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9日，写了篇文章叫《初老之年》，记述那一年跟腰间盘突出、小关节错位的斗争。随后去新西兰玩，等2020年1月，回北京准备过春节，疫情开始了。2021年春天，确诊甲亢，后来又犯了肩周炎，到2021年底，写了篇文章《什么叫退行性》。今年春天，到医院复查甲亢，医生说，你就接着吃“赛治片”，终身带病吧。后来去医院要查核酸，就懒得再去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儿子去郊外玩，满山满谷的桃花，潺潺的流水，溪流中有几块石头搭的桥，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走过来，叫我“爷爷”，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爷爷。夏天来了，我在罗马湖边跑步，跑完了拉伸，看着湖中的荷花，有个老爷爷带着他的孙子遛弯儿，小孙子刚会走，歪歪扭扭向我走来，那位老大爷喊住他，“别过去，爷爷练气功呢！”我怎么就练气功呢？我明明是在stretching，再说我怎么就是爷爷了呢。我拿出我2015年的照片，端详了好多次，那时我70公斤，穿着白衬衫，怎么看都是你大爷的样子，而不是你爷爷的样子。这三年的疫情，让我有一种困顿之感，时不时有倦意袭来。我尽量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今年我在三联中读做了一个播客，叫“天真与经验”，播放最多的一期是跟北京医科大学王一方教授聊天，聊天的题目是“活得长，病的晚，老得慢，死得快”。那是4月8日，聊完了送王老师下楼，王老师叮嘱我，要做力量训练，要举哑铃，至少要用五公斤的，出门要穿的正式一些，要有精神。车来了，王老师说，“我比你强点儿，就是我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着我”。王老师比我年长10岁，多年来研究衰老和死亡，我跟他约好，疫情之后多串门儿，多跟我说说，前面是什么在等着我。下半年，又跟谭杰聊了一次，谭杰翻译了一本书叫《锻炼》，他练了多年马拉松，没事儿就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他叮嘱我要跑步，心率不超过140，慢慢跑起来。不管是跑步，还是举哑铃，我都在做，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究其原因，是心气儿不足。几年前，业内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哥，闹出了一点儿绯闻，传的尽人皆知，但没有人笑话他不检点，都说大哥五十五了，还有那么把子力气，佩服。这位带头大哥火力壮，心气高，这两年带领公司布局元宇宙，一如既往，始终在风口浪尖，立着。可见一个人的欲望和干事业的雄心是相匹配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某部作品里说过，男人过了55就老了，列宁老拿这句话鼓励革命战友，说革命者不要怕老不要怕死，活到55就够了。他的这个鼓励，让托洛斯基很是惶恐，老觉得55岁是衰老的开始，不过，托洛斯基过了55岁重新焕发了活力，性欲旺盛，跟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勾搭上了，还在墨西哥创立了“第四国际”。我倒不是说，我这三年的困顿之感和“心气不足”是因为欲求不足，我不是这样狭隘的，我盼着咱们能早日走出疫情，焕发勃勃生机，我心里是装、装着家国情怀的。有一出英国戏，里面有段台词，剧中角色问乔伊斯，一次大战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乔伊斯回答，我写了《尤利西斯》。这是很典型的作家的生活方式，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你都该安心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书。福楼拜也有类似的教诲，做一个奉公守法谨小慎微的小市民，把自己那点儿热情用在写作上。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外部世界总会对你施加影响。今天春夏，我看到很多围城中的上海朋友抱怨买不到青菜，然后发现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吃两盘蔬菜，我以前从来不爱吃蔬菜，这种怪异的想吃青菜的念头，从何而来？我儿子上一年级，平常带回家的都是中文课本，上了大半个学期，我才知道他们是有英语课本的，英语课本只能在课堂上使用，用完了就收回去。等家长会的时候，我问外籍老师，是否有课本。老师也支支吾吾不予正面回答。后来我看到教育部一位干部的讲话，说民办教育机构的数量激增，政府担心“教育主权旁落”。原来国际学校用一点儿英语教材，也怕别人知道。你看，我们吃点儿小青菜，教孩子认两字，也跟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关。躲进小楼成一统，哪儿那么容易？哪儿就让你“成一统”了？我们总想躲进小楼，遇到什么问题，就看心理学家讲怎么调节负面情绪，就是不敢站出来说一句：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没有讨论公共问题的意愿，私人生活的那个小天地是难以保全的。不过呢，疫情这事儿，讨论起来也实在太麻烦。多年前，我给自己找了位口语老师，是个美国人，音乐家，长年生活在北京，做了北京女婿，他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古典音乐。每逢我对防疫政策提点儿意见，这位美国朋友就会教育我说，现在是给一些人带来不便，但保护了大多数人。有一次说的略微激烈，他留言说，如果日本鬼子或者美国鬼子来了，你肯定跑去开城门。我看他的留言，感叹自己的英语没学好，他的中文已臻化境。他再次教育了我，人和人的想法是多么不同，或许我们两个都被对方的祖国洗了脑。多年前，我采访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郁喆隽，他说，我们要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跟不同的人一起生活，这真是个难题，大多数公共话题无法讨论，有一部分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另有一部分原因是人群中不可避免的恶意。一群人太容易称呼另一群人傻逼了，一些人也太容易对另一些人产生敌意和恶意了。比如“软肋说”。今年，我看了波伏娃的《论老年》。老年人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老年人悲伤，对抗着无聊、痛苦和羞辱以及无用感，并且在一个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世界中体会孤独。波伏娃说，老年人要忍受年轻人的恶意。年轻人对老年人抱有恶意，是要抗拒衰老这个他也逃不掉的前景。恶意，人群中始终有这种东西存在。这本书跟《第二性》一样，罗列了很多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在古希腊，我们就能听到各种对老年的抱怨，这些抱怨来自祭司、诗人和剧作家。比如“不再年轻之后，死亡胜过活着。人的灵魂被不幸所摄取，家庭破败，身体衰残”，“一旦迈入痛苦的老年，人会变得丑而无用，忧愁再也不离他的心，阳光再也不能给他安慰。孩子反感他，女人鄙视他，神赐予老年人的就是这些，充满了痛苦”。再比如，“活得太老的人，死时对自己的生命很反感，他的老年非常艰苦，他四处打转，遇到的都是敌人。他如果没有及时死去，便不得好死”。“老年，你是人类的敌人，破坏人类外貌之美的是你，将肢体的俊美化为沉滞、将人的迅疾行动化为缓慢的也是你”。波伏娃也分析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这电影讲的是乡村里的弃老传统。波伏娃分析，像阿玲婆这样的人，身体健康但还要服从习俗，到了七十就主动上山等死，这种态度比较少见。传说故事总有训诫的意味，要树立好典型，批评坏典型，阿玲婆就是给老人树立的一个学习模范。波伏娃引用了一份材料《纳尔特史诗》，这是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提亚人创造出来的叙事诗，用口述的方式传给后人，诗中描述祖先怎么商议处决老人，老人面对处决时心中的焦虑。族人会劝老年人自尽，说“你活够了”，该从悬崖处自尽，如果他们说服不了老人，族人就会把老人推下悬崖。诗中有这样几句，“他老了，成了年轻纳尔特人的笑柄，他们吐痰在他身上，在他衣服上擦拭箭上的污垢。他决意寻死，他杀了他的马，请人用马皮做了一个袋子，自己坐在袋子里，投海自尽。”在极度贫困、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感情是靠不住的，知识和经验也没什么传承下去的必要。波伏娃引用了几位人类学家的材料——在西伯利亚东北部过着游牧生活的雅库特人，其家庭是父权制，父亲对子女有绝对的控制权，然而，一旦父亲身体衰弱，儿子就会夺走他的财产，放任他衰亡。科里亚克人住在西伯利亚北方，每到冬季来临，族人要跟随草原上的驯鹿群迁徙的时候，就会用长矛和刀处死那些体弱的老人。日本北方的爱奴族，对待老人的态度也如此。在玻利维亚的希里欧诺人中，在非洲加蓬的芳族人中，在南部非洲的聪加人中，任由老人像动物一样活着，被虐待，被处死，都是常见现象。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对自己的衰老发出的哀鸣，但相比之下，还是这些人类学的证据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如果我年轻十来岁，我可能不太愿意承认，人类对自己的同类老年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恶意。我们说要在疫情中保护老年人，这实在是一个文明的尺度。不过，当我们听说某个死亡病例是个80多岁的老头儿，也很容易心安理得，由他去吧。波伏娃在“切身的体验”一章中花了较长的篇幅来讨论老年人的性欲问题，一般而言，老年人的性欲是个略禁忌的话题，像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的《疯癫老人日记》，七八十岁了还有欲望，还天天偷看儿媳妇洗澡，这就是变态。然而，性欲和生命活力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人没有欲望，他的情感表达也会变得非常迟钝。性欲是一种本能冲动，当这个本能受到破坏，很难说精神状态上就不会出问题。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性欲一旦熄灭，人生的核心就耗尽了，人生是一场戏，一开始时是由真人演出，到后来则是由穿着同样衣服的自动装置来演出。从文学和艺术角度来看，性欲和创造力之间有奇妙的关系，雨果、毕加索等人到了晚年依然有旺盛的创造力，也依然有强大的性欲，为了创造，他们必须有某种攻击性，某种劲头，这种攻击性就根植在性欲中。对普通人而言，到了老年，也需要情感上的温暖来感觉自己和世界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份情感上的温暖在肉体欲望消失之后，会不会熄灭呢？和世界缺乏肉体接触之后，某个层面的人生会不会也随之消失？作家纪德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痛苦焦虑，被欲望所缠，我祷告，当肉体收束之时，我可以整个献身。但是献身给谁呢？献给艺术？献给纯粹的思想？献给上帝？真是无知极了！真是疯狂极了！这等于是以为油尽之后，灯火还能燃烧得更旺。今天我身上还带有养活我思想的肉体，但我能不能保有这肉体和欲望直到死亡来临？”波伏娃生于1908年，《第二性》出版于1949年，那是波伏娃40岁的时候，正是人到中年。进入中年后的波伏娃都经历了什么呢？她1952年结识了导演朗兹曼，就是后来拍《浩劫》的那一位，比她小17岁，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七八年。波伏娃说，没想到自己四五十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年轻的情人，这让她再次焕发了生命力。到1964年，波伏娃的母亲去世，波伏娃写了一本小书叫《安详辞世》，记述了母亲去世的过程。在照顾母亲的时候，波伏娃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女性叫西尔维亚，两人的关系微妙，既是情人和朋友，又是妈妈和养女。此时波伏娃50多岁，开始认真考虑老年的问题。1970年波伏娃出版《论老年》。到1980年，萨特去世，波伏娃出版了《告别的仪式》，这本书几乎是老年萨特的起居录，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吃了什么药等等，目睹一个人的垂死过程，实际上是很残酷的。1986年，波伏娃去世，西尔维亚继承了她的全部遗产。我这份年终总结本来想记录一下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没想到变成了一份读书笔记。简单而言，我身体还好，久坐就会腰疼，所以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但我的好奇心还在，也还在坚持锻炼，也还有一些好看的衣服。我看《论老年》，是想看看波娃怎么度过自己55岁危机的，也顺便想了解一下，“前面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在《论老年》的“时间，历史和过往”这一章的开头，波伏娃说，人的存在是处在时间之中的，我们藉由存在的愿景活在未来，这种存在的愿景超越了我们的过去。过去是僵固的，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随着年纪增大，我们和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未来所剩的时间在缩短，过去却变得沉重。她引用了萨特的一句话，“是未来决定了过去是否活着”。年轻人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昨天的我今天的我还有改变的可能，但人老了，未来就没什么可能性了，只能跟往事纠缠。到年底了，我们还是要对未来抱有希望，希望情况不要那么糟了。有些事情变得糟糕，是因为个人的愚蠢和懒惰。我们先克服自己的愚蠢和懒惰。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希望你遇见你的朗兹曼，他遇见他的西尔维亚。生机勃勃。我也要借此告慰一位三年前去世的老朋友，我们还好。

我还记得40年前在和平里104汽车总站斜对面那个书摊上第一次看到明河社金庸全集时的震撼，说是书摊，其实不过是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铺着一层毡子，三十六本书摊成一片，上面盖着一块塑料布。我屏住呼吸，隔着塑料布仔细端详每一本书的封面，《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这些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武侠小说，至于《鹿鼎记》，我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这题目是什么意思，封面上的仕女图也和剑侠无关。我猜，那一定是很不一样的一本书。那时我刚上初中，只在武术杂志上读过金庸小说的某些片段，记得“九阴白骨抓”的险恶功夫。教室里的讲台是三合板做的，被调皮的同学踢出来一个洞，老师追问这是谁在破坏公物，同学们就说，肯定是梅超风！肯定是梅超风用“九阴白骨抓”打出来的！老师不知道梅超风是谁，一脸疑惑。小孩子喜欢打斗的场面，有耐心琢磨作者写下的一招一式，而且会想象，写出这样的书，那金庸肯定是一个会武术的大侠。我记得红花会的众高手守护着六和塔，天山双鹰一层层攻上来，和高手一一过招，那一段落让我非常兴奋。等到2001年，我成了个记者，去采访黄健中导演，他执导的第一部大陆金庸剧《笑傲江湖》马上要播出，黄导说，悬念不仅仅在故事上，武打也有悬念，看过小说的人都想看你是怎么用独孤九剑的，怎么练吸星大法的，药王庙里令狐冲是怎么刺瞎那十三个人，这都需要武术指导一步步的设计。我追问，那您是怎么做音乐的呢？《笑傲江湖》里可是有很多音乐的啊。黄导回答，我们用了管弦乐，而不仅是琴箫合奏。小孩子总会长大，总会从金庸小说中看到更多的东西。六和塔上，乾隆的双手被常氏兄弟握住了，金庸写，总算他兄弟不使劲力，否则一捏之下，乾隆手骨粉碎，从此再也不能做诗题字，天下精品书画，倒可少遭无数劫难。我要有一点儿知识，才能读出金庸的讽刺口吻。要更耐心，才会欣赏那些风平浪静的段落，比如《笑傲江湖》中《学琴》的那一章节。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三联书店工作。那时候三联书店要和明报社合作办一本杂志，也就是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用明河社投资的康柏586学电脑。那时金庸先生已经退休，明报换了老板。但我知道金庸先生创办《明报》的故事，他起初在香港多家报纸上写连载小说，而后决定自己办报，在自己的报纸上写《神雕侠侣》，读者追看《神雕侠侣》，自然就要买他办的《明报》。我还想当然的认定，《神雕侠侣》的故事节奏快，跟金庸初创报纸的心境有关。三联书店当时在永定门外的大磨坊面包厂租了办公室，有一个下午，办公室里风传，“金庸要来了”，“下午就来”。其实并不是金老板要来，而是三联版“金庸全集”来了，一辆130货车，拉来了若干个纸箱子，每个箱子一套书，那是我们的福利，买到大陆第一批正版金庸全集。买的，并不是发的，但真的是进三联后享受到的第一次福利。三联版本并不是不好，王司马、姜云行的插画都得以保留，然而，我见过明河社的版本啊，被那套书的精美所震慑，可以说，正是在和平里那辆三轮车前面，我接受了出版业的启蒙，明白了书是一种特殊的物理载体，讲究装帧设计，封面、插图、纸张，都是书的价值所在。有一段时间，朋友们去香港，总会背着一套明河社全集回来。等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多年后，终于，三联书店一位副总编辑，将当年出金庸全集用以校对的一套明河社版本送给了我，他说，“我知道你是金庸迷，这套书你拿走吧。不过，不全了”。那是大半套明河社版本，版权页上写着1980年10月初版，1992年9月第十一版。缺《笑傲江湖》第一册，缺两册《鹿鼎记》，缺两册《天龙八部》。就像慕容世家的还施水阁缺“易筋经”和“六脉神剑剑谱”一样。明河社的《笑傲江湖》四册封面是徐渭《梅花》、傅青主《山水》、朱耷《鱼图》、郑燮《墨竹》，金庸先生说，这四个人为人重风骨节操，徐渭是“极具笑傲江湖性格的人物”。说朱耷，图中之鱼寥寥数笔而神态生动，似是在江湖间自在游荡。中国古代文人，最让人着迷的那点儿东西，就是对消极自由的孜孜追求。《笑傲江湖》这本小说，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消极自由”的不可能，金庸写这本小说，是1967年到1969年之间，在中国大陆，正是“消极自由”不可能的时代。令狐冲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珍藏“笑傲江湖”琴谱，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琴谱的来历，不愿意把他在音乐王国中得到的东西讲给俗世的人，他从一个音乐的听众成长为一个音乐演奏者，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他已经是一位音乐家了，他用剑术捍卫了黑暗江湖中的一点点消极自由，实际上，我们知道，再也没什么东西能比艺术更深刻地捍卫那一点点自由。明河社《倚天屠龙记》用了四幅元代山水，《鹿鼎记》用了五幅清代画作，回目用了查慎行先生的诗中联句。金庸先生说，这也是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第一回的题目是，“纵横勾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有资深的“金迷”，查阅《敬业堂诗集》，对五十个回目一一做出解释。也有人对照当年的报纸连载版，说第一回原来的题目是“人为刀俎”，第四回中原本没有“羚羊挂角”这样的擒拿招数，为了回目名字，修订时给韦小宝增添了一招。金迷的研究涉及金庸作品的诸多方面，这是读故事之外的另一个乐趣。《鹿鼎记》第一回，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读书人，出现在武侠世界中。武侠世界中，多见师傅向晚辈传授武术的场景——江南七怪指点郭靖，张三丰指点张无忌。这一回中，有吕留良指导儿子识字读书的场景，吕留良先在纸上写下“鹿”和“逐鹿”，讲解《汉书》中的那一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小孩子聪明伶俐，一下就明白了“逐鹿中原”的意思。吕留良接着在纸上画一只鼎，讲古人煮食，不用灶头，而是用鼎。又讲《史记》中那一句，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接下来再讲《左传》中的一句，“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小孩子也就明白了“问鼎”是什么意思。这一段其实是向读者解释“鹿鼎记”书名的来历，但也有文化传承的意味。韩愈有文章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甫有诗曰，“清诗近道要，识字用心苦”。韩愈、杜甫所说的“识字”可不是认得两个字那么简单。宋人魏了翁说，“吾所谓识字者，若好学者，又于此溯流寻源，以及于秦汉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则读书为文也其庶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识字，就要对每个字追根溯源，从秦汉典籍中理解古人用字的本意。明清之时，读书世家的孩子开蒙，是从《说文解字》和《尔雅》始，吕留良这样的大儒，教自己的孩子识字，所举例句是来自《左传》《史记》及《汉书》的。武侠世界中的“世家子弟”，多是不成器的，但《鹿鼎记》中对吕留良的这一段描写，多多少少有一点儿读书世家的骄傲。金庸先生说，小时候在祠堂里听长辈谈论祖先，说到查慎行时，称为“初白太公”，现代人写白话文不用这样迂了，尊敬祖先，在心里尊敬就好了。实际上，这一章节表露的可不仅仅是对自己祖先的敬意，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环境下，在文字狱的环境下，顾炎武、黄宗羲流亡于江湖之中，知识分子是一种结晶体，其言行彰显观念的力量，统治者要打碎这样的结晶体。像顾炎武这样的知识分子，学问之外，要写《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像金庸先生，一支笔写小说，一支笔还要写《明报》社论。这也是文化传承。年幼时，我也曾按照书本上郭靖的架势，打出一招“亢龙有悔”，默默记下降龙十八掌的招数，等长大了，在《易经》上看到“见龙在田”“潜龙勿用”这几个字，才知道降龙十八掌是从《易经》来的。再到后来，也会翻翻《查慎行集》，第一册就是《周易玩辞集解》。或许金庸先生读祖先文章时，也就孕育了降龙十八掌的念头。正是从《查慎行集》的前言中，我才体会到“断尽江南士子肠”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味。等我后来去湖州、南浔旅游，带着一本《鹿鼎记》，南浔镇上已然见不到明史案中庄家的遗迹，但三百多年前，确实有那么一桩案子，有朱国祯，庄廷鑨，有70多人因明史案而被杀死，其中包括几位雕版工人和书店老板，他们的名字能在史书上查到。如果我们放纵想象力，我们也会相信，在华山顶上，曾经有华山论剑，在五台山上，曾经有韦小宝保护顺治帝，在青城山，曾经有余沧海的道观，在塞北、江南和辽阔的西域，曾经有乔峰和陈家洛走过。这是金庸先生所创造的武侠世界，他给真实的山河，赋予一层神奇的叙事魅力。此后的真实山河，就有一层归属于非凡的想象力。金庸先生也用他的小说为华人圈定了一处语境，当我们用“岳不群”这个名字来指代伪君子的时候，用“丁春秋”这个名字来讽刺某人专横跋扈喜欢被溜须拍马，重述其中某一段故事以寻求大家视野的一致性的时候，都是在认同金庸小说的经典地位。活着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那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2018年11月，当我得知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在网上订购一套明河社全集。书寄到，翻开版权页，上面写着“1980年10月初版，2018年8月第28版”，我把这套书放在书架最上层。也许哪一天，我的孩子会打开这套书，看上几本，就不再害怕繁体字和竖排版，也许他会从《鹿鼎记》中看到一点儿佛学知识，会从韦小宝的冒险中得到很多乐趣。

昨天跟李静录播客，聊她的书《王小波的遗产》。忽然说到王小波的恶趣味，他非常喜欢写屎。王小波《似水流年》中写海外归来的李博士，在干校守夜，去保护一堆屎，如果附近老农民来偷粪，一定要抓住，结果李先生挨了农民一扁担，他难以理解，自己一个博士，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的竟然是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教导员忆苦思甜，说他在一个除夕之夜，跟姐姐去要饭，在雪地发现了一块烤白薯，拿回家一咬，哪里是烤白薯，是一个屎橛子。“我”说，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不仅吃糠咽菜，还吃屎吃尿。X海鹰说，你觉悟太低，这是老地主蓄意拉的，迫害贫下中农。老地主长了一个恶毒的屁眼，一定要把他揪出来。“我”说，对于屎橛子能做出如此精妙的推理，显然是很高级的智慧，很浪漫的情调。不必揪出他来，只要揭穿他的阴谋，革命事业已经胜利了。这是《王小波的遗产》总结的两个例子。王小波小说我读的不熟，杂文中的例子倒记得几个——《极端体验》中，王小波上来就讲了一个典故，说唐代李赤的典故，然后说——有些人秉性特殊，寻常生活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需要某种极端体验：喜欢被人捆绑起来，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这不碍我们的事。其中还有些人想要golden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头上浇。《有关贫穷》中，非常著名的段落——我插队时，队里有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场。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屎，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掺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贻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话虽如此说，波美和他的外号曾给插友们带来了很多乐趣。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捡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叫做“文化”。有人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好的，都必须尊重。就我们谈的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这解释不对。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后自己也会变成一堆垃圾、一桶屎。所以，我觉得总要想出些办法，别和垃圾、大粪直接打交道才对。王小波有一篇杂文叫《有关克隆人》，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七期上，发稿时，王小波应该还在世。我还记得主编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说，这tm王小波，写了一大堆屎，我都给他删了。那篇文章开头部分，王小波还是写插队，写他看到的屎。然而，也没删干净。作为典故而存在的屎得以保留————伯尔先生的小说《莱尼和他们》中，女主人公莱尼在一位修女指导下，经过反复练习，在屙屎这件事上有了很高的造诣，做得非常流畅，达到了免纸的水平。20多年前我在一个小山村里插队，那里有几位大嫂因为没有生下一个带把的(即男孩)，一直在练习，虽然没生出带把的来，生不带把的却非常利索，完全是免纸的水平。假如有关技术继续发展，人可以从培养箱里造出来，这种绝技就无用武之地，这是叫人痛惜的。除此之外，人们还要问，从培养箱里造出来，那还叫作人吗？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也不想回答。接下来的一段，非常抒情——我说过，对克隆人这件事我不准备做任何评论。但我知道，人们为这样一种念头苦恼着：假如未来的人是从试管和暖箱里造出来的，没有父母了，他怎么生活呢？假如未来的人不用自己的身体造孩子了，他的精神又往何处寄托呢？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可以安慰这些未来的人：孩子们，你们的事业——科学与艺术，也是人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你们虽不是父母的儿女，但还是牛顿、爱因斯坦和莎士比亚的儿女。你们要把人类的事业发扬光大——去做这些事吧。这世界上还有更坏的情况，那就是你的生活与这些前辈的事业全不接轨，去感谢上帝吧，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我以前看过一本昆德拉评传，里面有一章叫“性交选集”，把昆德拉写性的部分都集中在一起分析。评论王小波的作品，也应该整理一章叫“屎尿集”。

，多花点钱让你受点好教育。有时候好多无奈和煎熬，不仅仅跟钱和分数有关系，谢强：我有深度交谈的学生，跟踪的孩子也比较多。我认为这里面有这么一个点，就是我还是必须要特别诚实的看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行业

很多年前，某个阳光充沛的午后，我看了电影《飞越疯人院》。很多年前，某一次在书店里闲逛，我买到了《飞越疯人院》的原著小说，大略翻了翻，就把它放到书架上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再看这部电影。但我记得杰克•尼克尔森的表演，他面对关着的电视，解说棒球大联盟冠军系列赛，病人在他身后围拢。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吧，记忆》，摘自《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899-1929》，[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

那时候的工作，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点儿精英色彩的。后来我离开三联，最感窘迫的就是思想资源的匮乏。我当然还是会看书，思考，但聊天的机会太少了。

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叫《无处安放的同情》，德国作家里德写的，其实就是一本读书笔记。值此疫情微妙之际，我们一边有点儿惶然地考虑自己的处境，一边又对他人的不幸深感同情。里德说，西方人坚信自己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有同情心，也能共情，在此基础上，有更好的道德，关心难民，关心他国的文化，关心野生动物，还会为自己以前造的孽忏悔。同情的东西越多，我们就越有道德优越感。但可能有一个悖论，我们对远方的灾难表示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巴尔扎克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凭借意念杀掉一个“中国的满大人”，杀完之后能富裕起来，你杀不杀？对我们来说，这问题一点儿不难，杀！听着这就是一个贪官，凭意念就能杀，不费劲，不给钱都想杀。实际上这问题必须转换一下，我们会平白无故杀掉一个南美洲的胡安先生，然后拿走他的钱吗？这好像不容易。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人，觉得这就叫人性，一头连着巴黎人民，一头连着北京人民，四海一心。卢梭觉得，这说法不一定对，他说人性这情感，若延展到全世界，就会蒸发，变弱。欧洲人遇到灾害，我们感同身受，要是鞑靼人日本人遇灾了，我们可能就没那么强的感受。唰的一下，过去一百来年。有个德国作家云格尔，他说了，满大人这样的问题，就是法国那帮知识分子没事儿瞎琢磨的，他们在搞普世道德（普世这个词出现了），喜欢抽象的人性之说，远方发生灾难，人们感到怜悯，但未必有行动的义务，可如果不发表同情，就不太像个文明人了。他说这种情感状态是布尔乔亚选择无能症，布尔乔亚把世界本身当成镜像，要通过新事物验证自己的美德。云格尔这说法呢，可以说冷漠一派，你别瞎同情瞎流泪，要不你就去武汉做志愿者，要不你相信政府，老老实实在家呆着。云格尔这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互联网上的喷子最高的思想水平就到这了，再也高不上去了。大思想家不这么浅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处理的就是满大人桥段，拉斯柯尼科夫想杀掉阿廖娜，这个老太婆放高利贷，卑劣，杀死她，拿走她的钱做好事，我的罪行不就被抵消了。能不能用行善，为世人造福的幻象来粉饰杀人之罪行。这是陀爷提出的问题。弗洛伊德也聊过满大人桥段，他在1915年一战爆发之后发表过一个演讲，大意是说，我们原来以为是文明人了，享受着文化共同体，可一打仗，文明人的高贵情怀就是不牢靠的，基本上是伪善的，我们老是高估自己，其实没达到自己以为的那个高度，我们很容易跌回到蒙昧状态，文明的进步必经历倒退，原始状态随时可以回归，蒙昧之心永远伴随着我们。弗爷解读满大人桥段的高明之处是这样一句话——在他人的恶意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十五年后，弗爷写出《文明及其不满》，其中一个小脚注里，再提满大人，讲到外部权威取代发展成熟的良心，社会满足于停留在它的幼儿阶段等等。时间再跳回去。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大地震，死了一万多人。欧洲展开一场讨论，里斯本地震可以是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再次发生的一场灾祸，人们对逝者表示哀悼，同情中隐藏着自怜——再发生一次这样的灾难，我该如何自处。1759年，亚当斯密发表《道德情操论》，他假设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伟大帝国连同亿万人民都被地震给吞没了，一个“富有人性的伦敦人”该如何反应。亚当斯密说，先悲伤，想到人世的不安，如果他是个商人，就要判断对欧洲商业和世界贸易的影响，这一过程是“精细的推理”，然后悲伤情绪就会结束，表达完高尚的情感，就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果他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头，他今晚就睡不好觉了，他会感到恐惧，远处的灾难无意义了，小指头激发的自怜，远大于成千上万人的不幸所造成的震撼。自怜高过同情。亚当斯密的问题是，人们在实际行动中，会不会跟情感世界中那样，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级？如果杀掉很多人，才能避免自己的不幸，他会杀掉很多人的。大卫休谟说，毁掉世界，也不想让我的手指受伤，这在理性上不矛盾，理性只关心动机的合理性。亚当斯密说，消极感情和行为原则是两回事，两者不一致，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他听任情感摆布时完全不同。情感可能卑劣自私，行为可能是符合道义的，崇高的。对于社会来说，人们内心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原则。亚当斯密说，对自己影响能力以外的不幸，无需太在意。对自己的得失，身边人的命运，不妨多介入。介入越多，越能培养出人性的热情。对具体对象产生同情，接触身边的人，才能实践高尚的人性，不夹杂道德上的娴熟油腻。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富有人性的伦敦人”，卢梭写过一个“塞住耳朵的哲学家”，他说，一个哲学家正在写社会幸福的著作，有人在他的窗户下被谋杀，哲学家斟酌一番，决定不闻不问，不希望自己关于普世价值的工作被打乱，他在思考人类命运，不管眼前的不幸。卢梭瞧不上这样的哲学家，他说，那些对社会上的不公采取冷漠态度的人，个人利益受损时就会暴跳如雷。他很看重怜悯心，这是一种不掺杂其他冲动和利益驱使的纯粹情感，先于一切思考而存在的纯自然的感动，自然的怜悯心就是这样，最坏的风俗也不能将它毁灭。卢梭认为，覆盖全人类的普世同情太模糊，同情之心最好局限在那些能从同情中获益的人，覆盖和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当人性之情单单聚焦于同胞时，会获得新的力量。因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共同的利害将他们聚合在一起。”

8月29日早上，一位奥地利工程师告诉JOSEPH，只有一家“自由的”电台还在播音，在950千赫，JOSEPH找到那电台，声音如耳语，接下来便是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