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写了三回过元宵节，分别在第一回、第十八回和第五十三回。这三次过元宵场景和参加的人物各不相同，而所表现出的大悲悯和幻灭感是一样的。尤其是在烟火绚烂、万家团圆时，悲剧或悲兆更让人有一种命运无常的叹惋。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汉高祖故里“八娃母”的事件发酵持续之久，影响面之广，超出了我的预料。据以前对此类事件的观察，我猜测一周左右应该平息，特别是这事爆出来后没几天，就是春节长假，节庆气氛大约会使这个话题的热度逐渐降温。哪想到春节长假后，此话题因为彭城官方的骚操作，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推波助澜，舆论的声浪越来越高，延续到元宵节还未有消停的意思，眼看着冰雪盛会就要闭幕了。在我的印象中，以互联网为社会信息传播主流方式以来对公众情绪的刺激和集合程度，这一事件超过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江西宜黄拆迁案、浙江乐清钱云会死亡案，必将在中国传播史乃至社会学史上写下一笔。我想原因大概是这件事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极大地触击了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引发物伤其类的担忧与愤怒，再加上年轻一代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超过前辈，而妇女被拐卖的个案在社会议题上的相对安全性，也使更多的人敢于发声。一个公共事件能引发社会的关注度，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看这事究竟能和多少人的认知、生活经历具有关联性。“八娃母”的核心议题是女性的人身安全——这是每个人最为基本的权利，是其他所有权利附着于其上的“皮”。当一个女子在光天化日被拐骗、被强暴、被囚禁、被生子........其他人世间女性可以享受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故而网上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虽然你是都市里白领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条件优渥，你和“杨某侠”的差距只差着一闷棍，在董某民这样的老光棍眼里，你的价值就是能泄欲、能生娃。——此类文学色彩甚浓的语言感染力很强，激发了许多人尤其是女性唇亡齿寒的痛感和恐慌。因这个案件，网上流传了好些明显经过加工的拐骗故事，我昨天在朋友圈里说，有些像是网络时代的“叫魂”了。此事件涉及到女性权利保障、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底层男性青年的出路、精神病患者的保护和管理等诸多问题，引发社会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人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每个人由于生活经验、教育程度、思想深度等方面的差距，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必定是形形色色、深浅不一，更多的是情绪表达，当然也有较具理论色彩的分析与判断。我的朋友彭远文在昨天写了篇文章《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对其中一些说法我表示赞同，也能理解在四川乡村长大的远文兄对一些人看待和分析乡村的视角和论调不舒服甚至有些愤怒——我生长的湘中农村和他的生长环境高度相似，且都是70年代生人。我觉得不同生活经历的人看待同一事件的视角不同，应属正常，就像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肉身进城已经三十多年了（而且是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对城市生态的理解和认识仍然有隔膜和不适感。远文在他的文章中也说了：有那么几天我很愤怒，觉得城里人的“关心”是一种伪善。后来想想，因为生活阅历、知识背景、职业身份的不同，要互相理解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我看到有人对宠物自称“爸爸妈妈”觉得特别扭，现在我自己养了，说起来很是自然）。”一个知识人既要警惕因学识带来的理论上优越感，也要防止因生长在某种文化环境里而以为对相关话题更有体察能力的自得，殊为不易。话题回到“八娃母”上，有不少人将对杨某侠遭遇的同情和愤怒发泄到乡村人（至少是乡村大龄男）身上，一些地方解救被拐卖妇女遭遇到同村、同族人阻止的旧闻被挖出——必须承认这些是存在的，但这种小共同体参与的作恶不分城乡呀。拉美城市贫民街区的青少年聚众作恶还少吗？美国因种族问题引起骚乱好些人参与打砸抢，侵犯无辜者的权益，总不能说因为如此就让某个街区或某座城市消亡吧？贾平凹的一段话遭到舆论猛烈的抨击，我在前两天的一篇文章《风声｜如果光棍李逵没上梁山，能不能阻止他“买妻”？》谈了我的观点：贾平凹在介绍《极花》时曾说：“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段话在近期招来猛烈批评，但我以为，不能从字面理解为贾平凹对拐卖妇女现象持同情态度。作为作家，他只是用笔写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认同“事实存在是合理的”。我不相信贾平凹会认为“买媳妇”这种现象存在即合理，而为拐骗等犯罪行为辩护。作为一个乡土作家——他虽然生活在“废都”西安大半辈子，但他的灵魂和精神似乎还没有“进城”——贾平凹对村子消亡有些挽叹，从情感和审美上可以理解，但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村庄大面积消失是一种进步，更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才有利于增进全体人类的福祉。事实上，很少有整个村庄因为光棍多而消亡，因为总会有那么一些青年能娶上媳妇延续血脉，即便一个穷家庭兄弟五、六个，都娶不上媳妇全部打光棍的不多。真正能使村庄消失的在古代是战争或自然灾害，兵燹之祸中往往玉石俱焚，有幸存者也逃难到他乡，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太平军和清军的战争，在东南一带就造成村庄变成“无人村”。而在今天，则是城市化的加速，年轻一代进城工作、定居了，等老人凋零，村庄就自动消失。这有什么可觉得悲伤的呢？只要单个的人生活得更美好，他在那个地方落脚有什么关系？苏轼说过：“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墨妙亭记）。”村庄亦如此，我曾将现在的地图和我家的族谱、道光年间《宝庆府志》、光绪年间的《邵阳县志》比照，发现在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宝庆地区村庄增加的速度惊人。原因是未受太平天国运动深度波及，石达开围宝庆只是短暂的几个月，未造成对乡村的大破坏，而当时人口增长数量快，于是不断向更偏僻的山区开垦荒地，营建居民点。我生长的村庄，第一栋房屋在光绪年间才有——五世祖养大了5个儿子，原来的村子安置不下，便越过山坳到现在的地方建房子，形成村落。可以预料，我的村庄在将来的50年内会消失。——日本已经发生的事，即乡村居民点大量消失，正在我国发生。我去年在《财经》新媒体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当一个个村庄消失，请不必忧伤》，可参看。许多大龄男娶不上媳妇，除了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外，本质上是个贫富差距问题，而不仅是城乡差别问题，只是今天中国乡村居民的收入普遍少于城市就业者，贫富差距的真问题被城乡差别遮蔽了。就算将来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底层男青年依然娶妻很难，譬如董某民那7个儿子进城定居，就能都找到媳妇？只是在城市里，单身大龄男所受到的社会压力小于农村的熟人社会。再说说拐卖妇女这种恶劣案件引发的社会恐慌问题。这些天李杨导演的《盲山》再次刷屏，向这位有着强烈社会关怀的电影人致敬。有人把他和另一位同为陕西籍的导演张艺谋做对比。作为大国第一美容师的老谋子当然很精明，最新的作品是各大官媒争相夸赞的“燕山雪花大如席”，但老谋子也拍出了《活着》那样伟大的作品，可无法公演，趋利避害而发挥高超的美容技能，我以为不必对其苛求。拐卖妇女是伤天害理的犯罪行为，毋庸置疑。但应当承认近些年爆出的拐卖妇女（也包括儿童）案件多是二十来年前或更长时间以前的“存量”。中国过去四十多年走过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阶段，几乎浓缩了西方几百年。我上大学在33年前，那时候中国社会之贫困，给现在的城市长大的青年一代说，很多人恐怕无法相信。我所生活湘中农村贫困，更不用说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这也是那些年被拐卖的女子多来自云贵川三省的山村的重要原因，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东北地区被拐卖的女性就少得多。这些年拐卖妇女的现象不是说没有了（即使经济文化再发达，也难禁绝这种犯罪行为），但比上世纪90年代少得多，除了通讯和社会管理技术手段先进（如遍地摄像头，人人有手机）外，经济的发展、大面积消除贫困也是重要的原因。马萨、铁木去“小花梅”老家实地寻访的文章佐证了这点，因为老家的日子好过了，不少远嫁到苏北、鲁南女子回来探亲就在娘家住下不返了。我在2016年9月应南方电网的邀请去走访了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部分村庄，对当地扶贫有那么一点走马观花的认识。维西和“小花梅”的老家福贡县隔着碧罗雪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情相近。眼下的扶贫成果还是脆弱，一有点波折就可能返贫，长远来看得是整体居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和产业的发展（可参见我的旧文《我的山寨笔记：澜沧江边

我喜欢北京的雪，下起来没有南方的温柔纤细，也没有陇原的粗粝豪迈，而是不紧不慢，从容大气，一如这座古都的气质。

从春节前到春节后，汉高祖故里“八娃妈”的新闻热度不减，当地有司使出浑身解数，一稿再稿，乃至三稿四稿，依然无法取信于公众。大概对社交媒体上喜欢饶舌的人，只能采取必杀技，“应删则删，能封就封”。在微博上多嘴的我，享受了“休假式闭嘴”待遇。也挺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看书，练练字，三稿四稿——但我可没才能也没心思去做福尔摩斯式的编剧。这一事件引发的热议中，有一些人认为要尊重中国乡村二十多年前的现实，不可理想化地用现在的经济、法治、文化标准去衡量历史。这没错，我们不能对秦皇汉武时代的人，讲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然而，我想提醒的是，高祖故里的那件事，不是历史，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可怜的“八娃妈”还活着，还在苦难中。即便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尊重当时乡村的经济和法治水平，我依然想问一句：谁有权约束一个疯癫的人？董某民是合法的主体吗？我在湘中农村长大，对乡村里放任不管的精神病患者给他人安全带来的威胁深有体会。少年时我们邻村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叫“毕癫子”，常常梦游似地行走在山道上，好在他不伤人，但那副蓬头垢面、自言自语的模样，让小孩子远远看到吓得飞也似地逃跑。哪一家人有个疯癫的人，是其父母最大的负担，日夜不得安生，至死方休。如果是“武疯子”，那更麻烦了，一旦出去伤了人，就是大事。那时候多数农家没有条件把疯癫的人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对“武疯子”往往采取“土法约束”的办法，比如给其套上铁锁链，栓在家里，让他不能出去伤害别人。能管他一日三餐不饿死就行了，至于人的尊严，顾不得了。对这样的“土法约束”，大多数人能理解，如果今天的人质问为什么不花钱送其住院治疗，庶几近乎“何不食肉糜”的腔调。但对此行为旁人不觉得残忍是因为认可其父母（如果成婚后才发癫就是其配偶）有权这么做，用法律名词来说，因为父母（配偶）是合法的监护人。这样做是不得已，为了公共安全。当然，如果监护人对疯癫者的约束超过必要强度，采取虐待和伤害，仍然是违法的。且将话题回到高祖故里的“八娃妈”铁链锁颈。就算彭城有司第一份通过所言“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以及某人独家爆料说“平时铁链子不是一直都栓着的，而是她发病的时候才栓”，这些说法都是真的，那么董某民有权这样做吗？我认为没有，董某民不是“八娃女”的合法监护人，就算有当地民政部门颁发的一纸婚书也是非法取得的。——对当地民政部门与董某合谋的事，纪检监察部门应该有个交代。偷窃或霸占来的权利不是权利，不管偷窃、霸占多长时间。她被拐卖，在心智不正常时被“捡到”（其实就是霸占，把她当成一个“物”），与董某民“结婚生子”，都是一种持续伤害的后果，其被铁链锁颈，当然是持续的伤害。“八娃妈”被伤害的重要后果是几个孩子，这是既成事实，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可施害者董某民特别是用国家权力为施害行为背书、漂白的当地的工作人员，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以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为由，无法替董某民的行为辩解。打一个极端的比喻，即使在蓄奴合法的古代，只有主人才能惩罚奴仆（和传统社会里父母对未成年孩子有惩戒权一个道理），别人把奴仆抢夺过去，他对奴仆的一切惩罚行为都没有合法性支持。好了，唠叨这些不愉快的事，还是赞美一下大好春光吧，书一副杜甫的五言绝句献丑。老杜漂泊西南，衣食匮乏，尚能苦中作乐，何况今日我辈处在虽“八娃妈”亦不能减其华彩的大好时代。

一部《红楼梦》写了不少干过伤天害理之事的坏人。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写诸多坏人都有立体感，有其复杂性和多重面向，虽干了坏事却未必让读者痛恨，甚至对其有某种同情之理解。比如王熙凤非常狠毒，残害尤二姐用尽了手段，但她能干，在自己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也干了一些善事，譬如资助刘姥姥。若王夫人，逼得金钏儿投井自杀，赶走了晴雯，可谓冷酷无情，可她作为一个母亲担忧自己的儿子被漂亮丫头魅惑，尚有情可原。欺男霸女、好色骄纵的呆霸王薛蟠，还有豪爽仗义的一面。《红楼梦》中有一个人物则例外，他集传统中国社会男人种种坏品质于一身：虚伪贪婪、好色刻薄、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可谓“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这人就是贾雨村。从贾雨村审理某案件时对一位被拐卖少女的处置，可看出他真是人渣中的战斗机。——这位少女可是他恩人的女儿。《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江苏徐州丰县董集村杨某侠的遭遇经披露后，过了一个春节长假，舆情仍然没有平息的势头。正月初七节后第一天上班，网络上的种种质疑和批评意见似乎甚于节前。昨天夜晚11点多，“徐州发布”公布了一个通告，对这一事件做了官方的第三次说明。应当说，此次通告比较翔实，公布了许多细节，显示当地官方为此事做了工作量巨大的调查。然而通告甫出，就引发了网络上质疑的声浪，网友们从各个角度挑这个文本的“破绽”。微博上的网友“阁楼上的安妮”列出6点疑问，颇具代表性，兹贴图如下：

以国土面积和人口论，捷克是一个小国，它占地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然而捷克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大国。近一百多年来，捷克民族涌现了众多有着巨大成就和世界声望的文学艺术家。在音乐界有德沃夏克、斯美塔那、雅纳切克、约瑟夫·苏克等人；美术界有慕夏、塞尔潘等人；文学界的就更多了，中国人熟知的有哈谢克（《好兵帅克》作者）、卡夫卡、恰佩克、万楚拉、伏契克、塞弗尔特、米兰.昆德拉、赫拉巴尔等人，当然还有集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哈维尔。“一战”结束后，“散装帝国”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民族获得独立。独立后的百年岁月命运多舛。捷克地处中欧，恰好在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布拉格南至维也纳，北到柏林几乎是等距离，它夹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很悲催，就如春秋时期的郑国那样，不依附于晋国，就臣服于楚国。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长期处在很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却有利于各种思想和文化艺术的交汇融合。或许是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使捷克的文学有着独特的、辨识性非常强的风格，具有讽刺力度和批评性是其文学的一大特点，但不仅仅如此，读捷克作家的小说，往往能感受到冷嘲中的温情，荒诞中的深刻，幽默中的悲悯。上世纪90年代，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风靡中国，其对“媚俗”的批判引起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有研究者说将“Kitsch”翻译成“媚俗”是不准确的，后来许多人以音译“刻奇”代之。刻奇，更多的是一种“自媚”，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貌似精美、实则廉价的情感认同和抚慰。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这是“灵魂的虚肿症，是傻瓜的俗套逻辑，是一个人在具有美化功能的哈哈镜面前，带着激动的满足看待自己，将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把它乔装起来，甚至连自己都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流泪，并且容不得任何个人主义的怀疑和嘲笑。”哈维尔屡次举一个案例来分析后极权时代人们在恐惧下的一种生存术。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语是上头和蔬菜水果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贴上，否则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懂得自己该做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这种贴“平安符”的行为最初是为了自保，但时间一长对许多人而言，就是一种习惯性的表态，已经超越恐惧，甚至达到一种自我感动的层次。这就获得了刻奇效应。捷克的文学、音乐、美术的成就，也使其电影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许多影片从捷克文学家的名著改编而来，如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曾侍奉过英国国王》。捷克电影和其文学具有相通的特质，即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充满着黑色幽默、政治影射和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前不久看了一部由扬·斯维拉克导演的电影《给我一个爸》，很爽，充溢着捷克式的幽默、冷嘲和温情交融的风格。我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是：老毛子在欧洲人心中的形象真是糟糕，包括他们的斯拉夫兄弟捷克。这部电影里许多桥段反映了捷克人对苏联的厌弃、憎恶，“辱俄”在捷克的生活细节中处处可见。电影的时代背景设置在1988年，捷克“天鹅绒革命”的前夕。55岁的大提琴家卢卡（和哈维尔一个世代，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力）生活在布拉格，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母亲留守在乡下的小镇。因为弟弟偷渡到西德，卢卡受到牵连，被国家爱乐乐团开除，他只得四处“赶场”参加葬礼演奏哀乐挣钱，余暇去墓园清洗、修饰墓碑补贴家用，过得捉襟见肘。但窘迫的生活掩盖不住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狂野，在演奏哀乐时，他时不时用弓弦撩拨女歌手的裙摆。卢卡一家人很痛恨俄国人，他发誓不学俄语。然而，为了还债和买一辆轿车，他不得不接受掮客的介绍，和一位带着五岁男孩的苏联女子娜杰兹达假结婚。娜杰兹达的姑妈早在捷克定居，她通过和卢卡结婚取得了捷克国籍。婚礼后不久，娜杰兹达持捷克护照跑到西德去了，滞留不归，而留下了儿子柯利亚。——当时只有把儿子留在捷克做“人质”，捷克边防当局才可能批准她去西德。苏联女子和东欧国家的国民假结婚做跳板去西方国家，在那时候应该时有发生，卢卡惹上了麻烦，捷克的政治警察怀疑他假结婚牟利。更麻烦的事还在后头，因为他是柯利亚法律上的继父，掮客把柯利亚送到他家。本来他想等柯利亚在他家睡上一夜后，他再将其送回小男孩的姑奶奶（即其母亲在捷克定居的姑妈）家，可接到消息男孩的姑奶奶去世了。于是，他不得不履行照看这位“继子”的义务。刚开始，生性浪漫、发誓不结婚的卢卡被这个小男孩烦死了，他和前来学大提琴的漂亮女学员刚上床，准备入港，好事被调皮的柯利亚打断。由于卢卡不懂俄语，五岁的小男孩听不懂捷克语，两人交流全靠比划。对天真可爱又无辜的柯利亚，自认倒霉的卢卡不得不耐心照料，出去到葬礼上演奏哀乐时也得带着这个“拖油瓶”。卢卡不时对着柯利亚类似自言自语地发牢骚。他第一次给柯利亚端来俄国茶，聪明的孩子有防范心，先不喝。卢卡说，这是茶（念作“qia”，应该是汉语的音译），你们俄国人喜欢喝的茶，别说你听不懂，我们都是斯拉夫人，“茶”这个词是一样的。国庆节快到了，居委会老太太叮嘱卢卡悬挂或在窗户上张贴苏联和捷克的两国国旗，说全居民楼就你家还没做这事。没办法的卢卡只得回家把两国国旗找出来并排贴到窗户上，明知柯利亚听不懂他的话，仍然忍不住抱怨说，我是个懦夫！去年我没鸟他们，但现在我这样不敢招惹他们了（因为假结婚挣钱心里发虚）。——这一幕，和哈维尔所说蔬菜水果店经理悬挂政治标语异曲同工。谁知道两国旗帜贴上后，聪明的柯利亚认出了苏联和捷克的国旗，对卢卡说，这是我们的，那是你们的，我们的更漂亮。——虽然用俄语讲，但卢卡理解了小男孩在夸自己国家的国旗，愤怒地说，你们的国旗就像内裤的颜色。然后噼里啪啦说了一通发泄对苏联和俄国人的愤怒。“其实你都懂得，事实是我们非挂你们的旗不可。曾经我们满怀感激地挂上你们的旗帜，但那是因为还不明白，你们老毛子都是恶棍。”“你们前进到哪，就停留到哪。”并向小男孩控诉自己曾在莫斯科演出时，行李被偷了。“不管行李还是土地，你们都偷。”渐渐地，两人之间情感发生奇妙的变化，柯利亚对卢卡产生了依恋，而卢卡也喜欢上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父爱被激发。当政治警察传唤卢克去警署审问他是否是假结婚，因柯利亚无人照料他不得不带上一起进审讯室，小男孩对卢卡的种种表现让警察看出这是无法假装出来的父子情，判断卢卡和苏联女子应该是真的结婚。柯利亚生病了，卢卡找救护车送柯利亚上医院，回家后又请自己的情人来照料小男孩。一次两人在地铁里走失，卢卡心急如焚，去站台找工作人员广播找人，最终有惊无险。“天鹅绒革命”发生了，卢卡载着柯利亚，飞舞着捷克国旗，走在大街上声援。柯利亚的母亲回到捷克来接儿子一起去西德，她千恩万谢对卢卡表示感谢，并送上一笔钱而被卢卡拒绝。在机场，柯利亚对送别的卢卡依依不舍，对他说，“爸爸，再见”，问爸爸什么时候过来看他。——卢卡没有给出答案，只是伤感地看着柯利亚和母亲消失在人群中，看着飞机腾空而起。这是个开放式的结尾，但十有八九卢卡和柯利亚缘尽于此，他们那段“父子情”只是美丽的误会，柯利亚和母亲在西德开始自己的生活，而卢卡的情人已怀孕，在等着他。这个结局或许是一种隐喻，寓示着捷克和俄罗斯的关系？对这部电影我还有两点感慨。一是捷克那样被苏联虐，经济发展停滞，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生活水准仍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很靠前，普通人家里有冰箱、电话，有私人汽车的也不少，市民喝啤酒、听音乐会是常态，普通人的葬礼肃穆、高雅。二是苏联当时作为世界两大强国之一，武力遍天下，可自己国家的公民，却要想方设法通过假结婚偷渡到敌国，这真是对强大苏联莫大的讽刺。俄罗斯人有着强大的弥赛亚意识，他们把自己当作东正教的守护者，更是斯拉夫民族的大哥，沙俄曾俨然以“第三罗马”自居，苏联继承了这样的帝国梦。为这个帝国梦，他们极力压榨国内的百姓，以支撑强大的武力在全球争雄，可是真正信任、敬佩他们的朋友在哪儿呢？那些他们声言要保护的弱小民族，认清他们贪婪的面貌，所感受的只是被压迫的耻辱。他们的斯拉夫兄弟如波兰、捷克（包括现在的乌克兰）感受尤深。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行霸道和诈术，是俄罗斯帝国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怎么可能换来好的口碑？因微信修改规则，请各位朋友点击文末“在看”或“赞”，方能下次收到本公号的群发。若将本公号设为星标，那再好不过了。】精彩回顾故乡往事

1911》/李德林

这是我连续在京过的第二个大年。今天已是大年三十，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年味儿，醒来后倚窗一望，小区和院外的的街巷，比往常反而更加冷清。枯树、残雪入眼，朝阳刚把一抹晨辉照射在楼宇的墙上，只有几只鸟儿还在叽叽喳喳地叫唤着，为这静谧的世界带来几分生气。没有疫情的叠加，北京的年味也是逐年减淡。“过年大于天”曾是中国人的执念——类似一种宗教般的情结。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样的信念在许多年轻人心中开始瓦解，而连续两年多的疫情，一些地方严厉得不近人情的防控措施，又强行把想返乡过年的游子阻挡在乡关之外。然而，总还是有一些远离故乡的人想方设法要回到老家过年，不是他们对故乡有多么顽强而深厚的情感，是因为老家还有自己的至亲：年迈的父母，久违的兄妹，盼望着父母归来的留守儿女........对故乡恋也罢，厌也罢，因为有亲人在那，不得不做归家计。年关前有几条返乡新闻被热议，是因为冲击了中国人的情感底线。有些地方的官员宁左勿右，层层加码，不分青红皂白拒绝游子回家以减轻防疫的压力与风险。多数官员只做不说，河南郸城县县长一番“恶意返乡”“先隔离后拘留”成为流传全国的金句，是因为他公然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北京的两姐妹，一位12岁一位5岁，在外婆的带领下回哈尔滨探望爷爷奶奶和太姥姥，车抵达哈尔滨的车站，但因为当地的防控措施，两姐妹要么在哈尔滨隔离14天，要么买车票即可回京。她们选择了后者，和前来接站的祖父咫尺成天涯，在站台上泣别。南开大学的一位学生回到老家甘肃平凉，2天后他就读的南开大学津南校区被确定为中风险区，当地官员催促其去宾馆隔离，且自费。该生家是低保户，父亲残疾，他以家里没钱支付回禀，基层工作人员让他去借贷。后来他的大学的辅导员得知后，解囊相助帮其度过难关。这三件发生在中原、东北、西北的回家难、难回家的故事，或许也发生在南北东西许多不为人知的村庄、小镇和街区。这些事看起来小，但足以载入史册，多年后以此来判断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文化、风俗在权力作用下的流变。无论是郸城那位在上海工作、说“枪毙”也要回家过年的男子，还是相携回哈尔滨看望祖父母的小姐妹，或是寒假回到甘肃老家的大学生，故乡对他们的吸引力仅仅是因为要和自己的至亲过年团聚。如果再过些岁月，他们在老家的父母和祖父母故去，或者毕业后在大城市里定居而把父母接过来，那么即使疫情早已过去，一片太平景象，地方官和铁路、民航运行商想出各种招数，呼唤在外的游子回故乡，恐怕也不知有多少人响应。曾因防疫严禁游子返乡的地方官，比如那位董县长已经退休，没准也进了大城市和儿女生活在一起。中国人的故乡，在不远的将来，大概是要集体消亡了吧。当然，未必是件坏事。中国古人写归乡的诗文汗牛充栋，我最喜欢的是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被贬谪在广东罗定县的宋之问，只身返乡。他渡过汉江将进入到南阳，离故乡（其故乡一说是山西汾阳一说是河南灵宝）越来越近了，心情却变得复杂而矛盾，与家乡亲人音讯隔绝日久，迫切想知道他们的近况又担忧会听到不好的消息。古代中国，交通和信息不便，游子归乡是一件无比艰难、充满着种种风险的“壮举”。一个离家许多年后的游子，攒够了盘缠，放下了谋生的羁绊，决定千里归乡。乡关渺远，越过一座座山梁，跨过一条条河流，经过无数的小径和村庄，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故乡。遇到的场景，很可能是：“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今日中国，公路、高铁四通八道，信息沟通已进入5G时代，古人归乡在行旅上的艰难已不复存在，可有一种阻挡归乡的力量比地理和信息上的阻隔强大得多。至少汉乐府中那位归乡的老兵，他家的旧宅没人拆除，更没地方官说他是“恶意返乡”。昨天下午，家姊在群里告诉我们几个在外省过年的兄弟，说小奶奶凌晨过世了，问我们要上多少钱的祭礼由她转奉。这个消息让我心里很难受。小奶奶是我的一位族祖母，和先母同岁。她的丈夫小嗲嗲比先父小一岁，两人一起长大，是一辈子的好伙伴，名曰叔侄，情如兄弟。我的父母过世后，小嗲嗲小奶奶前来吊问时，十分伤心。2019年我回乡过年时，共天祖的族祖父母辈的还有七人，我一一探望，心里知道这几位看着我长大的长辈，和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和父母同龄的长辈渐次凋零，我在故乡的同龄人也进入了人生下半场。当故乡熟悉的人物越来越少，故乡就变得越来越遥远和模糊，直至成为一个地理名词。父母在世时，父母在哪里，故乡在哪里；父母去世了，那么我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想到这，我便有种自我安慰的释然。祝福各位朋友在哪儿过年都是一样的幸福吉祥。因微信修改规则，请各位朋友点击文末“在看”或“赞”，方能下次收到本公号的群发。若将本公号设为星标，那再好不过了。】精彩回顾看《巴比伦柏林》，了解纳粹上台的土壤和气候策马归故里，曾是我的少年梦想游子只是想回到父母身边过年，怎么就成了“恶意返乡”？岳荣贵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他的辛苦，而是其未来和下一代的命运吾湘年味即腊味

希特勒年轻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三流画匠，连国籍都非德国。他如何从边缘人成为纳粹党魁，让以理性而著称的德国人陷入癫狂，进而登上了德国的权力顶峰，成为使几千万人殒命的恶魔，这是“二战”后史家长期关注、研究的一大历史课题。前些日子，我看了一部德剧《巴比伦柏林》第1季至第3季。这部连续剧拍得很“德国”，场面浩大，制作精良，细节一丝不苟，虽然男人主人公是虚构的，但我以信史视之。我最近正在阅读的一本书《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

中原某县尊的金句“恶意返乡”火遍全国时，有一个返乡故事让我感到温馨而美好。28岁的重庆青年乐晓雲去年7月在新疆伊犁花3万元买了一匹菊花青马（古籍中称“玉骢马”或“青骢马”），起名为“火锅儿”，骑着它从霍尔果斯回重庆老家，实际的路程达4400公里。据媒体报道，他离老家还有100多公里，笃定能赶上回家过年了。骑马返乡，当今属于游客中的异类了，因此网上对此有颇多不可理解的议论。有人说这一路风餐露宿，花钱可比买机票多得多，何苦呢？还有人说，可怜了这匹马，载着他走了这么远的路。种种议论是因为站在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来判断这件事。不要说多么古老，就是七、八十年前，游子骑马返乡是一种荣耀；至于马自从被人类驯化以来，它的功能就是载人拉车，总不能说农民赶着耕牛犁田是在虐待动物吧。策马仗剑走天下，然后再骑着高头大马返故乡，曾是我少年时的梦想。那位重庆娃儿想必也有过这样的梦，否则很难解释他要舍弃诸种便利的交通工具，骑马踏过八千里路云和云返乡。作为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汉族，马匹在乡间远不如牛那么平常，甚至可以说，马一直是中国人的奢侈品，只有军队、驿站、官衙和大户人家才会有马。马是重要的战争装备，汉族人养马、驯马比起游牧民族落了下风，故而一次次胡马南下打草谷，“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成为历代游牧民族枭雄的人生梦想。比起北方乡村，南方乡村的马匹就更少了。在我来北方读书之前，就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马——连拉车的羸马都没有，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对马的想象和对纵马扬鞭的向往。看《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西游记》等各种古代话本小说，书中的英雄几乎都在马背上建立功业。关云长的忠义英武的形象和他胯下的赤兔马融为一体，唐玄奘西天取经离不开那匹白龙马。乡村里的算命先生给小男孩算命，如果说他将来会富贵，就会恭维父母说：这伢子长大后定是坐轿骑马的。全国所有的孔庙前面都有一个石碑提醒：“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尊敬。老人讲古，给我们小孩子说过谁谁在外面打仗升了大官，骑着马带着马弁回家，好不风光；而又有谁谁中了举人，也是骑马回来的，族人都赶几里路去迎接。这种骑马回乡即是衣锦荣归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人年轻时出去闹革命，多年不与家人通音讯，家人不知生死。解放后忽然有一天，他骑着马，后面跟着佩戴盒子炮的警卫员，出现在老宅前。——千百年戏曲中的情节便在现实生活中又重复一遍。随着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推广和普及，马匹作为陆路主要交通工具的功能逐渐消失。特别是南方，人们很难见到马。我到了北方读书后，才发现北方一些乡村和城市，马仍然起着辅助的运载作用。在我定居北京的90年代中期，好几次看到郊区农民赶着马车拉着蔬菜或水果进三环叫卖，当时很为惊奇，觉得这样的场景有古意。大约在2000年左右，北京市区的马车，再也看不到了。在今人的想象中，纵马行进在旅途中，似乎很洒脱、惬意，电影和武侠小说，更是强化了这种想象。其实，长时间骑马是很苦的事。我们形容旅途劳苦，常用“鞍马劳顿”；形容狼狈混乱则用“人仰马翻”，说旅途花费较多则是“人吃马喂”。再英俊的骑士和再漂亮的女侠，在马背上颠簸一天，到了旅店早就蓬头垢面、臭汗淋漓，郭靖、黄蓉骑马到达一个市镇后，还是容光焕发、衣袂飘飘，那只是影视剧里才会存在。《诗经·东山》中写随周公东征的将士在战争结束后复员返乡，一路辛苦，“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在战国时期“胡服骑射”前，中原人包括军队远行，并不是骑在马背上，而是坐在马拉的车。诗中的返乡军人，晚上只能在马车的下面凑合着睡觉。重庆的小乐，能骑一匹伊犁天马越过千山万水，平安回乡，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从一定程度能显示今日中国社会的治安状况良好，单身骑马客被剪径者抢劫的概率很低，也能说明即使在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城镇化程度较高，他经过的无人区并不多，总能及时找到人家补给。但由于整个社会交通方式的巨大变化，他所遇到的不方便远甚于古代的游客。今天全国各地为游客服务的设施都是针对公路、铁路和航空的交通方式，比如宾馆、车站、加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等，而在古代这些设施几乎都针对骑马（或坐马车）客和步行者配置。一个旅人骑马到了一家客栈，店小二请客人下马，把马栓进专门的马厩，然后再将客人迎进客房，客人的花费包括店家对人与马的服务。而今小乐越往东南走，越难找到安顿、喂养那匹青骢马的服务点。一人一马，总算回到了故乡。小乐应该是需要去测核酸的，不知道他胯下的马，是否也需要测一下核酸？那匹青骢马长在水草丰美的伊犁河谷，未来如何适应潮湿溽热的大巴山区，是小乐和他的伙伴“火锅儿”将遇到的问题。因微信修改规则，请各位朋友点击文末“在看”或“赞”，方能下次收到本公号的群发。若将本公号设为星标，那再好不过了。】精彩回顾游子只是想回到父母身边过年，怎么就成了“恶意返乡”？岳荣贵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他的辛苦，而是其未来和下一代的命运吾湘年味即腊味清北七成毕业生进体制的真问题：未来是否有走出去的机会和勇气漫说两句长安事：吴克敬、宋汶洮错在哪里？

这篇文章写完后，我恰好看了台湾诗人痖弦的回忆录节选。痖弦是河南南阳人，17岁那年随宛城几所中学组成的联中南下流亡，在湖南零陵读了几个月书，后加入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痖弦的回忆录把我看哭了。他离乡42年后回到老家，得知父亲已死在青海的劳改场，母亲成了一抔黄土。乡人转述了他母亲临终前的遗言：“我是想娃想死的。”他在母亲的坟前哭诉了两个多小时，一一讲述离家后的经历。痖弦说：“河南是非常苦难的，河南比其他省份更像中国。河南人非常老实，安土重迁。河南人一切都是家里最重要，出了门都跟假的一样，回家才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河南的乡绅和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一个请愿团去中央哭诉，说不要再课河南人太高的田税，因为河南人太苦了。”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受过太多的苦难，如果要在省际之间进行比较，河南人大约应该是“冠军”。又近年关，这将是新冠疫情以来第三个春节。由于防控形势依然紧张，许多地方政府号召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就地过年。但是，还是会有不少离开故乡许久——尤其是去年、前年都未回家过年的游子，想回乡过年，盼望在充满年味的故乡，和爸爸妈妈团聚。这种平平常常的心愿，在疫情期间对许多人而言成了奢侈。有些地方政府，根本不欢迎外地的游子回来过年，想方设法吓阻他们回老家。河南省郸城县县长说出的“金句”——“恶意返乡”在网络爆红，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地方官员的这种心态。在一个短视频里，该县县长说：“凡是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后拘留。”1月20日，该县县长在回应记者的采访时称：“我在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听说李楼乡有6个人现在在高风险地区，要回来，说的话很难听，说‘枪毙也要回来’。我听说这个事，在前几天的会上说，凡是不遵守省市县疫情防控规定，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的，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保证群众安全。”他认为视频被人剪辑，剪掉了“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等内容。即使网上传播的短视频不完整，其所表达出的信息并没有歪曲县长的意思，那就是：不听劝阻执意返乡的，先隔后拘。被剪掉的“恶意返乡”恰恰更能说明当地政府不许在外打拼的人返乡的要求。当然，县长在解释中加了一段限定语，“凡是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我们知道，各地对中高风险地区管控非常严格，凡是能购票回老家的，绝大多数身处中高风险地区以外。比如，前些日子，上海只是将一个20平米的咖啡馆划为中风险区；北京在昨日将丰台区万柳园小区和房山区长阳镇北广阳城大街8号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京沪两地所划定的中风险地区范围很小，其它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对“中高风险地区”的解释扩大了。只要来自出现有疫情的同一个县区，甚至同一个城市，就被视为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不管你有没有打过疫苗，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来者就隔离。比如郸城县所属的周口市出台了返乡规定：“中高风险地区来（返）周人员。对所有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的来（返）周人员落实‘14+7’措施，即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健康监测，7次核酸检测（集中隔离第1、2、7、10、14天；居家健康监测第2、7天)；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的其他来（返）周人员，落实14天居家健康监测及2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的，可恢复正常活动。”按照这个规定，只要和“中高风险地区”在同一个县区，返乡就得医学隔离。疫情爆发两年多来，中国人表现了极大的自律与坚韧，配合国家防控政策，作出了巨大牺牲。中央有关部门多次强调，地方各级政府不得采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2021年12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对于春节返乡，国家卫健委指出，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旗）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里“非必要不出行”是一种提倡和建议，居民仍然有选择是否出行的权利，只要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就可以。2021年12月30日召开的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又重申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执行科学精准、分区分类的防疫政策要求，坚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保障群众安全有序出行。疫情防控中有些地方政府偏爱“一刀切”，层层加码，说白了就是一种“懒政”。当然，这样的这种懒政在疫情防控成为重要政务的当下，合乎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选择。做到科学精准的防控，尽量方便群众很不容易，要具备强大和精细化的行政能力，要耗费主管领导更多的精力，如果稍有不慎，疫情防控出现纰漏，就是大事，轻则被批评，重则影响“乌纱帽”。搞“一刀切”，层层加码，虽然简单粗暴，然而见效快，把想从外地回乡的人拒之门外，降低所负责地区的疫情风险，至于群众是否方便那就不在这些官员考虑的范围了。郸城县县长不惜用行政拘留来吓阻返乡客，是把层层加码几乎用到极致了。地方政府试图以层层加码的疫情防控措施将外地的游子拒于乡关之外，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地方官员不敢担当，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更透出一种深深的无情和冷漠，对在外的游子产生很大的心理冲击。对中国人来说，故乡之所以值得留恋，值得热爱，是因为充满着温暖。飘荡在外的游子能感受故乡温情的重要的节点是节假日能回到故乡，和亲朋好友相聚，使疲惫的心灵得到故乡的抚慰。日本的歌坛天后中岛美雪有一首歌《归省》，吟唱了日本众多奔赴大都市谋生的青年返乡省亲后回到工作地的心情：“但是一年有两次，8月和1月/刚从故乡归来，人们会回头止住脚步/短暂的时间，能够相信他人/就可以努力半年。”故乡就像一种能量补充机器，给在外拼搏的儿女提供精神的养料，然后再整装上阵。对今天无数还有故乡可回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在外的游子想返乡的心情到了“枪毙也要回来”的程度，却被家乡父母官说成是“恶意返乡”，这像是硬生生要把一个人和故乡那点联系、那点羁绊给扯断，情何以堪呀？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人想返乡的意愿是恶意的，而不许游子返乡才是真正的恶意。疫情防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为了广大群众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不是相反，群众为防控做出牺牲不应该是无限度的，他们正常的生活愿望、情感需求应该得尊重与满足，其中包括返乡过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离开故乡去外地谋生，乡村和小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户籍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尤然。有鉴于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提倡振兴乡村，呼吁留住乡愁，希望离开老家外出的游子，对故乡仍然有浓浓的牵挂，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回馈故乡。可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短期和个人的利益，采取的措施和这样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么做的不利影响很深远，地方的为政者不可不察。

1月18日上午10:30，我带着儿子在小区门口的北京地铁6号线褡裢坡站乘车去长楹天街。我当时根本不会想到在4个多小时前，有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在此站乘车，去北京南京坐火车与在山东的妻儿相聚。

又近年关。几天前看过一篇文章《痴迷做腊肉的湖南人，连王八都不放过》，不觉会心一笑，继而心中有难言的怅惘与酸楚，因为总在年前忙着熏制腊肉的母亲已离开人世好几年了。那篇文章中说湖南人“腊的是整个宇宙”，当然有些夸张，但如文中所言，湖南人能够把找到的肉类和豆制品都做成腊味，倒是写实。只是在我少年时，乡间没有鳄鱼肉，能捉到野生团鱼多半在夏天，当时就吃掉了，来不及做腊肉。其他各种肉，如猪、牛、羊、鸡、鸭、鹅、兔各种鱼类，以及野生的麂子、雁鹅、禾鸡、田鸡，无一不可成腊味。腊，繁体字是“臘”，而“腊”的本字读作“xi”，汉字经过简化后，鸠占鹊巢，今人读“腊”为“la”，兼并了“臘”的一切语意。“臘”本指岁终时合祭众神的祭祀。《说文解字．肉部》：“臘，冬至后三戌，臘祭百神。”因此把十二月称为“腊月”。杜甫有诗云：“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描述的是成都草堂附近的武侯祠在岁末祭祀刘备、诸葛亮君臣的仪典。用以致祭的干肉则称之为“腊肉”，古代没有保鲜技术，制成干肉以便于储存。古代学生拜见老师以“束脩”为礼，后用来指代学费。“束脩”就是干肉。把鲜肉制作成腊肉，有风干、晒干、熏干等方式，用火熏干只是其中一途，而湖南腊肉必定是熏干的。在我的老家湘中地区，不叫“熏腊肉”，而是“炕腊肉”。《说文》曰：“炕，干也。从火，亢声。”把湿物放在火上面烤干，就是“炕”。老家用来“炕干”湿物的火，必是慢慢燃烧的炭火，不能有窜起来的火焰。而围着燃烧的大火取暖，老家叫“匝火”，念成“甲火”，围成一圈烤火也。湘中有句歇后语：叫花子匝火——只往自己胯下扒，比喻个人只顾自己。湘中乡村的农家，制作腊味贯穿了几乎整个农历腊月，往往要分几批制作。在老宝庆府所辖的几个县，炕猪血丸子是一项重大的腊味制作，其工作量超过炕腊肉。毕竟对大多数农户来说，没有富足到能用更多的纯猪肉来熏制。猪血丸子又叫血粑豆腐或猪血粑，主料是豆腐，辅料是猪血、肥肉，加一些盐巴，也有人会加捣碎的橘子皮。年前杀猪，将猪血晾一段时间，把刚做出的鲜豆腐揉碎，和猪血、碎肥肉和盐搅拌均匀，捏成一个个椭圆形的丸子，约手雷那么大。然后放在簸箕里先晾干一些水分，再放进竹篾做的架子，用火慢慢地炕干。做腊肉工序要简单得多，在我们湘中老家，宰杀的肥猪，取一条条五花肉，用盐巴抹均匀，在容器里略作腌制，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辅料如花椒、酱油等等，略为晾干，如熏制猪血丸子一样炕干。现在不少人家熏制腊肉用废弃的汽油铁桶，在我少年时这样的奢侈品从哪儿找去？乡间根本就没有。一般是农户自己用土砖砌上一个圆形的灶，直径四尺左右，土灶下面用松枝、松针、锯木灰、谷糠、花生壳、豆壳堆在一起，让其以灰烬的形式慢慢燃烧，灶口架上铁棍，上承竹篾，竹篾上摊平猪肉、猪血丸子或其他的肉类。炕腊味的火候很重要，火太小，腊味内部未透，肉会变味；火太大，则会烤焦，如果燃起了明火，还容易引发火灾。好在以前湘中农村多是独门独户的自建平房，炕腊肉专有一间房子，离卧室较远，密封性差。即使在夜间不慎起火，烟雾会散到户外，并不太容易让人窒息，主人大多能惊醒而从容救火或逃离。2021年12月4日凌晨零点左右，我老家的隔壁县隆回一高层小区突发火灾，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死者是爷爷和两个孙子孙女，火灾是在楼房中熏腊肉引起的。这真是一个令人无比伤心的悲剧，悲剧的主因是湘中老人熏制腊肉的执念，殊不知在封闭性好的高层楼房，已不具备在平房熏制腊肉的条件。有过年前必须要熏制大量腊肉、猪血丸子之执念的老人，在我的故乡还为数不少，似乎如果不做好一些腊味，就不算过年。年前一个月内，如果回到我的老家，走亲访友，会发现到处是烟熏火燎，几乎家家都在熏制腊肉腊鱼和猪血丸子。腊肉在火上经数日炕干，工序并未完成，还要用棕树叶把一块块肉串起来，挂在火塘上面。主人家烧火做饭时，热烟往上冒，日复一日熏烤着这些肉，经久不腐，一直可以吃到三伏天甚至岁末。这样的腊肉看上去黑乎乎的，一旦洗净擦干，则肉皮和肥肉晶莹剔透，如玛瑙一样，瘦肉部分则像绛红玉石。现在，老家农村多数人用上了液化气罐，这道漫长的工序大约省了吧。老家人对腊肉的执念，还体现在总认为肉经过熏制后就涨了身家。比如馈赠亲友，送几斤新鲜的猪肉，固然也是一份礼，但若这几斤肉熏制成腊肉再送人，就显得礼数更郑重了。老家有一句俗语“喝了腊肉汤”，用来比拟一个人得到大好处或有很爽的享受。我从记事起，记得每到过年前，熏制腊肉和猪血丸子是母亲一项大事。我家一间背阴的房子用来专门炕腊肉，经年累月，墙壁熏得墨黑墨黑的。大学毕业后我定居北京，每逢回乡过年后，返京时的行李袋里，会被母亲塞满腊肉、猪血丸子、腊鸭、鸭肠包缠的鸭脚、腊鱼，等等腊味。无论如何解释妻子和儿子不喜欢吃腊味，我一个人吃不完，但母亲执拗地以为腊肉是世上最美味的食品，非得让我满载而归。母亲是个性急的人，她制作腊肉、猪血丸子并不怎么精细，味道未必比其他人家做的好吃。但在儿子的心中，母亲做的腊肉，一定是世上最好的，这是无可替代的“妈妈的味道”。父母见背后，虽然也常有亲友向我馈赠腊味，但我已对腊味意兴大减——那只是一种普通的食品。没有母亲熏制的腊味，年味也就淡了许多。因微信修改规则，请各位朋友点击文末“在看”或“赞”，方能下次收到本公号的群发。若将本公号设为星标，那再好不过了。】精彩回顾送点小海鲜，改变了宋代政局清北七成毕业生进体制的真问题：未来是否有走出去的机会和勇气漫说两句长安事：吴克敬、宋汶洮错在哪里？序《一路还乡》

近期，西安疫情一直在吸引着公众的关注。在满屏说西安中，有一条消息仍然引起了网络上的热议：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发布了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报告显示，两校有大约七成就业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其中，清华大学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分别为15.8%、30.3%、23.8%。

从正常逻辑来说，这个无非是采用资料不谨慎，在疫情防控的混乱时期，难免的，被指出后，发表更正，大不了删除文章。有人说要刑事追究，则太过了，我想陕省警方也不会如此孟浪吧。

▲长沙县安沙镇棠坡朱家老屋，为长沙相公伯曾祖、曾祖父所建。图片来自网络

对西安疫情期间的管理，近期公众批评颇多（我还用了“日八歘”这个词）。我以为绝大多数人是爱之深，恨之切，很少有为黑而黑的恶意。——因为黑一座都市，除了无聊外，能得到什么好处呀？公众关注西安，不仅仅因为她有辉煌的历史，是国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源头，也不仅仅是她是有1300万人口的中心城市，更因为人们对西安寄托太多的期望。北上广深只是中国的非典型代表城市，郑州、武汉、长沙代表中国中部的未来，而西安和成都、重庆则代表中国广袤的西部之未来。从经济上讲，西安已进了万亿俱乐部，是西北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交通上讲，她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有巨大的区位优势，西连甘新，北控朔漠，南通巴蜀，东近中原；从科教文化而言，她有全国第二的国防科技实力，名校众多。而且她有着吃苦耐劳、朴实豁达的人民，疫情已持续两年，远非武汉那样猝不及防，毫无经验可言。西安完全应该做得更好，西安近期呈现的管理水平，让太多人失望，认为这座城市的管理者配不上她的实力和资源，配不上她的人民，进而对自身命运产生忧虑。对西安我此时的感情，颇近杜甫在怀念长安的《秋兴八首》中一首所云：

我的前同事、法治日报（原《法制日报》）记者思璇以新作《芯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7月）见赐，一口气读完，觉得故事精彩，人物形象鲜明。我虽然大学学的是中文，然半世文字生涯，写作的文字多是时事评论、文化历史类随笔，于文学一道，反而疏远了，成了外行。斗胆说几句，很可能言不及义。律法题材是文学艺术中一项很重要的类别，将复杂的人性至于法律的规则之下，往往更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能获得观众的共情和深思。律法题材有着既能提供好看的故事、又能表达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观的优势。世界许多著名的律法题材的小说和电影、电视剧广为人们熟知，著名的小说有如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审判》、哈珀的《杀死一只知更鸟》，等等。电影、电视剧就更多了，如《肖申克的救赎》（美国）、《罗生门》（日本）、《辩护人》（韩国）以及今年轰动影坛的《杰伊·比姆》。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律法剧是多年来各电视台花重金打造、收视率较高的一种类型剧。必须承认，中国律法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虽然在过去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和国外同类作品相比，缺少有影响力的佳作。我不去查询网络能马上说出来的大概只有两部，一部是前辈作家王小鹰的《你为谁辩护》，另一部是我的朋友郝群所著的《原谅我红尘颠倒》。我想原因亦不复杂，中国大陆长期的泛政治化决定着法律文化的发育有所欠缺。律法题材文艺作品的繁荣，既需要培育丰厚的消费土壤——有着庞大的理解法律规则、喜欢法律故事的受众群，更需要一批既对法治原则有深刻体察、具备较丰富法律知识而又有着较强文学创作能力的写作者，也就是说这类题材的作者，他的知识结构和表达能力需跨法律人和文学创作者两界。在中国，这样的写作者不多，其中出类拔萃者更寥若晨星。《芯战》以科技自主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其主角沈梦远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在本土接受了法律教育，原只是怀着多挣钱、过好日子的“小确幸”之梦投身法律职业，但因缘巧合卷入了两个国家的企业因为芯片导致的法律之战。在此过程中，他的视野得到拓宽，其情怀也超越了昔日。其中还交杂着青春的回忆和爱恨情仇.......具体的故事情节我就不剧透了，感兴趣的看官可上网搜索、购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全球关注的大事——因为它涉及两个大国，必将对世界的政经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过一段被广为引用的金句：“美国司法制度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政治问题都最终会转变为法律问题。”在美国国内是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大概也必须如此。中美贸易摩擦近些年加剧当然主要原因是大的政治环境起了变化，可以说是个政治问题，其呈现出来的形式则是商业争端，但最终要解决必须循法治之道。中国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论在政治上、舆论上做何种努力，落到实处必须在法律交锋上不落下风，甚至赢了对方。这是中国法律人将要承担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我从思璇这本小说品读出的主旨。著名法学家、中国知识产权界泰斗吴汉东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序中说：“文本的魅力在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否认的是，能将高度专业的知识产权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创作能力。思璇能在工作之余创作出本书，本身已是一种成功。”吴先生这段评价，我深以为然。

上海青年“中本蔡”定居在日本东京多年，他在其公号“假装在东京”上持续撰写其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经历以及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图文并茂，风趣生动，常有深度的思考和对中日两国社会的比较。我从他的公号文里知道日本在实行一种“故乡纳税”的办法，很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民生的差距持续加大，在近一两年是个热门话题。单就经济指标而言，2020年GDP超过万亿元的城市有23个，北方城市占6个（北京、天津、青岛、郑州、济南、西安），6个GDP过2万亿的城市中，北方只有北京。在地理位置上，北京位于北方，但她是国都，集聚全国财富，所以也不好讲是纯粹的北方城市。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如果以一百年或五十年为时间段观察，南北的差距确实在拉大；而若以一千年或五百年为时间段观察，今天的南北差距或许是历史上最小、发展较为均衡的时期。最近，读完陈正祥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

我和孟泽兄的分歧在于，他认为郭嵩焘的见识远超曾、左，而我认为曾、左对洋务的见识或不如郭嵩焘，但在当时已属于超群者，他俩的综合见识不亚于郭嵩焘甚至超过他。

孟泽兄以新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见赐，还没开始拜读，但其多年前的著作《洋务先知郭嵩焘》我是认认真真读完的，受益未浅，且在拙作中有引用。郭嵩焘是那个时代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较早了解世界且对西方物质、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文明有清醒认识并予以充分肯定的士大夫，他的见识超越大多数同侪，这个判断应为文史界所公认。然而他晚年所受的人生之累，和他的“独醒”，是否存在很强的甚至唯一的因果关系（语出严复挽郭嵩焘），后世人要证明这一点很难。但愿读完孟泽兄这本书，他的论证使我信服。至于郭嵩焘的见识是否超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乡师友，恐怕也是见仁见智，会引起争论。首先，“见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确定为同一个标准，方才可以讨论。对道咸同光时期的政治人物而言，“见识”应该包涵很广，既有对本国历史、文化、民情以及制度运行之奥妙的认识，也有对国际形势、外国制度及文化的理解，如果单说后者，我以为讲郭超过曾、左、胡是没问题的，毕竟万里持节任驻英法的公使，郭之外其他诸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见识很高，但未必有相应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春秋时中国即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而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往往三者融于一体很难区分德、功、言。所谓“事功”，不单指政治、军事上的成就。孔子之道不行于当世，他退而筑坛讲学，教化了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正因为有这些弟子，孔子的思想才得以薪火相传，光大于后世，而成为万世师表、百代素王。孔子的教育成就便是他的“事功”，若不立此事功，其立德、立言就无从说起。“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没有教育和著述之功，许多有见识的人早被遗忘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对政治人物而言，要做成大事，产生当世及后世的巨大影响，其见识、意志、地位、手腕缺一不可。当然这四个指标未必都要出类拔萃，但不能有明显的短板。曾、左、胡于此四项都不错，郭嵩焘见识超群，然意志、手腕这两项有所欠缺，影响其在政坛的地位———没有相当的权力也就无法践行自己的见识。刘坤一的见识，远不如郭嵩焘，但意志坚定、为政有术，而致两江总督的高位，他“善用幕僚”（黄濬语），补见识之不足，故能成为促成“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造福于南方亿兆百姓，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曾国藩说郭嵩焘是“著述之才”，并非看轻他。如果专事著述，其思想能启迪一代又一代后世人，如明末三先生那样，其历史地位不亚于开疆拓土、平乱富民。但郭嵩焘处在东西思想激烈变革的大变时代，思想迭代太快。郭对西方文明的认知超越同时代的士大夫，而到了他所看重的严复这代人，他的那些见识就平常了，等到了废科举、兴学堂、预备立宪的20世纪初，更是这样了。郭嵩焘虽然晚年在长沙讲学授徒，但却没有指导出几个光大师门的弟子，这方面成就还不如王闿运。不论筠仙之识在他活着时何等卓然超前，但“郭学”未能形成较大的传播群体、清晰的传承脉络，没能开花结果。多年以后由学者挖掘出来，也只能是个“历史课题”，想要隔数代续接起来，很难，也无必要。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缺乏的不是思想资源，而是因为利益攸关对某些思想资源刻意的唾弃。从这个角度来说，郭嵩焘的遭遇，是一种历史镜鉴，解读郭嵩焘这个人物，有着一番苍凉的意味。就近期网络上对孟泽兄这本书的介绍，谈了以上一些感想（详见《孟泽：郭嵩焘的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或许读完全书，还会有更多想说的话。因微信修改规则，请各位朋友点击文末“在看”或“赞”，方能下次收到本公号的群发。若将本公号设为星标，那再好不过了。】精彩回顾鲁迅也有过「不能写，无从写」的困境老蒋的座机长衣复恩，说大实话惹大祸梦兰州，念兰州改北京为北平，可见国民党格局之小马斯克吟诗怼“勒捐”，是因为抠门吗？

我已经一周没有更新公号文了。懒当然是一个缘由，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对近来有些话题，也曾想下笔写几段话表达一下孔见，可转而再思，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在当下基本属于卖力不讨好的事，常被心中充溢正能量的年轻人嘲讽为“古墓派公知”——归于行将就木却还要饶舌的讨厌鬼；被嘲讽之余，很可能这些辛辛苦苦写下的文字突然消失了，让人沮丧不已。于是，只能拉拉杂杂、漫无边际地看书。重读《鲁迅全集》时，大先生的一段话触动了我：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三闲集.怎么写》）这段文字很美，描摹景物，抒发心情，恰到好处。把一个人在他乡晚上面对大海的孤独寂寥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1926年9月初，鲁迅应老友林语堂（时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邀请，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抵达厦门，任厦大国文系和国学研究所教授。但来到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不久，鲁迅的兴奋劲消失了，他陷入了和顾颉刚等人的笔仗，厦大国文系的保守气氛亦令其不满意。四个多月后离开厦门，去了广州，开始和许广平一起飘荡江湖。鲁迅站在厦大图书馆楼上那一段孤独感，和他那时个人的境遇以及大的时政环境颇相契合，45岁的鲁迅遇到了大约他一生中最大的心理和生存困境。从年岁上来说，这个年龄左右对男人而言是焦虑感达到了顶峰的时期，年轻时的梦一个个幻灭了，未来的路还看不得太清晰，而自己又未到完全放弃希望的暮年，还有种种不甘心。于鲁迅而言，这种“中年危机”似乎更猛烈。因为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倒行逆施等原因，他和顶头上司章士钊闹翻了，断然辞职，离开栖身14年的教育部，用现在的话来说，即告别了体制。更令其伤心的是和二弟周作人反目，骨肉而成寇雠，八道湾那个兄弟共居的大家庭已不容己身。和许广平的关系公开，多多少少让他受到一些舆论的压力。在1926年的秋天，鲁迅于体制于家族，都成了不折不扣的“逐臣”。他不得不离开北京，一个人在厦门呆了四个多月。再伟大的人，也有过犹豫、彷徨的时刻，鲁迅在南海的孤岛上，想必也曾如此。以他的才华和名望，生存下去自然不成问题，可毕竟离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舒适区，对任何人都会有心理冲击的。鲁迅虽然只是教育部佥事兼科长，但当时部院的科相当现在的处，且没那么多下设机构和职位，中央政府是“科长治国”，日常政府主要由科长们在运作。所以鲁迅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位自由职业者，而是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有个被社会看重的身份。在厦门期间，时在广州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鼓励他和原配妻子朱安离婚，但鲁迅又不能如此。朱安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来周家二十年，尽心尽力伺候婆婆，鲁迅对朱安没有感情，但按照传统道德，朱安于周家有恩，他不可能恩断义绝到把朱安给“休掉”。鲁迅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后，广州的政治气氛让其失望。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秉承独立之意志，用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事物，而不被流俗所左右。其发表言论，不但不向权势低头，亦不屈从人情，不迎合庸众——很多时候，不媚众比不媚权还能做到。对袁项城和北洋政府，鲁迅有过很多批评。如评论袁氏当国时的白色恐怖：“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他嘲讽项城称帝的闹剧：“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呵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而已集·扣丝杂感》）”可他到了南方，特别是国民军北伐胜利迁都南京后，他发现新政府对中山先生的“造神”之势比北洋时期厉害多了。民国政府修建中山陵，南京市民谣传陵墓竣工时的石工将摄取幼童的灵魂，以合龙口。当地百姓家家在幼童的左肩悬一红布，上书“太平歌诀”以压胜之，其中一首曰：“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鲁迅对此评论道：“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三闲集·太平歌诀》）”这段文字对“国父”微含讥讽。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对亲共的青年杀戮之残暴，远甚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1928年3月国民党在湖南杀死郭亮等三十多名革命者，其中包括几位未成年女子。杀戮后还有枭首、陈尸示众，引来当地百姓成群结队来观看女烈士的尸身。鲁迅批评道：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三闲集·铲共大观》）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曾说过：“鲁迅一生经历的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帝国，一个是民国，一个是党国。他背叛了爱新觉罗家的帝国，拒绝了国民党的党国，唯一亲近的并且为之服务长达14年的是摇篮里的那个共和国，也就是五色旗下的那个民国，也就是被我们的教科书涂抹的一片昏暗的所谓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那个民国。（《还原大先生》）”我赞同这段话的判断。在北洋时期，教育部佥事周树人这一官员身份和文学家鲁迅这一公知身份虽然也有冲突，但大致还能协调统一于一身。等到国民党定鼎金陵，鲁迅更不可能重回体制了，他只能选择自甘“边缘化”，在上海虹口地区的“半租界”做一位自由写作者。从厦门孤岛突围的大先生，走出了“不能写，无从写”的人生瓶颈期，一直写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时美国大使馆的重要人物林克斯(Robert

前夜我做了个梦，梦见兰州。在梦中，我陪着父母去了兰州，站在大学的校门口，眼前没有天水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与人流，而是一个悬崖，悬崖下是奔腾的黄河水，河水却是像海水一样深蓝。我们的背后，是高高的皋兰山。我带着父母爬山，就像踩在棉花堆里往上走。好不容易到了山顶，看山的那一边，是千里平川，平川里绿野盈目，点缀着房舍和道路，一派江南景象。然后，梦醒了，于漆黑中坐起片刻，如太白诗中写的那样：“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意识到自己身在京华，兰州远在三千里外，而父母已离开这个世界好几年了。这样的梦境出现过好几次，我想大概是一种由悔意织成的心结使然，不时于梦中发作，幻变成一幕幕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场景。自我十八岁考上大学后，“兰州”是父母最为熟悉的地名之一，尤其在读书的那四年，他们时常念叨着。可是，父母从来没有去过兰州，毕业工作后，我未曾想过陪他们去一趟兰州，看看那所大学，看看那个对他们的儿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我考上大学那一年，父亲51岁，只比我现在大一岁，母亲还不到50岁。可在当时我的眼里，他们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一辈子生活在乡村里，让父母任何一人送我去兰州是不现实的，最终由我的姐夫将我送到郑州后，他便回湘，我独自一人坐火车顺陇海线西行，到了兰州，从火车站步行到盘旋路东南角的校区。现在离校28年了，回想起在兰州生活的那四载青葱岁月，恍恍惚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后来在回忆中脑补的。老实说，对兰州城区，我不熟悉，四年大部分时间里，我生活在尚有“象牙塔”之称的校园，即便是星期天，也很少出校门。穷学生加乡巴佬，囊中羞涩，出门哪怕是闲逛，买一只冰棍或一瓶汽水也要掂量掂量。一学期有限地几次出校门，大多在城关区转悠。往北走到黄河边的雁滩。由兰州饭店往西则到东方红广场——省、市官方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有两栋高楼，当时我仰头一望，觉得这楼可以用“上可摘星辰”形容。多年后回到兰州，再看那楼，觉得很是平常。要不就穿过天水路，在“一只船”的小巷（当时是否已叫麦积山路，记不清了）里一家牛肉面店，花6毛钱（离校时涨到了7毛钱）吃一碗面。再远一点的地方是西关十字和南关十字，记得那一片有几个书店，在那里拉拉杂杂买了几十本书，有些带到了北京，至今躺在我的书柜中。刚到兰州时，那一片老城还有民国乃至清末的风貌，土夯的房子，挂着蓝色的门帘，街道窄，夏天穿行其间，能闻到牛肉面店飘出的浓厚味道和馥郁的槐花香混杂在一起。大约在我毕业前后，这些老房子拆了，旧日面貌只能依稀留在脑海里。兰州城关区以外的地方，能够在记忆中有一点痕迹的就更寥寥可数了。甘肃工大（现在的兰州理工大学）在七里河区，我探访一位同县老乡我曾去过两次，记忆较深的是工大食堂的饭菜做得比兰大的食堂好。遥远的西固区大约是在大四参加一次社会实践去过，到一家毛纺厂参观。黄河北岸，有兰州名胜之一白塔山公园，大学四年我一次都没有进去过。到安宁区还是进兰州铁道学院找另一位老乡。兰州远郊的兴隆山，在更为遥远的榆中县，有一年初秋我们几位同乡一起骑自行车前往，在那里住了一夜。而今还能记起来的是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时驾崩后停灵的庙宇，还有初秋的兴隆山上已经很冷，我们在小旅馆里盖着被子和衣而睡，仍然冻得整夜难眠。那一回算是我大学期间难得的远足，相伴而行的全是男生，究竟有几人，叫啥名字，自诩记忆力不错的我记得不那么真切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回城区的途中，经过一个地空导弹部队的军营，进去找到一位姓王的老乡打了次秋风，老乡盛情地招待了一顿午饭。这位同乡和我舅舅是一个宗族的，毕业于陕西三原的空军导弹学院。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应该早就转业了吧？一饭之恩，至今铭记在心，祝他岁月安好。离开兰州很多年后，我涉猎湘军西征史，才知道与兰大一街之隔的“一只船”，和吾湘大有渊源。左文襄公带领湘军西征陇原和新疆时，不少湖南子弟战死或病亡。湘军在兰州城东门外买了一块地做“义园”，将牺牲者的骸骨装殓，暂厝于此，等待时机运回家乡埋葬。“义园”建筑造型从外面观其轮廓，像一艘扬帆的大船，“义园”的院落内，有高耸的旗杆，酷似船的桅杆，楼宇的四周，有弯曲而翘起的飞檐，似劈波斩浪的船头。这种设计大概是刻意为之，寓示烈士的骸骨必能乘船回到洞庭湖以南，当地人便将此“义园”名之为“一只船”。不过，可以断定死难者能够归葬于故乡的是少数，大多数埋骨于广袤的西北荒原，黄土一抔，凄风冷雨，没有故乡的亲人前来凭吊。▲陕甘总督署的拂云楼旧照我负笈于兰州的时候，距离湘军平定陕甘、收复新疆已过去一百多年，经过政权鼎革和陵谷变迁，但在陇原和兰州还有左公等湖湘先贤不少遗泽，比如五泉山那些匾额，比如我曾参观的毛纺厂。皋兰山脚下、兰州火车站西边有一个憩园小区，清代曾是甘肃布政使居住的宅邸。光绪十年(1884年)，19岁的谭嗣同随升任布政使的父亲谭继洵由平凉移节兰州，住进憩园。在兰州，谭嗣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最快意的五年。他曾登上陕甘总督官署内拂云楼，北望黄河和对岸的白塔山，写下诗句：“作赋豪情脱帻投，不关王粲感登楼。烟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长天落日浮。白塔无俦飞鸟回，苍梧有泪断碑愁。惊心梁苑风流尽，欲把兴亡数到头。”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穿行在“一只船”小巷时，想不到湖湘先烈的英魂侠气曾充塞于此地；我也未能去寻访憩园，探究复生烈士吟咏过的旧迹。毕业后有几年，我栖身于一个政府机关，因为一项重大典型宣传，数次前去兰州。再往后，兰州与我的人生渐行渐远，越来越没有什么交集。最近一次去兰州还是2009年夏天，在百年校庆前。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因为各种机缘，如商家邀请的活动，如推广自己著作，我数次去过成都、西安、乌鲁木齐、银川，却总没有什么理由去兰州。有时候闲下来会想一下，我所住的7号楼前那棵孤零零的柳树还在吗？到兰州的第一个中秋节和室友步行到雁滩的果园边，看满月的光辉洒在河面上，而今果园早就消失了吧，建起的高楼是什么样子呢？去年和今年的暑假前，我都做过带着妻儿去兰州小住几日的盘算，可因为疫情的原因，事到临头不得不取消计划。近一个月来，兰州因为疫情按下的暂停键。但在甘肃之外，兰州疫情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影响，所受到的关注度，且不说和北京、上海比，也不如成都、西安、大连、哈尔滨等城市。资讯发达的今天，兰州似乎丧失了互联网的话语权。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位生活在兰州的师弟在微信上写的几句话：“网上看到很多人都不知道兰州有疫情在封城，兰州的存在感在哪里？对面的楼上还有一盏灯在亮着，这个冬季有那么一丝的悲伤了。”这话触动了我，进而让我有一丝愧意。我都不怎么关心兰州的疫情，何况其他人呢？疫情终归要过去的，我不可能真的把兰州忘却。在不久的将来，某一天，我会带着儿子回到兰州，坐在黄河铁桥边，给他讲讲兰州的历史，给他听野孩子乐队唱的民谣《黄河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远方的亲人啊听我唱支黄河谣.........每一次醒来的时候想起了家

“北平”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不长，明洪武元年（1368），元大都易名为北平府，取“北方和平”之意。后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将北平改为北京，与南京对应，形成“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格局。

向马斯克“勒捐”的还不止WFP这样的国际组织，在美国国内，许多人主张以增税的方式“打土豪”。美国左派经济学家、民主党重要人物伯尼.桑德斯（Bernie

严格地按规章办事和滥用手中那点权力伤害或为难别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很难分得清楚，有模糊地带，行使权力者的自由裁定空间不小。一些人出去办事要给门房大爷塞包烟让他行个方便，便是明了此种潜规则的对策。

（节选自2007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晚明七十年》）

纵横古今，出入文史。十年砍柴，只做原创。

这种“面子”修辞学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且文化基础厚实。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引用了在中国呆了五十多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的观点。史密斯写了一本书叫《Chinese

吾友马国川以新著《国家的重生：日本的战后腾飞之路》见赐，这是其所著的“日本三部曲”最后一部，前两部为《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年景。全国范围内的土改基本完成，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劳动积极性得到激发；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交战方正在进行一次次停战谈判，和平在望。

父亲最终下落不明，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种残缺；德秀在越南因受伤造成瘸腿，对他个人来说，是一种残缺。这可看作一种隐喻：对韩国人而言，今天虽然国力强盛，民生富足，但残缺似乎是这个民族的宿命。

居京28载，我的职业换了好几次，但对历史的喜好一直未变。在阅读历史书籍之余，斗胆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刊物上，出版了几本有关晚明与晚清的小册子，承蒙读者不弃，给予不错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

被害人一家也姓欧，两家应该属于同一个宗族，可以说这是同宗同族内部发生的惨案，悲剧的意味更浓。我很难评论案件的是非曲直，只是想就此案来谈谈农村屋场地头的那些事。

皇帝当然也会看到这些，于是在制度明确的监察官之外，又隔三岔五临时差派心腹，来监督包括监察官在内的各地官员。如设立刺史制度的汉武帝，经常派“绣衣直指”，持节巡察各地。“直指”，意即“衔命直指”，

一、革命之成功，有诸多因素促成。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没有长时间的组织建设、舆论宣扬和一次次行动，不可能有水到渠成之日；然而没有某一偶发事件的引爆，瓜熟蒂落不知要到何时。我想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黄大哥这家人留给我的印象是和院内人的没多少交往。都是老街坊，大家见面总要寒暄两句，但对这家人，街坊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我们相邻好几年，也没见过男方或女方的父母、兄弟来串过门。

国庆长假前一天，深圳卫健委的公号发了一篇文章提醒长假期间出行的注意事项，文章配了一副漫画，画面上一个人拉着旅游箱出门，加了一句说明：“出去玩记得多带几件衣服，7天后指不定在哪隔离。”

此种酷吏，可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概括：“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比起汉代早期那些古典派酷吏，品行之差别，何止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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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一篇躺在电脑里达十年的旧文章，重读一惊：竟然大同自耿彦波恢复城墙已有十载了，真是岁月不居呀。当时对他此举议论颇多，批评声音大过赞成。现在看来，恐怕倒过来了。】

停电，对民生和经济运行影响甚大，背后原因已有多种分析，兹不做评析。昨天晚上在一个群里，群友们议及此事，有人说起少年时点煤油灯的经历。也有人问，如果现在没了电，还能找到煤油灯吗？

1926年8月，鲁迅先生抛弃公务员饭碗（尽管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开掉他，他在平政院告赢了章士钊，但不可能再安于位），离开了生活14年的北京，前往厦门。离京前，他对年轻的朋友说了一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