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婷；编：木叶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我说：“孩子在老家被爷爷奶奶带着，你两是不是在一个店里工作和孩子无关啊。你们挣到钱一起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就行了。另外，既然为了孩子不能分开，就复婚啊，好好过日子。”

有无数的可怜人，长期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完全被扭曲的，颠倒的信息。

我不仅是农民的后代，我本身就是个农民。六七岁的时候，经常跟着姥姥出门捡牛粪，回来烧火。十几岁的时候，还会跟着大人，用镰刀割麦子。累了，就坐在麦子地里喝水。长大后，虽然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工作，但我知道，我的骨子里，思想里，还是个农民。比如，我至今无法适应大城市。看见福建农村水田，贵州的梯田就特别兴奋。觉得他们这的农民挺好，下地干活没那么多黄土。再比如，从来不喜欢去酒吧迪厅，大商场，觉得太吵了。但一有空就往村里走，一个人躺在麦子地里，听虫叫，风吹，一会就睡着了。我从来不觉得黄土和鸡粪是脏的。小时候在村里，村里的水巴子里全是黄泥糊糊，男娃娃们光着屁股往里面跳。女娃娃们离的远远的眊瞭，又羡慕又不好意思靠近。但我们都认为那是“游泳”。农村院子很大，院子里只有狗是拴着的，羊是圈着的。猪，鸡，都是散养着，他们和我一样，随便在院子里撒欢。鸡下蛋很随机，我每天从草丛里，树底下，柴火堆找鸡蛋。30年前，北方的农村里不产水果，农民种的是马铃薯和莜面，和白面。马铃薯的营养全面，农村人身体需要的维生素，基本都来自马铃薯。所以，我们自诩是“吃土豆莜面长大的人”。那时候不分家，姥姥住的地方，一排低矮土房，一个超大的院子。她的几个儿子都在这个院子里一起生活。农村的院子没有平米限制，只要你垒墙的石头够就行。每年秋天，一大家子人会把割回来的麦子用石碾脱皮，再用簸箕扬走糠。最后再加在磨面粉的机器里。每到这个时候，邻居们都会来帮忙，全村热闹非凡。每年秋天，也会有人拉着一卡车白菜和其他蔬菜，到村里卖货。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用车上的大喇叭喊，他们一来，就是村民的集市。每年冬天，“落窝鸡”会带回家里孵蛋。就放在炕沿边上，它这个时候性情大变，比狗还凶狠。总有那么几天，羊在半夜要下羔子。羊羔接生后，怕冻死，人都会把他们抱在炕上，用奶瓶喂奶。家里的铁锅，每天给人熬土豆莜面糊糊，给猪熬碎土豆泥的猪食。冬天的夜里，我们会在纸糊的木头窗户上挂着棉被的窗帘。把房门插上木头插销，把一屋子的熬土豆的土腥气和人关在一起。把冰霜和寒冷关在外面。那个时候看似很苦，但大人们每天都是笑呵呵的。秋天农忙那几天，干农活的人回来，直接躺在土炕上。土炕没有东西铺，会被汗水浸透成一个人影子。印象中，虽然累，每个人也是开心的。后来我长大了，老家的下一代逐渐都考上了大学，最后留在了城市。农村的人陆陆续续搬了出来。只有每年夏天，一大家子人会回村里住几天，聚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人们变了。我们都脱下了毛毡鞋，穿上了新皮鞋；我们改掉了土话，说起了普通话；我们不再喝土豆糊糊，吃起了进口水果；我们离开了小土房，搬进了楼房；我们不再骑毛驴，开上了小汽车。但是，愁容和焦虑却在每个人的脸上弥散开了。升了官的亲戚，总想找机会秀优越感，却没人买单，逐渐变的焦虑愤怒；有的人做工程挣了钱想请大家吃个饭，混的不好的叔叔借酒劲给了他一巴掌；表哥表姐都陆续考上了大学，最小的那个天天被家长施加压力，最后学会了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