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中国人讨论问题会处于一种“鸡同鸭讲”的状态。别说思维和观念了，即使是常见名词，讨论者的定义都有着巨大差异。比如“自由”，你说的是现代文明制度下的“自由”，依托于法治，可对方却会将“自由”曲解为“为所欲为”，所以张嘴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又比如“内向”，本来只是一种性格表征，心理学对典型内向性格的描述是“理性，安静，专注，内省，喜欢独处，做事有计划，不冲动，日常生活有规律，遵循伦理观念，做事可靠，善于倾听，有洞察力和创造力”，可是许多中国家长非要将“内向”曲解为病态，等同于自闭。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十分混乱，加上没有逻辑学基础，就会造成大量谬论横行。说起公共讨论，这两年听过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参与公共讨论”。我多年前就放弃了微博，算是比较早的，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这一行列。说白了，跟没有逻辑的人，不可能有沟通的空间。观察社会的各种细节，会找到许多疑问，这些疑问用正常逻辑根本无法解答，我尝试罗列一些，谁能回答我呢？当然，不要用“凡事都要两面看”的伪辩证法。因为“凡事”本身就是一种极端表达，“两面看”也未必是客观的——你随便找个人聊几句就知道了，他们挂在嘴边的“两面看”，往往不是客观看待事物的两面，而是根据自己需要而定，“我要正面就正面，我要反面就反面”。也就是说，许多人压根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标准，他们的观点往往都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如下，如果你也觉得无法回答，那么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不要参与讨论，二是努力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变成这种思维的人：

前些天带儿子去牙科换牙套，正坐在等候区刷手机，突然听到一阵争吵声。争吵声来自收银台，持续了大概十几分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揪着收银台的服务人员，说刚才有一笔钱没有到账。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一笔什么钱，只知道是医院这边退给个人的，大概半小时前操作，但老妇人随即去旁边银行排队打存折，发现还未到账。她认为是医院没有给她退，或者是操作错误，收银员则反复强调这笔钱医院已经退了，但是银行到账可能需要时间。老妇人说那就马上提供证明给她，收银员说她提供不了书面的东西，因为她管不到银行，但可以让老妇人看看电脑上的记录，老妇人说她不懂电脑，谁知道是不是收银员自己随便打几个字骗人的……收银员的态度其实已经很不错，但双方处于完全说不通道理的状态。最后，一个中年女性实在看不下去，过来劝了几句，还说可以陪老妇人再去银行看看，于是将她拉走。老妇人错了吗？也没有。因为她紧张自己的钱，同时没有到账这件事情确实超出了她的认知。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当事双方都不能说错，但就是讲不通道理。一件看起来简单无比的事情，放在某些人身上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她们争吵时，还有这样一句对话：老妇人说：“我在银行还要排队，麻烦得很，你这边给我出证明不行吗？”收银员说：“你直接去柜员机查一下就可以了。”老妇人则回应：“我没有卡，我也不信卡，谁知道柜员机会不会把我卡吞了，我就要去柜台。”这种老人对“卡”的恐惧，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前几年我去银行销掉一个弃用的账户，前面也是一位老妇人，她跟柜台人员争吵了半个小时，核心问题就是“不要卡只要存折”，柜台人员说都是存折和卡一起提供的，您用起来也方便，老妇人说她就是不要卡，卡不安全。这几年，中国人早已习惯移动支付，老人家用微信和支付宝付款，在城市中也很普遍。但它真的是社会常态吗？我内心是存疑的。因为大多数老人的生活是“隐藏”的，似乎无人提起。农村如此，即使是城市，也有许多不被关注甚至无从发出的声音。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无现金社会的稿子，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列，“无现金社会”指日可待。我则认为，中国只是强行跨越了信用卡支付这个历史阶段，直接从现金支付走向智能手机支付。所以，许多老人甚至连储蓄卡和信用卡的分别都搞不懂，就已经开始用手机进行支付了。这个跨越本身没什么问题，但话说回来，如果以信用卡和储蓄卡的使用来衡量，西方社会步入“无现金社会”完全可以更早。不过留意一下西方人的支付方式就会发现，用卡是主流，但仍然坚持用现金的也不少，而且这种支付差异与年龄无关。年轻人在超市掏出现金买东西并不少见，八十多岁老太太在咖啡馆用信用卡支付也不奇怪。这几年移动支付也逐渐兴起，我在荷兰和塞尔维亚都见过开着老爷车的老太太，用智能手机支付停车费。我个人是不赞同“无现金社会”的，因为它对许多老人来说并不友好，尤其是那些连智能手机都没有的老人，他们不是少数。更重要的是，这种跨越不能证明什么，很多时候反而凸显了匮乏感，比如医院里的这位老妇人，她可能已经会用微信支付买菜，但她对“卡”反而缺乏了解，也无法接受“不能即时到账”这个事实。这说到底是一种匮乏感，我们身边的大多数老人，即使是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见识的老人，生命中都缺少了许多东西。他们可能自我标榜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所经历的多半是苦难，而不是文明社会里的那些元素。所以，你让他们节俭，甚至一张纸巾撕开几块用，他们能做到，还很擅长，可是现代社会里的许多基本生活，就非他们所能理解。信用卡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他们对汽车、对各种家用电器的了解，可能都是中年之后的事情。在中年之前，他们不但没用过，甚至对许多东西闻所未闻。但同样的东西，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几代人的生活常态，甚至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所以你会发现，许多老年人在电器、计算机这些方面显得极为笨拙，在生活用品上也很抗拒所谓的情趣情调，认为审美是一样多余的东西。这是因为在他们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却还没见过这些东西。相反，我在国外旅行时常常能见到那种看起来非常洒脱的老人，开着老爷车的、在自动入住机前办理入住的、在酒店大堂玩电动游戏的……他们没有过匮乏时期，这几十年的世界文明演进，他们一步步都跟上了，始终没有学习上的断层。硬科技如此，软文明就更是如此。比如为什么中国老人多半认为动画片和漫画是小孩子才看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这些生活元素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错过了这部分的熏陶，也失去了对这个领域的了解。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这些都是“非必需品”。匮乏感的存在，不是生活的改善可以弥补的，它甚至会跟随人一辈子。这两天有篇文章，赞美“赤脚医生”。说实话，这种文章弥漫的反智气息让我厌恶。但这样的文章，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会很有市场。其实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匮乏感。很多人不信正经药正经医生，就信所谓偏方，把自己吃死也在所不惜。你要是说偏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就会告诉你偏方治好了隔壁村王大爷或者楼上李奶奶，用个例证明偏方比现代医学管用一万倍。这当然是愚昧的，但愚昧从何而来？简单点说，就是因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匮乏感。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正常文明社会，生病了有家庭医生，大病去医院，一切遵循正途，哪怕只是看看《妙手仁心》《Oncall36小时》这样的港剧，他都会正常得多。但是，如果从小没见过正经医生，药品极度匮乏，不信偏方信什么？匮乏感不但是病，而且会让人心理极度扭曲，让人深陷于一种“什么都能将就”“偏方（包括各种歪路和钻空子）就是管用”的意识里。你不能指望一个没见过现代文明的人，去相信文明的力量，除了能治好隔壁村王大爷和楼上李奶奶的偏方，他们一无所知，也就一无所信。又比如说，在中国社会的语境里，说一个人“单纯”，大多数时候不是夸奖，反而是嘲笑。在中国人喜爱的品质里，它的排位并不高，如果用来评价一个成年人，往往等同于“没心眼”。记得当年出国游刚刚流行的时候，有些中国大爷大妈出去跟团玩了两次，回来就会嘲笑西欧人特别傻。比如地铁明明不检票，可是他们还是习惯乖乖买票，超市明明有无条件退货服务，却不会买回来用几天再退货……但嘲笑者却从未想过：如果一个人不会钻空子，显得很蠢，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什么也不缺，不需要这样做也能生活得很好。一个没有匮乏感，无需为小利益而挖空心思的人，人生难道不幸运吗？哈佛大学一篇论文曾指出，匮乏感会导致认知和判断力的下降。无论这种匮乏是金钱上的还是时间上的，人的思维方式都会受其影响。国内有些心灵鸡汤文会将之衍生为简单的“阶层论”，认为穷人家孩子天生有匮乏感，富人家孩子天生从容。也有很多人习惯将一切性格问题都归结于经济，总喜欢将“你没穷过你不懂”“他就是因为太穷才这样做”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这个结论显然是武断的，因为它将“匮乏”简单等同于“缺钱”。但实际上，“匮乏感”这种心理观念可以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比如缺爱、缺关怀，都是一种匮乏感。换言之，会让人心理扭曲的匮乏感，与贫富从来都没有绝对关系。我有一个朋友，挺能挣钱，但从没见过他有钱的时候。他不但自己花，还经常做善事。如果要寻找他性格中的豁达开朗，可以从他的父母那里找到痕迹——他不止一次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父母在自身很拮据的情况下，仍冒着极大风险救助右派家孩子的经历。这段曾经见诸于报刊和书中的经历，不但曾让他受益，也造就了他的性格。也有一些人，家里条件明明不错，可却总有一种严重匮乏感，甚至因此影响了人生选择和人际关系。究其原因，是父母对物质的过分看重，刻意灌输的金钱观念，还有过分节俭的思维方式，使之难以摆脱匮乏感，忽视了人生中更需要追寻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都说：看一个人的内心，就看他生活中的必需品有多少。如果一个人能将尊严、自由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当成自己的必需品，那肯定坏不到哪里去。前两天一位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不少人心里只有基因存续，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两种人，一是能够供给生存资源的，一是能生孩子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理解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些人当然是匮乏的，即使他们有足够的钱，仍然是匮乏的，因为他的必需品太少了，只有“基因存续”这一条。衡量一个社会也是这样，人们心里的必需品越多，社会往往就越开放多元，如果觉得填饱肚子就足够了，其他都是矫情，那么社会肯定存在很大的戾气。过去的这一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让渡自己的权利和内心，都在减少自己的必需品。刚才看到一条朋友圈，说今年春天，许多上海人最在意的是每天的咖啡，还引来许多嘲笑，但最悲哀的事情其实是许多上海人已经不在意咖啡了，他们的“必需品”在一点点减少。我们的匮乏感，可能才刚刚开始。图源

2018年，当西班牙队告别世界杯时，伊涅斯塔眼含热泪的一幕令人动容。他将告别国家队，一代传奇就此谢幕。不过，职业生涯中已拿过一次世界杯冠军、两次欧洲杯冠军、九次西甲冠军、四次欧冠、六次国王杯和三次世俱杯冠军的他，未来只需要享受快乐足球，弥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遗憾。拿遍所有顶级大赛冠军的伊涅斯塔，职业生涯居然还有遗憾？没错，这个遗憾叫做“足球小将之梦”。那届世界杯前，曾有消息称离开巴萨的伊涅斯塔会加盟中超，以当时中超的“人傻钱多”，这事儿看起来本是十拿九稳。结果，伊涅斯塔的选择居然是J联赛的神户胜利船。没办法，人家有一个“足球小将之梦”。这位《足球小将》的忠实粉丝，曾多次身穿大空翼同款T恤招摇过市。在西班牙版《足球小将》里，大空翼的译名是奥利弗。当年与伊涅斯塔一起捧起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的马竞中锋托雷斯，曾说自己是“最想成为奥利弗的人”。意大利球星同样如此，托蒂曾苦练日向小次郎的猛虎式射门，皮耶罗最喜欢岬太郎，兽腰加图索以拼命三郎石琦亮为偶像。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因扎吉特地买了《足球小将》单行本带回意大利，曾有传言说他退役前会因为对《足球小将》的感情而转战J联赛一年。可惜未能实现。法国人也差不多，齐达内、特雷泽盖和亨利都是《足球小将》的拥趸。甚至还有以讹传讹的故事，据说马拉多纳的女婿阿奎罗曾经在球衣上印过“KUN”字样，以显示自己对《足球小将》的热爱。但实际上，“KUN”可不是传说中的阿根廷版大空翼译名，而是来自另一部日本漫画《大顽皮库姆库姆》。不过阿奎罗小时候确实看过《足球小将》，也曾戴着印有大空翼图案的护腿板上场。在上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一度以2:0领先的日本队，最终被世界顶级强队比利时绝杀，虽败犹荣。连续六次的世界杯之旅，日本队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着“脱亚入欧”的梦想。时至今日，日本队与任何一支世界强队交锋，都能踢得有板有眼。这届世界杯的首战，面对夺冠热门德国，日本队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记得2018年日本与比利时一战中，日本球迷在看台上挂起了大空翼的巨幅海报。这是一代代日本人的梦想，眼下的他们，离梦想很近。如果说1981年开始连载的《足球小将》是日本足球崛起的关键，显然过于玄学和夸大，但说它激励了无数人爱上足球，毫不为过。以庞大深厚足球基础著称的日本，那一块块基石多半有着《足球小将》的标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足球陷入低谷。1981年，也就是《足球小将》开始连载的那一年，日本注册的小学生足球人口为11万，到了连载结束的1988年，人数达到24万。无数孩子身穿大空翼的球衣，在公园里追逐着自己的足球梦想。1993年，J联赛成立。同年，日本队冲击世界杯失败。1996年，川渊三郎提出日本足球百年计划，改写了日本足球的历史。不切实际的《足球小将》，脚踏实地的日本足球作为热血动漫，《足球小将》显然有着意淫和不切实际的一面。各种神乎其神、违背人体工程学的必杀技，简直就是魔幻足球。早期的粗糙画风，今天看来也有些幻灭感。当年川渊三郎提出日本足球百年计划时，也有人质疑这位老兄是不是看多了热血动漫。因为在他提出的百年规划中，除了草根计划等可行性方案之外，还有“排名世界前10”、“2050年足球人口1000万”、“再举办一次世界杯并获得冠军”等没有完成或者暂时没有希望完成的梦想，不切实际的程度简直跟热衷提目标喊口号的中国足协有一比。但日本人不仅仅订出不切实际的目标，还脚踏实地去完成一个个小目标。川渊三郎1999年的世青赛上，日本队一路杀进决赛，虽然不敌拥有卡西利亚斯、哈维等人的西班牙，屈居亚军，却仍然赢得了世界的惊呼。《足球小将》里的世青赛之梦，在那一刻无比接近。那也是日本足球人才井喷的一届，远藤保仁、小野伸二、高原直泰、小笠原満男、中田浩二、稻本润一……有人跻身欧洲豪门，有人成为日本队日后的核心人物。如今说起日本足球，大多数人会感慨人才的不断档。中田英寿、中村俊辅、本田圭佑、长友佑都、冈崎慎司、香川真司……海外球员越来越多，位置越来越稳。一代代球员的薪火相传，见证着自身的成长，还有日本足球的成长。其实，《足球小将》也是如此。最初的连载往往着重于绝技，角色性格强调坚忍，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要躺在球场上。但随着连载的深入，作者开始关注个人的成长，也使得这部热血动漫有了几分青春记忆的味道。日本足球动漫期待未来日本足球动漫绝不仅有《足球小将》，仅以水准而论，许多还在《足球小将》之上。大岛司的《足球风云》，俨然有《听见浪涛》的味道，几个酷爱足球的高中生，以足球、友谊和青春对抗命运。同样对抗命运的还有《足球骑士》，只是友谊变成了亲情，堪称足球版的《TOUCH》。比较好玩的是《踢向明天》，与不好好演戏就只能回家继承亿万身家的TVB男星林峰一样，富二代五代隼不好好踢球就只能回意大利继承家族财团啦——当然，好好踢也要回去，足球于他而言，是成长的工具。同样有意大利元素的是《意甲小旋风》，俨然意大利风光片。《闪电十一人》是典型的成长型动画，队伍由弱到强，士气由低至高，虽然仅是保全队伍的小目标，却让每个人参与其中。与终于凑齐11人的《闪电十一人》不同，《向银河开球》的主角太田翔，一出场就因所属球队人数不足解散而心情低落，好在他也能重组球队，向着“银河第一”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奋斗。我最喜欢的当属《哨声响起》，从组队到复兴，友情与成长穿插，足球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可却更像我们的过往。由弱到强的运动类动漫无法回避的模式，《足球之翼》以天才带烂队，《DAYS》则描绘足球小白的被接纳，成长意味令人动容。《日本漫画60年》中有这样一段话：“友谊、坚持，还有赢得胜利”，是可以被6岁到60岁人都接受的。“见证了自战争以来，日本的重建浪潮，经历着自萧条以来日本正在进行的经济复兴，日本不断在少年漫画英雄中找到鼓舞和慰藉。这正与少年一词的意思吻合，其含义不仅指‘男孩’——由少和年两个字组成，它还意味着纯洁的心灵。”关注成长的日本足球动漫，主角们始终为了冠军，为了参加职业比赛、世界级赛事而奋斗。相比之下，中国足球动漫简直是搞笑的存在。前些年有部国产足球动漫，显然是抄袭《足球小将》的桥段，但背景居然移植到了宋朝——你没看错，就是高俅的时代。这部《宋代足球小将》由《喜羊羊》的团队打造（简直让人捂眼），号称国内首部古代足球动画长片，热爱蹴鞠的小朋友考进了京城最大的蹴鞠社，然后把中华蹴鞠文化传入西域。就像欧美电视剧常常展望未来，中国电视剧巴不得脑后辫子留到今天一样，连在动漫领域，也有人抱着那点老祖宗的荣光不放。最让我恶心的是，在这部动画中，当金军入侵时，居然提出以蹴鞠决定国家存亡。主人公躲开了卖国贼高俅派出的杀手，成功以“新月如钩”、“二人小出尖”、“昆仑三脚”等绝技击败金人，消除灭国之灾。这种不顾史实的意淫，背后是何等糟糕的价值观？在我眼中，跟辫子戏里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没有任何区别。更搞笑的是《浑元》，故事从天地霹雳，混沌初开讲起。少年浑元出身气功世家，拥有神奇力量，并且发明了水下足球训练法。如果你认为《足球小将》的超人体极限不比国产修真足球动漫强多少，那么《逆转监督》和后期的《足球小将》，肯定会颠覆你的想法。日本动漫如何在专业性上影响日本足球如果说《足球小将》仅仅是启蒙，让更多孩子热爱足球，那么《逆转监督》就让足球动漫的专业性无限贴近现实。《逆转监督》问世时，日本足球早已崛起，中田英寿和中村俊辅相继成为日本海外球员的旗帜。有意思的是，二者均为中场球员。据说这也跟《足球小将》有关，大空翼由前锋改踢中场，造就了中田英寿、中村俊辅、小野伸二、名波浩和稻本润一等一代豪华中场，直至今天，日本足球的旗帜人物仍是中场出身的球员垄断，从本田圭佑到香川真司，无一例外。《逆转监督》的主角达海猛同样是日本天才中场，加盟英超后原本前程似锦，可惜首战就遭遇重伤，被迫退役。于是，他选择在英国学习，成为专业足球教练，带领业余球队在足总杯上过关斩将。之后，他回到日本，执掌J联赛的ETU队。《逆转监督》没有超越人体极限的必杀技，没有外星人加成，只有达海猛在专业领域的管理技巧和战术把控。你很难看到如此写实的动漫，它一点也不热血，但却动人。ETU队与现实中的J联赛球队简直毫无区别。它并不大富大贵，没有当初中超金元足球式的一掷千金，但也有完善的赞助体系。它拥有经验丰富的日本前国脚、实力出色的混血球员、名气不大的实力派，与现实中的J联赛球队几无差别，毕竟，顶级日本球员多半效力海外，经验丰富的前国脚领军J联赛球队才是常态。它还有着完善的青训体系，有大量年轻球员可供挖潜。它的年轻球员们存在着各种不足，但最需要的是激励和教练的巧妙点拨。而达海猛对4231阵型的坚持，在困难期对4321阵型的使用，战术上的一次次调整，都有着日本足球的影子。它甚至指明了日本足球的道路：J联赛球队专注于基础，在顶尖球员一波波前往海外踢球时，通过良好的战术体系去维持战斗力，通过青训实现内部挖潜，通过对中场的强调实现攻守平衡，弥补身材和对抗的不足。这难道不是日本国家队的思路吗？后来的《足球小将》同样如此。1993年，日本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最后一轮中，面对的是因被国际足联制裁，只能选择中立场地多哈作为主场的伊拉克队。在取胜就能打入决赛圈的情况下，日本队在最后20秒遭遇绝杀，痛失出线权。面对“多哈悲剧”，高桥阳一决定重拾已经结束连载数年之久的《足球小将》，开始以“多哈悲剧”为开头，创作《足球小将-世青篇》。已经在巴西圣保罗队效力的大空翼，率队参加世青赛并最终夺冠。在《足球小将》最初创作期间显然还不是内行的高桥阳一，在《足球小将-世青篇》时起码已经是半个内行。他对现代足球有了一定理解，不再强调个人能力，开始关注技战术层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在高桥阳一笔下，一直强调学习巴西的日本足球，在此刻有了方向性调整。与现实一样，漫画里的世界足球中心变成了欧洲。巴西足球的技术依然值得学习，但职业联赛的浸淫，才是足球发展尤其是青训体系的关键。另一个高桥阳一变身“懂球帝”的证据，是新角色葵新伍的出现，他的中场自由人角色，恰恰是由守转攻的关键，是当时的足坛潮流之一。欧洲俱乐部式的青训体系和战术素养，是日本足球现实中学习的对象，也是崛起的关键。从1917年开始，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每年举办一届，仅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断。比赛分为地区预选赛和全国大赛两部分，每年一般在8月份左右开始地区预选赛，直到第二年1月份全国大赛结束。2016年1月结束的第94届比赛，参赛队伍多达4144支，最终48支球队晋级全国大赛，大赛阶段比赛全程电视直播，决赛当天现场观众达54000人。多年来，从学校走入职业赛场的日本球员数不胜数，中田英寿、中村俊辅、长友佑都、冈崎慎司、远藤保仁、小笠原满男、本田圭佑、大迫勇也、武藤嘉纪和柴崎岳等人都是如此。强大的青训体系，在学校便已奠定基础。这几年网上流传着不少日本校园足球的视频，高中生的比赛也踢得异常激烈，配合十分精妙。更夸张的是，还有不少小学生比赛的视频，无论个人技术还是团队配合，都有板有眼。那些动漫里的足球，仿佛正在一个个日本孩子身上复刻。被复刻的还有热血。高中足球锦标赛实行单场制，十分残酷，一个人一生最多也只有三次参赛机会。输球者往往抱头痛哭，而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还会为了以后再也不能与大家一起踢球而痛哭。在每届比赛都会推出的《最后的更衣室》官方短片里，你可以看到日本孩子们对失败的不甘，对未来的憧憬。大空翼那句“足球不是游戏！足球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日本孩子生命中的一部分。结语多年前，本田圭佑在作文里写道：“我要成为日本最好的球员，要挣好多钱给长辈，要登陆海外，要穿着十号在意甲踢球，要打进世界杯，要在世界杯上进球，要在世界杯决赛中战胜巴西……”后来，他成为日本足球的旗帜，身穿意甲豪门AC米兰的10号球衣，参加过三届世界杯，而且每届都有进球。即使到了职业生涯晚期，他仍然坚持在海外效力。除了“要在世界杯决赛中战胜巴西”，他的其他愿望都实现了。更重要的是，他仅仅是那些有梦想并实现梦想的日本足球少年中的一个。其实，即使梦想没有完全实现又如何？在《足球小将》里，大空翼时至今日仍未拿到世界杯冠军。川渊三郎对作者高桥阳一说：“越接近世界的顶点，道路越是艰险，但是描述梦想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在所有关于足球美学的句子里，这句话最打动我。

前些日子有个新闻，称韩国刷新全球最低生育率纪录。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减少3.4%，创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是唯一低于1的国家。2021年韩国新生婴儿数量下降至26.06万，同比减少4.3%，再次刷新最低纪录。在开始进行统计的1970年，新生人口数为100多万，进入21世纪后呈断崖式下跌，2001年跌破60万，2017年不足40万，2020年不足30万。韩国的近邻日本，更是早就不生了。传统上最重视儒家伦理、代际传承的东亚地区，居然遭遇了生育困境，这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日本和韩国的例子，也印证许多人将生育归咎于经济问题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日本是高度发达国家，韩国则是中等发达国家。无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收入，还是整体福利保障，都是不错的，而且日韩人口基数不小，所以“平均数”的含金量不低。说到底，还是一个“累”字，养孩子累，孩子也累。到底有多累，养过的都知道，这里就不废话了。“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这些年来备受质疑的“鸡娃”，几乎就是东亚标配。过分填鸭式的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很显然，虽然很多东亚父母把孩子盯得特别紧，一切为了孩子打转，但效果未必理想。尤其是在需要创造力的科技领域，东亚的劣势相当明显。为什么东亚教育习惯将孩子逼得那么紧？因为东亚教育的本质就是“把别人挤下去”。这一点显然跟传统的等级观念有关，东亚文化特别强调“人上人”这个概念，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所以强调“人上人”，是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你不“争当人上人”，日子就不会好过。别的不说，你生下一个孩子，从入学到找工作，每一步都印证着社会地位与关系的重要性。随便在街上找个人随机采访一下，他肯定痛恨走后门，但八成也会说“傻子才不走后门呢”。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他身处社会所决定的。所以，“争当人上人”与“无底线适应社会”一样，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要求，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懂事”的关键。至于理想之类的东西，永远都会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即使是日本社会，在幼童入学等方面已经尽量公平，在教育上已经尽量鼓励和放松，但整个社会还是有着压抑感。前段时间，华裔数学家张益唐再度震惊世界。有人曾问他，当年未成名时为何宁愿在异国刷盘子也不回国发展，他就提到了“世俗要求”这一点。他说自己在异国刷盘子，别人不会看不起他，那只是一份正常工作。他可以潜心专注于研究，不需要被职称论文等东西牵绊。相反，如果换个环境，即使他自己不想，身边的人也会劝他成熟点现实点。2019年，我曾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捷克青年，拿着翻译器跟他聊了一路。他是欧洲名校查理大学的学生，但选择了中途停学，因为他准备游历中欧大地，一路打着散工，一路去乡村拍摄各种巴洛克风格民居。我说你是想研究这个吗，他说“没有呀，我就是喜欢，随便拍拍”。你看，只要没有“必须人上人”的环境要求，一个人心里就会有爱与热情，别人也会尊重他。那里的社会当然也有贫富之分，也有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但对不同职业的尊重仍然是社会底线。相反，在一个“争当人上人”的社会，就很难有这样的包容。不说别的，你不考编不想早结婚不想生孩子，都可能是不孝的大罪，你家老人随时搬出那句“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这么自私”，对你进行各种指控和绑架。说到“争当人上人”的传统，顺便扯两句。平时看书，经常有作者以“有功名者见官不跪”来印证中国古代对读书人的尊重，这个逻辑实在是太过荒谬，因为它意味着大多数人是要下跪的，恰恰凸显了对大多数人毫无尊重的“人上人”思维。更何况，只允许少数人见官不跪的环境，最终的走向一定是这些少数人终有一天也争相下跪——当他们见到皇帝时。图源

前些日子于贵州旅行时，在锦屏县隆里古城偶遇出殡。当地人的风俗与平时所见不同，送葬队伍十分庞大，足有两三百人之多。前面的队伍敲锣打鼓，仿若仪仗，却又不是那种悲伤的唢呐声，反倒如喜庆一般。觉得好奇，便多看了几眼。小城只有一条主街，所以游客只能站在路边石阶上等待出殡队伍过去。只见旁边一对夫妇捂住女儿的眼睛，嘴里说着“不要看，不要看，这些看了不好的。”为什么“看了不好”？恐怕是怕“沾染晦气”吧。我相信，如果这对夫妇早知道会碰上这个场面，可能就会换个时间再来。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对死亡这个事情非常忌讳。平时遇到出殡队伍会觉得晦气，去墓地更是要做足措施，比如广东人就习惯拜山（即扫墓）后带片柚子叶，或者用柚子叶泡水洗手。如果你闲着没事干跑去墓地，长辈多半认为你是犯了神经病，还会担心你撞邪。这就造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很多中国人最讲究敬重祖先，但嘴上说得好听，一年到头也就清明时节去拜一趟祖先——当然，很多人会说自己心里有，不过我表示存疑。布拉格高堡公墓▲南方的闽粤桂黔等省份有在厅堂摆神台拜祖先的传统，每日上香，但如今的城市年轻人也很难接受新居装修时留一个神台位，所以这样的传统也越发式微。可以说，大多数人与祖先的“沟通”机会，也就是清明扫墓的那一天。而且即使是这一天，很多人似乎也很“嫌弃”，一边敬着祖先，一边担心碰上什么“脏东西”。有一次，我在所居小城里探访古村落，出来后打算去另一个村，导航设置了一条最快路线，结果开着开着才发现，导航APP百无禁忌，让我直接穿过本地的公墓。若是换成某些人，肯定大喊晦气。我倒是跟导航APP一样百无禁忌，不但没有避开这条路，还中途停车，走上半山腰，在自家祖先的墓碑前拜了拜。说实话，虽然我百无禁忌，但非清明时节去拜祖先，这还是第一次。偌大的公墓占据了几个山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一座座墓碑包围着我，记录着一位位远去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过往，可他们分明合力造就了巨大的天地苍茫感，让我心生敬畏。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与自家先人也建立了某种沟通，是以往未曾体会过的真正的沟通。同时我也在想，一座容纳了这么多逝者的公墓，每年只有清明时节才人头涌涌甚至塞车，平时时常空无一人，说明了什么呢？奥地利玛利亚沃特的公墓，面向无敌湖景▲这样的情境，让我想起了曾在波兰一座墓园里的经历，也是一段我曾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的经历。作为一个百无禁忌的旅行者，我除了热衷寻访名人故居之外，还一向有逛墓园的爱好。我的朋友贾葭喜欢探访名人墓地，我也喜欢，但更喜欢的却是普通人的墓园。在欧洲旅行时，教堂旁往往有当地墓园，我总会进去逛逛。西方人对死亡和逝去者的态度，与东方人大相径庭。东方文化给死亡赋予了很大程度的神秘感，也因此多了些禁忌。而西方文化面对死亡则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生者与逝者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界限和距离。库特纳霍拉人骨教堂人骨灯▲也正因此，中国城市的墓园往往远离市中心，买房后发现对面山头有墓地而打官司的事件也并不罕见。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墓地是需要避忌的东西，是不能在日常见到的东西。但西方城镇的墓园并不会远离市区，往往在市中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许多墓园早已成为景点，比如布拉格的犹太公墓和高堡公墓。最著名的当属捷克库特纳霍拉的人骨教堂，它收藏了四万多具人骨，连教堂里的吊灯、圣坛、十字架和圣杯等都是由人骨制成，教堂外还有当地的墓园。在国内许多旅行攻略里，常称之为“恐怖教堂”，但说实话，我曾两次探访它，始终只感到神圣，从未有恐惧感。我最喜欢的，是总能在墓园里见到当地人。而我所要提到的这段经历，便因人而美。那是一个夏日傍晚，我驾车离开波兰奥斯维辛。因为当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里见到太多残酷的历史印记，我的心情难免压抑低落。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时，我临时起意，选择下车进去看看。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地区，十点左右才会天黑，九点多方是黄昏，此时才七点多，依然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这也许是奥斯维辛人的主要墓园。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就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一位中年女性侧身坐在一座墓碑前，正与墓中人私语。她与墓碑一起沐浴于阳光之下，见我走进来打破这片宁静，她冲我微微一笑，点头致意。奥斯维辛的当地墓园▲那一刻，在集中营遗址中所压抑的情绪烟消云散，我真实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小确幸”。我无意去比较东西方文化在生死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它有太多历史因素，早已根深蒂固，但我仍认为：一个对出殡场面、墓地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很难对自己逝去的先人有什么真正的尊重。如果我们将与先人的沟通变成一年一度、清明时节才有的“仪式”，那么这种“仪式感”也未必那么真诚。图源

当地时间5月29日，藏于法国卢浮宫的镇馆之宝《蒙娜丽莎》遭遇袭击，一个坐着轮椅、乔装为女性的男子突然从轮椅上站起来，将蛋糕抹在了《蒙娜丽莎》前的防弹玻璃上。也幸得防弹玻璃保护，这幅世界名画并未被破坏。当袭击者被安保人员带走时，高呼“想想地球吧，艺术家们都想想地球，所有的艺术家都要为地球考虑，这就是我这样做的原因！”可打着环保的名义来破坏名画，不得不让人感叹其脑回路。这种极端行为于理不容，也触犯法律，等待袭击者的将是被起诉。作为世界第一名画，《蒙娜丽莎》的命运相当波折。1911年，它曾有过被盗经历，窃贼是一个极为爱国的意大利人，认为《蒙娜丽莎》属于意大利，所以将之盗走。两年后，窃贼因为想将画作转手而败露，最终被捕，《蒙娜丽莎》也得以回到卢浮宫。二战时期，《蒙娜丽莎》为躲避炮火而几度转移，直至1945年才重返巴黎。1956年是《蒙娜丽莎》史上最灰暗的时光。那一年，它遭一名破坏者泼硫酸，下部严重损坏。几个月后，它又遭另一名破坏者投掷石块，导致局部颜料脱落。从此，《蒙娜丽莎》就成为世界上被保护最严密的艺术品之一，一直被置于安全防弹玻璃罩里，画作前还有硬质栏杆。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有人惦记着要破坏《蒙娜丽莎》。1974年，它在东京展出时，一位不满意馆方残疾人参观政策的日本女性对其泼了红颜料。2009年，它在卢浮宫中遭遇一位俄罗斯女游客“杯袭”，所幸瓷制马克杯没能穿越防弹玻璃。这次为《蒙娜丽莎》免遭奶油玷污立下功劳的防弹玻璃，是卢浮宫于2019年10月新更换的设备，不但保护升级，也更为透明。之所以需要更为透明，是因为名画的魅力在于细节与光影。放一块玻璃挡在前面，清晰度大减，也影响光线与视角，会降低参观者对艺术的感知。事实上，近年来对“罩子里的《蒙娜丽莎》”的批评声音很多，大家都认为玻璃让蒙娜丽莎变得模糊。也正因此，与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蒙娜丽莎》所享受的保护待遇并不具备普遍性，甚至可以说非常罕见。在怕水怕火怕熊孩子更怕蓄意破坏的名画领域，大多数作品都处于没有防弹玻璃的“裸展”状态。上一次有世界级名画遭遇袭击，还是在2020年。毕加索于1944年创作、价值约两千万英镑的名画《女子半身像》，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遭遇一名20岁男子撕毁。当时，这幅《女子半身像》就处于“裸展”状态，直接悬挂在墙上，前方没有栏杆或护绳，伸手就可触摸，附近也没有安保人员。毕加索的《女子半身像》▲无论在卢浮宫，还是在遍布欧美大小城市的各种美术馆中，馆方对画作的保护措施都相当简单，顶多就是在可移动护栏或护绳构成的一米线。很多时候甚至连护栏和护绳都没有，参观者大可以凑到名画跟前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绝对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当然，如果是世界级名画，附近往往会有一两个安保人员。另外，为了视觉效果，也有一些画作覆有亮光漆，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效果。换言之，美术馆为参观者提供了尽量大的亲近名画的空间，至于参观者是否会破坏名画，那就全靠自觉。破坏者乃至盗窃者，似乎都是美术馆和博物馆无法完全战胜的大敌。很多人被电影误导，总以为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安保系统都神之又神，其实绝非如此。西方博物馆以私营居多，还有一部分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资助。许多博物馆尽管名气很大，藏品甚精，但经费紧张，承担展馆和藏品的日常维护就已捉襟见肘，能用在安保系统上的钱少之又少，甚至安保人员都靠志愿者。所以多年来，许多名画的失窃过程简直可以用儿戏来形容。比如2020年4月，价值600万欧元的梵高名画《春日花园》在荷兰被盗，监控镜头显示盗贼深夜来到博物馆，直接用铁锤打烂展馆的两扇玻璃门，然后径直进入取走《春日花园》。整个过程简单粗暴，压根不需要考虑什么“技术含量”。梵高名画《春日花园》▲在历史上，许多名画窃案都造成了巨大损失。比如1990年美国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亚特·加德纳博物馆被盗案，损失高达3亿美元；199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20幅名画被盗，总价值约5亿美元；2010年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遭窃，损失达1.24亿美元。对名画的破坏，也是展馆的心头之痛。2012年，有人在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重拳击打莫奈的《阿让伊特盆地塞纳河上的帆船》，导致画作被砸出一个大洞，油彩大面积脱落，肇事者被判入狱五年。2013年，有人在卢浮宫朗斯分馆用黑色记号笔涂抹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珍藏——伦勃朗名画《夜巡》也曾遭多次破坏：1911年，一位海军厨师试图用小刀划破画布，所幸只是造成表面裂痕。1926年，一名精神病人向画作泼硫酸，所幸也没造成太大破坏。但1975年，一位教师用刀划破画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后来画被修好，但仔细看还能发现切口。美国画家塞·托姆布雷的《菲德洛斯》在法国阿维尼翁展出时，遭遇一位法国女士的亲吻，将自己的唇印留在了画作上。她在法庭上声称自己太爱这幅画，所以必须亲吻，最终被处以4500欧元罚金。1962年和1987年，达·芬奇的《圣母子与圣安妮》两度遇袭。第一次是油漆，第二次则是枪击，所幸防弹玻璃挡住了子弹。除了蓄意破坏者，“熊孩子”也时常闹出事情。比如2019年5月26日，原定于在佳士得香港春拍上拍卖，估价约130万至219万人民币的任伯年花鸟四屏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就在预展现场遭遇一名儿童撕毁。在世界博物馆的历史上，参观者体验和展品安保之间的平衡一直是难题。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必须考虑参观者的感受，突出藏品的美感。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准则与展品安全存在冲突。如果要防贼一样去防范参观者，带来的糟糕体验可想而知。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观念上的重视，在展馆门口尽可能多地消除隐患，是博物馆最主要的办法，入口安检可以让液体、锐器和打火机等疑似危险物品无法入场。参观者的素质也很重要，在博物馆历史比较悠久、参观者有丰富体验经历的国家，大多数参观者都能做到安静有序，与艺术品保持应有距离，这种基本的社会公德，当然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但是，无论是寄望于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安保，还是依赖于参观者的高素质，都不能杜绝破坏事件的发生。从历史上来看，破坏名画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初衷，除了无聊和仇恨之类的原因外，还与政治、宗教、战争、社会公共道德等问题有关。破坏者希望藉由破坏表达自己的情绪。当世界出现撕裂时，这样的事情或许会越来越多。但不管怎样，人类对艺术的基本尊重，不但是人类自身的文明准则，也是最有效的“博物馆之盾”。图源

在中国人十分常见的“谜之认知”里，对“内向”的理解绝对是其中一个。你会经常听中国人说“哎呀，这孩子内向，不好”，甚至是“这孩子内向，以后可能没出息”。其实翻遍现代心理学和性格分析书籍，也找不到半个把“内向”当成病态的句子。可在中国，许多人都喜欢说“内向不好”，还有“内向是种病”的潜台词。相比之下，所谓“性格好”，往往被简化为“外向”。只要你大大咧咧在外面爱说爱笑，就会被视为“外向”，这种划分显然简单粗暴。这种普遍性的无知，只能体现国人的常识匮乏到了何等地步。首先，内向和外向仅仅是性格的两种相对特征。其次，内向不等于自闭，中国父母和老人恐惧的其实是“自闭”，但因为没常识，于是将“内向”妖魔化。更糟糕的是，他们压根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反而非常极端武断地给别人贴上“内向”或“外向”的标签，然后施加各种压力试图扭曲孩子。其实，内向和外向只是一种处世方式，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方式。内向者倾向于通过自我思考和独处解决内心问题，外向者倾向于通过向外界倾诉或宣泄治愈自己。就像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的那样：“内向型的人能在刺激程度最低的环境中独自获得能量，而外向型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在团体中获取能量。”按照这个逻辑，你说谁更强？我认为具备自主能力的人更强。至于有人将内向等同于社交障碍，更是无稽之谈。社交障碍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交场合紧张焦虑，无法自处，生活受到影响，但内向者多半并不畏惧社交，只是单纯不喜欢而已。或者说，内向者不需要通过与他人不断说话去获取认同感，他选择独处，并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至于说外向的人反应更快，也是错觉，区别仅仅是外向者直接把话说出来，内向者往往想清楚再说而已。心理学对典型内向性格的描述有以下词汇：理性，安静，专注，内省，喜欢独处，做事有计划，不冲动，日常生活有规律，遵循伦理观念，做事可靠，善于倾听，有洞察力和创造力……你觉得，这些都是没出息的表现吗？股神巴菲特就是典型的内向者，他将内向性格中的敏锐洞察力发挥到了极致。内向的人在不轻易说话的同时，往往将心思用于观察世界，也因此更具洞察力。周杰伦也是内向的，但也将内向性格中的创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般来说，艺术家中以内向者居多，因为内向的人，内心更为多彩，想象力更为丰富。许多人认为，内向的人在职场中会吃亏。但要注意的是，内向并不等于自闭，内向的人只是不轻易说话，而不是不敢说话不敢交际。这种性格反而更加稳重，更容易“言必有中”，更值得信赖。甚至可以说，因为许多中国人的职场观念是“少说多做”，内向者反而更适合职场生存。同时，内向的人往往更为专注，这更是可贵的品质。最搞笑的是，中国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习惯使用世俗定义，比如官做得有多大、钱赚得多不多。偏偏有很多研究都显示，其实内向者更容易获得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很多中国人还是一边强调世俗成功，一边嚷嚷“一个人内向的话就完了”。还有人认为，内向者胆子小，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一个人胆子大小，主要看内心是否强大，内向者习惯于从内心寻找力量，内心强大的几率更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来形容人的区别，也是挺有道理的。如果硬要找个普遍性，那么外向的孩子以后或许更适合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内向的孩子或许更适合需要专注度和创造力的工作。当然，有人会说，全面发展不是更好吗？一个人又性格外向又理性专注，难道不可以吗？这个想法当然是好的，但现实告诉我们，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既要……又要”就等于什么都要不到。一个孩子只要能做到正常发展，没有明显短板，对其性格报以尊重，是让其成长的最好方式。之所以有许多老一辈的人有“外向好内向不好”的错觉，多少跟中国的“人情社会”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所谓工作，真正的工作时间比例极少，大多数都用在应付人上。办公室关系、无休止的会议、不同部门之间的扯皮、职责不清导致的效率低下、下班后的应酬……许多人美其名曰“沟通”，实质上大多数是无效沟通，或者说是根本可以避免的沟通。即使在工作以外，中国人仍然身陷人情社会之中，办个事要找关系，逢年过节要应付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面对别人查你户口问你收入侵犯你隐私仍然要笑容相待……如果你能“跟大家打成一片”，你就容易博得好感，但如果你不爱说话，就显得不那么合群。可是，这跟有没有出息有关吗？相反，越是这种状况下，具有专注度和观察世界能力的人，越是那种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无效社交上的人，或许越有机会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获取许多人艳羡的俗世成功。另外，许多人眼中的内向，或许是一种对他人的误解。举个例子，有人过年回家，七大姑八大姨在旁边逼婚，一口一个“女人不结婚就没有人生”，“你都二十八了还不结婚，以后没人要”，当事人走又不能走，只能低头玩手机，然后她娘亲慨叹一声“这孩子怎么办啊，这么内向，以后愁死了”。你说，这是内向吗？这不叫内向，只是对无效社交的抗拒，人家转头跟朋友凑在一起，可能不知多放得开呢。图源

美剧《老友记》剧照▲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多事”的人。早年看他发微博，经常有当街跟人吵架的经历。比如前些年，他在小区门口见到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颤巍巍往前走，因为那段路没有人行道，也不宽，所以后面有辆车暂时被挡住。结果司机狂按喇叭，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差点摔倒。朋友立刻冲上去扶住老太太，指责司机没有公德，完全可以喊一声，或者在后面慢慢跟着走，而不是狂按喇叭。他也不是一味尊老。也是在小区门口，他见到有老人进出时不给后面的人扶一下门，甚至直接甩门，结果撞到了后面的小朋友。他立刻上去指责，认为老人毫无公德，为身后紧跟着的人留门是起码的礼貌。毫无疑问，在许多“岁月静好派”眼里，我这个朋友太“多事”了，“这些事儿跟你有啥关系”？而且也太“负能量”了，“就不能关注点好的方面吗？”同样，在现实中，那些热衷维护自身或他人应有权利的人，也往往会被视为“多事”。21年前，我还是个学生，在《南方都市报》写每日专栏，经常混在当时的南都办公室，动不动就跟着编辑们蹭吃蹭喝。当时王小山叔叔（叫“叔叔”显得我年轻）也在南都，有一天我跟着他和其他几个编辑去吃饭，饭后经过一条老街，见到城管在驱逐一个摆地摊卖番薯的老人，言语不太客气。他非常愤怒，走过去帮老人说了几句。之后一路上，他都在碎碎念，说自己太怂，只能帮忙说几句话，帮不了太多的忙。估计这事儿，他自己都忘了，可就是因为这件挺身而出的小事，我认定小山叔叔确实是个好人。当然，很多人看到这儿，会觉得小山叔叔实在太多事了，赶小贩关你啥事？或者扮演杠精，非要来探讨一下摆摊对不对的问题。还有很多人会出于好心，认为小山叔叔不该这样做，因为“有风险”。更“聪明”的人则会说：“管这么多干什么，没有任何用处，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这话当然是对的，所以许多年过去了，小山叔叔也早已心灰意冷。不过他在日本过得优哉游哉，祝福他，也羡慕他。我生于80年代，小时候看报纸，经常能见到关于社会风气的讨论。那时的报纸尺度还不小，类似“一人遇溺，几百人围观却无人施救”的新闻，总能掀起一番大讨论。还有“孩子在车上见到扒手，却被父母捂住嘴不准声张”，也是媒体上常见的讨论题材。目标指向都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么多年过去了，风气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但讨论的空间肯定在收窄。举个例子，90年代我读中学时，老师说柏杨那本《丑陋的中国人》写得不好，泄愤多于讲道理，但不可否认许多问题确实存在，值得深思。可到了当下，我见到有老师对孩子们说“不需要看内容，光看书名就知道作者不是个东西”。这可不仅仅是老师水平的差别，更是讨论空间的差别。反倒是“正能量”这个词，很多人用起来完全不分场合。当然，这个词本来就很怪异，从科学角度来说是个错误概念，出处也很可疑。在中国人的日常语境里，“正能量”被赋予了更多含义，比如每逢遇到社会阴暗面，有人就会建议“多点正能量，多看好的一面”。这个套路当然很糟糕，因为不管你是否正能量，阴暗面都摆在那里。所以“正能量”其实就是一针麻醉剂，对社会毫无帮助。当然。更多人是把“正能量”当成不关心社会的借口，因为“关心了也没用”，这一点我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是对的。但他们说得越对，就说明问题越大。就像前些日子，我在一篇关于“适应社会”的文章里写过的：“我一直挺同情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适应社会’，难度比上一代人大得多，需要面对的难题也多得多。但没办法，问题从不在年轻人身上。因为一代人越是强调‘适应社会’，就越意味着将积压着的问题留给了下一代人。所以，这又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希望孩子安稳，所以强调‘适应社会’，但正因为过分强调‘适应社会’，又使得孩子面临更多难题。而那些‘除了适应社会，其他什么也不会’的孩子，因为顺从惯了，又没有能力解决难题……”而且，“正能量”往往是因为事情没落在自己头上。打个比方，有人落水，媒体批评无人救援，你可能来一句“别片面别偏激，凡事要多看好的一面”，一脸正能量的样子。但轮到你自己落水时，你还会维护那些围观者吗？这几年，平时打鸡血，看到一点负面新闻就认为是造谣，但当事情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哭着求助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很多人坚信事物是发展的，一开始有问题，慢慢就会解决，就会变好。这个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对的，但它有前提，需要人的努力和正确方向。如果一代人一边喊着要“适应社会”，连在公交车上见到个小偷都要捂住孩子的嘴，几百人围观落水者却无动于衷，一边又认为社会风气会越变越好，那就是鸡贼和自我蒙蔽。这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社会风气也一样。真正推动这个世界前行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正能量”。在现实中，你会发现一个地方的人越挑剔，发展就会越好，社会文明度就越高。因为只有挑剔和批评，才会督促社会不断改进。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但太多人并不明白。比如看港剧，剧中人物因为一些事情决定打官司维护自己权益，弹幕里会有一堆人留言说“这也太多事了，屁大点事就闹上法庭，真矫情”。作为一个看香港电视新闻与港剧长大，在其中汲取不少养分的人，我对这种思维感到很惊诧，但它确实很普遍。前段时间，也有许多人嘲笑某地民众，认为他们太矫情。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悄无声息，可他们却动不动就闹意见。可是，这不正是民众素质的体现吗？没有这些声音，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就会继续。即使这些声音并不能改变什么，也比悄无声息受罪要好。哪怕从自私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珍惜那些“负能量”的人，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的当下。没有他们的“矫情”和坚持，“岁月静好派”的那点静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图源

很久以前就见到一个说法：这个社会病了，许多原本优秀的品质，居然变成了贬义词，比如老实，就变成了“蠢”、“不灵活”和“不会来事儿”之类的同义词。同样在很多时候变成贬义词的，还有“单纯”。你去中文搜索引擎上试试，输入“孩子单纯（老实）”，热门条目都是“孩子单纯怎么办”、“孩子太老实了怎么改”、“孩子单纯就会被欺负”、“孩子不能太单纯”、“我家孩子单纯，我要担心死了”……你说这社会是不是病了？社会当然存在恶的一面，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不会例外，哪怕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和城市，也不能避免暗面。这当然是事实，所以，提高孩子防范意识，教他们分辨好坏，都是必要的。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得出“单纯不好”的结论，那肯定是社会出了大问题。几年前，我曾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遭遇一次因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被迫滞留了一天多。航空公司方面除帮我改签机票外，还安排了免费酒店，并按照欧盟最低标准进行赔偿（600欧元/人），此外保险公司也迅速进行了赔付。不过因为原本的登机时间是凌晨，工作人员多已下班。加上延误航班很多，滞留旅客不少，所以第二天早上才安排好酒店。从凌晨一点到早上七点多，我暂时只能呆在机场。机场方面安排了休息室和简易床供使用，临时将就一下倒也无妨。在这短短几小时的滞留期里，我认识了一位法籍华人。他年纪与我相仿，广东人，来法国多年。他见我未曾经历这种滞留场面，便十分热心地帮我查询各种事项，不但拿自己的手机帮我，还为我跑前跑后，帮了我的大忙。感激之余我还发现，他每次离开休息室都是空着手的，行李就随意堆放在简易床边。不止是他，其他滞留旅客也一样，大包小包都不例外，连手机都可以扔在床上半天。当然，你可以说此时的机场是一个封闭系统，虽然休息室里没有摄像头，但室外有，所以大家都不怕小偷。可是即使如此，这种集体性的大大咧咧，也是相当难得的。我在旅行时，还经常遇到停车的难题。如果是停车收款机，那就好办，直接投币停车即可。但有些国家或城市会采用手机操作，我就两眼一抹黑。毕竟语言不通，连安装什么手机APP都不知道，二来我没有当地信用卡，在有些地方就算安装了也很难支付。每当此时，我就只能求助于路人，希望对方用手机帮我支付，我给对方等额现金。但印象中，只有在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一次，对方收了我的等额现金，其他人都直接掏手机帮我支付，然后笑笑摆手拒绝我的钱。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打扮新潮的小年轻，帮我支付后，见我执意给钱，居然很羞涩，跑得贼快，跑出去几十米才回头跟我摆手说不用不用。虽然停车费只是小钱，但如此普遍的帮助，还是让我颇为感动。无论是机场遇到的滞留旅客，还是在不同国家遇到的帮我支付停车费的陌生人，感觉都有点网络语言所说的“傻白甜”，看起来单纯友善。但这种单纯是不是等于白痴？当然不是。有一次旅行，我走在德国柏林街头。突然有一个女生拉住我，拿着一份宣传单给我看，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有几个路人凑了过来，跟我摆手让我不要理睬。这几个路人中，有刚刚从洪堡大学门口走出来的年轻学生，有中年人，有老太太，他们的眼神都很焦急，生怕我受骗。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种宣传单一般都是打着捐款名义的骗局，让你捐个10欧元5欧元的。如果要类比的话，基本等同于我们在国内偶尔会遇到的“大哥，我从哪儿哪儿来，钱包丢了，吃不上饭，也坐不上车，能不能借我十块钱，让我吃个盒饭”。虽然已经时隔多年，但我仍然记得那几个路人的关切眼神。也就是说，他们的单纯不等于傻，他们会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会分辨那些骗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他们并非不知道。当然，他们也会被嘲笑。前几年难民危机，德国瑞典等国家大量接收阿拉伯难民，后来出现了一些恶性治安事件。国内有不少人对此报以嘲笑，认为这是傻和幼稚导致的结果。这种嘲笑当然很糟糕，它充满着对难民族群的歧视，同时也歪曲了事实（这些人将犯罪者与难民画上了等号）。我对欧盟各国在难民危机中的表现有所保留，并不是基于对难民的接收，而是认为欧盟空有丰沛的人道主义，却不具备足够的应对能力，但我从不会对嘲笑民众的善意。如果将善意等同于傻，那无非是将自己内心的阴暗投射于世界。而且，即使一个人真的单纯到了“傻”的地步，也只能说明一点：他从未受过社会的毒打。很多人嘲笑单纯的人时，最喜欢说“他这是没被社会毒打过”，可是，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属自虐狂体质，每天都惦记着挨打。说到国家大事，张嘴就是谁谁谁要打我们，谁谁谁被打了之后就轮到我们，说到社会上的事，张嘴就是太单纯了就会被社会毒打，被毒打了就“成长”了，你生下来就是为了挨打的吗？一个人如果能以“傻白甜”的方式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说明他身处的社会能够包容他的单纯，能够给他提供足够安全的空间，这难道不值得羡慕吗？这几年，有句话在网络上很流行，叫做“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句话的出处并不光彩，来自早年歌剧《白毛女》，是夸赞剧中头号反派——地主黄世仁的一句台词，在剧中显然属于颠倒黑白之语。即使不谈剧情，把这句话单独拎出来，也是非常极端的片面之语。以穷富判断人品，就像那个年代的“出身论”一样荒谬。但这句话为何在网络流行？因为如果你不把这句话当成结论，不将之极端化，就会发现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个人生的困局：■一个人如果很穷，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为生计打拼，他确实需要有更多“心眼”，以争取更多东西。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一个人很难“傻白甜”，因为他随时要面对各种生产资料的争夺。■而一个从小在无忧无虑条件下长大的人，因为物质富足，没有匮乏感，反而对物质的欲望会降低，同时因为拥有更多关爱，会注重一些超出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不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梦想、与找工作和养家糊口无关的爱好等。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以穷富来判断人品，无论“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还是孟子的“为富不仁”，都片面且无逻辑。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穷人很难“傻白甜”，因为他必须早早“成熟”起来，必须多点心眼，才能在社会中打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老话，体现着经济基础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在现实中也很大程度上成立，要不然，大家怎么都喜欢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呢？又怎么会厌恶小县城啥事都要找关系的人情社会呢？具体到个人也是如此，无论穷人富人，都有好坏，但贫穷的生活会逼着人“长心眼”，富足的生活则让人有条件“傻白甜”。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傻白甜，你应该感到庆幸，起码说明你为他提供了无忧无虑的优越生活，不需要他小小年纪就为了生计奔波，不需要他拼命“长心眼”跟别人去争什么，这也让他更有条件成长为一个阳光、善良、有梦想的少年，也让他有更高几率成长为一个功利心不重、内心充满爱的人。当然，这不妨碍你教育孩子防范意识，让他了解那些潜在的危险。如果你坚持认为孩子太单纯是一件坏事，那么不妨去想想社会的问题。如果“有心眼”成为常态，“善良”成了罪过，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就像这几年网络流行的一句话：“浑浊变成常态的话，清白就是罪过”，这到底是人的错，还是社会的错？图源

前几年，网上有过一个观点，发言者自称是公务员。他认为，现在很多民众的投诉和批评毫无道理，他们连相应规定、内部运作都没弄懂就来抱怨，等同刁民。这种论调引来众多批评，大家都认为，民众有什么义务要懂你所在部门的业务知识呢？大家不懂，你就给大家解释清楚呗，怎么就先扣“刁民”的帽子呢？你去餐馆吃饭，觉得菜不好吃，批评厨师两句，需要亮出厨师资格证吗？如果你是个物理盲，那么孩子物理考试没考好，你就不能批评他了吗？如果你去买车，评价4S店几句、对车型发表一些看法，销售员痛骂你“一点汽车专业知识都没有，不会造汽车也不会修车，连驾照都还没过两年，居然跑来大放厥词”，你能接受不？你看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气到直拍大腿，痛骂臭球时，需要自己也有专业球员的球技吗？需要自己是梅西C罗或者国脚级别吗？以上这些问题，答案都显而易见，可怎么到了公共事务领域，就要求民众要精通各部门规定和运作，不懂就变“刁民”了呢？说白了，就是权力作祟。要是能把自己所在部门和自己的身份等同于餐馆厨师、4S店销售，就不会让权力意识压倒服务意识。上几个月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某城市的有关部门处罚了某生鲜平台，原因是操作台上的鸡蛋未清洗。这个新闻引发了一边倒的批评，网民们都在痛骂，通报短短时间就跟了几万条评论（当然，后来把评论关了），还出现了许多猜疑。相关部门肯定觉得很冤，因为规定上了操作台的鸡蛋确实需要清洗，处罚有明确的法规依据，并没有不合理之处。至于网友质疑的“鸡蛋不能洗，洗了就会坏”，那仅仅是储存期可以不洗，跟操作台是两回事。可以说，网友们搞错了。但问题是，网友为何会一边倒批评甚至痛骂？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疫情期间，正是这个生鲜平台提供了配送，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在那个当口对其进行处罚，有吹毛求疵之嫌。还有人认为如果查得如此严格，也只发现这点“小问题”，那反而说明平台信得过。也有人上升到了阴谋论层面，认为这是有意“整”平台。我不赞同这种阴谋论，也不认为一个企业在疫情期间做了贡献，就有了违反法规的“资本”。违规了就要处罚，这没什么好质疑的。但不得不说，这次查处放在那样一个时间背景下，确实很容易引发民众的质疑甚至愤怒。在当时的评论区里，也有不一样的声音。有人以专业面孔出现，认为网友们小题大做、纯属胡闹，连法规到底规定了什么都没搞清，一点常识也没有。老实说，出来普及一下相应法规，当然没问题，也是公共讨论中应有的，但要说网友“没常识”，那仍然是开头所说的，是权力意识在作祟。什么叫做常识？网友们一边倒认为的“鸡蛋不能洗，洗了就会坏”是常识（虽然他们的“不能洗”和有关部门查处的“不洗”是两个不同情境），因为这是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问题。相关部门的规定标准则不是常识，它属于从业者的专业知识，你干这行，就应该知道，你不干这行，就没有必要知道。如果一个处罚通报出来，瞬间有无数网友发出反对声音，那么质疑网友“不专业”，不但傲慢，而且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所以，遇上这种事情，有关部门与其觉得委屈，不如趁此机会出来好好普及一下，打消公众困惑。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储存期不洗”和“操作台上未洗”是两回事，难道不是好事吗？话说回来，如果批评厨师做菜不好吃，不需要自己考个厨师证，骂国足踢得臭，也不需要自己有球星水平，偏偏在公共事件中提出质疑，就被一些人扣上“刁民”的帽子，那出问题的肯定不是批评者，而是扣帽子的人。图源

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阴谋论”的出现极其糟糕。它会将讨论彻底拉入泥潭，然后变成“单方面宣布胜利”的把戏。比如一宗负面新闻浮出水面，哪怕你有再多事实支撑，持阴谋论的人仍坚称这是敌人造谣，是渗透之举。等到新闻事实已经无从辩驳，负面效应持续发酵，持阴谋论的人又会说这事情本来不会闹这么大，就是敌人的阴谋，搞风搞雨搞破坏……换言之，持阴谋论的人从来都不在意事实如何、是非如何、责任属谁，只会将一切归于一个假想敌。这个敌人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有可能是一个国家，有可能是很多国家，甚至有可能是全世界。在生活中，你会发现持阴谋论的人哪怕碰上再小的事，也会将之上纲上线为阴谋。前些日子某中超球队的一位球员闹了负面新闻，原本来说，球队是球队，球员是球员，私生活问题自有解决方式。但哪怕是这样的事情，评论里仍然会有球迷假装理性客观，来一句：“犯了错确实不能护犊子，但是新赛季准备期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竞争对手看我们队稳定，觉得眼红，专门搞我们啊？”你看，阴谋论拥趸的脑回路有多么清奇？小事尚且如此，若是说起国际大事，世界在他们口中马上会变成一个阴谋的黑洞，从国家纠纷到经济数字，从战争到自然灾难，从人事变迁到突发事件，任何事情最终都会引向阴谋，得出“我是白莲花，全世界都想害我”的结论。这个世界当然是复杂的，政治更是充满了角力和尔虞我诈，但碰上什么事都上升到“阴谋”，不但是极端化思维，而且也是一种智力上的极度懒惰。阴谋论本身拒绝实证，接受它的人很容易将之当成认识一切事物的“思想方法”，让人的思维变得简单，反正先预设立场，得出“有阴谋”的结论，然后将所有事情往上扯即可。在这个过程中，尊重事实和逻辑思考这些基本原则都被无视。要想做个正常人，就要摒弃阴谋论思维。逻辑是最好的武器，因为阴谋论在逻辑上总是不堪一击。当然，阴谋论并非当下才存在，也不是少数无知者的专利。它自古有之，而且越愚昧封闭的时代和社会，阴谋论就越有市场。但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况突然又发生了改变，在知识爆炸、资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阴谋论居然出现了回潮。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前几年，“感恩”这个词很流行，尤其是各种心灵鸡汤文，拼了命劝你与世界和解，哪怕日子再难，也要学会感恩。可是如今，网络上动不动就说“感恩”的人明显少了，甚至会引来批评。原因很简单，这个词已经被曲解被毁掉。感恩是不是一个好词？当然是。人该不该有感恩之心？当然应该。但当这个词碰上著名的“中国式逻辑”，就遭遇了异化，被曲解到不成样子，因此令人讨厌——当然，仅限于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首先，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家庭中，“感恩”往往被用来进行道德绑架。比如从电视剧到现实生活里，常见的“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到现在还不结婚（此处可以替换为‘不生孩子’或‘不生男丁’），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还有没有感恩之心？”前两年还在朋友圈里见到一个类似电视剧的故事：一个农村女孩子，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一个人来到北京打拼，却撑起了整个家庭。家里盖房子，父母找她要钱，弟弟要结婚，父母找她要钱，弟弟要在县城买房子，父母找她要钱，甚至父母要在乡亲面前摆阔气，也找她要钱。她累到实在不行时，父母说的是“你还有没有良心？是谁把你养大的？”这就是当下很多人提倡的感恩，抹杀是非观念甚至底线的感恩——甭管我做错了什么，反正你得感恩，你得包容。如果“感恩”这个词用在社会层面上，那就更是灾难。那些关于社会阴暗面的新闻里，评论区总有“感恩”出现。当有人为社会不公而发声时，另一群人会说他不知感恩，揪着一点小事不放。当有人质疑某种社会乱象时，另一群人会说他不知感恩，为什么不想想自己日子已经过得不错了。当有人遭遇家庭困扰（如重男轻女，如干涉婚姻）时，也总有另一群人会出来叽歪一通，让你学会感恩，有什么不乐意的，忍着接受就行了。甚至有女性遭遇家暴，也会有人说“要学会感恩啊，日子怎么都能过，男人就算有点毛病，能赚钱养家，你就应该知足”。前段时间惨绝人寰的新闻，居然都有人留言说要感恩，毕竟有八个孩子，毕竟人还没死，一直被养着。这还是人类应有的逻辑吗？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身处的社会每每炒作某个大词时，背后都想遮掩些什么。“感恩”并没有例外，它掩饰的是独立思考和责任。感恩原本是宗教词汇，随着世俗化进程，逐渐降格为世俗人际关系。但在中国社会，它在那些没有逻辑的人的驱使之下变得极端化，呈现一种单向的世俗人际关系。所谓单向，就是你得对我感恩，我无需对你感恩。比如父母和子女，心灵鸡汤里最喜欢让孩子感恩父母，几时让父母对孩子感恩了？难道孩子带给你的快乐和幸福感，带给你的种种欢笑，不值得你为之感恩吗？更重要的是，动辄让人感恩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个人要感恩社会，孩子要感恩父母，连受害者都要感恩“不杀之恩”。换言之，他们强调的是弱者向强者感恩，没有话语权或者话语权较弱的人向拥有话语权的人感恩。你在中国现实社会里，见过多少人呼吁父母要感恩孩子带来的快乐？这还是没有风险的呼吁。至于有风险的，就更不用说了。平时很多人动不动就说老百姓要感恩，但如果你认同一座城市的兴旺与和谐，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那么就应该明白官员也应该感恩民众，可是你让那些喜欢讲感恩的人去本地市政府呼吁一下官员感恩百姓，借他们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所以，很多人呼吁的感恩，实则是有意或者不自知地将之等同于“服从”。他们要的不是感恩之心，而是让人听话，遵循某种价值观，哪怕这种价值观是错的。它的本质是一种极端化的单向思维，即相对弱势的一方必须感恩强者。从这一点来说，曲解“感恩”的人仍然活在前现代社会，跟古代那些动不动就下跪、盼着“青天大老爷”的愚民没有本质区别。这种极端的“单向感恩”思维模式，也正是“感恩”逐渐让人厌恶的原因。图源

中国新闻界有句老话，叫做“如果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这句话看起来有些犬儒，但却写满了一代代新闻人的无奈。我的朋友们对这句话向有争议。赞同这句话的人，觉得沉默也是一种努力和不妥协；不赞同这句话的人，会觉得好人的沉默就是对恶的纵容，再者说，沉默者也会退无可退，

这两天，一篇十几年前的博士论文后记刷了屏，看哭了不少人，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肖清和。资料显示，肖清和生于1980年，2003年9月师从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于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目前担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宗教哲学等。引起舆论关注的博士论文后记来自其论文《“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与交往研究（1580-1722）

写小说，难免会带入个人情绪和喜恶。把自己喜欢的人写到小说里意淫一下，是小说史上的常事，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写进小说里“蹂躏”，亦是常事。民国时代的大家们，不少都爱玩此把戏，各种影射若隐若现。

谈起广东人的“传统”，有两种看起来挺负面的说法。一是广东没文化，远远比不上中原的传统根基深厚，一是广东人特别迷信，言下之意是接纳了传统的糟粕一面。关于前者，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的妖魔化所致。《魏书》写南粤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并非孤例。南粤远离中原，又有五岭相隔，在交通与信息不便的古代，本就神秘并难以控制，为主流文化所排斥。至于后者，老广家里的神台就是佐证，每天供着神佛上着香，还不是迷信？其实，这也是误解。广东固然曾是“蛮荒之地”，但历次人口大迁徙，早已使之成为中原文化的“藏身之所”。但凡中原板荡，岭南总会成为人们的目的地，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就是一例。也正因此，有人认为粤语通晋语。也有人认为粤语与隋唐语言最似。时至今日，粤语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听广东人说话特别有趣，有人认为粤语土，实则最雅，大量古汉语张嘴就来，如“企”（站）“食”（吃）“行”（走）“卒之”（最后）等。许多唐诗用粤语读才能真正押韵，比如刘禹锡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只有在粤语里，“青、平、声、晴”才同韵。即使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粤语说法，来历都十分高大上，有人曾经专门撰文统计，试摘几例：粤语的“累”叫做“攰”，《三国志》有“弊攰之民，傥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粤语的“聊天”叫“謦欬”，见于《庄子·徐无鬼》的“昆弟亲戚之謦欬”。南粤人一般写作“倾偈”，可能与佛教有关。不过也有人觉得“倾计”更为生动，因为“计”有主意的意思。粤语的“旁边”叫“隔篱”，苏轼的《浣溪沙》就有“隔篱娇语络丝娘”。即使人尽皆知的“打边炉”（即“吃火锅”）也有出处，元代诗人吕诚的《来鹤亭集》就有“十月暖寒开小阁，张灯团坐打边炉”。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此说法，广东不可能没有文化——早在汉代，广州已十分繁荣，隋朝时更为兴旺发达，即使清代闭关锁国，却仍有广州这个窗口，十三行富可敌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基础，加上不断涌入的中原世家，想不创造出兼容并包的文化都难。至于迷信，很多人忽视了广东人的神台构成。一般来说，神台分三层，上为观音，中为祖先，下为土地。真正符合人体工程学，能在广东人每天的“拜拜”中享受“重点关注”的，其实是居中的祖先。很多人都知道，广东也许是中国最重视清明的省份，广东人“拜山”（即扫墓）的声势，简直是家族总动员，绝非内陆省份可比。其实广东人重视的何止是清明，每日与祖先的“沟通”，早已根深蒂固。换言之，广东人的“迷信”，骨子里其实是对亲情的重视与维系，对家族传承的看重。至于观音与土地，其实只是顺带，无非讲个意头。拜佛拜神求平安，说到底是“礼多人不怪”。装修讲风水，也无非是何时破土何时打扫，床往哪头摆，摆设往哪儿放，养鱼得有个数目，花木得有个套路……除了拿八卦镜照着别人家曾惹起邻里纠纷外，真没听说广东人的风水信仰严重损害过其他人的利益。说白了，还是自娱自乐。再延伸一下，可算是“意头文化”的旁支。广东人讲“意头”，一般都是“利人娱己”，即方便别人，娱乐自己。红包这事儿就是明证，作为红包界的一股清流，广东这个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过年压岁钱都是“意思意思”，无非讲个“意头”，却少了许多压力。逢年过节所讲的“意头”，还多半与饮食有关，这也是南粤文化里特别有趣的地方。比如丝瓜，广东人爱吃，但一般称其为胜瓜，因为“丝”与“死”同音，意头不好。去市场买肉或在大排档点菜，常可见猪利，其实是猪脷，也就是猪舌头。粤语里“舌”与“蚀”近音，做生意怎可蚀本，当然要“利”字当头。去香港老字号吃腊味煲仔饭，最顶级的腊肠配置要算是鹅润肠和鸭润肠，早茶时点个粥常可见猪润粥，这么多“润”到底是啥？其实就是鹅肝鸭肝猪肝，不过“肝”与“干”同音，既然水为财，做生意怎能干涸，还是用“湿润”的“润”字比较合适。也正因此，你不会听到广东人说“干杯”，只会听他们说“饮胜”。至于历书，因为书与“输”同音，所以改名通胜。租房子常可见“吉屋”说法，是因为空屋的“空”字与“凶”近音，改为“吉”就好听多了。这些讲究的“意头”，或许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广东人太迷信，可这种“意头文化”又妨碍了谁呢？说到底，广东人的传统是自娱自乐，自求舒服，讲礼节但又不在乎虚礼，纯讲意头的红包文化就是明证。在份子钱暴涨的当下，广东被网友们视为一股清流。广东各地习俗，一般都是一二百元，多的也不过三五百元。某些地方更是会折角后原封退回，或者只收五元十元，因此当地人随礼，红包里除了百元大钞外，还会放上十元或五元的零钱，方便主人家只收零钱。有朋友毕业后来到广东工作，收入不低，可第一年回家过年，光发压岁钱就花光了年终奖。如此往复三年，他终于决定不再回老家过年，并对广东人的红包文化推崇备至。一个小小的利是封，往里装多少都看自己意愿，喜气却可均沾，开心而无压力。图源

2013年一项对公民政治知识的跨国调查显示：“不管一个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有多进步，女性对政治的了解都比男性要少。”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性别差距，是因为很少有女性在新闻报道和精英政治生活中发挥过突出作用，以至于许多女性看不到当前的新闻报道跟自己有什么切身关系。这当然是一个认知角度，但有一位英国记者给出了另一种思路：也许研究人员对“政治”的定义和衡量标准过于狭隘。许多女性所关注的，其实是更现实的政治。比如：“是否存在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公园的条件、公共交通便利性、警察在女性提出强奸指控时是否愿意尊重她、政府使用当地女性的性感照片吸引外国游客是否恰当，以及雇主在工作中虐待女性却不被惩罚的事实。”也就是说，如果站在女性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女性和男性对政治知识掌握的差距也许会急剧缩小。《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中提到的这个细节，在现实中依然存在。中国人聊起政治，往往习惯于人事化和阴谋化。无论是北方大城市公园里的老大爷，还是出租车司机，最喜欢的就是把国际政治阴谋化，把国内政治人事化，说起官场调动来，比组织部和人事局的还清楚。书名：《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作者：辛西娅·恩洛译者：杨美姣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6月定价：88元可是，这些真的是政治吗？它不仅仅是对政治的狭隘化，更是一种污名化。没错，政治无处不在，但政治的本质是生活，关乎生活中的所有切实问题。对于女性而言，政治并不仅仅是生存与战争的问题，也并不是只有阿富汗女性才置身政治漩涡。比如看起来寻常的旅行问题，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种政治。《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中写道，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旅游业作为重要产业时，性别政治也随之被关注。在历史上，旅行还是一件稀罕事儿时，到处旅行的“主力”就是男性。在文化理念上来说，古代大多数国家只能接受男性离开家到处旅行。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身体相对柔弱的问题，但显然并非如此，因为虽然不能主动旅行，可被迫背井离乡却很常见。因为战争等各种因素，总有女性或迁徙或被奴役，这种“被动离开”的局面并没有让女性被打垮，反而更说明了男权社会的残酷。《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作为当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中的经典作品，就是通过旅游业、食品加工业、海外务工等领域中女性的真实生活，深入思考现代世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展示了不同阶层女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关联。在书中，金吉达食品公司清洗香蕉的女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的女性、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附近工作生活的女性，以及波斯湾的家政人员、世界小姐选美大赛选手、好莱坞拉美裔女演员、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等一一登场。不管身份地位和身处社会环境如何，女性对政治的参与，往往都会遇到男性权力的阻挠。而且这种阻挠往往被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如书中所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民族主义组织者不断地将共同体团结提升到重要的政治地位，以至于任何对运动或共同体内男女关系的质疑都可能被认为是分裂甚至背叛。在运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呼吁两性更加平等的妇女被告知，现在还不是时候，国家积贫积弱，外敌虎视眈眈。妇女们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到民族主义目标实现的那天；那时，也只有那时，才能解决男女关系问题。“现在不行，以后再说”，这是男性喋喋劝告许多民族主义女性的话。”但在实际上，女性要想在国际政治中发声，首先要摒弃的便是男性关于传统国际政治的宏大叙事模式。书中的叙事角度，便跳出宏大叙事，找到了更契合女性生存的关注点。比如说，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女性遭遇男性精英的劳动剥削和薪资压榨。作者以孟加拉为例，由于该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所以开办了大量服装制造业工厂，妇女成为劳工主力。据统计，2004年孟加拉国有3300家服装厂，其中女性工人有132万名，而男性工人仅有32万名。然而，这些女性工人的境况却不容乐观。女工苏蜜·阿比丁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月薪仅有55美元，还要面对恶劣且危险的工作环境。在作者看来，父权制国际政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主导谈判并促成跨国制造业形成，警察和管理者监督着工厂以低廉成本运行。这些重要岗位通常由男性掌握，他们联合起来榨取女性劳力，女性劳工的权益无从保障。而在旅游业方面，女性的身体和性都被象征化和商品化。书中提到，冰岛政府积极举办和赞助选美比赛，借此推动发展旅游业，女性成为“吸引北美和欧洲男游客的商业工具”。但在这个将女性身体和性商品化而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女性自身的感受被忽视。至于婚姻与家庭，常会沦为约束女性的枷锁，而且这种束缚并不限于对一般家庭妇女。书中就考察了高级外交官员的妻子，这些女性追随丈夫前往海外，还被迫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和事业。由于外交需要，她们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并大量参与社交活动。这些非正式社交活动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但从未得到国家的酬劳与认可。这一点就像古代的“女主内”一样，男性社会精英认为女性在家里无偿劳动是理所当然的，并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限制女性参与正式的外交工作。书名里提到的香蕉，是指种植香蕉的热带地区。因为香蕉的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和欧盟，不但需求大，而且利润丰厚，所以一般以大种植园形式存在。而在全球大种植园里，女工数量仅占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热带地区国家一般会是丈夫去种植园工作，女性只能被迫留下照顾家庭和农田。同时，女工的收入仅有男性的一半，书中提到，印尼种植园的女工仅靠工资无法果腹，只能向农场管理者提供性服务来获取额外收入。即使是光鲜的职场女性，背后同样有女性被压榨的暗面，而且这种压榨并不仅仅集中于其自身。比如说，一个在职场打拼到高管位置，每天在办公室指挥若定的女性，往往需要几个家政女工为她打理家务。而这些家政女工的工作并没有上升空间，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在我看来，《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印证了这样一点：女权主义者无需刻意标新立异或特立独行，而是更应该关注社会，从每个细节出发。图源

未来，被时代淘汰的行业将越来越多，假如有一天，你也面对这样的局面时，你能不能拿出今日嘲笑收费站人员的态度，与自己的旧行业告别，不发牢骚，不讲“我把青春献给了你”之类的矫情话？

其实几十年来，学生会干部这个群体的面貌并没什么本质改变。也许你认为以前有“朴实”的学生会干部，但那只不过是经济和见识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买不起统一的黑西装而已，“不说人话”这个共通点从未改变。

即使抛开这些不提，习惯了“演讲腔”，甚至将之代入日常表达，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也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一张嘴就像在演讲，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人口才好中气足，但他们显然误解了口才，也误解了气质。

可是，这跟有没有出息有关吗？相反，越是这种状况下，具有专注度和观察世界能力的人，越是那种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无效社交上的人，或许越有机会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获取许多人艳羡的俗世成功。

换言之，德国在大学招生之前，已经非常“功利”地剔除了相当一部分人。至于大学教育，德国又有大量强调实用的理工类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反而较少。但最顶级的专业，依然是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和历史等。

如果让我晚生十几年，变成如今的大学生，我会很难适应。如今许多用人单位早已不再给实习生发放补贴，零薪实习已是常态，甚至有些单位还要求大学生交实习费。

在网上还经常见到有人吐槽，说自家小区里总有老人在垃圾桶里捡纸箱。从照片来看，小区环境都不错，其中不乏北京上海深圳的十几万元一平方的小区，可是住着千万元房子，许多老人却还是改不了捡垃圾的习惯。

我在青岛长大，13岁那年回到广东家乡。当时就读的中学是小城唯一省重点中学，全部学生都要住校。当时生源多半来自农村，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似乎所有人都没有节水观念。

前几年就有一则新闻，话说12岁男孩牛牛被父亲带回乡下，因为觉得“不好耍”，5小时后徒步20公里回城。牛牛的父亲对此当然无法理解，他一年至少带孩子回老家三次，因为“人不能忘了本”。

大学时，各种即时战略游戏走红，《红色警戒》、《星际争霸》和《帝国时代》接连占据我的硬盘。就算是玩具小兵，也有《玩具兵大战》这个相当经典的系列。比起不会动的玩具小兵，电脑游戏可好玩多了。

“语文有没有用”是个并不新鲜的议题，跟“数学有没有用”和“英语有没有用”一样拥有极高出场率。其实真正要探讨的并不是语文数学英语到底有没有用，而是我们对教育的理解，为何总是停留在“有用无用”这个层面？

我突然很矛盾，最后还是拿了五块钱给了骗子老太太。一来是因为那句老话：“哪怕一百个这样做的人里有九十九个是骗子，但如果人人都习惯拒绝，那么可能剩下那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得不到任何社会的善意”。

这种优越感的最大体现，就是对碎片化阅读的鄙视。记得前几年，有个新闻一度引发热议。话说太原火车站里，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一位著名高校的男生则在看书。他表示手机阅读过于碎片化，不利于提高个人素质。

在电影院里坐上几个小时看一部史诗片，或许超出了许多人的接受范围。不过，许多人晚上刷短视频，动辄三个小时，似乎一晃就过，一部公认的经典史诗片却成为认知鸿沟。这样的差别，或许已经不是单纯的“审美自由”。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标准答案与合理答案往往是两回事。所以，我经常教育儿子：考试时当然要写标准答案，但作为一个有逻辑的正常人，应该看出标准答案的谬误，在内心里寻找一个合理答案。

据说在北京海淀区某著名中学里，有老师吐槽：两个早恋的孩子，家长觉得挺合适，干脆像亲家一样交往，逢年过节相互走动，并让老师不要干涉，要让孩子在家长有计划引导下“科学早恋”。

这是一个相当有催泪效果的视频，赢得了不少人的感动。但也有人质疑，这个商业广告固然拍得有电影效果，也有感人之处，可本质却是鼓励留学生拿着父母的钱出去浪，进而惯性质疑，得出“年轻人没用”的结论。

是啊，为什么要穿回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往，即使是别人的谈资，即使会让那些连三级片和AV都分不清，碰到一张裸照都大惊小怪的猥琐男意淫，可在如今的强大内心和灿烂笑容之下，这些又算得什么？

所以，“贩卖焦虑”的责任倒也不能全部推给贩卖者，因为有些焦虑确实是客观存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焦虑，又谈何“贩卖焦虑”？只不过，如果贩卖焦虑变成一门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生意，那焦虑者就会沦为韭菜。

其实第一代独生子女并不幸运，他们从小接受填鸭式教育，在“望子成龙”的过度期望中，普遍有着不算快乐的童年。他们读大学时，“包分配”成为历史名词。他们开始工作时，也不再有单位分房，商品房房价飞涨……

无论从历史纵向来观察，还是以今日世界横向比较，中国人的日子都过得颇为辛苦。所谓“中国人勤劳”的定义，往往是以自力更生为理由，消解了应有的权利。

因为闲着没事干，所以说说那些原本是常识的废话

其实，别说未来了，哪怕是我们这代人的求学与就业，也往往在这飞速变化的大时代里屡屡撞墙。父母为我们安排的成长道路，靠的是经验，可若是经验失效，这条路就会变得很艰难。

这些故事没有年代之分：当年收礼成风，如今仍是潜规则；当年有体罚有冷暴力，如今老师只需三天就可以把一个孩子彻底孤立；当年有些老师红卫兵出身不学无术，如今也有不少老师毁三观而且自己都不读书。

为什么僵化？因为每一个古代中国人自懂事起，就被教育该如何听话和服从。所谓“天地君亲师”，直至今日，仍有人将之视为“朴素的价值观”，可它除了奴性，哪里朴素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买东西结账的时候，一般都会凑个整数让店家找零。比如16元的东西，我们会尽量给对方21元，以便对方直接找一张5元。这样的话，对方方便找零，我们自己也方便，无需接一堆零钞。

他们表面上鄙视感情经历多的女性，实际上是潜意识里惧怕被那些有感情经历的女性看出自己的不堪与虚弱，所以才会对女性的私生活进行各种污名化，动辄说出“女人感情经历多了就没男人要”之类的话。

1952年，大新改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一百曾为捐款重新开放自动扶梯，乘梯者每人收取2毛钱，依然出现三十年代排队争乘的盛况。许多老上海人回忆起年轻时的上海滩，甚至抚梯痛哭。

如果家里不够有钱，没法弄个妾回来养一辈子，往往就会借腹生子，这也就是典妻行当的由来。所谓典妻，就是找个已经证明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让她丈夫出租妻子。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没有任何自主权，丈夫全权决定。

其实从逻辑上来说，动不动搬出“存在即合理”，甚至将之等同于“存在即正确”的人，很容易就可以被驳倒，杀人犯的存在正确吗？希特勒的存在正确吗？如果不是，你凭什么说“存在即合理”呢？

之所以许多人会认为这两个地区人情味淡，其实跟相对较为分明的人际关系界限有关。小时候听人嘲笑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几毛钱的事情也要算得清清楚楚。可我当时就在想，这不就是契约吗？

“头发不够黑”这个投诉理由，被网友视为“承包了一年的笑点”。但集美大学教练组现场提出这一质疑，除了“利用规则”，也多少有点赌气成分。毕竟，谁能想到一场足球比赛，大家在赛前忙活的居然是让头发黑一点？

很多老一辈中国人对“学生干部”有一种迷思，将之等同于具备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认为这种经历有助于步入社会。但就如中小学里最被同学们讨厌的往往是班长一样，各种学生会干部在同龄人的口碑里真心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