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2021年5月28日逝世。

后者对前者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舆论支持。使前者暴得大名，享受虚荣与掌声。前者越来越得意忘形，后者则越来越如痴如醉。双方彼此唱和，相互强化，试图以此来影响社会舆论与决策者，这对一个民族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蒋介石对顾氏的一个印象是：“有点胆子小”。▌落幕：顾维钧外交生涯的“空白时期”顾维钧是本世纪（20世纪）美国现代外交发展过程的见证人。当他初次出使美国时,

编者按：记得大约2013年，我曾经组织了一次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的读书报告会。会上，吴老师就曾经应读者要求推荐过《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而当时此书还没有出版简体中文版，吴老师推荐的是英文版。2015年，《国家为什么失败》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简体中文版。此书出炉后，即在大陆朝野、知识界、读书界引起阅读热潮。此书为两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的共同著作。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如今尽管又是八年过去了，书中的核心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动荡的背景之下，更加让我们深感“思想的力量”。前不久，明清书话曾发布“为什么有的国家长盛不衰，有的国家溃烂失败？（重磅好文）”这篇文章，分享了《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的观点。今天明清书话特别编发吴敬琏老师的文章，以期引起书话朋友们的思考。（明清）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作者：吴敬琏

1979年，杨小凯在庐山留影笔者年轻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但是看的书多了，发觉西班牙，南美的坏资本主义，中国明，清的坏资本主义（又有人称之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却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因此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编者按：2006年12月，俞可平先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广泛反响；而后出版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一书。曾几何时，“民主”、“人权”、“自由”这些概念在我国都是不大受欢迎的，觉得是舶来品，甚至觉得跟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冲突。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俞可平先生公开地讲“民主是个好东西“。经过他的论证之后，“民主”几乎成为学界、政界甚至民间百姓们广泛认同的一个政治常识了。毫无疑问，俞可平先生对于国人正确认知“民主”并拥护“民主”功不可没。二十多年过去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好文。今天，明清书话与朋友们重温这篇文章，以期引起读者更多的思考。{旧文新识}民主是个好东西（文）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俞可平现为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本文选自《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

编者按：记得大约2013年，我曾经组织了一次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的读书报告会。会上，吴老师就曾经应读者要求推荐过《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而当时此书还没有出版简体中文版，吴老师推荐的是英文版。2015年，《国家为什么失败》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简体中文版。此书出炉后，即在大陆朝野、知识界、读书界引起阅读热潮。此书为两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的共同著作。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如今尽管又是八年过去了，书中的核心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动荡的背景之下，更加让我们深感“思想的力量”。今天明清书话特别编发作者部分观点，以期引起书话朋友们的思考。（明清）（中日甲午一战让大清朝走上了国家溃败的不归路）作者简介：德隆·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詹姆斯·A.

北京出版社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刚出炉的《纳粹女人》，读后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又增添不少具体感受。如果说正史是骨骼，那么私人历史就是给骨骼填充血肉，历史这才又活了起来。书中记载的十几个名媛淑女，都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典范。她们的身世、职业、性格各有不同，却都无愧于“纳粹女人”这个称号；她们活跃在元首周围，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奉献给纳粹事业。奉献是一个优美的词，但看到她们的奉献，却令人脊背凉透，而且这种奉献越是无私忘我，越是令人恐惧。且看，大名鼎鼎的戈培尔夫人一心随元首而去，何曾有丝毫犹豫？不仅她本人决意以死报效，还要亲手杀死六个亲生子女。所有工作人员都跪下为孩子求情，连希特勒都想帮他们离开地下室，但都被她“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她在绝笔中写道：“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此等献身，不可谓不彻底了！与纳粹的其他思想一样，其妇女纲领也是倒退的。他们要“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女人该做的事就是“保持漂亮和生孩子”。戈培尔说：“女人是男人的性伴侣和工作伙伴，过去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希特勒更是最讨厌女人干预政治，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往那些自由主义、理智主义的妇女运动……以精神为出发点，而我们的纲领只包含一项内容：生孩子。”他还说：“聪明的男人应该讨个没怎么受过教育、头脑简单的老婆。”爱娃·布劳恩（Eva

我们要解开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于幼军：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于幼军：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中国政法大学副院长：我有钱有权的同学,

顾准是离我们最近的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之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多著述丰富，理论成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但也有些则书作廖廖，不成体系，如孔子、柏拉图、葛兰西等。顾准应当属于后一类思想家。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顾准没有条件写出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更不可能在生前公开发表其思想观点。反映顾准思想观点的主要著作，其实是于1994年才得以出版的《顾准文集》。这部在他死后多年才汇编出版的著作，虽然是一本总字数才35万字左右的文集，但内容十分丰富，论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重大问题。顾准所思考的都是事关中国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所探寻的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常常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很多看法已经并且正在被他身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思想家是民族的宝贵财富——纪念顾准先生百年诞辰文：俞可平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她必定也是矮小的民族。相反，一个拥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规模不那么大、经济不那么发达，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思想家。暴政和专制、内战和动乱、贫困和落后，当然都会对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带来种种外部的制约，但即使在言论禁锢最严厉、社会动荡最激烈、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思想的火花也不会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英中完全消失。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首先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发达，我们的疆域有多么辽阔，首先是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理想信仰、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孔子、老子、管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贾谊、司马迁、王充、范缜、韩愈、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先哲的响亮名字，之所以代代相传，直至今天我们还在传诵和纪念，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回顾历史，今天令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主要不是那些帝王将相和王公大臣，而是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顾准是离我们最近的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之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多著述丰富，理论成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但也有些则书作廖廖，不成体系，如孔子、柏拉图、葛兰西等。顾准应当属于后一类思想家。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顾准没有条件写出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更不可能在生前公开发表其思想观点。反映顾准思想观点的主要著作，其实是于1994年才得以出版的《顾准文集》。这部在他死后多年才汇编出版的著作，虽然是一本总字数才35万字左右的文集，但内容十分丰富，论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重大问题。顾准所思考的都是事关中国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所探寻的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常常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很多看法已经并且正在被他身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对“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规律和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代的需要。中国历史上不知产生过多少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其中大多数都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台，而那些影响整个时代进程的思想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传承下去。在我看来，顾准与其说是一位理论家和学问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的中国人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对中国同样也影响深远。思想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其一，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进步的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其二，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其三，影响政府决策。思想家通过针砭时弊，通过建言献策，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思想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卓越的预见性。思想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具有超前性的判断。思想家提出的许多判断，通常是对社会现状的超越，从而也是对人们常识的超越，只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去观察和分析，才能理解这些超前性判断的重要意义。反之，也只有被社会历史的长远发展最终证明的观点和理论，才具有思想的价值，而并非所有与社会现状和流行常识相背的观点理论都有其思想的价值。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许多观点和学说在思想家刚刚提出时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认可。中国明末清初的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众多作品，由于现实的原因都没有在生前得以出版，而在清末民初才得以正式出版并广为传播。与其预见性相一致，思想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强烈的批判性。基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思想家不仅深刻认识到其所处时代的本质，更能够从某个方面着眼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并且带着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实。因此，思想家的普遍特征便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批判性是思想家之所以成其为思想家的本质特征。所有思想家都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性精神的实质，是用未来的标准来评判眼前的现实，用应然来衡量实然。人们常常把思想家区分为进步的和落后的、激进的和保守的，进步的和激进的思想家视社会批判为已任，其批判性自不必说。其实，即使是被认为保守的和落后的那些思想家，也必定具有某种批判性，无非他们批判的对象可能是其他人肯定的价值。在古今中外那些公认的伟大思想家身上，都可以轻易地发现其深刻的批判性。以鲁迅和胡适为例，一些流行的观点通常把他们两人当成是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代表，认为前者充满革命的批判精神，后者则满怀传统的中庸精神。其实，胡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充满着深刻的批判，唯其如此，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多样性是思想家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思想家的多样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思想家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丰富多彩，每个思想家各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他们之间的思想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针锋相对;另一个意义是，思想家作为个体，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也常常前后不同，甚至相互矛盾。思想家的多样性，既来源于人类个体认识的差异性，更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民族文化。古往今来，找不出思想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外表一样的双胞胎之间，其思想也不可能没有差别。思想之花，万紫千红。思想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灿烂之花，禁锢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就是禁锢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就是扼杀人类丰富的个性。正如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所说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思想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其实，即使最严厉的思想专制，也扼杀不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从而也注定了思想家是一个斑斓绚丽的特定人类群体。德国是一个产生了众多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即使是马克思毕生所痛恨并决心推翻的普鲁士专制政权，也仍然无法消除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多样性。马克思本人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迫害，但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得以产生发展和广泛传播。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还有谢林、叔本华、海涅、费尔巴哈、魏特林、鲍威尔、施蒂纳、拉萨尔、施特劳斯、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韦伯等。这些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千差万别，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都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财富。人口只有数千万的德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与这些德国思想家的贡献密不可分。当今的德意志民族对思想家显示出更大的宽容。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当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邦德国，首都柏林和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分别有一条街称“卡尔·马克思大街”

人物介绍王健，国内著名的创新思维研究者和传播者，

导读：何兵教授访学瑞典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感觉在混吃混喝。瑞典一位教授告诉他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文/何兵

1961年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被封锁，东西柏林正式划开，隔断了东西柏林及西柏林与东德其它地区的交通，使同胞的来往受阻，违背天理人情，同德意志民族要求统一的愿望背道而弛。

作者：钱满素来源：节选自《自由的阶梯》出版社：东方出版社作

题记：你我都是追求学问之人，不是政治家。这是我们能心心相印的重要原因。人们都说，独立的思想者总是孤独的。但对我来说，只要有你在，就不孤独。你虽然去了另一个世界，但你把思想和独立精神留给了这个世界。见不到你人就读你的书，也是一种慰藉。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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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认为财产权很重要，同时也乐意接受享有财产权所带来的道德与法律责任。财产权是道德孵化器，它孵化出个人责任、正直、教养、思考与行动的自由。财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合作方式的开始。

编者按：帝国体系近年来不仅成为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共同关注的热点，而且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某些人试图寻回的政治梦想。帝国既是一个由不同属国组成的国家权力体系，也是一个由若干国家组成的等级秩序体系，通常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系。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获取其他国家的物质利益，以及对其实施政治控制的霸权利益，但帝国行为常冠以“共同繁荣”“地区安全”“生存空间”等名义。从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看，国家的产生与帝国的出现存在一种内在的政治逻辑。对外扩张征服是否有利可图，以及国内的民主法治制度这两个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从强国走向帝国的关键。对于帝国的兴衰而言，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往往要比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更为重要。帝国体系在世界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和难以割离的政治遗产，总会有一些人心存对帝国的梦想和对帝国秩序的怀念。然而，随着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体系的崩溃，特别是美苏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帝国体系的政治逻辑已不复存在。虽然帝国的历史命运已经终结，但帝国主义仍将长期存在。在全球化时代，努力抵抗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倡导和追求一种民主、公正、透明、平等和共赢的全球善治，才是人类解决全球紧迫问题，走向共同繁荣唯一正确的选择。本文原载《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1期，标题略有改动。【作者简介】俞可平，北京大学讲席讲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退回帝国体系，还是走向全球善治：俞可平教授谈帝国研究与全球秩序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主要内容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文学·青年”文学节开幕式上的演讲。“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我今天的题目是“读书，为了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我要讲的，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一些建议。什么叫合理地做人？什么叫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这背后其实关乎如何处理人和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鲁迅对这个问题有两句话，第一句是“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就是说当每个人都感知到个体，人群就近乎于彻底觉悟了。此句强调个体的自由觉醒是社会觉醒的前提；另一半是：“人各有己，而中国也就立起来了。”每个人都把握了自己，都具有独立的意志，那么中国也就真正站起来了。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鲁迅先生认为，人的本性，首先表现为他的个人性。因为人是有个体性的，个体的独立自由权利是国家独立自由权利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基础。鲁迅的第二句话是：“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就是说，我不是孤立地存在，我是作为群体的存在。因此他提出，一个真正博大的人，是能够体会到全人世间的快乐和痛苦的。别人的幸福是他的幸福，别人的痛苦也是他的痛苦。他感觉到自己和他人和社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他说人不能够只是咀嚼自己小小的悲欢。这是鲁迅对当时年轻人最严峻的批评，把个人的悲欢看做是整个世界，脑子里面只有自己，把个人的悲欢作为全部的目的，这就违背了人的社会性。这都涉及人际关系的问题。只有在群体的发展中，才会有真正个体的发展，因此鲁迅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叫做“自他两利”。追求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是完全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在为己和为他间取得平衡。所以我常跟志愿者说，志愿者虽然是为他，但首先是为己，因为在利他过程中，你的生命得到价值，把利他和利己统一了起来。因此我要提一句话，当你强调“我们”的时候别忘了“我”，“我们”的发展是以“我”的发展为基础；当你强调“我”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我”的发展必须在“我们”的共同发展中取得发展，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一直强调平衡的概念，在物质与精神中、个人与社会中取得平衡，不要绝对偏向其中一方。我们中国最大的毛病就是“钟摆现象”，老是偏向一方，一强调物质就没有精神啦，一强调他人就没有自己啦。其实，我们要回到“中道”来，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上来。当然，我们讲的是动态平衡，完全平衡是没有的，它是在不断矛盾、不断平衡、不断偏置的过程中来到达某种平衡。在具体的操作中可以偏向一方，是个矛盾斗争的过程。从刚才的讨论可以看出，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讲起来很容易，但实际内涵很丰富，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琢磨，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去实践。对根本的人性，要充满信任和自信紧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实践？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题目，叫做“静悄悄地变革，从读书开始”。“静悄悄”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是说，要真正使得每个中国公民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实际上要有制度保证，这就是我们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原因。但我们普通人怎么参加改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不满、感到累、感到没意思的时候，却无力改变，于是就产生了焦躁、发牢骚、怨愤的现象，成了愤青，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困境。我们既对生存状态不满，有要求、渴望，但是又做不到，而且没力量去改变这一切。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我的建议是，第一不要发牢骚，第二不要等待，要行动起来，从改变自己和改变周围的人的存在开始。这里要引用鲁迅的话：“青年何须寻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因为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号召青年人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呢？我建议，联合起来快乐地、健康地、有意义地活着。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理想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来创造一种新生活。比如说，在这个物质享乐消费的社会里边，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着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当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着利己利他；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坚持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不把别人当敌人，而当成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合作；当这个社会充满谎言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努力地部分生活在真实里……别人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管自己，或者我们这一群朋友可以互相理解。我们采取一种“我不跟你玩儿，我自己玩儿行不行”的方式，所以我就提倡“自己玩儿，按自己的方式去玩儿，我们联合起来，自己玩儿”。自己去过一种快乐、健康、有意义的生活。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这就存在变革，从改变自己和周围人的存在开始。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只要你愿意。但我强调静悄悄，别对抗，不张扬，低调说话，别大声嚷嚷“哎呀你们不合理呀”，不要让别人注意你，你就静悄悄地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你的阻力，而且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大声张扬的地方，你不要摆出一副愤青的姿态。而且我们要相信一点，我们的追求，刚开始很孤独，但我们追求的“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是最符合人性的，而人性给予我们一种力量，我们对人性要充满信心。我们可以对社会失望，但对于根本的人性，要充满信任和自信，你要相信，符合人性的事情总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只要你成功了，别的人就跟着你一起做了。这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我们做得好，就会对周围产生影响，像滚雪球一样逐渐扩大。我记得我参加过北京最早的志愿者组织，当时没几个人参加，但现在发展得相当可观，几十万人了。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最平等再问一个问题，这样的存在变革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里开始？从读书开始。我郑重地介绍，希望诸位能够支持读书会，从读书会开始，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提倡和接触的。最早是福建的一群老师，在网上建立1+1读书俱乐部，一群老师每个月读一本书，在网上展开讨论，在一个城市里聚会讨论这本书。泛泛提倡读书是不行的，那没办法交流，大家共同读一本书，然后来思想见面，很容易操作。那天我到福建去了，他们就在网上发布消息说钱理群教授来了，马上就有各地的人聚集到福州来听我讲，听完他们就走了，这样一个读书会的形式把人都聚集起来了。在读书过程中形成一个共同理念，然后再考虑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现在读书会在全国有相当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里又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从读书开始？读书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我想我有两个理由：第一，快乐、健康、有意义地活着，关乎幸福观、价值观、人生观，关乎我们的信仰问题。这问题的解决不能凭空想，需要知识和历史资源作为背景，世界观的解决和寻找，前提是在历史上寻找精神资源，这就需要读书。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全世界的文明历史就是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人在不断寻找合理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过程。寻找过程中中国积累的经验全部集中在书本里，特别是经典著作里。所以首先读经典，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作为解决价值观、幸福观、人生观的基础。第二，读书本身就是一种最理想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非常快乐，读书极其快乐，也寻找意义。中国古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可能有假，但是书中自有意义在这句话无假，且是人类文明积淀的那种意义，所以读书可以延伸我们的精神空间、生命空间。我常说，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最平等。每个人都可以读书，读书的时候才是独立自主的。任何人，从孔夫子到普希金，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想见孔子，打开《论语》就可见了，不想见，合上就走了，这多自由啊，以你为主，而且完全超越时空的界限，这何等快乐！何等幸福！此时不读，更待何时！这是我们普遍意义上说读书的意义。从在座的角度说，大学是人生中最好的读书的时光。我经常和大学生讨论一个问题，你们自命为大学生，但是，你们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吗？你想过大学在你人生阶段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吗？我看很多人没想过，糊糊涂涂当大学生，还自以为傲。我有两句话，第一，大学不同于中学，它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中学你不独立，听家长、老师支配。第二，大学不同于工作以后，因为你们的任务是准备为社会服务，不要求你直接为社会服务。你享有公民权，但不尽公民义务。人生就这一段，四年，不够再读研究生。在这样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应该读书！读书是通向文明的最好途径，大学就要独立自主、集中精力地读书，还要自由，一生中只有这四年或八年。可是有些大学生一上大学就忙着去公关，这不好，钱以后能赚，书以后不一定会读。现在是一个常识，大学就是来读书的，不是来搞关系赚钱的。大学里要充实自己，为未来和社会服务。“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怎么读书，鲁迅的建议非常重要。第一，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及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可看看文科的书；学文科的可看看科技的书。这样对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但中国人普遍有个毛病，那就是认为自己学的是最好的。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大家要看清楚，我们学术发展的前景是什么？未来的学术发展是要走向综合的，这是理工文的通，还有文史哲的通，所以事业不能过分狭窄。还有，我们现在是知识社会，人的职业也会不断变换，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职业容易变换，安全稳定会很难，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学习能力。真正学到的东西是靠自学得来的，你的知识结构越合理，你就越能适应职业、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这就是鲁迅的话的深层含义。第二，要为趣味而读书。读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兴趣的读书。你们至今的读书，基本是职业的读书，就业教育的读书也一样，它是片面的。鲁迅曾作一个比喻，读书就像打麻将一样，对于真正的赌徒，追求的不是赚钱，而是摸牌摸出的无限趣味。所以读书也应该是非功利的、快乐的、为乐趣的。应试教育的最大罪恶就是把快乐读书变成功利的读书。实际上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第三，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的读书方式。读书方式可分为“正襟危坐”的读书，还有随便翻翻的读书。随便翻翻也是一种比较，防止上当，比如不要只读正史，还要读野史，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的原貌。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几本经典要细读，不求甚解。中国人学文学，要读《论语》、《孟子》、老庄的书，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还有唐诗，那是中国青春期时代的诗歌，还有《红楼梦》、鲁迅，还有《楚辞》、《史记》、苏东坡……这些都是基本的经典，对于这些要逐字逐句，其余的书泛泛而读，毕竟人的精力有限，要把精读和泛读结合起来。读多了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作家，你会非常喜欢，经过这样的筛选，你会找到你想读的最多的书。读书必须要读大家，这是你的依靠。我的学术研究功底就靠鲁迅和周作人。最后鲁迅提议，倘若只看书，变成书橱，没有自己。要把读书和思考结合起来，读完书还要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这一本活书。我建议中学语文教师也应该做到“读书，思考，写作，实践”，这也是青年的成长道路。所以建议青年学生们：第一步，联合起来，多举办读书会；第二，共同思考，达成共识，把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做一些改变自己和改变周围的好事。我有个口号叫“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因为这个世界，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据我观察，读书之余做志愿者活动也是一件很好的事。现在的志愿者有一种新的倾向，就是去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回到农村一边读书，一边种地，一边做手工，过一种充实的自然的农耕生活。现在的电脑让我们的手越来越不会动了，但有些青年仍在努力着，比如城市的民间文化很有特色。广州的一些青年，去农村调查当地的方言，寻找城市文化的源头，这让我想起了五四时期的“新春”运动，追求一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追求城乡的结合，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问

左起：费孝通、许倬云、金耀基许倬云先生，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先生是江苏无锡人，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62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为何要写下这些伤人又暖人的文字啊？还有那本印有诗句的小册子，又是写给谁看呢？❖我个人从不否认，也相信读书有现实和长远的好处。因为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人力资本也是可以被市场定价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读书多的人，知识渊博的人，其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整体一般会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读书少的人，知识欠缺的人，虽然也有个别甚至许多相反的案例，但相对于社会普遍现象而言，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富人更愿意相信金钱的作用，因为拥有财富和资本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而穷人更愿意相信力量的作用，因为穷人最大的优势便是自己的身体了。所以资本创造价值，常常被认为是富人的逻辑；而劳动创造价值，总是被认为是穷人的理论。❖历史是人写的，却不一定是人民写的。❖过去我们所认为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说法其实是不靠谱的。群众可以成为英雄，但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乌合之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无论你出身贵贱，只要你勤奋努力、诚实劳动，凭借你的聪明才智都可以依法赚取金钱财富；而权力的获得，则更受制于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诸如上级赏识等外在条件。试想，社会商品服务与资源的分配，是凭借权力分配更公平更合理呢？还是凭借金钱分配更公平更合理？很显然，是后者。❖我一向以为，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多好的人，哪怕是所谓的“完人”，也会有毛病；再坏的人，也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坏。我们常常之所以对社会失望，就是因为或把人都想得太好，或干脆把所有人都想得一无是处。❖想来，一个学者有没有资格被写入历史，与领导喜欢与否没有关系；也与社会大众认可与否没有关系；而只与他自己的研究、创作有没有历史价值有关系。❖其实，无论什么人，只要你的价值观与他不同，你们就做不了知心的朋友，做不了长久的朋友。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相反，只要价值观一致或者接近，无论出身、背景、阶层、学养如何地不同，都不影响友谊的存在，甚至为价值观一致的朋友、同胞献身也在所不辞。❖越是有知识的人，越是喜欢买书读书；相反越是没有知识的人，越舍不得买书。买不买书，读不读书，是区分一个人有没有修养，有没有前途的重要标志。从民族层面说，一个民族的命运前途，光明抑或暗淡，就是看她的坚持理性阅读人群的比例是高还是低。❖“天道酬勤”在任何时候、任何年代，都是社会小人物、普罗大众们、苦逼青年们向上奋斗的信心来源。因为只要你还相信天道酬勤，还相信功夫不负苦心人、好人有好报，你就不会自甘沉沦，就不会自暴自弃，就不会轻易向自己的命运低头。❖当然读书人、知识分子，常常会对社会不平等现象持批评态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本来知识分子就应当是社会的“良心”，而不应当只满足于做歌唱的“百灵鸟”。❖我心目中的理想，既不是君子社会（也不可能），更不是小人当道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因为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虽然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未必真心向往君子之道——毕竟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但守君子之道的人，却可能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理性选择——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至于小人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吃得开的——公权力受到监督为民主法治的真义，没有公权力的支持，小人又怎么可以兴风作浪呢？没有了或者说少了小人如鱼得水、兴风作浪的社会，该有多么美好啊。❖我自己从不羡慕那些春风得意的朋友。因为我知道要么他刚刚跋涉过苦难的河流，要么下一条苦难的河流正在等待着他。我自己也从不庆幸自己的一时好运。因为我知道，一时的好运，只是命运之神怜悯自己；下一个关口却可能是真正的厄运。如果，我们明白了一条条苦难的河流，是我们人生注定无法超越的过程的话；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了，也不会自怨自艾了。❖女人通过读书可以产生自信，有了自信就能够培养出独立思考的勇气。然而男性未必喜欢独立思考的女性。德国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说：“男人不喜欢女人探触他们的大脑，只喜欢其它的身体部位遭到探触。”自信的女人是不会依附男人而生活的。她们会自主选择她们喜欢的生活。❖对于善意谎言的善意成份，我自己一向是不敢高估的。因为所谓善意谎言的制造者，之所以不愿意或者不敢讲出事情真相，固然可能有保护受伤者的善良愿望；但也不能不说，尽量逃避、回避自己责任、减少自己麻烦，也常常是他们权衡考虑的内容之一。❖我不认为理想的婚姻一定是门当户对，可出身地位悬殊的人在一起，如果没有价值观的高度契合，痛苦大于幸福往往是注定的结果。❖以事实情况论，我是不相信因果报应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实常常是某些坏人春风得意，长命百岁；而不少好人却命运多舛、短寿夭折。我相信，人为善不是为了报应，而是求自己心安。❖伟大的造物主，让时间成为生命的标尺。没有谁可以战胜时间。大家的结局终点都是一样的。如果转世的思想可以成立的话，我是愿意相信的。毕竟我还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看未来。❖疲倦的老马，需要的不仅是温暖的蜗居，不仅是精良食物，不仅是慵懒的下午，不仅是儿女情长；还有应当是凛冽的北风，还应当是洁白的云朵，还应当是无际的草原，还应当是自由的奔跑。❖大树有参天的梦想，小草有摇曳的梦想。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做自己梦的权利。上面这些话语是谁写下的？他为何要写下这些伤人又暖人的文字啊？还有那本印有诗句的小册子，又是写给谁看呢？

原文标题：《傅斯年与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言论栏目“星期论文”上发表一篇评论《所谓国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即中医）与西医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以看作科玄论战在医学领域的拓展。傅斯年当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史学大家，也是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图

政治学的魅力——俞可平教授访谈编者按：俞可平教授是当今我国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兼职教授。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创办在政界、学界有广泛社会声誉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国社会创新奖”和“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主持研制“中国国家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主持创立国家级的“中国民主治理数字化平台”；组建由国内多所重点高校参与的“全国治理研究协作网络”；创办国内首个以治理研究为主旨的学术集刊《中国治理评论》。同时，俞可平教授主持开展的两项大型基础理论研究工程——《政治通鉴》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分别被列入了北京大学“十三五”和“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课题，这些课题及其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受《中国治理评论》编辑部委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雅博士后李荣鑫与博士生张肃和李健，对俞可平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采访过程中，俞可平教授以个人求学与科研经历分享了其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相关核心议题的观点和看法，其深入浅出、诙谐幽默的讲解给在座访谈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次专访主要围绕俞可平教授个人学术转型，政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及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针对当下学术评价体系的认识，高校师生关系以及对青年学者的期待等方面展开。俞可平教授还就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科研与教学、个人与国家关系等政治学人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1.俞老师好！时间过得很快，您回到北大已经有6个年头了，记得当时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您之所以回到北大做老师，主要是因为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学术兴趣和推进学术进步的责任感。6年过去了，请问您自己对回北大后的教学研究工作有何评价和感触？俞可平：我对学问始终抱有极大兴趣。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整整28年，并且很早就开始担任部门领导，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问。据说有位北大教授这样说过：俞可平在机关做官，却成天想做学问；有些人在做大学教授，却成天想着做官。这位教授还真说对了。重新回北京大学做一名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回北大已经整整6年。北京大学不仅是我的母校，而且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谁也无法磨灭的北大灵魂。在我的心目中，北京大学永远是在中国做学问，特别是做政治学研究最好的地方。北大的氛围，特别适合我的个性。回到北大后，我尽可能地放纵自己的学术兴趣，探寻我心中的学术之谜，全身心投入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以期实现我的学术理想。回北大后，我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此前，我虽然也一直兼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但重点是应用研究。例如，我从未放弃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而主要研究精力则一直放在中国的民主治理、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基层治理等现实政治的研究领域。我参与了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调研。我把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叫作“尘世的学问”，而把纯学术研究或基础理论研究，叫作“天国的学问”。到北大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天国的学问”。驱使我做“天国的学问”的直接动因，是我心中的“学术之谜”。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民主法治，按照现存的所有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中国都应当淡化权力和“官本位”的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甚至在最应该淡化“官本位”的学术领域，权力依然支配着学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状况？当我在现存的各种理论体系中找不到答案时，我便开始将目光返回到中国历史的传统，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性概念：“官本主义”（Officialism），并认为官本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又如，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分歧，因此数千年来争论不休。但在把周朝作为理想政治状态这一重大政治价值观上，却惊人的一致。孔子甚至公开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实，关于西周政治的可信文献很少，我便非常好奇，开始研究周朝的政治形态。还有，“小家”要服从“大家”、私人要服从公家、个人要服从集体，为什么对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信条？西方人并不这样，现在的年轻人也不见得这样。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结构，在塑造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便开始研究中国传统的礼法、谥法、丁忧、株连等极少有人关注却延续数千年的重要制度。除了这些个人的研究外，回北大后我还依托我创建的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实体机构，主持了两项大型基础理论研究工程。一是《政治通鉴》，它已经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也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这两项工程都是带有标志性的基础研究，分别被列入了北京大学“十三五”和“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重点课题。对于《政治通鉴》，我更是雄心勃勃，想打通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建立北京大学的“政治通鉴学派”。虽说回北大后开始“仰望星空”，但人生活在尘世中，不免要受到现实的感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很快就认识到，这场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影响人类的历史进程。因此，在2020年上半年我就开始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设立了一个特大型跨国研究课题，对20个国家和8个国内地区进行比较研究。该项研究共有28个课题组，100多名国内外学者参加。作为一名学者，对任何影响人类的重大事件，都不免会去思考和分析，这其实也是一种无法推卸的学术责任。2.我们知道，您曾经修读过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又是哲学、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等多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可以说跨学科的学术背景是您的个人特色。但您最后选择了政治学研究，您为何如此看重政治学，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社会学科具有哪些特殊性？俞可平：是的，我大学读的是政史系，偏于历史；研究生读哲学，博士生转读政治学。现在回想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我们那一代人普遍崇拜毛主席，之所以选读历史、哲学和政治学，开头主要是受毛主席的影响。因为毛主席最重视历史、哲学和政治。但到了博士研究生期间，对政治学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对政治学的重视也就从自发变成自觉。为什么我最后会如此重视政治学，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事业呢？这既有感性的体会，也有理性的思考。我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所在农村的农民们起早摸黑，非常辛苦，但极其贫困，大多面黄肌瘦。我自己也饱受饥饿和贫穷的磨难。7岁上小学，便开始“半农半读”，一边上学，一边为生产队放牛，整整6年，直至读初中为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整个国家便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所在的农村，还是这些农民，还是这片天地，却变戏法似地改变了命运。农民有了自己的楼房和汽车，完全没有饥寒之虑，甚至也要开始减肥了。在我看来，政治简直太神奇了：它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可以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成为研究生后，特别是成为博士研究生后，选修各种课程，忽然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基础学科，物理学、生物学、解剖学、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有一个共同的奠基人，即古希腊的伟大智者亚里士多德。我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发现他居然在好几个地方十分明确地说：在所有学科中，政治学是“主要的学科”“最重要的学科”“最高的学问”。如果换成任何其他人说，政治学是最重要的学科，那必定会被人们讪笑。但没有人敢讪笑亚里士多德。我自然十分好奇，便要深究其中的原因。我发现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是“最高的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幸福生活，而政治则直接决定着“最高的善”。我概括出了一个“亚里士多德之问”：为什么同一个区域，对同一批人来讲，有的时候落后，有的时候发达；有的时候富裕，有的时候贫穷；有的时候开明，有的时候封闭；有的时候民主，有的时候独裁，原因何在？答案就在政治制度，特别是产生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政治体制。政治学就是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它就是关于“最高的善”的学问，因此，它是“最重要的学科”。“亚里士多德之问”虽然距今已经2000多年，但在当代世界却同样适用。例如，同样是德国人，东西德分裂后，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结果就是一边穷困一边富裕，一边专权一边自由。可见，亚里士多德发现的其实是普遍适用的“政治学公理”，政治学确实太重要了。当代西方有一位很重要的政治学家伯纳特·克里克（Bernard

视频中的两位分别是：何兵，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李亚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

古今中外，多少哲人贤达盛赞图书馆：集古今一切圣贤遗产之大成，是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宝殿，是思想的疗养院、精神的粮仓、人生的驿站和加油站。多少有识之士从自己和他人的经历中，认识到读书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生活方式；读书能陶冶性情，涵养浩然之气，使人充实、明智、灵秀，周密、精邃、庄重、思辨，等等。四年多前，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从中深切感悟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疗伤治病。图书馆能够帮助人们抚平心灵创伤，摆脱精神困境。受到撤职处分后，我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2007年9月，我从山西省调到文化部工作。次月，参加中共十七大后，连续3个多月率队到文化部下属10多个单位和11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形成了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我执笔整理调研成果拟出调研报告，经文化部党组、部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达成共识，报党中央分管领导和中宣部同意后，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做动员部署。正当我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准备大干一场之际，突来晴天霹雳，先是被接受调查，半年后受撤职处分。受处分后，我面对现实，在反求诸己、痛定思痛之际，反复告诫自己：“败走麦城”，身陷逆境也是人生大学校、大熔炉。运交华盖、遭受挫折，理想信念不能变，精神身体不能垮，不虚度宝贵光阴，不白领人民俸禄，利用赋闲待业之机，读书写作去也。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慰、安顿好80岁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商量，在行政办公楼二楼安排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配上了书桌、书柜和一张床，供我读书写作。几个月后，又搬到五楼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在此开始了赋闲待业的读书生活。我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这间“紫竹书房”，读书、作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吃完休息个把小时，下午继续读书至六点多离馆。回家后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豆面之类，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前后十来分钟连煮带吃就对付过去了。周末、节假日图书馆的员工食堂不开伙，我就到附近的“庆丰包子铺”，买上二两肉包子或饺子，就着茶水吃下去。后来，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开了一间为读者服务的“品诺咖啡店”，每逢周末、节假日读书饿了，就到那里花18元叫上一份“碟头饭”，外加10元的素菜汤，倒也津津有味，比吃包子改善多了。晚上我则去散步、游泳或打球，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借用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加清茶淡饭的生活。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每天读书不辍，渐渐，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过了两个多月读书郎的生活。一天忽闻挚友———广东省文化厅长曹淳亮病危的消息，次日即乘飞机回广州。下了飞机直接赶去医院，总算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最后一面。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我们聊了近1个小时，没想到第二天他即驾鹤西去了。在亡友的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对他说：“我母亲最近的心情和身体不好，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陪陪她老人家。家里来访的朋友客人络绎不绝，你可否在中山图书馆给我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得下一张书桌即可，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读书？”李昭淳二话不说，当即爽快允诺。第二天（12月30日）上午，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馆。步入馆内，但见古树参天，林木荫蔽，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楼、院面积均不大，却历史悠久，可谓是广州的文北宋绍圣年间，即在此地点建起了学宫，此后数百年屡废屡建，至明代为广府学宫御书阁，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馆内番山亭前一副对联，道出了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广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真乃大都市潜心读书的一方绿洲、一块净土。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善本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刻印、曾长期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年代相近，堪称国宝。接着，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约10平方米的房间，已摆放好了书桌、书柜、沙发等，窗明几净，阳光明媚。我谢过了李昭淳等人，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过了多日，我才了解到，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太闷，隔三差五的来与我聊会历史、宗教，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还嘱咐在我“书房”旁边的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使我得以专心、顺利地读书和写作。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文德书房”读书、写作，元旦、春节、节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你元旦、春节每天都来馆里‘值班’，我们应该给你发‘加班费’。”我笑答：“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扯平了。”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两个多月时间，除读完十多本书，阅读、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提纲。该书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二十多年前，我与年轻时的伙伴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时，就常常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图书资料。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作第二卷时，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肃反”、“大清洗”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他在本馆找不到，就专门致函联系请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帮忙查找。可以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完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稿后，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2009年3月10日，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紫竹书房”，继续过着“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我查找、复印图书资料。我每每开出图书资料清单，它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有时，我也直接到书库去查找图书资料，后楼走到前楼非常方便。爬格子手写的书稿出来了，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家图书馆的几位打字员轮流帮助我打印出来，使我节省了许多时间。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时间，到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命老区去实地察看、收集资料，请教当地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我先后跑了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上海等10来个省区市，收获甚丰，为构思写作奠定了基础。如此春去秋来，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经一年半努力，我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又着手把一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二卷中由我负责“切块包干”写作的部分进行修订。我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主要著作，阅读、吸收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整理了一批国内外的新史料，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增补了许多新史料、新论述、新感悟，每卷各增写了10万字左右。终于，在2010年12月25日，我校对完毕并签发了送往出版社的一、二、三卷全部书稿清样，总算做完了一件事情，顿觉如释重负。非常凑巧的是，那天上午，我刚托人把书稿送出，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单位报到。也许是苍天有意给我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一旦我完成了书稿，连一天也不让我休息。2011年5月，《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出版面市。我怀着丑媳妇见家公婆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观察学术界和市场的反应，等待着读者的审判。所幸的是，该书出版半年多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学术研究》、《粤海风》等国内几十家报纸杂志纷纷发表了书讯和书评文章，或连续数月选载了其中若干章回。国内几大网站也发表了书讯、书评或连载，数万网民在微博、跟帖上发表了令我心暖、心动的话语，其中也有几段不同意我书中的一些观点。许多革命老前辈及其后人、著名的专家学者给我来电来函，赞同我秉持的“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的写作态度及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热情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中宣部领导同志肯定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国家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读完全书后对我说，你这部书在国内出版物中创了两个第一：以五百年的历史大视野，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源起发展及艰辛曲折梳理清楚并说清楚，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部；以文学的体裁、文学的笔调写作严肃的政治理论和重大的历史题材，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部。这一切，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给了我今后学习、思考、研究和写作的启迪及动力！该书出版一年已三次印刷，第一、二卷发行了各十多万册，第三卷则发行了二十万册。《社会主义在中国》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选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2年资助出版项目，将被翻译为英文版在世界发行。我在感恩社会、感恩读者的同时，自然会感恩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因为这本书是在这两个图书馆怀胎十月呱呱落地的。更重要的是，这两年多在图书馆的读书生活，使我得以冷静下来，全面反思我们党和国家走过的道路、当今中国的社会信仰和道德建设的状况、当下种种令人喜忧参半的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等，系统清理了自己的思想，想得很多很多……

从那时开始，只要说到让孩子读书，马相伯老人就办学“上瘾”。他像割肉噬虎的佛陀，可以拖着年迈的身体粉身碎骨。一生中，马相伯用一己之力办了复旦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

读天下，享生活。杂览主义与理性思考；风花雪月与人文理想。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是丛书第二卷。作者陆威仪认为，“南北朝”这一名称尽管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分裂的事实，但它同样表明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并将其视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时期。

新疆、青海、西藏需要加30元运费。如遇特殊情况、临时变动不能发货的地区，请谅解！

不管处于何种精神状态，我们都能从他们所散发的智慧之光中，汲取我们需要的光芒，以驱散存积于我们内心的阴影，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在匆匆之余停下脚步，发现生命都各有其意义，生活都各有其美。

编者按：《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杂志2021年第1期发表了何艳玲教授对俞可平教授的专访，题为“中国治理之谜”，该访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展示学者的学术道路与学术观点。俞可平说，中国改革之谜底，就是治理变迁，这是他直接关注治理的原因。中国的国家治理既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也要遵循人类的一般规律。在谈到学术立场时，俞可平表示自己不走极端，奉行“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的原则。在谈到任北大院长的体会时，俞可平说，一个好院长重要的是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学者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二是，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老师的正当权益。当问及有何遗憾时，俞可平回答道，很多有关国家的理想还没实现，希望治理现代化真正能够促进政治的发展。最后，俞可平提醒学界同行说，现在我们过于担心国际化“吃掉”我们，所以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甚至到了以“中国特色”抵御普遍公理的地步，这是有害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文/俞可平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曹文轩老师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国内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曾多次参加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著有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韩等文字，获得的国际知名大奖多达40多项！

11936年6月13日，德国汉堡市海军训练船正在举行下水仪式，阿道夫·希特勒突然出现在活动现场。此时所有人都向希特勒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礼。只有一个人不仅没有行礼，还环抱双臂，露出了一脸的轻蔑与不屑。很快，他被举报。他的妻子因为是犹太人，被纳粹杀害，他的两个孩子也因混血儿身份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他自己则被送进了监狱，再后来被送上了战场。1944年10月17日，他死在了克罗地亚。1991年3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上首次刊登出这张照片，并向世人询问他的名字，他的女儿认出：那是她的父亲。此后的日子里，他在这张手臂丛林的照片里，接受来自全世界亿万人的注目礼。他是奥古斯特·兰德梅塞(1910-1944)。

1945年4月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虽然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六十年后热爱自由和和平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六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执掌大权的。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可以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可等到战后，纳粹德国的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德国在希特勒独栽之下获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如果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这位战犯的话并不是简单的自吹自擂。希特勒的执政经历表明，独栽统治确实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憎。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再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这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和信息的封锁，使得人们产生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而且广大下层民众也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连体育，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为了开好1936年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不但允许一些德国犹太人优秀运动员代表德国参加竞赛，甚至还任命犹太人沃尔夫冈·菲尔斯特纳尔负责管理奥林匹克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当时，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为他所蒙蔽。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和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从1920年3月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国内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年，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3月，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没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说：“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垄断在手的绝对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什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对记者声称，他这么多年来谈论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断地重申德国的和平愿望与计划才能一点一点地为德国人民赢回自由，使他们获得下一阶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尽管古德里安将军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过，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希特勒在把德国和欧洲往深渊里拖。但是，这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制。“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栽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保证。就思想文化控制而言，有着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大系统。比如，1934年1月设立了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负责监管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1933年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戈培尔有句讲宣传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为了维护谎言，除了继续说谎之外，密探、监狱和死刑，总是纳粹极权政治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希特勒的监控体系卓有成效，比如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建立了周详的档案系统，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设立案卷。比如，大学生里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这样一来，大学老师的政治态度，也就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环境，老师上课自然也就会倾向于跟纳粹党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在这样的监控和镇压体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异议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1938年之后，纳粹德国政府内阁就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议，部长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单独工作，甚至连部长也常常是从报纸广播中才知道德国政府做出了什么决定，或者颁布了什么法令。在政府机构之外，设置了一个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纳粹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口号是“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就连后来成为战争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也说：“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的手中。”当然，纳粹德国也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相互制约。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国内不再有党争”。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不仅取缔了共chan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而且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这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没有了在野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了，纳粹成为了德国一党专政的统治党。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纳粹党党代会上说：“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1939年后，纳粹党籍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希特勒在德国实现了党国一体。与此同时，不断强大起来的德国军队也成了纳粹党的军队，成了希特勒的军队。德国国防军被党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军。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纳粹党，忠于希特勒。1932年2月，国防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勃洛姆贝格下令军人一律佩戴万字标志的军鹰徽。1934年8月，他安排全体国防军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1944年3月，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和一些积极的陆军元帅，又在给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书上亲自签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战争。希特勒掌握着德国的方向盘，即便开向悬崖，德国也无人能够阻止。除了去世、谋杀、政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希特勒下台。纳粹德国没有改弦易辙的内部机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黄油，他也可以使德国人都不要黄油而只要大炮。这种制度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制度。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想不疯狂，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德国紧接着就是大难临头。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这成了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全线退却，可他依然在大谈“最终胜利”，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希特勒发动战争非但没有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而且丧失了领土，德国还被一分而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栽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1914年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事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它不但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倒是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纳粹德国的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鲜花结出苦果，除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仅就德国内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约希特勒滥用国力的机制，是德国崛起成了世界性祸害的重要原因。德国的历史表明，国家需要发展，但为了发展崛起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富强一旦成了简单的无条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种国内危险，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危险。往期热文精选：往期热文，点击下面文字链接阅读👇我把母亲送上了刑场（泪奔）记忆丨刘索拉：小女生为加入红卫兵苦练骂人本领余华：为什么国人如此焦虑？（深度）多少人在乐此不比地缴着智商税！国人为何热衷于炫耀？（一针见血）从“郎君”到“老公”——中国丈夫称谓“堕落史”“性爱机器人”再曝新消息，令无数人哗然！明清书话（音频）：财商是如何炼成的？一次嫖娼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副院长：我有钱有权的同学,

我们惊讶的发现，很多人都会说这么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大家是从哪里听到这句话的。也不知道国内是谁第一个翻译出这句话的，我们只想说，如果翻译者是水平不够算了，如果是故意翻译错的，那真的是害人不浅了！不管谁翻译的，这句话在国内流传度之广已经无法想象，很多电影甚至拿这句话作为台词：我们都在说毒鸡汤毒鸡汤，这句话或许是目前最毒的那碗鸡汤了。虽然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安抚的效果，实际上却助长了非常多的不好的东西。那么这句话哪里来的？很多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美国大法官休尼特说的。但是我们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查遍美国大法官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找到休尼特这个人！可怕吗？这句旷世名言竟然是一个不存在的人说的？唯一接近的是这个人：他的名字正确的翻译是：高登·赫特，休尼特其实也是不正确的翻译。他是美国人吗？给大家看看这位老先生的打扮就知道了：非常明显，这绝对不是美国的打扮。没错，他是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当然，从打扮来看是比较久远的。1870年出生，1943年逝世。那么他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抱歉，也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的语句源头我们分析有这么2句，理论上可能是拼接+改装而来。原句1：Justice

关于王小波去世的一段旧事。王小波和当时的御用作家们格格不入，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另类作家。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家，这自然也就招来同行们的嫉妒。所以，王小波的葬礼上没有一个作家前去吊唁。王小波已经去世多年，可他的文字依旧活跃在我们的世界里。第一次接触王小波的作品，是在高中的时候，当语文老师在教授文言文阅读技巧后，我则偷看他的《黄金时代》。作为王小波长篇小说的代表之作，《黄金时代》获得了无数荣誉，可我们似乎忘却了王小波那令人扼腕叹息的去世过程。生前，王小波特立独行，默默无闻，似乎跟当时那个时代格格不入；去世，王小波获得无数报道，被捧为神一样的存在，还被来跟卡夫卡相比。他幽默、才情、放荡不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果王小波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会是社交网络上的超级大V，一定会一呼百应。可惜王小波走得太早了，笔者如今看到案头的《黄金时代》，仍然怀念他。王小波常常被年轻人认为是人生导师，他留下了太多一针见血的语录。有人说，“王小波之所以特别，是和他所处的年代和国家的语境相辅相成的，许多时候他说的只是常识，但因为在那个语境里，使人更有回顾的兴趣。”在世时，王小波是一个文坛边缘人，当其他作家希望拿到一个个文坛荣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时，王小波却安静坐在房间书桌前，他把写作仅仅当成一个游戏而已。网络上有这样一个问题，王小波为何那么爱李银河？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两个有趣的灵魂，不论相隔多长时间，终究会在某个特定的时空相遇，或许这就是爱情的魔力。”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走进了婚姻的殿堂。1996年10月，妻子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年仅45岁。王小波去世两个半月后，他的姐姐王征写了一篇纪念弟弟的文章——《我的弟弟王小波》。王征在文章写道：“小波是由于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导致心力衰竭死亡。可我知道，这种病引起的心力衰竭是逐渐发展的，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12月份看到他,只有懒懒的样子（现在想，那已是心衰的表现），离他去世只有4个月，病情不该发展得这么快。报告中还提到，他有冠状动脉硬化，而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者有25%的病人容易发生血栓。”王小波去世的过程非常痛苦，他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挣扎了几个小时。王小波的弟弟王晨光在其去世的房间里发现了异常，“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痛苦离世的。”这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一幕，他一定是忍受不了病痛撞墙啃咬墙壁而死的。去世前，王小波一直在拼命写作，“几乎整天整天坐在电脑前”。同时，王小波又特别喜欢饮酒，这一切都加重了心脏的负担。李银河更没想到，自己和王小波最后一面，竟然是他在机场送她去英国。由于无法立即赶回来，王小波的葬礼是朋友以及王小波《时代三部曲》责任编辑钟洁玲等人的操持下举行的。王小波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一号厅，钟洁玲很快发现，没有一位作家前来吊唁送行。从王小波去世再到开追悼会这段时候，由于《时代三部曲》没有印刷出来，大家把这3本书的彩色封面打印了出来，铺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王小波的一生，真正体现了“生前寂寞，身后哀荣”，各位都有幸见证这一后边半句。一个作家从生前的默默无闻，到去世时的无比痛苦，再到如今的洛阳纸贵，而他作品中的语句很多都成为年轻人的口头禅。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也许只有真正理解王小波作品的人才会懂。[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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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在今年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在致辞中，俞可平老师高度评价了同学们在防疫期间所体现的坚强、忍耐、克制、自信和包容等优秀品质，特别强调了包容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包容就是包涵和容纳不同于自己偏好的人和事物。正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包容精神，成就了北京大学的伟大。包容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是因为它是人类团结合作的心理基础，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包容体现了人类的博爱和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境界越高，他所爱的范围就越广，他的包容心也就越大。尊重他人的选择和偏好，是文明进步的体现。包容也是内在的力量，是自由和活力。对他人包容，就是给他人自由。发展需要包容，包容才能发展，只有包容性的增长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增长与发展。文/俞可平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亲爱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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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前写关于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文章时，就想到了《颜惠庆自传》。当年阅读时没有太多印象，现在读来却颇多感慨。书中的一些思考，使得这位饱经沧桑的外交家就像一个“吹哨子的人”。他的“哨声”穿越历史，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遭真倾听和思考。颜惠庆（1877-1950年）我的这部自传也许简单平实，但所反映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受到启示，纵使不难借此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的认识。

企业家要赚钱，就要对人性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乔布斯不搞市场调研，但是他的产品一出来就有很多人买。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弄个梳子卖给和尚，你可能会成功地卖出去，但是这就利用了人性弱点来赚钱。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创新、冒险我本人研究企业家30多年，第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读书》杂志，现在已经32年了。但是我真的不敢给企业家精神下一个定义，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企业家精神不是一般人可以琢磨透的。我原来总结过企业家的几种精神，比如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能够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办法、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解决了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人，那我们可以称为企业家。刚才讲到创新冒险，其实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意味着你的失败率非常大。我们大部分人应该说是循规蹈矩的，习惯按照既定方针办事。确实有一些人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喜欢与众不同，并且这种精神在今天主要表现在商业上，因为我们一般讲的企业家就是商业企业家。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其他领域看到有企业家特质的比如政治企业家、制度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甚至我们真正做好一个大学也是需要企业家精神的，比如蔡元培。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企业家精神，因为我们总是会面临着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要解决。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就像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歌唱家，所以企业家还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他在人类里面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未来社会进步，仍要靠企业家的想象力来推动第二点，我们人类从古到今的发展几乎都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精神的展现和发挥。十万年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此再走向亚洲、美洲、欧洲，这就需要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人在海外也很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这种精神的普遍性，使我们在现实中也看到好多有名气的企业家。我们人类长河当中企业家精神是被压抑的。在中国，我们压抑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科举制度，我们将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用教育的方式、科举的方式吸引到政府，为皇帝服务，循规蹈矩下去，这是人力资源巨大的浪费。当然我们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一般地位比较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采取产业政策最早、最长的国家，重农抑商就是当时的产业政策，所以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高，即使他可能富有，但富有之后还要买土地、买官，才能够提高社会地位。人类只有在近代，大概两三百年前，西方才开始使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中国只是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家精神才真正得以发挥，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崛起，这段历史可以用很多企业家的故事讲清楚。那么未来的企业家精神会是什么样？约瑟夫·熊彼特曾说过未来的创新会变得程序化、官僚化，变成完全是官僚的大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在西方我们看到创新最多的部门都是私人的，不是大公司。我相信未来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东西一旦用程序化的方式比如大数据可以解决的时候，就不是企业家的职责了，企业家职责不是用程序化的方式解决问题。企业家有对未来的一种判断，这是数据里面没有的，要靠我们的脑子去想。一旦企业家精神不再发挥作用的话，人类的进步就停止了，我们就进入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循环经济，我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那样的。我相信未来人类仍然是要靠发挥企业家精神来推动进步。我特别强调传统企业家是套利型的企业家，现代的企业家更多是创新型的企业家，我们需要的所有新产品全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创造也会丰富想象力，所以企业家的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企业家，会利用人性赚钱，但不利用人性弱点赚钱第三点，有人喜欢用狼性文化来诠释企业家精神，我倒觉得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我更看重企业家赚钱靠什么？传统的话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如果你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不能给别人创造价值，那你赚的钱就不是企业家应该赚的钱。我觉得这是市场的问题，你要自己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带来好处。靠欺诈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持续赚钱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如果没有任何政府赋予的特权，没有欺诈，一个人变得富有靠的是什么？一定是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他收取的费用，多出的那一部分就是消费者剩余。企业家要赚钱，就要对人性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人性的理解比你搞市场调研要重要很多，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乔布斯不搞市场调研，但是他的产品一出来就有很多人买，因为他知道什么是人类最喜欢的，最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人性也有很多的弱点，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弄个梳子卖给和尚，你可能会成功地卖出去，但是这就利用了人性弱点来赚钱。另外，企业家利用政府创造的特权赚钱也是不道德的，他只是在掠夺别人的财富。很多经济学理论忽略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第四点，我们当下中国或者过去一百年来，甚至更久之前，很多经济社会体制的争论，其实质都涉及到怎么看待企业家，能否理解企业家的问题。典型来讲，我认为计划经济是不理解企业家的。尽管马克思强调了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但它也没有真正理解我们所讲的那些企业家精神。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理解企业家精神，主流经济学理论把企业家精神排除在外了。比如说，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人的偏好是技术指定的，所有都是技术问题，只要将数据输进去，按一下键就可以了，甚至不需要判断。直到今天，这种后遗症仍然存在。我们认为投资很重要，但是我们从来不想谁投资？我们觉得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是一样的，但既然私人投资能带来经济增长，为什么政府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呢？我们认为技术进步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思考过谁能带来技术进步？只要政府投入了经费，又有财政支持，我们就可以有技术进步了吗？以上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忽略了企业家，我作为经济学家也必须坦诚，经济学家是有责任的。我认为企业家跟其他要素不一样，要素是可以替代的，企业家是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企业家是没有形式化、数据化的，企业家所有的行为方式没有办法用数据刻画，如果他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就不是企业家。但是因为我们经济学要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所以我们理解的那个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我们脑子里构造的市场。我想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企业家不能够恢复他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或者说我们经济学家不能够真正理解市场怎么运作的，认识不到企业家为什么如此重要，那我们就不理解市场的经济，我们就会得出好多错误的结论。政府过多支配资源，会压制生产型企业家最后要强调一下，现实当中其实企业家有两类。一类是生产型的企业家，另一类是非生产型的企业家。生产型的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非生产型的企业家不创造财富，甚至毁灭财富，所以怎么能够使得真正的生产型企业家兴旺起来，而让非生产型的企业家没有用武之地、没有生存空间，就变得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有很好的制度改革，很多的情况下政府过多支配资源，好多企业家都变成了非生产型的企业家，他赚钱不是因为生产了消费者喜欢的东西，不是解决了我们社会需要解决的事情，而是因为利用了政府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对政府的行为做出有效地控制，尽量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这样企业家精神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才能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好处，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好处，那个时候我们担心的好多问题，包括道德的虚无主义等，都会比现在要少得多。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精彩视频】泰国人妖算什么？看看印度大片，不看后悔!！！看完这40张照片，才知道时间有多可怕！冯学荣：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财富”（深度醒脑）丰腴女人体摄影，美得像油画！成年人的崩溃，是从借钱开始的（深度醒脑）【精彩视频】讓人目瞪口呆的震撼表演，全程不敢眨眼！许子东：逃离北上广成为一种奢侈（深度好文）洪晃：上一代交给我的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柏杨解码：解读真实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现象我把儿子送到美国，一篇引发国人深思的热文..有一种自豪：无知到无耻！最新的俄罗斯走上正轨，颠覆你的想象！【隐藏起来的热文】学者周濂："中国式好人"绝不是好公民（醒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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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盗墓一般要两个人，比如打一个洞，其中一人下去取珠宝玉器，另一人上面用绳子系上来，但一开始，经常发生了拉绳人见财起异抛弃下面同伙而去的事。于是演变为盗墓团伙以父子居多，但也发生了儿子扔下墓里亲爹的事。最后行成行规：儿子下去取货，老子上面拉绳子，就再没出现过把人落在墓坑的事。如果这算是制度建设的鼻祖，那么不妨以贼为师。德国有习惯，前面的人喜欢帮别人扶门，有人说德国民众天生素质就高，其实也不尽然。真正的原因是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套规则，比如德国有法律规定，关门时不小心把人撞了，你得无条件赔偿，还得帮人医治。这些规定都很具体，操作性很强。还有遵守交通规则、按秩序排队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良好的行为就变成了习惯，这个社会就变得文明起来了。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这就意味着从概率上来说，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才行。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99.9%已是极限，除非出现奇迹。军方（也有人说是巴顿将军）就改变了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从此，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有一段时间，英国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多运多赚钱。很快弊端出现了：罪犯的死亡率非常之高。政府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制装船数量等等，却都实施不下去。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将付款方式变换了一下：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用。新政策一出炉，罪犯死亡率立竿见影地降到了百分之一左右。后来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还在船上配备了医生。其实无论在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里，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我们没必要非要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合理的组织制度，必然是授权与监督同时存在的，既相信你的能力，又怀疑你的本性，但我要用制度来激发你性格中天使的一面，还要用制度来威慑你恶魔的一面。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本性的好坏也是随时而变的，只有在明晰了名分之下的责权利，再有一套组织制度去监督，这样才能人尽其能，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环境。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句话说的好：不背叛，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这种利诱大到一定程度，人性阴暗的一面就会被诱发。千万不要相信人性，因为只有规则和制度，才能让人性的阴暗无处发挥！明清书话风花雪月与人文理想阅读+旅行+情感+故事。欢迎投稿主编：明清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此文学者周濂在中国人大哲学院开学典礼的一段致辞。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我很荣幸有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师在开学典礼上发言。首先我要向在座的各位新生，特别是本科的大一新生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因为我相信在你们兴致勃勃地收拾好行囊，满怀希望地赶赴北京的途中，一定遭遇过不少尴尬的时刻，比如在火车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开始试探着闲聊，当问到你的身份时，原本热闹的场景瞬间变得冷静，空气开始凝固：“哦学哲学的。”识趣的人会说：那可是很深刻的学问。不识趣的会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当然，或许也有求知欲旺盛的会问：哲学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让你感到些许的尴尬。我想要宽慰你们的是，类似的场景，在座的老师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我们都已经身经百战百炼成精了。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类似的场景中，有两个女人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

刘军宁：财产权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深度）北大出疯子，清华出傻子，人大出混混！精辟！勒庞：「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科学解释：为什么脑残意识不到自己是脑残!!雷颐

这一篇篇颂扬蒋介石的课文，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是蒋介石时代台湾进行个人崇拜教育的缩影。蒋介石被披上“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伟大”等种种光环，成了神明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