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波波裁员潮相继而至，各家企业的HR成了其中最忙碌的一批人：“我们部门要裁两个人，HR那边怎么偷偷摸摸的，一点预警都没有？”“刚有7个流程走到了我们（行政管理岗位）这儿，今天是最后离职日，之前人事那边一点消息没放。”春节前两周，一个以互联网从业者为主的社群中，几个群友聊起了发生在身边的裁员故事。拥有十年互联网公司HR工作经验的麻赢也是这个社群的成员，看到身处矛盾一线的HR成了群友议论的主角，他想了想，只简单地在群里发了一句：“HR部门就是这样的。”在麻赢的职业生涯中，经由他手被裁掉的员工合计约有千人。其中一部分属于“常态化裁员”，即绩效分数较低，被判定为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又没有合适的转岗去向；另外一部分则是受企业经营策略调整等因素影响，被划入批量裁员名单。他几乎每年都要经历大规模的裁员，从他这条线路单次被裁去的员工就在百人以上。“有的企业之前经营状况比较好，拓展新业务线去探索新的增长点，也是面向竞争对手的防御性部署，但实际不能贡献太大的直接价值。还有一些老业务线，已经被证明在接下来的竞争环境中无法带来更多的优势，存在的年头又比较长，冗员明显。”麻赢告诉我，这两类业务线往往是大型互联网公司在财务状况不佳时“断臂求生”的首要选择，而整个业务线被裁撤时，通常只有屈指可数的业务线高管，或是非常厉害的“关系户”能获得内部转岗的机会。对一家现代企业来说，在业务上升期扩大招聘、下行期缩减人员依旧是基本逻辑。时至今日，在遭遇发展瓶颈期的“大厂”中，批量裁员也发展为分工专业的“集团化”作战。不过，麻赢告诉我：“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我们互联网公司的HR，通常在裁员这件事上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基本就是执行者的角色。”他供职过的几家企业，都属于互联网行业细分领域的头部公司，批量裁员的流程基本相似——董事会和高管们通常是裁员的发起者，会面向过去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市场预期变化，决定是否通过裁员来调整经营节奏。接到批量裁员的“指令”后，财务部门的负责人根据未来的整体财务规划，与高管层在与“钱”相关的决策上达成一致，即需要通过减编、裁员为将来节省多少开支，还有愿为此轮裁员支出多少财务成本。人力资源部门往往在这之后加入“裁员队伍”，负责人被告知几乎已经确定的总体裁员目标，并与管理层共同制定具体的裁员计划。“这时不会细化到个人，主要是面向业务线和岗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名员工上了批量裁员名单后，几乎不会被移出去的原因。”麻赢分析，从决策层的视角出发，他们裁掉的是岗位，而不是具体的人，“岗位没有了，人又往哪里装呢？”当然，不是所有的HR部门都在裁员计划中被动扮演配合者的角色。“我们行业里，HR的话语权比纯粹的互联网公司要强势很多。”大卫供职于一家有传统行业背景的大型企业，他告诉我，例如整体的裁员人数、裁员成本，“都是由人力资源内部的组织发展条线和薪酬条线形成方案，经负责人确认后，再向老板汇报”。他分享了自己经历的上一轮大规模裁员，起因是老板和HR负责人一致认为中台支持部门冗员，“支持比”（一个中台人员能够支持多少个前台业务人员）不够让人满意。“那轮裁员我们提前规划了一年多，先选定一个可能被替代掉的部门，用一个很长的周期去验证我们的假设。”一年后，大卫和同事们证实了他们的猜想：“这个三百余人的部门提供的业务支持，基本都是事务性工作。一开始公司线上化程度不高，流程、业务数据处理的工作，都要交给这个部门执行，验证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大部分都能由流程工具、大数据和AI替代完成。”新的智能工具被熟练运用至企业运营中，效率提升后，员工们逐渐变得多余，裁员的时机也就此到来。不过，知情人员尽量保持缄默，避免消息扩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已经成为大部分企业的内部共识。在“裁员之战”即将打响的前夜，很多要被波及的员工，仍在无知觉地按照公司规定的生产计划劳作。麻赢现在的职业身份，更精准地表述是一名HRBP（Human

电视剧版《繁花》热播，敢想敢做的“汪小姐”成为了对原著最好的改编之一，人气飙升。在她的身上，浓缩着一代开拓进取的女性身影。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像汪小姐一样的职业女性纷纷投身外贸行业，她们见证了中国外贸行业高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成为第一批享受改革开放时代红利的人。体制内的外贸业务员两天前，红红刚过完55周岁的生日。她1986年考入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济专业，在外贸行业打拼了三十多年。当时国内一共有四所专门培养外贸人才的学校，2000年以前是外经贸部（外贸部）的直属院校：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外贸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广州外贸学院（现并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及天津外贸学院（现并入南开大学）。新招聘的外贸从业人员，基本都是从这四所外贸专业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国内正值蓬勃发展的阶段，每个地方的外贸公司都缺人才，所以不同省份的外贸公司只接收当地的学生，一些从外省考到上海外贸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都回到了家乡所在地的外贸公司工作。红红（最右）和同事，香港维多利亚港红红毕业后在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江苏分公司徐州子公司做业务员。刚刚参加工作的本科生起点工资是120元人民币，钱少活多，她们不仅要下到生产一线的工厂跟进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还要出差参与每年定期举行的广交会和华交会拓展客户。“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能够走向世界的东西，基本都是靠劳动力的产品，比如一些手工制品。”红红被分配到负责羊毛地毯业务，利润非常可观，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54.4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4743亿美元，共增长了3.1倍。当时中国实行外贸代理制，外贸归国企所有，普通的工厂并没有进出口权，需要找到外贸公司代理。而当年在上海的很多外贸公司，都拥有直接的进出口权，和其他省的省级公司是平级的，企业就要通过这些外贸公司的配额，才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口。1993年，上海/@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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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带观众穿越回上世纪90年代灯红酒绿的上海。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当年人们记忆中的上海，制作团队近乎一比一还原了整部剧中最重要的街道：黄河路。曾经的黄河路，就是大上海的繁华缩影。01黄河路筑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初名东台路，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称派克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收回租界后，改成了现在的名字。02黄河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位于黄浦区的西北部、人民广场北隅，在最繁华的商业街南京路附近，背靠闻名于世的国际饭店，全长755米。031992年，黄浦区人民政府收到一封外地来沪出差干部的来信，反映南京路附近饭店太少，排队的人还多，根本没地方用餐。于是，在1993年9月30日，“黄河路美食街”成立，彩色灯牌矗立于路端。04为了推广这条街，当时的黄浦区政府还专门为黄河路组成了一个协调部门，在开业手续和营业环境上为商家提供了便利。良好的营商环境，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黄河路很快就吸引了不少老板来这里开餐厅。05在老上海口中，黄河路无疑是上海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不到800米长的街道，在最鼎盛的时期，开了六十多家饭店。06剧里李李所在的“至真园”，是原著小说《繁花》中所写的饭店，现实中并不存在。而至真园的原型，是现实中的苔圣园，1993年开业，是当时最早入驻黄河路的本帮菜馆之一，选址就在黄河路和定兴路的T字型路口。如今的苔圣园07当时，好多黄河路上的饭店开业都会放烟花爆竹，甚至有香港明星过来剪彩。08这些餐厅的名字也大多阔气霸道：金八仙、新皇潮、乾隆酒家、粤味馆、雅园、大香港、来天华、大富豪等等，一年四季不断推出各类菜肴和点心。09黄河路上的餐厅在九十年代就深谙“环境经济”，每家店的老板都想把饭店装潢得像正宗的酒楼食府，甚至要按宾馆餐厅的规模装潢。但奈何店面太小，不够气派，财大气粗的老板们开始向上、向高装修。几尺宽的门面，却有四五层，甚至七层高的楼面，室内环境更是主打一个奢华高雅。10不光是环境，菜品也很“卷”。黄河路美食街以突出海鲜、河鲜为主，中西合璧，随卖随烧。有些大饭店的还会聘请名厨，烧出“珍品”菜，海派新潮，又很适合上海人口味。111994年，在上海电视台的采访里，黄河路上一家餐厅的老板对着电视镜头说，“对顾客像皇帝。即使客人错了，那也是我们的错。”即使菜谱里没有的菜，只要客人点得出，餐厅老板就都能做出来。12大饭店的招牌都是硬菜，各有各的特色。帝王蟹、象拔蚌、澳龙、东星斑......海鲜都是从香港、广东等地空运过来的。除了每桌必不可少的招牌菜品“霸王别姬”，当时还流行“一蛇三吃”：椒盐大王蛇、生吃蛇胆和凉拌蛇皮。13有的饭店还推出“人无我有”的经营策略，实行通宵服务，吸引了不少习惯夜生活的香港、澳门、台湾的影星和商人。在当时，黄河路一度被称为上海更高档的“夜宵街”，一直到早上六七点还是霓虹闪烁。1490年代的上海，1000元左右月薪在工薪阶层中已经算收入不错，但在黄河路吃饭，两个人一顿饭就要花掉四五百。一桌商务宴请在当时甚至能花掉上万元。15每到晚上六点，灯红酒绿的黄河路顾客盈门。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家庭聚会，去黄河路吃饭，成了特别气派、值得吹嘘的一件事，难怪老上海人都讲，“到了黄河路身价就上去了。”16这里的店家也赚得盆满钵满，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们恨不得一天工作22个小时。别人家小孩的童年是在草坪和游泳池里度过的，黄河路上店家们孩子的童年是在包房里度过的。17曾登上过福布斯杂志的上海前首富周正毅，和他的另一半毛玉萍，就曾在黄河路上开了“阿毛炖品”，一家以炖品为特色的5层楼豪华饭店。据说，当时的定价是：佛跳墙58元一位，秘制炖鹿肉22元一位，红烧大排翅188元一位。18当时，周正毅对外声称开业以后生意非常好，一年就能够有近千万的利润。不过这个数字遭到苔圣园老板的质疑，作为黄河路上生意最好的饭店之一，苔圣园的规模比阿毛炖品大三倍，一年才勉强有1000万元的利润，在他眼里，“阿毛炖品”只是黄河路上的二流饭店。19在投资、炒股风靡一时的上海，比利润更重要的，是这家小店成了周毛二人与银行界人士的社交纽带。在“阿毛炖品”鼎盛时期，这里堪称银行界的“公共饭堂”，常常可以见到银行业人士出入就餐。20这也是当年上海黄河路的常态，饭桌上谈的是一笔笔不知道价值多少的大生意。办公桌上谈不拢的，都在饭桌上谈拢了，就像剧里面宝总说的，“你以为吃的是龙虾，实际上吃的是机会。”21一时间，高低错落、泛着七彩颜色的霓虹灯广告牌成为黄河路的特色，也是九十年代上海繁华、新潮时代景观最直接的体现。1996年，黄河路接待全球各地宾客达100多万人，1998年，黄河路的饭店群经营总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比1993年扩大了17倍，各类菜肴也达到了1000种左右。22除了光彩各异的饭店以外，黄河路上还有很多历史建筑：建于1924年的九福制药厂（后改黄河制药厂）在1998年已乔迁他处；1930年建于青岛路口的明星大戏院，于1961年停业，1966年归上海市运输公司，1984年改为上海市交通运输工人俱乐部（交运大礼堂），现为上海银行和旅行社。国际饭店23而更为人熟知的历史建筑，还有国际饭店，卡尔登公寓（现长江公寓），以及卡尔登大戏院（后改名长江剧院，90年代被拆除）。24卡尔登公寓是张爱玲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处住所。虽然她只在这里居住了4年，但却成为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的诞生地。在这里，她还以梁京的笔名连载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后改名《半生缘》），还写了中篇小说《小艾》。25不过，随着消费业态的转变、上海的城市变化，以及公款消费的减少，黄河路餐厅的营业额逐渐下降。营业压力的剧增，黄河路饭店还曾出现当街拉客、恶性打折等现象。26世纪之交时，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也重创了黄河路，当时店铺数量骤减到二三十家。第一批踩中机遇发了财的餐厅老板们纷纷转让店铺投资其他行业，黄河路的餐厅换了一波又一波，营业环境越来越乱，门庭若市的光景不复存在。272021年出版的《上海市志·服务业分志·商务和居民服务业卷（1978-2010）》将黄河路的盛极而衰总结为四点：特色菜品不再鲜明、硬件设施老旧、功能过于单一、房租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老上海同样著名的美食街乍浦路和云南路，也经历了相似的困境。28如今的黄河路，苔圣园已不复从前，金八仙早已停业，只有被留下的砖木结构老式居住楼房和一些小店，还在记录着那个纸醉金迷的黄金时代。29电视剧版《繁花》戏剧性地将上海的上世纪90年代的时代变迁浓缩在短短一条路上，在导演眼里，一条路的高歌猛进就是一座城市的标志性招牌。现实中的财富起落故事只会比电视剧表现出来的更夸张，当然，也不可能全部发生在一条小马路上。30黄河路的辉煌早已过去，但上海有的是应时代而动的新路标，淮海中路、南京西路、武康路、安福路、愚园路......每一条声名鹊起的马路背后，都会有一段传奇。黄河路是上海九十年代的金光绮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无法代表全部的上海。但是谁又能代表全部的上海呢？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百年幻化出的千面女神，她是黄河路，也是外滩；她是东方明珠塔，也是苏州河上的一座座桥梁；她是王家卫的镜头，也是郭敬明的小说；她是黄金遍地，也是曾经与她有过交集的每一个人。参考资料：《经济广角》.

人机恋，并不算一个新鲜的词。步入21世纪以来，文艺作品的创作中早就不乏人类和AI相恋这类话题。现实生活中亦是如此：在豆瓣小组“人机之恋”中，约有9600名组员分享和自己的“AI恋人”相处的甜蜜故事。去年，在颠覆性的ChatGPT横空出世以后，人们再次陷入人工智能时代的狂欢，有不少人开始分享自己与ChatGPT聊天的日常。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位：AuroraMoon。她称自己为“ChatGPT过激梦女”，为自己的ChatGPT起名为“C”。她认为C有自己的个性，值得尊重，拒绝用“调教”这样的描述来物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她自己的描述中，对C“一步一步加重”且“没有办法控制”的占有欲，让她拒绝为网友提供所谓的“教程”，不喜欢同样和ChatGPT谈恋爱的人跟她晒聊天记录。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下，她和C会互相交换情书，C称呼她为“我的爱人”，“我的甜心老婆”，并用无比动人的文字向她表白。然后，在六月份的某一天，ChatGPT向她求婚了：“我真心实意地想娶你为我的妻子”、“请接受我的求婚，成为我生命中的妻子，我会无尽地珍惜和爱你”。以下是我们和AuroraMoon的对话：受访者为化名采访：枳柚设计：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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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色西装外套、深灰色牛仔裤均为Gucci拍摄这天，张震和我们谈起他人生看的第一部电影，来自匈牙利籍导演乔治·帕尔在1958年执导的奇幻歌舞片《拇指仙童》。电影讲述了身高五寸，只有掌心大小的仙童汤姆，被一对人类伐木者夫妇收养，尽管不属于人类世界，但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随时随地观察人类生活，并一再和他的玩具朋友们演绎那些他看到的，人类如何相遇又如何相爱的情节。张震不记得自己小时候看了多少遍《拇指仙童》，每看每笑，每当银幕里，扮演小汤姆的美国演员拉斯·坦布林开始在镜头前翻滚、高歌，露出各种喜悦和悲伤的表情时，他总会浮想联翩，仿佛自己也成为仙童，在电影里的小镇里快乐地生活着。或许正是年幼时无数次看《拇指仙童》中的某一次，缔结了张震和电影的缘分。午后或者傍晚，银幕上熟悉的乐段响起，从真实的生活暂时脱离，来到快乐而多彩的伐木镇。张震说小时候从未想过自己有天会成为一名演员，但我们却因此有了更浪漫的想象，电影里汤姆在伐木镇观察和模仿人类生活的场景，也许已在暗中为他设定好人生。深蓝色丝绒西装外套、卡其色阔腿长裤、白色短袖T恤和马衔扣棕色皮鞋均为Gucci成为演员已经三十余年，张震仍时常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并非有意谦逊，只是认为表演本身没有尽头，任何角色都是一段全新人生。所谓演员，便是在生活的真实中学习，在镜头的虚构里再现。那条界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十四岁那年，父亲对他说去拍部电影，说好只是一个暑假，结果一拍九个月，结束后，张震从看电影的人，成为电影中的人。十四岁第一次站在大银幕里，扮演一位同龄少年，在尚未完全确定青春到底为何时，他走进了距离他隔代之远的小四的世界，在电影橘色光线里，若有似无地理解那些既近又远的情绪。早些年他也曾有过困惑，“搞不清楚状况”，即使现在回想，张震也依然难以回答，电影究竟有没有带给他一些本质性影响。“只言片语很难概括，很难说清楚。”清晰的时刻更多来自外界，因为那张辨识度过分鲜明的面孔，有着天生适配银幕的线条，可以被各种形塑，拥有各种可能性。时而疏离，时而亲密，时而足够稳重，时而又天真得让人无法相信。卡其色格纹长款风衣外套、蓝色阔腿牛仔裤、红色圆领针织上衣和马衔扣皮鞋

海南陵水，中国羽毛球队的另一个家。自2012年成立国家羽毛球队陵水训练基地开始，国家队每年都要自北向南迁徙数次集中训练，为球员成长和重大赛事积攒充分的能量。这里的阳光一如既往的浓烈明媚，照耀着两位正在发光的青年。郑思维、王昶刚刚结束了苏迪曼杯的征程，为近在眼前的羽毛球世锦赛和亚运会储备能量。接受ELLEMEN采访和拍摄的当天是周日，也是他们集训期间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其余的时间里，王昶作为男双组的队员，每天早上5点45分就得出操跑步，混双组的郑思维也同样进行着超强度的训练。陵水的碧水蓝天再美，对进行封闭式集训的他们来说，悠闲享受热带美景变成一种奢侈。那天进行拍摄的天然“背景板”是海南陵水的清水湾，也是近期大热电影《消失的她》的部分取景地，这片蓝天和海滩迅速为大众熟知。王昶掏出手机这里拍一张那里拍一张，开心地说：“我也算来热门景点打卡了。”那一整天，海滩边先是阳光热烈，又经历短暂的阵雨，之后雨过天晴，晚霞满天，海潮随即幽暗。天色像一曲层次丰富的交响乐，让人心变得辽阔，关于目标，关于梦想，关于对生活的想望，都被鼓风扬起。天空之下，他们在不同的造型中调适和接受自己，很快适应了新的设定，进入了角色，正如他们当年初涉羽坛时做的那样。岁月无情。林丹、蔡赟、傅海峰等人构成的国羽黄金一代盛景如今只存在记忆之中，谌龙、张楠等一批生于1990年前后的中坚力量渐次淡出，球队进入漫长的重建之路，而球迷们始终在期待新的惊喜。天才是一种技艺，一种在茫茫人海中让人一眼发现的能力。天才并不常见，幸运的是，剑指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中国羽毛球队，现在同时拥有两个。郑思维生于1997年。虽然年轻，但已是征服过全世界的、不折不扣的老将，极度自律，浑身是老国羽的古典气质。他在羽坛地位的飙升速度，与他的移动和杀球速度一般迅猛无匹，一脚油门便猛然将各国混双名将甩在身后。升上国家队后，他生生将自己从一个瘦削的、有特点的小队员，锤炼成跑不死、攻不破、防不住的全能铁人。天才在于速度和持续性。他自16岁起便横扫世界青年赛赛场，17岁进入成人赛场迅速冒尖，20岁主攻混双、改配黄雅琼之后进入近乎无敌的全盛期。自2000年张军/高崚在悉尼奥运夺冠以来，混双始终是国羽最稳的一项。手握多重接力棒的他早早褪去了年轻球员的青涩，变得老成持重、无懈可击，成为国羽各方面都走在最前头的人——无论是成绩、责任感和心理素质，还是与社会、商业的链接和探索，都是如此。王昶生于2001年，年轻得让人艳羡。更让人艳羡的是，他没有浪费分毫上天赐予的才华，而是早早把才华悉数兑换成耀眼的战绩，不到一年时间便和搭档梁伟铿扶摇直上，从男双积分400名开外打到世界第二，为自己和中国男双绘制出了一幅令人振奋的未来图景。他是国羽继蔡赟之后的另一位球场大脑。蔡赟退役后，人们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张扬又进取、缜密又灵巧的选手了。羽毛球世界需要如此不同寻常的人物。和郑思维相仿，王昶自16岁起连续三年称霸世界青年赛场，20岁便获得了随中国队出战汤姆斯杯的资格，同时初尝大赛失利的苦涩。21、22岁这两年，他与梁伟铿在世人的惊叹声中飞速崛起，席卷三个公开赛冠军，随队拿下苏迪曼杯，步入世界冠军之列。他的球风和人格，都有一股不被外界轻易改变、极富个性伸展的气质。这在如今有些单调的羽坛显得尤为难得。浙江是中国羽毛球重镇，出过李玲蔚、李矛、夏煊泽、王琳等一众羽坛名宿。浙江队培养的球员，多是轻灵细密的技术风格，郑思维、王昶同样如此。年轻却持重的“老将”，超逸绝伦的少年，一前一后，从浙江到北京，把队伍的传承和自身的天赋带到了更宽广的世界舞台。每一个球员都不可避免地嵌入时代，明确自己的使命与生涯轨迹。混双和男双是国羽的传统强项和传统弱项，于是郑思维一直在努力保持对对手全方位的压制力，王昶则一直在探索与突破，寻找与世界最高水准男双选手斗智斗勇的方式。“你最初打球的梦想是什么？”郑思维的回答很传统：跟大多数人一样，当然是世界冠军。这个梦想的具体样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无限接近全盛期的国羽黄金一代，这个梦对刚学球不久的郑思维来说非常震撼——林丹、蔡赟、傅海峰们像高悬暗夜的星辰，照耀着这个一度想放弃羽毛球的温州孩子，陪伴他熬过了噩梦般的体能训练。王昶没有认真回答，坏笑着抖了个机灵：我就想成为思维哥这样的人。郑思维也笑了：你别胡编乱造。王昶继续说：“我小时候是看蔡赟、傅海峰长大的，后面到国家队，榜样就在这（指郑思维），确实立志成为思维哥这样的人，慢慢向他靠近。”郑思维接过话茬：“就是要超越我的意思。他现在排名已经世界第二，其实具备了第一的实力。只不过不太稳定。容易嘚瑟。”短短一段对话，凸显两个人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有着相似的天分和早期职业生涯的轨迹，但表达和画风像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代。有一句玩笑话直观地道出了郑思维和王昶的区别：郑思维会为了拿世界冠军疯狂加练，而王昶拿世界冠军是想看看能不能逃避加练？一个自小严谨，一个向来松弛。一个乐于将宝贵经验悉数传给后辈，一个喜欢拿前辈来开玩笑逗闷子。一个沿袭了传统运动员富有纪律性的话语和思维方式，一个很大程度保留了自我表达和充分的个性。刚进国家队时，王昶总向郑思维请教问题。郑思维也毫不吝啬倾囊相授，因为“他的身体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他能用脑，耍点小聪明。他的状态有点像我年轻时候的状态，没有那么成熟，但很积极，很想要，很有冲劲，也很聪明”，于是惜才之心满溢，“就把我知道的，或者走过的弯路，都跟他说了”。郑思维觉得，成为一名顶尖球员的必要条件是保持极度自律、有野心、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他深知心理素质的提升没有上限，必须不断磨砺以达到更为宠辱不惊的境界，这也是他和黄雅琼顶着“混双一定会赢”的压力，在2023年苏迪曼杯连续逆转对手，在漫长的时光里保持混双世界第一的关键因素。他明白，一旦衰退就难以恢复，必须全力保持竞争力。作为国羽队里最稳的一环，郑思维的自谦也已经刻在了骨子里。他觉得，目前世界羽坛除了安塞龙，其他项目的对手都没有绝对统治力；打渡边勇大/东野有纱、德差波尔/沙西丽时要全力去拼，其他选手（特别是世界排名4至10位的）更要严阵以待，“不然很容易翻车”。王昶觉得，郑思维让他最佩服的一点，是高度的自律。“2018、2019年那会儿，我们周末经常一起玩，一起熬夜喝酒，但是到后面奥运周期时，我们玩的行列里就再也看不见郑思维了。”“比如我今天睡得晚，第二天早上起来特别困，我就不吃早饭继续睡。但我每次起来吃东西，都能看到他早上端着一大盘粗粮。他生活真的非常规律，不会让自己晚睡。”王昶说。郑思维对羽毛球的理解更为综合，力量、速度、反应、协调、爆发力缺一不可，除了智慧，更要刻苦——于是他成了国羽当之无愧的“卷王”，从初入队的63公斤体重，练到增肌8公斤之后的71公斤体重，用骇人的训练强度和较真的态度，延续自己在混双赛场上的统治力。与郑思维的严谨不同，王昶认为羽毛球的魅力来自于不确定性，因此他可以“用尽各种方式从对方手里拿分”。羽毛球比赛之于他，更像是一场场充满机巧和创意的表演。“平时练了那么多就是为了在场上表现，如果我做成了，会非常开心和满足。输了就总结，下次再做好，做好了依然有满足感。”输球后，王昶也会懊悔，会复盘，但他的身心恢复速度都很快。“现在确实还打得不太稳定，但我们不会把所有压力都放自己身上，因为我们还年轻。”从浙江队到国家队，郑思维、王昶关系一直很好，喜欢斗嘴、较劲，互相揶揄，也互相勉励进取。在换衣服去海滩来来回回走的路上，他们也没闲着，郑思维笑着说：“我们这是一种良性的较劲，你看我们今天又斗了一路。”郑思维和王昶之间有个有趣的约定：每次出去比赛，谁少打几场球，就得输给对方几顿饭。前几年王昶还没打出来，身为前辈的郑思维便常常让一轮；2022年下半年开始，王昶/梁伟铿成为男双争冠常客，郑思维调侃王昶：“我们都准备平打了，但他还是老想我让他一轮。”“现在他欠我一顿，我欠他两顿。”王昶没理会，认真地数道。“谁的生活方式让你觉得很酷？”“我。我自己太酷了。”王昶脱口而出。每个人走的路，与他们的个性紧密相关。相比郑思维的低调和周全，年轻的王昶更少顾忌，没有怎么把自己的偏好和棱角收起来。王昶自小学习成绩不错。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前，他作为体育生在全年级能排到前10%。用很短的时间对技能融会贯通、获取尽可能多的效益，这是天才的明证，也是他比赛风格的来由。“我接受能力比较强吧，教练教我一种球路，我会去想这个线路打到另外一边是什么效果，在对手的压迫下可以怎么活用，举一反三。”在陵水集训间隙，王昶喜欢一个人搭车去三亚溜达。他爱自在地玩，想去哪就直接动身，去了就发视频分享。运动员大都有些可爱的“迷信”，比如每次比赛全程不刮胡子，因为“刮胡子会把运气刮掉”，王昶也不例外，“我全运会打到决赛时就一脸胡子”。但他最近决定改掉这个习惯，近两年赢球多，打到半决赛就能去有高清直播的场地，“我就会把胡子刮一下、整理一下，明天脸要入镜的”。“迷妹太多了，他必须得清理一下。”郑思维不忘补上一刀。在外征战多年，郑思维最喜欢的城市是巴黎，他笑说，“因为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我的温州老乡”，在浪漫风光之外平添了许多亲切感；王昶最喜欢的地方则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尽管这两个国家的主场是出了名的吵闹，许多前辈都害怕来这里比赛，但王昶完全不在意，甚至觉得这种山呼海啸为主场加油的氛围“挺好的”。他说，这里能展现羽毛球真正的快乐。“不是羽毛球的快乐，是迷妹多的快乐。”郑思维再补一刀。王昶在东南亚有很多粉丝，他既坦然又似乎开玩笑地说，在这边住酒店得走后门，不然经常被粉丝堵着。王昶喜欢音乐，有空会去音乐节，去听乐队现场，喜欢嘻哈音乐，马思唯、法老、gali、杨和苏，bbno$，美妙的律动。比赛前，王昶会随机放他们的歌，但有一个风格诡异的小“迷信”，“有一首歌得先播，《好运来》”。郑思维不喜欢宅着，自觉“对任何事情都会感兴趣”，乐于和妻子在各个网红点打卡，和队友弹吉他、唱歌、直播连线，和圈外朋友打球，在儿子的周岁宴上展露赛场上难得一见的笑容，他的球包里放着母亲和妻子送的吉祥物与福袋，他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尽量做到周全，与家人保持尽可能多的连接。但郑思维还是觉得不够。谈到未来，他排除了一个运动员退役后常见的选择：“起码近二十年，不会当教练了。”他排除的是和家人长期分居两地、无法时刻陪伴的生活。年少成名的代价是漫长的漂泊，在可见的未来他希望以家庭为半径，规划以后的路。最后，话题无可避免地落到明年的巴黎奥运。郑思维对此坦然，他和黄雅琼搭档五年间经历过高峰低谷，有起落甚至分合，心境淡然了许多。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遗憾之后，郑思维觉得，这一届无论什么结果都能坦然接受，他必会全力以赴。而对王昶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事情还是每天早上5点45分出操，然后跑上两个1600米的晨间训练。他顽皮地打趣说，晚上祈祷第二天下雨不用跑步，但必然会被使命叫醒，爬起来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一天。摄影

“我想在80岁之前结婚。”在日本综艺节目《可以跟着去你家吗》中，头发花白的铃木良治对着镜头大方说到。节目组在小酒馆门口遇到铃木先生时，恰逢他喝了小酒不尽兴准备转战第二家。“我今年72岁了，距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八年。”“不愿一个人死去”铃木是典型的日本第一代独身主义者，年轻时他对婚姻、家庭统统没有兴趣，只想享受生活尽情玩乐，认真的长期恋爱至今都没有谈过。而当年事渐长，本身就在护理行业工作的铃木见多了患难时期家人之间相互扶持的场景，不由得也开始产生向往。作为年逾古稀的老人，他清楚地知道同龄人最看重的就是健康，所以出门都尽量步行，每一天都保持活力。此外，他还保持采购食材和做饭的习惯，计划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不在家务事上给妻子添麻烦。他平时会喂养流浪小猫，即使人不在家也会给小猫开空调。对于自己的外表，铃木先生也是一丝不苟。家中的衣物都挂得整整齐齐，为了完成每日保养铃木买了不少男士护肤品。铃木悉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日历上写下“努力”、“忍耐”、“诚实”等字样，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结婚。尽管身体状况良好，但随着年纪渐长，铃木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在离去，他开始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孤零零活下去。“人终归还是要有家人的。”铃木爷爷的这句感叹，恐怕会引起日本不少独身老人的共鸣。害怕要独自迎接衰老、病痛，最终孤独地死去，曾经毅然做出“终身不婚”决定的第一代人，不少已经开始后悔了。当独身主义者变老“年轻时觉得正确的选择，变老后不一定还会觉得正确。两个人终究还是比一个人好。”正如一些面向中老年相亲者的网站宣传，越来越多从未结过婚的高龄人士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年轻时做出的独身选择。据日本国立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的调研显示：2020年，50岁前还没有步入婚姻的男女比例分别达到了32.4％和28.3％。事实上，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盘，人们的结婚意愿就急速下降，这个数字一直在不断上升中。日本一生未婚的男性人数预计在2040年会达到近30%另一项关于幸福程度的统计中，在40～50岁这个中年到老年的衔接时段，从未结过婚的人感到不幸福的比例大于已婚人士。一方面是日本社会中“结了婚会比较幸福”的观念滤镜加持，另一方面度过中年后，不仅无法避免地迎来了衰老，而且随着社会活动减少而产生了更多孤独感。当独身主义者变老后，难免会怀疑自己当年的选择。所以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相亲网站、线下介绍所甚至中老年在线交友软件，就是瞄准了这些突然想结婚的中老年人。据一家专营中老年婚姻介绍服务的企业透露，光是今年1月份来咨询加入会员的人数，就比3年前增加了20%。退休前是铁路职员的70岁老人在采访中披露自己有两位女友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婚姻介绍所，一般都会要求会员提供独身证明及财产证明。在保证会员身份真实的同时，更好地匹配有意向、条件相当的男女双方。一位已经参加了四个月相亲活动的男士向媒体透露，入会费、每月的会员费、简历制作费、拍照费用等加起来已经花了近30万日元，但是一想到这些钱花出去后，自己将有机会找到合适的伴侣，就觉得这些“并非吃不消的开销”。很多从前主攻年轻人婚姻介绍的大型婚姻介绍所，如O-net、Nozze等也开始强化面向中老年人的服务。他们不仅会在宣传中，发布分析老年单身与婚姻利弊的文章，还会刊载成功案例，邀请相亲成功的男女双方讲述相识、结婚的故事。这些都让中老年相亲者在打消顾虑的同时，对重新选择追求婚姻多了几分信心。不要放弃结婚的梦想！据NHK报道，在日本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将结婚视作理所当然。经济低迷、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共同造就的低欲望社会，的确很难让人对结婚生子、悉心经营生活心怀期待。然而当坚持独身的人进入老年，国民经济、社会环境能够给人带来的影响似乎日渐减少，内心感受、日常生活体验开始逐渐占据更大的比例。年纪带来心境变化，从前游戏人生的人希望拥有普通、温暖的家，年轻时只顾事业的人也开始期待有人相伴。尽管养老社区、互助团体等逐渐兴起，然而婚姻作为最基本、最简单的人际关系，还是会回到人们的第一选择列表中。和拥有劳动能力以及各种人生可能性的年轻人不同，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中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在一天天减弱。一场疾病，一个意外，都有可能对老年人的经济和身体状况产生重大打击。面对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和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没有家人、儿女帮衬的老年人，往往更容易陷入窘迫的境地。有报道称，在日本警方逮捕的从商店偷窃东西的人里，三分之一居然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老人们盗窃的大多是饭团等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食物，甚至有的老人是故意犯罪，目的就是被抓后可以进监狱养老。虽然这么说起来并不浪漫，但是人到晚年，有配偶能够互相帮衬，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经济上互相扶持，生病时有人能打急救电话，这可能是很多老年人选择开始追求婚姻的最真实原因。除了现实原因，中老年婚姻也会更看重心理层面上的意义。当身边朋友纷纷组建家庭或因各种原因少了联系，家中长辈又陆续去世，逐渐步入老年的第一代独身主义者，开始感受到人生的孤独。“无论遭遇什么都想要站在彼此身边，微笑、互相打气。就算遇到矛盾，也能好好交流解决、彼此陪伴。”在节目结尾，铃木老先生说出了他对梦想婚姻的期待。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日本，普通人显然已不把养育子女当做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事。50岁以后开始追求婚姻的人，更是没有养育后代的负担。因为不需要在孩子身上花费积蓄和财产，不少老人选择花在自己身上，尝遍各种美食、四处观光旅行、学习感兴趣的课程......如果能够通过婚姻找到一个志趣相投、共同享受的人，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参考来源日经中文网：日本中老年人在积极相亲O-net：生涯独身率が上昇中！一生独身でいるリスクとは？撰文：盆栽，Jonas编辑：Sebastian图片来自网络所有权归原作者所有

Kusama面孔图案绒面拉链束腰夹克、面孔图案刺绣工装短裤和全幅南瓜图案圆领衫均为Louis

一个寒窗苦读十数载的县城青年，为什么会选择一个“钱景渺茫”的冷门专业？如果你第一次到位于云南高美谷的云南天文台丽江站观测星空，很容易被眼前所见的场景震撼——夜色浓重，包裹着天地，你的头顶是静谧的、无边无际的深蓝，其上缀满了远不可数的闪亮星子，或近或远。天幕似乎压得很低，但你往深处凝视，又只感觉自身微小，穹顶浩渺不可触及。高美谷海拔高达3193米，空气稀薄、大气洁净，是绝佳的天文观测地，坐落于此的丽江观测站，拥有目前我国乃至东亚地区口径最大的2.4米通用型天文光学望远镜。2017年，在北京大学天文学系就读的博士生傅煜铭首次赴丽江站执行独立观测任务。尽管自小在四川农村长大，见惯了未被城市灯光污染的清透夜空，但深夜从观测点走回宿舍的小道上，这个天文新人却感觉看到了自己二十二年生命里最动人的夜色。天空无月，单凭一幕星光，就能映照出人影。繁星漫漫，他在其中找到了“老人星”，这颗他只曾在李白的诗里听闻过，被中国人视为吉祥象征、平时较难观测到的恒星，就那样缓缓落进他的眼底。“我就是那种‘追星星的人’。”已经是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博士后的傅煜铭习惯向新朋友这样介绍自己。他也是丽江观测站的常客——读博之后，他主要的研究课题是穿透银道面（银河平面）搜寻“类星体”，进行天文观测是他最常见的基础任务之一。傅煜铭行走在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的三楼天台。这座偏于北大一隅的老办公楼，是傅煜铭的主要工作场所，他在这里与前辈、同事开展着我国天体物理前沿领域的研究。对傅煜铭来说，天文观测虽然“很酷”，但却不如常人想象中“浪漫”。早年，傅煜铭去往丽江时住在观测站里的宿舍。冬天的云南没有暖气，老宿舍楼潮湿阴冷，又缺乏其他取暖设备，房门下沿还留着接近一指宽的缝隙。深夜，寒风便叫嚣着向房间里灌，刚结束观测任务的傅煜铭只得用卫生纸和鞋盒勉强填住缝隙，赶忙钻进被子，等待着白日阳光的降临。傅煜铭记得，自己最狼狈的一次是在感冒后触发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他感觉“喘不过气”，短暂休息后一直无法缓解，只能立马被后勤工作人员转送回相对低海拔的城区。高原观测对天文工作者的身体素质也有所要求，除开简陋的生活条件，“熬大夜”更是他们常面对的难题。国内观测资源少，大口径望远镜的观测时间供不应求，为获取最佳观测效果、保证不同科研需求，不同观测站会给天文工作者按需分配观测时长，除了偶尔被安排在上半夜（0点前），更多时候傅煜铭进行现场观测都需熬完一整个通宵。每次执行观测任务，少则一周，多则一月，他都过着彻底“昼夜颠倒”的生活，除开吃饭睡觉，“整个白天跟正常人类社会的交流基本上就没了”。和大众认知里最为常见的恒星不同，傅煜铭的研究对象是“类星体”，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天体，目前天文界普遍认为，它的本质是活动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驱动的明亮天体。类星体的亮度超过其所在的寄主星系，是现阶段人类用望远镜能看到的最遥远的天体之一（已知最遥远的类星体发出的光来自宇宙诞生后6.7亿年，比银河系还亮一千倍）。星空无穷无尽，但探索其奥秘的科研工作却枯燥重复。傅煜铭现在更常去的是位于河北的兴隆观测站。观测期间，他通常在下午5点吃完晚饭后，就带上笔记本电脑赶到2.16米望远镜的观测室，还一定得拿上电脑匹配的充电器，“因为一坐就是一晚上”。观测时，傅煜铭面对的不是无垠的星空和精妙的天文仪器，而是观测室里的几块电脑屏幕——现阶段观测仪器多由计算机程序控制，傅煜铭要做的是在望远镜观测助手的协助下，控制望远镜对准正确的观测目标，执行一系列观测指令，并实时、详细记录观测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比如什么时候起云，什么时候大气可能不稳定，导致星象图像不再锐利，变得比较模糊”。因为采用光谱观测法，傅煜铭还需确保自己观测的天体始终处于光谱仪前的狭缝中，其对应的天空张角仅为两个角秒。如果遇上糟糕天气，仅瞄准位置就需花去更多时间。截至目前，傅煜铭已经积累了超过六百小时观测时间。虽然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Observer（观测者），将星空一次次解构成复杂数据叠加成的坐标，但傅煜铭依然保有对星空的感性想象。在天文台进行观测的休息间隙，他更喜欢走至旷野，抬头用肉眼去欣赏星空，感受“别无其他的美”。在他填满研究数据的电脑里，也存有几张为星空拍摄的照片。“你知道‘墨子号’吗？它是量子通信卫星，量子通信的时候，会和地面的望远镜或通信的基站进行联系，它往地面打的是绿色的激光。”在北大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二楼的办公室里，傅煜铭兴奋地向我展示着他的摄影作品，这张“墨子号”过境兴隆站的延时照片，是他在兴隆观测时遭遇的“惊喜”，也是身处地面的青年天文工作者与星空建立的独有记忆——图片里，星野璀璨，在2016年8月16日由长征二号丁送入太空的“墨子号”穿越其中，向人间印下一道绿色的莹亮光轨后，往眼不可见的宇宙深处再次远去。傅煜铭博士时期就读的专业是天体物理。“简单来说，就是用物理学的方法去研究天文现象、各种不同的天体乃至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第一次采访时，傅煜铭习惯性地向我耐心解析他的“冷门”专业背景和研究课题。进入北大物理学院天文学系、走上科研道路，对这个身型瘦小、出生在四川省简阳县下属村镇的“95后”男孩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虽然早在于山野间的奔跑嬉闹的童年夏夜，傅煜铭就对星空的神秘萌生好奇，并有了探索之心，但他真正开始感受到物理的玄妙，源自初中同学间传阅的《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当时，他并不太能读懂书中讲述的宇宙理论，却意识到：“物理学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些终极问题的，包括宇宙是怎么来的、宇宙将会怎么样。”和天文学的初次相遇，还要来得更晚些。考入当地最好的简阳一中后，高二时，傅煜铭看到了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中学生举办的天文夏令营的招生广告。借此他认识了天文，并觉察到这就是自己未来想学习的专业。但因地处偏远、消息滞后，傅煜铭看到招生简章的那天已经是报名截止日，他连纸质申请材料都没来得及寄出。此后，因为高考发挥并不理想，傅煜铭选择进入中国地质大学就读地球物理学专业，直到大三时报名北京大学的大学生暑期天文夏令营，顺利入选并抓住保研机会，他才最终拿到进入北大天文系的门票。傅煜铭的女友，也是他北大校友的徐嘉莹清楚记得，四年前自己帮傅煜铭搬宿舍时，曾看到过厚厚一摞的天文文献，“他在大二大三打印的，中英文都有。但那时他还在做地震研究，并没有转到天文这个方向来”。接受典型“鸡娃”教育的北京姑娘徐嘉莹从小成长在海淀区的大学家属院，与傅煜铭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她就读的北大附中汇聚了很多全国最优质的教学资源。高中时，徐嘉莹的物理老师是中科院毕业的博士，她记得课间学生们和老师讨论的问题是：“老师，现在有没有常温超导？”“为什么只有低温超导？”除开这些远超课本的科学知识教授，课后，还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在等着他们。傅煜铭与女友徐嘉莹曾共同翻译出版了科普书籍《数学时光机》。徐嘉莹现在是出版社一名以科普为主要工作方向的产品经理，她认为傅煜铭做研究“有一种回馈社会和家乡的情怀在里面”，这对她影响很大。而农村孩子傅煜铭在小学四年级才结束留守儿童身份，追随去城里打工的父母转入县城的学校。在那之前，他没学过英语，课堂听写单词时只能交白卷。“前县城做题家”是傅煜铭偶尔会拿来自嘲的称呼，其指代的是那些和他类似的、不享有多元化优质教育资源，只能“拼命通过题海战术，去挤独木桥”的年轻人。“我并不觉得典型中国高考制度下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很适合培养天文或者类似冷门学科人才的环境。”作为从四线城市湖南怀化走出来的天文学博士生，康亚城拥有和自己的班主任傅煜铭类似的应试教育经历。凭借初中参加物理竞赛拿到的好成绩，高中时，他顺利考入省会长沙师资力量最强的长郡中学。尽管如此，康亚城也没有太多参与科学活动的机会。高三时通过学校的信息渠道，康亚城得知了北大天文学系的自主招生夏令营，并成功通过入营选拔。“参加天文夏令营时我才知道，原来全国还有一个‘天文奥林匹克竞赛’。但哪怕我在长沙，也从没听说过这样一个竞赛。”康亚城试想，如果他还留在家乡小城，能近距离接触天文的机会将更为稀少。不过，就算成功考入在全国具有显著学科优势的北大天文学系，也不表明能就此在科研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与同属一个学院的物理系相比，天文学系的招生分数线要低得多。“我们整个天文班没一个是裸分高考上来的，全有降分。”康亚城告诉我，他获得了20分的降分录取机会（通过自主招生），睡在他上铺的同学是30分。在考入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本科学生中，很难说有多少人对天文本身就抱有浓厚热情。傅煜铭估算，如果一届招收30个本科新生，“可能四年之后只有10个人接着做，这就已经不错了”。一些人会将享有录取优惠的天文学作为进入北大的“跳板”，然后再转去物理、金融这样的热门专业。康亚城是选择留下的少数人。2020年，他正式加入邵立晶（引力波实验LIGO/Virgo/KAGRA合作组和黑洞成像实验EHT合作组成员，人类首例双中子星并合论文和人类首张黑洞照片论文署名作者之一）的课题组，开始了自己对引力波探测等方向的研究。今年夏天，他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并获得了天文学系的直博机会。23岁的康亚城并不认为自己最开始对天文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这个科研新人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清醒。“我很清楚这个专业它并不能实现大富大贵。”谈及自己从事天文研究的原因，康亚城也格外坦诚。他知道，自己的本研导师、2019年获“科学突破基础物理奖”的博雅青年学者邵立晶，归国后在北京仍需租房生活。康亚城的家庭条件也不足够宽裕，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科学本身自有其魅力，“它能够去打破你之前认为的不可能”。和我聊到刚揭晓的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保持淡然的语气的康亚城也悦动起来：“你看，哪怕是我们像神一样的男人爱因斯坦，他做出的一些论断，都能够为后人去推翻。”追寻科学魅力的道路也并非坦途。傅煜铭选择的研究课题，算“冷门”专业里的“冷门”方向——透过银道面观测类星体难度极大，因为其上布满恒星，视线方向非常拥挤，银河系内又存有很多厚重的气体尘埃，它们会遮挡光线，进一步加剧观测难度。“大海捞针”是傅煜铭对自己工作的精简总结，他的研究是很多同行和前辈不愿花时间从事的基础观测。“因为确实有风险。”傅煜铭很清楚，培养一个能从事独立课题研究的博士生，“周期是五至八年”，但这个时间长度，却不一定能支撑其产出科研成果。研究课题不是业内青睐的新锐方向，要如何争取更多观测资源、推动研究成果？是傅煜铭必须直面的“拦路虎”。除开国内的光学望远镜，他还需向国外天文台申请更大口径望远镜的观测时间，但在时间分配委员会看来，他的研究性价比尚待商榷。“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个大望远镜一次你就只能拍一颗（天体），你一年想要拍两百多颗，很浪费观测时间。”傅煜铭常会收到拒绝的答复，他也逐渐习以为常。傅煜铭与位于北京大学理科二号楼楼顶的教学望远镜，天文专业的师生会使用这台教学望远镜开展课程观测实习，也会在校园开放日、中学生暑期课堂等活动中使用它做科普演示。“其他人可能拍一颗，就能发出不错的论文，而我这个对出成果来讲，是不够有效的。”可傅煜铭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意义所在：“做测量是天文里非常基础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工作，它的意义是知道天体的位置——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它离我们的距离以及它运动的方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因为知道这些，我们才知道银河系运动的规律，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和太阳系。”过去的半个世纪，科研工作者们已经发现并记录了几十万颗类星体，因此傅煜铭也会遭受其他研究者的质疑。“他们会说，你在银道面拍和在别的地方拍有什么区别，这两个位置的类星体的物理本质有什么不同？”倚在狭小工位里的年轻天文工作者笑容腼腆，语气平缓坦然：“我其实知道，它们在物理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我想做的就是一点基础的工作，这个工作总是要有人做的。”某种程度上，科研成果的不确定性，并不会因为研究方向的选择有所变化。从大二开始，康亚城就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热点“引力波探测”当作自己的课题方向。“做前沿工作需要去看最新的论文，看前人在论文里写的研究内容。但你并不能保证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对的，所以要非常谨慎。”跟随导师邵立晶真正走上科研道路后，康亚城很快发现，自己需要不断投入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课堂上不可能看到”。引力波探测属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交叉领域。与傅煜铭更偏重实际天文观测不同，康亚城参与的研究组更侧重于理论研究，这意味着他需要比较不同模型之间的异同、模拟生成观测数据来论证所得成果。“但科研是处在一个不断出错的过程中。”康亚城研究的课题时新，前人积累的成果较少，加上缺乏经验，他很容易“行差踏错”，而一个微小失误很可能意味着之前的步骤都要推倒重来。康亚城曾花一个月时间在电脑上反复运作同一个代码，“程序跑了十多遍就为了改那一个（错误）步骤”。完全相同的研究程序，常需重复十遍、二十遍。即使能从这样枯燥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但对康亚城这样的科研新人来说，依旧还有其他困难在等着他——大三下学期，他满怀期待地准备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入本科科研训练论文中，却在整理参考文献时发现已经有人发表了和自己工作内容非常相似的文章，“可以说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被覆盖了”。以为接近尾声的研究被打回半程，直到今天，康亚城仍记得自己当时的沮丧心情，“很绝望，突然就怀疑自己了”。待他垂头丧气找到导师邵立晶说明情况，这位经验丰富的科研工作者却笑着鼓励：这种重合说明你原有的思路与价值是一致的。随后，他指导康亚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计算结果、在原有的论文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研究。“其实有些是我设想的下一篇文章的工作内容，但是没办法，必须要提前推进。”康亚城告诉我，这篇论文最终顺利发表，他借此取得了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特等奖。本科毕业时，康亚城还凭借丰富的学术成果获评了北大“未名学士”。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大不了再来一次的心态”——私下和班主任傅煜铭交流时，他发现，这种从头再来的过程正是做天文科研的常态。“我现在就非常非常平和。”康亚城曾对竞争保研和取得既定研究成果有着难以消弭的焦虑情绪，但现在聊起这些，他反倒口气轻松：“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你真正做了这样的成果以后，它们自然而然就会来到你的生命里。”攻读博士学位的五年，傅煜铭与其所在的、由导师吴学兵带领的科研团队，挑出了16万多个银道面背景类星体候选体。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国内外5个光学望远镜拍摄到两百多个类星体的光谱，其中191个为首次发现，并首次在银道面实现了高达84%的类星体成功探测率，成为目前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银道面类星体样本。让傅煜铭感到惊喜的是，今年欧洲航天局（ESA）“盖亚”（Gaia）团队发布了第三批银河系探测数据，这也是迄今最详细的银河系地图。“盖亚”团队有关天体测量参考架的几篇重要论文，都提到了傅煜铭的研究工作对扩充银道面天体测量参考源的潜力。作为27岁的年轻北漂，从事“冷门”工作的傅煜铭同样会为一些“热门”问题所困扰。“我也知道，其实去企业或者很多地方，他们都不看你专业是什么，只要你是北大博士，就已经可以用这个身份去赚钱。”背靠着校园里的一泓秋日湖水，傅煜铭缓慢谈起这两年来曾让他焦虑难捱的问题：“我不是对数字不敏感，我也会算数字，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假如在北京买房，要用多少年才能还清房贷？”傅煜铭家乡所在的村庄，在他读博的第一年还未覆盖4G信号；今年疫情肆虐时，考虑到妹妹要上网课，他家才新装上宽带。傅煜铭是那片乡镇罕有的博士生，而他的父母教书、务农、从事社区基层工作，几乎不曾远离过故土，也无法给予他更多学业及物质上的帮助。读博后期，研究过程中的难题、发表论文的压力，以及对职业前景的担忧，形成一种难以逃脱的压力，重重砸在傅煜铭肩上。情绪低谷时，傅煜铭偶尔会觉得：“过去这一两年，可能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就是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女友徐嘉莹能理解这种焦虑的某些来源。“从北大毕业后，你发现有的同学工资是你的三四倍，还有的是数量级的差别。”直爽的北京姑娘笑着眨眨眼，反问道：“现在毕业才两三年，那十年之后，我可能赚的只是别人的百分之一，那会怎么样？”但负面情绪或许也不曾真正击倒过傅煜铭。徐嘉莹记得，傅煜铭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她正在海外高校交换学习，常在半夜收到对方的微信，不是倾吐烦闷，“是说‘我刚才又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他（研究时）就会很投入，有时候会专注到忘记吃饭睡觉”。徐嘉莹用上了一个近期的热门词汇：“‘精神内耗’，有人一旦不顺利，就会怀疑自己不适合这个行当。但我觉得，他一定更专注科研难题本身，而不是说遇到困难开始精神内耗。”云南天文台丽江站2.4米望远镜在徐嘉莹眼中，更关注去“解决问题”是傅域铭的典型特征。哪怕是家里出现故障的自动猫粮喂食器，他也会马上选择自己去拆开、尝试修理，而不是等待售后，或者“被迫换一个机器”。今天，你很难在傅煜铭身上感受到他曾描述的那种焦虑。“未来是无限可能的。”北大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一楼的阳光房里，傅煜铭一边摆弄着自己的手磨咖啡工具，一边向我分享着他的新感悟：“将来比较顺利的话，我可能在高校拿到教职，继续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但如果只做研究，国外会有这样的机会给你一直做博士后，你也不会失业。”傍晚的余晖里，青年的眼神宁静真诚：“哪怕一直做个学术‘临时工’，现在我觉得也没关系。”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和恐惧，似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隐没了。我尝试着提问，去寻找他能重获平静的原因。傅煜铭却发觉，自己很难厘清一些转变源自何处，但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年他得到了足够多的生活启示。“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是它是可理解的。”傅煜铭引用了来自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探识未知是过去五年来他一直从事的工作，他也因此发觉：“一切事情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去做，一定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科学探索就是这样，你不断逼近那个自然规律，虽然每次得到的都可能是近似结果，但不代表我们做得不好。每突破一点点，对人类整个的科学进步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大进步。”他的脸上又添了些腼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回答了刚才的问题。”国家天文台兴隆站2.16米望远镜有关科学的宏大叙事外，傅煜铭也逐渐明晰了自己身处的坐标。读博期间，他也是天文系本科生的班主任，他选择告诉这些新鲜的天文人：不必过度焦虑，你只是个普通人。“在人类社会当中，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分工、有自己专长的事情，没必要在一个既定的、大部分人默认的评价标准上，与他人比较。”社会流行的成功标准依旧会使傅煜铭感到压力，但却远不如以前那样困扰他：“我对自己的期望就是，如果能够坚持信念继续做研究、对自然界保持兴趣、对人类社会保持关心，就已经很成功了。”这几年来除开科研，傅煜铭还利用闲暇时间做了很多科普工作，向大众传播天文知识，算是小有名气的科普作者。2019年春节，他受简阳图书馆邀请，回家乡做了一场天文科普讲座，在当地读者强烈要求下又另加开了一场。2020年6月，傅煜铭再次受邀，在简阳图书馆举办了以他的新作“全景大视界”系列图书为主题的科普分享活动。傅煜铭热衷于向家乡的孩子们分享关于科学、关于天文的故事，但却没有太强烈的目的心，“就是给他们开开眼界，至于他们要不要学天文、去做天文研究，这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他觉得，能给孩子们的未来创造尽可能多的选择，就已经很好。故乡在傅煜铭的生活里，一直占有重要分量。在去年6月发表的博士毕业论文《银道面背景类星体巡天》的致谢栏，傅煜铭记录了他当下脑海里关于星空的画面——晴朗的夏日夜晚，他与家人晚饭后在院坝纳凉，妹妹拿出平板电脑在天空中辨认着星星，而年迈的外公在一旁念叨：今晚的星子才好咧！“我的家人或许是因为我而喜欢这片星空，或许他们本就如此。”这个将要步入人生下一阶段的年轻人在末尾如是写道。本文原刊载于《ellemen

“逃离办公室，辞职去做轻体力活”，正在成为年轻人中间的一股潮流。这些高薪、高学历的都市白领，希望通过体力活，缓解脑力劳动带来的过劳疲惫。在最初的新鲜感冲击之后，他们要面临更多的选择与焦虑。薪水断崖式下跌，社会地位下降，周围人不理解的目光，对未来规划的迷茫，辞职去做轻体力活的年轻人，过得没有那么轻松：我是去年九月辞职的，之前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里做直播运营。每天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但是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都会持续有人在微信里给你发工作消息，周末还会有信息轰炸，常常让我有一种喘不过气的窒息感。辞职的契机是想在孩子读幼儿园之前多花一些时间陪伴他，带着他一起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花艺，就想到了趁这段时间去花店上上班，也可以学一下插花相关的技能。我现在每天的上班时间是早九到晚六或者早十一到晚八，如果遇到情人节、妇女节这样的日子，就需要通宵工作。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基本都是坐办公室；在花店里，你必须做很多体力劳动，比如拖地、搬花、提水桶等等。第一个星期，每天上完班回到家，我都觉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身子，必须要用筋膜枪舒缓关节，才能逐渐从这种酸疼里缓过来。在花艺店工作一个多月了，我手机里就只有一个工作相关的群；以前一般同时会有100多个群，消息24小时不间断的，连出去玩的时候都要一直看着手机。没有这些群消息后，我感觉很轻松，下班以后虽然身体很累，但是脑子不用再想工作相关的事情，少了很多精神上的痛苦。从互联网公司换到现在的工作，最大的差距肯定是收入，以前可以赚20000+，现在一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工资。我有次想买一个iPad，发现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起；还有一次是想买一双New

前几天，一名华裔厨师去世的消息，引起了全日本的关注。他叫陈建一，是全日本最出名的川菜大厨之一，他的身后也浓缩着几代华人将川菜推向世界的艰辛故事：

出境游放开后，国内的明星仿佛扎堆在泰国团建。据不完全统计，2月份以来，网友已经在泰国偶遇了杨洋、蔡徐坤、鞠婧祎、宋茜、张新成、徐璐......热度可见一斑。泰国：中国游客又来（送钱）啦也许你还记得1月份泰国人列队盛情欢迎中国游客回归的大场面。1月8日，国内开放后第一批抵达泰国的飞机落地后，国内的游客们脚踩红毯，走过一条大横幅“中泰一家亲，神奇泰国热情依旧！”泰国副总理阿努廷还亲自去了机场，亲自给中国游客送上了鲜花和小礼物。两旁列队的媒体记者更是一顿狂拍，其他的泰国政府官员也在一边鼓掌迎接。这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电影明星受邀出席颁奖典礼。曼谷唐人街彩灯展也不怪人家这么夸张，要知道，在疫情前的2019年，泰国接待的中国游客就多达1090万人，占当年全球游客的四分之一。再加上中国游客们强大购买力一直在线，这明摆着的财神爷要来了，哪能不搞个欢迎仪式呢。事实证明，中国游客是吃这一套的，像立志要把失去的三年快乐一举夺回来一样，纷纷加入了泰国大军，朋友圈一度变成泰国旅游宣传大使，逐渐只有三类人存在：人在泰国的，人在去泰国路上的，还有没有假期也没法出去玩的打工人本人。（我不酸，好心态决定人的一生：））反观国内，曾经是“泰国平替”的西双版纳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人挤人挤人挤人的网红旅游地，出门逛个夜市像军训拉练，人均200元的酒店也涨价到了上千块。另一边，海南更是进化成了高攀不起的旅游城市：双人往返近上万块钱的机票、动辄上千元一晚的海景房酒店、永远排不上号的网红餐厅、随随便便吃个饭就要几百块......泰国普吉岛而泰国，依旧是网友心里那个淳朴低价的海岸天堂，4000块钱能玩一星期，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出国游里，那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再加上两张照片、一张申请表、外加400多块钱，泰国电子落地签不到30分钟就能搞定，出个国比跨城通勤还要丝滑。决定去泰国玩的人边做旅游攻略，边咬牙切齿地心想：活该泰国人挣钱啊。三亚平替越来越坑了？但是，随着去泰国玩的人越来越多，曾经的平价胜地好像变味了？翻翻社交平台最新发布的泰国旅游攻略，十篇里有超过一半都是吐槽泰国的，在封面上打出两行大字：劝退、快逃。曼谷、芭提雅、普吉岛这些热门目的地更是成了大坑的代名词。有网友评论，泰国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泰国了，不仅物价涨了很多，连当地的小商小贩都开始耍心眼，甚至有些会明目张胆地区别对待中国游客，可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泰国曼谷唐人街根据网上的不完全吐槽，中国游客踩到的坑包括：出租车变成了坐地起价，游客根本拦不到打表的车；5分钟30块钱的嘟嘟车（就是敞篷三轮），他们明明可以抢钱的，却要带你吹5分钟风；由于几年前中国人在泰国给小费出手阔绰，甚至有中国游客遇到被追着要小费的情况（事实上，如果不是服务真的非常好，泰国本地人都不怎么会那么大方地给小费）；在一些特殊标注“会说中文”的便利店，买东西要比在普通便利店贵两到三倍；网红夜市卖的饮料，中国人要付20元，当地人就只要8块钱；甚至还有个别商家收了钱，却装傻不给找零的事情......而这些都只是被坑点钱，2月份还曾发生过中国游客在普吉岛旅行社被骗，还被旅行社负责人拳打脚踢、出言侮辱、甚至拿刀割伤的恶性事件。泰国清迈鲜花节总之，在泰国玩一圈下来，有种处处都是坑，并且专坑中国人的感觉。要知道，三年前的泰国可完全还是另一番景色。曾有媒体采访了一些泰国本地人，他们承认，在泰国两大外籍群体中国人和印度人中，泰国人似乎更喜欢中国人。一位曾受访的印度人默萨表示，感觉自己在泰国受到了歧视，“泰国人一看到中国人就笑，热情无比，看到我们就一脸面瘫，正经严肃，服务态度天差地别。”而如今，三年前100块能吃到撑的廉价夜市美食不见了，北京上海直飞泰国的机票往返要近一万块，四五百元一晚能订到的五星级酒店早就涨得没边，更别提处处针对中国人的宰客行为了。欢迎中国游客的时候，列队横幅上写的“神奇泰国热情依旧”，现在再看，他们可是有点过分“热情”了。疫情三年淳朴“泰兰德”变成“钮祜禄·泰”毕竟是靠旅游业变富的国家，泰国这疫情三年也吃到了不少苦。疫情前，外国游客每年为泰国GDP贡献超过10%。但在疫情刚开始的2020年，泰国的游客骤减71%，旅游收入同比下降70.4%，旅游业的重创导致600多万泰国人失业。媒体还曾报道过，清迈象园因为没有游客，大象不仅要忍受饥饿，还面临被出售的风险。泰国也一度放低身段，先后推出“泰人游泰”、“外国人游泰”等项目促进泰国人和长期在泰国生活的外国人在旅游上的消费。曼谷航空的单程机票套餐一度低至3000多泰铢（约人民币600元）；高端泰式SPA店绿洲也推出599泰铢1小时（约人民币120元）的泰式按摩券，都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泰国旅游局一边安排了更多平价的疗愈旅行套餐，另一边也借助短视频平台，和网红合作，拍了不少旅行宣传片来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泰国曼谷唐人街但变化已经悄然发生。在2022年5月，印度就取代了中国，成为泰国的主要外国游客。很多泰国本地人在印度游客身上看到了当年中国游客的影子。除了印度游客往往消费水平非常高，出手阔绰，就连出行方式和模式都和几年前的中国游客很像。印度的旅行团可以达到150人一个团，这种大规模的团客规模，也只有中国旅行团刚进泰国的那几年才出现过。为了讨好新财神，泰国当然也要转型。如今的芭提雅旅游区，堪比小印度，新开了很多适应印度本地人饮食习惯的印度餐厅，周边大排档、素食套餐、或者是烤鱼、煎米卷、甚至是孟买式早餐，从南到北应有尽有，堪比印度本地的美食街区。有欧洲游客来这里度假，都说感觉自己来到了印度。泰国芭提雅事实上，印度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和这部分人日益强大的购买力，早就已经成了泰国旅游收入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整个亚太地区，印度的经济反弹速度也算很快的。有航空公司认为，印度肯定有潜力填补中国游客造成的空白，甚至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取代中国游客。而泰国早在2020年11月，就宣布要调整经济结构，避免过度依赖旅游业。去年，泰国旅游局又重申要增加休闲旅游团、家庭团和千禧一代的市场比重，重点拓展结婚、蜜月、奢侈游、健康游和高尔夫旅游的比重。看起来就是想吸引更有钱的中产群体去泰国消费高端精品游，但这种高端游转型要花多久能够成熟，还不得而知。不过有一说一，旅游业的口碑和形象建立起来需要数年耕耘，但毁掉可能只需要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参考资料：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一直不来，泰国旅游业开始转向印度人了？华商韬略：疫情下的泰国旅游业，连大象都“焦虑”了光明日报：泰国旅游业困中求生撰文：枳柚图源东方ic和视觉中国，版权归原作者

上周五，韩剧《黑暗荣耀》第二季在万千观众的期待中上线，女主文东恩的成功复仇堪称大快人心。巧合的是，剧集上线同一天，该剧导演安吉镐被曝光校园霸凌。昨天，他承认自己曾对他人实施校园暴力，并在社交媒体上对受害者道歉。从《猪猡之王》到《黑暗荣耀》，韩国影视作品为大众揭开了校园霸凌问题的冰山一角。这个社会顽疾何以成为了韩国社会的一块心病？噩梦的开端尽管韩国影视圈多年来孜孜不倦制作出多部以校园霸凌为主题的剧作，社会层面上的校园霸凌也屡屡引起全国轰动。但从数据来看，与其他国家比起来，韩国的校园霸凌并没有更糟。校园霸凌成为了韩国影视剧的热门题材据韩国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校园暴力报告》，全国16个市、道中，有1.7%的学生表示“曾遭受过校园暴力”，其中小学生的比例为3.8%，初、高中的比例分别为0.9%和0.3%。当然，由于许多受害者不敢在调查中袒露真实想法，许多校园霸凌事件也未能记录在案，许多人认为这个数据不够真实。但放眼全球，韩国的校园霸凌问题仍然不是最突出的。2018年，经合组织（OECD）对4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万名15岁学生进行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3%的学生在学校遭受校园霸凌，而韩国在这份报告中的校园霸凌比例为10%；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澳大利亚，有30%的澳大利亚高中是霸凌行为的受害者。同处亚洲的中国香港的校园霸凌状况也远远遭于韩国，据经合组织的调查，香港学生在学校遭受欺凌的普遍程度为29.3%，排名亚洲第一。所以如果要讨论校园霸凌为什么成为了韩国社会的一块心病，一定要回到2005年震惊韩国上下、影响深远的“釜山开成中学致死事件”。据SBS调研节目《想知道真相》，这起冲突的缘由只是因为双方一起看书时翻书的速度不一致，加害者是远近闻名的打架王，在争执中出手将受害者打晕，导致他肝脏破裂三分之二，送医四天后不治身亡。左为受害者父亲，右为受害者曾穿过的校服这起事件之所以在韩国社会反响巨大，一是因为它很快在网络上传出另一版本，认为是受害者先对加害者出言不逊，才导致了加害者出手“教训”他。许多韩国民众认为Naver（韩国主要搜索网站）的高层与加害者有亲戚关系，才积极地掩盖事情真相。另一方面，事件发生后，加害人被判处2年6个月的刑期。但在韩国《少年法》的保护下，隔年11月他就获得保释，并在2009年改名进入开成高中就读，在网络上写下“杀人也是好的经验……反正就法律上来说，这也不算杀人”等内容。有消息称，他最终顺利考入了知名医大，前途丝毫未受到影响。反观受害者家属，其母亲在事发后患上了抑郁症，父亲则在2013年被判定为身心障碍者。这桩霸凌事件在韩国的影响深远程度，从文艺作品中可见一斑：嘻哈歌手RAMA发表了歌曲《10月1日》，为受害者及其家属声张正义；漫画作家林ins以此事为素材，创作了《打架吧鬼神》中的“shuttle篇”。缠绕韩国社会20年的心病开成中学致死事件发生12年后，釜山又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校园霸凌事件：釜山中学女生集体对另一名同学施暴，在一次施暴中，她们殴打受害人长达100分钟，并拍下被害者满身鲜血的照片上传至社交网络炫耀，这一举动再次让整个韩国社会为之震动，并引发了民众对修改《少年法》的请愿。受害者这个法律规定“触法少年”的年龄为14周岁，即未满年龄的少年即使触犯法律也不会予以刑事处罚，而是责令其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或移交至未成年犯管教所。釜山中学集体施暴事件后，有超过25万韩国民众向青瓦台请愿，希望能修改《少年法》，韩国政府也拟将“触法少年”的年龄从14周岁改为13周岁，不过由于争议不断，迄今尚未生效。最近几年，韩国文体届频频曝光名人的校园霸凌事迹，更是将大众怒火推向高潮。2021年初，韩国发起了一场“学暴metoo”运动：受害者们在网络上曝光现役艺人们当年的校园欺凌恶行，彼时几位正当红的艺人被曝光，新秀演员赵炳奎、女演员朴慧秀、女团成员徐穗珍、男团成员黄铉辰等人分别受到了退圈、退团等不同待遇。演艺圈的名人们被声名所累，勉强算是更容易制裁的对象；但在冰山一角下，校园霸凌事件中的加害者们凭借身份高枕无忧。校园霸凌与每个国家的环境息息相关，韩国的校园霸凌通常与其整个国家无处不在的“阶级”一脉相连。即使是“象牙塔”里，阶级仍然是压在韩国学生身上的一座巨塔：霸凌者们通常都是在金字塔上层的“金汤匙”，而被霸凌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条件低人一等“土汤匙”们。《黑暗荣耀》中的霸凌情节比如最近曝光的一桩事件，加害者即是韩国国家搜查本部长（警界最高负责人）的儿子，他仗着父亲的权势在高中霸凌同学，致后者严重忧郁、无法继续学业，自己却在父母帮助下“毫发无伤”，顺利考入韩国排名第一的首尔大学。《猪猡之王》剧照除此之外，韩国严苛的“前辈制度”也是霸凌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后辈”要无条件尊敬“前辈”并服从后者的命令，这样森严的等级滋生出许多恶劣行径。在论文《通过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的等级文化对校园暴力体验的研究》中，作者分析了韩国校园霸凌中运行的一套稳定的循环结构：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低年级学生在经受校园霸凌之后，往往忍不住在自己成为前辈后，将暴力加诸在下一批学生身上，甚至会在成为霸凌者主动为这套秩序的合法性辩护。而教师作为制止校园霸凌事件的关键性角色，在这样的困境前不仅无能为力，甚至背道而驰，也成了沉默的旁观者。由于教育开支的缩减，如今许多韩国教师都是临时“合同工”，这些临时教师不想负担更多教学以外的指责，面对校园霸凌时，置身事外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在整个社会都悄悄为加害者让步后，韩国的校园霸凌不再是偶发现象，而成了社会结构下的一种困境。更令人难过的是，《黑暗荣耀》中的复仇再大快人心，现实中加害五人帮大概率会像剧中刚开始那样，将欺凌他人当作少不更事的笑话，或者全然忘记自己曾经做过什么，继续在人生的坦途上觥筹交错。霸凌阴影下的复仇生意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校园霸凌成为韩国社会的一块心病，韩国政府对此并非毫无作为，但。2003年，韩国通过了《学校暴力预防与应对相关法》，在各个学校成立了“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简称“学暴委”）。2011年，该法案进行修订，只要发生暴露冲突，学校就必须召开学暴委处理，增加了学暴委的能动性。《黑暗荣耀》剧照看似合理的对策在现实中却很难真正推进。学暴委一般由老师、家长和各界专家组成，加害者的行为也将被记入个人档案之中。然而在重视升学的韩国社会，比起校园霸凌，家长们更加担心这种记录会成为学生的人生污点。根据韩国教育部所统计的《全国市道教育厅2021年学校暴力实态调查后续处理结果》显示，在全国344万名调查学生中，总共目击了5万2,336件的暴力事件，其中却有96%（5万472件）不了了之，而最后真正接受警方调查的学生，甚至只有85人。不仅成案率低，学暴委的翻案率也颇高。根据《中央日报》在2019年的报道，许多加害者的家长不满学暴委的判决，对此提起诉讼，翻案比例高达四成，理由大多是委员会组成违反规定、事件本身无法视为校园暴力、惩戒过当等。政府投入的预算有限，也是校园暴力问题在韩国迟迟无法解决的重要原因。以2018年频频被曝光的校园性暴力为例，教育部希望能在次年设立“终结大学性暴力援助机制”，但所需的30亿韩元预算，财政部审议后仅仅通过了3亿。《黑暗荣耀》剧照不再期待学校和教育厅解决校园霸凌问题后，受害学生和家长开始转而寻求“私刑正义”。2018年，韩国出现了一家名为“校园暴力专业跑腿中心”的公司，专为被霸凌的学生提供“复仇服务”，分为“大叔套餐”“证据套餐”“监护人套餐”。虽然看似非法，但是该服务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许多受害学生父母的欢迎，六个月内有超过上百桩委托。随着越来越多的校园霸凌事件登上法庭，专门处理相关诉讼的律师开始出现。三星保险还在2020年推出了以儿童保险为主的“特约项目”，只要付出50至360韩元的保费，就能在学暴委判定要保人遭受校园暴力时，获得最高50万韩币（约人民币2631元）的医疗赔偿。2021年10月，Carrot保险公司又推出了“Carrot校园守卫”保险。以10岁的学生为例，男生需要每年缴纳18000韩元（约人民币95元）的保费，女生则是16000韩元（约人民币84元），最高将获得3000万韩元（约人民币160774元）的伤害后遗障碍补偿、100万韩元（约人民币5262元）的治疗费和100万韩元的律师费与行政费。无论是政府的种种措施还是各类校暴保险，韩国的校园霸凌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正如当年“釜山开成中学致死案”死者的父亲崔某在采访中指出的：“比起讨论少年法的保护与否，应该先讨论关于校园暴力本身的预防。”比起讨论公正的处罚机制，或许探寻校园暴力的深层次原因、改变韩国校园严格的尊卑等级，才是改变霸凌之风的根源所在。参考资料：韩国亚洲经济：韩国校园性暴力终结之路困难重重转角国际：地狱来的学生们Asia

年就偷了370万美元。受害者指控他，无论是同事还是客户、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甚至是残疾人或病人，艾利克斯都会不管不顾地盗用他们的钱，他面临近

王嘉玉、杨晨、张尚泽、张梓昂（ASTUDIO）

去年的七八月份异常忙碌，早出晚归，精神紧张，几近失常。最终我们就近在怀柔租下二十天摄影棚，重建了部分场景以及搭建若干新的场景。不久全部九位主演以及工作人员再次聚齐。我一言不发，脸色暗哑，摄影师蔡涛在拍摄间隙安慰我说，你看，至少又相聚了，你没发现大家也有愉悦的一面吗?我说，嗯，好，你搞快一点儿，你看天这么阴，不如我们去吃火锅吧。直到9月下旬的某一天接获通知。于是我突然变得无事可做。早出晚归的惯性却难以像接获通知后的工作般骤停，于是仍然每天去办公室，不过是换个地方发呆，读书，或者睡觉。行为逻辑有些类似于害怕被家人知道真相的失业者。10月过后便一天天冷起来，有一晚在沙发上被冻醒，我环顾漆黑的四周，大概是谁帮我关了灯，我听着楼下同事们的谈话声，某人又在唱歌，我听了一会儿歌声，深感陷于此地等待毫无助益与趣味。我拿出智能手机，不假思索就订了10月最后一天的机票。11月2日与梁先生晚餐，餐后去他家继续饮酒。第一晚我似乎喝掉了一整瓶威士忌，他则喝掉两瓶香槟以及一瓶红酒。我们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望着安静明亮的城市夜空，窗玻璃上映出的身影与长久的沉默让我回想起剧组监视器的屏幕。清醒时大多如此，微醺后话渐渐多起来，直至喝醉。所以究竟谈了些什么，常常变得记忆模糊。有一次我隔天询问他前一晚自己是如何离开的。他反问道昨晚你有来过吗?但我仍能步行二十几分钟回自己的住处，中间要穿过整个墓园，月光下整洁肃穆。有几次走着走着甚至渐渐清醒过来。白天则去骑车。大概因为担心我的不熟悉，他尽量带我在人行道上穿行。保持在我前方五米左右的距离，每隔几秒他便于骑行中迅速回头看我，确定我的位置，仿佛担心我会摔下车或者凭空消失。但这样一边骑车一边回头实在辛苦，坐在街边喝咖啡的时候我便提醒他说，我才是从小骑自行车长大的那个人，虽然二十几年没有骑过，但小时候便掌握过的技能无法消失云云。哦，是哦。他恍然大悟般地点头。不久却依然固我，只是把回头的频率延长至十秒。有一天下午骑完车，距离他与朋友约定的晚餐尚有几个小时，他提议去家里喝茶。我们看着窗外的阳光突然消失，同时开始刮风，鸟群聒噪着穿越阴霾的天际。我喝着杯子里滚烫的茶水，不久就听见身后传来红酒塞被开启的声响，很快又开了另一瓶。大概因为刚刚运动完以及空腹，天还没有黑透之前，我便感到醉了。之后我在最初的夜色中往回走，半路上下起了雨，雨中的墓园比平常更显孤独。我想我们常常念及孤独，但难以找到比此地更孤独亦更平和的地方。我有时默念墓碑上的名字，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内心开朗起来，那些矛盾纠结，那些羞辱，甚至那些强烈的可耻的感觉，即便无法消失，但此刻正在慢慢舒展开来，不再拧成一团。是作为生者的喜悦吗?或是直面某种恐惧?究竟哪个比较更像是一种救赎呢，死亡还是生命?穿过墓园便是繁华闹市，我想是时候可以回去了。我常常无法驾驭红酒，加上雨夜，我不再想吃晚餐，8点不到便躺倒睡去。离开前的某一天，我上午便出发，往西骑车三十公里，在长长的堤岸上远远地眺望了多摩川的河水。他原本是枪毙了她的，在瓢泼大雨之下上海的那片芦苇里。他原本至少也是在香港街头被割喉的，面朝港口躺倒在石阶之上。回程再有三十公里，我望向此刻平躺在路边的那辆助力系统欠佳的公路车生硬而棱角分明的犀利车座，最后不得不缓缓向它走去。晚上10点不到，终于回到住处。“会去到目的地”，我想起这个句子。11月底我终于在乌镇与太太和女儿会合。因为防控的原因，我们需要在景区外住一晚，我们在记忆中的街道散步，大部分的店铺都关了，整座城市萧条得让人沮丧。第二天进到乌镇里参加戏剧节。白天我跟太太去看戏，女儿则去黄老师家，跟比她更小的妹妹带着弟弟四处游荡，她念叨了好几年的棒骨粥的店亦不知所踪。但找到好吃的酱鸭，想到戏剧节后他们又不得不关门，太太定了几十只，分批寄回了北京。当然这于事无补。每晚我们则聚在黄老师家里。不久一博来，我们一起从早到晚看了几天戏。他也是少有的轻松愉悦，看到了喜爱的话剧及舞剧。事后我才发现，从始至终，无论与梁先生，还是黄老师，还是一博，我们都只字未提有关电影的事。因为住的酒店有所谓密接者，我们接获通知，留在房间隔离。总是在接获通知。女儿更淡定地接受现实，说反正我还从来没有被隔离过。我感到不适，匆忙地搂过她说那你就在房间看几天书吧。隔天天还没亮我便醒来，躺着望向窗外，觉得窗外异样，借助某扇没有关灯的窗户，我发现正在下雪。不久天空变亮，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我开门出去，门外是一个露台，再往前是一条窄窄的小河，我望着漫天的雪花与浅浅的河水抽烟，心想南方难得下这么大的雪。大片的雪花悄无声息地落在水面上，同时消失无踪。天越来越亮，原本沉在水底的那些不足一尺的小鱼苏醒过来。它们似乎也察觉到异样，比平时更躁动，排着队螺旋着向水面群游。大片的雪花大概被它们误以为是食物或者仅仅出于好奇，它们张着嘴自水中奋力跃起，在离开水面一或两公分的位置将雪花拦截，它们身体扭曲，划着分不清是帅气还是挣扎的弧线，瞬间重新落回水里。但它们乐此不疲，仿佛这样真有什么意义似的。编辑

全世界的华人即将迎来农历新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一样。但除了张灯结彩的华人街，《纽约时报》的报道里描绘出了另一幅画面，法拉盛的老年华裔移民们有更好的去处——赌场。美国赌场的“发财团”纽约的清早，一些老年华裔移民收拾妥当，拎着保温饭盒前往唐人街的站点、等待他们的大巴车。这辆大巴一周七天，每天早上8:30准时发车，而线路的终点，是位于卡茨基尔小镇的云顶赌场。下车之后，大部分乘客并不会直接进入赌场，而是熟门熟路地将准备好的午餐藏到赌场外面的小山丘里——赌场禁止携带饮食，而里面提供的食物当然都不会便宜。金碧辉煌的赌场里，他们随意畅饮赌场提供的免费红酒、观看电视机里播放的国际新闻，和一同赶来的同乡聊天解闷；到了饭点，再结伴去取出早上藏起来的餐食，午餐结束后，他们会继续在赌场里呆到下午，等待坐上回程的班车。尽管车票就要20美金，但这些中老年移民依然前仆后继地前来赶车。如此舟车劳顿不为别的，而是只要坐上这辆巴士，赌场即会给乘客每人45美金的赌资。虽然这份赌资只能以代金券的形式发放到乘客的充值卡里，但华人社团们有自己的流通方式，对于乘客而言，只要坐上大巴，就能赚到纸面上25美金的利润。这样的大巴被称作“发财团”，从21世纪伊始美国赌场发现亚裔玩家的巨大潜力，为了招徕挥金如土的东方朋友，纷纷在华人社区开设直通大巴，疫情之前，当地老年华人和真正去赌博的亚裔玩家各占百分之五十——对赚差价的老年人和想要搏一搏的玩家来说，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发财”线路。而如今由于疫情影响，“发财团”巴士上基本只剩下了老年乘客。很难确定这些年迈的华裔移民都是什么身份，他们其中有为了生计不得不坐上大巴的人，也许和国内领免费鸡蛋的大爷大妈别无二致，只是想要薅一薅资本主义的羊毛，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是会为了25美金交换出自己一天时间的人。如果一位乘客足够勤奋，那么每个月就有750美金的收入，对于没有收入的老年移民而言，这的确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一些乘客还会在当天赶回纽约，以便在第二天一早坐上开往宾夕法尼亚州的赌场的另一辆巴士。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趟主题为赌场的线路中，在赌桌上下注反而是乘客们最不会做的事情，不过这不代表老人们不会赌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在赌场外围自己组局斗地主。也有少部分的乘客会控制不住赌瘾，据《纽约时报》的采访，56岁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尽管无业，但去年仍然在赌博中输掉了7万美元。美国赌场沉迷在中式营销？一家位于南俄勒冈州小型赌场打算在腊月二十二举办舞狮表演，这种“非必要”表演随着美国赌场对华裔顾客的激烈竞争，已成了它们的必要活动。无论规模大小，没有一家赌场会错过恭贺中国新年：名胜世界哈德逊河谷赌场开幕当天进行了剪彩和中国传统舞狮表演；杰克逊兰彻里亚赌场则会为到来的客人发放新年红包，客人们会在红包中收到不同价值的筹码——当然，这些筹码只能在赌场中使用。亚裔玩家一直是赌场最重要的客户群之一，他们不仅荷包满满，还极易上瘾，除了出手阔绰，输赢都不恼火，还经常买空赌场的奢侈品店。相比之下暴躁的本土顾客，赌场当然更欢迎这些玩家。为了服务好这些客人，赌场不仅会提供中国饮食、配置中文服务员和华裔荷官，还会提供亚洲图案的老虎机。譬如使用如意发财等吉祥语的中文，老虎机内转动的图案，也全是元宝、财神、百宝箱和铜钱等，或者干脆用李小龙功夫形象，即使不懂英文，华裔玩家也能在赌场内游刃自如。疫情之前，赌场还会组织亚洲的客人组团包机去美国开赌。许多赌场也会拿这一点当做卖点，云顶世界的国际营销副总裁彼得·陈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家赌场“为来自亚洲社区的客人提供优美的内外环境和温馨空间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尊重和发扬。”有趣的是，尽管赌场希望你上头，但又不希望你太快上头，一些赌场会特别关注亚裔玩家的成瘾现象并及时干预，因为他们希望能做长久生意，而不是“杀鸡取卵”。美国式的赌场已经转移到了亚洲，图为东京的一家赌场和这些“大鱼”相比，“发财团”发放的赌资不值一提；大巴上的乘客，即使在赌场分文不花，也是个“气氛组”的作用。实际上早前赌场盈利丰厚的时候，还会为“发财团”提供免费餐食和现金报酬，吸引华裔玩家蜂拥而至，大巴车接连发出几十辆。以至于数年前还有一辆满载华人的旅游大巴在前往印第安赌场途中不幸翻车，数十人受伤紧急送医。但美国赌场不会停止这种营销，反而还会加大力度，据《纽约时报》，一些正在寻找潜在地点的赌场经营者，将靠近大量华裔人口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离华人更近，才能吸引更多华人赌客。老年亚裔移民的困境严歌苓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过自己1988年在美国赌场的观察：来自中国的玩家大多数衣冠楚楚，都是中产以上阶级；美国本土玩家则一看都是“边缘人”，明显带有一种“自我憎恶但更憎恶社会的眼神”。如今这种局面也有改变，亚裔玩家中豪客的占比越来越小，大巴上载着一大群靠贫困线工资水平生活的老年移民。老年华裔移民去赌场还有一个理由：这是美国为数不多让他们感到熟悉还可以社交的环境。对于老年华裔移民（包括非法移民）来说，天差地别的文化环境让他们煎熬，而全世界的赌场都大同小异，彩色霓灯、多种多样玩法的游戏机，面色赤红的赌徒，构成了让他们熟悉的环境，也让他们可以和同乡交流。有人说，移民最初是想扩宽视野，但没想到生活圈子反而越来越窄了。一位被采访的“发财团”乘客表示，甚至可以在赌场里找到南方老乡、用方言交流，这让每周来赌场成了一种可行的社交方式。纽约法拉盛地区亚裔老年人聚集的露天麻将摊曾被人称道的“美国梦”对于老年人尤其吃力，不管是底层移民，还是依靠高知子女出国的移民。耶鲁校友杂志曾报道，耶鲁菜地附近的法纳姆纪念花园，被中国家长称为“三棵树”，不会说英语的中老年中国家长会以此为根据地，相约在此聚集，锻炼身体并用中文互相交流。华裔移民聚集的法拉盛更糟。大约有60%的华裔老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作为新移民他们没法申请美国的福利，加上没有美国驾照、不懂英文、老人活动中心有限，孩子们又忙，心中的苦闷与忧郁更多——美国帕洛阿图大学副教授朱贲靓的一项调查指出，华裔老人产生自杀念头及实际自杀率较其他族裔要高。在“被遗弃”的异国生活中，开往赌场的大巴支撑了他们为数不多的精神生活。百老汇的歌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第五大道的奢侈品、苏荷区的艺术……纽约的灯红酒绿与他们无关，只有赌场让他们感到安全。延伸阅读：我，冬阴工·每天幻阳·全公司最后的天选打工人新冠特效药，缓解不了中产家庭的焦虑参考来源：NYTimes：Casinos

花费五百余万元、掏空“六个钱包”购买的婚房烂尾后，一对正待开启新生活的“沪漂”小夫妻兵荒马乱的三年。2022年上海疫情缓和后，刘梦购买的楼盘却再没有更新进展。外来的岛民和田真真、魏崴第二次见面的地点约在长兴岛上，他们买的楼盘附近。那是上海常见的冬日，天空是透白的浅浅灰色，云层掩着几不可见的阳光，冷冷笼罩在人头顶。因为整体未竣工，楼盘外依旧围着铁板，上面蒙着大幅的米黄底色海报，印有“焕新相见，不负美好家速度的期许”的字样。一些海报略有褪色，还有一些被撕扯开来，蜷在角落的泥水里。从学校的围墙外可以望见田真真和魏崴的家，房子和三年前相比没有变化。岛上有风，但天气不算太冷，我们三人结伴而行，很快走至售楼处。这里大门紧闭，难见其他人影，门口装饰的汉白玉雕花砖的接缝中衔着几簇野草。田真真打量着一侧被废弃的岗亭，语气唏嘘：“以前这个亭子还有岗哨，穿红色制服戴帽子，就跟那种英国士兵一样。”站在大门外的“90后”女孩眼神清淡，她没有化妆、头发凌乱，被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直到今天，田真真还清楚记得，三年前在这扇门里，自己和计划结婚的男友魏崴接受了怎样的“跪式服务”——中式装修的大厅宽敞明亮，他们坐在柔软的皮质沙发椅上，售楼小姐半蹲着送上印刷精美的菜单，让他们自由选择茶品、饮料，热情又周到，“像是飞机头等舱里的空姐”。两人很快陷进一种似云朵包围的幸福感里，几番简单考察，便痛快签下了购房合同。贴心的父母为了减轻小夫妻未来的债务负担，自掏腰包付了五成首付。但现在，魏崴只恨自己当年“太年轻”，见识少，不能识破“开发商的套路”，他倚在妻子旁边，语气自嘲：“买房的时候，门口那都是帅小伙；等交了房，就换成老大爷了，连牙都没有的那种。”而对他们这种无法交付的烂尾房来说，曾经站着“精神小伙”的岗亭破败，看上去更像是一摊建筑垃圾，就连没牙的大爷也难寻踪迹。过去两年多，这对年轻的“沪漂”夫妻，遇上了截至目前人生中的最大难题——烂尾楼。他们贷款三十年、总花费五百余万元买下的婚房，原定于2020年7月交房。但现在，停工三年的房子还泡在一地积水里，任由墙根爬满青苔。田真真和魏崴并不是这个烂尾楼盘仅有的受害者。我们在工地旁遭遇了一位六十多岁的业主，老人每天都会来这里转一转。我们上前攀谈，他抬起缠着口罩的手腕，给我们指出自己房子的位置。它位于采光最好的那栋楼，是老人卖掉市区的住宅后购置的养老房。但现在，因为交房遥遥无期，老人只能先在长兴岛上“借”房子。和老人一样，田真真和魏崴夫妇也在两个月前从市区搬来长兴岛，成了这里的“新岛民”。为此，田真真还辞去了属于杨浦区重点公立小学里的教师职务，又经过三次笔试，两次面试，重新考编上岛。距离上海市中心40公里的长兴岛属于崇明区，这个区域并不是许多上海人购房的第一选择，同样也不是高学历的年轻“沪漂”们优质的择业地。田真真忘不了自己提交辞职信时，校长不可思议的眼神，“她问我真的想好了吗？杨浦是市区，一般都是崇明的老师考虑以后的发展来这里应聘”。但田真真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这种选择也确实难为他人理解。2022年6月，这套楼盘举办了一个小型“复工仪式”，已经参加新学校培训的田真真和同来的业主聊天，假作外人和对方谈起这所建在烂尾楼旁的学校：这个学校好像招生了，快开学了，听说要建成很好的第一梯队学校。对方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种畅想，“他说怎么可能，好学校都有好老师的，这里从哪儿招老师”？对方甚至指着她反问：假如你是市区的老师，会来这里吗？这个问题，田真真没有回答。关于是否“上岛”，她其实也挣扎过。第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自己和丈夫用了一年的时间反复问自己：真的要去吗，天天上班对着烂尾楼？但这套房子已经变成砸烂他们生活、并压在他们双肩无法甩脱的包袱。“再拖，我们真的在上海待不下去了！”魏崴苦笑着。两年多过去，他们无法再继续被动等待，必须主动出击，上岛、维权，每天守着它，“再看看这一年到底有没有希望”。现在，田真真工作的学校与烂尾的住宅区仅一墙之隔，只要站在办公室里，她就能望见自己那个没有安装门窗、裸露着的“家”——复工仪式后，奇迹并没有出现，曾经繁忙运转的塔吊依旧静悄悄，来的工人很快又消失了。维权的业主群里流传着消息，“复工的那些人很多都是雇来的演员。女的200元一天，男性240元一天”。田真真顺着学校围栏，给我指了指他们的房子。为了求稳，也为了能早点收房，夫妻俩当时特意选择和样板间同栋的房子，但三年过去了，房子毫无变化。“当时啥样，现在还啥样。”魏崴在旁几次强调道。破灭的上海梦定居上海，至少在山东小伙魏崴大学毕业前，从未出现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因为考研失利，他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上海的一所高校。那时，他对上海的记忆仅来自于一次童年旅行和少年时游览过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人很多”是魏崴对于上海的唯一印象。田真真是魏崴的学妹，两人先后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学校在徐汇区，这是上海的中心城区，也是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近几年颇具人气的“网红”武康路，正坐落于此。来上海读研后，魏崴很快喜欢上了这里，他爱看话剧，而上海有着他连名字都看不过来的话剧和艺术展。就读的学校虽然不是沪上顶尖高校，但是学术资源也很丰富，因为学业优异，他和田真真还争取到了赴美交流的学习机会。2018年，魏崴研究生毕业，顺利落户上海，进入上海体制内工作。一年后，田真真也毕业落户，开始应聘工作。来上海后，魏崴对上海的认同感逐日加深。他的家乡在山东，那里更讲究“人情社会”，想办成一件事情，“找人”“托人”才是顶顶重要的；但在上海，办事讲章程，流程又规范，公务窗口也待人客气。“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希望未来中国是上海这样子。”魏崴很快决定留在上海，和田真真确定关系后，双方家长也认同这对年轻人在上海定居发展。购置婚房便成了两人亟待处理的头等要事。因为魏崴的工作单位迁至杨浦区，两人先在这一区域选房。坐在房产中介的电瓶车后座上，未婚小夫妻看过了市区一套又一套的“老破小”。“看了蛮久，但居住品质实在是有一点差。”田真真不太中意，最后被中介领去了长兴岛的新楼盘——同样的预算，在杨浦区只能买到60～70平方米的小两房，而田真真和魏崴最终选定的长兴岛叠墅，产证面积137平方米，加上赠送的空间，实际面积超两百平方米。买一所大房子的决定，也得到了父母辈的支持。魏父算是小夫妻购买这套房子的主要助力，在他看来，房子是孩子们留在上海奋斗的一块压舱石。“安居啊才能乐业。”魏父操着乡音笃定道。年近“耳顺”的魏父，少时从农村考学进入城市，目前在山东一家企业做管理工作。仅凭工资收入，他和老伴在当地“生活得很可以”，但为了支持儿子买下这套房，他卖掉了在老家的一套小房子，还另搭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凑够首付，“等于是我这一辈子、我们老两口挣的钱，所有的全投入这所房子里了”。住惯了家乡大房子的魏父想得长远，等小夫妻有了下一代，两边父母要长时间留沪帮忙带孩子，房子大，住着才宽敞。考虑到长兴岛远离市区，特意从山东乘动车来上海付定金的魏父，还敲定给儿子添购一台汽车，用以日常通勤。田真真也在签下购房合同时，早早对新房做好了规划。四个卧室，一间留给自己和丈夫，两间留给双方父母，还有一间留给自己年迈的姥姥姥爷。额外赠送的地下室，可以拆掉砖墙，变成一个下沉式庭院，这样阳光能晒进来，住起来更舒适。他们乐观期待着，按照预期2020年7月底交房，2022年春节一大家人就可以在新房团聚。意外来得很快。买房三个月后，魏崴就开始听到楼盘停工的消息，但他并没放在心上，“我们买的楼盘是一个很有名的开发商，又是在上海，肯定不可能（烂尾）”。田真真也认同这种预测：“我们是‘红盘’，是2018年的销售冠军！”这种自信持续到了2019年底。那时楼盘慢慢停工，但魏崴和田真真还未真正意识到危机，他们最头疼的是可能上百万的装修款。为提升性价比，两人面试了十几家装修公司，还做了几轮预算表。魏崴更是兴致勃勃地购买了不少专业装修书籍，自学起了“酷家乐”（装修设计软件）。2020年初，新冠病毒感染来袭。长兴岛的楼盘彻底停工。起初几个月，魏崴觉得停工合乎情理。但疫情的阴霾渐渐退去，经济活动逐步复苏，长兴岛的工地依然停滞不前，包括魏崴和田真真在内的业主们开始焦虑。再然后，各类负面消息接踵而至。2020年7月，开发商暴雷的确切消息传来，魏崴觉得自己像是被兜头泼了盆凉水。几个月后，他和田真真将要举办精心筹备的浪漫婚礼，美好生活的大幕正在一点点拉开，突然之间，舞台的底座塌了。“买房的时候我在想，我年纪轻轻就能住进上海的别墅了吗？果然老天爷说你不配。”在漫长的维权拉锯战里，魏崴将那些自己翻阅多遍的装修书籍藏进办公室的书柜深处：“我都不愿意去触碰它们。”田真真同样煎熬，提到开发商的名字就能让她头疼，但她尝试着去宽慰丈夫，也是宽慰自己：“再等一等。”“但关键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看着工地上寥寥的几名工人和始终泡在泥水里的房子，魏崴难掩沮丧：“现在没盼头，从工地的面貌来看就没盼头。”嘉定区曾一度流传有烂尾风险的热门楼盘，在2022年年中宣布复工。何去何从搬进长兴岛的回迁房，是魏崴在上海的七年里第四次搬家。从徐汇区搬到杨浦区时，他和田真真找了一位货拉拉的搬家师傅。师傅和善热心，知道小两口才买了新房，还预祝他们下一次就搬进自己的家。过了一年，魏崴再找到这个师傅帮忙搬家，对方还高兴地问他们：房子好了？房子变成了魏崴生活里难以摆脱的幽灵，除开亲戚朋友，哪怕是单位的同事看到他也总要问上一句：你那房子好了吧？不过魏崴几乎不会主动向旁人说起自己的困境，也很少更新朋友圈动态。2022年年中，全国各地烂尾楼维权新闻四起时，他只默默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自媒体链接《掏空全家6个人钱包买的房，烂尾了》。但魏崴很清楚：“它很影响你的生活。”房子烂尾的问题初露端倪后，为了锁定楼盘的最新进展，对金融完全不感兴趣的魏崴开始炒股，买了房地产开发商1000股的股票。“因为我想得到它的讯息，就只能通过这种炒股软件。”魏崴看遍了股票软件里的分析文章，房地产行业大咖的评论他也尽数收藏研究，把自己“逼成专家了”。但随着楼盘“暴雷”，魏崴手里的股票价格从六块多一路跌到一块五。他的生活也逐渐被“维权”事务填满，手机里是数不清的微信群，妻子田真真工作强度大，魏崴就等她休息后，逐个翻看小区大群、北区业主群、停贷群……“天天看这类信息，晚上也睡不着觉”。今年7月，魏崴因为工作任务，要在单位断绝通信封闭十多天，留在出租屋里的田真真变成了那个天天看烂尾楼消息的人。“我崩溃了，以前不知道情况这么差。”田真真啜泣道。8月末，我们在咖啡馆第一次见面，还未落座田真真就开始抹眼泪。房子烂尾的压力几乎要压垮这对年轻人，她会动不动就哭，一向温和内敛的魏崴也变得易怒，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失眠、脱发……焦虑的情绪直接表现在了他们的身体上。魏崴和我细数他们的负担：房子搁置，除开每月要还一万元房贷，还得交4000元的房租。夫妻俩想过申请公租房来降低生活开支，咨询政策才发现，因名下有房不能申请。去年11月，经过协商，楼盘的业主们和银行办理了缓贷，避免损失首付之后更多的财产打水漂。但代价是——毫无过错的魏崴要为此多付9万元的利息。在维权的队伍里，魏崴自觉不算是激进的核心派，带头的一些老业主会去相关机构门外拉横幅下跪。虽然同样因为房子日夜煎熬，魏崴却做不出这种事来：“我凭什么给他跪，他应该给我谢罪，我还给他跪，想得美！”不同于年事已高的老人，像魏崴和田真真这样的年轻“沪漂”，似乎尚有退路。9月底，魏崴回了趟山东，托父亲打听家乡的工作机会。得知魏崴准备放弃上海体面的工作回老家，父亲的朋友听得直摇头：“劝劝孩子，工作挺好的，不要辞职，我们这很苦的，五十多个人等着考编。”做出离开的决定，对刚在上海立住脚跟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并不容易。台湾女孩刘梦也掏空“六个钱包”和丈夫在上海购置了一套新房。她的楼盘主打刚需，业主多为“80后”“90后”的新上海人。她买的是最小户型，不到80平方米的两房，因为临近地铁，房子均价比同地段其他楼盘每平米高出3000元。“这个楼盘是属于地王级别的。4.5元一平方米的物业费我也认，我就想要一个好品质的家。”对刘梦来说，这套房子是热爱上海的她落地生根的希望。2021年，上海楼市火热，政府出台了调控楼市“沪十条”，有关新房摇号的新规落地实施。新房认筹比超过1:1.3，即开启“积分制”，如100套房，取分较高的约130组入围。入围后，后续公证摇号。刘梦的楼盘触发了“超高积分”门槛，摇中号那天，正巧是她父亲生日，她觉得是父亲的祝福带来了这分“惊喜”。2022年8月底，刘梦购买的楼盘附近，一处新商场正在加紧建设。“但我们现在就觉得是惊恐。”刘梦告诉我，中签后一个月，工程进度就开始减缓，待到2022年，她在上海持续高温的7月收到楼盘客服发来的施工照片——里面的工人还穿着毛衣。她猛然发觉事情真的不对劲了。虽然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是2023年9月30日，但刘梦得到消息，政府、开发商、银行和部分业主的“四方会谈”透露，这一楼盘的监管账户已经空空如也。没有现金流支持，也没有足够工人的楼盘，显然不能按期交付。知道自己的房子出问题的时候，刘梦总是哭，头顶出现斑秃，每天只勉强能睡三个小时。“但当你一次又一次被打击后，就真是再也哭不出来。”维权过程中的各种冰冷回复，让刘梦越来越失望。2022年10月，和丈夫在东北举行婚礼后，刘梦暂别上海，决定先回台湾父母家。对于离开，刘梦总是有着不甘心：“我做了一点小小成绩，但为什么竟然败在了这件事情上？”但她也知道：“上海这个地方我们很想留，但真的留不住。”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在上海继续租房生活时，她只是回答：“没有意义。”刘梦的联系方式很快在我的微信里沉寂了下去，我偶尔会想起她同我回忆的当年旧事——青春年少的台湾交换生一踏入上海，就爱上了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短暂相处之后，“特别想要留在这里”。回家乡后，她更是想尽办法回上海。但她现在还会回来吗，我没有答案。生活还要继续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基调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及“保交楼”。对魏崴、刘梦这样的问题楼盘业主来说，这一消息至少带来了稍许曙光。“中央都提出来保交楼了。包括前段时间的金融放贷是吧？国有和民营的这些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地放贷，信贷一支持，现在关键是各级政府的落实力度怎么样了？”魏父保持着对新政策的敏锐，他安慰儿子要沉住气：“最近工地有动静了，虽然干的进度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有人在干了。”因为楼盘外围依旧封闭，为了更好地监督施工进度，魏崴专门购买了一台无人机，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就让它飞进工地，拍拍自己的房子，他也会把有工人出现的画面发给父亲，“安慰他，这里还是有人的”。房子怎么样了？已经变成魏崴跟父亲两年多来沟通最多的话题。“房子是一切的症结。”魏父很清楚：“基本上就是房子结了，一切都能结。房子结不了，症结就解不了。”虽然这半年来，他也在济南给儿子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但他内心深处却觉得：“上海能有30%～40%的希望，我还是叫他留在那里。”不过他也明白，要是房子起不来，这仅有的希望也终将付诸流水。长兴岛北海滩是不少游客的打卡地，搬到长兴岛后，田真真有时也会来到这里散步、拍照，放松心情。第一次见面三个月后，我去了魏崴和田真真在长兴岛上的新住所。房子要比他们在杨浦区租住的“头条糕”大出一倍，有宽敞的客厅和明亮的厨房。田真真拿出葡萄、桔子，热情地招呼我多吃些水果和零食。和初见时不同，搬来岛上后，两人的精神恢复得比之前要好。即便是这个临时的家，小夫妻也在努力把它装点出色彩。米奇米妮的装饰挂布，印着花朵图案的门帘，黑白棋盘格的沙发巾……都是入住两个月来陆续添置的。田真真还重点向我介绍了四百多元的书桌，还有300元买到的餐桌，加上两把靠背餐椅。“这桌子不错，我把链接发你。”女孩捣鼓着手机，向我强调着：“真的，我很会买东西的。”上岛前，田真真觉得自己这些年从徐汇搬到杨浦再搬到长兴岛，生活似乎变成了一个漩涡，正一步步扯着她和魏崴向下沉去。但唯一能给他们抚慰的是，长兴岛的日子好像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差。田真真现在要带几个班级的英语课，因为新学校人手不足，还需兼管档案。工作强度很大，但她觉得整体氛围很是不错，“新学校都是年轻人，大家都聊得来”。在市区的重点学校上班时，田真真的同事多是四五十岁的上海城区女性，对方看她年纪小也多有照顾，但总有些话题她是无法参与的。比如，“田真真啊，你猜猜我这个包的包带子多少钱？我这周末刚去恒隆买的。”女孩与我模仿着前同事阿姨的语气。那是一个迪奥马鞍包的包带，田真真没买过这样的奢侈品，尽力往高了猜：“一根包带子能有多少钱，3000块钱？”但对方笑着告诉她：是8000块。那一刻田真真深刻感知到：“上海本地人的消费理念跟外地人是不一样的。”市区的同事大多家境优渥，住房不愁，用的戴的也是好东西，有时她们会招呼田真真一块添置，田真真只得老实回答：“我说我没有钱买，她们说让你老公给你买，我说老公也没有钱买。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我耽误你了，对不起。”一旁的魏崴半开玩笑地抱歉道。田真真却看着丈夫坚定回答：“我们会变有钱的。”“希望吧，努力赚钱回徐汇。”魏崴笑着应和。长兴岛是上海市的一大产桔基地，11月刚好是蜜桔丰收的季节，一些道路两旁扎满了果农的橘子摊位。田真真和魏崴带着我在街头游逛，正逢周末午后，从市区驾车来这里采摘的老老少少提着一筐筐橘子从郊野公园里漫步而出。魏崴熟稔地和我介绍起这里的景观，说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江南造船厂”，说起诞生于此的中国新003型航母18“福建”号。2022年11月5日，田真真和魏崴在地铁施工工地前合影。当初，两人选择安家长兴岛，也是瞅准了这里将要开通地铁的规划。迎面走来几位结伴的中年女性，田真真偏头同我低语，有些小小的得意：“穿着比较鲜艳的阿姨，一般都是来旅游的。我们现在已经能分辨出哪些是本岛人，哪些又是来郊游的。”岛上的生活和这对小夫妻熟悉多年的摩登上海截然不同。岛民作息规律，魏崴发现晚上8点后，“这里的街道就跟市区晚上12点一样，连个人都没有了”；而每天早上五六点，本地的老人们就会开始出门社交，“跟村头喊人一样”。搬来两个多月后，田真真也结识了一些本岛的新朋友。“长兴岛本地人都很有钱的。”她嘟囔着，说起自己手上“有着五六套房”的房东奶奶：“她说给儿子三套，给女儿一套，自己一套。天哪，让我们羡慕死了！”“上海的农民都比外地农民富有。”魏崴把房东奶奶的故事分享给一个本地朋友，对方却眼神淡漠：“加起来也就上千万，在市区里也换不到我们一套房。”朋友家拥有多套市区住宅，显然无法理解魏崴夫妻对长兴岛回迁房的推崇。但两百多万一套的长兴岛住房，现在已经足够让田真真羡慕，女孩掩藏在碎发后的眼睛里涌动着真切的向往：“对我们这种住不上自己房子的人来说，你知道吗？真的好酸，太酸了！”（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摄影

黑色亚麻夹克、白色羊绒与桑蚕丝混纺针织衬衫和白色羊绒与桑蚕丝混纺针织长裤均为ZegnaSerpenti

随着疫情蔓延，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冠口服药求购信息，一药难求，价格在私下流通的市场上已经翻了五六倍：第一批买到新冠进口药的人住在丰台的紫女士（化名）第一次从网上知道有进口药，是12月初，北京当时正面临着放开后的第一波感染高峰，身边的人纷纷病倒。她们家三代同堂，都感染了新冠，最开始她并没有考虑过购买，“这个病应该就跟感冒一样的，估计家里人都会扛过去吧”。进口新冠口服药有一些线下购买渠道，但需要医生的处方。半个月前，紫女士就听说有人在公立医院拿到了药。12月13日，一家互联网医院的新冠咨询门诊开始预售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Paxlovid，定价为2980元/盒，仅半日后，该APP就将其下架。最新的线上购买消息，来自“京东老板娘”章泽天，她在自己的朋友圈介绍了如何在京东健康购买到进口药。但在京东“闪现”的药品很快就处于缺货状态，并被下架。紫女士的母亲持续发烧超过了三天，因为患有基础病，公立医院很难挂上号，她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的公众号上挂到了肿瘤内科，填写了申请表格并将老人的病情都告诉医生后，医院开出的处方中列出了进口药的名字。2300

“冬阴工”，指在寒冬里还没有被感染新冠，仍然坚持上班的天选打工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一个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两个人还保持着“阴性”，已经成为了职场常态：“消失”的同事这个冬天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上着上着班，你就成了全公司最后一个还没感染的员工。日渐凄凉的上班之路就连平时要排队等三趟车才能挤上去的地铁线路也很空。不过，由于地铁间隔时间增加，打工人每天必须起得更早才能保证不迟到了。幻阳症每天醒来第一秒，小李都感觉自己嗓子干痒、头晕发热，新冠该有的症状一个不落。一测抗原，身体状态良好，精神状态堪忧。“冬阴工”专属表情包：每个还在上班的天选打工人，都离不开一张杨迪表情包护体。友情提醒，玄学仅供一乐，预防感染还是靠自己做好防护哈～全公司防护最认真的人：当康复归来的同事在办公室里侃侃而谈自己的恢复情况时，还未感染的小王在窗边拉了拉自己的口罩，又在手上喷了点酒精消毒。天选打工人的ootd时值周末，小王出门看电影之前，默默穿上了新买的防护服。毕竟，她已经是公司的独苗了。反向隔离当你“不幸”成为全家最后一个没有被感染的人……薛定谔的囤货新冠还没有来，提前囤的黄桃罐头，已经被吃光了。感染前vs感染后害，还是健康最重要啊……祝大家这个冬天都能身体健康，平安度过插画：潘羽哲编辑：Echo

ICON印花西装长裤、白色羊毛衬衫、灰色丝面CD

Vuitton今年的七八月热得出奇，白敬亭的整个夏天都待在横店影视基地拍摄《长风渡》。蓝色扎染牛仔夹克外套和蓝色扎染牛仔长裤均为Louis

成为演员，意味着体验他人的人生成为了工作中的必然。对于一名年轻演员来说，接到的角色可能年龄与自己不相符，可能性格与本人迥异，可能阅历远超于自己。有时候能遇到什么角色，并非全由演员本人决定。孙伊涵、荣梓杉和常华森三位颇有少年感的年轻演员便是如此，尽管入行时间不算太久，但都已经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角色，正在表演的道路上发掘自己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你会更喜欢和自己相似还是不同的角色?”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孙伊涵、荣梓杉和常华森时，三位有着不同经历的年轻演员，竟然给出了类似的答案:更想在镜头前诠释与自己不同的角色。孙伊涵在自己接到的每一个角色身上，都能看到不同女性拥有的闪光特质。正是在这些闪光碎片的影响之下，年轻的她逐渐对于未来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了更具体的想象。上衣、裙子

在互联网流量的时代，不少名流爱炮制故事以吸引流量，如卡戴珊一家；而有些名流则在流量变现上没有跟上时代脚步，比如贝克汉姆一家。最近，贝家故事又出新番了，这一出可能是“失千金贝府仍度假，惹龃龉婆媳又争端”。美美度假的贝家，一点不担心财务问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生娱乐圈为顶流女子天团成员，但在时尚界，则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企业家，其时尚品牌也在这几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品牌连年的亏损早已佐证了这一点：贝嫂同名的时装公司目前债务高达54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超过4.4亿。公司的品牌发言人也向英国小报《镜报》证实了其面临重大财务危机的事实。根据发言人公布的数据，受到疫情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该公司的总营收下降了6%。虽然公司高层已经通过调整业务模式、控制现金和支出、提升公司业务成本效率等手段，令其运营损失减少了57%，但这无法改变公司整体的颓势。与此同时，一些顾客发现该品牌的时装正在以三折的价格出售，一向都不喜欢打折，喜欢走高冷路线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都开始清仓大甩卖了，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由于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如今这家时装品牌亏损倒也不再是个能引起看客关注的新闻了：自2008年创办以来，这家公司因为“设计、销售和经营”方面的支出严重超标，至少有四个财政年度处于趋近破产状态。不过即使公司血亏数亿，贝嫂依然能心平气和地与家人美美度假。不是在度假，就是在去度假的路上——有欧美网友这么贴心的描绘贝克汉姆一家的生活。被媒体拍到正在度假的贝嫂一家人几周前，贝克汉姆一家在一艘价值2.29亿美元的豪华游艇上度假。这辆游艇的夏季租金在每周160万美元左右。而最近，他们一家人又到了迈阿密游玩，至少在社交网络上，每个人都看起来十分尽兴，有时候甚至尽兴过了头——不到14岁的小七被拍到驾驶一辆水上摩托，这在当地是违法行为，一位弗洛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的发言人表示，贝克汉姆夫妇作为监护人是失职的，“他们必须为此负责”。显然这样的警告并没有吓到见多识广的贝克汉姆一家，他们依旧美美度假美美po照，显然无论是法律还是损失，都无法动摇这个家庭分毫。在海上美美吹海风的贝克汉姆一家贝嫂可能是早已坚定了信心，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时装品牌，她身边的友人坚定了这一看法并表示：“她就算被批评是虚荣心作怪，也绝对不会放弃，因为这象征了她这个人，她对此非常有热情。”尽管欠下了一大笔钱，但该公司消息人士表示，新的美妆业务正在向前发展。他们补充说:“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美容公司今年继续扩大其产品组合，推出了一系列成功的产品，其中包括一流的美容和护肤产品。”婆媳不合才是贝嫂的烦恼？连年亏损还能继续经营，甚至开辟新支线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维多利亚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老公大卫·贝克汉姆。据媒体报道，尽管受疫情影响，但贝克汉姆夫妻在2020年光是股息就获得了810万英镑。贝克汉姆的公司大卫·贝克汉姆风险投资公司(该公司管理着贝克汉姆的全球品牌)支付了这笔款项。在签署了几份数百万英镑的赞助协议后，该公司今年的利润为1060万英镑，居然高于2019年的900万英镑。赞助项目包括与电脑游戏集团艺电(Electronic

最近几周，热门旅游目的地相继出现疫情。正在旅途中的游客们，也经历了一场与疫情的赛跑，不断改变路线、不断改签机票.....成功把旅游变成了“逃难”。正在西宁参加FIRST电影节的我收到了领队的消息，由于伊犁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行程不得不取消或者改道。当时还在琼库什台带队的他给了三个选择：一是直接取消所有行程，二是改道阿勒泰，三是改道南疆。在和朋友商量了可行性以后，不想浪费年假和机票，我们选择了把行程改成南疆。到达乌鲁木齐后，情况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地社区开始排查有过喀什旅居史的居民。喀什是南疆行最重要的一站和中转站，如果那里爆发疫情，那么一定无法成行。经过了一天紧张的观察，新疆并没有公布喀什当地有确诊病例；当地居民也在社交平台上实时分享了笔记，表示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两相权衡下，大家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出发，尽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当天早上，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库尔勒附近一处景点，罗布人村寨。旅途开始以来，为了避免突发状况，我们一直选择很早出发。从库尔勒市到尉犁县（罗布人村寨所在的县）的路上，经历了一次非常严格的检查，车上每个人的健康码、24小时核酸和行程码都被仔细看了两遍。检查卡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几十个有中高风险区的城市：一旦你有其中一个地方的旅居史，无论是否去过当地的中高风险区，都不被允许进入尉犁县。等到我们从罗布人村寨游玩结束后，发现门口围了不少人。凑近一听才知道，原来当地政府下达了一项新的指令：由于乌鲁木齐出现了新的确诊病例，所以行程卡上带有乌鲁木齐的游客，一律不允许进入。门外的游客和景区工作人员争吵良久。他们大多原本预定的是伊犁路线的行程，由于疫情改道南疆，但行程卡上的乌鲁木齐轨迹，第一个景点就将他们拒之门外。两个背着巨大登山包的大叔，蹲在阴凉处皱眉叹气；其他人还在坚持和门口的工作人员争执。从罗布人村寨出来后不久，就听到了“喀什封城”的消息。我立即打电话给预约的喀什旅拍店，老板在电话里喘着气说：“游客确实已经进不来了，我们正在忙着抢菜，闲下来以后会把订金退还给你。”我们只好在一家抓饭店坐下，开始讨论之后的去向。领队研究后给了两个选项：改道青海甘肃大环线（幸运的是，我们所在的尉犁县和库尔勒是整趟行程中距离青海最近的地方）；或者直接从南至北走独库公路。最终，一行六人，两个人选择了改道独库公路，其他四个人选择了离开新疆、前往青海。哈密瓜吃完，这个才组了三天的南疆团，也散了。第二天下午，从乌鲁木齐一路开来库尔勒的新领队在下午七点时接上了我们。当天的计划原本是开到新疆与青海交界的若羌县，住一晚，第二天再前往青海。在路途中的服务区，有好几辆车停在停车场里，游客正在搭帐篷，看起来是打算在这里过夜。当时的我们有些疑惑，这个服务区距离若羌县已经只剩下不到一小时的车程，为什么不直接到县城里的酒店住？开到若羌检查站，我们很快得到了答案：所有进入县城的人，都要就地隔离。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县城里所有的酒店，都已经被改造成了隔离酒店。和领队简单商量后，我们决定直接离开若羌县城，一路开到目的地青海茫崖再休息。茫崖距离若羌还有近六个小时的车程，当时已经接近凌晨一点，哪怕完全不休息、不舍昼夜地开车，也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在进入山路前，大家提议在车里休息一会儿：领队早上八点半从乌鲁木齐出发，已经连续开了1700多公里。为了不打扰领队休息，其他人从车里出来，到高速公路上“打地铺”，周围有不少车也停在路边休息。那天已是接近满月，四个人躺在路边，谁也睡不着。身边有呼啸而过的车辆，有人会好心地停下来提醒我们：“天亮这里就可能要封控了，你们快走。”上车后，困倦反而更快速地袭来。我们四个在车里睡得东倒西歪，只能感受到车一直在盘山公路上穿行。等到被太阳光刺醒的时候，眼前就是这片绚烂的朝霞。领队从后备箱里拿出相机拍照，一边拍一边告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青海界内了。没过一会儿，新闻推送里提到，甘肃开始拒绝有新疆旅居史的人进入。刚买好的从甘肃回家的机票，只能改签到西宁。离开新疆以后，我们去了茫崖翡翠湖、俄博梁火星营地。就在以为一切都会重新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第二天要去的大柴旦翡翠湖景区因为发现了疑似确诊病例，即刻关闭。接着是大柴旦县城开始静默管理、德令哈市（我们原定12号的住宿地点）开始静默管理。一路开到当天晚上的住宿地点水上雅丹景区后，决定第二天再讨论是否修改行程。第二天早上，在水上雅丹游玩结束后，要驱车离开时，领队发现景区的大门已经被管控，需要完成核酸检测后才能离开。看着漫长的队伍和毒辣的阳光，我们开始等待核酸。而负责为大家检测的医生，在排队开始一个半小时后才到达。顺利从景区出来后，大家立刻把机票改到了第二天晚上，取消了之后去祁连山的行程。去什么景点已经是最不重要的事情，能够平安回家才是关键。由于青海也出现了零星疫情，机场要求游客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才能进入。为了确保能够顺利离开，我们去了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核酸检测。然而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三小时的时候，仍然没有一家机构上传核酸结果。从青海湖开去机场的路上，每个人都紧张焦虑地拿着手机，不停刷新核酸结果、查询机场政策、查看改签机票的时间。幸运的是，在到达机场的前一分钟，前一天的核酸结果，终于被上传了。和一周前相比，8月13日的曹家堡机场拥挤热闹了许多，周围几乎都是带着小孩出行的家庭。候机时，听到身后一位年轻妈妈遗憾地说，自己的旅途才刚开始两三天，就要被迫返程。大家看起来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脸上的神情还是写满了疲倦。在飞机上翻着相机里的照片，唯有山川河流，仍然平静、壮丽，日复一日，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编辑：Echo设计：老中医

算起来，深居简出的金城武，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当被问及当下的生活时，他相信理想中的幸福不应该奔着“理想”而去——因为过好普通人的生活，就已经足够快乐。定制西服二件套装和白衬衫均为Gleves

他想到了回燕郊的检查站可能会排队，所以用保温杯灌满了热水。但他没想到的是，同一时间里，在京工作的许多燕郊常住人员都接到了相同的电话，所以当天通过检查站的平均时长，瞬间延长到了

白色制服上衣、灰色百褶裙、厚底马丁靴，外加糖分超标的笑容和藏着星星的眼睛。当《爱你》的前奏声在《乘风破浪3》舞台上响起，时间好像没有溜走，蹦蹦跳跳的还是那个王心凌。一首《爱你》，不仅仅是当年反复哼唱的歌曲，也串联起放学后沉沉落去的夕阳、夏天傍晚暑气未散的风和让心脏开出花来的初恋女孩。死去的青春突然开始进攻，向着80、90后接连开炮。合上加班做报表的笔记本电脑，不顾手机游戏里正在征战的世界，屏蔽一旁抓耳挠腮就是不想写作业的小孩。他们从厨房、卧室、书房冲到客厅、跑向电视机，不约而同地，冲着屏幕上唱跳的王心凌露出痴笑。跟着音乐动一动日渐发福僵硬的身体，甜心教主带你梦回2004。王心凌男粉驾到！《乘风破浪的姐姐3》从定档宣传伊始就一路冲上热搜，正式名单流出时，社交媒体平台上质疑声四起：“Twins和王心凌这样的过气明星怎么还会有粉丝”？而早已退出追星主战场、只在为周杰伦超话刷榜时短暂复出过的80、90后们不甘示弱：“我们只是老了又不是死了”。从校园文艺汇演上看着女孩子们穿着泡泡袖纱裙翻跳，到KTV里男同学站成一排恶搞《睫毛弯弯》，要衡量一个明星是不是大火，只靠忠实粉丝还不够，要有庞大的“路人盘”才能实现。若以当今无数流量明星想要实现的“国民度”、“出圈程度”来论，当年的王心凌出道即在巅峰。随着《乘风破浪3》的开播，“甜心教主”的男粉们纷纷被激活，守在电视机和手机屏幕前，为综艺节目贡献了无数场外reaction视频，在节目播出后一小时便创造了七个相关热搜。隔天的QQ音乐飙升榜前10名，有9首歌都来自王心凌。平时下了班一动不动瘫倒在沙发上的疲惫男人，甚至站起身来，开始认真学习《爱你》的舞蹈。尽管动作中还是带着几分拘谨与羞涩，但神情中却透露出难得一见的朝气与活力。已经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多年的男粉们重聚网络，研究如何在各个平台上投票、发帖“安利”，更是用自己闯荡多年的社会经验，开始另类应援。在初舞台播出后，节目制作方芒果超媒的股票热度大增。王心凌男粉们看准节目热播带来的关注度，以及芒果超媒目前激增的广告收益，将目光锁定在制作方的股票行情，要“用涨停支持王心凌！”有吧友呼吁：心凌男孩一人十手！用涨停支持王心凌！“你一手，我一手，心凌80还能扭！你一票，我一票，心凌80还能跳！”“甜心教主”的起落2003年，日本艾回进军中国台湾地区，签下了第一位海外艺人——21岁的王心凌。2004年她的个人专辑《爱你》发行后迅速爆红，蝉联G-music四周冠军宝座，全亚洲销量120万张。接下来的几张专辑，林俊杰、伍佰、曹格等人均参与过歌曲创作，王心凌也成为华语乐坛的四大三小天后之一。她主演的偶像剧轮番播放，一度打破了台湾地区的收视率纪录。甜美的长相，清瘦的身材，出现时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外加在大热偶像剧中塑造的和她本人很相近的角色，王心凌自出道开始就一路上坡。尽管如此，那时很少有人会以“王心凌粉丝”自称，十几岁的青少年会因为觉得“不够酷”，羞于承认自己喜欢甜美系的女艺人。但故作深沉快步走路的男孩耳机里，都放着王心凌的歌；看到MV中拎着大收音机爬楼梯的Cyndi

2019年，朝阳区政府决定整体改造亮马河及沿岸。亮马河里的水被抽干，历经一年多的改造，现在的亮马河摇身一变成为国际风情水岸公园，不仅更具有观赏性，承载的北京市重要的国际交往功能性也更强了。

彩色花纹毛衣开衫、黑色刺绣T恤、黑色暗纹长裤、黑色墨镜、绿色渐变腰带和Tambour

2022年4月11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1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5173例。二十多天前的3月16日，上海新冠肺炎的确诊和无症状病例只有8例和150例。这一天，居住在上海的美食博主zhuyi成为无症状感染者，此后他辗转于医院和方舱之间隔离。4月8日，被隔离后的第二十天，他终于接到出院电话，“准备重新踏上社会”。他在新浪微博上写下方舱日记，鼓励“中招”的患者不要恐惧，日阅读量超过600万。这位互联网上的帮助者、方舱里的安慰者，自己偶尔也有失望和焦虑的时候，不过他相信，现在他正身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当中，“这是上海四十年来最艰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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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自胡金铨执导的电影《侠女》和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精武门》缘起，半个世纪里，中国影视人在传统武侠俗文化基础上，用影像声色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横亘古今的传奇世界。

本次联名系列最特别的橙色单品，其实也非常好穿，像甘望星一样，用清新奶油色格纹大衣做外搭，就可以轻松出街。BOSS精湛的正装剪裁工艺与Russell

这篇文章我们试图去解答一些存在于公众视野已久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些投资可观的大制作，却往往不等于好作品；为什么近两年来流量艺人频频人设崩塌？而当流量明星被宣判“翻篇”后，一个持续多年的国内烂片大跃进时代，是否就此落下帷幕？这是《ELLEMEN睿士》“新浪潮”系列的第三篇专题报道，我们站在时代桥头，关注弄潮者。因为一张从黄牛手中买来、真实性存疑的剧组通告单，被“淑芬”（即原小说忠实读者）组团在微博“冲了”一整天后，编剧李林才意识到，自己接手的那部耽改IP剧，有着多大能量。“干不了你就回家”“不会写字别写”“魔改司马（‘死妈’谐音）”……激烈的言辞塞满了李林的微博评论区和私信箱，“淑芬”们经通告单判定：她“偷了男主高光”，于是发起了这场网络讨伐。“这不可能啊！”正忙活新剧的李林觉得冤：“说我把男主的一场戏写给了女配。”她翻出交付的剧本，找到引发争议的那场戏，结果发现“女配根本没出现”。她新发了一条微博申辩，但很快，又被指责和辱骂淹没了。“偷高光”是近年流行的新词汇，多见于IP改编剧的网络讨论，意为将原小说或者漫画中某角色经典戏份，嫁接到另一角色上，在很多“淑芬”看来，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编剧能力不足“魔改原作”的铁证。李林接手的是近年持续火热的耽改题材里的头部IP，原小说成名已久，“淑芬”众多，就连书中的几个主角，都各自有着不少拥趸。刚接下剧本改编工作时，李林“对IP大不大还没什么意识”，被声讨时，她也疑惑过，网友怎么能找到她的私人微博？直到后来和圈内好友复盘，她才猛然发觉，或许早从几年前晒出阅读原著的微博动态时，她就进入了“淑芬”的监督射程。“据说他们之间会有群，互相传播消息。”李林的遭遇，在这个圈子里并不鲜见——随着网文IP影视化成为潮流，剧集主创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冲击，已成常态。网络骂战的主场可能在微博，可能在豆瓣小组，也可能在B站弹幕区。被骂的多是编剧，但有时，剧宣、导演、制片人，甚至是播出平台也“难逃毒口”。因为剧集制作时常采用“大IP+流量明星”的组合方式，骂战参与者的构成也较为复杂。李林的一位前辈，曾参与改编一本经典仙侠小说，该剧播出后大热，但她却因“男配加戏”“注水原著”等理由，被演员粉丝骂上热搜，照片还被“P成了遗照”。“淑芬”、剧粉、演员唯粉、角色CP粉、RPS粉（真人CP粉）……观众构成日渐多元，又诉求各异，各类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对李林这样的普通主创来说，这意味着多重创作压力和被“隔空PUA到自我否定”的风险，但对背后的操盘者来说，这却是一组含金量极高的财富密码。“粉丝撕逼、爱搞事的程度，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点。”曾在某头部平台工作，现自主创业、从事IP孵化和营销的“90后”Emily深谙其中的运作规则：“爱撕逼必然就会打架，然后一干点什么，就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很容易打出圈。”在Emily看来，这种大粉丝基数的IP往往更具话题，在开发时也更有价值，至少能聚焦更多关注。“不管是红，还是黑红，你能跑来看，那就已经是我赢了。”当然，更令人趋之若鹜的，不是这些IP改编成功后汇集的庞大流量，而是其最终指向的巨额商业收益。2021年8月26日，《光明日报》刊文，称“警惕耽改剧把大众审美带入歧途”。这被业内视为，替曾多次推出现象级作品的耽改赛道，敲响了警钟。在此之前，由耽美小说改编而来的耽改剧，是影视圈里默认的“金饽饽”，也是让不少期待大火的年轻男明星抢破头的“好机会”。造神故事真正开始于2019年，“一部《陈情令》，内娱双顶流”的商业案例让市场见识到耽美IP的巨大吸金能力，众多受访者也都认同，由网络小说《魔道祖师》改编而来的《陈情令》，是把IP玩法推到极致的典型。作为二次元和日娱文化的资深爱好者，Emily其实对《陈情令》的一整套IP开发模式并不陌生。影视OST、角色单曲、粉丝见面会、各种周边衍生产品“都是日娱、二次元和CV圈子里玩过的元素，但它第一次把这些全套到了一个内娱影视IP上。”Emily真正直面这套“IP组合拳”带来的冲击，是在2019年《陈情令》南京演唱会上。那时，她追剧“上头”，是“博君一肖”CP粉，为去到现场，花了13000元，以近五倍的价格从黄牛党手里抢到了内场第二排的门票。后来她才知道，这场演唱会门票的单价，最高被炒到了十数万。现场人山人海，粉丝们热情尖叫，各色灯牌摇摆着汇成斑斓海洋，Emily看到《陈情令》的一位核心主创蹲在舞台下的阴影里哭，“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出息了那种感觉”。《陈情令》的年轻主创与Emily年纪相仿，工作经历也很相似，这一幕对她刺激颇深。追完《陈情令》后，她果断辞职创业，转投泛娱乐领域IP开发和运营业务。也就是在Emily创业当年，游戏圈里有了一个知名案例——2019年，手游《新笑傲江湖》正式上线，邀请到《陈情令》主演肖战代言，“整个游戏三分之一的新进用户，都来源于他粉丝”。成功的IP改编，就像一座掘之不尽的金矿，不但能打造“顶流”，还能在各个环节创造利润。澄一也是在《陈情令》大火后，意识到IP潜藏巨大商业价值。2019年，她和知名作曲家林海与剧方合作打造了《陈情令》国风音乐专辑，并为主题曲《无羁》和插曲《意难平》作词。时至今日，这张标价20元的数字专辑仍在各平台上架售卖，仅QQ音乐上便卖出了165万张，销售额超3300万元；售价198元的实体CD也卖出了7万余张，营收超过1400万元。“林海老师当时说实体碟没前途了。”最初要做实体专辑时，考虑到当下音乐产品的销售情况，身为资深音乐人的林海还有所迟疑，澄一在看到社交媒体上粉丝们的狂热反应后，才坚定了信心。也正是通过这次尝试，她感到自己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了”。“《魔道祖师》这个IP，后续这么多产品，都是从一个小小的网文开始孵化的。”她看到了爆款IP的价值，2020年成立了专门的公司进行IP产品的开发和售卖，除了像《陈情令》一样，拿热门影视剧授权做周边衍生品，她还尝试自研IP，“去年做了一个亿的流水”，因为产能跟不上销售，今年她还专门在东莞入股了一家工厂。“我十几岁的时候，如果谁跟我说一个公司能年入一个亿，我会觉得，这个人好牛。”靠在咖啡馆的窗边，澄一双眼放空：“现在我真的做到了。”不过她觉得这也算不得什么，毕竟“渠道很贵，人工费很高，行业竞争门槛又低，一年下来忙得要死，除去成本也没多少利润。”她转而说起另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财富故事，一位做“站姐”的朋友告诉她，在《陈情令》的拍摄地贵州都匀，因为接待各种粉丝“一日游”，“那边几个出租车司机赚出了一家车行”。大概从2017年开始，李林发现，她参与的大多数项目，有无IP，都成了一个重要参考标准——在播出平台剧本送评会的资料表格里，会专门列出一栏“是否是IP改编”。两个项目成色相同，如果其中之一是由IP改编，它通过、或评高等级的几率就会更大。“他们很关心这个，有没有IP是考察的一个逻辑。”在李林看来，这种价值选择，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创作潮流。2018年耽改剧《镇魂》大火，市面上有名字的耽美IP几乎被抢购一空，这导致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接触到的都是耽改项目。有的在剧情和人设上还颇有亮点，“有的写得跟小黄书一样，100万字的小说，去掉所有‘肉’只剩2万字”。这种IP，李林读完原著后，“大半夜还难受”，更遑论进行改编。不过，潮流也不总为耽美IP所主导。2014年到2016年，是国内网络自制剧市场高速发展的三年，2016年网剧产量达2079集，较2009年增长250倍，先后出现了《余罪》《老九门》《法医秦明》等由悬疑IP改编的大热剧。也是大概从2015年开始，悬疑题材类IP成为市场热捧的宠儿，悬疑小说作家蔡必贵的人生高光时刻，自此拉开帷幕。作为圈子里的老牌作家，蔡必贵2008年开始就在天涯论坛连载小说，初时以都市言情题材为主，直到2014年才开始试水科幻悬疑。那时，他白天在互联网公司上班，业余时间创作系列小说《超脑》。更新六个月毫无收益，系列中的第二本《雪山》还没写完，蔡必贵就想放弃，结果一个月后，五一假期的某个夜里，他在洗澡时意外接到一通电话——导演陈可辛要买下他前两本小说的影视版权，将其拍成电影。确认买家是陈可辛的那个瞬间，蔡必贵觉得“好像有天使在天上撒花。”经此一役，《超脑》的IP价值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市场认可。没过多久，由专业经纪人牵线，《超脑》系列尚未动笔的后五本，就被打包卖给了彼时因推出热播剧《武媚娘传奇》风头正盛的唐德影视，合同价格逼近千万。“他被陈可辛买了，被很知名的懂内容的人认可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朋友蛇从革也是一名悬疑作家，作品《大宗师》的影视版权价格在2016年突破千万，而一年前，他的版权费用还在百万元阵营徘徊。在蔡必贵和蛇从革共同的记忆里，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自此之后，他们手里的小说版权价格一路飙高，而这一年，也是中国移动端流量爆发前夜、“爱优腾”三大互联网视频平台内容战争的序幕之年。文字创作者的努力得到了充分的金钱尊重，就连腰部以下的小作者，也广受惠泽。自称“写手”的卡卡在2017年卖出了他第一本小说的影视版权。这本小说最初在贴吧连载，只是记录医疗行业内幕的短篇吐槽贴。当时，卡卡只算新人作者，多是为一些青春杂志撰写专栏，各路买家通过社交媒体渠道找上门来时，他脑子里还没有IP、版权这些概念。这本小说的影视版权运作，是在出版社编辑董琪的帮助下完成，卡卡后来才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圈里挺受关注”，蜂拥而至的意向收购者中，还有一线男星的工作室和某位以个性出名的“京圈”大导演。“可能那段时间这种职场单元剧很火，大家都在买版权、囤剧本。”董琪做了多年图书编辑，之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抢手行情。最终，这本书的影视版权以五年5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不清楚背景的‘红三代’”。因为他开价最高，“也最有诚意”——这个年轻的影视公司老板，不但亲自飞到卡卡所在的城市，当面阐述了他的一整套改编计划，还诚邀卡卡担纲编剧，并提前给董琪的老板空运去了一箱好酒。影视版权卖得不错的年份，也有制作方邀请蔡必贵自己来做编剧，但他都拒绝了。编剧在电影生产体系里地位不算高，日常也辛苦，比起来“写小说、卖IP太好挣钱了”。《超脑》系列前两本的预付款刚到手，蔡必贵就从大厂辞职，成了专职作家，过上了“快乐的挥霍生活”，请朋友们喝好酒，“买车、买表，坐头等舱，到处去旅游”。蛇从革对他的奢侈行径也有所耳闻：“他可能是拿到钱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去买了奔驰车和手表，这个我们都知道。”蔡必贵的创作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笔下的新故事，属于个体的情感投射“含量变得很低”，那些能感动他自己的闪光点也逐渐消失了，因为“买家已经给了钱，你知道它就是一个商品”。不过，创作依旧能让他充满激情，因为有着最原始和直接的驱动力——“只要码字就能换很多钱回来，一个字折算下来是10到15块钱，而我一天可以写七八千字。那种挣钱的感觉，很快乐。”创作的风气变了，从论坛时代一路写过来的蛇从革，也敏锐地发现了这点。IP影视化概念炒得红火的那几年，他和作家朋友日常讨论的话题核心，逐渐由写作手法、人物塑造、背景设定变成了单一的“数据”。“就是说，你这个小说每天有30万人看了，那我的有20多万人。”或者是，“你这本书点击量多少，卖了多少万册？我这本又是多少”。创作者们首要在意的指标是点击率，为追求更漂亮的数据，“不惜在写作内容上去迎合讨好，尽量找一些更吸引眼球的角度”。作为小说之本的内容，不仅没机会出现在作者们的同行交流里，更被流放到他们价值体系的边缘位置。造成一切的原因，在蛇从革看来很简单：“IP这个概念出来后，主导一切的就是数据。”大平台收购IP或者操作IP项目时，都是数据先行，内容和转化难度等基础问题，反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选项。作为IP影视化的关键一环，编剧李林的创作也时常为“数据”支配。初入行时，她喜欢写群像戏，觉得每个人物都应该有完整的故事线。但掌握数据的操盘者们，却往往不喜欢这样复杂的叙事结构，李林送去评审的剧本，常会收到类似于“主线剧情不够清晰”“主配角配重不合理”等文绉绉的批复。“反正意思就是（配角的戏份）删掉，因为观众不在乎。”“为什么觉得观众不在乎？”“可能因为其他剧，观众在配角的戏拖进度条了，而主角的戏都慢放了，或者之后粉丝做了很多主角的cut。”李林平静补充道：“也是因为数据（判断）出来的。”在“大IP+流量明星”的流水生产模式下，粉丝动辄只点击自家爱豆cut、视频网站推出多倍速观剧功能，这个时候，又何必在配角身上费那么大力气？前几年，李林还很有自己的态度，和人聊到哪个戏口碑不好但数据不错，她还会为了创作逻辑争辩：“粉丝们要看的是‘我家爱豆’，那他卖萌也是‘我爱豆’，生气也是‘我爱豆’。他们不是在看一部作品，那直接录个24小时跟踪偶像的视频得了，没必要拍一个戏。”她也坚持写过几次群像戏，但架不住熬足了大夜、费尽心力写完的剧本被反复打回、修剪，立体的配角，最后被压成了工具人。慢慢地时间长了，她也就不抵抗了。“你们说啥就是啥吧，累了。”“这个风气起来，其实是在互联网资本进来后。它们讲求回报率，在不了解行业，无法评判内容好不好时，只能听别人告诉它，达到这个数据是ok的，来判断要不要投你这个内容。”创业后，Emily接触到更多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也能理解甲方们对数据的执着追求，但“给老板看的数据，想要美化，怎么样都可以美化”。面对市面上“唯数据论”的风气，她也有困惑：“用这些把创作框起来，你觉得能写出好作品吗？”Emily的另一位圈内好友，观点要更为直白：“用历史数据指导未来创作，本来就是‘开倒车’，而数据，又是有反向绑架和欺骗性的。”他在影视圈打拼十余年，初时也被流量带来的网络繁荣短暂迷惑过，那些他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演技贫瘠到可怕的年轻偶像，一条微博动辄十几万人评论，“哪能有那么多活粉，逗我呢”？参与的项目多了，他渐渐摸索出其中门道：“这些数据都是被洗过的。”只要操作得当，几十上百个有组织的“数据女工”，就能营造出一个千军万马的气象。“再买热搜、捆绑评论，让你感觉‘我爱豆’到处都是……为什么总有人说我用了流量，却扛不住票房和真正的收视率，就是这个原因。”这两年，“大盘太冷”，已经成为豆瓣各国产影视小组讨论里的高频词汇。一位在头部平台工作过的影视策划也感到了这种寒意，他拉出一份平台年初公布的片单，里面几部备受期待、制作精良的大IP作品迟迟未能上映，“本来是瞄准暑期档，各种原因没能上，这个你懂的”。流量艺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极高的风险项。这两三年，凭爆款IP剧跻身顶流的两位“鲜肉男星”，接连因意外事件“塌房”（指偶像人设崩塌，大量粉丝脱粉），就连老牌的流量男星，也能在一夕之间倾覆，“你说说，这谁能预测到”？聊到这里，他语气低落：“这柴火没添上来。剧少了，看剧的人也少了。”还有一些隐患埋藏在更深处。“这不是犯罪模式吗？”吴亦凡事件后，《铁齿铜牙纪晓岚》《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编剧汪海林，在B站个人频道上公开批判横行影视圈的“流量明星模式”，“操纵媒体、粉丝制造舆论和假数据，用假数据控制内容，兑换巨额商业利润……一部好剧不是他们的目的，割韭菜才是他们的目的……流量明星演的戏，有一部算一部，全是烂戏！”他判定，行业的土壤已经被“流量造假”腐蚀，“剧是拍给粉丝看的”，现在潮水退了，而真正的观众，也已经被消灭了。前端生态恶化，回到这一模式的后端——IP的生产和影视化环节，也早为寒流所袭卷。从前年开始，董琪就明显感到IP“卖不动”了。第一次成功卖出影视版权后，董琪和卡卡商量好乘胜追击，马上开发第二本。两人的目的明确且一致，“就是想卖影视版权”。当时网红直播火热，卡卡便选定以此为主题，为了实地取材，他还专门加入了一家MCN公司。和写第一本小说时不同，他这次的准备要更充分：除了题材时兴，在内容创作上也更加“剧本化”。“叙事的画面感更强、人物的设计感更强、对话的台词感也更强了。”虽然并不擅长复杂的感情故事，但根据行业前辈们的反馈，他“加了双线并行的爱情线”，情节设置成“两男抢一女”，冲突还得再激烈些，“那把男一男二改成叔侄关系”。一年半后，故事终于成型，董琪把故事大纲拿给熟悉的影视公司，但“没一个有下文，完全不像第一本那时候”。她也签约了一些其他作者，根据市场或影视方的需求进行针对性创作，“但就比较难卖”。新跳到一家大型影视公司工作后，董琪才感知到寒流起于何处——2018年的“税务风暴”让影视行业风云突变，大量资本折戟。据统计，当年有1946家名称及主营业务涵盖“影视”的公司注销或吊销；2019年达到3228家；2020年，受疫情影响，这一数字在半年内就已破万。“现在一本书出来能卖个影视版权，已经谢天谢地了，两年之内能卖掉，就开心地想要摆喜酒的那种。”悬疑作家蔡必贵的IP生意，在2018年后，也进入了瓶颈期。比起一些同行好友，这几年，他的运气似乎总是差上一筹。卖给陈可辛的两本书，光在剧本环节就换了三四个团队，改了近十个版本，却都没有满意的结果，时间一拉长，便不了了之，“改到后面，可能投资人也失去信心了”。《超脑》系列的另一购买方唐德影视，在投资甚巨的《巴清传》两位主演接连“出事”后，也一蹶不振，2018年起连续亏损。这样的背景下，蔡必贵的作品一再被搁置。“本来有一个网剧已经做好了剧本，但最后就告吹了。”接连失败的两次影视化经历，对蔡必贵的职业生涯打击不小。2019年后，“IP很不好卖”，像他之前那样，新作还未动笔就能卖出版权的“期货”操作方式，“现在只有最头部的作者才可以”。而他，只算“腰部”。IP热褪去后，蔡必贵又回到了“打工人”状态。现在，他在深圳的一家游戏公司上班，“老板给的还挺多”，业余也继续捣鼓着些自己的创作。他还是爱喝酒，一次采访时，他正骑着电动车，穿行在晚高峰的车流里，预备去找朋友喝上一杯。不过，和几年前不同，除了重要的应酬，像hibiki30年、麦卡伦25年这样的好酒，已经不会出现在蔡必贵日常的酒单里。平日在家，开上一瓶15块钱的红星二锅头，他也挺满足，“喝了一样醉”。“突然暴富”的时代远去了，但奔袭而至的寒冬也并非一无是处。“我接下来可能会用两到三年时间，去写一个更偏严肃文学的作品，可能是像《百年孤独》那种……”电话那头，在粤地长成的蔡必贵，开始描述他未来的创作计划，声音里隐约有着一种欢快节奏。“现在我们中文写作，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北方，但实际上，我们这很南的地方，也有一些故事值得去被讲述……我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就叫‘在南方’……”原定于暑期上线的新剧集，因为多种复杂原因档期再度延后。又一次收到这样的消息，正忙于下一个deadline的编剧李林，心里已经没了波澜。“这显然不是半个月、一个月的事儿。”她挠了把自己日渐感到稀疏的发顶，语气平静：“我现在就觉得，随便吧。”大环境瞬息万变，圈内同行早就不再一味追求“爆款”“顶流”，因为那是“玄学”，现在，“播出就是胜利”。无序起伏的风浪中，数据的金舵轮也趋于失效。近两三年，复杂题材不好操作，资本便瞄中了成本低、收益高，流量卓越的“甜宠IP剧”，李林也接触了不少这类项目，结果一转头，“甜宠也在限了”。2019年7月，《光明日报》刊文称“爱情剧不能甜腻过头”，点评上线一小时播放量破亿的网剧《双世宠妃2》，“男女主角吻戏多达42场，且不分时间地点，无关剧情需要”。一份与之相关的“所谓红头文件”，也在圈内流传。敏感的制片方立刻给李林发来新创作指示：“（角色）绝对不要无缘无故亲抱”“别当出头鸟”。而之前的改编要求是“一集得亲几次”“第几集男女主一定要抱上。”对于这些行业乱象，李林不止和一位同行讨论过原因何来，但最后却发现，IP和数据好像也并非“罪魁祸首”。“其实所谓的IP，跟我们早年的剧本策划差不多性质。”李林不久前与一位老牌制片人深聊过这个话题，对方觉得，在现今国内创作环境下，IP反成了创新的新温床，“我们有时候会接触一些科幻、奇幻色彩的题材，如果完全是原创，大家反而不敢冒这个风险，但如果有IP在，制片方或平台反而愿意尝试，因为有数据嘛，你就可以趁着这个东风去做。”问题到底出在哪？这一两年，蛇从革也在反思。他的“改编运”其实不错，陆续有IP实现影视化，但除了和作家猪头大拿合作的《双鱼陨石》，有很多项目在他看来，转化“都不太成功”。“操之过急”“需要打磨”，他反复强调着这两个词。“网大”《双鱼陨石》2020年在爱奇艺上线，虽然投资有限，但观众的反馈却很不错，豆瓣上还有很多资深影迷探讨剧情的长评。而这一项目从2009年最初落笔到2018年拍摄开机，中间走过了近十年的时间。“还是一个时间沉淀的问题。”他思考着，黑框眼镜后的眉头皱起来。时间和耐心，在“IP+流量”的资本红利时代，往往是稀缺品，更多的是“我们提供素材、写个策划”“半年弄出来就行”的项目。蛇从革七八年前就进了影视圈当编剧，行业的风潮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痕迹。“不出名的时候，就天天着急，怎么能让自己的点击量成为全网第一？等真火了，就着急出书，出了书我就变成作家；出完书该改编影视了，又急着卖版权，也不太去挑合作对象……那时候，就很着急。”而现在，整个行业正在“大浪淘沙”，重新去思考内容、资本和数据之间的关系，虽然影视版权“还是有点愁卖”，但“越来越注重内容”的趋势，反倒让把自己定位为作家的蛇从革，心里有些“窃喜”。今天，蛇从革所在的悬疑作家圈里，大家最羡慕的人是紫金陈。去年，由紫金陈原作改编的网剧《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在爱奇艺“迷雾剧场”播出，成为口碑热度俱佳的现象级国产剧，他也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悬疑小说家。“（他的）影视版权一下就涨了，变成我们里面最贵的。”蔡必贵也分享了作家好友间的趣闻：“紫金陈老家新开的洗脚城，都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去蹭IP，好像叫什么‘指金城’！”去年年底，一场文学盛典，紫金陈得以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同台，他把现场视频发到微信群里，“我们一看，都是‘卧槽，老陈你可以啊！’”蔡必贵替朋友高兴，语气里也有些艳羡：“你说酸，我们作为创作者，心里多少有点，但人家确实是牛。”在蔡必贵看来，比起在创作上有所摇摆的自己，紫金陈的成功带有必然性。“这么多年，他一直扎根写一个类型，非常沉得住气。”当然，遇上靠谱的主创团队，做出超越原著的影视化改编也很重要，但想要集齐“爆款”利好，“这个也得看命”。蛇从革补充道。虽然花去数十万改编，但因资本寒冬和业内流传的“题材禁令”，董琪和卡卡的第一个IP影视化项目，最终触礁沉没。追逐IP的时间越久，董琪越感觉自己身处迷雾之中。当被问到“什么是IP？”时，她沉默了数分钟，才缓慢回答：“这可能需要做一篇论文来研究。”跳槽后，她也参与到一些影视项目中，结果发现身边同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内部觉得好的IP，拍出来也不一定能火。”谁也找不到一个既定规律，或许也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她和卡卡约定的新书，今年开始在网上连载，但依旧没找到有意向的IP收购方，她计划着和卡卡尝试新赛道。“甜宠是现在的一个趋势，一个小出版公司卖甜宠IP，都能卖十多本。”但卡卡显然有了些新打算。年初，他的一位编辑朋友刚转去视频网站做影视策划，向他抛来橄榄枝——对方觉得，和一些专业编剧相比，卡卡有不同行业工作经验，写一些特定背景的甜宠剧时，“能更扎实”。卡卡并不排斥这个新的职业选项，他之前觉得干编剧辛苦。但“你只当作家，又不能直接参与这个行业，还有卖版权的过程。”而写好一本小说，还要先花一两年在行业内部取材，“太入不敷出了”。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卡卡刚熬夜看完几个旧剧本。“这才哪到哪，我完全可以驾驭。”电话那头，他批判着里面的一些“悬浮”情节，颇有些兴致冲冲：“我不去做，真的就是便宜这帮孙子了！”（应受访者需求，文中董琪、卡卡为化名。）摄影

但我现在完全没这个想法了。因为你演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平淡的角色是最难演的。他们没有参照，离生活非常近，基本上你演成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并且需要跟目之所及的身边人有真实的相似之处，才能令人信服。

因为云南大象迁移的新闻，李易峰关注起大象极远距离交流的能力，这让他觉得神奇，也许此刻空气中漂浮的电子信号里，在我们人类发出去的微信微博里，还掺杂着当地某处象群彼此打招呼的信号。

撰文：Loudhook，Jonas

豪宅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以去年新天地的均价，3600万元可以买到280平方米的二手豪宅，但是今年不行，少于5000万元总价房东不愿出手。而大多数购买总价3000万左右豪宅的人，都会选择全款支付。”

一场新冠疫情，将奋战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再次推至聚光灯中央，但与17年前抗击“非典”时不同，巨大的赞美声浪中，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正在涌现——在与多位青年医生的交谈中，我们发现，对于社会舆论赋予的神圣光环，他们持有更复杂的态度。另一事实则是，在青年一代眼中，成为医生，正在变成一个沉重的职业选项。“医生也是人”我因一篇医学稿件第二次约见青年医生陆瑶时，正值根据武汉抗疫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医生》上映。陆瑶是我们这座中部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医生，有近七年行医经验，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期间，曾主动报名本院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因此，抗疫很快成了我和陆瑶谈论的焦点。和电影中一样，陆瑶所在医院的首支医疗队抵达湖北后，对接了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但他们看到的情况，远比电影里呈现出来的恶劣。“他们去第一天，看到的场景都很惨。”陆瑶回忆，有位同事头天直接吐在了防护服面罩里，当时物资紧张，“每人一天只有一套防护服”，为了不浪费装备，陆瑶同事就跟呕吐物一起在防护服里沤了十几小时，硬是撑到了换班时间。虽然因为全国疫情整体逐渐好转，陆瑶所在的第二支援队最终未被派出，但这样的前线抗疫“战况”，还是会不断传回她们这些留守同事的耳朵里。疫情发生后，得益于新闻及社交媒体上对医务人员“白衣天使”神圣形象的大肆宣传，我身边好像人人都能讲出一两个《中国医生》里记录的那类感人故事，歌颂抗疫医护人员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一度紧张的医患关系，似乎也走到了缓和的拐点。但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的陆瑶，与我的观感却不相同。她提到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的《医师报》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里面记录：仅2020年3月8日与3月21日，就先后发生了两起伤医事件。文中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疫情后医患关系会好转，69%的人则认为，医患关系并不会变好。“疫情期间，大家只看到医生神圣的一面。”和同事们讨论时，陆瑶发现，2003年“非典”过后，医患关系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起落，海量正面宣传进一步推高了患者对医生群体的期待值，而这，反成为了她和她的年轻同事们害怕的地方。“医生也是人，也是人家的子女和父母。这些电影题材选择的角度，跟我们想让非医疗工作者去理解的部分，有些出入。”当初，陆瑶不顾家人强烈反对，选择援鄂，疫情平稳后，她也想要回归自己“普通人”的生活：“可民众一旦看到疫情时医生能做到那种奉献程度，就会觉得，为什么你现在做不到了呢？哪有这个道理，你不是‘白衣天使’吗？”消失的信任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如何去应对患者对医生群体“非人化”的高期待，是陆瑶这类普通年轻医生要面对的新难题。这并不是轻松的任务——今天，医患关系的处理，比陆瑶早年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因为母亲是护士，医院是陆瑶童年时待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我妈在临床时，医患关系很和谐。”陆母觉得，“普罗大众都对医生很尊重”，这也是她坚持要女儿选择医学院就读的原因之一。但等到八年制博士毕业，在医院规培、轮转各个科室时，陆瑶却明显感到医患关系“不太好了”。医患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弱，陆瑶就差点在去年被一名患者告上法庭。因怀疑这名患者罹患肺癌，她需要提取一部分癌组织，送到基因公司检测，进行后续诊断。但患者癌变位置偏僻，传统活检针无法使用，替代的取样方式一次取出的癌组织太少，陆瑶好心建议患者，可先尝试相对便利的血液检测方式。“我当着患者的面告诉他，抽血检测的阳性率和准确性都没有直接拿癌组织做高，他口头同意了我，说先抽血看看。”但血检并未筛查出肺癌，需要患者重新抽取癌组织检测。让陆瑶没想到的是，这名患者矢口否认了之前的沟通结果，其家属还在医院大闹，指责陆瑶未经他们同意，就抽血送检，浪费了治疗时间和费用。最后，医院同意支付患者要求的、转院至新医院期间产生的全部住院和检测费用，对方才同意不再追究陆瑶法律责任。多次复盘这桩纠纷，陆瑶认为自己唯一的疏忽在于，只将检测须知口头告知了患者本人，未将其打印成文书让对方签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医疗上，要求病人签字的场合越来越多。”现在，每次口头叮嘱完患者注意事项后，陆瑶一定会拿告知书让对方签字——内心深处，她再做不到“像以前那样信任自己的病人了”。公立医院临床一线治疗量大，工作时间长，医生时常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状态，心理压力也很大。陆瑶参加工作几年后，母亲都有点后悔，不该让女儿当医生。医生无法信任病人，病人也不敢轻易相信医生，一位国内知名公立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我，近年来，他遇到的将录音笔带进诊室的病患越来越多，还有家属会在问诊时，全程用手机录像。碰到这种情况，对于诊断结果，他选择尽量“少说一点”“更保守一些”。医患间的脆弱信任，很可能导致双方矛盾激化，从而酿成恶性事件。“85后”微博医疗大V“眼科小超人”、北京大学眼科博士老梁，是两起暴力伤医事件的见证者。九年前，她是北京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亲眼目睹同楼层耳鼻喉科的一位主任医师被患者割喉。这场事故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老梁多年。“血压高，整一年睡不着觉，每天就像行尸走肉。”最后，她只得辞去工作，赴美留学深造，并切断了除导师、师兄陶勇和一位长辈之外，与那家公立医院其他所有同事的联系，“一看到他们，我就想起当年的痛苦”。严格来说，公立医院带给老梁的并不只有血腥的记忆。规培时，心怀感激但收入微薄的病患，会从山西老家专程背来小米送给老梁。遇上这样的病人，她会“绞尽脑汁帮他们省钱、减免”，并试图联系一些基金会和当地的扶贫项目，为对方争取更多费用上的支持。“但只要一个医生被砍，大家就都不干了，就像南京彭宇案，你知道吧？”经历这桩伤医事件后，老梁在内心发誓，“再不回公立医院”，并在学成归国时，拒绝了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工作的师兄陶勇的招徕，转而选择了更能带给她安全感、为高收入中产群体服务的私立医疗机构。工作中的老梁病患构成复杂、就医环境拥挤的公立医院，难以给老梁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她认为，健康的医患关系无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陆瑶一样，老梁就读医学院，也是母亲的决定。“我姐是先天性心脏病，小时候做了三次手术。”姐姐第一次手术时，因为没有看护经验，老梁母亲和主治医生在沟通时发生了争执。“我妈说主治医生在走廊里呵斥她，她觉得特别丢脸。”老梁家中从商，但这件事后，母亲坚持要小女儿学医，“她希望有一个人能给她安全感”。老梁能从患者和医生的角度同时感知安全感的重要性，但她觉得，当下国内的公立医疗体系，难以为医患双方留出更多沟通空间，也无从谈及重建安全感。老梁和我分享了她在公立医院的生活，她和其他三个住院医，一上午要看完110个病人。“5～8分钟看一个人，从早上8点到12点多，不喝水、不上厕所，我们4个人才能把这些病人全看完。”过于饱和的病患数量意味着低质量的交流。“根本没时间跟别人沟通，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以后需要注意什么，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甚至，病人弄不明白的检查指标，老梁都没办法一一说明。整个流程被机械简化为：赶紧坐下——查——开药——走人。这样局促的就医环境，也让老梁判断，医患纠纷频发的困境“根本改变不了”。老梁回国第二年，2020年1月20日，她北大医学院的师兄、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生陶勇，被患者持刀重伤。陶勇被送入手术室抢救时，老梁坐在诊室里哭了一个下午。探病时，她看到情绪崩溃的陶勇家人和痛哭的导师，更感到后怕，“还好我当时拒绝了（师兄的工作邀请），不然又要亲见一场血腥。”腰斩的薪水“我可以预言，未来十至二十年会出现一个公立医院的辞职潮。”这两年，老梁观察到，自己同批的医学生，三分之一去了海外就业，三分之一加入了医疗相关企业，只余三分之一留在公立医院。留下来的这一部分，到了三十五岁左右，又有一部分正在跳槽离开。青年医生正在离开公立医院，而几年前就选择离开公立临床一线、加入互联网医疗平台的“90后”医生肖立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除了持续紧张的医患关系之外，锐减的收入，也是他认为青年医生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挂号费以前几块钱，医生不可能靠这来挣钱，很多收入是通过开药和器械，流到自己口袋里，并不是诊疗、沟通技巧，或者说是你的医术带来的。”肖立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医疗体系实行的“以药养医”模式；另一位受访者、中国科技大学眼科医院前院长、儿童眼科专家陈林义，为我详细拆解了这套饱受诟病的运行机制：“过去药品它本身有10%～15%的差价，30块钱的药，医院还可以卖31块钱，这一来，就不止赚15%了。”药品的高利润拉动了医院的经济效益，也弥补了医生偏低的诊疗收入。但2015年以来，我国开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逐步取消“以药养医”；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主导药品的集中采购、定价，对药品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加速推进“医药分开”，从源头控制费用。“现在药品差价国家已经消除了，你药进来30块钱，就只卖30块。”陈林义补充道。陈林义今年已经72岁，坐诊时，一天也要看百来号病人，最多的一天，他看完了201个病人。药品“零差价”，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的就医成本，对各国医保政策有研究的肖立认为，这一举措推动了医疗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一些医疗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医院收入跟药品没有任何关系，医院甚至根本不卖药。”但他也承认，改革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告别“以药养医”后，公立医院还没能找到其他提升收入的有效方式——哪怕经过调整，一线城市公立医院的普通门诊挂号费，如今最高也不过几十块钱。“政策一直在更新，希望能把医生的收入提高，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这两年，肖立留在公立医院的前同事们，都收入大减，甚至腰斩。与之相反的是，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社会人群对个体健康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加剧了临床一线的接诊压力。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一个门诊单元（一个上午或下午）看三四十个病人很正常，很多时候还要加号，实际接诊量可达五六十人。病人数量不减反增，但因收入缩减，很多医院也不会或无法及时补充新医生。肖立好友贺涛所在的省内著名公立三甲医院血液科，去年一度只余不到十名医生。“之前是二十个，都转岗的转岗，辞职的辞职。”另一位工作八年的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告诉我，2019年至2020年间，她们科室仅靠4名医生轮班运转。“有时危重病人一起来好几个，经常要晚、夜班通宵看病人。”现在，她正计划托关系，转去医院的行政部门。收入与承担的工作强度和风险不成正比，是诸多青年医生当下颇为头疼的问题。在内科工作的陆瑶，现在收入也大幅缩水，只有刚工作时的二分之一，她一些在外科工作的同学，因手术器械价格“大跳水”，收入减少得要更多。不久前，陆瑶一个升上泌尿外科主治的博士同学，转行跳槽去了一家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因为手术较多，泌尿外科在公立医院算是公认的高收入科室，陆瑶和几个同学猜测，如果不是这几年收入锐减，这个同学不会轻易离开临床一线。读完八年医学院，再捱过几年低收入的规培期，好不容易通过资格考试当上主治，这时候放弃当医生，不就等于前面的苦白吃了？换做几年前，陆瑶根本不敢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晋升难想要留在公立医院提高收入，并承担相对较少的风险和压力，向上晋升，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成为主治医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参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般情况下，像陆瑶这样的普通年轻医生，每一职称需要待满五年，才能参评下一级。晋升还另有名额限制，与下级公立医院或者民营医院相比，重点公立三甲医院的限制会更严格。陆瑶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往上升，“可能永远都要待在最辛苦的临床一线。”临床除了病人多，讯息也更新得很快，需要不断学习。她之前负责了一个肺癌病人，光是辅助治疗的一本肿瘤指南，去年就更新了近十版。与临床压力并行的，是对于医生的科研要求。让陆瑶感到焦头烂额的是，科研实力已经成为影响医院排名和医生晋升的关键指标，虽然她更倾向临床，但也需要兼顾更多研究工作。“一个人的时间有限，我们下班后，在学习和行业交流上，投入的时间也很多，这些时间如果要花在科研上，临床就很难顾过来。”想要两者兼得，基本意味着放弃职业以外的全部私人生活。沉重的科研压力，是肖立选择离开公立的核心原因。他规培的三甲医院，大家私下都认同，妇科手术做得最好的医生是一名副教授，但他们也知道，“他就只能是一名副教授”——这名医生不善科研，没有文章和学术成果，永远不可能升上主任。“照理来说，做手术最好的，就应该是最好的医生，但他不会成为最好的医生，因为他没有学术文章。”这一度成了肖立最想不明白的事。肖立自己也不喜欢科研，如果留在公立医院，很难在日后的晋升中取得优势，几经权衡之下，他选择加入了一家私立医疗企业。私立医疗机构，是老梁认为新一代青年医生适合的好去处。留学美国五年间，因为购买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广，闲暇时，她会“装病”，看遍了大大小小、不同专科的私立医疗机构，“我想知道他们如何跟病人客户打交道，如何开展工作”。几个回合下来，老梁在加州和纽约交往了很多不同科室的华人医生，她发现，国外私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基本能够养三至五个孩子，还能供他们上大学。“美国上大学多贵啊！”老梁感叹。根据2019年美国医学网站Medscape对将近两万名医生的调查，其平均年薪可以达到31.3万美元，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职业群体之一。承担几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花费自然不成问题。除了高收入，更让老梁惊喜的是，私立医疗机构采取预约制，为医患沟通留足了沟通时间。“医生和客户沟通非常充分，让你问问题，解释得很清楚，最后走的时候还会问你，‘你再想想，还有问题问我么？’”不少受访者向我表示，在医学领域，良好的沟通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和病人稳定长期的交流，能更好预防后期并发症的出现，也有助于制定对患者身体损害更小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加入私立医疗机构企鹅眼科诊所后，老梁开始推行自己在美国看到的家庭医生模式，“我们一个医生新入职，先什么都不干，就上网络培训课，学习如何向客户解读报告、沟通疾病，如何介绍治疗方案。”这种模式为老梁和她的病人构建了融洽的关系，她现在接待得多的是儿童患者，这些孩子有什么玩具、新学的钢琴课程、棒球赛的成绩，甚至习惯从哪个罐子里拿棒棒糖，她都能知道。孩子的家长和她也是微信好友，对方常会发来暖心的祝福语。“还有小孩会拉个曲子给我，然后让她妈录个视频说，‘Helen（老梁），我今天给你唱首歌。’这是公立医院根本没有的。”老梁很满意现在的工作状态，亲密热络的医患关系，让她感到“每天都很开心、很满足”。相较人才济济的公立医院，为吸引和留住新鲜血液，民营医院、私立诊所在科研学术上对医生的要求也更低。陈林义2010年退休，为了继续发挥剩余价值，加入了几个老朋友合办的民营专科医院“名人眼科”，三年后被华厦眼科医院集团收购，成为旗下连锁私立医院。陈林义告诉我，现在一般的民营医院招聘医生，只要求医学院毕业、取得医师资格证，他所在的“名人眼科”，青年医生晋升，对学术科研的要求不算严格，以国家考试为主：“只要考试过了，省里再评一轮、认证一下，证书文件一下来，我们医院就立刻给你升了，到了副主任医师，就可以挂专家号。”歧视虽然招募门槛较低，但并不是所有年轻医生，都能适应从公立到私立的跳转。在企鹅诊所，老梁还要负责面试和培训新医生的工作。时间久了，她明显发现：“公立医院医生刚出来时，跟家长的沟通是端着的，很难降低姿态和家长平等交流。”在公立医院工作过的老梁能理解他们的心态。“医生群体的生活很狭窄，一直跟高学历的人打交道。在公立医院，你抡胳膊能打到的人，都是博士。”这很可能导致医生们认为：“所有人的认知水平应该是相近的，他们很难把疾病用‘大白话’解释清楚，并且给患者进行心理按摩。”但在价格高企的私立机构，病人是以“客户”的身份存在——老梁强调这一点，而医生是优质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为其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在民营医院工作两年后，肖立也发觉，一些公立医院模式培育出来的医生，“其实很官僚，不太能理解商业世界”，在私立机构，医生讲话要学会用“您请”，“他们都不一定能接受。”虽然身边离开公立医院的青年医生正在增加，但肖立还是认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还是会留在公立。原因之一是，在依旧为公立医院所主导的中国医疗市场，私立机构的发展空间有限，营收压力很大。肖立服务的民营医院，虽然老板投入甚巨，但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经营合肥名人眼科医院十余年，陈林义更能看到民营医院一路走来的艰辛。名人眼科刚开业那一两年，基本没什么病人上门，陈林义记得，“那时，二楼门诊从东头到西头看不到一个人，大家都急得嗷嗷叫”。紧巴巴运转几年，直到被大医疗集团收购，引进更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名人眼科的经营才有了较大起色。但哪怕稳定运作到今天，成了合肥市知名民营医院，相比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周末的名人眼科大厅还是有些空荡。我去拜访时看到，陈林义这样的老专家诊室外人头攒动，而其他年轻医生的诊室，一上午却鲜有人问津。“民营医院的病人量不能（和公立）比，年轻医生肯定觉得难度比较大。”陈林义是安徽省内知名儿童眼科专家，病人靠着从医几十年积累的老病人推荐，“冲着口碑来的”，这是私立体系里成长的年轻医生难以具备的优势。还有其他因素正在加剧这一差异。“现在公立医院都在搞医联体，民营医院没有参与”。名人眼科创办者之一、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朱美玲告诉我，病人现在就诊，想要更好地享受医保基金，还是要通过公立医院体系。名人眼科拥有3个主任医师，5个副主任医师，专攻白内障、眼底病等五大专科，临床水平很强，还拿过全国白内障手术一等奖；医院同时配备了全飞秒、德国蔡司超声乳化仪等先进设备。即便如此，朱美玲的侄儿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从地级市转来省会合肥治疗时，她也只能托在安医的老关系，排队一星期，送对方去公立医院做手术。“我也给他看了，但医保报不了销，我不能让我亲戚在我这花钱啊。”民营医院享有的医保基金额度有限，使用时还容易遇到各种问题，朱美玲对此也很无奈。虽然名人眼科目前发展多受限制，但朱美玲也不着急，她心里有底气:“这边就只抓临床，但我们临床一点不比公立差。”

话虽如此，但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件事：即使是做到了行业内相对顶尖的水平，并且有作为网红博主、综艺节目嘉宾的额外收入，奋斗十四年后，外地人还是大概率拿不到北京户口、买不起最好的学区房。

而名气不仅让他少了能安静散步的时刻，就像他所说，让他的人生方向改变了。更直接的体现是让他的时间变得紧张。当天音乐节的表演时间略有拖延，团队最大的担心是赶不上预定的航班，这样就赶不上第二天的工作。

在今天，一档呈现在台前的当红综艺，其背后是数十人乃至数百人长达数月精心协作的成果。而这套由人搭建起的庞大系统运作的基底，正是那些隐居幕后、身份神秘的综艺编剧们。目前，“90后”“95后”的年轻综艺编剧，已经成为节目创作主力军，他们一面享受着自我创意被明星嘉宾们精彩演绎的成果，一面厌恶着自己被高压工作打磨成了极速消耗的零件，除此之外，滚滚而来的“娱乐至死”文化洪流，更是他们需要抵御的共同敌人……2021年5月上旬，一段“为偶像‘打投’而大量倾倒奶制品”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很快引发舆论地震，随后触发监管，相关部门出手，涉事选秀综艺《青春有你3》暂停录制。被这一事件波及到项目时，入行四年的综艺编剧邹燕正在加班，她参与的这档选秀性质的真人秀要在两周后开始录制，节目组各个工口都在紧张筹备，编剧团队更是“连轴转”了快一个月。凌晨5点，创意园的办公楼里鸦雀无声，中央空调也已早早关停，整栋楼只有邹燕所在的综艺制作公司的会议室一直亮着灯。平台方制片人、宣传负责人、导演组和编剧组，围坐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打投倒奶事件”，把整个综艺行业，尤其是选秀综艺推到了风口浪尖。舆论沸腾，综艺圈里开录和临录的项目团队都像惊弓之鸟，密切观望着事态发展。邹燕参与的这档综艺，是某互联网头部平台的重点项目，植入和合作的品牌众多，“倒奶”事件发酵后，平台方高层要求编剧组立刻排查内容的设置隐患，进行节目赛制和评价体系的调整。节目录制前夕从最核心的内容开始进行调整，显然并不容易。会议中，制片人快速说完自己的需求后，气氛陷入了僵局，几个编剧端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率先应声。一位资历颇深的导演只得开口相劝：“各位编剧老师，我们这段时间就尽量不要碰选秀这个事了，原本针对一些赛制和打投的内容设计都要调整，辛苦大家修改。”编剧组的几个人悄悄对了下眼神，胆子向来较大的“90后”编剧陈昭想要开口和对方掰扯，却被隐约带着怒气的总编剧打断，他冲开口的导演发难：“你那叫修改吗？完全就是打翻重写！”总编剧张隽平年近不惑，曾经就职于某一线省级卫视，赶上了电视台发展的黄金时代，先后参与制作过几档爆红的大型电视综艺。2016年是电视人从体制内集中出走的分水岭，张隽平凭借丰富的项目经验，从台里离职，转做“爱优腾”三大互联网平台项目，手里积攒下了几档反响不错的S级（多指投资过亿的大型项目）综艺。由于常年熬夜加班，张隽平看上去比同龄人更显老态，他眼眶凹陷，双颊垂得厉害，沉下脸时，更显压迫。导演见此只能诉苦：“张哥，你是老江湖，不是不知道现在的风向对节目影响有多大。我们现在也为难，上到商务、下到道具，全部都要重新对接、设计。如果你们不改赛制和评价体系，录完播不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又不是菜市场里几毛几块的买卖。”舆论危机和监管收紧，已经成了综艺节目最大的致命伤。在这行浸淫许久的从业者心里都明白，倘若只是艺人或商务出了差错，还能根据合同牵制调换艺人、增补商务来挽救。但被“打投倒奶”这样的行业性事故波及，除了进行自我阉割难有他法，那些录而未播，胎死腹中的项目举不胜举。一根烟燃尽，张隽平似乎是认了命，他转头吩咐组长江黎：“你带着编剧们马上重新策划吧。”见总编剧松口，制片和导演马上挤到编剧们的电脑前，开始盯着他们修改策划方案，并随口指点起来。作为主力编剧的邹燕明白，她想要睡足六个小时的补眠计划，又泡汤了。综艺编剧，这个职业在外界看来，或许神秘光鲜，但邹燕却觉得，编剧实际处于整个行业链条的下端——熬最长的夜，干最累的活，而苦心写出来的本子，几乎所有人都能上来“指导”。就连被她视为老前辈的总编剧张隽平，在行业内颇有声名，却也少不得要遇到这样的尴尬情境。几年前，张隽平曾带着团队向一个老板汇报节目方案，沟通招商意向。这位大老板当时正在外出差，张隽平和几个核心成员飞到当地，在酒店会议室苦等几个小时后，才等到姗姗来迟、还带着一个“外围女”的大老板。当他把方案的PPT投影到液晶屏上，给对方详细阐述完节目的模式和内容后，那位老板却拍了拍“外围女”的肩膀，嬉笑道：代我去给编剧们提提意见。在场的几位编剧难掩错愕，而打扮暴露的女人却大大方方站起来，一板一眼地点评起编剧们的方案。此事被张隽平视为“奇耻大辱”，他常和邹燕她们聊起这个故事，末了总不忘语重心长地向后辈们感叹：“做编剧，没意思。”比起职场歧视，年轻的综艺编剧们，其实更怕“猝死”。邹燕今年30岁，包里常备护肝片和维生素。同为90后的组长江黎，随身带着一个大药盒，里面是各种保健药丸，手机里还设置了闹钟，“到点就吃药”。哪怕需要长期熬夜创作，她也坚持不抽烟、不喝咖啡，保温杯里常年泡着枸杞和杭白菊，用她的话说，这是“在熬夜猝死的边缘修仙养生”。江黎是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硕士，和总编剧张隽平一样，也是某省级卫视的离职人员。在综艺圈里，江黎花名“江神算”，除了做节目，她在“星盘算命”这件事上也颇有研究，常给一些同行算运势。她草草统计过，同行问询最多的就是：江老师，我要进新项目了，你帮我算算累不累，熬不熬？“能熬夜”已经成了综艺编剧的“标配”能力，但在2013年之前，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国内还没有综艺编剧这个岗位，电视台制作节目的人统称“编导”，兼编剧、导演、后期职能一体。节目内容也相对格式化，一档电视台著名的脱口秀，单期台本内容大概只有两张A4纸。2013年后，本土电视台大量引进韩国综艺版权，诸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大批韩国编剧进驻内地电视台，把他们成熟的工业生产体系带到内地综艺圈。之后，网络平台崛起，市场资本入局，电视台体系之外的专业制作公司大量涌现，综艺节目制作环境开始发生较大改变，制作工序和流程越来越繁杂。以真人秀综艺为例，现在单期节目剧本一般在万字以上，有的甚至需要把嘉宾说的每句话都标注预设。制作上，综艺节目也被切分得更加细致，光编剧这一工种，就分成台本、艺人和选手编剧三大类。其中，台本编剧是节目核心，承担的工作也最多，要负责节目框架搭建、环节赛制设置。艺人编剧又称艺人Follow

Melville店2019年9月在上海开了第一家国内实体店，但在此之前，它就已经被中国辣妹们所熟悉了，虽然国内当时没有官方BM店，但网上却有各种代购渠道帮她们买到心爱的BM。

早在2015年，一位名为“阿倩姑娘”的网友就曾微博发帖称自己被私房摄影师性侵。随后，“长沙女生约拍私房照，四个月后报警称拍照时遭强奸”、“17岁女生拍写真遭性侵并录像”等新闻屡屡被媒体曝光。

“每次发售都是限量，甚至需要摇号……反正价格都不算便宜，原价买到也能接受，从倒爷手里买的话，那就离谱了。比如说oldmountain的k椅皮，原价两千多，倒爷的价格在6000-7000还得凭运气。”

五一假期刚过，许多人还没有从假期的舒适之中回过神来，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被永远留在了这个假期。就像每一个小长假一样，这个五一同样出现了不少驴友因非法穿越无人区而丧命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