其独特的。中共提供的一套组织模式与西方甚至苏联都不一样,中共组织模式的吸引力没有表现在工业领域(苏联在一这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而是表现在阻止官僚化出现和完成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变革方面。毫无疑问,中共的组织化模式源于长期的武装斗争,但是这一组织模式在建国后渗透到社会部门中去了，这种独特的模式与西方关于国家—市民社会的传统看法难以相容”，即将“政治控制的路线现在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和全社会，但领导人必须设法使之有效地运行起来”。第二，组织模式。F.舒曼认为，中国共产党所缔造的这个组织化社会与M.韦伯模式的现代社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社会是按照组织原则运作的,与M.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组织的官僚化是有区别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来防止官僚化，正是凭借这种新型的体制化的结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有效地组织起社会,并且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傅高义通过对以企业为中心的单位组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企业组织的独特的组织形式。“经济单位中的共产党的权力不再是由基层的群众组织向上流动，而是从上到下”。事实上，国企组织中党组织的动员力和劳动者的参与是交互展开的，具有双向性，这是当时海外学者难以判断出来的。第三，延安道路与群众路线。与前述研究者不同，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建设有较深研究的美国学者赛尔登认为，可以使用“延安道路”概念将共产党人根据地社会传统延伸转换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组织体系中来，形成一种连续性。注重从“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揭示共产党人在战时状态下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是如何发动并加以持续展开的。在他看来，这种“延安道路”在共和国体制和制度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早期单位研究的局限及学术贡献受诸多社会历史条件限制，早期单位研究的学术成果带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在冷战条件下，其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从而影响研究者做出客观全面的判断。同时，因研究者所能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单位研究成果的实证性不强，“其所使用的资料异常驳杂，有大陆中文报纸、逃亡者和西方居民的叙述、对逃亡者和海外华侨的访问、小说、外国政府的分析……由于这些资料的每一种都有固有的局限性，研究中国实质上就是从多种多样的资料中寻找汇合点”。而且“大多数提供情报者来自中国的南方和沿海，他们中间缺乏比较高的官员，难于估计他们的可靠性和他们可能有的政治偏见”。对此，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史华兹曾慨叹道，在面临诸多限制的条件下，当时的研究只能是“从很多的理论出发，去分析很有限的材料”，使得研究1949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学者，面临许多严重的条件约束。作为中国研究直接连带的重要话题，该时期的单位研究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却揭开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序幕。许多研究者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审视单位组织与中国社会的特性，其观点虽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烙印，却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作出了具有新意的认识和评估。而且，由于当时多数的海外研究者普遍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给予关注，并已积累起一定的研究成果，因此，其对新中国组织体制的理解往往与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相结合。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总体性统治体制，单位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统治体制和制度设计，同时也是积极的、群众性动员的组织体制，应该加以现实主义的研究和理解。2.以批判计划体制为中心的单位研究高涨期(1980

景天魁高和荣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讲席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福利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高和荣，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保障。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100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断中国化的100年，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持续深化发展的100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必经之路，中国古已有之的群学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以之认识、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探索历程十分曲折，成果极为丰硕，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光辉篇章，在世界社会学史上竖起了伟大丰碑。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就不可能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的古典社会学——群学，关注群、群众，认同和依靠劳动大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承接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人民至上，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身的“初心”与“使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兼收并蓄群学要义，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问题，寻求解释中国社会之道、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策，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契合性从人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不仅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价值倾向上具有亲和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文化基础。（1）群众观点与结群成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是处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绝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或固定不变状态”的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与群学关于“人之生不能无群”的表述高度契合。荀子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之所以“牛马为用”，就在于“人能群”。从这个角度看，“群”“能群”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出发去理解人，强调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共有的基本观点。（2）人民主体与民本民贵马克思从有群之人角度解释了历史的生成，把人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认为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活动也就是劳动构成了全部历史的根据与条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行动。只有通过革命，人民群众才能成为历史与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等思想传统，把“民”作为“群”的基本单元，强调“治国之道民为本”，善养民生、施民以惠是群学的重要内容。在群学话语中，历史就是个人在“明分”基础上合成为群、治理“群”的过程。群学强调明长幼之序，通人伦之道，合群、能群、善群，最终使整个社会美于斯、乐于斯，达到天下大同的乐群状态。这种先后相承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思想，虽有区别，亦可契合。（3）大公无私与克己奉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群学都重视群己、公私关系，倡导克己奉公。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从对“物的依赖”，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达“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群己、公私关系的历史性以及发展性特征，论证了人的合群与能群本性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必然。群学作为“合群的学问”，一直强调“合群性”乃人之本性。群学主张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乃至于大公无私。荀子将“贵己”与“贵群”相统一，希望达到“群居和一”。到了近代，梁启超等人强调群术与合群的重要性。所谓“群术”，与“独术”相对应，是一种有效治理并团结国民的治国之术。这是一种群本主义，对于个人来说，合群则成为一种利他主义的群德。在群己、公私关系上，群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暗合性。（4）人类解放与天下大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群学都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群学以礼义为准则处理种种社会关系，认为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宜，则“天下莫不均平”，达到“至平”社会。在族群关系上，群学主张在尊重各自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内在的统一性，实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礼记·礼运》篇描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愿景，大同社会是群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是群学的“使命与抱负”。马克思的学说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某一民族、某一地域、某一国家谋求解放，而是面向全人类，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就是从合群到乐群的跃迁，它指向的无产阶级解放、共产主义社会的光明未来，是群学话语中“大同社会”更科学的表述。2.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后，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与理论武装。从此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及社会建设相结合就成了时代的最强音。（1）马克思主义与群学的相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李大钊于1918年下半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群学相结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程。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以之认识、批判和改造中国社会。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情人民群众。李大钊目睹人力车夫、乞丐、煤工、童工等的悲惨境况，深感他们无法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痛楚，发出“吾惟哀吾民而已矣”的感叹。但李大钊并不认为底层群众是羸弱的，反而认为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有实力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他提倡“劳工神圣”，赋予群众主体性地位。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看到了群众的能动性。他积极看待群众运动，认为群众运动将扫清一切旧时代的糟粕，是人民掌握政权的手段。瞿秋白把群众作为依靠的对象，认为“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恽代英指出，“主义”只有贴合群众的需求，才能取得足够的号召力。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群众的联合。他们从合群是人的本性出发，把“协合”当成人类的普遍法则。李大钊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类终于来到了阶级竞争的最后阶段，“互助的光明”快要出现了。恽代英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先天的，是国家强盛、社会团结的根本。他在与蔡和森一起起草的中共二大文件中，更是提倡“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指出，在本国的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邓中夏则主张“团结是力”，应该将其“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群学的改造首先，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扬弃了传统社会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秩序，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解释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其次，提升了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备受压迫的阶级，一跃成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最先进的阶级乃至于领导阶级。李达认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作为民族革命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回击了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认为农民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使得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和绅士的地位从此反转。瞿秋白认为，大量的工人农民沦落到“一无所有，无可再失”的境地，他们唯有通过阶级斗争与革命，才能解放自己，阶级斗争与革命才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艾思奇指出，“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并且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正是这群“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创造了时势。再次，明确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传统群学中的君、臣、民关系加以彻底改造，以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为原则构建新型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对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艾思奇指出，群众、社会组织在面对政府时，双方的关系应当是“相互推动、相互助长”的，唯其如此，群众才能信任政府，这样的信任就不会变成迷信与依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不会欺压平民百姓，而是“爱护人民，依靠人民”。最后，重新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传统“四民”秩序中，“士”居首。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只是经济强势阶级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过，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具有积极作用。李达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恒产而将其归为“准无产阶级”，认为他们可以与“劳动者为友”。毛泽东主张共产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艾思奇号召知识分子采取“中国大众的立场”，即“‘聚精会神’为服务人民而工作，从‘现实的教训’中虚心学习，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来创造工作、改进工作”。总之，知识分子必须积极融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发挥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应有作用。（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群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群学有关个人与家庭、自我与社会关系等思想的改造和发展，赋予其革命的、能动的因素，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第一，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扎根群众，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坚持的根本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醒党员应该多关心群众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多方面的生活问题，以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战争。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历数近代史的重大事件，指出唯一正确的革命之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因此，中国将实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最根本的群众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积极关注并着力解决群众的基本需求，注重善养民生，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担当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时俱进的品格。习近平总结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必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第二，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呼吁争取广大同胞，共同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抗日战争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强调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指出抗战与团结互为前提，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第三，阶级联合。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需要分两步走，其中第一步又有“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采用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应当分门别类地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不能轻易放弃曾经团结过的群体。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阶级团结、阶级斗争与阶级改造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最终目的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最大的合力。第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逐渐恢复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中国走向了善治的康庄大道。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行动逻辑，背后就是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价值取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价值导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要坚决避免“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3.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成功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汲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精华，特别是群学中有关讲礼义、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等治理思想与方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使之对中国社会更有解释力，更易实现大众化，逐渐形成一套烙有中国印记、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成功结合，为实现社会学的中西会通提供了最佳路径。近代以来，大批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进化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社会理论悉数登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各种路径也都尝试过。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结合是最佳范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适合分析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矛盾和问题，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得到了广泛认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百年奋斗中经受住了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成功结合，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实践的认识能力、改造能力与建设能力。经过百年来的不懈探索，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社会认识理论以及指导性极强的社会建设理论。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认识理论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首要任务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那么如何在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洞察社会结构、揭示社会矛盾、探索社会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必须回答的一系列重要问题。100年来，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中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论”“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小康社会论”等重要理论，以及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认识的重大成果。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客观揭示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情的正确认识，不仅是确定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途径和阶段等的基本依据，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前提。（1）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揭示早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列宁就用“农业”“半封建”“半殖民地”等形容中国的社会性质。1926年，蔡和森首次联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形容中国社会。不过，这个提法当时还没有得到公认，国际上也存在争论。斯大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落后，还存在许多半封建的残余力量。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就推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早已确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中共六大报告确认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性质，有力批驳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为代表的“托派”错误观点。1929年，中共中央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来表述中国社会的性质。正是在正确揭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性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2）新旧民主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随着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为基础，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保留了“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主体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即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在内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恢复并整顿了国民经济。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中央决定以改造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其总路线就是“一化三改”，即“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化三改”到1956年就完成了，新中国由此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针对党内存在的种种混乱思想和错误观点，毛泽东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并指出“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此后，数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到21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性的清醒认识。（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在群学语境下，小康乃是天下大同的必经之路。《诗·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1979年，邓小平用“小康之家”概括中国式的现代化，以说明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式的现代化的不同。此后，小康社会得到学界的深刻阐释。费孝通认为，小康社会是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精神生活充足的社会。陆学艺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应该以经济发展为要点，以农村为重点，社会发展则是难点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强调发展水平，更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把小康社会作为建设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贡献，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在目标取向上的交融。2.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科学判断社会发展总是以不断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回避社会矛盾，承认社会矛盾存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揭示中国社会矛盾的独特性，努力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的良方。（1）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复杂性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各派军阀作为帝国主义诸势力的国内代理人，压迫广大人民。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只能”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需要矛盾的长期性社会主义过渡完成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为此，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这个判断后来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替代。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回到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习近平指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3.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把握社会结构是认识社会的重要维度，善于从社会结构中分析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注重从阶级结构、阶层结构、工农结构、城乡结构出发，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1）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动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特色，透过阶级分析，可以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认为，中国存在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将社会阶级划分为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13种类型，形成了自己的阶级理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官僚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逐渐形成并定型，与旧有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并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被消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四种主要的社会阶级。过渡时期结束后，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构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格局。（2）社会阶层呈现新类型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推动社会阶层分化，“阶级”逐渐为表征社会分化的“阶层”概念所取代，阶层分析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议题。陆学艺等人从职业分类出发，结合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0个阶层。这种划分覆盖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阶层，承认了各阶层在社会地位上的分化。党的十六大在强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新社会阶层”这个概念，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群体界定为“新社会阶层”，承认他们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新社会阶层”由此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3）工农结构仍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轴工农结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特别关注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推翻旧社会，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投身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阶级、职业、产业等多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工农结构。近几十年来，从现代化角度认识工农结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色之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农业从业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下降，而工业、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2年到1978年再到2018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50∶21∶29演变为28∶48∶24，再发展为7∶41∶52；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2009年，中国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由86.21%与5.31%转变为69.25%与7.06%，再发展为37.65%与22.45%。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实践和理论贡献。（4）城乡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鲜明特征城乡结构的演变“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农村地区人口最多，在总人口中占比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建立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城乡分治”成为整个社会的治理格局，城镇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从1949年到197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0.64%增长至17%左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城乡一体”命题，“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乡村振兴”。针对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探索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道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城乡治理理论。4.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从对以民为本、天下大同等理念的吸收，到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观点的批判，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1）对工业立国、农业立国、教育救国等主张的批评近代以来，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救亡与图存、立国与强国等现实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一些仁人志士勾画中国发展道路，提出了工业立国、农业立国、实业救国、农工并重等思想，各种思想之间多有论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农立国”派与“以工立国”派之间的争论。章士钊、梁漱溟、杨开道等人认为中国应当以农业为基础进行发展，用农业促进工业才是“翻身之路”。而吴景超、周宪文、章乃器等人则坚持以工业立国，认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中国就不能走出危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把实业发展当作“中国存亡之关键”。同时，教育救国是另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然而，这种种主张都没有科学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以及社会结构，因而无论怎么兴办产业、开展教育都无法引导中国走向光明。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梦想必定会幻灭；“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只有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救国理想才能真正实现。（2）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四个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基础薄弱，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阐释了工业经济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方面需要协调发展，重工业取得优先地位的同时，并不能忽视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应当“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认为，现代化的维度是多元的。为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这个任务被写入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后来，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1975年，周恩来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设想的提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3）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并不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以便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就是

杨海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任何一个昌明、繁荣的国家与社会，都不可缺少科学政治学理论的支撑与引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政治学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扑朔迷离的政治现象得到了科学的阐释，并在指导实践的进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的政治实际相结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程古今中外的历史进程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必然是学术繁荣、理论创新的时代。适应现实的需要，理论应运而生，并在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尽管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有诸多因素发挥作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具有真理光芒的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充满活力，焕发出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科学性与开放性特质，为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提供了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之所以能够在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的同时，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时代化和中国化，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列强的宰割和蹂躏，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改变这种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然均未能如愿。内忧外患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说，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开展武装斗争的理论、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理论、多党合作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国家职能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监督的思想、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党的建设理论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等一系列政治学说，在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引领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破天荒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伟大战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总结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变化发展的内外条件，展开了集成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探索历程，以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回答了一系列前人所未曾遇到或没有给出确定答案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理论上澄清了一些可能对改革事业造成阻碍的重大疑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确立了总依据；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重释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与方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动力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等重要命题，引领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突破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迈向持续深化的新阶段，谱写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新篇章，为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20世纪9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针对很多领导干部醉心于经济建设和日常事务，出现“政治冷淡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现象”，以及政治观点错误、政治立场缺失、政治纪律松弛、政治敏锐性下降、政治鉴别能力偏差等严重问题，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本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科学论断，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根据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具体分析了新时期社会结构与阶级阶层结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提出了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的思想。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任务的总体规划中，通过坚持立场、原理与创新视角、思路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在深化改革阶段的新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历史遗留问题在改革发展中陆续得到解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维稳形势日益严峻；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财政收入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央地关系亟待优化；民主制度建设中民众参与渠道的拓展与民众参与诉求有待进一步相适应；对外交流不断深入的同时中西方观念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互联网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意识形态渗透和安全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办好国内的事情”的总体思路下，围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成果由谁享有”等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主要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转向确保经济稳定健康成长，大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确保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从而巩固总体和谐稳定的大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遵循的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在运用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在具体观点、论断的层次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而且在方法论方面也有所创新，提出了“统筹兼顾”的理念方法，处理转型发展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创造性地将实现社会和谐的重点工作放在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以此“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依据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的特点，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始迈入一个超越的全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也日益凸显，从而对深化改革、提升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就国内而言，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等指标都已跃居世界前列，民生保障体系日益健全，社会各阶级阶层人民群众保障自身权利、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曾经为经济发展硬指标所暂时掩盖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除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历史遗留问题之外，在先富导向改革中产生的阶层之间的分化乃至固化的趋势，导致社会结构整体上呈现出不均衡、不合理的样貌，而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一些弊端，也在处理基层社会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问题领域造成了一系列新矛盾。同时，由于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党的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政府在应对转型社会矛盾高发期的现实问题时负载过重、履职不顺。就国际方面而言，一方面，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的显著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并且在诸如“一带一路”等发展倡议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外部环境持续得到改善，“中国模式”或中国方案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和替代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存在于传统国际秩序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仍在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不肯放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颠覆政策，特别是保守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继续扶植中国国内的敌对势力，妄图给中国的改革发展制造障碍，利用西方文化软实力和话语霸权方面的优势渗透、入侵，影响中国年轻一代，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试图分散中国投入改革发展的资源和精力，以维系其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的各种利益。简而言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各种矛盾和问题正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复杂形式呈现出来。合理地应对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且要求党和政府以练好内功为支点，不断提升自身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相应的，处在这一升级发展的关键期，浅层次的政策性改革已经不足以从根源上解决矛盾，需要一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支撑的总体性设计的指导。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做出了一系列战略性改革发展规划，并把依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明确提上日程，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阻碍指明了方向，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旗帜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品格，不断地探究存在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将理论创新置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寓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始终与“五大发展理念”同步，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互动，不断强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根据国内外的新特点新趋势，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打造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在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同时，面对各种危机与挑战，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尤其是政治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推动了党的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与执政能力的增强，强化了党领导一切工作的体制机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形式与内容，民主的价值与过程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牢牢把握历史发展大势，适应时代特征，站在时代前沿，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高屋建瓴，以世界的眼光，宽广的胸襟，创新了可与世界交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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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王海锋，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以现实变革促进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进现实变革的历史，即用现实活化理论和用理论照亮现实的历史。在胜利迎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回顾和总结这一历史进程，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智慧，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和担当。一、“中国向何处去”：道路和理论的选择“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首要的是在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内在逻辑中对其加以审视，即科学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被中国人所选择，何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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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既往已经整理或刊布的重要史料利用不够充分，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官方”编纂的史料和日本方面的大型“战史丛书”未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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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表明，从“带经而锄”的行为开始，流传了千年之久的耕读事实最终在宋代概括提炼成一个确切的词语，耕读理念形成并进入文化层面，意味着耕读现象的普遍。

关于宋代的土地制度、租佃制与地租形态等问题，“近一二十年来，这些议题明显受到经济学等学术范式的影响，效益、产权、风险控制与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与分析方法开始在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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