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室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念诗。这两天，有读者问道：当前形势发展较快，我们能否从古典诗词中，汲取一点人生的经验呢？我回复他说，你这个问题很好。尽管我们刚刚经历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经验的汲取和水平的提高，也是不能停步的。然后，我就给他念了两首诗。这第一首诗，依然来自“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我是非常喜欢郑板桥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诗不怎么用艰深的典故，通俗易懂；再一个原因，他是诗人又是画家，所以诗读来有画面感。比如这首《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诗描写的是长在岩石缝里的竹子，简单的语言，却蕴含深刻的哲理。特别是，如果我们以石竹喻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长在岩石里的竹子。你决定不了天上要刮什么风。它今天可能刮东风，明天可能刮西风，东风西风的切换往往还是很快的。也许就会搞得你措手不及，来不及收拾衣服。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自然，咬定青山。然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一首诗讲的是现实，告诉我们要坚韧不拔。而我念的另一首诗，讲的则是未来，告诉我们要充满希望。这首诗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小至》。老实讲，我不太喜欢杜甫，因为他“不轻松”。他的草堂就在成都，我一次也没去过。但这首《小至》还不错，全诗是这样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这首诗是杜甫在唐大历元年的冬至前后写的，同眼下的时节接近。冬至以后，昼长夜短，阳盛阴衰。所以叫“冬至阳生春又来”。这句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岂不就像雪莱的那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妙啊！冬去春来值得期待，像诗里描述的一样，柳树会渐渐舒展，梅花会冲破寒意。人类则可以卸下厚重的衣服。孩子可以好好生生去上学，大人可以认认真真拼经济。所谓“天时人事日相催”。这就是天时催生人事的一种写照。当然，提到这首《小至》，我不禁想到在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老首长在年初的一次讲话中，也引用了这首诗。他用语重心长口吻，铿锵有力的声音提醒大家：再接再厉，同心同德，抓紧时机，埋头苦干。重温这首诗和老首长的讲话，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相信，我们还会继续迎来希望的春天。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前几天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位老前辈。闲谈中，他聊起了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几位主政者，其中就提到了一个名字，汪道涵。他说，汪老身上始终有种长者的风范，所以大家很早就喜欢叫他“汪老”。在汪老过世之后，有许多追忆他的文章，许多人也是被他独有的风范所折服。这是一种怎样的风范呢？1980年代，汪道涵在上海市长任内。01汪老德高望重，曾同志评价他有三个“老”：老战士、老干部、老先生。也许在老战士之前，还要加一个“老学长”。时间来到1933年的春天，汪老那年只有18岁，已经在交通大学物理系读书，是这所著名学府的老学长。我们感受下他的颜值，电影明星一样的。当年，交通大学是非常难考的，好多绩优生敢报考清华，都不敢报交大。在交大，汪道涵的“课外活动”很丰富，他经常在周末的深夜，出没在上海兴国路一带的街头。一个青年大学生，深夜在街头干什么呢？答案是，刷标语。原来，那时他已经由地下党发展，成为了一名党员。刷标语，是党派给他的任务。标语主要是刷给工人阶级看的，内容包括“反帝抗日”

根据我以往的体验，每年秋尽冬始的时候，特别容易陷入失落不安的情绪中。今年似乎也不例外。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我的办法就是读书，特别是读诗。比如，这两天我就在吟诵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曾经在美丽的扬州工作，对那里十分熟悉。这首诗应该是他离开扬州后，寄给尚在那里为官的朋友韩绰的诗句。作为一首典型的寄赠诗，诗人在其中表达了对扬州美景想念：尽管秋日已尽，但江南的草木想必还未凋谢。而从后两句可看出，诗人对二十四桥的名胜更是印象深刻，甚至用有点调侃的笔调说：二十四桥的明月夜里，“玉人”不知在何处教人吹箫呢？在我读到的关于“秋尽”的诗句中，这是难得不丧的一首。插一句，关于扬州二十四桥，南宋的词人姜夔还有一首名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由晚唐及南宋已百余年，二十四桥仍在。这就是时间的力量。把情绪沉淀在时间里，因此读古人的诗，总是能让人心态平和。除了读诗，还有一个保持积极心态的办法，就是去接收一些好消息，或分享一些好消息。比如脱离危难的，比如获得成功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家的好消息吧。我的外婆今年90多岁了，她患有严重的帕金森和耳石症。这两种病都易发眩晕，会突然让她失去平衡。众所周知，老人家是最怕摔跤，她今年摔过两回了，最近一次就在月初。医生说像她的情况，就算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何况是摔跤。不过，得益于近年医疗技术的发展，一种叫“骨水泥灌注”的技术，能让外婆迅速地站起来。而且这个技术的创面也很小，恢复起来很快。前天她出院了，是自己走着出院的。我们全家都很欢喜。冬天对老人来说是比较难熬的。希望全天下的老人都能健康长寿。也希望大家在熬过这个冬天之后，能迎来“日出江花红胜火”一样的，更多更大的好消息。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这场意想不到的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有人开始撑不住了，准确来说，是钱包快要撑不住了：收入骤减，甚至间歇性停摆，一家老小都等着养；人到中年，被裁员优化，面临行业洗牌；房价不涨了，但每个月房贷还要继续还；甚至国际大环境也不乐观：疫情肆虐、战争不断、中美博弈，前景似乎不明朗.....于是不少人产生了迷茫、焦虑、甚至崩溃。问我：未来的形势会如何，个人要如何发展，如何度过困难时期？

国营单位是时代的产物。而实不相瞒，我是国营单位的产物。它带来的记忆，既是荣耀的，也是忧伤的。01198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四川一个国营企业的厂医院里。算起来，我是这里的第三代。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企业的职工。1960年代，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当年的背景是三线建设，大量的工业企业被内迁。这大概是第一代职工的样子。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我的姑姑、叔叔和舅舅们，在成年后也以不同的途径，进入了企业。那时候管这个，叫接班。于是，两代人都有了同一个单位，整整齐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个人问题。老职工们似乎都认为，让彼此成为儿女亲家，是最好的安排。这不光是知根知底的问题，多少还有点“级别般配”的意思。我们那个厂是省工业厅管的，叫厅属企业，效益也不错，厂长的级别似乎比县长还高半格。所以，谁要是找了县属企业的对象，往往会成为大家嘲讽的目标。老职工们因此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女们“内部消化”。“咱们啊，就静等着吃喜糖吧！”经过这样的婚配，厂里的职工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等到我们这一代出生时，长辈已经会相互开玩笑说：到他们长大，再在厂里找对象，该不会就算近亲繁殖了吧，哈哈哈哈哈哈。02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国营单位的生活也的确是惬意的。我们那个厂远离城市，大门一开就是农村，大门一关就是社区。这个社区拥有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配套，似乎不出大门，也能在这安安稳稳过一辈子。这里有澡堂有食堂，有邮局有银行。厂区里的国营商店，供应时兴的零食，好多东西外面的供销社根本没有。刚才说到我出生的那家厂医院，只要是厂里的职工，看病也几乎是免费的。医疗水平说不上有多高，但很重要的一点，那里的医患都是友好的同事关系，能感到如春风般的关怀。当年接生我的医生，我管她叫阿姨，至今还和我母亲保持着频繁往来。孩子出生了，白天父母上班，没人看管怎么办？幼儿园都是次要的，企业还开办了婴儿室，专门照看不到三岁的儿童。下面是我两岁在婴儿室的照片，你们可以猜猜哪个是我。当这些孩子们到达学龄时，能够顺理成章地入读厂里的子弟学校。每天我们放学之后，就会来到工厂大门口等父母下班。不是父母接孩子，是孩子接父母。下班时间是五点，以大喇叭的音乐为号。大约4点45的时候，大门栏杆后面就会挤满了人。音乐声响，栏杆抬起，乌泱泱的人群鱼贯而出。我记得大人们常开玩笑的一句话：上班磨洋工，下班打冲锋。工厂的大门。厂里的人们工作好像不怎么累，但文化娱乐生活却很丰富。这里建了一座可以容纳千人的剧场，定期放映电影和举办文艺演出。剧场前的灯光球场，也是举办露天舞会的场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叫“企业办社会”：对单位来说，它承担了社会的职能；而对职工来说，单位就是他的社会。这里既像一个象牙塔，更像一个乌托邦。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剧变的发生。大约在这场晚会的时间，大家载歌载舞，其实这算是“最后的盛宴”了。03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国家第一次取消了粮票。外公对这件事情很兴奋。他是从“二野”转业下来的老干部，热情地拥护“邓政委”和他的改革开放。他认为，取消粮票这件事，是粮食开放供应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所以，外公在我的名字里取了一个“放”字。别人问他：老革命，你给外孙取了个什么名字。他会回答说：放，改革开放的放，解放思想的放。说实在的，外公的思想其实没那么解放。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思想就要解放得多。心思活络的舅舅，听到外面风起云涌的各种事情，并不满意在单位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一心想要搞点事情。在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他跟着几个哥们，背着单位的领导，去温州倒腾电子表。只是，他时运不济，那次没有踩准，还赔了不少。在单位里挨了处分，在家里被外公骂得半死。在外公眼里，这叫不务正业，叫投机倒把。舅舅从此再也不敢动这个心思。后来，单位效益开始变得不好，下岗的职工们自谋出路，也都被迫开始“不务正业”了。舅舅很后悔，说当时要是坚持下去，说不定早就成了。04对我而言，情况的变化是从子弟学校的变化开始的。老校长退休后，子弟学校的初中停办了。因为全校只有他一个人会教物理，他不在了，新老师也招不来，初中也就办不下去了。左后那个穿白衬衣的先生，就是老校长。很快，小学的教学质量也开始受到影响。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辗转托关系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我还记得，当时的择校费是500块钱。那段对我来说是极其难熬的经历。当三年级插班进去时，班里的同学已经相互熟悉了，我像是一个外来者，一个人也不认识。班里同学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单位，他们会比较自己父母的工作谁更好。但那时，我们那个厂，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困难户了。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对小孩子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融入新环境的问题。对大人们来说，就是自谋生路的问题。我们家最早出去打工的是姑姑。大约在1998年的样子，她自己一个人去往了成都，最开始寄居在朋友的家里。据她讲那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当时的通讯和娱乐都不发达。虽然两地仅仅相隔几十公里，离乡背井的感觉依然强烈。她后来对我说：晚上孤独时，只有一本《读者》杂志可以翻，翻来翻去，反复看好几遍。有一段时间，她又回到我们当地卖米线。国营厂出来的人，普遍面子思想重，面对热情冷暖，会让他们觉得异常敏感。她说，有一位以前她瞧不上的农村同学，应该做生意挣了钱。在她在卖米线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店门口佯装着晨练。就像在炫耀，扬眉吐气一样。很难，但要养家糊口，也要坚持下去。而我的父亲，也尝试过各种工作，比如开出租、夜啤酒之类。转学后，我的成绩很好，很讨老师喜欢。我记得班主任还到专门到我们的夜啤酒摊上来光顾过。其实，父母这些一直吃“大锅饭”的人，起初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家里真正好过一点，大约都在2008年地震之后了。这几乎是十年的蹉跎和低谷。05后来，我才知道，当年跟他们有同样经历的人，多达数千万。那在国家的历史上，也是一段不小的阵痛期。父辈的经历给我一个很大的认知，就是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意义的“铁饭碗”，片面追求稳定，是极其错误的。即便享受着稳定的当下，享用着时代的红利，也不能以为这是永恒不变的，始终要有迎接变化的准备，应对变化的勇气。可能有的人运气好，能一辈子拥有安逸的生活。但更多人不是。今天忽然讲到这些，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听到了不少悲观的声音。前两天一位朋友同我喝酒，他事业遭遇波折，整个人很丧。对成长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我们这代人来说，或许这是第一次，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也不太会安慰人，就把父辈的故事讲给他听，希望他能有信心。因为至少当年我的父辈，经历过比现在更大的困难。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最近因为要搬家，我开始清理家里的书。这些书是从小到大积攒下来的，被放到书架上取阅的只是少部分。大多数都被封藏起来，很长时间都不见天日。这回，我把它们一本本扒拉出来，如同在穿越自己的阅读史。有点被惊到了。比如，这本《周恩来传》，扉页上写着的购买时间是1999年12月。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关于这本书，几乎已毫无印象，只记得是外国人写的，翻译过来感觉有点奇奇怪怪。但另一本陈明显教授的《晚年毛泽东》却记忆深刻，阅读时间是2000年左右，书里面引用了大量原始材料，例如主席的书信、批示等等。我记得他在一封信里写到，自己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当时我寻思，主席为什么要住在山洞里，觉得很神秘。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山洞，并非是真的山洞，而是滴水洞，韶山的一个地名。这样的书林林总总，几乎都是关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和政治。在同龄人追着日漫和韩流，读着玄幻和武侠的时候，我却在探究着西安事变，以及“913”事件。在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一度在晚自习前组织收看新闻联播，许多同学会在这时趴在桌上打盹，仿佛就我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有一天，新闻播出张学良逝世的消息，他活了一百多岁，我试图跟女同桌表达我的唏嘘感叹，她没有理睬，戴着耳机听着周杰伦的CD。是的，那时周杰伦已经出道了。正如有的同学会乔装掩饰地，上课偷偷听周杰伦。而我会在朱同志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搞了小收音机，偷偷听他的“告别演讲”。甚至唯一一次装病逃课，是2005年为了追“胡连会”的直播。毫无疑问，这种兴趣在同龄人中，实在是显得有点老成，甚至是有点格格不入了。但我很幸运，中学时遇到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他与我有相似的爱好，会在课堂上，时常跑题，对着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大谈周扬、丁玲和胡风等等的文坛纠葛。我大概是他诸多学生中，唯一的知音。他给我推荐许多书，指导我的作文，给我很多鼓励。这些东西回想起来，大概就是这个传达室的起源。而我在这里，发现那么多跟我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得到他们的认可，获得他们的赞赏，实在是令人愉快。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在临近35岁所谓“职场分水岭”的时候，我特别感到，很多人没有选择，或者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职业。我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跟我差不多大。她打小时候起，就对缝缝补补、裁裁剪剪感兴趣，中学时就爱给同学做衣服穿，数次被请家长被批评。大学毕业后，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干了几年，最后决心辞职，到服装学院接受培训，而后开了一家自己的成衣定制店，做得很成功。她常说自己就是一名裁缝，可我们知道，她比大多数白领们过得开心自在。一个人的兴趣，好像是老天爷给的一把钥匙，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天赋所在。哪怕它是小众的，但只要是健康的，就无需掩饰，甚至值得发扬光大，成为你的标签，你的事业，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因为想到这些，就跟大家聊个天。文章的头图，我选的是2006年一部领导人的文选发行时，有两位小朋友在书店里阅读的新闻图片。他们不是我，但很像我小时候的样子。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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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我们这里结束了半个月的“原则居家”。居家期间，我主要看了一些关于周总理的书和文章。今天恢复营业，就先写这样一个小题目吧。大多数人都知道，总理的风格以严谨细致闻名。郭老曾形容他，“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新近看到的几个故事，让我对总理做事之细，有了新的认识。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学习。图为周总理在飞机上看地图。01时间来到1949年9月29号，距离开国大典两天。这天上午，周恩来从中南海勤政殿步出，乘车进故宫西门，再出午门，最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沿途每经过一个节点，他就抬手看一看表。跟随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注意到这个细节。他知道“周副主席”一定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果然，折返途中，周副主席对身边人员说：从勤政殿起步要5分钟，路上行车7分钟，下车等5分钟，上天安门城楼8分钟......总共需要半小时，太紧了，留点余地好。原来，周恩来刚才之所以频频看表，是测算从勤政殿到天安门的时间，以确保参加大典的成员能准时到达。在成元功的回忆录中，有一章专门写开国大典筹备期间的周恩来。他用了一个词：事必躬亲。比如，如何升旗，何时奏乐，怎样布置，周副主席都亲自过问。再比如，参加检阅的飞机数量不够，怎么办？周恩来就对空军讲：人家飞机多，举行重大活动是三架一组，我们飞机少可以先两架一组。第一组从天安门上空飞过以后，绕一个大圈，再飞回来参加二次检阅。这样，飞机少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段“飞机飞两遍”的故事，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它通常被冠以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名字《这盛世如你所愿》。因为后来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02按今天的词来说，周恩来绝对是个“细节控”。一个真正厉害的“细节控”，体现在普通人不会注意的东西，但在他眼里就能看出端倪。有一个材料很能说明这一点。它的讲述者叫周巍峙，是很资深的文化官员。1964年的某一天，他陪总理观看了一部话剧叫《赤道战鼓》。看这个名字或许能猜到，讲的是非洲人民革命的故事。看戏当天，总理没说什么。可第二天夜里，已经躺下的周巍峙，接到了总理打来的电话：我是周恩来，你查一下《赤道战鼓》里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你看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周巍峙同志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他一听就明白了：尽管当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我们是不赞成“革命输出”的。如果非洲人民是在斗争前学的《毛选》，就有“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斗争中学习，就属于单纯的学习经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周恩来过问的这个小细节，背后代表着对外政策的大问题。于是，周巍峙连夜查询，迅速就给总理回了话。03有一些老同志也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总理在话剧这样的小事情上很认真，在一些大事情上，就更认真了。比如，原子弹。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张爱萍副总长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打电话给总理报告。哪知道总理听后，没有表现出兴奋，反而沉默一会儿，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这一问，问得张爱萍措手不及。因为大家一时还无法提供数据，来证实这点。很快，各个测点的数据开始汇总。一位专家根据数据，分析出了爆炸的当量值，确认了核爆炸的真实性。这时，远在北京的总理，才接受了这个喜讯。1964年10月，周恩来是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现场掌声雷动。上文提到的周巍峙，正是《东方红》的总指挥之一。那个分析出当量值的专家，就是后来有“核司令”之称的程开甲。阅读关于周总理的材料，会发现有个“神奇之处”。那就是当年的许多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两件，来自“总理的关怀”。比如，对程开甲的关怀就是，学好普通话。那是在一次汇报后，总理大概感到程开甲的吴江口音有点难懂。于是，当场给他布置任务，“把口音好好改一改”。不过，程开甲后来改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程老说：“后来当我每次作报告，战士们反映听不懂时，我就会想起周总理的交代，

运营公号有几年的时间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算是有感而发吧，希望各位看完后都能重视起来。前几天发小突然来找我，到发文这一刻，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说是家里的老母亲突然心肌梗塞，砸了17万，人才得以从ICU中抢救回来。接着医生又提出要做心脏搭桥才能保证今后的生命质量，至少要再付出几十万。发小的条件其实挺不错的，一年收入30多万，按理说不至于到找别人开口借钱的地步。作为多年老友，我很想去帮助他，但同时心里又很纠结。借钱吧，知道治病是个无底洞，还上这笔钱遥遥无期，自己手头也没那么宽裕。不借吧，心里又实在是过意不去......最后拧巴了半天，转了几万块钱给他，想让自己内心好受点。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缓过来。在现实面前，我真的做不到和年轻时一样，把情谊看的比什么都重了。仔细想想，年过三十，虽然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但其实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掉进冰窟里出不来了。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新闻。江苏的吴先生，39岁，当了半辈子老师，安守本分，兢兢业业。而就在前几天突然出现在论坛上，请网友投票决定父亲的生死。他父亲骑电动车不慎摔倒，没想到一次小意外竟造成了严重后果，脊椎受损、肺部感染。从家乡转去省会城市的医院，做完两次手术休养半个多月后，父亲终于慢慢好转。可是一家人刚出院回到家中，父亲的伤口却又开始化脓，同时出现颅内感染、脑脊液漏、切口感染等问题。父亲不得不再次住进ICU，一天花费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医生告诉吴先生，如果保守治疗，短期内他父亲就可能有性命之忧，有可能下周末都撑不到。如果做开颅手术，康复的几率也很小，一百万花下去也不排除人财两空的结果。虽然吴老师和妻子都有工作，父亲也有医保。但医保能保的部分十分有限，加上后续未知的庞大治疗费与康复费用，这无疑是压在这个普通双薪家庭头上的一座大山。为了省钱，吴老师六七十岁的老母亲甚至不愿意去住旅馆，一直在医院长椅上过夜，看着老人一把年纪还要受苦，作为儿子他实在是心疼。但他除了是儿子，还是丈夫和父亲。如果倾家荡产，举全家之力也没保住父亲，那么活着的孩子、妻子和他就要长期负债，承受居无定所，艰难度日的绝望。种种考量，万般纠结，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吴先生决定发起投票，将父亲的生死交给网友。毫不意外，网络一片骂声：还没尽全力就让一群陌生人来决定亲爸的生死？这配当老师？吴先生配不配当老师我不做评价，但凭借我多年的社会阅历，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选”这个世界难题上，大多数人其实都会选后者。孩子患病，家长大多会砸锅卖铁、不惜一切，而年迈父母患病，成年子女首先权衡的是钱，是现有生活是否会受影响。因为当上有老、下有小时，“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试想，若能负担得起，谁会在老人与小家之间徘徊犹豫？谁会纠结于计算钱与生命哪个价值更高？没进医院的你，根本不知道钱有多不经花。拿最常见的癌症来说，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设备使用费等，随便一圈下来可高达几十甚至上百万，轻易就能将一个家庭几代积蓄全部没收。如今的我们，万事顺遂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还过得去。但意外一旦来临，大多都招架不住。不敢想，万一哪天我倒下了，年迈的父母如何安享晚年，孤身的伴侣如何支撑整个家庭？我们很难避免一辈子不遇到这些事情，也无法避免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冲击。但是有两样东西是我们可以决定的：第一，是面对苦难的态度。第二，是未雨绸缪的准备。至于如何准备？思来想去，发现其实也没太多的办法，就两条路：1、在利用好杠杆的同时，还要不断增加收入、控制开支，掌握尽可能多的存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2、对于结余比较少、收入增幅比较慢的读者，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和家人的保险配置齐全，用尽可能少的钱，把自己不能承受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本文不推荐任何保险产品）关注我的老粉丝都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在建议大家一定要把保险配置齐全，那是因为，这些年我在医院里见证了太多这样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很多时候都是一份很便宜的保险就能解决的事情。借此机会，想再给大家做点简单的保险科普，都是很实用的知识，希望大家耐心看完。相信大部分读者都已经参加了城镇医保或者新农合，因而可能会觉得已经后方无忧，那你就错了。虽然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医保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每年的灵魂砍价都能登上热搜。但在感谢国家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国家的医保只是基础医疗保障，毕竟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医保可报销的药品有2800多种，在市面上20多万种药物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在医保起付线以内、封顶线上以上、报销比例外和医保目录外的医疗费用，都是要自己承担。保险的作用就是在遇到疾病、意外等风险时，帮我们承担风险，把损失降到超低。假设一场病可能要花费80万，经过社保报销和医疗重疾险赔付后，没花一分钱，剩余100万拿来补偿患病后5年家庭收入损失，生场病也没影响家人正常生活。关注我的读者应该很多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相信，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治疗费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易掏的起的，就算掏得起，那又得花多少年来追回这笔损失？可以这么说，没保险的家庭就像一个脆弱的玻璃球，遇到冲击整个家庭就碎了。而有保险的家庭就像是一个皮球，即使被打压也能够弹起来。但保险不能瞎买。保险本身是有很高的门槛的，涉及金融、医学、法律三方面知识交叉。因为不懂相关知识，买错保险，最后赔不了钱的，大有人在，大家见过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了。为了避免大家掉进买错保险的坑，在此，我再次向大家郑重推荐我的老朋友，一家靠谱的第三方保险咨询服务平台：他们平台的保险顾问都非常专业，体验后感觉确实很不错，建议大家在挑选具体的保险产品前，都先去找他们做个全面的了解和咨询。他们家的「家庭保障规划服务」非常专业、细致，很多人亲身体验后觉得很不错。发生的悲剧，让我很感慨，所以特意争取了50个免费咨询的名额给到各位，先到先得，下文长按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只有50个，报名方式如下：传达室粉丝专属福利

前不久，一位上海的朋友带孩子来成都玩。刚见面，我就亲切地问小朋友：“叔叔带你去看大熊猫，好不好啊？”可是，那小孩十分老成地说：“先去三星堆吧！”朋友解释道，孩子从小就对文物感兴趣，不光上海的，国内国外的好几个大博物馆，都带他去过了。我一听，竟然有一丝羡慕，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遗憾。我的家乡是成都以北的一个小城市。那里基本没什么文化氛围，大人们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打麻将。1990年代的时候，由于乡镇企业带动了经济发展，曾经颇有名气。如今，它无论名气还是经济，都被隔壁的广汉超过。广汉，便是三星堆的所在地。图为三星堆博物馆。这是老馆，据说更新更大的新馆已经开始建设了，以后会展出今年新发掘出来的文物。大约在2000年的样子，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开馆，但名气远没有今天这么大。有一天，父亲去广汉参加战友聚会后，带回来一个纪念品。纪念品用精美的中式锦缎盒子装着，里面有一个仿制的青铜面具，就是三星堆纵目人的模型。那或许是三星堆最早的一批周边产品。这个青铜面具，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尽管它的底座，刻着“某某部队入伍20周年纪念”字样，但我依然把它当真的文物一样赏玩，几乎日夜不离手。现在回想，我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大概就是从纵目人面具开始的。当时，我试图在各种书里，查找关于三星堆的资料，除了一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里有提及，其他一无所获。于是，我跟父母说，想去三星堆博物馆参观。他们答应过很多次，从来都没有兑现。这成为我少年时，一个印象深刻的遗憾。以至于后来会想，一个小小的文物复制品，都能激发强烈的爱好，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如果那时候能身临其境，未来的知识水平兴许还会更高一点。当然，这一点也没有埋怨父母的意思。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小城，他们确实没有要带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意识。而相比一些同龄人，我的条件已经要好很多了。只是说，小时候的遗憾，往往会促使人长大后不断去弥补。工作之后，当自己逐渐有了能力，我就非常热衷，去各种博物馆和文物古迹。文章的头图就是我在卢浮宫的一幅画前。我也记得在2015年，在梵蒂冈博物馆拍下的这张照片。照片里，一群小孩在石雕文物面前席地而坐，听着讲解。他们眼神透露着的专注和好奇，是成年人所无法拥有的。这时你才发觉，有些遗憾，也是不能完全弥补。如今，我身边的同事们，但凡有点条件，节假日都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到各种文博场所。中国博物馆的参观量，近些年有惊人的增长。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报道，去年（2021年）国内的博物馆办了3.6万个展览，参观人次接近8个亿。即便在我的家乡，在今年三星堆考古大热之后，去广汉逛博物馆，几乎成为了有娃家庭的必打卡项目。但是，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也不要忘记，中国太大了，发展还不平衡。在广袤的乡村，还有大量的青少年，难以进入到博物馆世界。哪怕这样的机会，在成长过程中只有一次，也许就会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未来的道路有所不同。这就是，今天传达室想要传达的事情。今年，我室加入了“99公益日”自媒体合伙人计划。“99公益日”是由腾讯发起的公益活动，今年来到了第八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公益节日之一。自媒体合伙人计划作为公益日活动的一部分，旨在传播公益理念，号召更多人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今年的99公益日有一个亮点：首次推出了“一花一世界”的新玩法。从6月底以来，腾讯公益平台就面向网友，征集了8000多个公益梦想。有16个公益梦想在公益日期间上线，腾讯公益会对平台上的项目做严格把关。这时，每一位爱心粉丝，都可以通过捐出“小红花”，选择为一个公益梦想打call，最终促成梦想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网友们既是公益梦想的发起者，又是公益梦想的助力者，通过一朵小红花串联其中，实现了全民共创、全民参与的效果。而第一次参与99公益日的传达室，选择助力的公益梦想是：带1000名乡村儿童去看博物馆世界。这个梦想的实现门槛是500万朵小红花，只要达到，就可以成真。届时，将由专业团队去实施，并接受公众的监督。为此，我发起了传达室小红花梦想战队，我们的口号是“跟着传达室，一起做好事！”请大家跟我一起，加入到#种花行动，我室的目标是认领10000朵小红花，帮助乡村儿童实现博物馆梦想。扫描下方我室专属海报中的二维码，即可参与。P.S.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年腾讯公益大大降低了参与门槛。这次的#种花行动，不一定要捐助，如下图中的答题、捐步等动作，都能免费获得小红花，然后把你的小红花捐出。通过这样的互动，公益的理念得以传播，公益的梦想能够落地。今天捐出的一朵花，明天也许会开出一大片花海。考验我室凝聚力的时刻到了，目标10000朵小红花，大家冲呀！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参与！点击下方小程序或“阅读原文”，一块做好事！

今早一打开手机，刷到了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新闻。讲真，这个消息实在谈不上有多震惊。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但戈氏没有盖棺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似乎早已有了定论。去年底，苏联解体三十周年时，我室写过一篇小文章。今天就再捞一捞，略作修改，算是给这位逝去的历史人物，做一个微小的注脚吧。012004年6月，美国政府为前总统里根举行国葬。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德国的科尔，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都去了。代表中国参加的，是时任外长李肇星同志。葬礼结束后返程的航班上，李外长意外地发现，戈尔巴乔夫就坐在他的前排。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89年5月。当时，戈氏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中国，李肇星作为新闻司的司长，两人的级别差了一大截。如今时殊事异。李外长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走到戈氏身边，问这位“失去了国家的总统”：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为了避免尴尬，他还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李外长回忆说，听到这个问题，戈氏的面色变得有些凝重。但是，他还是回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言毕，戈尔巴乔夫没有再往下说什么。02苏联确实没有邓小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十月革命”以前出生的领导人，死的死，衰的衰。戈氏之前的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岗时间都没有超过两年，双双死在了任上。算上1982年去世的勃列日涅夫，莫斯科三年搞了三次国葬。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们年龄很大吗？也并没有，都比邓小平年轻，去世时都没超过80岁，属于天不假年。苏联实在经不起再来一个“中道崩殂”的领导人了。时年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被大家研究决定当总书记。不过，在资历深厚的元老面前，在众多的加盟共和国面前，戈氏实在是太年轻了。太年轻，就可能压不住阵脚。对比中国。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复出时，已经具备了无可比拟的威望。这种威望来自于三点。第一，他漫长的革命资历。早在1927年12月，邓小平就是中央的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如果说那时就算进入核心团队的话，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核心成员的资历，已经有半个世纪。第二，他带过兵打过仗。尽管没有授军衔，但邓小平几乎经历过武装斗争的全过程。从1929年百色起义到1949年进军西南。在讲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带过兵的人威望不一样。第三，他有业绩，得人心。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大力整顿混乱的经济，还跟“那四个人”狠狠斗了一番，赢得了民心。拥有这三个巨大优势，并且还相当长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当邓小平凭借极高威望推动改革时，不仅一切会顺利得多，而且保障了国家的稳定。03戈尔巴乔夫也搞改革。中国的改革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来就给出宏大的计划，还没整出什么名堂，就开始出书。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邓小平。那阵子，他号称“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基本已经进入了死胡同。面对邓小平，戈氏是抱着“朝见”的心情来的。行前，他在内部说，在邓的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自己都是个小字辈。邓小平一生跟苏联的关系很深。1926年，他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出生。1960年代，邓小平率领代表团跟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吵架”时，戈氏也只是苏联一个农场的职员。但是，邓公对这位苏联来的小字辈，却表现得相当“克制”。通常对细枝末节不太在意的他，在会见前却专门跟工作人员打招呼说：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个不寻常的举动，既表明了对中苏关系的定位，或许也表明了对这位苏联客人的态度。当时中国内部，也鲜有人看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耀邦同志就说过，“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邓小平会晤戈尔巴乔夫。04后来，也是在2004年，邓小平诞辰一百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记者的采访，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些。他说：“邓小平的贡献是：他创造了改革的气氛和条件，他没有在改革前就制定一整套改革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正确的......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这时的戈尔巴乔夫，说的应该是真心话吧。参考资料：《说不尽的外交》，中信出版社《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是20世纪的伟人》，光明日报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都出生在八月。比如邓公。今天是他诞辰118周年的日子。我室不打算搞一篇宏大文章，来歌颂他一生的辉煌业绩。就跟大家分享邓公的三个片段吧。邓小平晚年在家读报。01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有两个著名的画面。一次是在高速行驶的新干线上，身边围着的记者问他，坐这个车有什么感受？向来言简意赅的邓小平，用他那口四川话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另一次，是参观松下电器。邓小平目不转睛地，看着微波炉加热食品的演示，对这种新型家电似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次，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陪同参观，他比邓小平年长10岁。在随后的座谈中，谈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对松下说：请松下老先生和在座诸位帮忙。在日期间的某次恳谈会上，日本朋友还问他此次访问的目的有哪些？邓小平大概借用“徐福东渡”的故事，说，我是来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他随后补充说，所谓长生不老药，就是现代化的经验。在1978年一整年，邓小平一共出访了7个国家，是他一生中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这后来被普遍认为，他就是在给中国寻找现代化建设的药方。这一年，邓小平74岁。在新干线列车上。02搞现代化需要有科学的目标。中国底子太薄、人口太多，吃饭问题都还没解决。如果对标欧美式的现代化水平，是很难一蹴而就的。于是在1979年，邓小平提出先完成一个“小康”的目标。这后来被扩展为“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是邓小平一直心心念念的东西，是解读他晚年行动的一条主线。比如，现在比较少提及的，他的一次“苏杭之行”。那是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到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相对富庶的地方，实地判断“小康”目标的可行性。到苏州的第二天，邓小平就问省里的负责人：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说：自1977年至1982年的六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2月9号，邓小平在杭州刘庄宾馆，又问浙江的同志：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浙江的同志当即表态说，不成问题。这次苏杭之行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在返程的火车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处喜气洋洋。这一年，邓小平79岁。1983年，邓小平在杭州西湖。03不过，事物的前进过程，总是伴随着挫折，不会一直喜气洋洋。1990年，受到国内治理整顿和西方国家制裁的双重因素影响，中国GDP的增长只有3.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如果这个速度延续下去，“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就有可能无法实现。邓小平决心再次推动发展，这就有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故事，感到非常珍贵。这段故事，几乎可以视为“南方谈话”的序曲。但在《邓选》或者《邓年谱》中都没有记载。它出自跟随邓公四十年的警卫，张宝忠将军的回忆录。故事的名字，大约可以叫做“邓公的神秘来客”。那是在1991年夏季的一天，邓公有一位客人来访。这时，老人已经卸下所有职务，退休在家，鲜少见客。关于这位客人的名字、职位、年龄，书中丝毫没有提及。只写到了两人的对话。只听到客人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想跟您谈谈私人企业的雇工问题，到底雇几个工人算剥削？邓公一听，立即提高嗓门：这不是你的思想，你没有这个水平......请你转告，我们不要再争论了。张宝忠说，邓小平用这么高的嗓门讲话，是极少有的事，“不到必要的时候，首长不会如此”。在随后的谈话里，邓公说了一段语气很重的话：不要争来争去延误时间，延误不起了。我们搞改革开放，是新事物，对了就往前走，错了就改，争取不犯大错误。总要走出一条路来呀！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为后人闯出一条路来，见马克思也有个交代。张宝忠回忆，这位客人走后，首长“半躺在沙发上闭目良久”。他在一旁隐约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必须猛击一掌的关键时刻。果然，几个月后的一天，邓小平把张宝忠叫到跟前，对他说：你们抓紧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去深圳。这一年，邓小平88岁。1992年，在深圳国贸大厦。04从那时起，中国的发展，就再也没有刹过车。当年，邓小平在新干线上，说完“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后，还补充了一句：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到现在，“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也只差最后一步了。中国也早已有了自己的高速列车，高铁里程4万多公里，远远超过日本我在想，如果邓公还在世，会不会再鼓励大家说：我们还要继续坐这样的车。谨以此文，纪念邓公诞辰118周年。主要参考资料：《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跟随邓小平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近来，寄书的粉丝和出版社越来越多，表示衷心的感谢。收到的书里，一本陈云同志的传记引起了我的注意，书的名字叫《他影响了中国》。这个词用得很谦虚。不是改变，而是影响。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陈云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他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举几个事例，供大家学习。1982年12月，小平和陈云（右三）在团“十一大”会前的休息室里。其他几位你们认得吗？01时间来到了1948年底，马上就要进入“治天下”的阶段了。“治天下”的第一步，是要能顺利“接管天下”。我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算是沈阳。那时，沈阳拥有近200万人口，是东北第一大城市。能否顺利地过渡，真是一个挑战。好在沈阳军管会的主任陈云同志，是有大城市生活经验的。1919年，时年只有14岁的他来到大上海，进入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当店员。在这里，读了很多书，见过很多人，经历很多事，知识水平就增长较快。当然，不是每个在大城市打过工的人，都知道怎么接管一个大城市。那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如何保证城里的机关、设施、档案，都完好无损地拿过来？如何保证原来的人不撂挑子、不搞破坏？又如何调配几千人的接管队伍呢？1948年11月2号，当陈云带着一队人马，分乘17辆卡车，从大城市铁岭开进更大的城市沈阳时，已经给出了接管工作的“十六字口诀”：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当年沈阳解放时的“安民告示”这十六个字，说清楚了接管的分工、流程、方式和先后问题。因此，只花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就完成了给沈阳“变天”的任务。陈云的经验很快被中央转发，成为各地接管大城市的SOP（标准作业流程）。02陈云同志的口诀，其实多得很呢！他在这方面的输出能力，令人望尘莫及。许多难题，经他之口，就浓缩成简单的字句。建国后，陈云主持经济工作。工商粮农，千头万绪，又被他概括为十六个字：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想得越透彻，才能说得越简单。那么，怎么才能想得透彻呢？答案是，调查研究。有个老派的工作法则，叫“解剖麻雀”，指的是通过研究具体典型，发现共有规律。陈云解剖过麻雀，还解剖过猪。那是在1961年夏天，猪肉供应明显吃紧。为了搞清楚原因，他就“蹲”到了老家青浦县的一个公社。在公社里，看了十个养猪场，开了两个座谈会，症结就找到了。1960年代初，在外考察的陈云。原来，在“公社化”的背景下，母猪分成“公养”和“私养”。结果，私家猪活得滋滋润润，公养猪活得凄凄惨惨，前者每月长肉比后者多两倍。想知道猪肉为什么少了，就要到猪圈里转一转。调研后，陈云写了个报告。标题很直接，叫《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这份报告又被中央转发，成为依靠调查做决策的一个范本。03毛泽东很欣赏陈云。薄老曾回忆，有一次他向主席汇报时说，陈云同志工作很得力。主席听后，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要知道，薄老的水平也是不低的。他马上反应过来，就问道：主席啊，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他说，主席听后点了点头。那么问题来了，陈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只是次要的。真正的绝学，永远是哲学。据《陈云年谱》记载，自1938年11月起，陈云和在延安的同事，组织了一个以哲学为主的学习小组，每天自学，每周讨论，持续五年，马恩列斯毛读了个遍。五年之后，陈云悟出了对他至关重要的“十五字真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看似平常。但你细品，前半句是唯物论，后半句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成为他的座右铭，也是一生思考、行事、说话的准则。陈云同志（右1）在一次会议发言中。举个例子吧。1954年2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陈云发言时说：“万岁”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这话虽然有点“硬”，但是“唯实”啊！04不过，“硬”不是陈云最大的风格，“稳”才是。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稳得一批”：做事稳健，为人持重。比如，陈云搞经济，更在意效益，主张“步子要稳”，考虑“民生优先”，讲究“综合平衡”。周总理将其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综合平衡。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同志，影响很大的。陈云同志和镕基同志。陈云经济上稳，政治上更稳。1978年12月，陈云在家里见了刚从监狱获释的，刘少奇遗孀王光美。他心里很清楚，刘少奇案是个大冤案，但他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但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定性。要逐条甄别，重新调查，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稳不稳的关键，是看克制不克制，不要被情绪和情感左右。研读陈云的历史，会发现自1962年后的十多年时间，他都因病休息，一般不说话。一般不说话，但说话就不一般。1981年初，审判“四人帮”时，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都主张死刑。陈云不知经过了怎样的“交换、比较、反复”，表示了明确反对。他甚至说，如果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不同意”。而他反对的理由，可谓一针见血：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这让人想起了毛泽东，对陈云的另一个评价：“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05要论得到毛泽东赞赏的次数，邓陈可能旗鼓相当。所以，他们也是仅有的，横跨一二代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关系很好的。印象中，邓小平一生大约只写了“一首半”诗。半首是写给上海的；一首是写给陈云的。那还是在1938年，陈云与于若木结婚。之前，他常年劳累工作，经常狂流鼻血，组织就派于同志来做看护工作，两人因此喜结良缘。邓小平从前线回来闻得喜讯，便借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合的典故，赋打油诗一首：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建国之初，邓陈在一起的照片。他们有很多共同点。譬如，话都不多。而且都喜欢用动物，概括自己的理论。邓小平有“猫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谚语他第一次引用是在1962年，借此说明对农村经济的看法。陈云则有“鸟论”。主张“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笼子大小要适当”。“猫”和“鸟”之间差别很大吗？《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说：我觉得更本质的差别，在于邓小平想大胆地向前走，陈云则是比较小心地向前。如果用经营一个公司来比喻，陈云是有经验的财务官。或许，再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陈云是最理想的合伙人，又稳健、又细致、又低调。05到了1990年代，陈云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元老，还是低调得很。有一天，身边人说电视台正在放一部剧叫《陈云出川》，讲的是他长征时受中央之命跋涉几千公里，远赴上海的传奇故事。可是，他听说后提起笔来，给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停播此剧。陈云似乎并不想，凭借自己非凡的经历传世。但是，他却多次手书自己的那段“座右铭”，赠与后辈。在办公室题字的陈云。后来，在陈云的墓碑上，正面是他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介绍。而墓碑的两侧，一边刻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另一边刻着“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或许就是他最愿意留给世人的东西。主要参考资料：《他影响了中国》，天地出版社《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接收大城市的

前两天，我跟朋友讨论到“寒门是否难出贵子”的话题时，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李瑞环。在江同志当年的班子里，李同志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出生草根，原本是一位木匠。既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拔尖学历，从最底层做到最高层，堪称史书级别的逆袭。从他的经历里，我们能吸取到哪些人生的经验呢？1992年，江同志在向记者介绍同事，左三为李同志。01

最近，我的心情很差。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好多地方物流停摆，公司的业务大受影响。原本的销售旺季，反馈上来的数据却惨不忍睹。关键面对这种情况，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选择等待。真的是一整个emo住了。消极的情绪就像一片沼泽地，一旦陷进去，沉下去容易，拔出来困难。我想我还是看看书吧，重温一下江同志的故事。我知道他历来是乐观主义的，也许能学到一点，人生的经验。一汽的解放牌汽车下线。01时间来到了1954年11月，时年28岁的江同志从位于上海的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现为中国联合工程公司），调到了长春市郊筹建中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十里洋场到东北大地，生活上的差别非常大。在上海时，二分局的办公地点先是在外白渡桥旁边的上海大厦，后是在外滩的太古洋行，都是极尽繁华的地方。在老同事描述里，他们在上海过的完全是都市白领的生活：晚上下班坐车到淮海路走走，在西餐馆里，一碗罗宋汤，一块足足一厘米厚的大牛排，外加免费的面包、红茶，总共才七角钱。要娱乐嘛，电影院一张门票才三四角钱。上海大厦。这位老同事名叫谢启增，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宁，作为技术人员和江同志一起来到了一汽。创业初期的一汽，不要说罗宋汤和大牛排，就连热水都时有供应不上。“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环境里，甚至还有同事夜里在宿舍的门口，遇到了双眼发绿的疑似狼的动物。谢同志感到非常不适应，情绪低落。江同志经常安慰他说：汽车厂正在建设当中，目前我们遇到的都是暂时的困难，以后会好起来的。说这话时，江同志的生活现状其实也不怎么样。他在上海时就已经当科长了，但在这里不得不和六七个人一起挤集体宿舍。宿舍里环境如何呢？有一位室友回忆道：房间里床挨着床，行李和洗漱用品都放在床底下，十分拥挤。我记得江同志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Please

昨天，我打算在家里囤点罐头。有备无患嘛。罐头的品种可以很丰富，而且耐储存，非常适合作为“战备物资”。可是，当我打开某购物App，搜出琳琅满目的罐头食品，却犯了难：由于平常很少买这类东西，一时竟不知哪个牌子好。这时我忽然想起，要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罐头还有卖就好了。那是江同志多年前亲自指导出产的，品质一定顶呱呱！回顾往事，小小的罐头里，也蕴藏着做工作和干事业的大学问，值得我们品味。1950年，上海外滩。01

昨天，我刷到《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的一段采访。他说：“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律，那是一种无比的喜悦。”当年明月写出了畅销百万册的书，至今仍选择留在体制内，现在已是某直辖市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讲的这个话，类似的我也听一位朋友说过。这位朋友身处政府核心部门，但跟在企业的同学比，收入还是低。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就说：“在这里能见识很多东西，知道国家是怎么运转的，比较有成就感。”在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资源要素的分配，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就是在了解国家的运转方式。今天的书便是关于这个主题的。01《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我猜想好多朋友一定都听过或者读过这本书。它的作者是复旦大学的学者兰小欢。作为一本偏“严肃”的经济类书籍，它实在是有点火“出圈”，去年还获了好多奖，得到了许多大V的推荐。为什么这么火呢？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极其容易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中国政府在经济大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我们国家，政府不仅仅承担基本的公共服务，还要承担经济发展的目标。通俗点来说，就是不光要“分蛋糕”，更要“做蛋糕”。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GDP从当年的0.42万亿美元，增长到去年17.7万亿美元。“蛋糕”变大了40多倍。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也一定有可以总结的经验得失。这本书里涉及到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带来哪些重大影响？跟日后的“土地财政”是否存在关联？-在大规模投资中，政府的推动力体现在哪？如今林林总总的诸如“城投公司”之类的融资平台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有的城市能抓住产业革命的机遇（例如中部某省会）？这其中主要官员决心起到多大作用？-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样可以拉近这些差距？以及为什么要提出“国内大循环”？这些话题，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大。但作者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成功地结合数据、故事和观点，让经济学的门外汉也能读得下去，读得进去。02《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上一本书偏重讲经济，这一本书偏重讲政治。作者是郑永年。他在国内出版的书不少，但似乎专著不多，大都是文章合集。但我感觉这一本编辑的水平高，书的整体性比较好。尽管，前面部分讲内政的，远比后面讲外交的精彩。网上有不少人批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作者的学术功夫体现在，他能够从政治学的角度，精妙地总结出近年来一些体制改革的实质。比如作者认为，随着监察制度的完善，形成了党内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同时，作者也提出了问题：三权之间应该怎么配合？相互之间的边界又在哪里？发现问题之后又如何处理？书中，诸如此类分析还有很多。前年八月，郑永年教授出席了最高层举办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这个显示，他的学术是得到官方认可的。03《岁月留痕》书名很小，叫工作纪事；事情很大，几乎都关乎发展的命脉。顺着主人公的时间线，这本书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主政上海、主管国有企业和主持立法。邓公曾经讲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这张牌打得响，跟上海连续几任主政者是分不开的。邦国同志接棒朱同志，直接操盘了上海的开发开放。从书里会发现，关键的几招，往往会决定一个城市的命运（譬如，洋山深水港）。上个世纪90年代起，改革进入“阵痛期”，“痛”得最厉害的是国有企业。清华大学毕业的邦国同志，可以说是破解难题的高手。当时，鞍钢也好、二汽也好，诸多大型企业面临严重经营困难。书中披露，江同志视察二汽时，听熟悉的工程师讲到“家里快揭不开锅”，感到十分震惊，当即责成邦国同志解决。至于邦国同志是怎么解决的，你们需要看看书。书里讲的最后一部分，是立法。过去这个内容表现的不多。以至于大家觉得立法，是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过程。其实，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为什么需要立？立法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拿捏？为什么短短1048字的法律，“犹如定海神针，胜似百万雄兵”？04《报国有心

现在，上海正在阻击新一轮疫情。最近几天，病例数依然高企。情形令人揪心，但我们应该相信上海。因为回顾历史，早在34年前，它就曾经战胜过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从历史中获得经验和力量，是战胜困难的有效方法。这几天，不少朋友翻出我以前写的这篇文章转发。今天我索性做了一些订正修改，再把它发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用。011987年秋天，长江口附近在疏浚河道时，挖出了一个长约20余公里的野生毛蚶集聚带。大量的毛蚶从泥沙涌入江水中，成为渔民们捕捞的收获。这些毛蚶以低廉的价格被销往上海，成为市民餐桌上的饕餮美食。毛蚶是一种贝壳类生物，壳内有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在当时的上海，普通的肉类还比较贵，而毛蚶只要五毛钱一斤。但是，长期浸润在江底泥沙中的毛蚶，体内聚集着浓度极高的甲肝病毒。上海人食用毛蚶的方式是用开水烫一烫后直接“鲜食”，如此当然无法杀死病毒。于是，在人们的大快朵颐中，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悄然袭来。021987年12月，上海各大医院的腹泻病人开始大增，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些病人都吃了毛蚶。医务人员于是对市场销售的毛蚶进行检测，不光发现了痢疾杆菌，而且还有甲肝病毒。由于甲型肝炎有平均一个月的潜伏期，这意味着这种传染病有可能在上海爆发。卫生部门发出了预警。1988年1月18日，上海的官方报纸《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

但在武汉，他自己读完了长达三百多页的核工程教程。根据一位丁同志的回忆，他跟江同志去北京出差时，他还利用时间间隙，去请教原子能方面的专家，去房山参观了中国第一座核实验堆。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从年代上来看，两个人见面是有可能的。江同志中青年时，正好处在毛泽东时代。1970年代初，江同志也调动到了北京的部里。但是，毛主席在世时，以江同志的级别，还是很难有直接的接触。

被弹劾之后，朴槿惠失去了总统刑事豁免权，据说还有可能进监狱。这样的剧情，最让人想到那位“可以代表亚洲”的、现在已经在监狱里前著名主持人。

Ruz）1926年8月13日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家庭。195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律师后专为贫苦大众充当辩护人，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

对许多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在炎热的夏天，吃上一块装在蓝色纸盒中、带着浓浓奶香味的雪白的“光明牌”冰砖，可以说是童年时代最幸福的事情了。

如今，距离这段对话估计已经过去快20年了。也不知女学霸怎么样了？她在哪里呢？他会想念长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