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想象，认为AI将把人类从日常劳动中解放出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也有相反的看法，为互联网巨头所垄断的AI技术，将会造成新的不平等。AI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世界和新的社会结构？4.

Weber)有关现代性起源及比较文化的论著，从这些论著我也进一步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传承及发展的复杂关系，这些反映在我早年有关晚清思想的研究著作里。本杰明·史华慈

原题：致一个轻灵而孱弱的灵魂

“我相信党，相信历史总会为我作出公正的结论”

王朝气数将尽，他能力挽狂澜吗？许纪霖丨“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许纪霖丨红舞鞋一旦穿上是停不下来的许纪霖等

钦佩之余，我也不想过分溢美。许老师也非高大全，有他的“狐格缺陷”。那就是他的“刺猬”之用“锐”有余而“精”不足，“求证”方面似应更为小心。这或许是鱼和熊掌兼得的苛求了，但想必许老师不会怀疑我的诚意。

他们从城市走到农村去，走到中国文化积淀最深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中去。中国文化的真正觉醒，就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觉醒，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走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和他们在解放自己中一道觉醒。

提问开始了，包括我在内，总共向他发出了12个问题。专业性都很强，哈贝马斯笑笑说：看来你们都深思熟虑啊！他很认真地一一作答，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落在他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化为一屡屡青烟。

作为市民社会标志之一的工商团体不仅数量增多了，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功能和组织规范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封建色彩较为浓郁的行会转变为初步具有现代色彩的同业团体，这种体制的转型大多发生在我们所论述的这段时期。

儒家与道家，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双重心灵。林同济是儒家？还是道家？从他对儒家的唯德世界观的激烈抨击来看，似乎他不应该是一个儒家。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他的观念意识与其行为模式之间常常是矛盾的。

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史铁生选择的是写作。但是，写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果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作为一种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那么人就会被写作囚禁起来，就会失去生存的意义本身。

辛亥革命是由革命党人与地方士绅共同完成的，从湘军崛起到辛亥前夜，士大夫精英抓住几场大的历史机遇，以省为单位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政治力量。他们除了上层是一批国家精英之外，更多地是中下层的地方士绅。

从西周到清代的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封建制、贵族制和王权官僚制三种不同的制度，西周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封建制，秦汉是有限的王权官僚制，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世贵族制，而宋元明清则是绝对的王权官僚制。

从西周到清代的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封建制、贵族制和王权官僚制三种不同的制度，西周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封建制，秦汉是有限的王权官僚制，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世贵族制，而宋元明清则是绝对的王权官僚制。

对市民生活而言，张爱玲是既在世俗又超越世俗，所以她能够欣赏市民的乐趣，而且将日常平庸的生活演绎得极其优美，因此又与一般的小市民在精神气质上（而非生活模式上）区别开来，成为市民文化的精神象征。

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在我小的时候，春节有春节的样子，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包汤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问题不在于做，在于做的过程，正是这个做的过程给人一种节日的氛围，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被快餐化、社会化了。

显然这个问题是可以来讨论的。现在有一些新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复旦大学的白彤东就非常强调，儒家的精英贤良政治可以补充现代政治的不足。因为现代政治有一个问题，因为一人一票，人人平等造成了“重量不重质”。

这部书高度抽象，张先生做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最受行内佩服的是他从内部研究思想史的变迁，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非常熟悉，从宋明理学，朱熹，王阳明有非常清晰的理解，不是资料性的片断的，而是整体的脉络性的。

我记得当时华东师大有位老先生徐怀启，他是圣约翰大学博士毕业，研究的是基督教，然后又在圣约翰大学做教授，1949年后到华东师大，他自然一直待在冷宫。直到我们进了大学后系里才让他每两周开一次基督教讲座。

在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之中，地方社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杜赞奇在他的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以“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各种伪贵族们，不再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膺品，充斥了我们的时代。教养、责任与自由，这些久违了的贵族精神，究竟又在哪里？

魔都与帝都，近代中国一南一北这两个城市，为新崛起的知识分子展现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空间，历史所留下的不同城市传统至今成为京沪两地文化人无法逾越的“围城”。

今年是77级入校40周年，文革后的前三届大学生，是当今社会的资深精英。许纪霖教授作为77级大学生，对他所属的那代知识分子作了一个理性而又清醒的自我反思。

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他们设计园林，把玩书画，吟诗作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

不过，春节将因抢红包而回归为节日吗？由无数个小众的、脆弱的“我们”所合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大的“我们”吗？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上。这块碑是林徽因的侄女林璎设计的，当时她只是耶鲁大学一名大三学生。看这块纪念碑要比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震撼得多。为什么？因为你感觉得到的，不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死去的生命。

一百年前，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掀起了启蒙的高潮，新文化终于成为了运动。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心，一直被认为在北京，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其实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

一百年前，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掀起了启蒙的高潮，新文化终于成为了运动。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心，一直被认为在北京，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其实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

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世人已经谈得够多。而以“中体西用”而闻名的一代儒臣张之洞，其实更值得一说。他比其他几位前辈同僚更为复杂、多面，转变大时代中的所有尴尬和冲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态中浓缩地展示出来。

西方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的是“信不信”，但中国的宗教具有实用性，如杨庆堃先生所说，乃是“神人互惠”，关心的是“灵不灵”。只要是能够保佑自己以及家人，哪家菩萨和神仙灵验，就拜哪路大神。

此后，我就转向了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思想和观念为中心，来研究思想史，开始有了观念史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差不多持续了10年。今年，我出版了《家国天下》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我的思想史的研究成果。

商务和编译所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晚清一代“旧派中的新派”：张元济（1867）、蔡元培（1868）、高梦旦（1870）、夏瑞芳（1871）、杜亚泉（1873），这群人年龄相差只是6岁，属于同一代人。

▌东方历史评论：您研究近代以来很多代际的知识分子，就五四新文化这一段来说，这么多年大家对它的研究、看法各种各样，且经常改变，如果今天让您评价五四，现在的态度会是什么？总体上您愿意更加正面地评价它吗？

张文江：刚才讲“濒死体验”，比如升到天花板附近的高处，看见自己身体在下面，周围有许多其他的人，很多有濒死体验的人都经历过。其实这种状态有些人在“入定”中也可能出现，到底这些是否幻觉，值得再研究。

从我自己这两件个人生活当中的经验，我看到：第一，确确实实死亡不是那么遥远，可能就在你身边。第二，死亡是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你不想讨论，但是你还是必须要面对、讨论的问题。谢谢！

Power）非常有意思。他说到英帝国的政治困境是“自由的理念”——无论何时当英国人搞专制，英国社会内部总会出现对这种专制的自由主义批判。所以，帝国要被英国人接受的前提是：不能让国内人民对自己feel

这样的讨论令人兴奋。纪霖身在欧洲、心系中国的发问和思考应该是我们的学问姿态，对中国危机的分析非常深刻；刘擎提出的自由主义的两面性的问题非常关键，也许这首先要求我们思考王利所指出的有力道的自由主义。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文明的复合体，中原中国、边疆中国和南方中国，各自代表了农耕、游牧和海洋文明，它们构成了文明意义上的“多元一体”。中国不是只有一个中原空间，还有游牧的世界与海洋的世界。

微博，今天看不到好文章，只看得到新闻，好文章都在微信那里。我慢慢又变成一个手机族，而且这个手机似乎二十四小时在身边，每一分钟离不开它，上厕所都得带着，怕漏了什么。不知不觉，我自己又变成一个手机族了！

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

也许我们整个图景是错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说现代的差别，这种图景更多是从日本来的，可能我觉得不管什么原因，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一点，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与所谓现代化之间的中国差得很远。

令当今研究者庆幸的是，周作人在世时常常喜欢谈自己：自己的情致、意绪和心境。我觉得，其中有一段话十分值得注意。他说，在自己的心头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会笑的人是最后笑的人”，各行各业的竞争背后谁能笑到最后？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是具有这种工匠精神的人，最看重的不是财富、金钱，而是最后能够在自己行业里面领先。

许纪霖：最后我想补充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中国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差异。中华文明等同于中国文明吗？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少会去想，人们总觉得这两者似乎可以画等号。事实上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Chinese

6月18日，《家国天下》推广会的第五站在北京举行，五道口的三联韬奋书店听众爆棚，许纪霖教授与施展教授的对话，讨论一个全新的话题：在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何为中国的新解读。

许纪霖：我不这么认为。重要与不重要是相对的，我只是从出发点而言。如果说你有情怀的话，一定是从身边做起的，而不是非常虚空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可能更重要。

我出生的家庭，我父母的家庭跟所有中国家庭一样，是我们中国这个大的社环境之下塑造出来的。我们好像有儒家文化，但却是不那么阳光的儒家文化，很复杂。我们当中有很多恩恩怨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是那么和谐。

这个问题，涉及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

刘文瑾：我前面所讲的，我们现在经济形势非常强大，然而我们自以为是理性的时候，其实是非理性的。我们的理性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情感，其实是非常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