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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褚时健不为人知的幕后！
褚时健去世后，我想起2014年在云南昆明与Z先生的一次聊天。Z先生身份特殊，曾是查办褚时健等大案的专案组核心成员。“在我这里，褚时健把他的那些事儿全交待了。”Z先生告诉我。但是，那场专案与牢狱已是前尘往事。那次聊天中，Z先生这样评价褚时健：“对云南经济发展有大功，但贪污也是铁的事实。”晚年褚时健种植“褚橙”的成功，也让Z先生很佩服。那一次我们聊及的几个点饶有意味，比如当年中纪委与云南省委对褚案态度的微妙差异。当然，关于那段往事的个别情节，在这里仍不便于公开。一开始我是这么扯开话头的：“对当年的褚时健案，聊几个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吧。”尽管多年过去，但Z先生对当时情况仍记忆犹新，谈起来也是绘声绘色：“褚时健的案子审判是在1997年6月份。从头至尾侦查过程我都参加了。我印象太深了，当时为了办下老褚的案子开会，中纪委副书记，就坐在大沙发的正中间，张牙舞爪的，也不给当时云南的省委书记令狐安让个地方。令狐安就像一个小兄弟一样，在那里侧着身子。开一上午的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呢？云南公安厅长、最高检主管反贪局的副检察长、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省纪委书记是云南省这个“大烟案”领导小组的组长，另外，还有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政法委书记参加。参加这个会最小的官有两个，是云南省检察院起诉处处长、侦查处处长。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当年很多年都没有局长，有什么事，都是侦查处长出面。这两个算是干活的人。另外那些，都是领导。当年，我进入专案后，褚时健第一次交待，就是在我面前交待的。审讯老褚，都拿不下，我来审，他就全招了。中纪委副书记让他交待，搞他10年他也不会交待，因为他们结下仇了。我退休之前，每年给云南反贪局讲课，他们就是要听我审讯老褚的艺术。是我把老褚审下来的，所以当年我是那个副书记办老褚案子的功臣，我的大照片当时都贴在中纪委走廊里。我印象特别深刻，整个侦查阶段，每一次开会，省委书记令狐安都在。中纪委那位副书记在那里比比划划的，催着他把这个案子破了。等好不容易一天的会开完了，轮到令狐安讲几句话了，令狐安就说了这样几句话：哎呀，我说抓经济吧，老百姓就说是腐败，我也不知道抓什么好；到底说是两个问题呢，还是一个问题呢。令狐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云南的经济不行，他认为经济是主要问题，而且按照他的调子，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以上，都认为社会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老百姓就说是腐败问题。到底哪个是重点呢，令狐安也有点说不清。但是，中纪委副书记在那里比比划划的，令狐安也不敢说话，令狐安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兄弟似的。令狐安发言，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说不能自毁长城，红塔山不能搞倒。令狐安讲完这个之后，中纪委副书记看上去还有点不高兴。查老褚这个案子的时候，发生过老褚想到越南去的一件事。当时，老褚要去越南这个事，是要从越南河口过去，他究竟是不是要过去咱不知道，是不是要偷跑咱也不清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老褚连丝毫逃跑的迹象都没有。那时候，因为老褚的小舅子马建华、小姨妹马静芳，还有他的女儿，都抓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去了，亲属都被抓了，只剩下他自己，只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审查出来。抓的他的那些亲属，都是有人要烟，给他们送了钱。因为这些人被抓掉了，那年春节，应该是1995年的春节，老褚就闷闷不乐，就想着出去逛一逛。当时有一个跟老褚关系处得不错的女记者，之前很多宣传老禇的文章都是她写出来的，她就提出来到越南河口去看看。他们就到了河口，既然到了，就想着过去看看。你知道河口那边，出去很简单，只有一条河，一道桥。他们在办手续的时候，因为所有要控制的人，武警都是要用脑袋记住的，有一个武警，一看照片，就发觉不对，这个人像是褚时健！然后就一级一级地把电话打过来了。云南省委这边，接到电话的是刚刚上任的政法委书记，他就慌了，他认为老褚是重点审查人员，如果跑丢了就麻烦了。他就急忙给省委书记报告。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高严。高严有个特点，当时还没有星期六休假一说，只有在星期天休息，在星期天，任何人都找不着高严的，因为他关机，这是他的习惯，到星期天你甭想找着高严在哪。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是刚刚提拔上来的，没有省委书记、省长表态，他不敢处理这个事情，他如履薄冰。他找不到高严，他甚至找到了已经退休了的普朝柱、和志强，但是这两个人都不置可否。最后他还是找到了高严，好像是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早晨才找到的。找到高严之前，他先给边防武警下令，不能控制起来啊，因为褚时健还有人身自由，姜就给边防武警说：第一，不能给他办出境的手续；第二，要内部控制起来，褚到哪去，要随时跟踪。那几天里，我去给省检察长汇报事情，我看到他在打电话，他说没有办法，就先监视居住吧。实际上，就是说把老褚监视居住。当年，反正我参加褚时健的专案以后，开始审讯老褚以后，都是令狐安参加的相关会议。那时的省委书记已经不是高严了，他调走了，令狐安是接的高严的班。褚时健的案子，应该是高严拍板采取的强制措施，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省检察长肯定是要请示省委书记。老褚没能过去河口，回来之后，就不敢放了，因为这里有一个内部监控的问题。有一次我去云南省高级法院，省高院院长告诉我一件事，他说那些年省高院没钱，他们要做一些装修，是要改造一下法庭什么的，说好了的，要问老褚要80万，老褚早就答应了。等见了老褚的时候，那时老褚已经被审查了，老褚就掉眼泪了。为什么掉眼泪？就是高院院长的一句话，勾起了老褚的伤心事。当时，高院院长对老褚说：我们大家都希望你没事，但是，你要遵守纪律。老褚听了，就哭了，他说自己辛辛苦苦的，干了一辈子，亲属都被抓了，当时只有他的保姆还在。那年他走到越南边境，有关部门怕他出去，就给他升级了，给他弄了个监视居住，把老褚弄进一个小别墅里。还给他弄了个台球桌，之前老褚是从来不打台球的，省检察院的一个处长就天天陪他打台球。“开始查褚时健的案子是在什么时候？”我知道关于这个外界有各种传言，Z先生作为专案组核心成员，当然是最清楚的了。“应该是在1995年。当时我们就看到令狐安这边，整个云南省委，对褚时健的案子都不感兴趣，是中纪委副书记带人干的，他们不得不为。这个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当时我听说，中纪委副书记指着令狐安的鼻子说：对老褚这个事情，你们的态度不能暧昧啊！这个副书记和令狐安的父亲是老同事了，令狐安还是他的下一辈，不然，省委书记毕竟还是省委书记啊。”“当年褚时健的案子，是怎么引发的呢？”当时是河南那边要云南的烟叶，老褚没给面子，就得罪了河南。河南那边知道马建华受贿的事，比如有人送他金条啊，送这个送那个啊，就举报了，之后中纪委就拍板开始查。至于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其它内幕，我不知道，就表现出来的，那位中纪委副书记，看上去就是非把你老褚搞掉不可。后来老褚的案子判了以后，这位副书记年龄也大了，到政协去了，连个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云南人民知道了，一片欢声鼓舞。他查老褚的案件，本来应该升官的，后来反而下去了，云南人民个个都高兴。“你现在怎么看褚时健当年的案件，还有他这个人？”我觉得在平常人看来，办案人员因为了解涉案人很多见不得光的事，对其基本不会有什么正面评价。但Z先生的回答，还是让我多少有些意外，他说：“褚时健对90年代云南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当年中纪委那位副书记说，谁在老褚那个位置上，都差不多，谁都能干。但是，这样说人家，是你不服气，后来人家出狱后种橙子，又成功了，这个你该服气了吧。老褚是有他做企业的经验的，是有他的思想精神的。当年他在卷烟这件事情上，为云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多大利益啊，为我们国家的卷烟工业贡献很大，利税在那里呢。一句话，他有功。但是案子本身，他永远脱不了。他的贪污问题，永远脱不了。受贿他都说得清清楚楚的，还有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句话，功劳有，贪污确实也有。一码归一码。”“我听说当年本来是要判褚时健死刑的，是云南高院的院长有不同意见，是这样吗？”我问的这个问题，尽管外面有各种说法，但很少有人真正清楚。Z先生说：“我听说是这样。高院不同意。当年办这个案子，我们最后一次去给中纪委汇报，汇报完了，省检察长把我们带到最高检。当时最高检的常务副检察长正在忙一些事，他说给你们十五分钟，我们省检察长说了两分钟，然后让我概括着说了五分钟。之后，最高检的这位副检察长说：算了，这个人判死刑也不合适，老百姓也不高。后来在法律上，说是老褚揭发了一个人，受贿100万。但是这个人好像是某个人的亲戚，没能查下去。那年世博会开完了，那位中纪委副书记要来云南看看，住在宾馆里，他要见我们，我们就去了。我们把案件给他完成了，那次去见他，他不但没有一句表扬，还把我们给骂了一顿。当时见他，吹了一些牛，吹着吹着，他就问：那个事是个什么事？听到他问这个，我就不敢吱声了。当时审判褚时健，褚时健在法庭上说给了这个中纪委副书记的儿子100万。这个事我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是个骗子，说是副书记的儿子。在法庭上，被告人说话时我不能说，律师说话时我不能说，审判长说话时我也不能说，得给我机会我才能说。其实，在法庭上，我把这个事情解释一下就行了。褚时健说给了这位副书记的儿子100万，他这么一说，法庭上一下子就热闹了。而且旁听的，都感到解气。当时省委书记令狐安和省长李嘉廷，都坐在法庭后面的小屋里头，看着录像呢。法庭上，等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给忘了，结果就没有解释，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褚时健在法庭上揭发了这个副书记。我相信，纪委领导也是要问这个副书记这件事的，问他，他也要解释一下，他当然不高兴了。那次见他，我们挨了骂，垂头丧气地走了。临走时，这个副书记也说，老褚揭发的那个人，不但没有搞下去，那人还升官了”附：据国内主流媒体资深人士考证，那位一定要搞掉褚时健的中纪委副书记是侯宗宾，他的前一个职务是河南省委书记。褚不给河南面子，没把烟叶卖给河南，其女儿却在河南收钱。河南人向老书记举报当然管用。侯宗宾和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的父亲李东冶（令狐俊文，当过冶金部长），是同时代的老革命，所以在令狐面前才那样硬。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资历不如侯，故而侯的话事权很大。褚时健风云褚时健是一个极为出名且富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留下了很多神奇的故事。时代把他推向巅峰在一些观念当中，企业家无论生长在什么样的年代，是何种政府制度下存在，他都是企业的产物。不过，即便如此，能够做到名声在外的人其实也不多，要说一个人“神奇”，也要从他的方方面面看起。褚时健其实也没有跳出过这个框架，他有过辉煌，也有过没落。不同于经济狂奔式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带，西南的企业想要真正崛起，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而云南和贵州，红塔山和茅台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一家将香烟的销量冲上了亚洲第一，而一家将酒的价格卖到了全国第一。带领红塔山冲出重围的，便是褚时健。在他人生的前半段，褚时健从源头把控香烟的品质，将这一款有害健康的产品推向了全国。不得不说，中国所有烟民，一定听说过红塔山。1979年，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那会的他已经51岁了，可当时卷烟厂的效益并不好，员工懒散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卷烟在市场上也压根没有什么知名度。褚时健要面对的，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在当时很多人眼里，褚时健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他刚刚上台，便直接砸掉“大锅饭”，实行责任制，专门从英国和美国进口一些先进设备，通过改变烟草种植的方式来控制质量。当然，褚时健能在烟厂力挽狂澜，并不是他本人的单独努力，他也需要机遇和政府的政策。1988年云南地震，使得中央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这也就带来了“钱袋子”被放开。玉溪卷烟厂此前本来就有着很深的积累，赶上这样的机会后，更是扶摇直上，一度成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超大型企业。当时全国香烟品牌的前三名，都是从玉溪卷烟厂走出的。红塔山这个品牌在国内高档烟草的排行中，更是直接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份额，褚时健从此被人熟知。红塔集团飞速增长的同时，国家也获得了大量税收，991亿的税，充分说明了卷烟厂的效益。不过，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也仅仅局限于那个年代，时代在变化，过去的总会被更新换代。褚时健也是这批企业家当中的一个缩影，他凭借着机遇一路高歌猛进，学历不高的他，也凭借着极为朴素的思想成名。但不久之后，褚时健就出事了。褚时健带领玉溪卷烟厂冲了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他自己也变坏了也是不争的事实，他的罪名，是贪污。因为烟草专卖制度，也让褚时健和他手底下的员工抓住了空子，在上世纪90年代，一条红塔山香烟出厂价大概是40元到50元之间，转手就能够卖到150元的价格，这中间的利润，可想而知。褚时健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也使得他的妻女和其他亲属同样如此，他们纷纷将玉溪卷烟厂当成是自己的“私人金库”。因为褚时健“烟王”的称号，他的妻子马静芬也被人称为“烟草皇后”。背靠着丈夫偌大的公司，马静芬也没闲着，她多次收受贿赂，这些和褚时健到底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只有他们夫妻二人真正知道了。而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更为膨胀，她自然知晓父亲的权力，爱慕虚荣的内心，让这位“烟草公主”没能抵挡住诱惑。她的受贿比较夸张，那数字，别说是九十年代，就算放到现在，也是骇人听闻的。后来，褚映群在里面“自我了断”。这也成为褚时健永远的痛。褚时健的律师马军说：“1995年的一天，我接到褚时健的电话，叫我赶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双手，哭起来了，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褚时健一直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当初女儿早就劝他退休，可他一直想着多干干，把厂子再做大点，后来他后悔说，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早点退休，也不会害了姑娘。马军回忆，那年中秋节，褚时健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电视，悲惨得很。褚时健一家褚时健被人检举揭发，发生在1995年2月。咋回事呢？那是来自河南三门峡、寄至中纪委信访室的一封匿名举报信：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先后给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礼品，其中包括金龟1个、金佛爷1个、金表1块及美元、金条等。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举报信不长，但反映的问题具体、详实。当年3月24日，中纪委有关部门派员到洛阳，从外围展开调查。洛阳市司法部门同时对林政志采取措施。林政志供认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取暴利的事实，并交待他多次给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90万元。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司法部门根据掌握的大量犯罪嫌疑问题，先后在云南、广东、海南等地收审犯罪嫌疑人马静芳、马静芬、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市公安局交警刘云、汕头市个体烟贩赖喜荣等人。经查，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他人批烟倒烟，其亲属从中收取大量钱物。为林政志、赖喜荣、刘云等人批供卷烟，其妻马静芬及其他亲属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尔后对涉案人员的住宅进行搜查，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百万港元，以及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的8处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