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月通胀数据超过预期，引发全球市场巨震。美联储继续积极对抗高通胀，9月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并暗示年底前将有更多加息。在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供应链紊乱、能源危机，先后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三次供给冲击。相比之下，中国不仅具备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庞大的内需市场、逐渐积累的技术能力，还同时具有了“两个石油体系”下的能源成本优势和稳定性优势，过去三年出口增速的持续超预期不是偶然。当前世界环境下供给不足才是主要矛盾，中国制造业的全球比较优势应当得以重估。——宋雪涛

“不同经济体的货币紧缩力度应有差异，各国央行应进行协调，同时与公众明确沟通政策协调的意图，缓和通胀预期，以避免紧缩过度造成不必要的产出与就业损失。”近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Maurice

今年以来，全球约有90多家央行开启加息步伐，以遏制数十年来最大的通胀、避免出现1970年代通胀失控的局势。其中，半数以上一次性加息75基点，引发了15年来最大规模的加息潮。上周美国8月CPI数据出炉后，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大幅加息预期大幅升温（传送门：美国8月CPI超预期，引发全球市场巨震，美联储下周会加息100基点吗？）；英国央行可能将在本周加息75个基点，或将成为英国央行自1989年以来最大加息幅度；同时，市场也正担心日本央行是否会一改立场、放弃YCC政策……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认为，加息举措与幅度对单个国家或许可取，却可能将全球经济拖入不必要的衰退。虽然这种情况仍有回旋的余地，但机会窗口正在关闭。“轮番加息的问题在于，任何主要央行的加息都会通过汇率机制向其他国家输出通胀，迫使其他央行加息的幅度超过它们本应做的。”他提出，各国政策制定者应抓住合作机会，以免为时过晚。2009-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协调应对模式为此类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2021年5月以来，美元一路高歌猛进。随着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从新兴市场到发达国家，全球都在感受强势美元之痛。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邵宇，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陈达飞认为，主导美元指数短期波动的是全球避险需求，每当出现“黑天鹅”事件，投资者都会追逐“安全资产“。而问题在于，是否会存在某个临界值，美债和美元是否会变成不安全的资产，从而遭到抛售？文章认为，“嚣张的霸权”的另一面是沉重的负担，这主要体现在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两个层面。邵宇和陈达飞进一步提出，尽管半个世纪以来，美元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在趋势和周期上，美元汇率与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高度正相关，单极的美元体系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多极化而趋于多元化。当前，国际储备多元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未来中国突围的关键在于提高向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国家能力，以及弥补世界安全资产的缺口。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陈达飞全球宏观策略”，首发于澎湃新闻，作者邵宇、陈达飞。2021年5月至今，美元指数从90低位持续升至110，涨幅超20%，突破了前期高点，也证伪了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的主流观点：美元开启了长期贬值之路。疫情期间，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美联储持有的国债份额创新高，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但这似乎并未侵蚀美元信用，反而强化了美元，增加了美元资产的需求。这不符合教科书的标准叙事，却恰恰是“霸权”的题中之意。虽然大多数经济体都有主权或超主权货币，但全球是一个大的“美元区”，美联储政策有显著的外溢效应，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国债利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利差（如国债利差）则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支付的“安全溢价”。经验上，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汇率存在15-20年的周期变化规律。疫情之前的高点出现在2017年初（103），按照7-10年的下行周期计算，美元下行周期应该持续到2024-2027年。但新冠疫情（暂时地）中断了这一规律。因为，主导美元指数短期波动的是全球避险需求。每当出现“黑天鹅”事件，投资者都会追逐“安全资产“。虽然，主导美元长周期变化的因素是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在过去50年的3个周期中，美元周期的高点越来越低，就部分反映了其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所以早至上世纪70、80年代就有美元霸权衰退的声音；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是不可置疑的，无论是在支付清算、外汇储备还是在贸易融资等方面，美元的份额都远超排名第二的欧元。所谓“安全资产“，指的是对信息不敏感（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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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数字中国，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随着数字化时代

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3%，低于前值8.5%，但是高于市场预期的8.1%；8月扣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同比增长6.3%，高于市场预期的6.1%，也高于前值5.9%。对此，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8月CPI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100基点概率陡升。受此影响，标普500指数期货和现货黄金快速跳水，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直线拉升。当日，美股三大指数大幅收跌，值得注意的是，VIX恐慌指数涨14.24%至27.27，展现出市场的恐慌情绪。9月14日，亚太股票市场亦延续美股跌势。

“Web3.0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汇聚了我们对下一代互联网的美好向往和愿景。”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在其新著《Web3.0：下一代互联网的变革与挑战》中提到。他认为，Web3.0有望大幅改进现有的互联网生态系统，有效解决Web2.0时代存在的垄断、隐私保护缺失、算法作恶等问题，使互联网更加开放、普惠和安全，向更高阶的可信互联网、价值互联网、智能互联网、全息互联网创新发展。对于构建Web

““即使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造成的供应中断逐渐恢复，供给侧因素对通胀的影响可能仍然很大。这是因为许多抑制通胀的总供给顺风似乎即将变成逆风，把全球经济推向历史性变化的风口浪尖。”在近日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中，国际清算银行（BIS）总裁奥古斯汀·卡斯滕斯（Agustín

Szabo）在1994年提出，其含义是以计算机代码形式记录合同当事人承诺履行的义务，并在约定条件下由代码实现强制履行。但是萨博只是提出了概念，没有说明如何落地实施。在1996年，伊恩·格里格（Ian

疫情反复影响服务业就业，但催生灵活就业的比例上升，目前我国灵活就业发展或已步入快车道。而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基础推动下，灵活就业有可能成为新的就业主体，这需要我们更新观念、与时俱进。➤

本文要点今夏的高温酷暑，有可能是全球变暖不断加速的最新证明。气候系统是个高度复杂、多维度、非线性的动态系统，人类至今尚不能准确预测其未来走势。但根据数学家对非线性动态系统的认知，一个多维的非线性动态系统有可能存在诸多“临界点”或“临界面”，一旦在某些维度上越过某个“临界点”或“临界面”，该系统在这些维度上的运行将不断加速，直至失控。坦诚说，并没有科学家确切知道气候系统的气温阈值到底是1.5还是2摄氏度，有可能比1.5或2摄氏度更高，也可能更低。面对潜在的气候灾难，人类一方面要“祈祷”这一阈值不低于1.5摄氏度，另一方面要抓紧行动、设法阻止地球气温的进一步升高。气候系统是一个公共产品。生活在“地球村”的每一位公民，在气候变化风险之下的福祉都是息息相关的，绝不可掩耳盗铃或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孙明春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那场危机对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眼下，全球正处于大变局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过去主要经济体长期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了金融风险不断积累，酝酿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在近日举办的“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上，不少与会嘉宾认为，当时亚洲部分国家存在长期经常项目逆差即国际收支危机、过早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应对起初的危机存在政策错误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同时，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地位也是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亚洲区域合作，是当时解决危机的一项重要安排。为了避免下一场危机，不少与会嘉宾建议，应构建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同时还应继续完善亚洲区域合作机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在会上指出，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从东南亚国家内部来看，主要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短期外债比例过高，经济发展速度超出发展潜力；从外部来看，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美元是美国本币又是国际主要货币，这带来了金融风险。而25年后的当下，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点就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与25年前相比，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逐步下降。美国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从65.9％升到逾128.8％。美国经济的实力很难支撑原来美元的地位，但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仍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增加美元储备，承担了美元外汇储备投资风险和贬值风险。”戴相龙说道，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要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范和化解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风险。在他看来，现在可行的办法是：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扩大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允许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成员间的流动性支出；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促进欧元汇率稳定；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推进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国家贸易的本币结算。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会上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在货币合作上有四方面尝试或进展，一是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二是《清迈协议》，三是“东盟+3”签署了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四是亚洲货币单位（Asian

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企，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外溢效应遍及全球。继日本之后，韩国经济也出现了问题。上半年，日元贬值曾备受全球外汇市场关注，而现在，韩元似乎也开启了大幅贬值之路。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已下跌超过11%。此外，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韩国的出口正在放缓。截至7月，韩国已经连续四个月录得了贸易逆差。作为韩国的支柱产业，韩国8月前20天半导体出口更是同比减少7.5%。韩元为何年内出现大幅贬值？出口数据低迷如何解释？作为世界经济“金丝雀”，韩国经济走弱意味着什么？韩元年内为何大幅贬值？当地时间8月22日下午2时左右，韩元对美元汇率突破1340韩元大关，达到1美元兑换1340.0韩元，创下2009年4月29日以来新低。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已下跌超过11%。就在一周前，韩国财长曾表示，韩元贬值与其他货币趋势一致，无需为韩元疲软过分担心，然而眼下韩元始终不见停歇的贬值势头，依然令许多投资于韩国市场的交易员忧心不已。此前，小新曾与读者分享了日元年内贬值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央行独树一帜的货币政策——“在每一家央行都在收紧货币政策的世界里，日本央行正在按照不同的调子跳舞。”传送门：工作论文

Syndicate；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翻译。版面编辑：瑟瑟｜责任编辑：瑟瑟视觉：李盼｜监制：宥朗翻译：培培

8月10日，备受瞩目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公布，北京市密云区、通州区，河北省保定市等23个地区位列其中。这距离去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仅8个月。气候投融资是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表示：“九部门公布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是支持和加速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举措，也为参与试点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月起就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实质上日本仍然保持了多年对日元汇率的管理和主动干预。日本的外汇干预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日本银行作为财务大臣的代理人，根据财务大臣的指示，使用外汇基金特别账户（以下简称

自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到目前已逾一年。近日，围绕如何推动全国碳市场走上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鲁政委表示，全国碳市场实现了初期的平稳有序运行，为后续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全国碳市场在运行中也出现了非履约期交易活跃度不高、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目前全国碳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履约驱动现象，即履约期市场活跃度明显高于非履约期，这主要因为：一是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主体较为单一，初期仅纳入发电行业，并且只有控排企业可以参与交易，尚未引入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二是市场预期不明确，目前全国碳市场尚未公布未来碳配额总量以及碳排放基准值变化的长期规划，配额分配方案基本是一年一制定，发电企业缺乏明确的预期；三是目前全国碳市场仍只有碳配额现货交易，交易品种较为单一、风险管理工具缺乏，控排企业缺乏对碳配额资产进行主动管理的动力。为了进一步提高碳市场的活跃度，充分发挥碳市场的作用，鲁政委建议，应继续推进对碳市场纳入主体扩容的工作，逐步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同时适时引入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从目前进度来看，建材行业和有色行业有望尽快纳入全国碳市场履约。此外，全国碳市场还应积极开发完善相关碳交易产品，从现在的配额和CCER的现货交易逐步拓展到期货、期权等多品种的碳交易衍生品。*

Foundation）近日刊登多篇评论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该法案不但不可能达成其初衷，反而会加剧赤字、增加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恶化当前的经济困境。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Daren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正频繁来袭，且渐有常态化趋势。2021年，北美多地出现罕见高温天气，当年7月份成为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一个月，欧洲遭遇了创纪录的暴雨袭击和洪涝灾害。今年6月以来，欧洲多国、美国西部高温肆虐，部分地区刷新同期纪录。造成极端天气的因素有很多，长期的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出现的主要推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份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指出，最近50年全球变暖正以过去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气候系统不稳定加剧。报告还明确指出，自1750年左右，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无疑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更需警惕的是，随着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加剧，极端高温事件的频率和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上升，全球变暖幅度将会更大，而目前情形只是未来的预兆。

本文要点长达20多年的房地产上行周期可能终结，或给金融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促使金融机构加速转型和创新，给居民的财富管理带来巨大需求，从而又助推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切换盈利模式。当前金融机构大而不强、内强外弱的特征明显，经营模式趋同等现象突出。未来，一定会有高度市场化、智能化、富有创新活力的金融机构脱颖而出，一定会出现一批国际知名的本土跨国金融机构。——

loop）的风险高于欧元区其他国家。鲁比尼预测，意大利大选后欧央行新机制或将面临更大挑战，意大利新领导人以及其它面临压力的欧元区国家可能无法接受欧央行新机制的附带条件。█原文要点：The

本文要点在全球趋势中构建中国社会责任投资体系，最重要的是促进全球的社会责任投资和中国的社会责任投资之间的互动。第一，在顺应全球社会责任投资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明确中国自身任务。第二，在符合全球社会责任投资的共识中，要注重中国的发展特征。第三，在参与全球社会责任投资的基础制度和环境建设中，要发出中国声音。第四，在促进全球社会责任投资合作中，要贡献中国力量。第五，在促进全球社会责任投资发展中，中国要促进各国的经验分享。——

7月24日，在第五届中国数字建设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以《数字人民币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为题发表演讲，就目前市场关于数字人民币比较关心的顶层制度设计、风险防控能力、个人隐私保护与匿名支付需求等多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可控匿名作为数字人民币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M0的定位，保障公众合理匿名交易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防控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客观需要。”穆长春表示，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金（M0），也就是数字形态的现金，设计理应满足个人匿名交易的合理需求，保护消费者隐私。与此同时，穆长春强调，完全匿名从来不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考虑范畴之内，只有在符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监管要求前提下的有限匿名才是国际共识。对于数字人民币，同样也应满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国际标准及国内法律法规要求。穆长春指出，数字人民币仅收集风险控制所需信息，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在现行电子支付工具中是等级最高的。“央行数字货币收集的用户信息少于传统银行账户和电子支付，较实物现金又更为便携，如果匿名程度过高，将为不法分子提供新的犯罪土壤，大量的非法交易将从电子支付流入央行数字货币，沦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洗钱、毒品贩卖甚至恐怖组织犯罪的工具，也将无法满足FATF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对于数字人民币未来的发展，穆长春表示，一是加强立法，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具体而言要建立信息隔离机制，明确数字钱包查询、冻结、扣划的法律条件，建立相应的处罚机制，完善数字人民币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法规制度；二是强化科技应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数字人民币监管将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以下为媒体公开报道的全文：澄清几个误解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相关讨论也比较多，其中有些误解，借此机会先解释一下。比如有人说，数字人民币不能买黄金买外汇。这个说法不正确。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实物人民币1：1兑换，也就是说，纸钞和硬币能买的东西，数字人民币都能买。纸钞和硬币能买黄金和兑换外汇，数字人民币同样也可以。还有人说，数字人民币侵犯用户隐私，用上了数字人民币，每个人都是一只装了GPS的小蚂蚁，你去过哪里、住了什么酒店、跟谁在一起、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关于这个不实说法，我想今天重点解释一下。首先，可控匿名作为数字人民币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M0的定位，保障了公众合理匿名交易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也是防控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客观需要。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理应满足个人匿名交易合理需求（一）数字人民币的设计需要保护个人隐私大数据时代，消费者对个人隐私保护日益重视。虽然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电子支付比传统现金支付更便利，但是仍然有消费者选择现金交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金交易具备匿名性，对消费者的隐私形成天然保护。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金（M0），也就是数字形态的现金，设计理应满足个人匿名交易的合理需求，保护消费者隐私：一是应符合日常小额现金支付的习惯，确保相关支付交易的保密性；二是应明确匿名对象，确保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时，其个人信息不被商户和其他未经法律授权的第三方获取；三是应加强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护，确保运营机构收集的客户基本信息、产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信息不会被泄露。（二）数字人民币的“双层运营”体系，有利于保障非经依法授权不得查询、使用个人信息。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人民银行把数字人民币兑换给运营机构，由运营机构向公众提供兑换流通服务。运营机构收集服务与运营所必需的个人信息，钱包服务产生的个人信息由运营机构收集和存储。人民银行为满足跨机构交易和对账等需要，仅处理经过互联互通平台转接的跨机构交易信息。同时，匿名数字人民币钱包之间用匿名化的技术处理，所有钱包之间有关个人信息的数据对交易对手和其他商业机构匿名。对于公众正常的交易和消费，上述主体均无法获取完整的交易信息和消费行为信息，以保护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只有当触发涉嫌非法可疑交易等情况时，有关权力机关才可以依法向运营机构查询、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同时，严格将知悉和使用范围控制在法律法规授权内，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人民银行严格遵守《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严格的管理机制，确保个人信息安全。技术层面上，采用权限访问控制安全措施和多重身份认证等技术手段保护数据安全，防止数据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披露、使用、修改、损坏或丢失。管理机制上，内部设置“防火墙”，通过专人管理、业务隔离、分级授权、岗位制衡、内部审计等制度安排，严格落实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管理。数字人民币相关信息将加密封存，所有客户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非经合法授权，无论是人民银行内部人员还是外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随意查询、使用；未经授权查询或使用个人信息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三）数字人民币的钱包矩阵设计遵循“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的原则。传统的支付工具，无论是互联网支付还是银行卡支付都与银行账户体系绑定，由于银行开户是实名制，因此无法满足公众匿名开立支付工具的诉求。数字人民币钱包与银行账户的松耦合，减轻了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依赖，从技术上可以实现小额匿名。一是数字人民币钱包按照客户身份识别强度分为不同等级的钱包。数字人民币的四类钱包仅用手机号就可以开立。根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电信运营商不得随意将手机号对应的客户信息披露给包括人民银行在内的第三方。因此，用手机号开立的四类钱包实际处在匿名状态。二是数字人民币钱包按照载体分为软钱包和硬钱包，在钱包矩阵下四类软钱包和其所属的硬钱包均为匿名钱包，能够满足公众线上和线下小额匿名交易的需求。此外，准账户模式的硬钱包发行时不与使用者身份相关联，能够充分发挥硬钱包在小额匿名支付领域的积极作用。三是数字人民币钱包按照权限归属分为母钱包和子钱包，用户可以在母钱包下开通子钱包用于电商平台支付，数字人民币对于所有用户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除开通子钱包时用于关联电商平台账号的用户手机号码外，不会向电商平台提供其他信息，如银行卡号、银行卡有效期等信息，有效保护公众个人隐私。（四）数字人民币根据客户意愿仅收集必要个人信息。基于双层运营体系和钱包矩阵的设计，数字人民币遵循自主、透明、最小化原则，根据用户意愿，收集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的必要个人信息。用户有权随时关闭相关权限，数字人民币app将立即停止有关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充分保障用户自主管理相关权限。对于用户选择拒绝提供权限的，数字人民币app将严格执行。数字人民币app没有采用让用户一揽子授权的方式获得相关权限，而是根据具体业务和场景，在合理必要的情况下，在向用户明确告知使用目的后，单独向用户申请有关权限，在取得用户同意后才会获得相应的权限。通过详细列明提供服务所需开启的权限及对应的业务场景，使用户全面了解其需要授权的权限情况。数字人民币仅获取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的必要个人信息。数字人民币app仅收集处理必要个人信息，确保注册、登录、密码修改及找回等基本账户功能的实现；运营机构向用户提供数字人民币钱包服务时，同样仅收集必要的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确保数字人民币支付等基本业务功能的实现。此外，为确保用户财产安全，数字人民币仅收集风险控制所需信息，用以加强用户数字人民币钱包风险识别，防止被盗、恶意挂失、网络欺诈等风险。总之，数字人民币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在现行电子支付工具中是等级最高的。重视数字时代下金融产品与服务便利化、规模化、跨地域所带来的风险“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仅仅关注个人隐私保护，忽视数字时代下金融产品和服务便利化、规模化、跨地域所带来的风险，央行数字货币将会被违法犯罪所利用，产生严重后果。（一）数字人民币应满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国际标准及国内法律法规要求。为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各国中央银行、国际组织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匿名性时均将防范风险作为重要前提，对于无法满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及反逃税等要求的设计将被一票否决。国际清算银行总裁Carstens在《数字货币与货币体系的未来》中明确指出完全匿名的概念不切实际，完全匿名的系统不会存在。此外，欧央行在《探索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匿名性》报告中也指出“数字化对支付生态系统构成重大挑战，要求电子支付在一定程度的隐私和遵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法规之间取得平衡，包括在一定程度上为用户的小额交易提供隐私保护，同时确保大额交易遵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要求。”这一描述呼应了范一飞副行长在《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考虑》一文中率先提出的“为取得平衡，必须实现可控匿名”理念。可以看出，完全匿名从来不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考虑范畴之内，只有在符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监管要求前提下的有限匿名才是国际共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其《FATF就所谓稳定币向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报告》中明确指出，“一旦建立了央行数字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交易的金融机构，将承担与法定货币或现金相同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义务。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的客户交易将遵守与使用法定货币进行电子交易相同的客户尽职调查义务。”报告还提到，“与现金相比，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带来更大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匿名、便携性和广泛使用的结合对于以洗钱和恐怖融资为目的的罪犯和恐怖分子极具吸引力。”这是因为利用现金进行违法交易的成本很高，大额的现金交易需要产生运输、清点、交付等环节，同时存在盘点错误、损毁、丢失、假币等风险。随着现金交易金额的增加，其成本的增长是非线性的。而在数字货币时代，无论交易金额大小，其交易的成本基本相同。可见，现钞不便于携带的特点反而对洗钱和恐怖融资等行为增加了摩擦，所以，对现钞的匿名性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而央行数字货币便携性更强，如果提供与现钞同样的匿名性，将极大地便利洗钱等不法交易行为。因此，央行数字货币不应具有与现钞同等的匿名性。（二）数字人民币需要防范电信诈骗等风险。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电信等新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当前全国范围内从事网络诈骗活动的犯罪分子达100多万人，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元。各类网络赌博案件也层出不穷，2019年，各地公安机关侦破网络赌博刑事案件7200余起，查扣冻结涉赌资金逾180亿元。在传统的银行账户体系下，银行为用户开立账户均需要进行实名验证，在业务存续期间还会采取持续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然而，即便有这些风险防控手段，仍然无法避免不法分子利用银行账户进行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犯罪行为。央行数字货币收集的用户信息少于传统银行账户和电子支付，较实物现金又更为便携，如果匿名程度过高，将为不法分子提供新的犯罪土壤，大量的非法交易将从电子支付流入央行数字货币，沦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洗钱、毒品贩卖甚至恐怖组织犯罪的工具，也将无法满足FATF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确保“可控匿名”要求有效落实（一）加强立法，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为确保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要求的有效落实，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上作出四项相应安排：一是建立信息隔离机制。明确运营机构开展数字人民币运营业务的独立性，并通过设立数字人民币客户信息隔离机制和使用限制，规范数字人民币客户信息的使用。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需要建立健全客户信息保护内控制度和客户信息保护监测工作机制，只有在可能涉及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等违法犯罪交易时，才能申请获取相关客户信息进行风险分析及监测，以履行“三反”义务。二是明确数字钱包查询、冻结、扣划的法律条件。只有法律授权的有权机关基于法定事由，才能够查询、冻结、扣划用户数字人民币钱包，否则运营机构有权予以拒绝。三是建立相应的处罚机制。监管部门可以依法对违规处理数字人民币客户信息的运营机构采取处罚措施，强化监管。四是完善数字人民币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法规制度。结合FATF的相关原则和数字人民币的特点，研究并适时出台数字人民币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监管规定。（二）强化科技应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数字人民币监管将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总之，数字人民币作为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会充分尊重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做好风险防范，以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需要强调的是，在实物现钞依然发行的前提下，公众仍然可获得实物现钞所提供的完全匿名性，不会因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而被剥夺；同时，可控并不意味着控制和支配，而是防控风险和打击犯罪，这是维护公众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客观需要。数字人民币的可控匿名将为公众提供体验更好、更加安全的支付服务起到积极作用。█版面编辑：宥朗｜责任编辑：宥朗视觉：李盼

2022年对于欧洲央行（ECB）来说，注定是异常艰辛的一年。北京时间7月21日晚间，欧洲央行将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50个基点，以对抗25年来高达8.6%的通胀。其中，欧洲央行存款机制利率从-0.50%升至0%，主要再融资利率从0%升至0.50%，边际借贷利率从0.25%升至0.75%。至此，长达八年的负利率时代正式结束。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央行还推出了备受关注的反金融碎片化工具(Transmission

Institution）和世界银行合作的“未来发展”项目近期发布博文《今天的全球经济与1970年代惊人地相似，但政府仍然可以避免滞胀的发生》（Today’s

在近日举行的CF40-NRI第十三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和中日经济”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新一轮能源革命相关经济治理问题至关重要，必须加强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合作，加快研究建立合理的绿色金融协调机制。王信分析表示，从国际层面看，目前出现了三个明显趋势：一是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日趋绿色化、数字化，能源贸易格局面临重构；二是各国比较优势和产业竞争格局将发生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进程可能加快，而供应链绿色化将进一步强化产业链调整趋势；三是绿色标准及规则将成为国际经贸规则谈判重点。他强调，当前全球碳减排相关标准及规则亟待协调，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增加。在绿色低碳发展的维度上，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下行和全球产业链低碳化的应对文

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就金融论金融风险，需要关注整个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对金融的影响。一切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在建立牢固的防火墙对风险进行管理和防范的同时，也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功能，引导市场自身规避风险和化解风险，而不能为金融风险提供制度性的兜底。——

自今年3月底以来，猪价一改颓势，开始暗戳戳地上涨了，并成功在7月初的一天成为市场焦点——7月4日，A股中猪肉概念股掀起涨停潮，并领涨A股，正虹科技、天康生物、巨星农牧、牧原股份、傲农生物、金新农等10余股涨停。7月11日，全国生猪均价达到11.89元/斤，创下年内新高。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疑问，“猪周期”要卷土重来了吗？什么是猪周期？所谓猪周期，简单来说就是猪肉价格波动的一种周期循环。最近20年，我国共经历了5轮猪周期。总结来看，每轮猪周期少则3年，多则5年，大概平均4年一个周期。猪周期的成因猪周期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养殖户受利润驱动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猪价总是处在这样一个“怪圈”中：所以，猪周期反映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不平衡。除了供需波动因素，猪周期还与中国生猪市场的几个特点有关，比如生猪生产集中度非常低、有大量中小养殖户生猪生产不稳定、养殖门槛低。如此一来，在市场自主调节下，一些中小养殖户就会自发地进入或者退出生猪养殖市场。此外，还有疾病灾害、粮价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英国当代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我国的金融开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突破原有思路，从引领新全球化的高度推进相关改革。”近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执笔的SFI成果简报提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在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金融领域融入全球化至关重要。文章提出，发展思路的调整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开放的目标从为招商引资和对外贸易提供便利，转向持续深化双向开放和辐射全球的金融服务能力。二是开放的对象除了投资人、交易者和中介机构外，还应重点关注对融资人和交易资产的引进。对于下一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则需要在尊重金融开放特殊性和业务规律的基础上，从整体制度层面进行开放设计和布局，具体包括六点建议：一是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即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资产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人民币清算中心；二是开放与建设并举，着重解决金融资产在上海市场交易落地的问题；三是对资本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和有序开放；四是建设与国际接轨、适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需求的现代法律体系；五是建立独立的金融监管体制和财税体系；六是建设有利于推进新全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制度开放：金融开放的进阶新时期的金融开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是制度层面的金融开放新时期的金融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完全不同局势下的金融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此之前，我国的金融开放主要是为招商引资提供金融便利的开放。除了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业务上主要是为外资到中国直接投资、贸易往来提供便利。相应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几十年来，中国参与并推进了全球化，但中国参与全球化主要还是在生产和贸易领域，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只涉及与生产、贸易相关的吸引外国投资和结算。目前，上海已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更多还是停留在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资产总量和交易总量的意义上。就辐射能力而言，只能算是一个国内金融中心。面对百年大变局，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要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推动新的全球化，不仅需要我国在生产和贸易环节积极参与全球化，在金融领域也要融入全球化。就是说，金融不仅需要为外资进入中国和对外贸易提供便利，更需要双向的对外开放，将上海打造为服务能力真正可以辐射超越国境范围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金融开放，必然是制度层面的金融开放。理解金融开放的特殊性与根本逻辑金融业开放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照搬或参照一般工商服务业的开放理念和方法。第一，理解金融行业本身的特殊性。金融作为在市场上有效配置资源的特定行业，服务的是市场上的所有行业。其他行业一般都有本身特定的活动领域，当引进或发展这些行业、产业，可以设定相应的边界。即使不设定边界，变化的一般只是这个行业或产业及受其影响的相关行业和产业。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既要创造就业和外汇收入，又不希望冲击国内相关产业，就设立出口加工区，将一些产品的生产限定在加工区内，两头在外发展来料加工。为了引进新的投资模式、经营模式，又探索出了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如经济特区等。再往后，各地设立各种开发区、试验区等园区，给入园企业各种财政税收等优惠，但并不限定企业产销服务的物理范围，只要企业生产、产值、税收体现在园区或当地即可。但金融对外开放不同，如果要建设金融中心，在管理上可以对特定业务进行限制，却很难像其他行业，通过设立园区在物理区域上对引进的资金流动进行限制。我国前期金融业的开放，主要是对外资机构的开放，更多是为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提供服务便利。建设了不少试验区、自贸区等园区，出台了不少金融对外开放政策。但就开放效果而言，力度和范围有限。原因在于，所有这些政策只适用于园区内的企业经营。一个园区面积有限，体量有限，以信贷为例，有几家银行的支行就足以支撑园区企业的信贷需求。大量的金融机构和海量的资金进入园区，却找不到出路，最后只能让园区成为一般的园区。被称为“弹丸之地”的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有如此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是因为它们服务的不仅是香港本地的工商业，甚至它们主要的服务对象不是香港本地的工商业。所以，如果出于引领新全球化的目的推进金融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们必须突破单纯为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的思维限制，研究金融开放的具体内容和相应的管理方法。第二，理解金融开放“引进来”的逻辑。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双向的。就“引进来”而言，有机构的引进、制度的引进、产品的引进、人才的引进、技术的引进、资金的引进。金融方面，机构、制度、产品、人才、技术的引进，最终都体现为资金的引进。资金的引进可以归结为三大途径：一是引进资金直接投资于工商企业经营，就是直接投资。这是最直观的资金引进，这几十年金融领域的许多改革都是围绕着这类引进开展的，包括直接投资资金汇入便利、账户便利、结售汇便利、经营利润的汇出便利等。二是境外资金进来，在境内金融市场投资交易各类资产。这中间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以交易为主，是经济理论上的投资，不是我们直观意义上的投资。这类投资是市场流动性的动力，也是跨境资金进出频繁且波动较大的原因；另一类是真正传统直观意义上的投资，即对投资标的的未来有信心，以长期持有金融资产为目的的投资。这其中牵涉到资本项目管理问题。这方面的“引进来”需要我国金融市场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不仅要有相当的业务总量，更要有相当丰富的产品种类，包括与金融产品相关的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等。从开放角度说，除了资金结算便利，更多的还是法律、监管等制度开放。三是企业到境外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或贷款募资。这部分既有资本项目管理问题，也有外债管理问题。这方面，我们的制度已经有了很多突破，但安全管理上，还是有所欠缺。比如外债管理，更多的是额度管理，缺乏流动性管理能力，尤其是募资主体自身，缺乏对境外募资所涉及到各类问题的认知和管理能力，因而导致风险阶段性地集中爆发。第三，理解金融开放“走出去”的逻辑。“走出去”的形式与“引进来”大致类似，但就我国目前而言，两者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相对来说，我们在“引进来”方面可能更全面，包括机构、制度、产品、人才、技术以及资金的引进，“走出去”暂时可能只涉及到机构、人才和技术等。金融机构“走出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参与当地金融市场获取投资交易的利润，这样的业务在国内远程也可以参与，当然，远程与当地，氛围和效果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二是开拓当地客户和各类业务市场，相对难度比较大，特别是银行类机构，要获得当地客户的信任很不容易；三是为母国客户提供在当地的延伸服务。上述的第一类业务相对比较容易，但需要当地有非常发达的金融市场。第二类业务难度大，与一般工商业不同，不能简单依靠价格或是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在当地市场竞争，而是需要持续在当地建立品牌信誉。第三类则取决于母国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水平。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也主要在这三方面做文章。外资机构在中国发展，除了取决于其自身的能力，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能否让它们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资金“走出去”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金出境投资办企业或收购企业。二是资金出去到其他金融中心投资或交易金融资产。三是在国内的国际金融中心投资境外资产。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引进来”中包含着“走出去”，即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市场募资融资；“走出去”中也包含着“引进来”，即将境外资产、境外融资人引进到境内的国际金融中心。第四，理解国际资产配置的逻辑。提升国际资产配置能力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任务。配置国际资产有两类途径：一种是在上海募集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投放到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进行资产配置；另一种是在上海募集资金，然后在上海市场配置国际资产。现在大家在讲国际资产配置，往往讲的是第一种，很少会考虑第二种国际资产配置途径。两种途径都是跨境投资，都是国际资产配置，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对资本项目管理而言，这两种途径的资本流出性质也是不一样的，管理难度也不尽相同。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或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所交易的资产不仅是中国资产，更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境外资产；参与交易的资金不仅有中国的资金，还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境外流入资金；参与交易的机构和个人不仅来自中国，也有相当数量来自境外。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需要有投资人、融资人、交易者和中介机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这四类角色都应该是国际化的。我们前期的金融开放注重引进投资人、交易者和中介机构，忽略了对融资人或交易资产的引进。接下来应该注重对四类角色的全面开放。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上海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真正运作起来。中国人可以在上海进行国际资产配置，国际投资者也可以来上海市场进行国际资产配置。要达到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一般的为跨境贸易支付结算业务提供便利的改革开放是不够的，必须在整体制度层面进行开放设计。下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思路与方向建议第一，需要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进行具体描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引领新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资产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人民币清算中心。改革开放40多年，同时也是上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期。我国既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没有中国的加入，这波全球化也不能称其为全球化。但在这波全球化中，中国主要参与的是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金融方面则主要体现在贸易结算量的增长和引进投资的增长。当前，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失衡、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等，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和行为，同时也冲击了现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体系，全球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全球化可能会呈现区域化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以区域化融合推进全球化，并在区域化过程中出现去美元化、去SWIFT化，从而重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国将成为推动和引领新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这就需要我们突破原有招商引资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开放，从引领新全球化的高度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近因为一些国家出口形势较好，一些人非常着急，以为是其他国家争夺了我们的市场，我们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应摒弃这样的思维。我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我们依然愿意与全球各国共享全球化的红利。我们不必在意其他国家出口增加，而应该在意在其他国家的出口额中，我国在产业链中有多少贡献。我国不仅要在生产领域、贸易领域推进全球化，更应该为这些国家的企业在投融资上提供新的选择。有这样一个选择，不仅可以为这些国家和企业提供新的投融资渠道，也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和企业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波动的外溢风险。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接受人民币计价和人民币支付结算；二是大多数国家接受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三是以人民币进行投融资和进行金融交易，也就是金融资产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人民币资产不仅有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更有相当数量的境外人民币资产。上海则应是人民币资产的国际交易中心，即国际上大多数人民币资产应该在上海挂牌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既是主权货币，也是国际货币，需要保障人民币结算、清算的安全和畅通。出于对人民币清算和结算有效管理的需要，人民币的清算中心毫无疑问应该设在上海。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人民币跨境清算实际上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人民银行指定的清算行两套体系，应该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中理顺这两套体系，统一清算机制。第二，开放与建设并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推进金融开放，但金融开放并不等同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或者说金融开放并不必然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不必然带来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世界上不少国家实行金融开放政策，但并没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们的货币也没有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开放解决的是资金流入和流出中国的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解决的是金融资产在上海市场交易的问题。所以，金融开放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虽然有联系，但本质上仍是两件事。对于上海而言，必须紧紧围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来推进金融开放。以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为例，“全球募资，全球投资”，这样的定位看似合理，但存在“两头在外”的问题。上海如果照此逻辑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理论上不能说不可能，但实践上很难成功。上海本地市场没有足够可投资的资产，全球资金很难被募集到上海来。如果募集的是全国的资金，到世界各地投资，上海只是转了一笔账，并没有产生交易。如果上海金融市场既有人民币资产、又有外币资产，既有中国资产、又有外国资产，财富管理的资产配置是以上海市场为主，这也是“全球投资”，但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投资，也是上海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区别于其他财富管理中心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开放政策的设计和开放顺序要有利于上海相关市场的形成和产品在上海市场的落地。第三，对资本项目实行分类管理，有序开放。首先应该对资本项目的进和出进行分类，并进一步对资本项目的流入和流出再进行分类。以资本项目的流出为例，可以分为：汇出资本在国外投资实体企业，即直接办厂办公司等；汇出资本在国外收购、并购企业；汇出资本在国外金融市场进行股票投资和金融交易；在上海发行产品募集资金到国外金融市场投资交易，如财富管理业务中的国际资产配置等；在上海市场投资在上海挂牌上市的境外金融资产；在上海募资并投资在上海挂牌上市的境外资产的财富管理产品等。在这些分类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和外币跨境资本。无论是资本项目的流入还是流出（不管是外资还是中资），可以考虑优先放开流入上海市场和通过上海市场流出的资本项目。同样是财富管理的国际资产配置，应该完全放开募集资金以购买在上海挂牌上市的境外资产业务，而对在上海募集资金到境外市场配置资产的情形进行适当管理。通过这样分类管理，有序开放，可以避开对资本项目开放无休止的笼统争论，在有序开放中积累管理经验，最终达到可有效管控风险的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目标。第四，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适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需要的现代法律体系。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九次会议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要求“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实施”。这是中央给上海的一项重大政策支持，更是中央交给上海的一项重大任务，即探索制定适合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法律体系。资本项目的分类管理、有序开放，需要相应的外汇、资本项目管理政策，更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撑。境外企业、境外资产来上海挂牌上市、募资、交易，相关资金的进出需要有政策规范，上市募资、上市交易中的各个环节，则需要有利于保护市场参与者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尤其是对跨境投资人、跨境融资人行为的规范与约束。这方面，一是要充分借鉴发达经济体成功的法律体系和立法执法理念与方法；二是要整体设计，忌零敲碎打，从而造成不同法律条款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要大胆创新，在遵循宪法的基础上，敢于突破现有法律的框架；四是需要建设与浦东新区法规相适应的法规执行体系，包括法院建设、法官培训、律师服务机构的引入与创立等。第五，建立独立的金融监管体制和财税体系。浦东引领区和临港新片区，都是探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需要更系统更开放的改革措施与制度考量，兼顾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探索金融开放的双重目标。因此，在建立适应国际金融中心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的同时，为了有利于要素市场的建设、金融产品的落地和机构的引入，有必要建设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和财税体系。在监管制度层面，建议在浦东新区或临港新片区设立人民银行、银保监、证监、外汇局、财税局的分支机构，行政上可以归上海相关机构管理。业务上，特别是政策创新上，可以直接与各自总部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探讨，避免区外现行政策对区内创新的牵制，提高创新与政策的执行效率。在配套政策方面，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除了需要金融政策的开放和监管政策的创新，更需要具有吸引力的财税政策，特别是与本地市场交易相关的财税政策。第六，建设有利于推进新全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一方面，需要理顺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整合现有CIPS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并行的机制。CIPS账户应该脱离大额支付系统设立独立的账户体系：一是可以隔离国内清算与跨境清算的风险；二是可以实现7*24全天候不间断清算，提供符合跨境清算跨区域跨时区的需要；三是可以统一跨境清算路径，有利于跨境清算管理，现有清算行通过CIPS系统完成跨境清算，不再各自走大额支付系统。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类机构在临港新片区应用新兴金融科技探索建设新型跨境结算平台。█版面编辑：瑟瑟｜责任编辑：瑟瑟视觉：李盼

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美国6月CPI同比9.1%，增幅创1981年以来最高，前值为8.6%。随着通胀数据再次刷新40年来最高纪录，美国经济“软着陆”挑战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子荣，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近期撰文表示，美国经济“技术性”衰退即将确认，全面衰退正在路上——如果三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而且内需继续走弱，则美国将陷入全面衰退。此外，当前其劳动力市场还比较乐观，但如果货币政策在时机、力度把握上有问题，可能会触发劳动力市场转向，由此看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确实面临较大挑战。假如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是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怀疑，以及如何吸取教训。文章对此提出，“作为来自中国的观察者，我们在评价美国经济政策的时候，不但要看到美国当前面临的衰退风险，更要看到美国经济在过去13年中获得的超长期平稳增长，并从中正确地吸取经验和教训。”*

2022年7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作为二战后连续任职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政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已经成为“前前首相”，他直至遇刺也从未远离政治江湖。过去十年，他所推出的“安倍经济学”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度带领日本经济走出持续通缩的局面。如今，随着安倍晋三遇袭，日本政治经济会出现哪些连锁反应？岸田政府和日本央行是否会改弦更张？安倍经济学将迎来彻底终结吗？一、推出提振经济“三支箭”，“安倍经济学”有功有过2012年，日本刚刚经历了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呈现出“三低”的长期特征，即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这些特征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二次执政的安倍晋三推出了全球闻名的“安倍经济学”，即超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在振兴经济“三支箭”的作用下，日本逐渐走出过去二十年来的通缩，日本GDP、股市、企业利润均大幅回升，同时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减少。但是，安倍经济学实际仅是短暂给日本经济带来一点回暖。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GDP增速达到2.01%，随后几年再也未达到2%以上，2019年、2020年出现负增长。此外，CPI指数2%以上的目标，也仅有2014年达成，2016年、2020年及2021年更是出现负增长。图1

“全球经济走势从未如此复杂，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并多向度影响。”刘珺写道。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交通银行行长刘珺撰文，提出了对全球经济必须重点关注并进一步研究的几个趋势性特征，并基于数据和事件进行系统性辨析。文章认为，当前，真科技与假科技，有用科技与无用科技的价值出现明显分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陷入控通胀和稳经济的两难，而气候变化与粮食危机、公共卫生安全、贫富差距等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老议题之间，形成两组竞争性目标，但对这两组目标的激励形容似乎尚未找到共赢的方案。与此同时，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角力等在内的非经济因素成了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或阻滞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刺激经济发展的逻辑陷入怪圈。文章强调，依靠逆全球化保障所谓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伪命题。真正的安全，其底座是经济水平的持续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而通胀高企及实体经济增长瓶颈的经济问题仍然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解决。文章认为，要使美欧经济体的通胀降温，关键不仅在加息这一单一货币政策工具，而是要重擎全球化大旗，尽快重启升级后的既有效率又有韧性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全球分工，通过生产力的提升解决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能源、粮食、大宗商品和矿物危机。——刘珺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经两年多，出于供应链安全和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保护主义兴起使得全球化进入倒退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逆全球化不仅没有真正解决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反而助推了高通胀，工人和中产阶层购买力受到侵蚀，损失更多……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达经济体加速加息进程中，承受来自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更大压力。近期，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多篇文章呼吁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的重要性，“贸易是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元素，遵循多边规则的自由贸易是一个崇高的理念，人类绝不能让它灭亡。”在失序时代，维持自由贸易困难重重马丁·沃尔夫（Martin

日本债市是世界公认的经济泡沫之一，每年都有经济专家说“泡沫该破了”，但这些泡沫就是不破。近期，“寡妇交易”卷土重来，空头与央行在日债市场展开博弈。一轮轮抛售下，日本央行采取“买买买”策略以捍卫10年国债收益率0.25%的上限。在日本央行看来，为支持疲软的经济复苏，必须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坚决控制收益率曲线。然而，全球主要央行已经开启加息进程，日元近期出现急跌，日本国内公众对物价上涨的担忧也有所加剧，再加上政治的压力……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关键时刻，“超宽松货币政策”是否还能经受考验？空头集结，日债熔断崩盘，日本央行强力反击近期，市场上日债空头集结，正与日本央行进行一场“决战”。自今年6月起，众多全球对冲基金相继加入沽空日本国债的阵营，他们认为在全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很难“独善其身”，早晚会收紧货币政策。随着3月以来的日元急跌，叠加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粮食价格暴涨加大日本输入性通胀压力等因素，市场押注日本央行将被迫放弃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即将10年期日债收益率控制在0左右且容忍其波动±0.25%）。6月15日，为对抗高通胀，美联储28年以来首次加息75个基点。日美利差持续走阔，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们认为，动手的时机已经来临。当日，华尔街的日债空头们以昔日索罗斯狙击英镑般的闪电速度围剿日本央行，大举抛售日债，日本10年期国债期货盘中暴跌，创近1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并两度触发交易所熔断机制。为捍卫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限，日本央行15日投入7000亿日元（约52亿美元）来购买国债，并表示会继续无限量购买日本国债。但不断下跌的日债价格让其收益率不断飙升，到收盘时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已经被疯狂拉升到了0.262%，远远超过之前的-0.1%，也超过了日本央行捍卫的0.25%的最高水平。实际上，这不是空头第一次与日本央行“过招”。自1990年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疲软，政府债务负担过重，众多投资者都试图做空日本国债。然而过去几十年间，这些与日本央行为敌的投资者纷纷以失败告终。因此，做空日本国债（特别是10年期国债）的交易也被称为“寡妇交易（Widowmaker

继周一、周二两个交易日的大幅下挫后，美股周三延续波动走势——截至昨日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涨0.27%，报31029.31点；纳斯达克指数跌0.03%，报11177.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0.07%，报3818.83点。今年以来的美国股市可谓动荡非常。距离上半年收官只剩一个交易日，回望年初至今，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跌：道指距年初36585.06点下跌15.18%，纳指距年初15832.80点下跌29.40%，标普500指数距年初4796.64点下跌20.39%，创下1970年以来最大半年跌幅已成定局。发生了什么？

本文要点面对此次汇债困局，日本央行需要在“不可能三角”中作出选择——预计日本央行不会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如果其完全捍卫“货币政策独立性”，那么将面临日元大幅贬值。预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稳定汇率”之间选择一个靠近前者的中间解，若只能二选一的话，则将会选择前者，因为汇率不是日本央行的政策目标。换言之，日本央行将会继续寻求办法坚守国债市场，以期等到石油价格停滞甚至下跌、美国CPI见顶、美国货币政策不再超出预期、美国经济超预期下跌等。目前来看，日元仍有下跌空间，但跌势节奏会较之前尤其是4月有所缓和。日本央行仍有防守空间，而前述经济指标一旦出现有利于日本的走势，此次“危机”将基本可以化解。即便如此，日元贬值也不会是妙手回春的招术，日本低利率环境也无法根本改变日本经济的弱势，甚至大幅贬值反而是日本经济地位进一步衰落的折射。——周学智

“近期发表的NFR工作论文《新市民与新模式：面向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提出，我国住房市场迈过发展高峰期，炒房、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部门不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未来房地产市场或由“易热难冷”转向“易冷难热”。文章分析认为，房地产市场当前和未来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一是都市圈过高的房价制约了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在工作所在地的大城市定居；二是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表收缩威胁到当前和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对此，文章提出了房地产新模式下的解决方案：一是面向新市民的都市圈建设方案，包括完善面向新市民的住房及公共服务供给，为新市民提供购买力支持等；二是稳定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债务化解方案，包括推动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化，用“贴息+REITs”模式盘活沉淀资产等。文章特别指出，这两个方案都是尽可能地利用市场自发力量解决问题，需要政府在土地、教育和医疗服务、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不给政府增加过多财政负担。*

疫情全球蔓延，至今没有消退，持续冲击着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也在不断影响着产业链的发展轨迹。疫情期间，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有了加深之势，WTO等多边经贸机制的改革依然停滞不前。人们开始忧虑，疫情是否会掀起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产业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中国社科院徐奇渊、东艳团队在近期出版的浦山书系新书《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评估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方向的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给和需求同步下降、价值链断裂、各国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分化和对立，正在改变以要素资源跨国配置为特征的全球化发展基础。作者对疫情后全球化走向和趋势的四种代表性观点——“有限全球化”“再全球化”“慢全球化”和“数字全球化”——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小新查阅资料，对上述四种代表性观点进行扩充和延伸。小新发现，疫情并不是全球化发生逆转或变化的主导因素，而是加深了在疫情前全球化就已面临的挑战；上述四种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关系；曾经的全球化，并非尽善尽美，未来的全球化，可能不是传统全球化形式的延续，而是通过变革构建出新的联系世界的形式。一、有限全球化：为了供应链安全，也为了把税收和就业留在国内“疫情之后，世界将迎来‘有限全球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多次演讲和撰文中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波全球化，如今正在步入第三波全球化，即“有限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是欧洲主导的，从1875年到1914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这一时期，西方已经演化出经济自由主义。欧洲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交往密切，是西方的Golden

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刚刚过去，阿里巴巴便上线了面向消费者的电商平台——淘宝。不过，由于交易双方都是陌生人，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又没有合适的线上支付工具，所以业务开展起来并不容易。2003年10月，淘宝开始提供担保交易服务。作为“中介”的角色，淘宝在收到买方货款后通知卖方发货，等买方收到货后再打款给卖方。虽然麻烦耗时，但却解决了双方缺乏信任的难题。2004年12月，阿里巴巴在电商平台推出了以Paypal为蓝本的在线支付工具——支付宝。2010年又推出搭载智能手机的移动支付。当下，支付宝已经有约10亿的活跃用户，成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支付工具之一。

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占最大的市场份额，一般被公认为处于市场领导者地位。随着ESG投资快速发展，全球各大资本市场也加强了对企业ESG信息的披露要求。如何将ESG理念融入银行全部门、全流程治理体系，优化投资模式，防范ESG相关风险，提高治理效率，是当下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理事、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首席风险管理官赵志宏近日撰文表示，“双碳”目标为绿色金融按下了快进键，ESG为商业银行未来可持续金融发展的“绿色引擎”。商业银行应深入研究国际主流ESG评级体系和国内外ESG领先银行的良好实践，采取针对性措施补齐ESG管理短板，并结合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结构和客户类型探索建立具有差异化的内部ESG评价指标体系，用以指导风险管理、投资分析和资产配置。

万众瞩目的美联储6月议息决议出炉，如市场所预期为75bp，这也成为联储自1994年11月以来的最大力度加息行动。鲍威尔宣称，5月CPI数据及其他通胀预期数据是决定加大升息幅度的主因，同时强调75bp的加息幅度并非常态。尽管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表达了更为强势的抗通胀决心，并有意避免谈论经济衰退，但也正如他本人所说，当前总体通胀中有太多美联储无能为力的因素。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软着陆”前景并不乐观。通胀与衰退的迷雾不仅笼罩在美国，事实上，欧洲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前景更加令人担忧。最新一期NFR工作论文《为全球滞胀到来做好准备》认为，全球经济很有可能即将面对“滞胀”的卷土重来，也就是新一轮的“低增长、高通胀”组合。文章指出，1970年代全球滞胀的经历表明，供给侧冲击和错误的货币政策应对是滞胀发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当前，全球许多经济体正在经历4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且全球经济扩张的势头正在迅速放缓。短期和中长期因素均表明全球经济面临供给侧冲击的完美风暴，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行动严重落后于通货膨胀曲线，并有可能继续在应对通胀上犯错误。虽然当下的全球经济与1970年代的全球经济有很多不同，但全球性滞胀的风险已经不能忽视。文章强调，全球性滞胀会通过多个渠道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早做准备，并就此提出五方面政策建议。*

在当前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很多人已经把数字经济看成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高层也对数字经济连续发声，全国政协还为此专门召开了“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日前，百度财经联合北大国发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就数字经济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与会专家认为，发展数字经济，就要正确认识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治理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讨论中表示，数字经济中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他强调，不发展才是更大的问题。“过去想解决很多问题时遇到技术瓶颈，才不得不制定政策法规，最后发现效果也不好。如果技术上被突破，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数字经济很重要的特点。”对此，CF40成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发展中的问题，最终要靠发展来解决。“数字经济代表未来的经济形态和增长潜力，就需要不断地鼓励创新。”此外，他表示，和数字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是工业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因此，“数字经济要尽可能少用那些针对工业经济的监管措施，避免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对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则认为，加强监管非常必要，但是多头监管——行业监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合成谬误问题。他表示，监管应该考虑设立综合协调机构，并适度把经济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分开。*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姚建明主持。本文根据研讨会发言整理。数字经济专题协商会有哪些政策信号？姚建明：中央最近对数字经济连续发声。尤其是近期全国政协召开的“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倍受外界关注，刘世锦、刘尚希两位委员参会并发言。下面有请两位委员分享一下参会感想及会上传递的政策信号。刘世锦：专题协商会是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为一名与会者，我谈几点感受。第一，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大方向上明确了三点：坚定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定支持我国数字经济中的领军企业包括平台企业健康发展；坚定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二，会上主要讨论了以下内容：1.抓好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些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得确实不错，有些方面甚至在全球领先，但最近出现局部领域发展放缓的问题，比如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增长明显减速。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格局中“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感。2.利用好优势。中国的优势是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与较强的产业（特别是IT产业）配套能力。3.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这种融合主要发生在消费端，下一步要考虑如何促使数字经济进入产业领域。4.关于数据流通的市场化建设。要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信息安全，这是守住底线；同时也要保护企业享有数据的一些合法权益。在此前提下，考虑如何放开各种数据要素的市场流通渠道。5.创新监管方式。此外，数字经济的市场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等问题也都在探索中。很多问题还在不断演化，暂时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这要求为数据监管方式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6.加强国际数字经济的治理合作。第三，会上提到的具体政策包括，支持平台经济发展，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市，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等。刘尚希：此次政协会议透露了一个明确信号——加快发展我国的数字经济。数字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目前，我国是数字大国，也是数字经济大国，但只是“大国”并非“强国”。要从“大国”变成“强国”，就要进一步通过改革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次会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包括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安全非常重要，不安全当然是风险，但发展得慢也是风险，而发展最终可以为安全全面兜底，因为安全要靠技术迭代升级、数字经济产业生态聚合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多方面发展来保障。这一点，目前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的优势是市场规模超大、人口数量大、数字资源非常丰富。要进一步挖掘数据资源，把数据资源变成数据资产、数字产品并转化成各种应用场景，这会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及监管的进一步完善。总体来说，这次会议反响很大，会议信号明确，与会者对我国数字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为什么要研究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治理？姚建明：黄益平教授作为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成立了针对平台经济的课题组，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并出版了报告《有序繁荣：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治理》。下面，请黄院长介绍一下课题的核心观点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对平台经济治理提出的挑战。黄益平：国发院是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每年都会集中全院力量做一个大课题，去年做的就是“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主要看到当下存在的两方面问题：第一，到2020年年中之前，中国平台经济的市场规模在国际上具有显著优势。过去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平台经济被美国、中国和其它地区三分天下”，而其它地区也以美国平台经济为主。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平台经济的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特别是社交媒体、电商、短视频和电子支付等业务的市场规模全球排名靠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在平台经济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变化以及催生出的一些新产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能够紧随工业革命的步伐，保持在国际经济技术前沿并不断创新生产模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尤其是当下，中国经济要从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增长走向创新为主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从去年开始，平台经济一些领域开始发展滞后。无论是独角兽企业的新增数量还是准独角兽企业的形成数量，我国都滞后于美国甚至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看到这个行业在普遍裁员，投资额在不断减少，一些领先平台的创始人纷纷选择退休。平台经济是中国难得的能够在世界上取得相对优势的行业，因此我们应尽量想办法在规范它的同时维持其健康发展，特别是支持其完成创新。上述两方面就是我们选择做“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这一题目的主要动机。对于平台经济，我们支持国家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进行规范，但简单套用过去规范传统经济的思路和方法是不是合适？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课题组对“平台经济”也做了定义。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平台经济是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工具，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的新经济模式，其核心是用数字技术作支持的新经济模式。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外部性、双（多）边市场、大数据分析等，这些都是过去传统经济不曾有或者不突出的特征。平台的技术特性为经济活动带来多方面的好处，主要可以概括为“三升三降”。“三升”是指规模、效率、体验提升，“三降”是指成本、风险、接触下降（甚至有一些无接触交易）。我在过去几年主要研究数字金融问题。依托数字平台，借力数字金融，传统金融机构很难实现的普惠金融获得了极大发展。国内目前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和手机信号，人人都可以享受较平等的金融服务，这正是“普惠金融”的本意。当然平台经济也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影响公平竞争。平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容易造成“赢者通吃”。平台可能会利用其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形成市场势力，增加新企业进入的沉没成本从而限制竞争。再比如，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是对个人权益和隐私的保护程度较低。大数据算法的正面作用是给很多平台企业提供了创新机会，但负面影响是数据侵权尤其是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突出。许多平台的参与者，包括出租车司机、骑手、消费者等经常感觉被算法控制。因此，对平台经营者而言，大数据分析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但对平台参与者而言，大数据分析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滋生出“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和更多的学术分析。为此，我们课题组成员除了经济学者，还有法学专家、国际关系学家和政治学者。针对当下存在的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经过深入分析才能判断它们是不是具有存在的正当合理性，是不是按照传统的思路就可以解决。为此我举两个例子：第一，规模经济。过去反垄断主要依据市场份额。在传统的石油、钢铁等行业，如果一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占到70%-80%，其垄断市场的可能性就很大。但在数字经济中，市场份额占到70%-80%的企业却不一定具有垄断地位。经济学概念中有个“可竞争性”，指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实现充分竞争的关键在于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高低。“可竞争性”意味着，随着一系列新平台的进入，某一平台即便占据了较大的市场规模，它面对的潜在竞争压力仍然很大，其市场份额仍可能下滑，因此它并不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第二，差异化定价。平台针对不同用户可能有不同定价，有人称之为“歧视性定价”。这样的差异化定价是否合理？针对不同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是否有差异？利用数据算法实行差异化定价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简单总结，我们选择“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这个研究题目，是因为平台经济具有很多新特征。这些特征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在谈平台治理时，很多问题需要做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因为平台经济中有些问题的存在是不合理的，但有些问题的存在具有正当理由。如何走出当前“不进则退”的局面？姚建明：请问刘世锦主任，如何抓好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打造我国数字经济的新优势？刘世锦：我们在理解数字经济的概念时还要下工夫。数字经济不仅涉及技术问题，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后，由产业革命扩大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因此，我们要从经济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数字经济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如果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互联网类似于实体经济中的高速公路，大数据是高速路上卡车运送的原材料，云计算、云储存相当于一个仓储设施，而人工智能是用数据生产数据的机器设备。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在重构经济中的各种联系或关系。最近几年，数字经济在发展中有几大突出功能：1.

本文要点从老龄化到步入老龄社会，日本大约用了24年的时间，这大致可对应我国本世纪初至今的老龄化状态，两国老龄化的速度也大致相似。细数日本发展历程，养老服务需求的社会化趋势及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的急迫性，也是“似曾相识”。目前，日本养老负担日趋严重：2000年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始实施时，支付总额约占当年GDP的0.69%；到2020年该比重已经上升到2.3%。这也提示我们，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还需更谨慎全面的考量，以下两点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第一，重视商业保险的发展。中国正在积极进行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要格外关注合理设定社会保险承担责任，并及早推动商业保险业参与和探索，开始的时间越早，未来财务压力越小，制度形式的腾挪空间越大，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也就越强。第二，重视保险与服务联动发展。我国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商业探索的时候，需要清晰地认识全生命周期的个人风险变化与服务需求变化，处理好养老金、医疗保障、长期护理保险与医疗健康、长期护理及其他各类服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贸易与投资遇阻，国际金融市场巨幅震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逆势前行，国际使用规模与市场认可度再上台阶。人民币SDR权重的上调意味着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日元国际化能够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怎样的机遇？针对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徐奇渊，结合CF40书系新书《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中一一做出了回应。徐奇渊表示，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进一步坐稳了第三的位置，也成为了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也要看到人民币距离欧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还有较大的差距。对于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徐奇渊最看重的指标是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的金额比例，如果计价货币是美元、结算货币是人民币，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并没有避免汇率风险。“相对于欧美企业而言，我国的企业定价权仍有待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实体经济基础仍然需要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最后是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做起来，但最重要的载体还是中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另插播一条书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书系新书《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日前正式出版。该书由肖钢、陆铭、丁志杰、徐奇渊、朱隽等联袂打造，从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的新使命和新挑战、金融服务城市群建设、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等方面对金融更好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展开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径山报告》课题组

“面对全球气变难题，金融界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国际金融论坛（IFF）会议上表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如何动员和激励投资去实现“双碳”目标，金融界有不可或缺的特长，也有很多工作需要深化和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应重视金融业在定价、风险管理及跨期、跨境投资中的作用。”对于一些将碳市场设计分为碳排放权市场和碳补偿市场或按不同性质产品细分为不同市场的提法，周小川认为，虽然从概念上来说未尝不可，但从实际操作和未来功能发挥来看，不利于最优价格的发现和资源配置的优化，还需要从数学模型及其表达上加深对市场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本文为周小川于4月27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22年春季会议上的开幕演讲。很高兴能够出席国际金融论坛（IFF）2022年春季会议并作一个发言。当前从全球来看，冷战思维不断上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热战，全球金融合作相比以前困难了许多，而且可能出现脱钩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议题及其市场建设和融资是所剩不多的各方仍保持强烈合作愿望的领域。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新形势：挑战与应对”，气变问题和碳市场建设议题应该算是这一主题的内容之一。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会上，我也参与了这一议题的讨论，感觉意犹未尽，这方面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进一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我的观点。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动员巨额投资面对全球气变难题，金融界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博鳌年会上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在未来走向碳中和的几十年内，最艰巨的任务是这一过程之中需要组织、动员大量的投资。仅就中国而言，按照各家提供的较低估算，也需要约一百四十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还有的估算需要几百万亿人民币；就全球来说，估算的投资数字更是非常庞大。因此能否成功动员并利用好这么大的投资，是金融界面临着的重大挑战。其中，财政能动员一部分资金，但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毕竟这么庞大的投资中，财政资金的最终占比必然不会太高，大量资金还得动员民间资本。离开了金融业，没有任何其它行业或机构能承担这么大的资金动员任务。如果要动员民间资金，需要用市场的力量，也就必然要寻求恰当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要使投资者不仅仅出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觉悟性选择，更主要的是因为创造了一种面向碳中和的市场激励体系，即面向减碳或零碳的投资具有可预期、可测算的合理回报率。从目前来看，要吸引这么庞大投资，当前金融业的工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包括在相对近期还需要就市场建设方面的内容进行讨论，取得共识。同时，其它各项任务也是非常重要的，就金融界来讲，要建立一些基本指标体系；要提高透明度使投资、贷款等各类金融产品都能明确地披露对二氧化碳、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金融界本身也应该带头减排、去实现零排放，尽管金融界自身实现零排放在整体碳中和大局当中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成分。总之，金融业的一些基础工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面临更大挑战的是如何大规模动员和使用社会资金，尤其是建立合理的机制，使大量资金能够投入到减排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以及各行业各领域设备的更新换代。有人认为，二氧化碳减排包含的物理化学即工程内容比较多，因而主要是工业部门的事情，金融部门在当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这似乎不重视金融业的角色，而从前面提出的需动员庞大资金的角度来看，金融业的功能及其特长是至关重要的。二、重视金融业在定价、风险管理及跨期、跨境投资中的作用

“202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持续处于去杠杆过程中，今年4月居民部门信用增速降幅更为明显，引发市场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近期发表的NFR工作论文《资产负债表受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论证了在疫情反复冲击、部分行业资产重估和我国中长期发展模式的转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均受到影响，宏观经济可能面临资产负债表受损情况下的扩张乏力。文章还回顾了国外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验教训，指出资产负债表衰退时，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持续时间长，可能伴生金融危机，常规的宏观政策效果有限。文章提出，我国既要进行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也需要针对资产负债表受损的实际情况，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做到稳中求进，稳住经济基本盘。在具体政策选项方面，文章建议：常规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应充分发挥，对冲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必要增加支出规模和赤字水平。基本的考虑可以是支出规模应在原有预算基础上再增加1万亿元左右，支出的领域似宜向基层倾斜，向增加居民消费和收入的领域倾斜，向受疫情影响更严重的企业和家庭倾斜，稳住总需求。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必要在利率等总量工具上加大发力。我国尚有100-200个基点的降息空间，在当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应该大胆使用。为应对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需要谋划有针对性的政策，本文提出部分可供讨论的政策选项，包括：一是中央财政面对资产负债表受损要主动担当。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政策设计和储备：一是加杠杆，二是置换和有序重组存量地方债务，三是有针对性的吸收损失，四是注入资本，五是承接不良资产和债务。二是中央银行面对资产负债表受损要考虑非常规工具。大致考虑起来，针对资产负债表受损央行可以有三类政策工具：第一类是帮助维持资产价格的工具；第二类是帮助消减债务的工具；第三类是运用央行资产负债表修复其它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措施。三是加固金融体系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不简单将风险向金融机构转移，及时迅速处置风险金融机构，并保证多数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应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四是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市场出清机制，实现有序、高效处置问题企业和金融机构。五是稳定中长期政策预期。我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政策预期将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从而起到提振信心，发挥增长潜力的作用。当资产价值得到修复，我国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也会显著降低。*

后疫情时代美国经历的持续高通胀让人们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末的“大滞胀”。“它会再次发生吗？”成为市场关心的问题。如果2020-2022年的通胀只是另一个“大滞胀”时代的预演，那么无论是权益资产还是固定收益资产都将面临长期考验，而包含大宗商品在内的实物类资产将占优。在权益资产内部，成长将跑输价值和防御板块。那么，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大滞胀”是如何发生的？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地强调了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而低估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货币政策和地缘政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大滞胀”时期，美国进步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高涨，集中体现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当中，后疫情时代则是“拜登新政”——进步主义的回归；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前一阶段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关系为指引，稳增长和保就业是第一要务，通胀容忍度较高，后一阶段，现代货币理论（MMT）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挥到极致，其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张为美国民主党进步派（如桑德斯和沃伦）的政策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货币政策层面，70年代被认为是美联储“失去的十年”（黑泽尔，《美联储货币政策史》，p.111），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殆尽，美联储主席始终不承认货币政策是通胀的原因，也否认货币政策在抗击通胀方面的有效性。后疫情时代，由于通胀的失控，美联储的公信力正在受到挑战，批评者众。地缘政治方面，“大滞胀”的起点是1965年，以越南战争的升级为标志。当下，俄乌冲突的前景仍不明朗，但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或是21世纪20年代的一条逻辑主线，美国也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体而言，虽然后疫情时代的通胀与“大滞胀”都主要表现为“成本推动型通胀”，但同样不可忽视需求侧政策的助推。本文主要分析“大滞胀”的形成，以为当前和未来的通胀形势提供参考。本文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陈达飞，文章首发《财经》杂志。美联储“失去的十年”：大滞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

许多不解与疑惑，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前些日子，我们开启了和读者一起读书的活动，为读者分享了张晓朴、朱鸿鸣等著的《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这本书（传送门：德国金融系列）。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我们将为读者带来一本新书《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作者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王勋。此书主要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论述了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当前干预的局限性，最后预测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