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未来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他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三大积极现象：出口结构明显改善；引进外资呈现连年增长；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带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态势越发显著。“尽管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但实际上我国这十年引进外资比过去十年要高，这五年比过去五年要高。”黄奇帆表示，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在于我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统一大市场，可以有效摊薄制造业的采购、研发、销售、物流、固定资产投资甚至人力等成本，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市场吸引的“销地产”和综合制造低成本的“产地销”两种外商进入中国的模式或原因。换言之，中国正以其强大的引力场吸引全球的资源要素。黄奇帆认为，未来至少还应推进三方面重大改革：一是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二是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三是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对于最后一点，他解释道：我们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要由现在的3:4:3，逐步调整为5:3:2。消费比重的提高，不是靠发钱，根本上要靠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需要由现在的43%提高到52%左右。实现这种分配格局的调整，关键是要做大中等收入人群，要使得现在4亿中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几年翻一番，由4亿多人变成8亿，低收入人群由6亿减半。*以下为演讲全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下一个“中国”仍是中国——在“读懂中国”年会上的演讲文

作者：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魏加宁数字化时代，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数字鸿沟”。现在把官媒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不到30%，而其余70%的人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于自媒体。信息来源不同，对形势的判断自然就会不一样。再有就是“年龄鸿沟”，现在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8%，但是占网民的比重只有6.7%。还有一个是“城乡鸿沟”，现在网民规模的城乡比例是5.91：2.11。第二个是“巨型分支”。《人类网络》作者马修先生有一个观点，即使大家都上网，由于同质性的作用，用中文来讲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会形成“巨型分支”现象：黑人愿意跟黑人聊天，白人愿意跟白人聊天。左派愿意跟左派聊天，右派愿意跟右派聊天。穷人更愿意跟穷人聊天，富人愿意跟富人聊天。第三个是“信息推送”。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大选那么分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据推送。你喜欢共和党我就给你推共和党的信息，他喜欢民主党我就给他推民主党的信息。不同的人接受的信息不同，就会对社会产生“撕裂效应”。第四个是“信息误导”。但是动机可能有所不同。有的人是出于善意，比如专家在解读文件精神的时候，往往是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角度选择性地进行解读。但是也有人是恶意误导。比如前面提到的冀朝鼎的故事。再有，斯大林当年往中国灌输“阶级斗争理论”，其目的是撕裂中国社会，国共之间打的越激烈越好。还有一种误导是为了“自保”。一些人为了“保饭碗”，但我想提醒的是，很有可能你们的饭碗保住了，但是饭没了。比如19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就不说话了，1958年看着人们瞎折腾，到1959年开始饿死人——每个人的饭碗还在，但是国家的粮食没了。所以，信息误导现象值得注意。第五个是“信息茧房”。现在信息社会，很多人都只看自己喜欢的信息，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信息茧房”。最典型的就是微信群，新组建的微信群还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争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分歧会越来越小，有不同意见的人，要么是自己退群了，要么是被群主踢出去了。结果是每个群里内观点高度一致，但是群与群之间严重撕裂。还有的人即使人在国外，但看到的仍然只是“简中区”的信息，形成放大了的井底之蛙现象。现代信息社会，接触的东西还是多样化为好，太窄了是不行的！恐怕是要先博而后精，甚至还有可能精了以后还得再博。第六个是“信息涟漪”。近年来，一个地方出什么事情以后很快就全国都知道了，甚至连国外都知道了。农业社会看重的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工业社会社会比较重视单位缘、企业缘。但是到了数字社会，更多的是看“线缘”——在线与否，“观缘”——三观是否一致。现在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从“价值投资”转向了“价值观投资”，比如ESG，“友岸外包”等等。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民主化、法治化作为前提的话，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逆数字化”的思潮。首先，我都讲了几个信息不对称现象。一是内外信息不对称，我们是封闭型的信息市场。二是左右信息不对称，我们是单边型的信息市场。三是上下信息不对称，我们是回音壁式的信息市场。四是前后信息不对称，我们是循环型的信息市场。什么是危机？危机就是暴露短板。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现在商品、资金、人员都可以自由流动了，但唯独信息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就会出现危机。其次，现在的统计数据已经是“元宇宙”了！很多数据都是虚拟的，互相欺骗。有央企中层领导让年轻人收集一下相关数据，看看到哪个地方能够投资？结果年轻人收集上来的各省财政状况都非常糟糕，报给中层领导以后，因为还要往高层领导报，于是中层领导就只好说干脆挑点儿好看的数字报吧！所以说，我们的数据都已经被“虚拟化”了。再次，统计数据事关国家存亡。二战结束时，日本发生粮食危机，预计会有一千万人饿死的风险。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向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求助，请求进口450万吨粮食。但是后来只用了70万吨粮食就把粮食危机给解决了。麦克阿瑟知道以后勃然大怒，说你们怎么能够这么欺骗我们？！吉田茂首相答复道：如果日本的统计数据是完备的，就不会有这场战争；即使有这场战争我们也不会失败。这说明，统计数据准确与否事关国家存亡。最后，关于统计制度。改革开放初期，当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要翻两番的时候，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不认可，认为不可能，理由是基数太大等。唯独孙冶方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论证：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做保证，认为翻两番是可能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孙冶方，跟他说你这篇文章写的很好。可孙冶方的回答却是：“希望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我当年不敢相信：一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最后一次机会见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时候，我想他一定讲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他偏偏讲了一个最基础性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三年困难时期”会饿死那么多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粮食统计造假。为什么孙冶方先生临终前要提醒中央要高度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因为孙冶方先生50年代是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他深知我们统计制度的毛病。2014年《财经》杂志约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统计制度改革的文章。但是很遗憾，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数据不准确，如何正确判断形势？最后，在统计数据不靠谱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一些民间指数来判断形势好坏？比如说，股票价格走势，汇率走势，还有裙摆指数，口红指数，出租车指数，行人走路速度，甚至摩天大厦指数等，都可以用来进行形势分析。来源：中国企业报

AI，称“数字代理背后的AI赢家可能来自大科技公司或初创公司，这是一个50-50的概率”，并表示对Inflection等几家初创公司印象深刻。此时，Inflection

随着泡沫瞬间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对此，日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吴敬琏在“泡沫和通缩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日本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折。先是日元大幅度升值，然后是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飞涨和泡沫经济的极度膨胀，最后随着泡沫瞬间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这一时期起始于1985年。当年9月，经过长时期的艰难谈判，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五国集团”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协议，约定通过它们的协同行动，实现日元、德国马克等“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有序升值”，以纠正美元高估和全球金融系统失衡。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迅速从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上升到1美元兑200多日元。1986年1月，又突破广场协议谈判时日方认为可以接受的200日元，并继续奔向战后汇率的新高点。这时，日本当政者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作为日本经济支柱的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出口产业认为，日元升值将会损害本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因而表现出对自民党政府支持日元升值的不满。另一方面，广场协议生效后，美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降低仍然居高不下的日方经常账户顺差和美方经常项目逆差。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前日本中央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中曾根提供的策论报告也被称为《前川报告》。虽然这份报告1986年4月7日才正式发布，但在此前5个月紧锣密鼓的研讨过程中，它的基本内容已经被日本政府的领导层所接受，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内容，是实现由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的“结构转换”，以便满足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和安抚日本国内的不满。为了扩大内需，《前川报告》要求“财政金融应承担起重要责任”。于是，日银和大藏省闻风而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的一年时间里，日银5次下调央行再贴现率，从4.5%下调到历史最低水平的2.5%。这个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日本政府在1987年5月推出了“紧急经济对策”，以5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加1万亿日元的减税进行高强度的财政刺激。在空前未有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迅速上升。到1989年底，日本全国土地价格总额高达2400万亿日元，是当时日本GDP的6倍，也是国土面积达日本26倍的美国全国土地价格总额的2.9倍。日经平均股价仅仅4年多的时间股价上升了3.1倍。早在1987年就有日本有识之士指出地价和股价“高烧不退”，只是虚幻的“泡沫”。但是，当时日本大多数人都沉浸在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1991年甚至达到美国人均GDP151%的“日本第一”乐观氛围之中，没有人理会这一警示。加之习惯上作为通货膨胀表征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稳定在1%左右的低水平上，这就使宏观当局更加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实行将会拖累GDP增长的紧缩政策。直到1989年年中，有关当局才取得共识，决定进行政策调整。日银从1989年5月31日到年末三次调整利率，把央行贴现率从2.50%提高到3.75%。1990年开年时，日本舆论还认为日本经济仍将沿袭过去5年的成功路径，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兴旺发达。然而，1月4日，新年第一个交易日，东京股市就突然崩盘，日元也开始暴跌，接着来的是1991年地价势不可挡地滑落。由此，开始了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对此，日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从政策角度着眼，可以把不同的观点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观点是，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发生于广场协议签订5年之后，其间隔着一个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而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又只能归因于宏观当局对日元升值的过度反应。长时期地实施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靠高杠杆支撑的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和泡沫经济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后来的泡沫爆破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其实就发轫于此。与此同时，在国际论坛上还发表了一些探究在广场协议中处于与日本类似地位的联邦德国经济和经济政策的著作。早在广场协议达成以前的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合政府就摒弃了上一任政府采取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导向政策，循着秩序自由主义的路径，实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所以面对西德马克升值的冲击，他们没有采取日本宏观当局实行的那种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而是进一步推行供给导向即改善供给环境的政策，包括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扩大开放、降低社会支出等等。这一系列政策由于激发了市场的经济活力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到1986年末，联邦德国重新回到现代工业国的第一梯队，人均工业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总额也超过美国和日本等顶尖国家。1988年和1989年甚至成为20年来经济最繁荣的年代。由于日德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结果也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进行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日本本身，而应当把从这项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和启示运用到更大范围中去。首先，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体制、产业政策、外贸路线、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常常不时出现某种程度的重合。由于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似的挑战，日本过往的经验和教训就对中国处理自己的问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以本世纪初期关于汇率改革的那场争论为例，2005年，中国进行了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央行不再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干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改革的第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8.27元一次性升值2.1%到8.11元。在进行这次改革之前和之后，国内对改革的正当性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不赞成央行逐步取消对汇市的常态化干预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论者以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教训”作为主要论据，认为日本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签署了广场协议并听任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的长期经济衰退。另一些论者断然否定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广场协议做出的安排有利于纠正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状态，也有利于推动日本进行强化竞争的市场化改革；而日本上世纪9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则是源于日本宏观经济当局企图用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景气，推动了资产价格暴涨，最后以泡沫必不可免的破灭和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告终。我本人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我很想知道日本有关专家的看法。广场协议谈判时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的日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行天丰雄先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前一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本陷于“失去的十年”，并不是源于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而是由日本有关当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失当造成的。其次，日本以“强化竞争、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旨在摆脱过去基于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对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和我国2015年提出作为经济工作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比较时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上存在不少区别。不过无论如何，两国各自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在改革制度架构和监管体系这一点上还是存在交集的，因而无论日本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历史渊源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他国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绝不能照搬照抄。然而，他国经验中往往又蕴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20日）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转自：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

说实话，教育思想的转变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一直很难。

作者/蔡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导语：国家统计局1月17日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我国迎来人口拐点。2022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年末城镇化率为65.22%。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且人口负增长，将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以下转发蔡昉上个月在搜狐财经峰会上的演讲，供朋友们参考。今年或者明年开始，中国就将进入到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总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会相对加快，其对供给侧的冲击还会加剧，潜在增长率还会下降。我提出“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须用高预测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达到中预测方案的实际增长潜力。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冲击还在于需求侧。随着人口总量下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将减慢。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一过程既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生产率。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还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