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大家推送当代著名西方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孙周兴教授的演讲汇编。孙老师目前为浙江大学哲学教授，同时是同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与未来哲学。目前正主持《海德格尔文集》、《尼采著作全集》编译，已出版如《未来哲学序曲》、海德格尔《林中路》、“尼采四书”等30余本西方哲学译著作品。哲学叫人不死文/孙周兴编/思想食堂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等新技术的加速发展，人们信心满满，无限憧憬未来技术世界的新生命形态和新生活方式，渐渐忘掉了生命本体，忘掉了自然生命的脆弱和肉体的速朽。直到再次亲历瘟疫、战争与价值观的撕裂……眼见技术时代一个又一个文明败局，我们不得不感叹：物质依然神秘，而生命依然孱弱。所以，在新技术条件下，生命成为一个哲学命题。

王学泰（1942.12-2018.1)作者简介：王学泰，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中国流民》《燕谭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书。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似乎传统文化中很重视“理”，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它们也在风行天下，甚至被奉为经典，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较典型的如《孟子》中关于“辟杨墨”（即排斥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的论述里所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是千年以来文士们必读的经典，谁也没有怀疑它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起来，这一段就是不讲理的文字。为什么“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呢？两者之间并非是“A”与“非A”的关系啊！为什么“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呢？这些都是应该论述而没有论述的问题，便把结论推给了读者，而且不许怀疑，如果你一怀疑就难免也有了“禽兽”的嫌疑！如果这个题目让欧洲人来做，可以写一篇很长的论文，甚至是一本书。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引出对价值、劳动、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而在国人看来，马克思要论述的命题是迂阔的（当然谁也没有公开这样说，只是有人这样想）是不必论证的（有人说《资本论》要让他写，有一万字就可以了）。国人习惯的是用各种修辞方法增加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量，压倒论敌和打动旁观的读者，问题就解决了。这成为中国文人写论战文字的传统，也就是说“不讲理”文章成为“理论文章”的主流。对中国文章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论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往往是后世作文的典范，可是这些文章很少有正面论述道理的。《原性》论述“性三品”，只是举例说明，根本没有“论”；《原毁》只是用对仗排比增加文章的气势，以此来论背诽谤人不对。又如被称为“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的《原道》是论述儒家认同当时社会的基本原则。文章中对“君”“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些在韩愈看来是社会的根本原则，但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加论证，但是要求坚决执行。如果“民”不这样去做，“则诛”。这里暴露了中国古代社会是缺少理性的，人们所期待的的“说理”不过是恫吓，是赤裸裸的暴力。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缺少“讲理”的传统。这种不靠“讲理”到了近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欧风东渐，新学西来，而西方学术界上承希腊传统是比较重视逻辑与说理的，特别是经过了启蒙时期，什么理论都要拿到“理性法庭”考量考量。这种讲逻辑、讲理的风气也随着新学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新一代知识分子用新的学理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时，一些守旧者如丧考妣，如毒火攻心，但辩论起来，又讲不出多少道理，说不过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这些新派人物。于是只好开骂。有的人（比如林琴南）甚至幻想出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荆生”出来，仗着他侠肝义胆和高强的武艺把那些新派人物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虽然这只是个幻想，写入他的武侠小说中，但是这也暴露了，坚持传统的人们尚“力”不尚“理”的真面目。然而文人毕竟不是“耍胳膊根”为生的游民，他们实施的暴力不会那么裸露，那么直接，其中会有些圈圈套套，诱使人们钻入。如果在他们不愿讲理、不能讲理、不会讲理时，还要打败对方、甚至置对方于死地，他们往往会用“舌头根底压死人”的办法，把对方打懵、打死。这就是我所说的语言暴力。语言暴力说简单一些就是用语言实施暴力，有时还用语言把对方诱入死地，刺激一些有实力者，借他人的实力伤害对手、把对方引到受皮肉之苦、甚至断腰绝脰的状态之中、以宣泄积愤。前面说的林纾写作《荆生》就有这个可耻的目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揭发”“大辩论”“大批判”中许多“上纲上线”就是要把对方推上死路的，许多被批判者也要拼命死守，会导致死地的“罪名”决不能承认。例如在文革前夕在批吴晗《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说此剧中心是写“退田”和“翻案”的，以配合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国际上的“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向当进攻。这是要一棍子把吴晗打死，而吴晗及其支持者则千方百计避开这一点，只在宣传封建道德、留恋封建文化等小问题上作检讨，他们还不知道，上面已经定下来“帽子”的尺寸，你怎么推脱也推脱不掉的，减少尺寸也不行。这是语言暴力与社会暴力相配合起作用的结果。几十年来许多知识分子积极主动配合社会暴力，把许多与自己同类的人置于死地，自己高升。谈到暴力有三个层次，最明显的是伤及身体的暴力，其次是伤及情感、自尊的暴力，还有摧辱灵性和心灵的暴力。语言暴力主要是针对后二者的。粗鄙的如阿Q与人骂架，出口就是污言秽语，那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不过有赖于国人铁打铜熬的神经，很少会被人骂死（当然也有脸皮薄、而被骂死的王朗）；高雅一些的则常见于古代文士的文章。如广为人知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这是被许多选家视为文章典范的。实际上它也是一篇不靠说理，而靠强势语言压倒对方的文章。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他不能听取和考虑他人的意见，这是“拒谏”。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却说：“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你看王安石不是据理为自己辩解，而是先把不同的意见称为“邪说”，把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称为“壬人”（奸伪邪恶之人）。我想只要了解宋史的，谁也不会把不赞成或反对新法的人们称之为“壬人”，把他们的意见称为“邪说”。像司马光、欧阳修、韩琦、苏轼无论从当时的标准看，还是今天的历史评价，他们都可以说是正人君子，他们发表对于新法的意见，也是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乐出发的。实际上王安石内心也不会这样想，因为他也很了解这些人的为人，司马光还是他的朋友。但是在行文中他非要这样写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痛快淋漓，力透纸背。其诀窍在于把对方先放在为正统舆论所不容的位置上，看似“说理”，实际上是丑化，不择手段地攻击，其语言带有暴力性质，目的是摧毁对方的自尊和人格。当然，安石毕竟是文学家和学者，在这样做之前还说了一些委婉得体的客套话。至于到了今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是等而下之。那时的“大辩论”用的都是“你不打，他就不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砸烂狗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等一些火药味极足的语言。这些毫无说理味道，却也打着讲理辩论的旗帜，干的都是“以势压人”“以势伤人”事情。那时的主流舆论提倡还是“文斗”（当然这比乱打乱杀的“武斗”要好一些），反对“武斗”，殊不知“文斗”也是一种暴力，它是语言的暴力，其目的在于摧毁人的自尊，伤害人的的灵性与情感。这种“文斗”对人性（包括实施者的人性）的摧残，对祖国语言污染都是极其严重的，或说是对我们传统文明的破坏，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语言中的野蛮现象不时地要表露出来。我想一个民族要正常的发展，一个社会要祥和，提倡“有话好好说”“有理慢慢讲”还是很有必要的。提倡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提倡科学，摆脱和破除那种不讲理和不善于讲理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反对“语言暴力”和杜绝“暴力语言”，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出警入跸图》局部不妨认为，明代的政治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文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2007）

《围城》《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学贯古今中西的著名学者钱钟书，现在也有不少人将之写作钱锺书。有意思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作者署名，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简体写的都是“钱钟书”；而今，《围城》封面、扉页上写作钱锺书，版权页及附录《记钱钟书与〈围城〉》（杨绛）中写的却是钱钟书。更引人注意的是，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在教育部编全国统一语文教材（即统编本）七年级下册中，有一篇杨绛的散文《老王》，其中“默存”的注释是“本文作者的丈夫钱锺书的字”——用的是“钱锺书”；而同样的这篇文章在原人教版语文八上也有，其中“默存”的注释却是“本文作者的丈夫钱钟书的字”——用的是“钱钟书”。同样的，在统编本之前的语文版教材高二课文《谈中国诗》、苏教版七上《夏夜》、上海版八年级《钱钟书先生》中，用的都是“钱钟书”。难道以前的《围城》、以前的语文教材中，把钱先生这个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学问家的名字都写错了吗？问题还真没有这么简单。钱先生名字写法的歧异，也不仅仅存在于新版《围城》署名和教材中。本文将深入调研钱先生名字写法的诸多歧异，分析其原因，并从人名用字规范的角度加以论证。关于钱先生名字写法的调查1.钱先生生前作品中的署名情况钱先生是1910年生，1998年归道山的。从中国知网搜索可知，他于生前发表文章的期刊，主要是《读书》《中国翻译》《鲁迅研究》《神州学人》《国外文学》《文史知识》《中国比较文学》和《译林》《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其中作者署名写作“钱钟书”的有12篇，写作“钱锺书”的有11篇。同样是发表在《读书》上的，3篇署名“钱钟书”，3篇署名“钱锺书”。总的来讲，钱先生生前作品署名为“钱钟书”和“钱锺书”的数量大体差不多。2.《人民日报》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中

江绪林（1976-2016.2.19），图为江绪林在中学时期编者按：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2016年2月19日晚在办公室自缢身亡。他的离去引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哀悼和惋惜。作为一名研究政治哲学、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他有学院派的思考，更有对自由理念的实践，他曾尝试着融入这个世界，但这种努力最终以他的自杀而宣告失败。今天是江绪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学人Scholar整理了江绪林老师生前生活影象以及在他逝世后人们以不同形式对他的悼念，以向这位真诚、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致敬。一、成长与求学经历江绪林，1976年生于湖北红安，五岁时母亲不幸病故，十二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此后靠姐姐江寿娥含辛茹苦将其抚养长大成人。虽然家庭清贫，但少年时期的江绪林仍旧是活泼、阳光的，他思维活跃，喜欢与同学辩论，他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拘谨、羞怯，但在熟悉的人面前，非常风趣健谈。江绪林高中时期与同学的合影（后排右五）1994年，他考上黄冈师专后选择了复读。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7年，江绪林受洗成为基督徒。著名的袁相忱牧师为他施洗，他称袁牧师为爷爷，师母为奶奶。他在爷爷的教会中聚会，经常出入爷爷奶奶温暖的家中。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北大就读期间，他多次走出学斋，勇敢地践行自己的理念。在新世纪初，他多次贴出海报，号召对历史的关注，并以基督徒身份为和解呼吁。2002年，他以《知识与肉身的城邦冲突——柏拉图《理想国》的文本结构分析》为题的论文获得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到中华书局工作。2004年7月至2009年5月，江绪林跟随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关启文教授读博士，以Political

著名历史学家张灏先生近日在美国旧金山离世，享年86岁。张灏专长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著作颇丰，亦在海内外获得许多荣誉。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收到讣告后深感惊讶，亦撰文悼念，一方面回忆两人间的交往趣事，此外也与我们一道回溯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文|王汎森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文为《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张艺曦

孙周兴：我为什么要发起「生命哲学」高级研修班为什么要发起「生命哲学」课程？我觉得在新技术条件下面，生命成为一个很大的课题，无论在精神方面，我们受到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的挑战；还是在身体方面，我们面临着技术工业对我们身体的重新塑造。所以生命成为一个哲学话题。哲学的基本功能是论证和辩护，既要对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做出论证，还要对我们的生命和行动做出辩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开设这样一门课程，我们要关切生命的未来状态，以及我们在今天这个新世界里面的生活。孙周兴浙江大学敦和讲习教授、长江学者同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哲学教授

2016年春天，“食堂”正式开张。6年来，我们累计举办了118场线下通识大课，数十场系统小课和海内外专题游学；10000多名热爱人文的同学，从四面八方赶来，与我们一起，在喧嚣的时代，聆听思想者的声音，他们是——

李红升：教育能促进社会流动吗？严泉：效率低下与品质不高的“勤政”已变得不合时宜唐大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21年的阅读体会

李红升，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01.《巨头的诅咒》吴修铭

学人君按：2021年底，学人君陆续邀请来自多领域的数十名“读书人”，精选其在2021年读到的优秀书籍并加以点评。目前书单已整理完毕，近期将陆续刊发，本文系第3篇文章。文

不激不随，不偏不倚；海纳百川，各显其美。

生活在美国铁锈带的底层家庭，在与天然气公司签下“魔鬼的条约”后不久，发现空气里弥漫着不知名的化学臭气，从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是黑色的，家畜和宠物离奇死亡，神秘疾病开始折磨孩子……身处漫长而绝望的困境，他们是没有被看见的，美国繁荣的背面。直到被《纽约客》顶级撰稿人记述成书——《压裂的底层》。此书一经出版，即斩获「普利策奖」，还入选了《GQ》21世纪50本最佳文学新闻类书籍，获得《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等20多家媒体的盛情推荐，成为「非虚构领域的经典之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能遭遇的困境——资本与权力的合力倾轧。当那一刻到来，我们该如何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生活？本文为《压裂的底层》一书书评，原标题“What

当市场一时达到完全竞争状态时，随着持续运转，随着信息和交易的持续发生，新的不充分竞争因素就会参与其中。不管计算如何精确，理论如何精致，完全的竞争状态不存在，垄断时刻制约着市场的自由竞争。

编者按：2012年3月底到4月初，王汎森先生在香港讲学，《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先生对其做了采访，在世风嬗递中缅怀士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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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著有《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非常年代》等。考了现代文学，却连《子夜》也没读过1978年考回北大，事后看来，当然是意义相当重要的选择。我读研究生那年，已经三十三岁了。几乎完全说不上什么“基础”。考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却连《子夜》、《骆驼祥子》也没有读过——在那之前几乎是只读外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文字训练靠的是偶尔写写信和文革中为自己所属的一派起草大字报。但对文字，一向很在意，即使是个便条，也会字斟句酌。由后来的职业看，这种习惯当然有益。我们那一帮同学入学时，都是老青年了。钱理群、吴福辉已近“不惑之年”。这个年龄从头做起，辛苦可想而知。每天宿舍—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真走怕了。毕业后偶尔回北大，不但不怀念学校生活，看着教学楼、图书馆的灯火，总有点凄凉似的，也就因为书读得太苦、太累，付出的代价太高。这帮人起点不同，经历各异，但好不容易“重返校园”，都很玩儿命，相互之间也不免暗中较劲。都有了一把年纪，遇到一起，很投缘，这尤其不容易。有时也吵架。记得有回跟人吵翻，大怒之下摔门而去，第二天早餐在饭厅迎面碰上，还想保持冷战状态，但看那同学笑眯眯地端着饭碗走过来，也就不好意思再绷着了。那几年间，寒暑假也很少休息，有的同学将老婆孩子接来，自己照样跑图书馆。讨论起学术，兴奋得很，常常弄到忘情无我。一同春游秋游，必得约好了“只谈风月”，警告言必称沈从文的凌宇，只要提到沈从文的名字就罚。记得头一年秋天一起去香山看红叶，由山上下来，才发现并没有留心红叶。也就是在那期间，我对学术“本身”发生了兴趣。学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由学校出来之后，就不再有当年那种跟人讨论学术的冲动。学术对于我，似乎只是书斋里的事。在他人的想象中，我和丈夫和友人间，大约总在讨论学术。其实我们的话题很广泛，聊的多半是社会、人事。我跟年轻人说，学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对我的占有已够多，我不希望学术覆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偶尔也仍然会讨论讨论。记得有一回去长沙开会，一进硬卧车厢，就和几个朋友大谈起四十年代——那时我正在写骆宾基，对四十年代兴致很高。即使在不热心讨论之后，仍然是一段思维极其活跃的岁月。说不上“文思泉涌”，却也往往被各种思路所激动。还记得那时书桌上、床头上到处放了纸片，随时准备着“灵感”来袭。即使已经睡下，也会起身，将某个稍纵即逝的想法记下来。有年轻人写关于我的评论，谈到书后的“余论”，书中的注释，用了“奢侈”这个字样。那时的思维的确活跃到近于奢侈，种种想法，像是可以无穷无尽地挥霍似的。这当然是幻觉。你会老，会迟钝甚至干枯。那种“泉涌”，在我，永远不可能再现了。整个八十年代，专业之外，对小说、美术、电影都有兴趣。订了《中国美术报》、《世界美术》，和丈夫去看美展，还约了一班朋友参加电影界的讨论，“玩儿票”写影评。记得由小西天看片子出来，黄子平的夫人玫珊动作敏捷，一跨上自行车，就如弹头出膛，眨眼间就冲进了夜色中。写完《北京：城与人》，对学术开始厌倦到了八十年代末，《北京：城与人》已经完成。这是一本计划外的书。刚才已经提到，八十年代的我并不以“专业”自限，对当时的小说就很留意。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其实只是读了邓友梅、汪曾祺的几篇小说，被他们的文字所吸引。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老舍，也就自然地将当代的京味小说与老舍挂在了一条线上，找到了“纵深”。文字感觉对于我太重要了。我选择研究对象，有时就因了文字感觉。京味小说外，再比如对萧红，对明清之交的傅山。也会有不自觉的模仿。如果某段时间读一种读物，笔调会向那读物靠近。《北京：城与人》在我的“学术作品”中比较好读，与那段时间读京味小说有关。写得随意，心态也松弛。其中有的部分，含了一点反省。我自己缺少的，就是老北京人的生活趣味，他们那种由琐细人生中“找乐”的能力。我是个枯燥乏味的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于是对京味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淡淡的欣赏态度。到了《城与人》完稿的时期，我对“学术研究”感到了厌倦。有兴趣的题目像是都已经做过，不知道该如何打发余下的岁月。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我甚至想，自己能不能干点别的？有朋友开玩笑说，我给赵园找点材料，让她编织工艺品吧。那时常常会想到做学术的代价，比如“生机”的斫丧。是不是真的只能这样生活？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这也应当受了八十年代的空气的鼓励。你会非常希望生气勃勃生活。至于怎样“生气勃勃”，其实也说不大清楚。在转向新的课题之前，像是为了告别，写了那本《地之子》。这也是我所写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后的一本书。接受陈平原建议，转向明清之际研究这些年别人总要问起，为什么我后来转向了“明清之际”。我只能说，我的选择有非常个人的理由。那就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方向，把我由厌倦中救出来，重新激发起对学术的兴趣。有一段时间甚至有点走投无路的样子，在朋友们面前说起这“绝望”，竟然会泪流满面。大约就在某个这样的场合，出于同情，陈平原、夏晓红夫妇说，试试明清怎么样？有时候你的命运的转移，就在一念之间。也像当年的考研究生，“试试明清”这一念，让我在三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中流连到了今天。这期间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十几年！但也像当年的考研，我对这回的选择并没有后悔。如果没有这次的转向，倒会真有点遗憾呢，因为我毕竟曾经喜爱中国的古代文学。这十几年做的尽管不是文学，也仍然像是圆了一个梦。有时候，一握线装书在手，又轻又软，也会让我觉得愉快；倘若遇到好的文字，那简直就是享受。当然，这种机会并不那么多。我所做的，是像在沙里淘金，比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辛苦多了，也因为没有本钱。最初，甚至读线装书有断不了句的时候。我没有古代文学更没有古代文献的专业训练，原先的那一点爱好也早就消耗殆尽。没有导师，只能自己摸索。好在还不算太晚，精力还比较充沛。当然，我的生活中也有别的。比如有音乐，有电影——看看碟，或者和丈夫去电影院。仍然和朋友聊天。我不希望也相信不会被学术榨干。我讨厌故作悲壮，从来不说“献身”学术，把学术这种职业神圣化也神秘化。老舍说自己是“写家”，较为平情。前些年流行说“码字儿”，就有点矫情。学术不神圣，尤其不神秘，但在学术这职业的“从业者”，应当对学术心存敬畏。最怕的，是那种无所不敢写、不敢说的“学者”。至于做学术做到哪一天，还不敢说。但我会随时想到，学术不是也不应当是我的全部生活。口述：赵园采写：《新京报》记者张弘2006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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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从顾孟余的清高，到胡适之的顿挫，黄克武写出了那未能成真的另一种可能；让读者流连、遗憾，终而掩卷兴叹。

One的导游，不但可以讲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文地理，而且是集全陪与地陪为一体的、可以穿越时空相互比较的知识性导游。

谢先生并非仅仅是一位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学者；他是一位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知识分子。和许多他同时代的，包括作家巴金先生在内的“仁人志士”一样，谢先生用重千斤的史笔，为我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建议每人都有一份自己的书单，设定在几年内，应当读哪些书。要有计划，有整体考虑，让读书有些系统。书单要考虑时间的安排，有可行性，一般来说，可以包括三部分，是可以套在一起、彼此交错的三个圆圈。

欢迎读者在留言区谈谈您对科举制度的看法或想获得此书的理由，编辑部将选择最佳评论、点赞数最多（如发现刷赞行为，将列为永久黑名单）读者各1位，分别赠送《中国科举史（修订本）》一本。

更具体的提议可见于山东省咨议局的通电中，它甚至明确主张：今后中国必须为联邦政体；各省咨议局得自由拟定本省宪法；各省县官制及地方税皆由各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各省有练兵保卫自治之权利。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

本书以四大洲的研究和几十种档案为基础，再现了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官僚和帝国主义政治家构成的全球网络；而关于国际组织对现代世界秩序之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书也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解释。

其一，极权与专制最忌分权与人，所以，当张居正的一系列举措使成年的神宗皇帝产生“大权旁落”而无法“乾纲独断”的想法时，其“政治主体”的身份就注定要终结了；

犹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画画，有一次爸爸的朋友夸奖我画得好，将来肯定会成为大画家。我倒是没把夸奖放在心上，几天后却发现家里多了一本《绘画起步》，想必是爸爸从新华书店买来的，他却没说是给我看的。年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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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袍哥，四川这个移民社会，因此自治能力得到了强化，所以，人说四川军阀内战的频度，在全国第一，但破坏性却并不大，甚至没死多少人。各个军阀麾下的将士，大家都是袍哥弟兄，干嘛要拼得你死我活呢？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钱颖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四任院长。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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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但他说俞大维对傅氏更佩服，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子”。

研究方向包括近现代中国与华语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著作包括《众声喧哗》、《小说中国》、《被压抑的现代性》、《历史与怪兽》、《后遗民写作》、《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

可是，就是这样一件事，也被网络流氓编排出各种说法，他们以质疑的名义造谣诋毁。所使用的手段就跟造谣《武汉日记》一模一样。就连帮助我的陈行甲先生也遭到辱骂。可惜的是，这样低劣的谣言，仍然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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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中选取了20个经典段落，各种讽刺，读来让人感觉尖锐又不失好笑。

1988年6月，汪荣祖到京访钱锺书。钱锺书与其谈及鲁迅：“许多名人之透明度日渐昭然，如毛、如鲁迅皆然。鲁迅与蔡元培之品德皆不足取，若鲁迅姘妇成为弟媳，而蔡乃一官僚耳。”

1946年“二流堂”部分人在南京合影。前排左起：盛家伦、高集、郁风（不详）、郁风、（不详）、黄苗子。后排左四浦熙修，中为张瑞芳，右四丁聪，右一金山。

在学术方面，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小说史考证、禅宗史研究、水经注研究，以及他对中国思想学术史上许多专门问题的研究都有开创性的成绩。此外他提倡整理国故运动，提倡怀疑、批判的精神，对近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王学泰，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中国流民》《清词丽句细评量》《燕谭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书。

作者简介：陈乐民（1930-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著有《戴高乐》《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等。本文选自陈乐民作品集《读书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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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实在使我时时自我提醒：思考政治问题必须以理性为导向。当政治热情的温度无法控制地升高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愿意深入到这些政治著作中去寻找冷静智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