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彭城丰邑铁链女的事，我本来不想再说些什么了。当下对这类事，哪怕自认为温和、克制地言说，也有难以预测的风险。遥想十多年前都市报繁华时，我打鸡血似地码字挣钱，那时候发表在多家纸媒的文章，现在重新发表在公号上，恐怕经不住一夜风吹而随水消逝。祝华新兄曾称许五岳散人和我写评论的尺度是安全标准，所谓“一五一十”，现在，再技巧高明的老司机，也不敢夸此类海口吧。

中美混血女孩谷爱凌夺得冬奥会冠军，她的名气在中国更大了，商业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小谷美丽、聪慧、爽朗、谈吐得体，这样的女孩，在哪一个国度都让人喜欢。她今天的成就，当然是她母亲精心培养的结果，也是中国持续对外开放所结下的丰硕果实之一。在无数的同龄人中间（无论中美），她是万千宠爱集一身的佼佼者。至于她在母亲的规划和教育下，充分地享受了中美两国的制度、文化、社会的优质资源，进行了很精妙的组合和配置，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正向效益之一吗？我们扪心自问，谁在人生道路上，不是想办法让可利用的资源效益更大化？当然，一个人获得巨大名利的另一面，就必定要承担与之相匹配的责任和社会压力，公众提出种种诘问，对其有比普通同龄人更高的要求，亦为社会常态，我相信她和她的母亲对此有足够的的心理准备。公号“海边的西塞罗”登载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谷爱凌”们在哪儿都能赢，而我们不行》，对小谷的成功之路做了很精准而深入的分析。文章说：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董某（即汉高祖故里八孩之父）在育儿问题上，似乎也想做某种“风投”。他和谷妈妈的区别在于一个想靠多养几个儿子来“分散风险”，另一个则是在一个女儿的身上穷举所有可能性来“分散风险”。两种育儿理念，前者“古典”，后者“洋范儿”；前者成本低，后者成本高；前者像董某这样硬来，有违道德和法律，而后者像谷妈妈这样顺势而为，则收获了一片惊叹和赞誉。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的思路其实是高度相似的——细想一下，其实也蛮讽刺的。所以，如果说董某前几天的千夫所指，敲响的是“古典式”多子育儿风投的丧钟，那么谷爱凌时下的众星捧月，则验证了精英式全能育儿风投的成功——只不过这种风投，注定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玩得起。

昨天我写了一篇《为上海文峰的浩哥说几句公道话》，有这么一段话：“浩哥在企业内部受到那种夸张的吹捧，就好比一个村长家办酒席，前来道贺的乡亲对主人说一些过分的吹捧话，村长本人很受用。而稍有见识和文墨的人听来，觉得低俗，媚俗，令人发噱，如此而已。其实懂文墨、有见识的读书人为生计又何尝不拍马？”上海文峰在经营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该受何种处罚，我在这篇文章已论述过，此不赘述，想从“谀媚文化”多说几句。中国长期是一个儒表法里的社会，无论大共同体还是小共同体，以礼法来维持差序格局。尊卑分明、等级森严，必然导致阿谀谄媚是常态，僭越逾制乃大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为了生计向上司、尊长或有钱人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我觉得只要不坑害别人，就没什么可指责的。我这人从小不善于说谄媚的话讨好别人，在学校时对老师如此，在职场对上司如此，故年过半百一事无成，但我对身边那些善谀的人，能充分理解，只是不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所以上海文峰的“彩虹屁”出来后，对一些官媒和自媒体的口诛笔伐我看不惯。大伙儿在网上对上海文峰和陈浩如咸亨酒店的食客肆意嘲讽孔乙己那么欢乐，一是因为浩哥没有足够大的权力加持，他若是有个实权部门的部级官员做靠山，你们谁敢？二是他挣的钱也不是足够的多，如果像马斯克、乔布斯那样，他吹再大的牛掰，大多数人以为实至名归。三是上海文峰的“马屁文化”是在太恶俗，太不上层次，太作妖了。如果像阿里巴巴的员工对马老师那种称颂，或许会被解读为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使然。中国拍马屁的文化源远流长，拍得好的便成为佳话。《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晋国国君在河阳召见了周天子，这是上下颠倒，乱了礼法，故夫子以曲笔讳之曰“狩”，说周天子是去河阳打猎。孔子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的秩序，但后世写史著文者把这类曲笔变成高妙的拍马匹技巧。如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因联军入京逃到西安，当时公私文牍皆称为“两宫西狩”。从《诗经》开始，中国拍马屁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王维写唐明皇上朝的威仪：“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曰：“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以为这是高明的“彩虹屁”，如果真的在封万户侯与结识韩朝宗中二选一，李白等士人会作何种选择？他们想结识韩朝宗就是巴望得到韩大人的举荐做官嘛。我为什么由上海文峰的“彩虹屁”联想到乡间酒席呢？在我少年时随父母参加乡间嫁女、娶亲、做寿、新屋上梁等红喜事，总会有一道程序，由亲友里有威望的人在宴席间站立祝词，就是说奉承话呗。这个角色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说它容易，反正尽拣好的话说，就能对付过去。说它难，是因为好的祝词要符合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有点文雅的味道，主人和众客人听起来都舒服。如果说得太粗俗，太肉麻，不但令有识者耻笑，还会得罪人。比如一个在村里情况家境的人家办喜宴，致祝词的非露骨地说这家全村最富，儿女最有出息，席上准有好几位同村人不高兴。善颂善祷确实是一门本事，操练好殊为不易。新屋上梁，工匠和围观的乡亲要唱诵祝贺的韵语，谁说得多说得好，主人会感谢他，众人对其刮目相看。这一风俗在《诗经》中有记载。《大雅·灵台》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描写的是周文王以德服人，建造灵台宫殿时，庶民自愿前来做工，很快就建好了。文王在宫殿、园林群里优哉游哉，一副太平景象。《小雅.斯干》是一篇优美的新宅落成的祝词。一开始写宫室处在美丽风景之中：“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然后夸主人家兄弟和睦，继承祖德，齐心协力建宫室：“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中间有一段描写所建的宫室巍峨壮阔：“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最后两章祝贺主人多生子女，且所生的子女健康成长，无灾无难，长大后有出息：“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这种新屋落成的祝贺套路一直传到今天，只是有雅俗的区别。乡间建房子，来祝贺的大多是没什么文化的工匠和乡亲，祝词无非是押韵的大白话，如说“墙壁修得溜溜光，儿孙世代坐朝堂”之类——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几乎没有可能性，但吉祥话夸张一点无所谓。但若太夸张，以至于“政治不正确”，就有风险了。湘中流传一个故事。同治四年湘乡荷叶塘（今属双峰县）曾国藩的侯府开工，前一年湘军攻占南京，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分别封侯与伯，当时曾国藩任大学士、两江总督，总揽东南四省军务，曾家此时达到烈火烹油之势。宅邸（即现在的“富厚堂”）落成后，按风俗要唱上梁歌。一位学徒愣头愣脑，说了句：“堂屋门那么宽，是好抬柩出丧吗？”他不明白按侯爷府邸的规制，大门必须超过寻常人家的高度和宽度。侯爷家新屋落成，说这么触霉头的话，实在大煞风景。有位老师傅经验丰富，马上接过话头圆了过去：“门宽好出丧，千年丧一个，万年葬一双。”曾家主事者很是高兴。可另外一个唱颂词的马屁拍过了，他唱道：“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这两句话让曾府的人大为紧张，如果传到北京老佛爷的耳朵里，那还得了？幸亏当时没有录像，如果像今天被网友录视频发到网上，那曾国藩一万张嘴也解释不清呀。在我看来，上海文峰的员工吹捧浩哥的“彩虹屁”，和湘乡荷叶塘的乡亲给侯府新宅子唱上梁歌一样，囿于文化水平和见识，显得土气，过于夸张，也没有起码的政治意识。这在湖南那种乡土文化中，很正常，乡亲们听了，不觉得有什么“作妖”。有些拍马屁技巧高明的文雅之士看来，这是给主人惹祸的“高级黑”。因微信修改规则，请各位朋友点击文末“在看”或“赞”，方能下次收到本公号的群发。若将本公号设为星标，那再好不过了。】精彩回顾我为什么不赞成郭嵩焘见识超过曾左的说法——兼答孟泽兄郭嵩焘的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吗？鲁迅也有过「不能写，无从写」的困境老蒋的座机长衣复恩，说大实话惹大祸梦兰州，念兰州

学生告发老师，在当下是容易触动公众神经的事件。日前，湖南益阳一所学院的副教授李剑，自述遭受此种“待遇”。他愤懑不平，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叙述、辨析，题为《纵曲枉直，师严焉存》，引发了不大不小的舆情。

历史中像陆虞候这类小人物还真不少。《水浒传》成书的明朝，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大肆迫害东林党人。许多忠良被东厂抓回诏狱秘密处死。杀死这些忠良的恶吏是同一伙狱卒，他们以为深牢大狱之中，无人能知道真相。

纵横古今，出入文史。十年砍柴，只做原创。

魔鬼藏在细节里，萧让、金大坚仿造蔡京的字迹、印章惟妙惟肖，但却忽视了这个特别重要的细节，所以露馅了。说明造假是一门综合技艺，需要诸方面的见识，仅仅是模仿字迹、仿刻印章是远远不够的。

少年不懂「与妻书」，读懂唯有几唏嘘是什么使赵女士对产生了严重的自我认知偏差？红太阳升起和湘军的关系宗族的规矩：大哥还是大哥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恐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用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师而去，辱莫甚焉。”

这种只相信手中权力，对天理人情，对传统文化毫无敬畏的行为，在一些地方政府施政中并不少见。江西一些地方抢棺材比湖南乡村一刀切禁放鞭炮尤为典型，也更加恶劣。毁掉老人的寿器，几近打消掉他活下去的勇气。

南粤大地，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南方报业集团和中山大学，在许多人心中是岭南开放、包容、民主、公道的两大文化标志。现在这个样子，令人痛心呀。——当然，我这种隐痛纯是操闲心。

回想起来北京第一次从电视里观看世界杯的情形，似乎还在昨天，转眼就带着儿子看球了。我要孩子很晚，我的同龄人的儿子多半已经上高中或上大学，早在绿茵场上踢球了。所谓“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便是这般呀。

这位微博吐槽的张小龙也是互联网从业者，粉笔网的CEO。据他所言，在北京工作四年，仅个税就交了400万，加上企业各种税，没有一亿也有八千万。然而由于没有北京户籍，他的孩子在京不能上公立学校。

《西游记》中影射、讽刺明朝官场腐败、政治黑暗的描写实在太多了，可谓随处可见。略举一例，第九十一回师徒四人行到金平府，正值元宵佳节。唐僧带着徒弟出去观灯，香气扑鼻。

薛霸道：“老董，你听我说：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说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前头有的是大松林猛恶去处，不拣怎的，与他结果了罢。”

该同志在“文革”时期、90减1年政治风波时期表现良好，未参与某某功。哪怕那个人在“文革”时尚是幼童，也必须如此。当初以为这种特意说明是多此一举，后来看到科举的脚色状才恍然大悟。

“一五”时期重点项目的建设，构筑了甘肃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也使甘肃现代工业迅速崛起，化学工业、炼油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电力、建材、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都建立起来了。

李明博，2008-2013年任韩国总统。曾任多年现代集团的总裁，本人和家属不缺钱，目前似乎还没什么麻烦。（补注：2018年3月22日，因涉嫌严重贪腐韩国法院正式决定批捕前总统李明博）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上世纪90年代，卢恩光就有上亿家产，而马云的阿里巴巴1999年才诞生。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卢恩光智商、情商都很高，而且性格坚韧，做事勤奋。一个农民的儿子，要做大这样的一份家业，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酷吏列传》中的众多酷吏，一茬比一茬残忍，也愈加没有底线，品行也更烂。从文、景二帝到汉武帝时期，一代代酷吏呈现了没有最狠只有更狠的竞争状态，后来者要超过前辈，必须手段更残酷，也更加没有底线才能胜出。

顺河道中再奉记，仍敬谢之，从此不复为此人有诗矣。寄此诗是十月十日也，越两月，从北回，重到袁浦，问讯其人，已归苏州闭门谢客矣。其出处心迹亦有不可测者。附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