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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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技人力资源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科技人力资源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科技强国亟须储备的重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文章测度分析中国区域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及结构,构建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以研究揭示影响科技人力资源储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储备不断扩大,但密度明显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东部科技人力资源领先优势明显且仍在扩大。②科技人力资源积累过程中,生存性人力资本和健康、教育、科技投入及迁移流动从供给侧产生显著推力;微观创新主体能力提升、中观产业结构升级、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从需求侧产生显著拉力。同时,上述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表现出作用差异。0引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科技人力资源作为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1],成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加快科技强国建设亟须储备的重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那么,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多少?哪些是影响科技人力资源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是事关未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储备以及释放其巨大积极效能的重要现实问题,但目前尚未得到有效回复。基于此,本文拟对上述基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已有文献回顾与评述随着科技人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学术界围绕科技人力资源展开一定探索,研究内容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的聚集与流动[2-3]、国外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情况[4-5]、科技人力资源评价[6],以及科技人力资源对科技创新[7-8]、产业发展[9]、经济社会发展[10]等方面的作用影响等,但总体数量有限,与科技人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实际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极为重视科技人力资源,较早启动科技人力资源相关研究。1995年OECD与欧盟统计局[11]合作研究发布的《堪培拉手册》(Canberra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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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数据交易环节,建设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42期(总第537期)2022-11-8【按】近年来,我国数据市场规模快速增加、区域试点初见成效、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基础设施全面布局,但在建设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的交易环节,依然面临数据共享难、开放难、流通难、定价分配难等问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建设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的实现路径研究”课题组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从体制机制创新、分类动态确权、统一治理标准、科学定价分配等方面提出建议。一、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建设现状01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区域探索初见成效赛迪CCID报告显示,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由2019年的619.7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863.1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8.0%。从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45.5万亿元,已数年稳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5月,由地方政府发起、指导或批复成立的数据交易机构先后有30家(未包括港、澳、台)。其中,上海数据交易所针对数据交易建立的数商生态,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在跨境数据流动的技术架构以及“大型数据商圈”的创新探索,广州海珠区推出的数据经纪人试点,这些举措都为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建设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实践经验。02政策法律陆续出台,基础设施全面布局近年来,数据市场法制化建设受到高度重视。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随后,《民法典》出台确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权的基本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陆续出台,为个人信息交易的行为规范、企业数据在更大范围内的跨境流动和融合应用,以及大数据市场生态圈建设提供保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2年2月《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首次提出“东数西算”工程,规划建设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可视为统一大数据市场基础设施的全国性布局保障。二、建设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在数据交易环节存在堵点数据的共享、开放、流通、定价分配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环节,通过存量数据共享及推动增量数据参与开放,使得数据要素产生流通并根据定价完成交易,实现收益分配,但各环节均有相应制约性难点。01自然性和制度性市场分割导致数据共享难目前,数据市场因地理区位形成的自然性分割,以及因地方保护形成的制度性分割并存。一方面,东部地区数据中心建设具有先发优势,但始终存在算力资源供给不足、运营成本较高的劣势;而西部地区算力资源丰富、建设条件适宜,但数据中心基础较为薄弱,难以承接东部外溢的算力需求,全国一体化的算力资源跨区域共享与统筹调动机制有待完善。另一方面,受地方政绩考核、资产管控和信息安全等惯性思维的影响,将数据视为部门私有物而不愿共享的现象仍存在,导致区域间、政企间数据资源共享难。02数据确权机制不清导致数据开放难明确数据产权归属是构建数据市场的前提,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仍未对数据权属进行明确界定,规范、统一的数据产权制度以及交易规则尚未形成,数据产权转让暂无依据。同时,由于数据的生产者、整合者、使用者的角色边界存在交叉,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立法和实践中均没有对数据所有权进行清晰界定且形成共识,导致部分市场主体不愿、不敢、不能开放大规模数据。03市场治理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流通难各数据市场在数据全生命周期中的“采集、处理、存储、管理、应用”治理环节标准不统一,导致跨区域、跨行业、跨平台的数据流通面临风险和阻碍。此外,个人数据保护和国家数据安全的法律和技术体系存在差异,跨境流通的安全监管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由于数据无限复制的特性,数据违规违法流动和泄露风险仍存在,权威、统一、可信的数据市场环境还未建立。04定价收益机制不健全导致数据定价分配难目前,在数据所有权交易中形成了第三方平台预订价、协议定价、拍卖定价等方式;在使用权交易中形成了按次计价、实时定价等形式。在收益分配方面,形成了交易平台分配和卖方分配等模式。但由数据贡献价值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收益分配机制尚未建全,仍存在数据资产难以量化、数据价值与价格不匹配、数据增值环节收益损失等问题,导致企业、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参与交易动力不足,市场交易不活跃。三、畅通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交易环节的对策建议(一)数据技术、体制和机制“三轮”驱动促数据共享01以“体制+技术”推动数据共享发挥政府作用,从体制上建立全国统一大数据中心及共享平台,激发市场探索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创新融合,形成分布式数据共享网络和全国公共数据池。通过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用途可控可计量等实现数据价值共享,为数据跨区域、跨行业、跨平台共享提供体制保障和技术支持。02以机制创新促进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双向共享建立需求动态响应机制,通过平台动态征集企业对公共数据的需求,梳理共享数据清单,提高数据供给质量,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鼓励企业、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拓展数据开发利用场景,提升公共数据产业化水平;建立市场主体以共享数据获取高等级公共数据授权和开发利用的交换机制,并根据其共享数据规模、质量等给予税收、项目配套和金融扶持等资助。(二)分类分级确权和动态确权“并举”促数据开放01探索以使用权为核心的授权机制以及分类分级确权机制在法律约束下通过分类分级授权和权益保护机制赋予市场主体对原始数据的使用权、经营权等,提升个人和企业开放数据意愿。对个人数据,以保障公民的人格权和财产权为出发点,根据敏感程度设计分类分级确权开放机制;对公共数据,以用户需求和数据安全为中心设计分类分级开放机制;对企业数据,尊重市场主体在数据采集加工中的劳动付出和智力投入,通过市场配置开放使用权和经营权等。02探索建立以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动态确权机制注重数据交易不同环节中附加价值产生和权利转移,激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收益”的原则,确定参与价值创造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原始数据,侧重对公民数据权利的保护;对经过匿名化、脱敏化处理与再加工的衍生数据,侧重对数据主体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对由衍生数据深加工获得的创生数据,侧重对数据主体经营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同时,建立全国统一大数据市场确权管理机构,制定数据产权及保护制度,推动数据有序开放、合理流通。(三)统一数据标准与市场治理规则促数据流通01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及数据处理标准按照数据产权、敏感程度、质量规模等多维度制定全国统一的数据分类分级体系及安全保护标准,并围绕数据价值创造的全生命周期制定全国统一的数据处理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同时,要厘清《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避免对跨境数据的模糊和重复监管。02共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市场治理规则发挥政府有序引导和规范市场发展的作用,营造区域协作、安全可信、包容创新、公平开放的数据市场环境;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作为数据供需方、加工方结合实际诉求,配合政府细化市场准入规则、流通交易规则、安全保障规则等,提升数据市场活力;发挥行业协会在数据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以中立视角制定数据主体、数据标的、交易机构与平台等信用评价机制。(四)探索动态定价与合理收益分配机制促数据定价分配01探索由市场评定价值的动态定价机制一方面,可以建立多市场主体参与的动态定价机制,卖方综合开发成本、供需关系、潜在价值等进行估价;买方根据数据时效性、应用性、独特性等进行估价;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数据类型、质量、隐私保护水平以及买卖双方的动态议价反馈,综合建议定价区间。另一方面,可以建立高频标准化与低频定制化的定价机制,针对标准化数据产品和应用场景,结合历史交易,形成面向高频交易的定价机制;针对定制化数据产品和特殊应用场景,探索协议定价机制。02探索按贡献价值决定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建立个人数据在“开放、共享、流通、定价分配”数据增值环节分类分级授权的权益补偿机制。探索政府、事业单位等主体在公共数据采集、脱敏处理、存储和整合中的成本补偿机制。完善企业在数据高质量加工、创新性使用、生态化运营等环节中形成以价值贡献为导向的差异化动态收益分配机制。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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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的工程科技需求分析

摘要“人口”是影响未来趋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本文面向2050年人口发展愿景开展工程科技需求分析。研究发现:2050年,中国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实现适度生育面临较大压力,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比重下降,人口健康水平与素质能力稳步提升,人口向核心城市群集聚更趋明显。人口老龄化对老年慢性病诊治及管理、老年人日常性照护需求增加,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亟需填补数量、增强身心健康,人口健康水平提升使对治愈重大疾病和罕见病、替换故障组织及器官需求增多,人口综合素质提高推动健康意识从被动医疗向主动健康转变、追求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医疗服务等。对此,要瞄准精准医疗、智慧医疗、远程医疗、生物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工程科技手段。一、引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争夺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中国科技事业历经多年积累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性提升的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科学研判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图景,分析识别由此产生的工程科技需求,据此前瞻性部署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并集中优势力量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对于赢取未来国际竞争及发展的主动权,保障工程科技更好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拟面向2050年发展愿景对工程科技需求进行预测分析。工程科技是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作用最直接、效果最显著的科学技术,是形成现实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中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研究”总体项目组,2017)。正是由于工程科技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及技术创新本身的极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哪些技术何时被发明及如何走进社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技术预见作为战略规划和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Lenz,1962;梁帅和赵立新,2021)。实际上,自20世纪出现以来,技术预见就已为世界多个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政策制定、重大科技任务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撑,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均已开展了多次技术预见活动(穆荣平和王瑞祥,2004;梁帅和李正风,2017;杨捷和陈凯华,2021a),我国相关部门也进行了多次技术预见工作,如科技部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牵头开展6次技术预见、中国科学院分别于2003年和2015年组织开展了2次未来技术预见研究、2015年中国工程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开展了“中国工程科技2015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等。技术预见就是对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科学、技术、经济、环境等进行有步骤的、系统性的研究探索,由此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和通用新技术(Martin,1962;Miles,2010)。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技术预见的内在逻辑也随着技术的社会功能不断丰富而发生演变,技术预见逐渐超越技术系统本身而与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从初期的技术决定论即“技术系统内在因素决定技术发展轨迹”,发展到社会建构论即“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决定技术发展轨迹”(技术预见编委会,2005),再到如今的愿景构筑论即“技术预见应逐步转向服务于未来社会愿景的实现”(梁帅和赵立新,2021),越来越重视将基于未来愿景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制定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栾恩杰等,2017)。这一逻辑转变在发达国家技术预见活动中尤为明显,以迄今为止技术预见实践最为系统和成功的国家之一日本为例,截至2019年底日本共完成11次技术预见,其中前6次主要是基于技术自身发展规律优选潜在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技术,第7次和第8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思想开始融入技术预见之中,第9次和第10次的核心是为应对日本社会挑战而建议采取的科技发展策略,最近的第11次技术预见侧重于实现社会愿景,构建了未来理想社会并据此识别出需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杨捷和陈凯华,2021a;2021b),日本技术预见完成了由最初经济效益导向、向社会需求导向、再到愿景使命导向的转变。相比之下,我国工程科技预见主体更多的是从国家规划着手,较少考虑市场诱发、未来需求等因素,技术预见实践中对于社会愿景的考虑不足。部分学者如杨捷和陈凯华(2021a;2021b)、梁帅和赵立新(2021)等尽管已认识到上述问题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探索,但尚停留在理论阐释分析、国外经验梳理等层面,未实际开展基于社会愿景的工程科技预见实践研究。极少部分在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引入了需求分析,但涉及领域较为有限,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为支撑“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开展的愿景分析和需求研究涉及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消费型、循环型六个方面(栾恩杰等,2017),但“人口”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未被考虑在内。鉴于此,基于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来预测分析未来工程科技需求,具体内容包括:首先,预测分析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据此提出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其次,将上述问题解决方案投射到工程科技领域,提出未来工程科技发展需求(如图1所示)。主要创新性贡献包括:一是基于社会经济需求拉动视角,以未来社会愿景为起点“倒逼”得出所需的工程科技手段,丰富了我国技术预见的研究思考视角;二是以人口发展为切入点,实际开展了面向社会愿景的工程科技需求预见研究,为改进我国技术预见实践、推进面向社会愿景的工程科技预见进行了有益探索;三是拓宽了技术预见领域,将“人口”这一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考虑在内,从人口发展需求视角为我国工程科技未来发展明确方向和路线,对于保障中国工程科技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助推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及特征人口发展的历史认知及现状分析是预测及勾勒未来人口发展愿景的基础。现阶段,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如下趋势特征。01人口总量进入“零增长”阶段,人口峰值或将加快到来如图2所示,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人口总量保持平稳增长,由1978年的9.6亿增至2020年的14.1亿,长期占据着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位置。但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9%降至改革开放至今的最低点0.1%,低于同期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1%左右。2021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逼近“零”,创下60年来历史新低。此前预测的中国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峰值拐点在2030年左右出现,如今看来,或将提前。02总和生育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少子化趋势加剧如图3所示,我国总和生育率20世纪90年代初降至人口代际更替平衡(约2.1)以下,此后在较低水平上持续至今。尽管受奥运会、生肖偏好和生育政策调整等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2008年(奥运年)、2012年(龙年)和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超过了1.7(陈卫和段媛媛,2019),2014年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生育水平较政策实施前一年有明显提高,但并没有改变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跌的走势,2010年“1.5”已接近国际公认的“低生育率陷阱”(指: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Lutz和Skirbekk,2005)),2020年更是跌至了“1.3”。与此同时,我国育龄妇女数量快速减少,生育意愿也明显降低。对比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和“七普”),2010—2020年,中国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每年减少575万人,10年间合计减少0.6亿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年均减少346万人,10年间合计减少3463万人。《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显示,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由24.3岁推迟到27.3岁,推迟了3年。受此影响,我国新生人口数量特别是近年来明显下降,自2016年因“全面两孩”政策新出生人口数量短暂回升后,至2020年已经连续四年下降,每年新生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7万,如图4所示。03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比重连续九年双降如图5所示,我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受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因素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亿万人,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万人,占总人口的13.5%,已成为全球老龄人口规模最大、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生育率持续走低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比重不断下降,劳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发展。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自2012年起由正转负,总量与比例自此从逐年增加进入持续减少阶段,2020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降至8.8亿人,占比62.3%。04人口健康水平与素质能力稳步提升,加快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是建立人口质量优势的两大关键支撑(刘家强等,2018)。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我国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高,以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两项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健康指标为例,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显示,1950—2015年中国婴儿死亡率由195.0‰下降到18.0‰,下降177个千分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2个千分点),进入低婴儿死亡率国家行列。202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7.5‰,优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1950—1970年我国人均寿命经历爆发式增长,并在此后40年中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每年增长约0.1岁,2019年已增长至77.3岁,详如图6所示。另一方面,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及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对比“六普”和“七普”数据,2010—2020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4.08%下降至2.67%。05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人口迁徙流动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了以由乡村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浪潮,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如图7所示,1949年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0.64%,1978年也仅升至17.92%,2011年历史性地跨越50%的门槛,2020年达到63.89%,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5倍之多。近年来,人口向经济发达的核心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中国人口大迁移:2020》研究显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占全国四成左右,但2000—2020年其常住人口占比超过全国的八成,并由83.37%提升至86.72%。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不足全国3%,但常住人口合计占比却已持续升至18.05%。三、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一)预测方法说明“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长期变量,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视角,也要从世界视角,认识中国人口国情及发展趋势(胡鞍钢,2017)。据此原则,本文综合考虑横向国际比较视角与纵向历史发展视角,具体采用以下方法对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01借鉴使用国内外权威预测结果从国际上看,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是目前最具权威的人口预测报告,在其70年的人口预测工作中形成了较为严谨的数据评估流程、分析预测方法和推广应用标准,并且能够提供包括世界范围、国际比较、长期趋势等多个视角下人口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重要信息。从国内来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长期服务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其经过10余年研发与应用形成的人口预测软件和人口发展综合决策支持平台等,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测算、出生人口变动预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展望(2018)》,其数据实验室也实时更新并对外发布其最新预测数据及结果。由此,上述二者成为本文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较为权威、客观和全面的参考依据。02基于中国人口发展历史数据采用趋势外推法进行预测尽管联合国人口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内机构及学术界专家学者在对2050年中国人口规模、结构等具体预测数值上存在一些差别,但总体趋势与规律的判断基本一致,为基于人口历史统计数据进行趋势外推提供了支撑。由此,基于国家统计局等提供的中国人口发展历史数据,根据国内外官方机构、权威智库及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变动趋势判断,同时结合中国人口的自身发展特征及将要面对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对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变动情况进行趋势外推。此外,国家人口发展规划、卫生与健康规划、经济社会规划等我国相关规划纲要也对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的关键性指标进行了预测和指引,《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国生育报告2021》《中国人口大迁移:2020》等一些智库研究报告也是本文的有益参考。(二)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根据上述预测方法及数据来源,预测了2050年中国人口规模、结构、素质、分布格局等变化趋势,结果显示:01中国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阶段,2050年总规模约12.5亿左右综合国家官方规划、联合国人口司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权威研究机构、多位专家学者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判断,中国未来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总量大幅萎缩已是必然趋势。此前《世界人口展望2019》《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众多预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预计在2030年左右出现,但根据目前人口变化和新出生人口数据,该拐点将提前而至,实际上2021年中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已经逼近零增长。据此,预计“十四五”至2050年我国总人口都将处在稳定负增长趋势之中。根据《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对中国人口总量的预测,高、中、低方案下2050年中国人口分别为13.49亿人、12.64亿人、12.23亿人,并分别在2029、2021、2021年达到峰值。结合2021年中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已逼近零增长的现实,预计2050年人口总量将接近中、低方案预测下的12.5亿左右。02人口老龄化提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占比持续下降考虑到当前我国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等因素,众多研究预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提升,并将迈入超高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人口展望(2018)》预测指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2033年左右将突破3亿,2050年左右突破4亿,2058年左右达到峰值4.4亿;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对应上述年份分别为21.0%、29.3%、33.7%。见表1,《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21世纪前半叶至2060年将是我国老龄化最快的阶段,其中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亿,占比为34.6%;64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全国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我国进入超高老龄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将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结构产生影响,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结果,2020—205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将处于持续下降阶段,2050年将分别降低至7.2亿人和51.2%。同时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发展,如25~34岁的中青年劳动力规模和比重降幅明显,2050年分别为1.5亿人和11.2%,与2020年相比分别降低了30.7%和25.0%。03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面临较大压力适度生育是维持人口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未来30年(约至2037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缓和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增强人口可持续发展潜力,我国将强化正向调节,如《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促进生育水平适度提升。但与此同时:一是我国主力育龄妇女规模自1997年达到峰值后持续减少,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数据实验室预测数据显示,预计“十四五”时期乃至2050年我国主力育龄妇女数量仍将继续下降,从2020年的1.45亿降至2025年的1.14亿,至2040年1.08亿、至2050年的0.92亿左右;二是我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早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超低生育率在中国早已形成(陈友华,2019),而世界长期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尚未出现回升到更替水平的先例。综合以上多方面因素,预计我国生育水平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会出现小幅回升但仍将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结果,我国总和生育率呈现缓慢上升态势,2020—2025年、2025—2030年、2030—2035年、2035—2040年、2040—2045年、2045—2050年各时段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1.73、1.74、1.75,30年间提升幅度不足3%。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人口展望(2018)》指出,我国出生人口将经历快速下降后进入平缓下降阶段,2034年左右到达谷底,2035—2047年小幅回升,此后至21世纪末则以较为平缓的速度波动下降。04人口健康水平与素质能力稳步提升,加快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考虑到我国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升、国民教育体系持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水平显著提高等积极因素,预计2050年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进一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方面,《“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到要“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在2030年达到79岁,此后平均每5年增长1岁。由此,2020年、2025年和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7.3岁、78.3岁和79岁,按此每五年增速,预计205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80.5岁左右。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七普”数据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2020年的10.75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到要“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由此可得我国2010年、2020年和2025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67年、10.75年和11.3年。根据2010—2020年、2020—2025年增速,预计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4年,进一步缩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05城市化水平继续提高,人口向核心城市群集聚程度更趋明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持续升高,但与美国(82.66%)、日本(91.78%)、英国(83.90%)、法国(80.98%)、德国(77.45%)等全球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预计2050年前中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经验和城镇化历程显示,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人口将随着产业发展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如《中国人口大迁移报告:2021》研究数据显示,1970—2019年,美国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了9.5%,远高于100万~500万人(5.8%)、25万~100万人(1.2%)和5万~25万人(0.1%)都会区;再如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产业向着大都市圈不断聚集,1973年前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态势转变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据此,我国人口向城市群集聚趋势也将更加明显,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指出,204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和成渝都市圈人口规模合计将达4.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人口大迁移报告:2021》预测指出,从现在起到2035年乃至2050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9个城市群将成为吸纳我国人口的主要区域,2030年全国新增的1.3亿城镇人口中将约有80%的人聚集在这些城市群中,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将吸纳其中的60%。四、基于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的工程科技需求分析(一)预测方法说明根据前文对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的描绘,围绕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人口健康水平与素质能力稳步提升等主要特征,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情景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调研法等,研判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下的重点需要及由此产生的工程科技需求。01文献研究法围绕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及主要特征,查阅相关学术研究文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委员会及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科院、工程院等国外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世界各国在人口发展、卫生与健康、科学技术等领域制定发布的相关战略规划,以及具有一定影响力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等,提取整合未来重点需要及相应的工程科技需求。02问卷调查法和专家调研法依托国家自科基金项目“2040重点产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分析”,面向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利益相关者发放问卷和开展调研,预见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下可能产生的新需求、发生的新变化,以及为应对上述需求及变化工程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上述不同渠道获取的工程科技需求研判结果进行综合与整合,最后得到基于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的工程科技需求主要发展方向。(二)基于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愿景的工程科技需求分析01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工程科技需求根据前文预测结果,我国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2050年将迈入超高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失能失智老人数量不断增多,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将对医疗健康、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产生巨大需求,主要表现在:(1)老年慢性病诊治及管理的需求增加人体衰老是自然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项机能会逐渐衰退,患病的频率和程度会越来越高,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成为老年人群的主要疾患。上述病症病程长、病情迁延不愈,老年患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承受着较大损伤,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也受到不良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我国75.8%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被1种及以上慢性病困扰,且一人身患多种慢性病的现象严重;这其中,高血压患者占58.3%,糖尿病占19.4%,血脂异常占37.2%。对此,通过药物研发、医疗技术升级等医疗科技发展来科学管理甚至治愈上述老年慢性病显得极为重要。针对老年慢性病病程长、病情迁延不愈等特点需要经常开药、定期检测复查等,在线就医、动态监测等方式就成为及时高效应对和管理老年慢性病的有效手段之一。例如,利用心电监测设备、手机APP、云服务平台等科学技术手段,了解病人生理生化指标、运动心肺能力与生活习惯等,确定干预目标及周期,实时监测患者处方执行情况,实现实时跟踪与反馈,并按情况和需要及时调整方案,改善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情况。(2)老年人日常性照护需求增多除了疾病诊疗外,年龄增长引发的身体机能衰退也将进一步导致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进入高龄阶段后甚至会出现失能失智等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常性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我国生育率持续下行导致少子化现象愈发突出,“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步提速导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压力日益加剧,2020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增至19.7,即每5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名老年人;《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预测该比例到2050年将升至53.2,即每2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1个老年人,子女承担着巨大的养老压力。再加之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后导致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子女缺少也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及精力陪伴父母,传统的家庭照护老人模式难以为继,对中国传统家庭和亲属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人看护、智能看护、智慧医疗等新型科技手段,在看管照顾老年人,以及向子女家人实时反映老人生活状态并在关键时刻报警等方面有着较大作用空间。例如,“看护机器人”不仅能够帮助老人按时吃药、完成家务等,同时也能够通过与老人聊天、下棋、查资料等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再如,“智能看护”系统能够通过传感器传输数据向子女及家人实时反映老人在家的生活状态,并在关键时刻进行报警,在年老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可信、可用的有效“信息纽带”。02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产生的工程科技需求生育率持续走低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下降,而该趋势预计将持续至2050年,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也将趋于老龄化发展。如何缓解由此导致的劳动力数量供给下降,以及工作压力导致的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身心亚健康等成为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主要表现在:(1)填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需求劳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要素,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保持40年的高速增长,其中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带来的红利效应贡献巨大。然而,民工荒(2004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2010年)等标志性事件相继发生,众多研究预测从现在至2050年中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愈演愈烈,将会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和老龄化发展,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另一方面,包括劳动年龄人口在内的我国人口综合素质还尚不足以有效对冲劳动力供给下行压力,联合国《2020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8.1年)比德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分别低了6.1年、5.3年、5.1年、4.8年、3.4年,仅相当于上述五国平均水平的62%;《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10.56%)与欧盟(13.8%)、美国(28.5%)、瑞典(35.1%)(数据来源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其中美国为2015年数据,其余国家为2005年数据)等国家有着明显差距。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如何及早准备应对劳动力供给减少及其可能引发的相关问题以适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就显得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人工智能是未来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有效方式之一,能够弥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不足。人工智能通过替代劳动力工作,特别是规则简单、重复性高、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岗位来减少劳动力需求,缓解劳动力不足造成的消极影响,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指出,“2018—204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会减少1.7亿~2.6亿,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有可能会替代2.0亿~3.3亿”。随着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和升级,人工智能系统在未来可能达到或超越人类的理解和学习能力,从事更加复杂化、人性化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削弱劳动人口供给减少而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2)增强年轻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需求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越来越快的工作生活节奏,劳动者特别是年轻劳动者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和疲惫状态。《2021青年男女健康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职场青年群体中,超六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超两成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一半以上甚至得不到双休。这其中,曾担心自己会猝死的青年职场人超过80%,从未担心过猝死的仅占18.1%。较大的工作及生活压力使得部分青年人长期饮食不规律、熬夜、缺乏运动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等老年人疾病,腰椎颈椎病更是比比皆是。与此同时,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多且日趋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睡眠障碍、成为“睡眠特困户”,然后又反过来加剧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造成恶性循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VR)等新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上述青年人身体和心理疾病中有较大的作用空间。以治疗及管理心理疾病为例,“情绪识别”“共情设备”等智能技术突破,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等实时识别面部表情、检测情绪,实现对患者心身疾病的预测、诊断、治疗、监控,辅助临床医生诊治和评估病人;同时还能够据此推送音乐、视频及开展交流对话等帮助患者调节不良情绪。03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升产生的工程科技需求根据前文预测结果,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提升至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预计2050年将进一步提升至80.5岁左右,人口健康水平的稳步提升对医疗技术突破产生更多期待,主要表现在:(1)人口预期寿命增加提高居民对治愈大病、罕见病的期待尽管现代医学及公共卫生快速发展,但一些重大疾病仍然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中科院等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过350万,死亡病例超过200万;新增高血压患者1000万人,死亡病例200万;糖尿病患者达1.164亿人,占据世界第一;慢性肾病患者人数超过1.2亿,即平均每10人中就有一位被慢性肾病所困扰;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105.3万人,乙肝病毒携带者近1亿人,还有突发性传染病如SARS、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成为制约人们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提升的重要因素,人们由此对于治愈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等的前沿医疗技术的需求明显增多。精准医学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其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亚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曹雪涛,2015),在对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与防控等方面得到了较好应用。(2)替换故障组织及器官的需求增多人类由于衰老、疾病、事故和先天缺陷引起的组织或器官病变及衰竭等是医学领域的关键性问题,患者不仅要夜以继日地忍受病痛折磨,甚至生命会受到威胁。特别是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生存状态,想要通过“替换”来修复衰竭或病变的组织及器官,同时增强人体的生物机能。然而,目前组织或器官衰竭的主要治疗方式是通过活体或死者的器官移植,面临与组织匹配的供体难以寻找、被组织所排斥、需要采取终身免疫等问题,难以满足现实中巨大的故障器官替换需求,理想的组织或器官替换技术亟待研究发现。“生物打印”技术能够通过聚合物或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生产组织和器官,其中可植入人体的组织和器官,具有个体适应性好、副作用少、结构稳定等优点。“人体芯片”利用患者自身体内的细胞修复受损的器官,能够生成用于人体植入的各种类型组织。“外骨骼”是一种增强或恢复人的机械性能的体外人造结构,能够帮助患者从瘫痪、多发性硬化症、脑瘫和其他使人衰弱的疾病中康复。“仿生学”用于医学领域是用机械代替或增强各种身体部位,实现“有机体与机器融合”,不仅能够帮助受伤患者康复,同时可以增强人类的生物功能,使人们跑得更快、看得更远、听得更真、寿命更长甚至更好地思考(欧盟委员会,2021)。04人口素质提高产生的工程科技需求根据前文预测结果,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预计2050年将增加至14年,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将使其健康意识及观念发生一定改变,产生新的或更高品质的需求,主要表现在:(1)健康意识从“被动医疗”向“主动健康”转变除了疾病医治本身外,人口健康水平与素质能力提升也使人们的健康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突出表现在从过去治愈疾病的“被动医疗”向以疾病预防和监测为主的“主动健康”转变。传统健康观念是“无病即健康”,只有当生了病才去治病、衰老了才去抗衰老。而现代健康观念是主动追求健康、未病先防,“治未病”的观念越发盛行,在没有生病时就要注重健康管理。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积极推动主动健康理念,《“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路,将“促进健康”作为未来医疗和健康管理事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的“普及知识、提升素养;自主自律,健康生活;早期干预、完善服务;全民参与、共建共享”4项健康中国实施原则,均明确指向了治于未病的主动作为。大数据、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监测、收集、传输、分析、保存使用者的健康信息、实现主动健康提供了可能。例如,健康管理及监测设备能够通过检测血压、心电、骨密度及远红外等仪器,评测使用者的肌肉力量、平衡能力及身体体质成分、血压、心电图、疼痛骨伤等情况,并实现数据联网上传,确保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个人身体情况。根据检测数据,进一步开展科学评估,并提供包括每日起床、每次饮水量、每日运动、社交活动、心理状态等多个方面的“无死角”健康提醒等。再如,“智能纹身”由可穿戴的表皮皮肤电极组成,能够实时感知到压力、触摸等各种环境刺激及心率、呼吸、血液酒精和氧气含量、肌肉活动、情绪等生理数据,帮助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的患者得到交互式远程医疗及治疗的支持。(2)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更趋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口综合素质提升,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会明显提高,医疗服务的需求层次呈现多样化趋势,将更加青睐于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方便快捷的就医流程、突破距离和环境限制的远程会诊和远程诊断等高品质的就医服务。例如,远程医疗能够通过网络通讯技术来扩充就医途径和医疗信息,摆脱了地理对医疗活动的限制,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不受距离和环境限制的远程会诊及诊断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五、主要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随着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技术预见已成为支撑未来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社会愿景对未来技术的发展提出期望,是形塑技术发展路径、决定技术范式、影响技术发展速度的重要拉力(梁帅和赵立新,2021),然而目前我国技术预见实践中对于未来社会愿景考虑不够充分。据此,本文面向2050年人口发展愿景开展工程科技需求预测分析,旨在为提升我国技术预见水平、强化科技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供有益参考。主要研究结论总结见表2。需要承认的是,技术预见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通常需要系统集成官产学研各方面的专家来完成这项未来探索(穆荣平和王瑞祥,2004)。因此本文进行了一些“个人力所能及”的研究尝试,基于2050年人口发展愿景分析提出了对应的工程科技需求。随着未来研究资源、条件进一步丰富完善,将采用大规模德尔菲调查等进一步凝练明晰满足上述工程科技需求所需的具体技术手段,从而为工程科技发展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提供更加明确的技术方向。参考文献[1]曹雪涛,2015.推进精准医学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委员[EB/OL][2015‐03‐10](2021‐11‐2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10/c_127563212.htm.[2]陈卫,段媛媛,2019.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J].人口研究,43(1):3‐17.[3]陈友华,2019.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J].人口与社会,35(4):3‐17,2.[4]胡鞍钢,2017.中国人口长期发展(1950—2050)[G]//胡鞍钢.国情报告(第十八卷2015年).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5‐215.[5]技术预见编委会,2005.技术预见报告2005[M].北京:科学出版社.[6]梁帅,李正风,2017.塑造未来:技术预见的可能性及可靠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33(7):25‐30.[7]梁帅,赵立新,2021.风险社会情境下技术预见的内涵、挑战和实施框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42(3):64‐75.[8]刘家强,刘昌宇,唐代盛,2018.论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与人口研究[J].人口研究,(1):8‐20.[9]栾恩杰,袁建华,满璇,等,2017.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2035的需求分析[J].中国工程科学,19(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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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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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科研诚信建设重在减存量遏增量

科研诚信建设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级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我国科研诚信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此后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上仍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强化科研诚信建设,健全科技伦理体系”。2022年9月,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印发了《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规范。在我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新时期,全面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项工作关联因素繁杂,涉及诸多方面,影响广泛深远。笔者认为,有力减存量有效遏增量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关键所在。有力减存量主要指大幅减少已经发生的科研不诚信行为因被揭露处理而演变成为影响恶劣的重大科研诚信事件的数量以最近几年饱受诟病并且愈演愈烈的我国学者已发表论文被国外期刊大量撤稿为例,有关部门亟需采取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有力举措改善局面。对此,总体指导思路应该是化被动为主动,化批量为零星,按照专业原则和专业办法妥善处理,最大程度上合理维护我国科研人员和科技界的整体声誉。实践操作层面可考虑三方面举措:1积极鼓励有关科研人员以专业方式稳妥地更正或撤回已刊发的存在科研诚信问题的论文。对相关人员这类自发采取的零星改正行为,不宜上纲上线,不宜“一棒子打死”,可结合具体实际免予处理或者从轻处理。2妥善应对公开质疑相关论文存在科研诚信问题的重点事件。特别是对一些涉及知名人士、各方瞩目、反响强烈的热点焦点事件,不宜忽视适度信息公开,不宜过度“让子弹飞一会”,可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在按规定快速开展调查的同时,力促有关人员及时规范公开回应质疑、采取行动,将不良影响降至最低。3主动发现处理存在科研诚信问题的论文。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整治科研论文学术不端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在这方面,不宜僵化地完全奉行有满足既定条件的举报才受理并调查处理的原则规定,不宜有“鸵鸟心态”,可考虑探索建立相关工作机制,主动有所作为,例如,常态化抽检我国科研人员在国外期刊特别是“黑名单水刊”“掠夺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对在抽检中发现论文存在科研诚信问题的人员,从严、从重、从快调查处理。有效遏增量主要指大幅遏制新发生的各类科研不诚信行为数量对此,总体指导思路可借鉴近年我国反腐败斗争坚持的基本原则,即“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实践操作层面也可重点考虑三方面举措:1加速改革现有科技评价考核体制,有力削弱产生科研不诚信行为的原始动因。我国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还需要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我国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考核总体上还未彻底改变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轻长远等老大难问题,亟需加速改革。2大力加强专业培训教育,切实降低非故意科研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几率。全面系统加强对一线科研人员、科研诚信管理人员等所有相关人员的培训教育,帮助他们熟悉和掌握与国际接轨的专业规则和专业要求,持续提高各自开展工作的专业化能力和专业化水平。3科学规范处理重大科研诚信事件,充分发挥典型事件的警示教育震慑作用。妥善处理好重大科研诚信事件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言而喻。从近20年前的“汉芯事件”,到两年前的“韩春雨论文事件”,再到2021年发生的“曹雪涛等人论文事件”,虽然性质和危害有极大差异,但这三个事件处理的公信力同样均具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综合来看,我国有关部门对重大科研诚信事件处理,在科学规范、公开透明、令公众信服等方面仍需持续改进、不断提升。科研诚信建设有力减存量有效遏增量谈易行难,需要坚强的领导统筹、完备的组织机构、健全的制度规则、科学的工作机制和优良的环境氛围;需要群策群力、久久为功。有关各方应当充分认识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和任务部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驰而不息将相关工作落到实处。作者:赵正国,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原载于光明网相关阅读着力推动两级资源下沉,切实增强科技经济融合服务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数字化青年人才申金升: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若干思考
202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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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动两级资源下沉,切实增强科技经济融合服务能力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41期(总第536期)2022-11-2【按】中国科协和全国学会、省级科协和学会(统称两级科协组织)拥有相对丰富的高层次专家和技术资源。推动国家级、省级的科协组织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是科协组织服务创新创业的重要举措和抓手,既有利于增强科协组织的服务能力,又有利于助力国家、区域和企业创新发展。近年来,两级科协组织坚持企业提需求、学会送服务、科协搭平台、地方汇资源,为服务科技经济融合、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两级资源下沉服务科技经济融合还存在体制机制不优、服务能力不强、支撑条件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两级资源下沉,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化改革、加强激励、优化保障,引导两级科协组织在增强自身能力中更好服务科技经济融合。一、两级资源下沉、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主要成效近年来,中国科协贯彻中央要求,探索“科创中国”工作机制,以企业提需求、学会送服务、科协搭平台、地方汇资源等方式,推动国家和省市两级资源向基层、向企业下沉,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和网络优势,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科技经济融合。01广泛发动部署据统计,近五年来,由中国科协统筹协调,100余名院士挂帅,137家全国学会、279家地方科协联动组建的105个科技服务团,组织了近4000名科技工作者为基层提供科技服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运用,服务企业发展。不少科协组织还从参与政策建议、增强双创氛围、促进信息交互等角度,通过导入科技成果、提供专业服务、协调相关资源、对接科技企业等方式,优化科技经济融合和地方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例如,上海市杨浦区科协积极协调,参与推动吸引海外引才“3310”政策(即3大工程、3大目标、10项政策),导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等多个全国学会,引入优质技术成果和高端专家,为区域科技和产业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生态。02注重实效近三年来,两级学会共组织1000余家高校院所和科技服务机构,引导和帮助科技工作者运用科技成果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质量与实际效果明显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牵头组建“云贵川绿色能源科技专家服务团”,通过实施绿色能源科技入滇行动,在云南累计完成160多个光伏取水工程,为促进农业增收提供了保障,同时,推动风能机组防雷装置在30多个风电场转化应用,累计产生直接及间接经济效益9.21亿元。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积极推动绿色船舶、船舶安全、压载水、智能控制系统和无人船等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其中脱硫脱硝技术已应用于福建“国航86000散货船脱硝系统”等100余套船舶后处理系统,累计营收达15亿元人民币,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奠定了我国船舶后处理系统领域国际领先地位。03搭建平台两级科协组织注重搭建各类服务平台,同时着力提升平台的功能内涵,以提供专家资源、技术支撑、渠道拓展等服务,更好引导行业科技和地方经济融合发展。例如,截至2022年9月,“科创中国”网上平台,已汇聚“问题库”“项目库”“人才库”资源174.8827万条,以线上对接、精准推送服务包括“揭榜挂帅”等方式,为两级科协组织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便利。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参与建立泉州纺织服饰产业综合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探索支持地方纺织服饰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产学研融合新模式等实务内容。二、两级资源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存在的问题01两级资源下沉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体制机制不顺两级科协组织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条件下的科技经济融合发展。首先,两级学会是社团法人,以市场机制从事科技服务活动受到规则约束,大多数学会推动资源下沉主要是响应号召,但因担心碰触收费红线,市场化服务经济的活动规模和实效受到一定影响;科协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也不太顺畅,如需政府部门提供具体政策支持,科协职能部门往往不清楚如何与政府部门协调推进。其次,两级学会组织设置不适应科技经济融合,新兴产业领域的学会覆盖仍有空白;学会内部没有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专兼职机构。调研中,上海市工程师学会反映,“挖掘企业技术需求要有专门的挖掘甄别拆解机构,但现在没有”。再次,在学会年检、考核等规范化建设中,未把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成效作为重要内容或加分项纳入,使得两级资源缺乏下沉服务经济的持续内在动力。两级学会之间也存在沟通反馈不畅等问题。两级学会无明确隶属关系,造成合作效果受影响。例如,有些全国学会曾通知地方学会征集企业技术需求,但地方学会上报后没了下文,影响地方学会在企业中开展工作。02两级资源下沉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能力不强两级资源下沉服务经济的能力不足,制约了科技经济融合的成效。首先,两级科协没有调配人财物的权限,科技专家资源数量也难适应4800多万家企业技术升级面临的需求。其次,两级学会服务企业的能力不足。企业遇到的技术问题,往往与企业效益相连,如改进技术同时能否降低成本、拓展销售、扩大收益,学会一般不太熟悉,难以说服企业家接受合理的具体技术改进方案,影响资源下沉的效果。第三,两级学会不少科技专家缺乏服务企业技术升级的综合能力。科技专家拥有先进技术,但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不仅仅是引入先进技术,而且涉及到工艺流程改进、设备购置维护、操作人员培训等许多具体实际问题,即使服务业企业技术升级,也存在员工不熟悉先进技术操作运维的问题。而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缺少这些方面实际经验,帮助企业技术升级就会遇到不少困难。如山西一家企业有将煤矸石转废为宝的技术需求,在与有关专家对接商谈后,发现双方对技术成熟水平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影响深入合作。03两级资源下沉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支撑条件不足两级资源下沉不仅需要学会和科技人员具有各种能力,还需配套的生态环境支撑。目前,两级资源下沉面临配套环境的主要问题是:在科技和其它专业服务方面,我国的专业服务机构规模小、能力弱,很难专业性解决各类问题。如高校院所的技转中心或产研院,直接促成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不多。在法律政策方面,也有需细化完善的地方,如《科技进步法》鼓励新型组织按市场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非常有利于科技创新,但对促成的技术合作项目如何收费、如何按贡献大小分配等,政府部门尚没有具体规定。三、进一步推动两级资源下沉的几点建议推动两级资源下沉,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是新时代科协组织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两级科协组织应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由点到面,努力探寻资源下沉服务科技经济融合之路。01完善科技组织服务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着力发展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服务团、创新联合体等新型组织,探索运用市场机制,有序高效推动资源下沉;探索在规范化建设评估、年检等工作中,将学会等科技社团组织服务经济和区域发展的内容作为特色加分项,激励更多科技社团组织投身经济主战场。大力发展和扶持新型科技中介服务。02持续深化学会管理改革两级学会牵头成立的联合体、科技服务团等非法人组织不应简单作为二级机构管理,应主动争取同级民政部门支持,允许两级学会依据《科技进步法》,探索实践科技服务经济的市场化机制。对于两级学会已经牵头成立的科创联合体、科技服务团等,可将其作为市场机制运行的试点,探索作为非法人组织按合作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从事共同商定的科技创新事务的新机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检测治疗等新兴产业领域,加快设立新的学会或非法人性质的专业联盟,大量吸收新兴产业领域的年轻专家加入学会和联盟,以市场机制运行,提高两级资源下沉总体效果。鼓励省市科协和两级学会设立科技经济融合专门(或兼职)机构,加强科技经济融合工作的协调。03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对直接提供技术支援并取得实效的科技专家、促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机构或人员,给予一定比例的收益分配。支持两级学会通过科技服务团为企业服务取得实效,从市场服务中获取收益,而非依赖政府补贴。两级科协主要应通过榜单评选等评估激励措施,对服务科技经济融合排名前列的学会和服务团队给予奖励。04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鼓励省市学会增强企业技术需求的挖掘甄别拆解功能;支持全国学会强化需求解决功能,导入全国资源,共同解决企业实际需求;两级科协组织要协调好学会间协作。在技术经理人培训的基础上,扩大培育“有经验”技术经理人,培训好企业和高校院所退休科技人员,运用他们丰富经验,沟通协调技术供需双方,提升服务实效。05优化资源下沉生态吸引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和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共同搭建产学研合作网络、参与科技经济融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实效不明显问题。努力吸引各类金融介入科技经济融合活动,构建合理的投资机制,使资金“能投、敢投、愿意投”;建议设立“科技经济融合专项基金”,更专业提供科技经济融合的金融服务。细化政策服务,给予科技社团、科技服务团享受创新券等政策。文章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课题“科创中国与双创融合的内在规律及可行路径研究”作者:张仁开1、蒋慧工2、邓元慧3、赵宇31
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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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数字化青年人才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政策依据。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靠人,尤其离不开数字化青年人才。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人才资源储备和人员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农业农村发展需求的情况。推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培养高素质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队伍,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好人才基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加快数字化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谱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崭新篇章,具体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加大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长期培养的政策支持力度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根据其成长规律,完善长期培养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健全人才培养资助平台和配套资金的长期稳定扶持机制,加大对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从长期培养范式的顶层设计到选人育人的人才建设方案,实现数字化青年人才供给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对应,打造不同类型青年人才分级分类培养模式,久久为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二是升级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技能培训的线上线下渠道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技能培训方式应更加多元化、信息化。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奔赴的农业农村青年技能职业培训模式。在互联网技术维护下,精准化、个性化、定制化地针对不同农业农村青年人才基础,制定不同的培训目标和学习内容。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急需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相关数字技能,阶段化、定期化、持续化地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青年人才技能职业培训班和大师讲堂。三是健全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优绩优酬的保障激励机制青年人才处于人生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往往面临社会地位偏低、工资水平不高、生活困难较多等诸多压力。以数字化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建立健全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优绩优酬的工资合理调整机制,推动完善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待遇的长效保障激励机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通过打造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优绩优酬的大环境,吸引、留住数字化青年人才,保证其安心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四是团结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资源的学会组织力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学会组织带领或引导青年人才群体分工协作、共同推进。以学会组织力量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应汇聚学会组织的优势资源和力量。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建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英才领衔、其他青年人员协同的工作模式。由学会组织统筹管理,定期向农村基层输送数字化青年人才和专项项目资源,营造学会组织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发力、数字化青年人才不断发展壮大的良好局面。五是打造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交流的国际合作平台农业农村问题是关乎全球民生的重要课题,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脱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大环境。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推进,需要打造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平台。通过建立资源共享、联合攻关的长期稳定合作机制,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专业水平和职业技能,增强他们及时掌握国际动态、准确预判发展趋势的能力。作者:程豪,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原载于《农民日报》2022年12月5日刊相关阅读申金升: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若干思考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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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金升: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若干思考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出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在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3+N”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资源开发。当前,我国人才资源规模总量大,但人才发展质量与国家发展需求还有差距,人才分布结构不均衡,世界一流的顶尖人才数量较少,人才引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竞争的效能尚待提升,吸引集聚人才的环境有待优化。加快建设“3+N”高水平人才高地,是抢抓机遇、应对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01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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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5期(总第530期)2022-9-23按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鼓励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主导性作用,构建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牵引的中国特色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是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核心和双循环新格局下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关键。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及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问题,中国科协组织清华大学“双循环格局下企业需求与科技供给调查”课题组进行了研究。2022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课题组通过对我国科技结构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相比相对弱势,我国科技领军企业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整体实力还有待提升。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是当前我国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需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企业呈现研发经费投入占比高、研发人员总量大的特点,已接近科技发达国家。2012—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1.03万亿元大幅增至2.79万亿元,其中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超过7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体企业的比例高达90%。同一时期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从461.7万人涨至755.3万人,涨幅高达63.6%,其中企业研发人员占比接近75%。然而,从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和人员)数据来看,我国企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首先,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欠缺,研发经费主要投向试验发展2020年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95.6亿元,仅占企业总体研发经费投入的0.51%,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6.5%,远低于高校(49%)和研发机构(39%)。企业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成为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短板”,给重大原创成果持续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在关键核心技术环节突破“卡脖子”困境。其次,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人员占全国研发人员的比例较低,高校的基础研究人员规模在科技结构中仍占据绝对优势虽然2010—2020年期间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人员占比持续提升、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但直至2020年该比例仍不足6%——远低于高校(67%)和研发机构(24%)。二、我科技领军企业数量及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从研发投入总量来看虽然目前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与欧美及日韩等科技强国同样超过了60%,但经费总量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2020年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为1.87万亿元,仅与美国企业10年前的水平持平。从基础研究投入来看,2009年美国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就已高达148亿美元(占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投入的20%),是当时我国企业的33.5倍,是2020年我国企业的1.5倍。基础研究领域的高投入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以医药行业为例,美国龙头药企的研发投入占比平均高达18%,而我国生产性医药企业中该比例仅为4%。从科技领军企业情况来看中美差距相对明显,2022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的全球50强创新企业中,美国企业入围27家,我国企业仅入围7家。202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产业研发投入2500强”榜单中,美国企业以779家位居全球第一,企业研发投入总额高达3435.6亿欧元;中国企业上榜683家(含台湾地区企业86家),但研发投入总额仅为美国的41%,且进入排名前50的企业仅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中国建筑集团4家,美国企业有19家。另外,上榜的124家德国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为7.01亿欧元,约是中国企业平均研发投入的3倍。三、体系化系统性科学布局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一是以标杆带动先行先试和系统优化树标杆,树立客观、通用、公开和动态化的科技领军企业评估标杆。上标杆,设立专项科技政策、专项基金和人才政策,鼓励并支持更多创新型企业成为科技领军企业。保标杆,支持已上标杆的企业继续保持并适当提高对标能力,使科技领军企业持续涌现并不断成长,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梯队和集群。二是充分发挥国企在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中的作用与担当聚焦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必争领域,充分发挥国企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和引导者作用,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重点抓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汇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创新力量,为科技领军企业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创新牵引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话语权提供制度性支持、重大科学源头支持和前沿不确定性技术的早期重大应用场景支持,形成未来的整体性优势。三是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探索企业主导型的科技创新模式支持以科技领军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链布局,形成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联合体。赋予科技领军企业负责人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决策方面更多权限,促进科技领军企业成为重大科技方向提出者和科技成果应用者,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围绕企业和产业创新面临的重大和关键共性问题提炼科学研究问题、开展科研活动,构建有组织的科研体系与成果转化生态系统。组建政府指导、领军企业牵头主导的产业发展委员会,在科技创新范畴内赋予科技领军企业更多资源调配权、产业联盟建设权,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科技结构优化和产业链融通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引导支持科技领军企业推进跨行业、跨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创新资源整合,支持企业中央研究院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联合承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平台建设,共建未来产业研究院、颠覆性技术研究院等高层次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四是促进科技领军企业成为创新人才培养主体让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培养应用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共同主体,其中产业领域的工程科技人才应更多在企业培育。支持领军企业与高校联合办学,培育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和较强创新能力并能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卓越工程师。支持企业打造梯队化创新人才队伍,培养具备战略顶层设计能力的首席科学家和能够领衔攻关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培育创新领军人才,探索柔性引才引智机制。作者:陈劲、朱子钦、肖轶群、杨硕,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责任编辑:黄诗愉相关阅读新时代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研究工作嵌入对科技工作者离职意愿的影响研究全球新经济治理探索实践及我国新经济治理能力提升建议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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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研究

摘要:历史表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支撑。人才使用与培养、科学技术研究的创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环境建设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驱动要素。通过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上述四个维度厘清中美之间科技发展的实质差距。坚持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为发展动力,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发展能力,以“人才是第一资源”为发展保障,以实现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形成系统、完备、高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为发展关键,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部署。中美竞争愈演愈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持续在全球蔓延、乌克兰危机骤然而起,让人真实感受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中美竞争无疑是这个变局的关键变量,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也没能延缓美国对华实施全面战略竞争的冲动与步伐,以竞争为主、以合作为辅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科技创新作为应对世界秩序变革和提升自身实力的主要手段,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因此,新时代如何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科研范式的发展变化和组织变革,立足我国现实状况,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也尝试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就“为什么”和“怎么办”两个方面来探索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这个问题。科技自立自强是大国崛起的战略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是指在新的历史阶段下强调要靠自主创新把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已手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从内部看,中国科技事业发展面临由“量大”到“质强”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求;从外部看,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世界秩序的变化,以及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等。因此,“自立”可理解为自主创新,国家发展的安全、可控、可持续发展;“自强”可理解为创新的高质量高水平,科技引领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极大提升。历史经验表明,科技自立自强似乎是成为世界强国或大国崛起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但是其发展和崛起的路径又有很大的不同。世界科学中心相继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转移,或者说世界科技革命的发生,都伴随着人才培养模式、资源条件配置、科研范式转变以及创新生态建设等主导要素条件的变化。这些大国崛起的主导要素驱动着一国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最终奠定了世界科技的领先地位。近代科学从16世纪中叶复兴,并于17世纪初在意大利开花结果,最大的原因就是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文化环境上的变化,哥白尼、维萨留斯、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由此开始,“求是”科学精神由此诞生,“理性”(实验观察和归纳推理)科学方法得以确立。国家社会没有什么资源提供,他们完全凭借自身对真理的执着,不惧困苦,一往无前。
202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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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嵌入对科技工作者离职意愿的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科技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结合工作嵌入理论,研究了科技工作者职业流动特点及影响科技工作者职业流动意愿的因素。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提出了工作嵌入、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愿之间的假设,运用调查数据进行了相关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嵌入程度越高,科技工作者离职意愿越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对科技工作者的离职意愿也有显著影响。职业倦怠感越强,也越容易产生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越高,离职意愿越弱。因此,要想改变科技工作者对工作“若分若离”的心态,既要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增强科技工作者组织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又要在选拔、工作安排和职业发展计划等环节注重人与工作的匹配。同时,科技工作者也应不断调整自身的职业心态,不断释放自我价值。一、引言当前,在科技管理中科技工作者的职业流动是最重要议题之一。合理有序的职业流动不仅对个人职业发展影响重大,也关系到我国整体人才结构布局的持续优化。科技工作者在不同职业、社会地位和地理空间之间流动。微观上,频率适当的职业流动利于个人能力发挥和职业生涯发展;宏观上,有利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配置和空间布局的优化;流动意愿是离职最主要的预测指标,过高的离职意愿会给企业/单位造成高昂的人事成本和萧条衰退的负面感知。对科技工作者所在组织而言,组成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要素包括科技工作者的能力、技能和网络资源等。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嵌入反映了其对自己与工作环境匹配、联系和牺牲的权衡。科技工作者的组织和职业嵌入问题,不仅影响到其科研工作和生活品质、职业生涯发展,还对其所在机构发挥人力资本存量价值,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和科技管理效能影响重大。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科技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当前科技工作者队伍职业流动强度低,但职业流动意愿强烈,职业心态“隐性”流失现象凸显。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作嵌入理论,研究科技工作者职业发展过程中职业流动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一方面有助于了解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职业流动特征和职业流动动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科技工作者这一职业群体的生存状态受到更多关注。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在组织行为相关的研究中,职业流动一直是重要的问题,众多学者已在这方面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构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及模型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学者基于工作嵌入理论提出的离职意愿模型,开辟了离职研究的新视角,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过于关注态度变量的局限,促进了离职理论的发展。自此,工作嵌入理论开始出现在员工行为管理研究中。研究发现,工作嵌入对于员工队伍在组织内稳定有重要意义,在控制了性别、工作搜寻行为、工作机会、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等的影响的前提下,工作嵌入对员工离职有较好的预测力,如嵌入水平提升,员工主动离职的可能会降低[1]。工作嵌入分为工作外嵌入和工作内嵌入[2],有学者分别剖析了工作内和工作外嵌入对离职意愿的预测力度[3-4]。还有一些学者则将工作嵌入理论应用到了离职以外的其他研究领域,比如工作嵌入与人口统计特征之间的关系[5]、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3,6]、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7-9]以及与职业归属感之间的关系[10]。回顾2001年至2011年期间发表的工作嵌入方面的37篇论文可以发现,工作嵌入理论自2001年提出以来受到较大的关注[11],学者们围绕工作嵌入的前因变量(影响工作嵌入的因素)[4,12]、工作嵌入的中介和调节效应(即工作嵌入的中介作用)[13-14]、工作嵌入的结果[15-17]等方面来研究离职意愿与工作嵌入之间的关系;且学者们研究主体涉及医疗、零售、金融等行业。基于现有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学者们研究员工离职意愿问题时,主要从直接影响因素和调节因素两方面展开,其中态度类的影响因素依然占重要地位。与国外研究相同的是,国内学者大多也是围绕某些特定群体(比如,新入职员工、新生代农民工、医护人员、大学生村干部、青年员工)来研究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以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高端人才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嵌入性对离职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还较少。理论上,工作嵌入能预测员工的离职意愿,但关于工作内和工作外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机制,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有学者认为离职行为能够通过工作内嵌入预测,而不能通过工作外嵌入预测[4];也有学者认为员工的自动离职受到工作外嵌入显著影响,而员工组织行为和工作绩效受到工作内嵌入的显著影响[3];杨智的分析表明,工作内和外嵌入都会影响员工的离职倾向[18]。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工作嵌入的影响机制研究。本文在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工作嵌入为研究切入点,探讨工作嵌入以及其他传统态度变量对科技工作者离职意愿的作用机理,重点回答以下问题: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嵌入对其离职意愿是否有负向影响?与工作嵌入相比较,传统态度变量(工作满意度、家庭-工作冲突/职业倦怠等)对科技工作者的离职意愿是否有影响?如有,影响程度有多大?三、理论基础与假说根据库尔特·勒温(Kurt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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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经济治理探索实践及我国新经济治理能力提升建议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6期(总第531期)2022-10-10【按】诸如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具有鲜明的颠覆式创新、跨界融合、数据驱动、生态共荣等特点,发展范式与传统工业经济已截然不同,基于工业经济思维的传统管理模式与新经济发展的矛盾愈发凸显,从工业经济的政府管理走向新经济的新治理已成为“时代之需”。欧美等国新经济起步较早,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强化数字治理等方式持续探索优化新经济治理。近年来,我国亦日益重视新经济治理工作,也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实践经验。但从整体看,我国新经济治理仍存在监管和政策制度不适配、社会治理体系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本专报聚焦国内外新经济治理的实践经验,针对我国新经济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政策建议。一、国内外新经济治理的实践经验英国、美国、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新经济发展走在全球前列,也率先开展新经济治理探索,重点通过监管方式创新、强调多元共治、强化数字在新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等促进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是创新监管和制度环境以美英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新经济起步较早,在监管和政策制度层面形成许多有益的经验,总体来看,其主要通过开放市场准入、建立创新导向的监管方式等营造了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监管和政策制度环境。例如,在开放市场准入方面,西雅图、芝加哥等城市针对共享汽车领域制定放开准入运营的政策,一定程度降低了市场主体进入新经济领域的制度成本;在建立创新导向的监管方式方面,为促进本国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英国创新提出“监管沙箱”制度,为试点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审批程序简化、开展试点业务运营等有限授权,并适时在“监管沙箱”外推广。银川作为以政策创新从“0”到“1”发展“互联网+医疗”产业的典型代表,为保障“互联网+医疗”产业发展,陆续出台十余个相关政策和监管文件,并搭建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对互联网诊疗平台的运营合规性、医院资质、医生信息备案以及在线问诊、分诊、开具处方等核心业务进行实时监督和管控,为新经济治理方式探索贡献“银川经验”。二是多元主体探索生态共治新经济生态化的特征决定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因此构建全社会共治的治理格局成为国内外的共同导向。英美等国更加重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建立起政府与行业协会协同监管的模式。例如,英国的网络借贷行业由政府金融行为监管局和行业自律组织P2P金融协会实施协同监管,其中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运营准则,政府部门主要承担消费者保护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国内一批新经济企业凭借技术和平台优势深度参与新经济治理,形成了政企共治的治理模式。例如,爱泊车依托其技术和运营优势,与北京市交委、城管、交警、公安等部门合作,在城市静态交通资源管理决策、打造智慧交通生态等方面形成共治,有效化解“城市居民停车难、职能部门治理难”的困局;为提升食品经营许可证审核与验真效率,美团研发“天网”“天眼”系统,协助监管部门对入网餐饮商家全周期动态管理。三是强化数字治理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数字化的治理新工具成为科学决策的必要条件,各国均通过数据公开、建立智慧政府、健全新经济统计和检测系统等方式,解决传统治理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成本高、效率低、易发生权力寻租等问题。例如,英国政府于2015年3月建立了共享经济数据管理制度,重点对共享经济的规模和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统计和评估,开展身份核实和犯罪记录系统放开等,旨在推动信息公开,为共享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为更好开展大数据及相关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数据统计工作,贵州省统计局于2017年建立新经济统计部门,研究建立了新经济统计监测制度,对研究本地新经济产业对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影响意义重大,同时也为全国新经济统计工作规范和标准化提供参考。二、我国新经济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国新经济蓬勃发展,逐渐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但在治理层面,仍存在监管和政策制度不适配、依靠政府单一主体治理社会治理体系发育不足、数字化治理手段应用有限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一是现有监管制度不能适应新经济发展需求以哪吒、瞪羚、独角兽为代表高成长企业对制度和政策的需求与传统企业截然不同,导致传统的行业管理规则、政策工具和产业培育手段失灵。01新经济企业对制度和政策的需求与传统市场准入制度不相适应,企业发展之初面临无法律法规可依、合法性模糊、无标准可寻、业务开展受限等问题。例如,出于安全考虑,有关法规曾明确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直到2020年国家发改委出台文件取消这一限制。02新经济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需求与传统监管制度不适配,新经济企业创新速度远远超过政府监管制度创新,进而容易产生监管空白、重复监管、“一刀切”监管等问题。例如,往往在新业态“野蛮生长”到对社会产生一定冲击或影响的时候,政府新的监管责任或部门才出现;企业跨界融合属性容易导致政府多个部门重复调研和监管,增加了企业的生存和管理成本;而且“一刀切”式的监管常常变成扼杀产业跨界新业态的工具。03现有政策手段不适用。新经济企业更加需要的是场景机会,现行土地、资金等传统产业促进方式往往不能满足和支撑企业的爆发式增长。二是政府单一治理模式与平台经济发展特点不匹配平台企业天生具有社会属性,因此自然承担起了部分公共治理的功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01一方面,平台企业连接的主体已经扩展到普通消费者、商户、各类社会组织及政府部门,涉及主体众多、所需处理纠纷和问题巨大,平台企业处理问题的质量和效率面临严峻考验;02另一方面,政府以传统“线下单个企业市场”模式规范平台,不仅难以形成有效监管,还会出现规制不及时、规制出现偏差等问题。三是数据驱动型新兴产业发展要求数字治理体系革新新发展阶段,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战略性资源,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提高了治理的效率。但与此同时,数据产权、数据保护等治理体系建设仍面临挑战。01一方面,数据产权制度不完善,数据的财产和资源属性尚未在法律中做出明确规定,数据确权的要求与传统资产确权的排他、竞争属性存在冲突,数据保护、应用激励等机制也亟需加快建立;02另一方面,企业数据不当收集和使用现象时有发生,“强制搜集”“数据霸权”“算法合谋”“大数据杀熟”等不加限制的数据利用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亟需建立有效的数据治理新体系。三、提升新经济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为应对伴随新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治理挑战,我国应积极学习借鉴、总结应用有益经验,深刻把握新经济颠覆式创新、跨界融合、数据驱动、生态共荣等特点,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开展多元共治、应用数字治理、加强统计和研究等方式加强新经济治理,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一是营造促进创新、主体公平导向的政策和监管环境充分把握新经济创业式创新特点,坚持“促进创新、主体公平”原则,强化政策先行先试,放宽行业准入许可,进一步清减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审批备案事项,同时丰富瞪羚、独角兽和哪吒等高成长企业培育、场景建设、数据开放、未来产业和新赛道的政策供给。此外,建立创新导向的监管机制,通过设置“观察期”“规制沙盒”等方式,允许一时看不准的新业态新模式在“安全空间”内试错,同时探索信用分类分级监管,根据新物种企业信用等级和风险类型,实施差异化监管。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围绕新经济细分产业领域,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成立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协调议事机构,筛选产业内重点新经济企业、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专业服务代表等作为理事会成员,共同开展平台治理、纠纷处理和信用评价等工作,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市场主体、行业专家等社会多元主体特长和特点,探索多元主体共治的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为新经济产业发展赋能。三是优化完善数字治理就政府而言,加快探索数据资源确权、流通、交易、应用开发规则和流程,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数据的权属和数据流通交易的范围、标准、原则、程序,以及数据利用相关利益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等,逐步完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顶层设计。逐步制定和拓宽数据开放清单,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及政企数据双向流通。就企业而言,鼓励建立严格规范的数据收集、利用和保护机制,规范数据使用行为,确保用户数据安全,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和优化平台治理体系和风控管理体系,形成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协调共赢的发展格局。四是建立新经济统计监测和跟踪研究机制以国家统计局“三新”经济统计调查制度为基础,针对跨界融合特征明显的新经济领域,建立符合新经济特点和趋势的统计监测制度。构建新经济重点企业数据库,支持各地基层监管部门建立新经济重点企业联系制度,制定本地区新经济企业目录,整合区域和行业层面新经济企业数据资料。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智库、新经济企业的协作沟通,联合研究制定新经济生态共治的指导性意见、实施方案等,同时积极开展新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和热点难点问题追踪,联合发布新经济发展白皮书、年度行业分析报告等,为新经济治理提供支撑。作者:宋瑶1、刘静1、姚曳1、施云燕2、张明妍21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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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重点科技创新评估报告综合分析与评述

摘要为准确、客观衡量我国科技创新实力,判断我国当前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位势,透视我国科技创新的集中特点与发展趋势,本文选取20篇国内外重点科技创新评估报告,通过对各报告的主要观点、综合排名、评价指标、评估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探索总结当前科技创新评估工作的特点;综合梳理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以及机构层面科技创新能力排名的评估结果,归纳得出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整体特点与趋势;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探索提出开展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评估工作的几点思考和认识。zhaiyao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共同富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当前,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科技创新已然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变量[2]。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在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民生科技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尽管如此,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还不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科技评价体系还不适应科技发展要求[3]。为此,以解析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为前提,客观准确地衡量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出科学合理的提升路径变得尤为重要。评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需要系统地认识一个经济体的科技创新构架,最早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是由英国的弗里曼提出的,他将一个经济体的科技创新体系组成总结为四个要素,分别是政府、企业、教育和产业四方面[4]。而纳尔逊总结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认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更重要的是强化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即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间创新知识的流动,以此促进技术创新转化为经济实力[5]。国内关于国家科技创新评价的起步相对较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南京大学的甄峰在创新系统中引入制度、管理的创新作为关键要素[6],刘顺忠和官建成则重点讨论了我国各个区域的创新体系[7],以区域为单位构建国家的创新体系。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构建了逐渐完善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并设计了各种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基于此产生了各种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估报告。但不同背景、不同机构的评估报告,其结果也有很大差异,对这些报告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体系,从而做到客观、准确地认识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竞争力。一、研究工作概览研究国内外相关重点科技创新评估报告,可以为评估我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提供参考,更加客观、准确地审视我国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经过大量文献搜集和整理,选取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20篇重点科技创新能力评估报告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详见表1(其中《中国创新人才指数(2021)》分为高校和城市两个子体系)。综合分析不同背景、不同机构的国际科技创新类评估,取其所长,有助于更好地设计出符合国际统一标准的参考指标,客观准确评价我国科技各领域各方面的发展水平,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并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竞争力作出准确认识,找准短板与差距,把握优势与机遇,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二、国内外重点科技创新能力评估报告综合评述从评估报告的基础设计、指标设计、分析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对比分析入手,对国内外重点科技创新能力评估报告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一)评估报告基础设计评估报告基础设计主要比对的维度有发布机构、历史沿革、评估对象涵盖范围、评估目的、关注的层次等,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1评估对象的涵盖范围据评估目的而设计同层次的评估报告评估对象的主体是同一类型的,但其涵盖范围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与评估目的的差异存在紧密联系,如表2所示。2较长的历史沿革使得报告更具国际影响力《全球竞争力报告》始于1979年,主要对全球生产力和长期经济增长驱动力作出年度评估,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旗舰报告之一;《全球创新指数(2021)》评价对象范围广、指标内容丰富,是国际上评价经济体/国家创新表现的最全面的核心报告之一;《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自1999年起每年推出一本,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重要产出之一;《欧洲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2021)》拥有十余年的历史沿革,其针对全球企业的评估常用于为欧洲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其他报告的影响力也大多与其历史沿革有较大联系,原因不仅是这些报告存在的时间长,具备纵向比较的条件,更是因为历史沿革较长的报告具备更积极的动态调整机制、更准确的数据来源以及更客观的指标设置。3评估报告多具备辅助创新决策的目的如《全球创新指数(2021)》能够反映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各国家/经济体的创新现状、不足以及变化发展趋势,是分析判断世界各国创新态势和趋势的重要参考依据。各报告虽然评估目的和对象不同,但都具备一些辅助决策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其关注的层次方面,如表3所示。(二)评价指标设计及数据选取1指标设计系统性强,体现在指标体系的层次和维度划分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基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有关定义,从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和创新生态三个维度,经过定性设计、定量筛选与反馈检验三个阶段,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严谨的系统化构建。大部分报告的设置都具备严密的构架,少数报告如《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100强(2021)》的指标体系无明显层次结构,仅以自行设定的创新溢价指标,来对企业进行评价。该方式倾向于用创新产品的市场价值衡量企业的创新力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产品创新以外的创新模式,也没有考虑研发中可能存在的创新潜力,相对而言则有所欠缺。研究整理了各报告指标设计的层次/维度构架,具体见表4。2指标设计存在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这一现象主要在以国家、经济体为评估对象的报告中出现。如:《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的一级指标“制度”下,设有“三权分立”指标,带有较强的西方制度特征;《全球创新指数(2021)》的一级指标“知识型员工”下,设有“高学历女性员工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指标,表现出追求性别公平的价值判断差异。研究整理各报告指标设计的地域性特征如表5所示。3报告的指标设计较重视国际通用性如:《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2021)》选取以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和稳健的分析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指标进行分析,这些指标通常用于监测科学、技术、创新及工业领域的发展状况;《国家创新指数(2020)》选取国际通用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内涵和数据统计口径与国际规范一致;《关于创新集群的评价(2021)》在指标选取上,采用了PCT专利申请人数量和科学出版物的作者数量两个科技产出类代表性指标,对科技集群进行识别与评价;《全球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0)》主要针对全球的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进行评估,并设置了一定的筛选标准,其指标与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高度相关并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可比性。4报告的指标设计会随着报告的发布进行动态调整如:《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2021)》会依照评估内容所讨论的主题的变化,对评价体系中的指标进行选取与设计,并以一定的实验性指标作为补充;《全球创新指数(2021)》按年度进行发布,每年度发布的报告都会根据全球范围的创新发展态势,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此外,在动态调整程度的展示上,各报告也有所不同。《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与《全球创新指数(2021)》中,都对动态调整的有关指标做了较为集中的介绍与说明,甚至标注了动态调整的指标数量。而《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2021)》和《欧洲创新记分牌(2021)》,则在报告中提及了对指标的动态调整,但并未对此做更为集中或具体的阐述与说明。(三)分析及总结1各报告多对其相应的时代主题有所涉及,并对发展趋势有所判断如:《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在进行国家间评估与排名的过程中,谈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公平、环境、可持续及共同繁荣等契合时代主题的内容;《全球创新指数(2021)》与《欧洲科学、研究和创新绩效报告(2020)》等报告皆提及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外,同一报告在不同年份所涉及的时代主题也会发生变化,具体关于时代主题涉及和发展趋势判断的梳理结果如表6所示。2在分析倾向上,兼具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如《国家创新指数(2020)》在结论的分析上,既注重横向的国际对比,也通过对评估对象具体排名变化的分析,兼顾了纵向的历史变化趋势。各报告是否进行横、纵向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整体来看大部分指标体系较为系统的报告,如《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全球创新指数(2021)》等,都给出了所评估对象的完整排名。3各报告撰写风格和结构主要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依托较为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从客观评价的角度对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与排名,并对具体的评估对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与总结,如《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全球创新指数(2021)》《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中国创新人才指数(高校)(2021)》等;第二类是根据评估需求选取一定量的评价指标,采用分部分或主题进行叙述的形式,围绕特定组织、机构或经济体等进行阐述与分析,并辅以可视化程度较高的图表等进行比较与说明,并不提供评估对象的具体榜单排名情况,如《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2021)》《欧洲科学、研究和创新绩效报告(2020)》《欧洲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2021)》《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8)》《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21)》等;第三类是采用定量的指标或评估手段,对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与排名,报告的重点在于对排名结果的展示,而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及说明,如《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100强(2021)》《自然指数(2021)》《QS世界大学排名(2022)》等。三、综合排名及世界科技创新竞争格局分析(一)综合排名分析本部分根据报告内容,将其中涉及国家层面科技创新能力排名、区域层面科技创新能力排名以及机构层面科技创新能力排名的评估结果进行整理,为后续科技创新能力评估提供参考,具体排名情况见表8、表9。各评估报告的综合排名显示,世界创新格局整体稳定,即使排名结果各有不同,但各报告中处于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仍在小范围内聚集,多集中于美国、欧洲以及亚太地区少数国家。中国作为科技创新的新兴力量,在总排名中稳步上升,部分二级指标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企业方面的评估报告排名显示,中国的创新企业初露头角,集中于数字信息领域。中国高校的世界排名也在不断攀升,在化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的营商环境距离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8];同时我国的教育投入较发达国家相距甚远[9]。此外,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方面的评估报告显示,中国的高校在全球高校排名中表现良好,《自然指数(2021)》显示,我国23所高校排名列全球前100;《QS世界大学排名》显示世界前1300所高校中,中国高校有58所。(二)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整体特点与趋势研究选取的20篇报告结论各有侧重,按照国家、区域、企业、高校/机构四个层次进行归纳梳理,对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整体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相关结论。1世界各国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受多维因素影响,全球创新竞争愈发激烈多篇研究报告表明,政治体制、人力资本配置、数字变革、创新融资等都会对一个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造成显著影响,具体体现在创新竞争环境、数字化创新赋能、创新人才资源、创新企业融资等方面。此外,疫情的出现凸显了创新过程中的数字鸿沟,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差距愈发明显,围绕科技创新核心要素的竞争愈加激烈。2创新集群的发展格局稳中有变,与区域科技产出密切相关报告统计排名前100位的集群分布在26个国家,说明大部分创新活动仍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区域之中。其中欧美国家集群数量保持领先,以美国城市科学研究活动最为密集,是知识创造的前沿阵地,在科技人力资源、知识创造、高技术制造等领域具有压倒性优势;而欧洲城市创新生态保持稳定优势,得益于历史孕育的创新环境;亚洲城市在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企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激发活力,具有厚积薄发的潜能,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正迎头赶上。另外,报告显示大部分集群的排名变化与产出表现变化密切相关。专利与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增长与城市集群科技活跃程度密切相关。3全球研发投资持续增长,科技投资与前沿技术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全球研发投资连续11年显著增长,中国(18.1%)和美国(9.1%)的公司研发投资增长率最高。但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低迷之中[10],为保证投资效益,大多资金选择流向行业领先公司,以数字和卫生领域为重,年轻企业和其他领域企业则相对融资困难[11]。而以中美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则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出强劲的韧性,创新投资甚至达到新高。据《全球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0)》统计显示,当下全球估值最高的40个独角兽,有20个企业来自美国,10个来自中国(包含香港企业在内);中美两国独角兽的估值分别占总额的21.5%和50.3%。4国际科研合作逐步加强,基础学科研究重要性逐渐显现疫情的出现加强了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国际研究合作,科学出版物爆炸式增长。同时,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科学领域研究转移[12],提升基础科学研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科技政策取向。根据自然指数评估结果,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牛津大学等高校《自然指数(2021)》主要贡献集中在生命科学领域[13],亚洲高校自然指数主要贡献集中在化学、物理学两大领域[14]。综上所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密切,创新集中于少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纵观当下全球创新格局:美国继续保持领先,在多项排名中位居第一;欧洲国家整体表现强劲,拥有大量创新经济体,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在各评估中位居前列;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表现突出,中国创新能力发展稳步前进,部分领域已占据领先地位;亚美欧三足鼎立局面逐步形成。四、开展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评估工作的思考(一)选取有代表性的评估对象,与评估目的相契合开展科技评估时,要基于国情和管理需求,明确定位评估对象[15]。想要更加客观、准确地审视我国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估对象覆盖范围的确定尤为重要。作为主要服务于特定经济体决策的评估报告,在以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进行评估分析时,不必像《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或《全球创新指数(2021)》那样选取大量的经济体作为评估对象,可以适当缩小评估对象的覆盖范围,主要关注发达国家或特定领域的领先国家的科技创新表现,更为集中地进行优劣势对比,从而为我国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撑。(二)注重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对主要概念进行准确刻画指标体系相对系统的评估报告,其评估维度更为复杂多样,且相互关联,报告评估结果的展示也更为客观可靠。在国家整体科技能力评估的过程中,要注重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既要避免不同层级的指标相互交叉重复,又要让指标之间形成一定的关联性[16]。此外,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指标的稳定性、国际通用性等同样值得考虑,而这些都要以评估报告对主要概念的准确刻画所构建的系统性的指标体系为前提。(三)注重指标的多样性,考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鉴于经济体之间比较与评估的复杂程度,考虑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是必要的。适当引入调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数据的绝对性,从而实现评估过程中的多主体联合监测,保证评估的客观性[17]。此外,在目前的部分以统计指标为主的指标体系中,存在总量指标过多,社会人口结构在人均数据上造成的误差等共性问题。因此,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可以考虑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总量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等,以此保证指标的多样性和评估的可靠性。(四)慎重进行指标选取,谨慎体现地域特征考虑到国家整体科技能力评估的主要目的,评估结果力求客观准确。因此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地域特征,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报告的最终评估效果,不利于其客观性与科学性。因此,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考虑到评估对象在区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保证指标的有效参考价值,使评价尽量客观合理。然而,当涉及国内有关区域的评估时,又可以考虑加入一定的中国特色,使评估结果更为贴合实际情况。(五)注重报告分析的深度,确保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国家整体科技能力评估同样要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的有关决策,各报告多带有辅助决策的特征。因此,在评估过程中要注重分析的广度与深度,尽量实现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从而更好地抓住关键问题与主要趋势。因此,在评估结果的具体分析上,不能仅仅考虑评估对象在当前情况下的横向对比,而是要在横向对比的基础上,从纵向时间上对评估对象的科技能力进行比较,观察其发展趋势或发展轨迹[18],以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系统辩证的角度,得出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并结合图表等形式的描述为有关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001).[2]王祥明.把握政策红利发挥示范作用努力开创科技创新工作新局面[J].中国经济报告,2021(06):20-23.[3]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5-29(002).[4]Freeman
202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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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进展

摘要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台为标志,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拉开新帷幕。回顾了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与发展历程,结合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状况与中国科协相关调研成果,通过分析政策执行、主体责任、科技工作者伦理素养等几类突出议题,解读了新时代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方针与主要原则。认为中国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是以促进向善、负责任的科技发展为目标,推动形成多方共治、共同担责的科技伦理治理图景。现代科技深刻改变了社会运作模式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人们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科技伦理问题也愈发凸显,引起全球各国关注。随着中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开始领跑,科技发展逐步进入“无人区”,科技伦理风险也逐渐浮现。近年来,“基因编辑婴儿”等科技伦理事件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敲响了警钟,也促使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逐渐完善,迈向新阶段。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1],为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提供指导。在进一步开展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为更好地服务于科技伦理治理,需要明晰科技伦理的概念与内涵,进而剖析当下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一、科技伦理的概念内涵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与科技对社会影响的不断深入,伦理问题愈发引起关注,对于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具体——从形而上学的伦理问题探讨逐渐走向对生产、生活实践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分析。17世纪斯宾诺莎(Baruch
202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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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层次结构 提升全球竞争力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4期(总第529期)2022-9-21【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开展了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创新能力专项评估,发现近年来我国科技人才队伍总量增速和产出规模大幅提升,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在科技人才投入和产出强度、科技人才层次结构、顶尖科技人才数量、科技人才全球竞争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课题组从加强科技人才后备队伍建设、重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实施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集聚工程、完善提升科技人才全球竞争力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议。一、我国科技人才队伍总量增速和产出规模大幅提升一是科技人才规模和增速实现大幅提升近十年,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我国R&D研究人员总量增长迅速,从2017年的174.0万人上涨至2020年的228.1万人,比2010年增加100余万人,增幅高达88.7%。自2012年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后,我国研究人员总量优势愈发明显,2019年比美国多近50万人年,是日本的3.1倍、德国的4.7倍、俄罗斯的5.3倍、英国的6.6倍。二是科技专业毕业生规模和占比全球领先2010-2019年我国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数量增幅高达60%,2019年达到206.1万人,居世界第一位,较之于排名第2、3位的美国和俄罗斯,分别高出近1.5倍和2倍。我国STEM本科毕业生占比在近十年维持在50%左右,自2015年以来赶超日本成为占比全球最高的国家。我国高层次专业人才规模也取得重要进展,2019年STEM博士毕业生占比接近65%,位列全球第三。三是科技人才产出效能规模优势明显我国最近20年间专利申请量先后超越德国、日本,于2019年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2020年高达6.9万件,比美国多出1万余件,从最近20、10年增速来看,我国专利申请量增速为21.4%、21.1%,位于全球首位,并保持增长势头。2011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间的ESI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美国接近438万篇,位列全球第一,中国为346.6万篇,位居全球第二。二、我国科技人才投入产出强度和层次结构仍需优化,全球竞争力亟待提升一是科技人才的投入和产出强度都比较低虽然我国R&D研究人员总量远高出其他国家,但我国每万人就业人员中R&D研究人员数量却很低,2019年仅为27人,与韩国(159人)、瑞典(151人)、丹麦(149人)等国家差距甚远,多数发达国家的每万名就业人员中R&D研究人员数量是中国的4倍以上。2019年,我国百万人口科技论文数376.59篇,与英国(1469.76篇)、美国(1293.63篇)、德国(1259.21篇)、法国(988.83篇)、日本(780.79篇)等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二是科技人才层次结构存在明显短板我国STEM专业毕业生总量占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由2010年的49.76%逐年降低至2019年的47.20%。2019年STEM专业博士毕业生占比为64.4%,低于法国的73.7%和加拿大的70.0%;且STEM博士毕业生平均增速并不明显,5年增速仅为0.2%,10年增速仅为0.1%,反观美国10年增速达到1.3%,德国达到1.1%,澳大利亚达到1.0%,韩国达到1.3%,日本达到0.3%,荷兰甚至高达5.3%,反映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不足。从事基础研究的R&D人员全时当量为42.7万人年,在R&D人员占比仅为8.2%,显示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储备不足。从研究人员占比看,我国R&D研究人员在R&D人员全时当量中的占比仅为43.9%,英国(65.2%)、德国(61.2%)、法国(67.7%)、西班牙(62.3%)、日本(75.5%)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占比都在50%以上,韩国该指标数高达81.5%。三是顶尖科技人才较为匮乏我国科学家在国际大奖中获奖人数极少,科技领域目前只有屠呦呦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位沃尔夫奖获得者(袁隆平),无人获得菲尔兹奖、图灵奖等重要奖项,与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差距仍然非常大,这些奖项多颁给在物理、化学、医学、数学、计算机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一定程度说明我国原始创新较为薄弱。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2%顶尖科学家榜单中,中国有12948人上榜,远低于美国的59777人。从全球学者库发布的“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排名”看,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人数为39847人,在全球占比高达40.0%,而中国顶尖人才为14613人,全球占比仅为14.6%。根据科睿唯安公布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2021年美国高被引研究人员接近全球总量的40%,而中国占比仅为14.2%。四是科技人才全球竞争力依然不足根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2021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对134个国家的人才竞争力进行的测评和排名,位居人才竞争力前列的仍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为主,瑞士、新加坡、美国、丹麦、瑞典分列前五名,中国仅排名第37位。据联合国人口署估计,2019年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境外人员只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而发达国家的国际人才通常占其常住人口比例为10%左右,在我国科技创新人才中,外籍人才占比过低,我国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常住和留学的境外人才数量都偏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显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有留美意愿的学生占比80%,显著高于日本的51%和韩国的65%。三、优化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层次结构,提升全球竞争力一是加强科技人才后备队伍建设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教育体系建立,推行启发式、探究式、研究式教学方法,突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建设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国内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相衔接的开放式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产学研合作平台,试点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度,吸纳高校学生参与企业研发活动。二是重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大对STEM专业博士生的培养力度,给予青年科技人才在科研起步期政策、资金和资源上的更多倾斜和稳定支持,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权和一定的容错空间。加强中央和地方财政持续投入,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加大对基础学科及人才队伍的投入,探索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以联合资源平台共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成长的模式,构建基础研究人才产教融合平台。培养和遴选一批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成长支持机制,促进更多青年学者快速成长为优秀学术骨干或带头人。三是实施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集聚工程瞄准基础前沿领域,遴选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给予科研和团队建设的相关支持,提升科研团队带头领军能力。瞄准工程技术领域,遴选一批科技领军人才给予充分机会承担重大任务,发挥其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的领军作用。制定支持我国科学家牵头组织或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以及在国际学术组织担任领导职务的计划,培育造就一支在国际学术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家队伍。四是完善提升科技人才全球竞争力的支持体系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重点学科等平台以及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持续吸引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共同攻克阻碍我国快速发展的“卡脖子”科技难题。面向海外科技人才设立国际人才交流基金,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针对特定领域设立国际科学家讲席职位;设立面向全球的优秀科技人才资助基金计划,培养造就世界级科技创新团队。建立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海外人才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外籍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机制,建立对引进人才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制度,推进国际社区建设,逐步形成国际高精尖科技人才的集聚地。健全对海外科技人才的需求监测和发布机制,建立技术移民职业清单和紧缺职业清单制度,制定并定期调整引进外籍科技人才指导目录。增加独立技术移民工作签证类别,放宽外籍高精尖人才进入我国工作和永久居留的限制。作者:金锋、秦坚松、马骁;责任编辑:黄诗愉相关阅读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的函数型动态效应可视化分析面向未来重点产业和领域发展的工程科技需求分析——以医疗和能源领域为例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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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的函数型动态效应可视化分析

摘要:全球范围内的人才良性流动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集聚和跃升,带来知识的交互和融合,对国际交流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挑战日趋显著、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背景下,研究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的函数型动态效应更具现实意义。无论是人才流动还是国际合作,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产生新数据,而仅仅关注某个时间点上的关系或规律无法实现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影响的连续动态变化,这种具有连续特征的动态变化规律需要通过某个函数加以刻画。为深入研究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所产生效应的动态变化规律,用于表达这种效应关系的系数需要进一步推广到函数范畴,故采用函数型回归分析方法。函数型回归实现了捕捉不同类型的人才流动(流动总量、流入量、流出量)对国际合作效应随时间变化的不同规律。因此,将函数型回归分析应用于1981—2020年人才流动与国际合作的连续观测数据,构建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函数型动态效应模型,并利用可视化工具实现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效应的函数曲线的绘制。研究表明,人才流动总量、流入量、流出量对国际合作的函数型动态效应及其变化均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取值较小的稳定状态,而后以较快的速度突然上升,最后再经历下降。以2001—2020年的数据构建模型发现,人才流入(出)量对国际合作的系数项的函数型动态效应曲线呈现出阶段性的上升趋势,而效应变化曲线则表现出不含上升趋势的周期性规律。综上所述,在为捕捉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的函数型动态效应规律提供统计方法和可视化技术支持的同时,也为全球化人才流动治理建言献策,对推动国际合作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引言一直以来,人才流动与国际合作都是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早在1963年,英国科学家大量外流到美国引起国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立足全球视野,人才跨国与跨地区的流动情况是衡量国际合作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影响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人才的良性循环和流动能够为世界各国、各地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而人才的恶性流动和迁徙则会导致国际合作关系破裂,合作生态难以维持。加上COVID-19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效应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人才流动对国际合作的效应很可能会出现动态变化,而这种动态变化规律的描述和捕捉将成为颇具价值的研究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人才流动等相关领域更多关注的是人才流动影响因素、人才流动机制与路径探索等方面。Mahroum认为,人才流动在不同的职业生涯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动机[1]。陈韶光和袁伦渠就人才国际流动效应展开讨论,对人才国际流动绩效进行分析与评价[2]。陈波通过设计跨期工作搜寻模型解释了复杂的人才国际流动行为,并理论论证了移民输出国也可能会由于移民的跨期流动而获益[3]。杨芳娟以中国高端科技人才为对象,研究其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4]。龙梦晴和邹慧娟在梳理当前人才流动生态失衡现象的基础上,探究了人才流动协同发展的机理与路径[5]。作为国际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合作工作相关研究成果的开展主要围绕在国际科学合作或国际科研合作现状分析以及合作模式探索。刘则渊围绕科学论文生产与科学合作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科学合作最佳规模现象,并提出全面探索科学合作最佳规模现象与定律的设想[6]。刘云等根据基础学科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特征以及国际科学合作的产出数据系统,研究了国际科学合作中所出现的复杂现象与关系,并就基础学科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要模式进行了讨论[7]。陈立新等就近17万条力学SCI专业期刊论文索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国际力学科学合作中存在马太效应[8]。袭继红等以2009—2011年Web
202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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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重点产业和领域发展的工程科技需求分析——以医疗和能源领域为例

摘要: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愈加突出,从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把握工程科技的发展趋势,对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需求拉动创新理论分析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技术创新的理论激励,提出面向未来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工程科技预见研究框架体系和实施路径。基于未来经济发展预测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愿景描绘,以医疗卫生和能源两个行业为例,综合考虑行业未来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国家重大战略的目标要求等,邀请领域战略专家对行业工程科技的需求方向、重点工程技术、发展制约因素和可能的产业化前景进行预见。0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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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3期(总第528期)2022-9-7【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为了解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现状,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开展了专项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创新规模量级和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在高层次创新要素供给结构、领军企业核心技术国际竞争力、企业投入产出效率和强度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提出政策建议。一、我国企业创新规模量级和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一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稳固从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看,2021年支出总额达21568.2亿元,较2013年翻一番,近5年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占比维持在76.55%-77.49%。2021年,我国企业总体研发经费投入增长达到15.5%,其中,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9045.9亿元,同比增长16.1%。从研发人才拥有量看,近年来我国人才总量实现了持续较快提升,我国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由2015年的375.9万人年上升到2020年的523.5万人年,且近5年全国占比维持在76%-78%。二是企业创新产出规模显著提升从专利数量看,2021年中国企业每10亿美元投入产出的专利数量达到3305.9件,仅次于日本(3308.9件),是美国(1073.9件)的3倍有余。2013-2020年,企业国内专利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均实现稳步增长,涨幅分别达到115.31%和83.39%,2015-2020年,中国企业国内专利申请数由156.5万件稳步增长至344.6万件,专利申请数量持续提升。三是领军企业数量规模增长迅速2021年《财富500强》中,中国企业数量143家,排名全球第一。2021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中国以301家独角兽企业排名全球第二。2021年,在全球GICS产业分类标准下158个四级产业中,中国有97家全球领军企业,含19家产业冠军企业,数量排名全球第二。2013-2020年,进入“欧盟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2500企业的中国企业数量增长了3倍,从199家增长到597家,研发投入规模增长近7倍,从203亿欧元增长到1410亿欧元。四是企业创新全球竞争力持续增强2021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前10名、20名、50名的机构中,中国企业占比达到30%、35%和26%,2021年华为PCT专利申请量为6952件,连续5年蝉联全球第1位,PCT专利申请量第2、3位的企业申请量分别为3931、3041件,华为PCT专利申请量与排名第2、3位的企业申请量之和几乎持平。二、我国企业创新要素结构仍需优化,核心技术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存在一是高层次创新要素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由于过去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路径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和重视程度不足。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看,2020年我国企业内部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支出为95.61亿元,近十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在总体研发投入中占比平均不足3%。虽然随着科技创新进入“无人区”,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意愿增强,但美国、日本等国家这一比例通常达到20%左右,我国与之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从人才结构看,2016-2020年,我国企业研发人员中硕士、博士学历人员占整体研发人员比重较低,五年平均占比分别为7.04%和0.84%,且均呈下降趋势。2019年,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力投入量为62.0人年,与法国(160.6人年)、德国(157.8人年)和日本(130.7人年)等国家相差2倍以上,与美国(92.3人年)、欧盟(87.8人年)相比也有不小差距。二是领军企业核心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依然不强2019年世界科技企业百强中,中国占2家,而美国、日本企业均为30家,中国还有较大差距。在202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企业在能源、基建、房地产、银行等所占比重较大,而美国企业在生物医药、TMT、高端制造等科技创新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高新技术发展水平与美国存在差距。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为例,美国有19家ICT产业公司进入世界500强,而中国只有9家;在软件领域,由谷歌和苹果所控制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和iOS的市场占比分别高达81.5%和18.4%。中国独角兽企业多分布在新零售、智慧物流、数字文娱、金融科技、社交等赛道,美国独角兽主要分布在航空航天、智能网联、物联网平台、集成电路、创新药与器械、3D打印等,全球核心科技创新领域中中国企业身影较少。三是企业投入产出效率和强度呈现下降趋势尽管我国专利申请量呈现大幅提升的趋势,但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增长幅度却较小,发明专利占所有专利数量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36.7%下降到2020年的26.09%。2017-2019年工业企业的创新投入产出比成波动下降趋势,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投入1元创新费用带来的新产品销售收入9.15元,较2017年下降了0.75元,单位创新投入成效下降。根据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2021技术聚焦》报告,我国三方专利技术覆盖技术焦点比例超50.0%,与日本(95%)、美国(95%)、德国(70.7%)还有不小差距。三、关于提升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一是引导企业逐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瞄准行业重大关键问题、核心技术问题、基础前沿问题,建立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政府引导基金,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引导企业加大在行业关键核心领域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逐步提高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在总体研究投入中的比重。完善企业自筹基础研究经费的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对于企业用于基础投资的经费进行税收减免,对于确实做出重大贡献的给予资金奖励。支持和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企业研发机构、产业联盟、技术联盟等主体共同组成产业基础研究基金,根据产业长远发展需要设立基础研究项目和研究计划,共同攻克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基础问题。通过规划引领、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有效引导风险投资、专业基金等社会资本积极布局有长远产业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项目,完善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多元融资体系。二是强化领军企业技术创新引领作用支持科技领军企业根据自身长远发展需要组建高水平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基础研发基地,鼓励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共享基础研究成果,提升全行业科技创新水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以及国家实验室、高校院所等各方产学研力量,组建体系化、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并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探索市场化导向的产业基础研究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引导科技领军企业与“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源共享,瞄准中小企业擅长的细分领域,打造产业科技创新微中心,探索领军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模式。三是推动央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中央企业、龙头国企主导作用,联合高水平实验室、高校院所,在全国范围内优化布局一批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开展面向关键核心领域的协同攻关。组织有关企业制定关键“卡脖子”领域技术分级清单,针对具体技术,由企业提出联合高校院所及其它企业等有关单位的科技攻关实施方案,政府在资格认证、权限审批、课题申请、产业落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予以支持。发挥央企、国企在开放型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中的枢纽作用,整合各方资源构建起高水平创新平台和创新联合体,为国有和民营企业、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共用的核心技术支持、核心系统支撑、核心技术标准和丰富应用场景。作者:金锋、秦坚松、刘雅琦;责任编辑:黄诗愉相关阅读吴善超:激活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创新生态中国离世界人才强国有多远我国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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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善超:激活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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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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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世界人才强国有多远

摘要人才强国建设对于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内涵和任务目标,构建世界人才强国评价指标维度和体系,采用标杆分析法对标美国等典型世界人才强国,探讨中国建设人才强国的现状特征以及与典型世界人才强国的距离。结果显示,中国仍处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高层次人才集聚、人才培养与吸引、人才效能发挥3个评价维度得分相对均衡,尚未形成某一方面的明显竞争优势。全球顶尖人才集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吸引人才干事创业的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构成当前中国建设世界人才强国的短板,亟待培养造就和吸引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完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人才制度体系的国际竞争力。0引言2002年中央制定《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之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对我国人才发展现状进行深入研究以及与世界人才强国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并在规划中形成人才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10年来,我国培养造就了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营造了更具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有的放矢地解决人才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典型人才强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一些方面仍处于“大而不强”的局面,特别是关键核心领域的战略科技人才、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仍然短缺,人才自主培养、吸引和集聚的制度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人才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作用需进一步提升。那么,应该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我国世界人才强国建设所处阶段?与世界典型人才强国相比,中国的短板和差距集中在哪些方面?这对于中国进一步强化人才强国建设、在诸多领域形成人才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为回答上述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将系统梳理以往研究对人才强国的内涵界定和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的任务目标,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探索构建新时代人才强国评价指标。对标美国等典型世界人才强国,分析中国人才强国评价总指数和分维度分数,探讨中国建设人才强国所处阶段和现状特征、发现差距与存在的问题,为制定人才强国具体发展目标和进一步强化人才工作提供数据参考与研究支撑。1人才强国内涵人才强国包含“以人才强国”和“人才的强国”两个方面,其中,“以人才强国”强调通过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国家强盛,“人才的强国”则强调国家汇聚世界优秀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人才优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前后,持第一种观点的专家学者相对较多,认为人才强国战略是依靠人才队伍优化、建设富强国家的总体谋划[1],核心是人才兴国,即依靠人才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2]。在这一含义下,国家竞争力提升是目标,人才强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即通过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使中国成为人才强国,进而大力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彭剑锋,200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新时代的人才强国内涵强调国家人才储备,一方面是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人才,另一方面是在持续培养造就、吸引凝聚世界一流人才等方面占有优势并走在世界前列[3]。具体而言,人才强国建设要培养集聚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梯队衔接的人才队伍,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形成尊重人才、依靠人才、服务人才、成就人才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引领和支撑作用[4]。在这一含义下,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的目标是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占据优势,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和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进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培养造就优秀创新人才,营造人才创新创业良好氛围[5]。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建设人才强国的迫切性前所未有(张锋,2021),建设人才强国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的中央人才工作会上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作为新时期人才强国建设的新任务。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的核心体现是:集聚一大批世界一流人才,包括拥有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拥有规模宏大、素质较高的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人才总体规模、素质和国际化水平均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形成若干战略领域的世界人才尖峰;具有持续培养和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表现为持续、高强度的人力资本培养和开发投入,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拥有一批世界顶尖企业,具有持续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发展平台,具有较强吸引力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发展环境;人才能够充分发挥效能,产生一大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始创新和颠覆性科技成果,有效支撑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支撑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见图1)。图1
2022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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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2期(总第527期)2022-9-7【按】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科学科技界的共识。全球疫情背景下,知识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线上转移趋势,基于平台的科技资源获取、配置、利用和交流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愈发重要。本报告分析总结部分国家科技资源平台建设及开放共享方式、方法,探究其前沿趋势,以期为我国在开放科学背景下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提供借鉴。一、国外科技资源平台开放共享动态1平台定位明晰、数据多样,平台间注重合作、协调发展。调研发现,国外政府主导的大型科技信息资源平台虽然结构复杂,但定位明确,数据框架清晰,呈现出综合性平台强调资源整合,专业性平台注重资源关联的显著特征。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NII)下属的知识发现平台CiNii
202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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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体现国家意志、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的特定制度安排,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大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着力健全科学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高效协同的组织运行机制和集智聚力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导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乃“国之大者”,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最终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健全党中央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领导体制,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出发,着眼于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的战略需求,超前谋划和统筹部署科研攻关目标任务。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部际议事协调机制,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项目、人才、资金等资源调配,形成统一指挥、协调分工、各司其职、监督落实的工作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地方党委政府要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或执行机构,负责落实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体任务的组织动员和资源调配等工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决策咨询机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要瞄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科学论证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集中全国力量和宝贵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要发挥国家高端科技智库作用,围绕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紧密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趋势,加强对“卡脖子”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研判分析。要着重发挥战略科学家服务国家决策的战略咨询作用,密切联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熟悉科技创新规律和科技管理规律、具有跨学科理解能力和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的科学家,听取他们在关键核心技术前瞻研判、重大攻关项目部署、攻关组织模式和攻关团队遴选等方面意见建议。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员、组织、运行的基础制度当前,全球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显著增强,因此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需要一套动员、组织和运行管理的基础制度。要以贯彻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办法和措施,明确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以及科技人员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解决好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推动产学研紧密合作、攻关成果收益分配、个人服从组织调配等问题。要总结我国在载人航天、5G、北斗导航、C919大型客机等重大项目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结合不同领域面临的竞争环境和技术储备情况,探索合适的科研攻关组织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发挥多元主体各自优势构建高效协同的组织运行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处于“创新金字塔”的塔尖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担当主力军。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院所和科技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链产业链上各有侧重、各具优势,但各支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在功能互补性、合作密切度和协作顺畅度等方面仍有待提升。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体布局,坚持“四个面向”,聚焦重点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调整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各类创新基地,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要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为牵引,探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型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快建立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协同攻关体系,加强重点领域产学研用各方高效协同攻关。要完善鼓励跨学科跨领域攻关协作机制,支持科研人员自己拓展合作网络,也要加强攻关项目整体设计,统筹多学科力量联动,解决不同学科在思维模式、评价体系等方面差异造成的困扰。优化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调配使用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突击队。重大科研攻关任务需要一支数量足够、梯次合理的人才队伍,包括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等战略人才力量。要按照“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原则选派战略科学家担纲领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例如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委托重大攻关项目,直接任命国家创新基地和平台负责人。要建立重大科研任务攻关人才特殊调配使用机制,根据攻关任务需要,跨地区、跨部门、跨体制征调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给予特殊政策支持。要支持攻关任务承担单位和团队全球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赋予其决定团队组建、人才认定等自主权,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等合理配置、脱颖而出。要加快建立关键核心领域战略人才信息库,动态掌握重大攻关任务人才需求状况,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从总体上讲,科技创新是经济活动一部分,也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要充分认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来源,超大规模市场有利于分摊科研攻关投入成本,有利于加快成果产业化,有利于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有利于集聚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要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作用,尤其要不断增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引导科技领军企业打造“高精尖缺”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平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促进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主动向企业集聚。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统筹和优化服务职责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科研攻关任务具有全链条、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作用是宏观统筹资源,优化公共服务,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政府要科学统筹各方面力量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平台,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基地布局,支持市场主体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和创新联合体。政府要集中资源用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仅要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还要采取财税优惠措施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增加研发投入,引导社会捐赠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及科技工作者。政府要牢牢把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盘棋”,避免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加强重点领域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促进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支持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核心产品实现攻关突破,减少无序竞争和重复建设。把握人才驱动创新规律构建矢志攻关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完善“揭榜挂帅”等攻关人才选拔机制不同于自由探索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战略目标导向型研究,要以只争朝夕的劲头突破“卡脖子”难题,这就要求以能力选帅才、以成败论英雄。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和子课题要探索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选拔攻关人才要突出能力导向,做到不论资历、不设门槛,破除“论资排辈”弊端,让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有领衔担纲的机会。同时,要完善考核竞争机制,逐级分解任务签订“军令状”,明确阶段考核目标和淘汰机制,让真正有能力、干得好的人才和团队脱颖而出。赋予攻关人才更大的科研自主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团队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应在一定范围内授予“特事特办”的权力,探索按照攻关项目划定改革举措试点范围,参与攻关项目的人才均可参照执行相关试点政策,赋予攻关人才和团队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使用权和资源调度权。要统筹推进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科研事业单位管理改革,厘清攻关项目与主责单位、参与单位的关系,允许攻关团队在合理范围内打破单位在编制、岗位、职称结构等方面限制,鼓励依托攻关项目设立创新岗、特设岗、助理岗。要坚持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持续推进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改革,要扩大科研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推广科研经费“负面清单制”。深化改革攻关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人才评价机制是“指挥棒”,要有利于激发攻关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强化科研攻关的结果和效果评价,淡化攻关人才的过程评价和短期考核;要注重项目评价与个人评价相结合,完善人才在项目攻关中表现评价与单位对其职称职务考核的联动互认机制。要建立攻关项目、攻关平台举荐人才渠道,允许推荐有突出贡献的攻关人才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参评国家科技奖励、增补两院院士等。要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益分配政策,对于成果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项目,加大对攻关人才的绩效工资和奖励分配力度;对于攻关项目可以共享分配的成果或延伸研究取得的成果转化,可以赋予科研人员对成果的长期使用权或收益权。着力解决攻关人才服从“征召”的后顾之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必须集中优势力量,各级人才主管部门关心关爱那些服从组织调配的攻关人才,既要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也要重视解决人才方方面面的后顾之忧。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妥善解决临时组建团队、异地调配人才和海外引进人才有关住房、配偶工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问题。在完成攻关任务、解散项目团队后,要尊重人才去留意愿,妥善处理人才在攻关团队与在原单位的职务、职称、待遇衔接保留问题和医疗、养老等保障需求。作者:邓大胜、宋子阳,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大国人才,原载于《中国人才》2022年第11期相关阅读张玉卓: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2022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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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卓: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激荡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源头活水

2021年9月,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形成和转移,昭示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周期规律,凸显着思想解放和体制机制创新对先进文化孕育兴起的极端重要性。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强国之路的动力在于科技的全面崛起。我们必须把握战略主动,以史为鉴,从中华文明中汲取历史自信,从党的百年奋斗中传承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人才创新创造提供强大的精神引领和思想保证,努力创造人类科技文明繁荣发展的中国贡献。一、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标识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对于中华民族创造的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之一,他深刻指出,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近代以来,每一次科技浪潮的兴起,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孕育催生了一批新兴强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世界创新资源配置格局,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的基础动力发生深刻变化。(一)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深刻影响强国进程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几乎每隔一个世纪就会出现一个“世界性意义”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达至高峰,率先开辟近代科学之路。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倡导自然科学,为近代科学发展扫除封建思想障碍。18世纪,启蒙运动的浪潮引动法国大革命,让法国科技一骑绝尘。19世纪,德国通过教育改革带动近代本国科学兴起,仅用40多年就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20世纪,美国吸纳大量欧洲科学家和思想家,在二战后引领全球科技并成为超级大国。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波义耳,拉格朗日、拉瓦锡,爱因斯坦、普朗克,费米、冯·诺依曼、贝尔等科技巨擘,塑造了国家崛起的驱动器,创造了世界科技文明新高度。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地理转移见证了国家综合国力消长和强国崛起,其蕴含的内驱动力和底层逻辑给人以深刻启示。从科学繁荣和技术进步维度看,科学因自身及相互的批判而进步,其蓬勃发展首先得益于聚集杰出人才,以优质的创新生态激励其内在的巨大创造活力,并不断扎根于深厚的公众科学素质沃土,以链式反应带来科学思想、创新成果的持续涌现。(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赛场孕育全球创新经济地理新形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入蓬勃兴起的朝阳期,与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叠加,形成对创新秩序和板块的巨大震荡,突出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的充分发展,人类社会迎来“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互联时代。新的科研范式前所未有地加速着知识创造,从时间、空间、认知上塑造人类对未知疆域的宏阔探索。跨学科领域交叉融合、集成创新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跨界、抱团式”创新突破成为主要形态。数字技术有力促进全球范围内思想交流、知识共享和技术合作,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加速融合、一体化发展,深刻改变着生产、交换过程和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集聚。产学研多主体互动、跨领域协同的“结构式创新”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在百舸争流的创新版图中,把握新赛场主动权的领跑者将率先形成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中国特色创新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科技自立自强集中体现了中国道路百年奋斗历程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到自立自强,党领导科技发展所开创的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才为第一资源,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使国家发展紧跟时代步伐,实现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打造了一支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的科技人才队伍,为中国发展不断跨越雄关漫道提供了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历史担当,为世界科技发展不断注入中国动力。我们必须紧握创新这一发展的根本之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卧薪尝胆的奋发姿态和“十年磨一剑”的必胜信念,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国现代化巨轮迎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奋力前行,以新的伟大成就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不断开辟中国道路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蓬勃生机和灿烂前景。二、把握创新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增强驾驭时代变革的历史主动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推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国家兴衰与科技发展的关联程度超出之前任何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多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留下深刻教训。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终于将民族复兴和科技发展的使命系于一身,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科技革命结缘的新历史篇章。党带领人民的百年奋斗,奠定了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深厚基础;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不断开拓,更深化了我们对创新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复杂变局中提高战略谋划能力,提供了系统观和方法论。(一)强化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国家自信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代科技革命前沿,以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深刻把握这一执政兴国的发展规律,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三个第一、一个核心”的战略论断深化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人才、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位置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科学阐释了形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所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关键要素和依靠力量。这一国家战略意志的宣示,必将最广泛地动员起一切有生力量投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向着目标的最后达成不懈奋斗。(二)强化创新主体的系统动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以系统观念推动发展的重要性,强调要遵循创新发展规律,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做好体系化技术布局,构建富有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指出科学技术在广泛交叉和深度融合中不断创新,要抓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为我们把握协同创新这一现代科技创新方法论,更有针对性进行科技创新系统布局和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安排提供了指南。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根本上是要形成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第一生产力和第一资源的活力潜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的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动员、科学布局的路线图。(三)强化人才发展观的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八个坚持”,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人才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科学的人才发展观,为我们把握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供了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建立适应科技创新要求、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才管理制度,解决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优化人才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甘做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勇于创新,让青年才俊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营造“不拘一格降人才”“非常之人”喷薄而出和群贤毕至“济济多士”的繁荣局面指明了方向。(四)强化人才工作的精神引领和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新时代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要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以科技界的良好风尚引领全社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把握科学家精神这一国家创新系统的灵魂和动力之源,引领创新人才适应科技变革潮流,把握大势、抢占先机,不断夯实思想文化基础指明了方向。(五)强化开放、信任、合作的创新交流理念创新不问“出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树立全球视野,要增进对国际科技界的开放、信任、合作,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让中国科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把握创新资源全球配置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强调中国发展需要世界人才的参与,中国发展也为世界人才提供机遇,必须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用好全球创新资源,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构筑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三、以科学家精神引领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是做好人才工作的精神引领和思想保证。科学家精神传承了中华文化的“人和”“自强不息”“无信不立”“学贵知疑”等优秀文化基因,在兼收并蓄中汲取世界科学文明的养分,于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起中砥砺昂扬斗志和追梦动力,立体呈现了当代中国科学家创新报国的精神风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殿堂增添了生动的时代观照,在与伟大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相互激荡中,必将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当代科技工作者在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续写科技报国为民的历史荣光。(一)激发家国情怀,增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历史使命感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底色,是对新时代人才的第一位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牵引着中国科学家的理想信念与现实选择。个人的梦想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融在一起,才能焕发惊人的力量、激发不竭的动力。把爱国济民的信念和情怀、进取超越的精神和执着,作为一种进步和昂扬的力量注入中国现代社会,必将激励全社会每一名奋进者,时刻从伟大事业中确定方向和目标,使人生的每一步,因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为之不懈努力,而获得战胜任何困难和阻力的动力源泉,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二)坚定创新自信,在持续攀登中创造中国科技新高峰变革时代,勇者胜。科学的征程如星辰大海,向创新“无人区”的不断挺进,激发着创新勇士们不止步于“高原”的斗志。要支持和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从世界看中国,紧跟世界科技发展大势,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跳出“跟踪模仿陷阱”,远离“鄙秦贬汉笑钟王,越唐迈宋压苏黄”的学术江湖,树立并保持永不止步的进取意识和开创精神,激发并保持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创造欲,培养并保持永远昂扬的自立精神和奋进姿态,敢于逆势而上,敢与国际同行分伯仲、比高下,在坚持“四个面向”中创新创造,推动中国科技贡献向规律级、体系级、科学级迈进。(三)坚持求真求实,坚守科研诚信和伦理底线求实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一切科学成果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要牢牢坚持唯实求是,树立有信仰有敬畏的科研诚信,尊重事实、崇尚理性,在名利浮躁面前不为所动。坚决防止弄虚作假、浮夸的风气在科研领域滋生蔓延,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意识,追求真理、勇闯创新“无人区”。要深刻把握科技的社会功能发展规律,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开展负责任的科研,确保科技向善,始终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四)弘扬坚守志业、心怀“国之大者”的奉献境界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创新的时代声音。奉献从来是最可贵的品质。马克思曾讲到,“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为人民创新、为人民创造,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围绕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把国家发展蕴含的科研创新呼唤作为强大牵引,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巨大场景和潜能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新优势,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找真问题、从实处突破,服务社会、忘我献身,勇做胸怀人民、把高水平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先锋。(五)广泛协同交叉,在融通创新中形成集智攻关的强大合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系统性、跨界性、结构性对协同合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加强协同,形成集智攻关的强大合力,接好创新和转化的接力棒,实现个性表达和团队协作的和谐,积极构建跨组织跨部门跨学科领域协同、产学研协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跨区域协同、军民融合协同等创新协同网络,秉持开放、信任、合作理念,主动创造、构建、引领科技创新对我国发展的新机遇,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六)肩负“甘当人梯”这一科学家面向未来的使命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要鼓励广大科学家以师长之风甘为人梯、奖掖后学,既做科技前沿的开拓者,又做提携后学的奉献者,大力托举青年人才成长,鼓励更多的后来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不断超越,当好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开路小工”。要在全社会积极用当代创新文化滋养青年,助力青年树立永不言弃的探索精神、培养创新思维,充分激发他们勇于创造一流的激情和荣誉感,努力让我国科技界的优良学风和精神气质薪火相传,形成对全球人才具有强大磁力的优良创新生态,在新时代创新赛场上不断展现强大生机和活力。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是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改革创新的方法论,搭建着人才成长的阶梯,夯实着国家强盛的路径。人类社会以不断推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构筑前行方向,民族的自信源于其全体参与者朝着真理的共同信念协力前行。踏上新征程,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再结硕果。作者:张玉卓,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协改革进行时,原载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2年第6期相关阅读中国科技企业在印尼本土化的成功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中国科协党组:凝聚创新动能
202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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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企业在印尼本土化的成功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7期(总第532期)2022-10-13按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企业的崛起和大国博弈的加剧,中国科技企业海外投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热门话题,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三位专家加特拉·普里扬迪塔、德克·范德克利、本杰明·赫斯科维奇对华为、中兴两家中国科技企业印尼成功本土化的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华为、中兴在印尼的成功是企业产品优势、企业正确竞争策略、国家金融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鼓吹信息安全等做法无法遏制中国科技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份额的扩大。许多中国公司担心由于他们抢走当地就业机会而面临抗议,但华为和中兴却没有这样的忧虑。印尼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反对在关键电信基础设施中使用中国技术的联盟。现有证据表明,华为和中兴的技术产品更便宜且质量更高,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已在印尼取得成功。01印尼的数字技术需求与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样,印尼在高技术相关行业的工资增长和新增就业机会最多。正如贝恩咨询公司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它是全球每个行业的颠覆性主要力量。”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在全球大多数经济行业中,股票涨幅最大的要么是科技公司,要么是采用科技主导战略的企业。几乎所有新兴国家,包括印尼,都把科技产业作为其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原因,印尼推动发展的动力已逐渐转向以数字化和技术为中心。印尼政府寻求在知识经济领域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额外就业机会,并利用数字经济的增长,推动印尼在2030年前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之列。2021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政府完成了首份《2021-2024年数字印尼路线图》。该路线图尚未公开,但据报道,它强调投资于国家的数字和ICT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发展支持和保护数字一体化经济和社会所需的网络安全能力。该路线图建立在过去十年的倡议基础上,突出了印尼将数字经济置于优先地位,重点关注人工智能、云计算和5G,以及这些技术的相关应用,包括智慧城市、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尽管过去五年印尼的数字经济增长迅速,但仍有一些重大缺陷阻碍该国成为该领域的全球竞争者。首先,印尼仍然缺乏人才来支持其数字化野心。世界银行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印尼面临着严重的ICT技能短缺,并预测到2030年,印尼经济需要新增900万ICT工人来支持该国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其次,尽管印尼的数字连接在过去十年中稳步改善,但该国的ICT基础设施仍不足以将其地理上分散的2.735亿人口连接起来。最后,还有互联网接入不平等的问题,连接基础设施高度集中在印尼人口最多的岛屿爪哇岛。2020年11月,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一个主要挑战仍然是为大约12500个以前没有互联网接入的村庄提供连接。印尼的许多村庄必须在没有政府或公司帮助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互联网连接。印尼官员和电信运营商认识到,日益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是实现他们对数字经济愿望的必要条件。尽管本土ICT公司已接受连接印尼数亿人的挑战,但它们仍需要外国公司提供大量的财政资源和技术援助。由于人口压力和广泛的基础设施需求,印尼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鉴于ICT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密集型性质,这对印尼优先发展数字经济的期待带来了长期挑战。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需要对国际和国内光纤电缆、中游网络、卫星连接、短波无线电和宽带电缆进行大量投资,以便将家庭和办公室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印尼的群岛地理区域由大约6000个有人居住的岛屿组成,这使得ICT基础设施特别需要资本密集型产业投入。这意味着雅加达既对价格敏感,又广泛欢迎外国投资其ICT基础设施。此外,印尼缺乏建设和现代化其ICT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使得该国在发展必要的数字网络方面严重依赖外国技术公司和专业知识。印尼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能进一步发展该国ICT基础设施,他们的国家将失去巨大的发展收益。印尼在2018年至2020年第二季度期间增加了2500万互联网用户,这使该国接近2亿互联网用户。谷歌、淡马锡(Temasek)和贝恩公司(Bain
20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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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

摘要举国体制在我国“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等重大成就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科技攻关中采用新型举国体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在新形势下如何更高效的实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为解析这一问题,我们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出发,就国内外如何在国家层面调动创新资源、突破重大科学技术难题的方法和案例进行了比较,就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创新形势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实施的“弓箭模式”。该模式表明新型举国体制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前者侧重于确定大目标和大方向,后者则侧重保持各任务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路径通过对各解决方案的内在关联梳理,使得整体谋划得到瞄准战略重点来展开;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路径则用于协同子任务团队各尽所能地围绕大目标来攻关。因而,新型举国体制或可在科技团队的攻关任务协同中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我国在科技攻关中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等重大成就。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可以调动的资源已经极大扩展,多类创新主体的活力竞相迸发,科技攻关迎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目标。在此背景下,纵向总结举国体制的历史演进,横向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组织开展“大科学”攻关的模式及其效果,对于更好地研究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国家层面科技攻关组织理论与实践、解析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背景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路径,为科技攻关提供参考。1
202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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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党组:凝聚创新动能 谱写崭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论述,鲜明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01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融入我国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让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其发展任务之重、协调难度之大、潜在优势之强前所未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快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将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让现代化发展成果包括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以科技创新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精神文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增强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凝聚力,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随着物的全面丰富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离不开科技的创新引领。我们要坚持“四个面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文交流优势,拓展开放信任合作,更加主动深入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让科技发展造福世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02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持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对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作出新的部署,要求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意志和体制机制作保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新征程上,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紧紧抓住机遇、有效应对挑战,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坚定战略定力,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更加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在一些优势领域打造“长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持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到现在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的。科技界要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加强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为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作出更大贡献。03更好服务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充分发挥科协的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织优势,更好服务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科协组织要切实肩负起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职责,团结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科技人才,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在科技界走深走实走心,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更好激励释放科技人才的创造力和创新活力。在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亲”和“紧”上下功夫,既努力把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广泛联系起来,又加大对新型研发机构、非公有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服务覆盖,增强企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能力。坚持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科协组织要增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实效,发挥科技社团在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作用,加强前瞻研判,紧密围绕“四个面向”,紧跟科技创新前沿步伐。加快完善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体系,促进产学研金深度融合,支撑高水平创新创造和高质量创业就业,深化“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迭代重点支持产业,按需匹配服务团,导入人才技术资源,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科协组织要高质量做好新时代科普工作,切实发挥科协作为科普工作主要社会力量的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牵头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实施,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公众科学素质基础。做优“科普中国”品牌,引导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力量创作科普科幻精品,强化优质科普资源供给。坚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科协组织要充分发挥智库功能,有效集思汇智聚力,开展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等重大问题战略咨询研究。加强决策咨询专家队伍建设,发挥全国学会决策咨询主体作用,发挥地方科协决策咨询特色优势,实施科技智库青年人才计划。开展科技伦理挑战、风险防范、安全保障、冲突化解等前瞻性决策咨询研判,维护科技安全,以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保障国家安全。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8日刊相关阅读欧盟2022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报告强化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支撑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性研究
202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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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2022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报告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8期(总第533期)2022-10-17【按】自2014年以来,欧盟委员会一直在监测成员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进展,并发布年度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DESI)报告。2022年的年度报告从人力资本、数字基础设施、企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四个方面对欧盟的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欧盟的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依旧存在成员国数字化发展进度不一、城乡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差异较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度不一等问题。1人力资本欧盟将在信息和数据读写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数字化内容创造能力、数据安全意识、数字问题解决能力五方面均具备基本能力的人认定为具有基本数字技能。在2021年,16-74岁的欧盟公民中有87%的人经常使用互联网,但只有54%的人至少拥有基本数字技能。荷兰和芬兰是欧盟的领跑者,两国拥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人口比例接近80%,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落后,只有约30%的人口拥有基本数字技能。尽管大多数工作都需要这种技能,但很多欧盟公民仍缺乏基本数字技能,“数字十年之路”提案提出的2030年目标是,至少80%的欧盟公民拥有基本数字技能。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也影响了数字技能水平:71%的年轻人(16-24岁),79%受过高等正规教育的人,77%的高等教育学生有基本数字技能。相比之下,55-74岁的人中只有35%的退休人士和29%的非在职人士拥有基本的数字技能。农村和城市之间差距明显: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中只有46%的人拥有基本的数字技能,而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这一比例为61%。欧盟劳动力市场上信息通信技术专家仍然普遍短缺,随着新就业岗位的出现,人才短缺数量不断增加。在2020年,招聘或试图招聘信息通信技术专家的企业中有55%报告说,在填补此类短缺方面存在困难。还有一个严重的性别平衡问题,只有19%的信息通信技术专家和三分之一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或数学(STEM)毕业生是女性。“数字十年之路”提案希望到2030年将欧盟信息通信技术专家的就业数量增加到至少2000万,而2021年为890万,仅占欧盟劳动力总数的4.5%,尽管这一比例自2013年起一直在稳步增长,但还需要加速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截至2021年,瑞典和芬兰的劳动力中信息通信技术专家所占比例分别为8%和7.4%,这一比例位居欧盟成员国最前列。德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专家数量为200万,数量在欧盟成员国中最高。2数字基础设施虽然欧盟已全面覆盖宽带,但只有70%的家庭可从超大容量网络(VHCN)连接中获益,并拥有千兆比特的速度。超大容量网络(VHCN)包括光纤到户(FTTP)和有线电缆数据服务接口规范(DOCSIS
202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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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谋划和开展经济和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伟大跃升和实践的重大跨越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和“主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禀赋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也是党把握发展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发展的具体内涵更加丰富和充实,发展目的充分体现了人民为本,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体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调整发展理念和策略,经济发展既保持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发展质量和效率不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从而实现全面小康到现代化强国的跨越。深刻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主题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我党领导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个体,不仅是消费主体,更是生产和创新的主体。我们必须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广泛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通过14亿多人的共同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发展理念是否正确,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回答了经济发展领域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发展我国面对的发展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将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全面加强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找准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对标重大任务,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全面支撑高质量发展。一要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围绕“战略性产品补短板、战略必争领域建优势”进行系统布局,加快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和韧性。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高质量的资源要素,稳定产业链创新链布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更为畅通。二是支撑与引领供给侧改革发挥科技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作用,实现“有中更优”、“无中生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源头供给。构建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不断改造生产函数,助推产业升级。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并重,加强基础研究,催生更多颠覆性技术,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函数,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三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关键力量。要加强对企业创新的全方位支持,推动惠企政策扎实落地,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瞻布局基础前沿研究,提升企业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技术创新决策能力、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创技术策源能力、面向全球竞争的高端创新要素集聚能力、面向协同高效产业生态的融通创新能力。四是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作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力破解科技组织协调与资源配置两大难题,实现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科技强国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者:陈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本文原载于《科技日报》2022年10月20日刊相关阅读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性研究张玉卓:科技成为民生福祉强劲引擎智库期刊价值呈现的SWOT分析——以《今日科苑》为例
202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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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性研究

摘要为探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过程中长期及短期的互动性关系,本文在整理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并构建Var模型,使用1980—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程度及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等相关数据,通过脉冲响应、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等方法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长期时序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均衡促进态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力系数为0.129,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力系数为0.017;但在短期内存在正负向交替影响作用。这为我国针对长期与短期不同态势分别制定经济方案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01引言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加剧、疫情暴发等突发事件的影响,主要国家或经济体的投资审查力度不断加强,如何进行高质量的投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我国经济已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要坚持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我国企业纷纷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缓解国内产业市场饱和的同时,不断提升的投资回报率也带动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使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调整。根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1982年的0.4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430.4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25.19%。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继续萎缩,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较2019年锐减多达40%,超过1万亿美元[1]。而我国2020年对外直接投资为1329.4亿美元,仅有小幅度回落,成为疫情下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根据《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总数达到2.75万家,总计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支机构高达3.72万家,境外企业在资产评估中评估总额达到7.2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更是达到了21988.8亿美元。可见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需求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组成模式。与对外直接投资产值的增大相对应的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发生转变。根据国家统计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第一、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77.4%;到2019年下降到46.1%。如此巨大的变化幅度也引起了相关学者们的关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关系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认清把握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对加速我国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02文献回顾国内外学者围绕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关联研究早期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后期逐渐通过实例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论证。在理论方面,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多数参考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归纳,美国学者Raymond
202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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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卓:科技成为民生福祉强劲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坚定“科技为民”价值追求,持续加强科技攻关,不断释放科技红利,造福千家万户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为民”的价值追求,持续加强科技攻关,不断释放科技红利,造福千家万户。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需求,我国推动了医用磁共振、彩超、CT等高端医疗装备国产化替代,降低了医疗成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研发推广清洁高效燃烧、钢铁多污染物超低排放等技术,还人民一片蓝天。扛起保障粮食安全责任,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有力支撑粮食“十八连丰”。推动C919大飞机、600公里时速磁浮列车、5G规模化应用、新能源汽车等民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推进科技为民事业,共建“科创中国”平台为推进科技为民事业,中国科协共建“科创中国”平台,组建137家全国学会、279家地方科协、3946位专家参加院士领衔的105个科技服务团,营造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协还加强“智汇中国”建设,形成600余期科技、产业等重大问题战略决策咨询成果,强化科技研发的民生导向。积极投身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参与群众性科普活动众多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参与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群众性科普活动,让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新奇的太空科普课,前两次天宫课堂全网总点击量超40亿次,成为科技教育的生动案例;“科普中国”品牌,总用户数4400万,累计传播437亿人次;建设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营造尊重人才、尊崇创新的社会氛围。与人民群众勠力同心,共同完成近亿人脱贫的壮举我国科技工作者与人民群众勠力同心,共同完成近亿人脱贫的壮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他们运用科技手段构建精准扶贫新模式,为贫困地区培育科技产业、培养科技人才,催生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中国科技志愿者总队累计有360万科技志愿者、7.2万个志愿服务组织扎根基层一线,实现50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科技志愿服务队伍全覆盖。中国科协还组建了1.2万个农技协、359家科技小院,打通高校、院所、企业与农民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有效助力农民脱贫致富。临危受命、奋力攻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临危受命、奋力攻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了一场成功的科技抗疫战——率先分离新冠病毒毒株,完成核酸检测试剂研发和审批上市、疫苗研发等,彰显了抗疫的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科协所属的191个全国学会、3500多个省级学会和1.5万个科技志愿服务组织还开展了应急科普、心理援助服务和决策咨询,以“科学辟谣平台”阻击疫情谣言,形成近200项规范指南和专业建议,有效助力抗疫和复工复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将大有作为。中国科协将更好履行桥梁纽带职责,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以更加丰硕的科技成果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张玉卓,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10月19日刊相关阅读智库期刊价值呈现的SWOT分析——以《今日科苑》为例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需求研究2022年全球背景下的美国研发和创新
202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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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期刊价值呈现的SWOT分析——以《今日科苑》为例

摘要:本文旨在回答“普通智库期刊如何践行智库使命”的问题,并在践行“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的使命面前,提出智库期刊价值呈现的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支撑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本文以SWOT模型作为分析工具,阐释了我国科技期刊建设进程中智库期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以《今日科苑》为例,分析了智库期刊的优势和短板。作为智库期刊,《今日科苑》的优势体现在资源高效整合、目标定位明确、选题聚焦以及传播渠道多元等四个方面,短板体现在期刊影响力有待提升及高水平稿件不足等方面。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背景下,智库期刊具体的价值体现在提供探索路径、中和学科偏向、减轻“马太效应”以及促进形成期刊界的良好生态等方面。1
202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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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需求研究

摘要: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服务体系是科技研发和生产部门的粘合剂,在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成果转化过程为主线,梳理成果转化系统的重要主体、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科技服务在系统中的功能作用,并对20255份科技工作者调查问卷进行分析,了解科技工作者成果转化现状和对科技服务的需求。研究认为,科技工作者目前仍主要获取成果转移阶段的知识物化服务,并对深加工、体系化的成果供需信息以及市场化和专业化的成果价值评估和政策信息及时推送、详细解读等的服务需求较大;科技工作者目前获取的成果产业化服务相对较少,对科技服务机构的技术孵化和熟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科技工作者的服务需求情况,提出强化科技服务供给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2022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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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背景下的美国研发和创新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31期(总第526期)2022-8-31【按】研究与开发(R&D)是产生新知识和创造新技术的前提,研发投入是创新的重要基石。近年来,美国的公共投入停滞不前,但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地位依然强劲。中国的研发投入虽然与美国还有差距,但在数学和物理科学及工程方面的产出已世界领先,并产出了越来越多的高价值专利。在美国国会对国家竞争力持续关注的背景下,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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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核心问题及解决路径探讨

摘要: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整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但数据作为驱动经济运行的生产要素,其自身的权属问题尚未厘清,同时,数据通过算法和互联网的链接解构原有经济形态并重组经济秩序,带来的交易运行方式的重大变革以及交易信用关系强技术依赖等重大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尝试从信息技术视角厘清数据基本属性,梳理数据交易中的关键问题,探讨了数据要素在参与市场活动中,需要经历可确权、可管控、可计量、可交易四个阶段,各阶段遇到的问题及目前的探索性尝试。最后,针对数据交易中普遍存在的个性化及定制化交易类型,提出数据中介和数据指数两种模式,以期为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解决方案。PART01引言近年来,以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1],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2]。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次年,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各级政府不断推出相关政策。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占GDP的比重约为36.2%[3],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继而,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一文中,正式提出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并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充分明确了数据作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地位。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给出了数字经济的定义:“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规划中同时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是我国2025年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之一。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深入开展数据资源调查,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要求。然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要构建市场,不仅解构了原有经济形态并重组经济秩序[4],而且可能引发市场的产权制度、信用关系以及组织结构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5],为数据在后续的流通和交易中带来许多问题。鉴于此,本文重点分析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核心问题,并针对数据市场提出两种解决路径,试图探索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建立的解决方案,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PART02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核心问题2.1
202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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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统筹协同,凝聚科技创新合力

新形势下,科技领域统筹协同的必要性、重要性更加突出,以强化统筹协同凝聚科技创新巨大合力已成为深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现实需要和长远需求。强化统筹协同是我国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实现统筹协同是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对大家提出的加强科技力量统筹问题,我们将通盘研究考虑。”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多项规定也涉及统筹协同。新形势下,科技领域统筹协同的必要性、重要性更加突出,以强化统筹协同凝聚科技创新巨大合力已成为深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现实需要和长远需求。我国科技领域统筹协同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领域统筹协同加快推进、多点发力,已取得实质性突破和历史性成就。首先,中央相关部门之间统筹协同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层面领导推动科技领域统筹协同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2018年7月成立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前身为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和2012年7月成立的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在协调国务院各部门之间及部门与地方之间涉及科技的重大事项、统筹协调有关重大问题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深入推进,《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等重要文件部署整体落实到位,已有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整合优化基本完成。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统筹协同取得明显进步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体系建设加快推进。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和配套措施,推动初步形成了完整规范、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科技部与省级人民政府部省工作会商持续发力,此项举措连续施行近二十年,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合作内容日益丰富、成效影响接续显现。再次,地方与地方之间统筹协同取得重要进展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科技创新重点区域,地方之间统筹协同已得到有力加强。其中,长三角地区省级政府之间统筹协同的力度和成效尤为明显。2020年12月,科技部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对统筹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沪苏浙皖地方政府之间统筹协同等做出了总体规划。2022年7月,科技部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对强化沪苏浙皖地方政府之间统筹协同等做出了细化安排。三方面发力进一步加强科技领域统筹协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科技领域统筹协同还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如中央有关部门在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新建方面协同不足,中央与地方在国家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面联动不够,地方与地方在实验室建设和高端科技人才引进方面竞争过度等。为妥善解决科技领域统筹协同存在的问题,有效凝聚科技创新巨大合力,可在以下三方面重点持续发力。第一,加快健全科技领域统筹协同的领导机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正处在三年攻坚阶段,改革力度难度前所未有,特别应当高度重视和大力进行统筹协同,迫切需要加快健全领导推动统筹协同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机制。这要求,必须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等新要求新部署,加快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尽早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还可考虑,紧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关于统筹协同的规定要求,加快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举措。第二,大力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科技活动的联动改革据相关统计,自2007年起,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已连续14年高于中央财政科技支出,2020年地方财政科技支出(6336.8亿元)约是中央财政科技支出(3758.2亿元)的1.7倍。这要求,应当更加重视地方财政支持的科技活动,在科学合理划分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基础上,还须真正加强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科技活动的统筹协调。对此,可考虑从加强统筹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和实施管理工作入手进行试点,将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省级科技计划先行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统筹实施,多方联合开展查重,避免重复部署,优化整体布局,推动提升国家财政科技投入效能。第三,切实加强对地方科技创新举措的宏观协调实践中,有关部门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纷纷出台推动当地科技创新的具体举措,争相加大激励奖励力度。这些举措总体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但个别也造成了过度竞争、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实问题。对此,可考虑围绕“十四五”规划等与科技创新有关部署的实施情况,健全监测评估机制,以督促检查为主要抓手,强化动态监测和意见反馈,协调推动地方科技创新举措更好落实国家战略。还可考虑,对地方实验室建设、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等设置前置审批环节,完善制度规定,规范实施操作。作者:赵正国,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原载于科技日报2022年9月26日刊相关阅读“一带一路”科技园区国际合作情况及提升建议破“四唯”背景下浅谈同行评议新范式张玉卓:开创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中国气派
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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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科技园区国际合作情况及提升建议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责任编辑:黄诗愉相关阅读破“四唯”背景下浅谈同行评议新范式张玉卓:开创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中国气派张玉卓:在深化系统改革中持续增强科协组织的发展活力
202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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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唯”背景下浅谈同行评议新范式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同行评议新范式,以推动打开破“四唯”新局面。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数学建模、介尺度分析等方法,探讨同行评议的新历史、新理念、新理论和新模型,提出其新历史可追溯到“物勒工名”,新理念是从权责“均衡”转变为各方“均势”,新理论包括知识生产的个人创新周期和国家创新体系,新模型是以知识生产效率为贯通因素的系统模型。本文认为,破“四唯”与变革同行评议范式是一体两面,根本矛盾是监管体制机制不能匹配日益提高的知识质量,要总体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用新范式系统变革同行评议,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1
202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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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卓:开创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科学文化作为人类科技实践的精神化结晶,贯通古今中外博大精深的思想源泉,连接不同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讨科学文化在当今世界大势、人类文明大局和中西文化交流格局中的位置,探求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世界的普遍意义,开展面向世界的文化对话,真正做到坚定文化自信,有力激发支撑民族复兴大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意义重大。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科学文化创新发展西方文明对于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有着深刻意义,其“普遍性”背后也隐含了“西方中心”的叙事逻辑,使得研究者们常常采用线性、单向度的理解模式开展科学文化研究,缺乏对文化自身整体性和复杂度的理解。形成对科学文化的整体观照,其理论框架必须更多地涵盖和包容文化的多样性。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更多体现的是“中华”作为一种文明体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中华文化倡导“同天下之利”,主流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与和而不同,注重“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整体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观和“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以其探索天地之间奥秘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辨和生命感悟,形成对科学文化的整体观照,为科技文明发展提供丰厚的滋养。与此同时,当代科学文化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趋势,正在叩击“割裂还是融合”的“时代之问”。万物互联极大地推动学科、区域、国家的界面重塑,更为各种文化的连接提供桥梁。以一种时代的、世界的眼光审视社会系统连接、整合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就会注意到科学文化也将随之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机械式、还原式的认识论已经不能够“包打天下”,需要以系统观、整体论的方法,全面认识科学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走向。科学的联系是文化在动荡中建构的重要纽带。割裂还是融合?对世界至关重要,对中国尤其重要。从千年时空看,人类社会以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解放构筑前行方向,科技对社会的改造和文明的塑造能力不断加强,并在以更快的加速度实现这种塑造。一旦科技的基础、引领性地位得以确立,科学文化的发展必然迎来新一轮的版本升级。依稀可见,当代科学文化的大潮,正一往无前地朝着向善、求真、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每一位参与其中的科技工作者,都历史性地成为科学文化的创造者、力行者,以更加繁荣的文化创造,推动科技进步和科学文化向行业、部门、产业前所未有地融合,成就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百年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壮阔实践中汲取创新自信政党、国家、民族的历史自信,展现在其“美美与共”的博大胸怀里。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搭建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科学大旗,汇聚全民族科学救国的壮阔洪流,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到自立自强,推动科学文化在中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几十年前,竺可桢、茅以升、童第周、苏步青、梁思成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优秀科学家在中华大地率先推动了以爱国主义为精神纽带的中西文明互鉴实践。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从“追赶”走向“跨越”,展现了创新自信的生动实践。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历史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百年奋斗、求索,树立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新时代科学文化的光辉典范。迎着科技革命的浪潮,随着科学文化日益走出“经院”,在塑造社会文化新潮流中作用不断凸显,呼唤我们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海纳百川的格局胸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增进对国际科技界的开放、信任、合作,在新的科学文化创造中展示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中国气派。当好新时代科学文化发展的旗手和使者科技工作者是推动科技进步、繁荣科学文化的拓荒者和开路人。肩负起这一时代洪流创造者的历史重任,必须要把握科学文化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尊重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在正确历史观中把握科学文化前进规律,以整体观照、涵盖和包容多样。必须要做科学文化融入社会的力行者、传播者,使科学文化在开放社会的环境中真正融入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让广大人民理解并掌握,真正形成科学思维方式,保持开放创新的文化发展活力,使科学文化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必须要坚持开放胸怀和世界眼光,做国际民间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秉承“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以及求真务实、协同开放、理性严谨等各国普遍认同的理念,让科学文化的创新发展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营造国际合作环境,展现中华民族以和邦国、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格局。作者:张玉卓,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今日科协,原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9月21日刊相关阅读张玉卓:在深化系统改革中持续增强科协组织的发展活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需求与问题分析科协力”作用下全产业链结对子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基于函数型数据视角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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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卓:在深化系统改革中持续增强科协组织的发展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群团改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对做好新时代群团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群团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推进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切实发挥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职责,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群团改革的重大部署,以不断增强科协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标尺,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将科协系统改革引向深入,在加强科技工作者思想政治引领、做好联系服务工作、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根铸魂,科协组织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坚定不移把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发挥桥梁纽带职责、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服务国家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和“重要的大局”,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强化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科技界走深走实作为一切工作的“纲”和“魂”抓好“关键少数”理论武装,在重要报刊媒体发表理论文章,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群团发展的重要论述。建立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全国学会理事长、知名科学家讲党课常态化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科协发展实践,聚焦新时代政治建设靶心设计科协系统工作格局,走好“两个维护”第一方阵。创办中国科协党校,面向科技领军人才、科协系统干部、海外科技人才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专题研修、国情调研,推动设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并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强化全国创新争先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激励导向,引导科技工作者奋力创新争先,持续打造没有围墙的思想引领阵地。编制并在海内外广泛传播《跟着总书记学科技》《嘱托》《佑护》等文化作品,推进思想政治引领空间深化拓展,润物无声凝心聚力,不断筑牢科技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全面阐释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深入高校师生,科学家精神宣讲团、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学风传承行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全方位建设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家园。引领青年学子接力精神火炬,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深耕高校,“英才计划”“高校科学营”等机制实现科教协同育人。探索人才成长规律,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深入挖掘600余位杰出科学家成长历程,展示科学家群体精神气质。“科学家精神”话题引发科技界广泛共鸣,社会辨识度、认同感显著增强,科学家精神引领时代风尚的底色更加浓厚。夯实科协系统党建保障,破冰学会党建难题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成立科技社团党委,实施“党建强会”计划。截至目前,推动成立全国学会理事会党委197个、学会办事机构基层党组织162个,114个学会探索建立分支机构党的工作小组2151个,初步形成学会理事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三层党建工作模式,完成全国学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推动所属全国学会全面实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建设等载入章程。积极探索在学会理事会层面开展党建工作,旗帜鲜明加强党对学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锐意创新,全面拓展“四服务”事业发展新空间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科协事业发展全过程,紧扣时代主题,聚力打造科普、学术、智库“三轮驱动”服务品牌,实现科协优势资源战略重组和服务流程再造,为科技工作者创新创造、实现价值搭建广阔舞台。坚持在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亲”和“紧”上下功夫发挥中国科协和全国学会、地方科协“一体两翼”组织优势系统联动,开通心理咨询服务热线,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有温度的服务。推动完善奖励举荐制度,共推荐1006人次成为两院院士有效候选人,397人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89人获得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强化学会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举荐,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支持2100余名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网上“科技工作者之家”连接14万基层组织,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一站式服务。零距离听取科技工作者诉求呼声,建设“科情在线”调查系统,连接覆盖全国的1254个机构调查节点、700余万科技工作者,形成快速调查和信息获取机制,网上联系服务、引领动员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提升战略支撑力,强机制、建基地、筑生态促进产学研融合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推出“科创中国”服务品牌,打造产学研供需对接的信息平台、技术服务与交易的运营平台、人才与技术的赋能平台。建设65个“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和园区,组建482支科技服务团,组织科技人员响应企业需求“揭榜挂帅”,为6800余家企业解难题、促升级。出台《中国科协科创促就业八项举措》,建立“政产学研金服用”多主体联动、形成要素汇聚涌流的创新联合体,“科创中国”咨询委员会、青年百人会、长三角助力创新联盟、国际技术交易联盟等近200个各类新型协同创新组织快速发展,大力营造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深入落实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战略思想准确把握科普内涵之变,既注重科学知识传播,更注重科学方法传授,不断强化科学精神、树立创新自信,推动科普协同化、信息化、国际化转型。接续推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实施,成立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持续开展全国科普日活动,协同化机制广聚百川势能共塑社会化动员新格局。2020年,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全民科学素质建设迈上新台阶。扎实推动基层科普设施建设,现代科技馆体系从无到有、量质齐升,10年来已逐步发展成为拥有408座全国实体科技馆、612套流动科技馆、1251辆科普大篷车、1112所农村中学科技馆和中国数字科技馆“五位一体”的覆盖全国、世界独有的科普基础设施体系,线下服务公众超8.5亿人次。着力打造科普中国平台,面向公众提供科学、权威、有趣、有用的科普内容,平台资源总量超53TB,传播渠道715家,传播量达416亿人次,已成为国内最权威的科普平台和最大的科普资源库之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迅速启动应急科普机制,以“科学辟谣平台”阻击“疫情谣言”,联合中宣部等提出加强应急科普宣教工作的意见,推动形成平战结合的科普协同联动长效机制。连续举办3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筹委会,打造以全球科学素质提升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开放高地。突出科技治理特色,打造系统联动的科协智库体系建立持续研判机制,组织引导科技工作者聚焦国家战略,积极建言献策。探索跨界研判“卡脖子”瓶颈的工作机制,持续发布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协同高校、地方和社会智库形成开放研究平台,围绕数字经济、公共卫生等重大问题,会地合作建设战略区域智库。组织能源企业和专家持续开展科技支撑“双碳”目标战略研究,提出煤化工消纳可再生能源以及原料煤不纳入能耗统计等建议。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开展第三方评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评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评估、国家整体科技能力评估等受到广泛好评。团结合作,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织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根据科技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创新主体协同发展的时代趋势,把握科技工作者思想动态、规模分布等新特点,探索新时代“三型”科技群团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坚持以会兴业、以业聚才、以才引才,持续打造团结引领的价值平台打造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等国际交流平台,中国主场影响力持续提升。紧扣变革时代的发展主题,主动发起全球话题,广泛汇聚全球智慧。全国学会和地方科协推出数以万计的精品会议,机制化联系200多个国际组织,形成学科领域广泛交叉、产学研深度融合、思想碰撞交流的重要阵地。强化学会改革主体地位以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深化学会治理改革,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会,支持学会有序发展港澳台会员和外籍会员,探索吸纳港澳台及海外知华友华科学家在学会任职,拓展社会组织发展国际视野。一流期刊建设取得新突破。大力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一批优秀期刊跻身国际前列,44种期刊学科排名进入国际前5%,30种位列学科前三,14种跻身学科第一,5种进入全球百强,实现零的突破。建设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汇聚10万余篇病例报告向社会开放,为临床医生评价制度改革提供支撑。发布32个学科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覆盖国内外期刊5198种,推进中外期刊同质等效应用。集成95个国家(地区)、38个语种共1.4万余种科技期刊构建“世界引文库”,研制期刊影响力综合评价指数,形成面向世界的自主评价体系。党建带群建赋予基层组织新活力推动组织与业务融通发展,集成科普、学术、智库资源协同下沉,进入基层党建平台,融入社会治理网络,增强科协组织服务发展的能力。构建省域统筹政策机制、市域构建资源中心、县域着重组织落实、各级学会协同联动的工作体系,以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阵地,推动建立科技志愿服务工作机制。赋能4万余名基层“三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农技站站长),有效延长科普服务链,拓宽科普惠民覆盖面,基层组织力不断增强。以“互联网+”促进组织变革集成科协优势资源,主动融入数字化转型大局,以科技工作者为中心打造“智慧科协2.0”一体化功能平台,做好各部门单位、地方科协、全国学会等组织、专网、独立信息系统的整合接入工作,推进审查事项、办事流程、数据交换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国家级科技人才库入库人数向千万量级迈进,为党和政府人才工作大局提供服务支撑。弥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单位、不同组织之间的断层,打破时空限制、信息分割与数据壁垒,重组整合科协各类业务,形成“一体两翼”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发展格局,提升网上群众工作能力。发挥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主渠道作用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秉持开放、信任、合作理念引领科技工作者共同应对国际复杂变局。持续加强与港澳台科技组织的交流合作,团结服务港澳台科技工作者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大局。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代表中国科技界加入372个国际科技组织,推荐中国科学家就任执委以上职务399人次。支持发起成立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等国际科技组织。积极参加联合国与重要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发起的大科学计划。积极深化科技抗疫国际合作,组织167个全国学会与254个对口国际科技组织建立信息分享机制,推动200多种期刊迅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授权书参与COVID-19数据库建设。积极开展“一带一路”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支持建立或筹建30个区域科技组织或联盟、39个国际科技组织联合研究或培训中心、5个国别或区域科技问题研究中心。持续实施“海智计划”,累计与102个海外科技团体建立合作关系,设立138个各类海智基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引才引智工作。10年来,我们深刻体会到,科协事业发展的根基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保持党领导下人民团体的政治本色;活力在于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以科技工作者为中心,与时俱进地确立工作重心;动力在于顺应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坚持不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面向未来,科协组织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着力涵养自立自强,着力推动创新发展,着力推进协同治理,着力拓展开放融合,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强有力的历史担当,团结科技工作者主动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号角已经吹响。新征程上,科协组织要自觉把党和人民的期待和呼唤,当作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强音,坚定主心骨、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最广泛地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众心向党、自立自强,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不断前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者:张玉卓,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协改革进行时,原载于《学习时报》2022年9月19日刊相关阅读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需求与问题分析科协力”作用下全产业链结对子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基于函数型数据视角关于开展我国基础研究“卡脖子”风险排查预警工作的建议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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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需求与问题分析

摘要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之一。深入了解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过程中的需求与问题,对于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积极性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单位、不同专业55位青年科技人才的深度访谈,结合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有关数据,了解分析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在职业发展、个人生活、宏观环境等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未来应通过全面促进青年科技人才职业发展,切实提高青年科技人才生活水平,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不断促进青年科技人才增加获得感、提高幸福感、提升安全感,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服务国家高水平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将青年科技人才视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之一。作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青年科技人才日益受到国家、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青年科技人才自身特点,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因人而异。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单位、不同专业的55位青年科技人才进行深度访谈,并在分析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1]有关数据基础上,深入了解当前我国青年科技人才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关切的主要问题,以期在了解青年科技人才所思所想所虑所盼的基础上,为我国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思路。1青年科技人才的特点青年科技人才处于生命周期的初期阶段,即“生物”属性的自然生命周期、“人”属性的家庭生命周期和“社会”属性的职业生命周期的初期阶段叠加。自然生命周期由自然生命周期初期阶段的特点所决定,青年人创造力强、精力充沛有活力,但也伴随思想的冲动与浮躁;家庭生命周期由家庭生命周期初期的特点所决定,青年人才家庭关系日渐复杂、任务重、上有老、下有小,同时还要处理好与另一半的关系,并且面临住房、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一系列家庭生活问题;职业生命周期职业生命周期初期主要表现为刚刚开始科研工作,地位相对弱势,独立主持项目或参与重大课题的机会不多,工作成果不为人所知[2]。这三个生命周期的特性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青年科技人才面临生活花费大与收入较低、研究处于积累阶段与迫切需要认可,需要处理的生活问题较多与工作压力较大的三重矛盾。同时,青年科技人才正处于创新活跃期与产出高峰期[3]。医学研究认为,人的生理在25岁以后处于一个10年左右的平衡维持期。这个平衡维持期是一个人的黄金时期,也是从事创造创新活动的黄金时期[4]。也有研究认为,人的液态智力在30〜40岁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弱,而包括归纳推理能力在内的液态智力往往对创新更加重要[5]。很多学者也认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认为科学家在青年时代最富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最能出成果[6-7]。青年科技人才的以上特点决定了一方面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其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其特有的潜力。充分了解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是促进其更有效发挥作用的必经之路。2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2.1
2022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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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力”作用下全产业链结对子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基于函数型数据视角

摘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探索省际全产业链合作路径,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对2010—2020年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内生产总值及三大产业增加值数据的动态变化规律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聚类情况进行函数型数据分析。为进一步挖掘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推动效应,本文筛选首批试点城市所覆盖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函数型数据动态变化规律分析和聚类分析。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针对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三大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出首批试点城市及其与非试点城市对应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产业链“结对子”发展的合作方案,为探索全国各省协同发展路径提供统计分析依据。1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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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我国基础研究“卡脖子”风险排查预警工作的建议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29期(总第524期)2022-8-25【按】当前,我国一些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已是公认的现实挑战,而关于我国的基础研究是否也存在“卡脖子”风险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报告将质疑该风险存在的声音概括为“不想卡、不能卡、不敢卡”,逐一加以分析和讨论,论证开展风险排查的必要性,并提出应对策略。一、我国基础研究是否存在“卡脖子”风险当前,有人认为我国基础研究不存在被国外“卡脖子”的风险,或该风险很小、不必担心。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一是不想卡“卡脖子”主要针对技术竞争,基础研究不会在考虑范围内。关键技术封锁是市场竞争,基础研究不涉其中,待贸易战和极限施压过后,如果双方能达成妥协,则基础研究方面不会被国外封锁或限制。二是不能卡基础研究溢出效应强,对方即便想“卡脖子”也很难做到。基础研究生产的新知识可以向其他领域扩散传播,不受国界或政策限制;即便基础研究合作遭到阻挠或封锁,在多边合作情况下,我国也能开辟交流渠道,突破封锁。三是不敢卡基础研究是“压舱石”,理性竞争者都留有余地,不敢做得太绝。基础研究是全球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稳定剂”和“压舱石”,即使技术断供或贸易攻防升级,基础研究也有可能在大国竞合中“网开一面”,成为民间相互沟通的安全通道,为彼此政府留有余地。二、我国基础研究“卡脖子”风险分析一是对手想对我基础研究“卡脖子”一方面,我们的对手是因国家安全而实施技术和市场封锁,旨在遏制中国崛起,不单单是市场行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基础研究无论于个体还是国家都处于“源泉”和“总机关”的地位,孤立或封锁我国技术创新,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唇亡则齿寒,基础研究无法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卡脖子”技术并非单纯的技术领域问题,而是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结合体,不能机械地对其进行单一归属划分。从对手肢解我国科技创新链角度看,既要阻遏末端即技术和市场,也不能放过前端即基础研究,而且打击基础研究更具战略意义和“斩首”效果。二是对手能对我基础研究“卡脖子”首先,我国虽一直在全球化和多边框架下努力争取科技创新主动权,但发展中国家伙伴无法补齐我国基础研究短板,而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也不会泄露基础模型、关键参数、核心算法或材料配方。发达国家还一直以贬低其保密能力的方式来诋毁和诬陷我国人员偷窃技术,更有甚者恶意扣留、驱逐华侨和华裔人员。其次,科技创新不是知识简单复制,而是复杂的重组、破坏、再加工过程,需要团队、设备和资金的长期积累。而大量重要学术期刊话语权和基础科学大奖评审权仍攥在他人之手,大量学术师承关系和创新团队仍由发达国家主导,大量新科技知识以更快速度被生产出来却尚未充分消化吸收,想要通过跟随、模仿来摆脱基础研究被动受限的局面,已不是依靠简单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做到的,必须用到国家力量。最后,举国体制有可能在基础研究无用武之地。固然有些科技问题能够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现突破创新,但对于证明数学猜想、构造物理生化模型、长期观测试验、开展超大规模模拟运算等基础研究而言,量的集中只是必要条件,质的飞跃才是创新实现的充分条件,包括智力、想象力、意志力、容错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这些只有长期积累才有可能见效的创新条件,只要缺少一个,基础研究就可能长期停滞不前。反过来讲,对手只要针对这些环节进行不定期袭扰、隐秘破坏和制造混乱,就能锁死我国基础研究。三是对手敢对我基础研究“卡脖子”首先,与对手在基础研究领域合作,是一厢情愿、与虎谋皮。目前,大多数基础研究并非没有中国参与就无法开展,整体上看,对手的基础研究长期领先于我,其底线思维不是要与我在基础研究领域留有合作余地,而是尽最大可能垄断全球科技创新力量,通过软硬手段牢牢锁死中国的创新路径。无论撕破脸或假仁假义,对手都有恃无恐,不必以基础研究作为后路。其次,与对手在基层研究留有合作余地的观点,虽有外交方面的合理性,但当“政治正确”裹挟科技发展时,国外民间组织、科技团体纵然支持与我基础研究交流合作,也会屈从于其自身国家战略,实际上,禁止与中国签合约、审查中国科研合作人员背景已成为外国国家力量主导下的事实。再次,历史往往会重演。美苏冷战时期,双方的基础研究是互相保密不作交流的,以至于事后双方科学家在交流时发现,有些科学问题是各自用不同方法解决而互不知晓的。基础研究相互封锁是冷战的必选题,不是可选项,更不是送分题。最后,对手的竞争策略早已昭然于世:《限制、利用和竞争:应对中国的新战略》《分离的焦虑》等多份国外政府和智库报告扬言,之所以在围剿我贸易、技术的同时,暂不提基础研究,这不是不敢,只是理性竞争者的缓兵之计和障眼法——因为中国还握有稀土资源及相关技术优势,美国有超过18种关键材料50%以上的进口依赖中国,中国在关键基础设施、平台、软件及供应链方面还有牌可打,且全球科技生态体系两级分化的“选边站”态势还没白热化。所以,逐步分化瓦解中国科技力量和竞争优势是对方的理性选择,一旦“硬脱钩”时机成熟,对我国科技包括基础研究进行全面封锁,则是理性博弈的最优策略。综上所述,我国基础研究存在“卡脖子”风险的可能性较高,有可能对国家总体科技安全乃至国防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需要进行风险排查和预警。三、对策建议一是开展基础研究“卡脖子”风险排查制定并细化风险排查方案,明确排查内容、任务分工、组织实施和保障。走进科技工作者群体,深入了解个体科学家对“卡脖子”的看法、观点和界定,绘制基础研究“卡脖子”情景,与一线基础研究实验员、讲师、教授乃至院士深入交流,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基础研究“卡脖子”风险排查。二是建立健全基础研究“卡脖子”风险预警机制分类排序各个因素,归纳主要“卡脖子”情景,挖掘具有明确特征的恶性因素指标,形成风险因素负面清单和预警指标体系,用3-5年时间建立健全常态化监察预警机制,并设立应急预案和专职人员。三是开展“基础研究呵护工程”一个基础研究问题的突破,往往最少需要3-5年时间,目前我国一个基础研究项目支持力度只达到5年,且有多次考核,这对于长期才能出成果的基础研究是不够的。应以“呵护新生儿”的态度应对创新风险,设立“基础研究呵护工程”,支持20-50岁科研人员开展探索性、纯理论、非共识性、尚预见不到经济或社会效益的研究,并在10年内确保其基本生活收入。四是建立健全基础研究容错机制对基础研究人员因为计算或证明思路、技术路线选择、取舍等造成的研究失败、非故意错误予以免责;尝试探索允许基础研究人员10年内不参与职称、成果、业绩、效能等考核的新型机制,如其自愿参与职称评定,应不设参评次数上限;对基础研究人员的评价改变“以文评人、以刊评人”,采取国际同行评议机制,并公开专家评语和答辩记录。文章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基于质性数据本体结构的基础研究评价方法研究”课题作者:李政,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责任编辑:黄诗愉相关阅读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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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基”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并“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普工作,深刻认识到科普工作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在1922年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他利用科学,乃在他闭塞工人的知识”,而共产主义则“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阐释了农民群体与科学技术脱节问题,“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注重将“科学救国”与“科学救民”的理念相统一,不仅关注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更强调以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动对于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继续秉持这一理念,并不断具象为新中国的治国方略,贯穿、内化于一系列制度设计之中。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路,正是一条践行“科普为民”的光辉之路,党用科学造福人民、武装人民,为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伟大成就奠定基础。进入新时代,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地位更加凸显,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此次《意见》明确提出,科普事业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事业,并按照新时代新要求,提出要以“四化”助力“四服务”,即“构建社会化协同、数字化传播、规范化建设、国际化合作的新时代科普生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创新发展、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化协同强调树立大科普理念,党和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应当履行好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从而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新时代,要更加注重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事实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应当在科普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将科普与科技研发、产品推广、创新创业、技能培训等有机结合,并通过新产品及其说明书、宣传广告等载体,面向产品用户、商户等特定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纵深性的知识传播,从而将科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传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迅猛发展,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经历从单项技术向集成技术发展、从单体智能向群体智能演进、从数据驱动向场景牵引拓展3个趋势,要充分响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广度、深度、速度、精度不断拓展提升对全民科学素质带来的新要求,要更加重视数据盗取、隐私泄露、代码漏洞、算法歧视、技术滥用等问题对经济安全、科技伦理和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努力提升社会公众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安全意识,让科技发展的红利最大限度地惠及公众。规范化建设此次《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科普工作的顶层设计不断强化,科普工作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科普发展的战略任务和使命导向进一步明确,适应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要求的科普工作系统布局已形成。下一步,要进一步强化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科普基础设施布局、基层科技志愿服务等,将在实践中探索的成功经验固化到《意见》任务举措的落实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办法,从而有效打造与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相适应的科普内容、科普队伍、传播方式、技术手段和工作范式。国际化合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科技创新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课题和挑战。世界各国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特别是要在团结抗疫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各国携手共同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对于增强科学抗疫能力、应对危机挑战的重要意义,发挥双边、多边机制的作用,持续开展科学普及,推动公众科学素质建设。作者:董阳,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9月8日刊相关阅读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合
202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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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合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27期(总第522期)2022-8-5【按】近年来,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创新,引领新一轮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大踏步迈进,全面提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党的十九大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我国前沿攻关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学术产出、产业规模、技术创新能力均有突破。但我国仍面临关键技术掌握不足、产业发展不平衡、相关人才短缺等问题,严重制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合的发展。为深入把握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合的发展机遇,本报告针对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梳理了我国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一、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成效显著,融合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一是产业规模加速壮大,我国已形成全球最活跃的数字服务市场目前,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宽带和光纤网络,网络基础设施实现迭代跨越,网络质量达到甚至优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国内已建成5G基站近160万个,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基于独立组网模式建设5G网络的国家;光纤用户占比由2012年的不到10%提升至2021年的94.3%;全国IPv6活跃用户数占全部网民数的63.01%,已申请的IPv6地址资源位居世界第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云计算产业保持强劲发展态势,年增速超过30%,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4.12万亿元,是2012年的2倍;大数据产业规模突破1.3万亿元,复合增长率达28%;全国区块链产业规模达65亿元,同比增长30%。二是关键技术不断突破,龙头企业持续引领,细分技术多点位突破随着与5G、边缘计算等技术融合日益深入,云原生成为我国云计算创新突破的新高地。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提升,截至2021年底,我国区块链备案企业达1064家,产业链条初步形成。2016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面向全社会累计征集了近1万个应用案例,遴选出338个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604个大数据典型试点示范项目,持续加强示范引领,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突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整体加速发展以及我国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以华为、麒麟、达梦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持续引领重大技术突破,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在全球范围细分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竞争力。目前,省级以上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专精特新”企业超过5000家,在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中占比超过21%;国家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专精特新”企业超过1500家,占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的32%。三是重点领域学术产出规模和增长率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国际合作主导性显著截至2021年6月,我国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总发文量146635篇,产出规模全球第一。2001年至2020年我国年发文量从445篇增长到34163篇,年平均增长率为约25.67%,超出全球约11个百分点,增长率排名全球第一,高于排名第二的美国约13个百分点。2013年后,我国主导的国际合作论文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国际学术主导国。2020年,我国主导了9955篇国际合作论文,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多出近1倍。近二十年,我国主导的国际合作论文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1.22%,位居第一,比第二名的美国高了近14个百分点。2013年至2020年,我国主导的国际合作论文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2.05%,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英国(31.07%)、美国(29.55%)、加拿大(29.27%)、德国(28.51%)。我国的主导性在快速加强,且领先优势逐渐扩大。四是融合创新基础不断夯实,成为驱动产业融合、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推手以我国重点推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例,产业基础日益坚实,企业创新活力显著增强,重点行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总体布局居于全球前列,注册总量突破千亿,综合性、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国家、省、企业三级协同联动的技术监测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中小企业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超过4万家,“小巨人”企业4700多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近600家。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工厂已延伸至40个国民经济大类,涉及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等制造业重点领域,逐步形成产品质量追溯、无人智能巡检、供应链管理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典型应用场景。二、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合面临的挑战一是关键性核心技术掌握能力仍然不足,原始创新薄弱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产业白皮书》指出,我国在创新优化和工程实现技术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颠覆性、阶跃性技术方面依旧不足。例如,我国在视觉、语音等基础智能工程实现全球领先,算法模型的二次创新优化能力突出,但距离深度学习理论体系等颠覆技术和卷积神经网络等阶跃性算法技术仍差距较大。此外,以集成电路技术为例,英特尔和高通为代表的国际半导体芯片公司已垄断大部分的核心和主流芯片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研发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高端核心芯片自主技术严重缺乏,在芯片设计、制造工艺和制造材料等环节差距较大,相关技术的创新体系亟待加强。二是各领域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产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突出我国大数据研究相较于2002年起步的西班牙晚了8年;5G、区块链领域研究与世界基本同步,工业互联网领域与英国均起步于2013年,相较于其他国家起步最早;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起步但初期发力不足,2001年美国的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产出总量已达1095篇和1242篇,是我国的3.6倍和8.9倍。当前,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有一定基础,但在技术、区域、行业三个方面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技术方面,虽在超级计算机、通信设备等少数领域处于领先,但大部分领域的技术还处于跟跑阶段;区域方面,东中西部不平衡现象明显,中西部地区仍然滞后;行业方面,华为等领军通信企业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知名度,但我国大部分电子信息企业还相对落后。三是融合发展路径尚不清晰,供需能力不对等尽管目前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已涌现出一些典型场景和示范工厂,但主要以领先企业的点状探索为主,缺乏对不同行业融合发展经验的积累提炼,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模式。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等传统领域融合深度不足,相关企业缺乏支撑各种创新活动的新型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相对标准化的产品方案难以满足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差异化需求。另一方面,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前期投入较高,我国中小企业较多,投入能力不足,还无法有效支撑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探索需求,诸多中小企业还处于自动化、信息化补课阶段,相对薄弱的数字基础难以匹配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落地要求。四是人才储备缺口大,人才培养与发展需求不匹配新一代信息技术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人才则是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缺口达到750万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引发的就业结构调整使众多从业者被迫转入新就业岗位。其中,从事人机协作岗位需具备较高信息素养,从事机器难以取代的工作岗位则需具备较高专业素养和较强创造性。但目前我国人才储备培养体系中创新创业领域教育模式相对单一,融合创新能力提升效果不够理想,培养模式相较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需求变化存在滞后性。校企之间合作层次不深入、合作成效不明显,相关专业毕业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尚不能有效适应新的岗位需求。三、对策建议一是促长板、深融合,以强国思维引领科技创新发展在针对重点“卡脖子”领域补短板的同时着力促长板,在5G、人工智能等我国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强化整体创新体系建设,形成具备引领能力的我国产业标准与认证体系,发挥好我国顶尖企业与一流科技社团作用,将相关标准向国际推广,牢牢掌握创新和发展的主动权。深融合,围绕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建议国家探索推动围绕重大创新场景设立创新项目,发挥市场优势,支持引导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共同开展融合发展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和产业化应用,加快推动面向不同行业的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解决方案的成熟化和产品化,不断降低融合应用成本,着力解决“不敢用”瓶颈。二是探索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构建一体化融合发展服务网络智能制造业融合先行,深化融合应用,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为重要抓手,以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为基本要素,遴选一批优秀智能场景,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创建智能制造先行区,构建“点线面”结合的试点示范体系,发挥先进典型带动作用,探索形成融合发展的标准化、模块化、精准化推广路径,加快解决“不会用”难题。鼓励各类主体建设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咨询诊断、产业供给、人才金融等资源集聚,加快行业知识库、模型库、数据科学模型、人工智能算法以及轻量化、模块化行业应用套件等开发积累,以智能制造数据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公共服务网络。三是加快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专业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新一代信息技术涉及学科广泛,需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强基础人才培养和交叉学科建设。着力于基础人才培养,解决基础人才不足和应用人才过剩的不平衡问题,缓解新型技术产业基础薄弱的难题。鼓励交叉学科建设,促进计算机、数学、物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领域学科知识体系,丰富基础人才知识储备。推动建立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和人才实训基地,开展新型职业技能培训,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完善人才教育培养机制。文章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我国顶尖科技人才国际合作动态”作者:齐硕、李世欣,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责任编辑:黄诗愉相关阅读做好政策加减法,激发青年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202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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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政策加减法,激发青年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青年科研人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源泉。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对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近日,科技部、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聚焦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五项行动内容,切实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为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与活力提供支撑和保障。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青年科研人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源泉。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对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将青年科技人才与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一起列为我国要加快建设的战略人才力量,并强调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青年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主体组成部分作为科技人才队伍储备的重要来源,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中“39岁以下”人群约占四分之三,未来这种年轻化状态和趋势仍将继续保持。青年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中最具创新活力的群体从人的生理发展特点来看,青年时代正处于人的创新活跃期与产出高峰期,是从事创新创造活动的黄金时期。在各行各业的科技创新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青年科研人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青年科研人员,让更多青年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进行科研攻关,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然而,青年科研人员处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面临着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近年来,国家为科研人员减压减负,促进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8年以来,“减负行动1.0”“减负行动2.0”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近日印发的《通知》直指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正式拉开了“减负行动3.0”的帷幕。促使更多青年科研人员享受政策红利减负赋能,是激发青年科研人员创新潜力的有效途径。《通知》提出的五大行动内容,切实体现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关心,运用政策“加减法”,促使更多青年科研人员最大化享受政策红利,真正能够轻装远行。一是对青年科研人员委以重任明确在国家和科技发展重大任务中青年科研人员担纲领衔要求,确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任职比例,要求在新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指挥部中新设立副总师岗位并由青年科研人员担任等,在为青年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重大任务提供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高的展示平台。将青年科研人员的学术成长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不仅是对科研人员早期能力的认同,也让优秀的青年人才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得到人生出彩的机会。二是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多学术机会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资助覆盖面和资助规模,对刚开始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和面临孕哺两期特殊困难的女性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无疑是在职业成长的道路上为青年科研人员雪中送炭。为避免由于缺少经费和项目支持、或因生育等因素造成职业生涯断点,给青年科研人员提供相对稳定和有针对性的经费支持,是更加符合青年科研人员成长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有更好的学术表现。三是给青年科研人员减轻考核负担完善青年科研人员考核评价方式,适当减少考核频次、精简过程检查报告要求、设置分类评价指标、承认岗位工作贡献等,是结合青年科研人员自身特点和科研活动规律,把问题导向与政策创新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科技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推进“破四唯”“立新标”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实际操作中如何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针对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难点痛点提出改革措施,不但有利于解决青年人才的困境,对于我国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也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四是促青年科研人员保障科研时间《通知》旗帜鲜明地指出确保青年专职科研人员工作日用于科研的时间不少于4/5,并提出一系列措施加以保障,如避免不必要的事务性活动和工作,为科研团队配备科研助理等。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持续投入,也需要坚持不懈的业务钻研。保障科研时间,让青年科研人员深耕主业,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创造活力,激发其内生动力。五是助青年科研人员强健身心关心青年科研人员的身心健康,既要为他们强身健体提供活动场地和条件,又要向他们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和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活动,帮助他们身心健康、精力充沛地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成才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具有多元化特征,关注普遍性集体需求和特殊困难群体的个性化需要,以需求为导向优化青年人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会让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轻装上阵,行稳致远。作者:黄园淅,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原载于《科技日报》2022年8月17日刊相关阅读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202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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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凝心聚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摘要】党的二十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中国科协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坚持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胸怀“两个大局”,勇担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使命;聚焦“国之大者”,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当好桥梁纽带,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党建引领,坚持不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今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党的二十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中国科协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坚持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胸怀“两个大局”,聚焦“国之大者”,当好“桥梁纽带”,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作出科协贡献。一、胸怀“两个大局”,勇担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使命人类社会的脚步已经迈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科技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深入协同,重构世界创新版图,重塑全球治理结构,推进人类文明发展。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纪疫情起伏反复,中美战略博弈激烈复杂,乌克兰危机扑朔迷离,全球发展面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安全性。面对这场深刻而宏阔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前沿,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历史大势,揭示历史规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续写时代新篇。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伟大号召,为新征程上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举旗定向、锚定方位、擘画蓝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势所趋审视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体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从广度、深度、速度、精度四个方面加速演进,使人类探索的视野,向深海、深空、深地、深蓝不断拓展,知识文明持续积淀迎来新图景。基础科学前沿领域酝酿群体突破,知识体系及其逻辑结构不断演化,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日益走向大融通时代,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融合、多主体协同趋势更加明显。科技创新的辐射性、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特点更加鲜明,数据驱动与场景牵引成为研发新范式,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结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科技创新不断释放巨大能量,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既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新载体新形态,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新动能。近代文明史上,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互动演进的同时,又在特定时空积厚成势,促使科技和人才资源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更活跃的地域集聚,推动科学中心转移。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5个科学中心,即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近代科技文明演化数百年间,我们曾数次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脚步,也一度被隔离于全球创新体系之外。历史上唯有这一次科技革命,我国真正意义上全面参与并可望发挥部分领域的引领作用。面对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我们要充分汲取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国力消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克服人云亦云的话语被动,打破亦步亦趋的路径依赖,以时不我待、刻不容缓的奋斗姿态,在战略必争、体系必备、发展必需、安全必要的关键领域加强战略部署,奋力追赶世界科技创新前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激烈复杂国际竞争的环境所迫近年来特别是疫情暴发以来,西方一些国家逆全球化趋势凸显,世界范围内技术壁垒呈加剧态势,科技创新与人才交流渠道收窄。美国蓄意推进对中国科技的遏制:一是战略遏制拜登政府更加重视以系统化战略实施对华打压,并强化创新战略提升美国竞争力。《国会和拜登政府在2021年推进优质技术政策的24种方法》的报告提出,国会应按照两党的新的《无尽前沿法案》提议,增加联邦对关键技术和先进产业研发的资助。二是精准遏制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正在由粗放型向精细、灵巧、务实型转变。拜登政府《国情咨文》中强调与中国“在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中美科技关系专家小组提出,拜登政府将强化科技领域的对华“防御”和“进攻”,实施“小院高墙”的精准打击。三是人才遏制拜登政府推行开放的移民政策。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报告《掌舵: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指出,“吸引和留住人才是这场全面竞争的真正零和要素,建议美国吸引和留住世界上最好和最聪明的科技人才”。四是联盟遏制美国借由“科技民主和科技专制”拉拢盟友以对华施压,联合欧盟升级对华技术遏制联合阵线,还诱使“印太经济框架”参加国降低对华经济贸易投资的依赖。五是道义遏制美国将科技议题泛政治化,将科技活动同民主、人权等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议题挂钩。用“高科技威权主义”“精准社会控制”“病毒制造者”等为中国科技贴上“毒标签”,持续在知识产权、技术窃取等方面施压,炒作科研诚信、科技伦理与学术规范等问题,将中国科技人员视为天然的问题人群和不信任对象。我们要把握对美科技竞争新特点,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在策略上更加灵活,在战术上更加精准,从而妥善应对中美科技博弈的复杂局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所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这十年是我国科技事业实现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的十年。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44%;基础研究经费比上年增长15.6%,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为6.09%。根据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我国整体科技创新正在由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大台阶。主要表现在:科学研究水平和学科整体实力明显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科技人力资源规模领先、门类齐全且影响力快速提升,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引领政策环境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社会基础日益夯实,世界科技大国地位总体稳固,国家整体科技能力不断提升。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坚定创新自信,是科技工作增强“四个自信”的重要体现。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应当有足够的自信。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我国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机遇、知难而进、乘势而上,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在科技上存在的短板。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原始创新能力方面,从0到1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创引领型成果不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普遍存在;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方面,创新主体各单元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央地联动协调不足,区域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牢固;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方面,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协同能力有待提升,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不足;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方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布局不尽合理;科技投入产出方面,产学研存在脱节,企业对成果转化信心不足,科技投入分散、重复、低效的状况仍存在;科技人才结构方面,战略人才力量存在结构性失衡,战略科学家和顶尖人才缺乏,青年人才培养不足,卓越工程师队伍储备不够;科技评价体系方面,“破五唯”与“立新标”不同步,评价体系不健全;科技生态方面,“帽子”“圈子”文化存在,科研人员“减负”“松绑”任重道远。这些不足成为抢抓战略机遇、乘势而上的“绊脚石”,更成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拦路虎”,科技界必须直面问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任感,革故鼎新、知难而进。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发展之道,更是生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科技界要坚定信心、决心和意志,保持耐心打好持久战、打赢攻坚战,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科技变革浪潮中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二、聚焦“国之大者”,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对“国之大者”领悟到位、执行到位,要善于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我们要深入领会、坚持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和思维方法,自觉指导科协的改革创新发展。在战略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科协工作要善于从政治上把方向,从全局上看问题,从长远上谋战略,从根本上抓大事。要始终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团结引领科技人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要深刻认识科技创新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等特点,在我国科技由大向强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在系统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科协工作要把握科技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深入融合的特点,坚持开放协同,涵养创新生态雨林,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效协同,增强动力,凝聚合力,助力提升国家科技整体能力。要完善科协工作体系,优化学会布局,提升科协服务体系化能力。在历史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科协工作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把握历史主动,借鉴历史经验,引导科技工作者从党的百年征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引导科技界坚定历史自信,书写历史新篇。在辩证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协工作要把握好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把握好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统筹好科技发展与科技治理、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关系,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以辩证思维促进科技、科协事业健康发展。在创新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握创新发展规律。科协工作要大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砥砺创新、创业、创造;要摒弃路径依赖、惯性思维,坚持改革创新,倡导破立并举,尊重基层首创,推动科协改革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在法治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科协工作要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推动科学、民主、依法管理,当前科普、学术、智库工作都要着眼于建立完善管长远、固根本、稳预期的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和推动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前段时间,我们一直推动科普法修订,从法治方面推动工作,非常有效。在精准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科协工作要致广大、尽精微,重视精准化做事方法,以小切口服务大目标,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在底线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科协工作要善于梳理排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等重大风险隐患,时刻警惕“灰犀牛”“黑天鹅”。聚焦破解一些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燃眉之急”“心腹之患”“后顾之忧”提升我国的极限抗压能力、主动应变能力、风险对冲能力、“卡脖子”反制能力。在批判性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科协工作要尊重科学、发扬民主,鼓励学术批评,提倡平等争鸣,反对权威压制,特别要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质疑传统、挑战权威,摒弃人云亦云、众说纷纭,要勇闯“无人区”、敢为天下先。这一条特别重要,我们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争鸣、批判性思维不足,这不利于科学发展。在互联网思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事,做到心中有数。”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科技工作者交流交往的新空间,也应该成为党凝聚科技界共识的新空间,成为科协团结引领科技人才的新空间。科协工作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手段,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恩格斯曾说,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他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建立思维科学,努力架起思维基础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桥梁。我们要深入领会上述十大思维方法,紧密结合科协实践,锤炼思维能力,提升思维品质,让我们的思维多一些远见,少一些短视;多一些全面,少一些片面;多一些系统,少一些零散;多一些深刻,少一些肤浅;多一些灵动,少一些机械,补齐能力短板,克服本领恐慌,提高驾驭纷繁复杂矛盾、识变应变、开拓新局的整体能力。三、当好“桥梁纽带”,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科协组织提出新要求,是科协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不断加深对科协组织、科协工作、科协服务本质和内涵的理解和认识。深入理解“四位一体”组织属性,把握科协历史方位。中国科协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就是要让党放心,不负人民,凝聚科技人才许党报国,创新惠民,用科技装点江山、服务人民。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就是要真正代表科技工作者,听党的话,替科技工作者说话。作为桥梁纽带,就是要当好传递关心关爱之桥、联系服务之桥、开放合作之桥,扎实扎紧政治引领、政治吸纳的坚固纽带。我们还要时时警惕,不能成为走不通的“断桥”、不落地的“浮桥”和空中“飘带”。作为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要以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为主线,以促进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重点,以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为保障,以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为动力,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准确把握主责主业,提升科协体系化服务能力。科协主责是当好桥梁纽带,强化团结引领,要紧扣和体现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强“三性”是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政治性愈坚定,先进性愈彰显,群众性愈突出。科协工作的团结引领主要是政治引领、政治吸纳、政治动员,包括学术引领、学风引领、科学家精神引领。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归根结底,就是要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夯实党在科技界的执政基础。把强“三性”融入“四服务”,在变局中开新局,要透彻分析发展环境,与时俱进理解和把握“四服务”的需求特点,完善“四服务”的供给机制,增强“四服务”的整体效能,不断提升更富思想、更具价值、更有潜力的科协服务新境界。在服务科技工作者方面要深入开展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了解科技工作者的急难愁盼。要敏锐把握战略人才力量布局,掌握科技人才成长特点和规律。国内外环境瞬息万变,与时俱进、全面准确理解科技工作者,才能与他们对得上话、交得了心,才能真正建好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助力科技人才价值实现,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蓄积力量之源。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要深入分析百年大变局下科技的新变化,深刻理解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趋势,更好适应以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新理念,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精度变化新特点,科研范式深刻变革新内涵,遵循创新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科技管理规律,推动科研组织模式、科技管理方式变革,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团结引导科技工作者强化使命责任,当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科技人才拓宽新时代报国之门。在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普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科技发展、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奠基工程。国际上通行用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来反映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科普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科普投入是支撑科普公共服务的基础。“十四五”期间确立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每年新增一个百分点,这一目标与其他目标同向行、同步走、同时达,任务十分艰巨。要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开拓科普新境界。缓解科普投入不足,必须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大格局,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引导慈善公益聚焦科普方向。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科普工作由“软任务”变成“硬措施”。要推动修订《科普法》等法规制度,依法保障和推动科学素质建设。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方面党和国家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利国利民的“大主意”“好主意”。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发挥智库功能,就是坚定为党分忧、忠诚谋略。要聚焦“国之大者”精准选题,有效集思汇智聚力,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体智慧凝练上升为有组织的集体智慧。科技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决策咨询的重要议题。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塑造科技向善文化理念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风险前瞻研判,推动科技伦理组织创新,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维护科技安全,规范科技治理,以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保障国家安全。理清科协工作思路,提升科协组织执行力。中国科协今年提出了聚焦靶心、争创一流、赋能基层、开放协同“十六字”工作思路。这是结合年度工作特点,把强“三性”融入“四服务”的具体体现,是紧扣主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着力点。四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不能割裂开来。聚靶心才能集人心,入主流才能创一流,夯基层才能固基础,强协同才能谋大同。一是聚焦靶心强引领强化政治引领,要探索开展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符合科技界特点的政治引领路径。科学家精神为什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做好人才工作的精神引领和思想保证。”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是科技人才服务“国之大者”的精神坐标,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科技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精神标识。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更好释放科技人才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创新活力,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精神动力。我们要建设科协党校体系,筑牢润物无声团结引领的坚强阵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科协党校就是要联系服务人才、做人心的工作,通过“党建红”引领“科技蓝”,运用科技工作者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讲好政治——凝聚人心,聚焦科技工作者干事创业和急难愁盼做好服务——温润人心,倡导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的价值追求立根铸魂——激励人心,打造科协特色政治学校、人才之家、价值高地、思想“熔炉”。聚焦靶心,要善于从政治上看科协三大主业。以科普服务国民。科普是最广泛的社会服务,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知识和精神的富有,更普遍、更深刻、更持久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科普是践行党的初心和宗旨、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内容。以学术增强国力。学术工作为科技人才搭平台、拓渠道,坚持“四个面向”,活跃学术交流,建设一流学会一流期刊,建设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抓创新、促转化、优生态,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以智库建言国是。聚焦“国之大者”、责之重者,集思汇智聚力,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就是为党分忧、为国谋略、为民解难。二是争创一流铸品牌要坚持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做强做优主业,为科技工作者搭平台、拓渠道、建机制,提升科协服务体系化能力。做优科普中国,做强科创中国,做精智汇中国,进一步植内涵、增实效、筑生态。加快建设一流期刊、一流学会,构筑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着眼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引导全国学会聚焦战略必争关键领域,设置分支机构,推动实力强、运行规范的分支机构发起新学会,现有全国学会专业委员会搞得好的,将来可以以此为基础,发起全国一级学会或国际科技组织。促进学会加快内部治理改革步伐,200多个全国学会,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体形象,要加快改革,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会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是赋能基层固根本突出改革强基。强化基层科协组织建设,特别是企业科协建设,以改革增动力,以创新添活力,让科协工作更加有形、有感、有为、有效,少做锦上添花,多做雪中送炭,让基层更有获得感。准确把握“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改革方法论,准确把握破立并举的改革大逻辑,突出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健全联系广泛、服务人才的科协工作体系,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突出“智慧”赋能。建设智慧科协2.0,大踏步赶上数字中国的时代步伐。当前,我们正在着手打造中国科协的“新基建”,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科协工作向数据支撑、流程驱动、智慧服务、生态优化转变。其中人才信息化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要以国家级科技人才库建设为抓手,以先进理念、模式和经验,高质量构筑基础底座,力争3年内建成权威、动态、海量的科技人才库,实现数千万量级人才信息“一库集成”,显著提升联系服务能力,提升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决策支持能力,为党和国家人才工作大局提供有力支撑。四是开放协同筑生态开放协同包括国内协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对内要强化战略协同,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人才力量功能协同,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科协应当也能够发挥“查漏补缺”“强基补链”的独特作用。我们加强战略协作,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委、有关省份等已累计签署30份战略合作协议。要增强大局意识,深化务实合作,建起组织、架设渠道,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点亮、相互滋养,以合作育先机,以协同开新局,共同服务“国之大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拓展开放信任合作,是新型国际关系背景下科协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有声音、有身影、有席位,才能发挥出作用。据统计,当前落户美国的国际科技组织有908个,落户在我国的仅有11个,数量相差悬殊。同时,国内组织国际化是科技发达国家普遍的现象。美国现有2911家国内科技社团,英国有1058个,日本有1316个,这些组织在国际上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我国全国性科技社团数量仅有303个,大部分是中国科协所属,数量明显不足,结构也不尽合理。有些学会不够活跃,会员少,有的才几百、几千个会员。大力推动民间科技交流,要深化与联合国组织的合作,深度参与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国际科技组织建设。要大力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共促开放科学发展,持续打造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世界科技发展论坛、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世界智能大会、中关村论坛、青少年国际交流活动等品牌,凝聚信任共识,推动开放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科技之桥。四、强化“党建引领”,坚持不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建引领”,走好第一方阵,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科技界信赖、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人民团体。一是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始终支持依靠科技进步、关心关爱科技人才、领导推动科技组织发展。科技工作者始终与党同心同德,绘就创新报国、科技为民精彩篇章。党建工作就是要凝聚人心,就是要讲好中央领导同志关心科技事业、关爱科技人才的生动故事,传递党的温暖。中国科协会史馆很小,但有一处周总理牵挂科技工作者身体状况的展陈总能打动人。1955年,做出中国原子能事业战略决策会议前一天,周总理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办公室交流。之后,总理执笔向毛主席写报告:“主席:今天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先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汇报一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领袖关心科学家,从这个事例上我们可以有所感悟。1955年1月15日下午3时,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会上作出了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国核工业建设大幕从此拉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实地考察、调研和重要会议讲话中,格外关心科技人才。总书记时常牵挂科技工作者的烦心事揪心事。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上,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活动上。”在总书记亲自关心下,科技体制改革最后一公里逐步在打通,越来越多青年英才担重任、挑大梁,创新生态持续向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倡导科技工作者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作风,我们科协工作者要做示范、当表率。我们要真正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依靠科技工作者,密切联系科技工作者,热忱服务科技工作者,聚人心、暖人心、筑同心。二是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在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上下功夫,着眼坚定历史自信、增强理论自觉、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宗旨意识、激发昂扬斗志、永葆初心使命,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科协主责主业,发挥“一体两翼”优势,形成典型示范经验,建立以“学”铸魂、以“宣”聚力、以“教”赋能、以“行”促效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把科技界精气神更好凝聚到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上来。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有一位科协老同志的事迹材料,让人很受感动。中国科协优秀共产党员、离退休干部王直安同志(1926-2022年),以过硬作风担当作为、彰显风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今年6月,王直安同志生命垂危,嘱托子女“一定要把全年的党费交给党组织!”。他是一名至“勇”战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身背炸药匍匐炸掉伪军碉堡。他是一名低调“老兵”,1978年12月,王直安同志被调往中国科协,待人接物平易近人、谦逊友善,有着不凡经历,却从不居功自傲。他是一位朴素、正直的父亲。遇到有困难的同事,总是伸出援手。国内哪里有灾,他都捐款捐物。他经常教育子女:“我在朝鲜战场上没牺牲、没负伤,这是十几万人换来的,不要给党组织和国家添麻烦!”科协系统还有很多像王直安一样,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好干部,我们要向身边的榜样学习,让见贤思齐在科协系统蔚然成风。三是持续深化党建强会坚持和加强党对学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学会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工作机制,优化学会治理结构,支持学会激浊扬清、守正创新。加快推进学会党组织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以落实学会党建主体责任提升学会治理效能。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学会会员听党话跟党走。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学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四是打造廉洁科协亮丽名片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服务中心、紧盯质效、延伸学会、修饬作风,突出政治监督,加强日常监督,延伸学会监管,强化监督执纪,做好巡视审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在科协工作中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之以恒打造廉洁科协亮丽名片,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十载奋进,十载开拓,十载辉煌,党领导下的科技事业走过光辉历程。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中国科技必将铸就新的辉煌。党和国家千秋伟业,建党精神薪火相传,历史任务接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加速这一进程的硬核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以昂扬斗志和饱满热情、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者:张玉卓,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本文转载自人民论坛网相关阅读欧盟芯片法案是正确的方法吗?国际出版集团编辑成长路径对我国科技期刊编辑人才培养的启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夯实人才强国建设根基
202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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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芯片法案是正确的方法吗?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26期(总第521期)2022-8-2【按】由于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冲击、市场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近几年,全球半导体市场供不应求,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半导体供应。为应对欧盟在半导体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提升欧洲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位,2022年2月欧盟公布《欧洲芯片法案》,但关于法案是否能起到预期效果却存在争议。欧洲布鲁盖尔(Bruegel)智库的两位研究员尼古拉斯·普瓦捷、宝琳·威尔对《欧洲芯片法案》进行了分析,并对法案实施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预判。欧盟委员会于2022年2月提出的《欧洲芯片法案》旨在通过打造一个框架,赋予欧盟委员会更大的权力来指导和塑造欧盟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作用,法案的主要动因是欧洲工业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经历的芯片短缺。芯片在现代制造业中无处不在,例如汽车就含有数百种半导体。通过《欧洲芯片法案》(其中一些内容仍需获得欧洲议会和欧盟国家批准),欧盟委员会希望使欧盟成为半导体生产领域更强大的全球参与者,并将未来供应链中断的风险降至最低。因此,《欧洲芯片法案》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由于该行业对资本的密集程度、专业化水平和互联性要求太强,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欧洲芯片法案》对加强欧盟在高科技产业地位很重要,但它应该被纳入更广泛的欧洲贸易战略。欧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到在价值链上与合作伙伴协调的方法,同时在中美两国就技术霸权问题发生对抗的背景下保持自己的地位。拟议的芯片法案有三大支柱:一是研究、开发和创新(R&D&I)政策;二是对高端芯片制造实行新的国家援助豁免;三是监控供应链和干预危机的措施。一、研究、开发和创新研究、开发和创新是三大支柱中最传统的,它建立在现有计划基础上,以在长期内加强欧盟芯片生态系统。欧洲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欧洲芯片法案》旨在通过支持产业创新来加强这一点。它将汇集现有研发计划,包括与芯片相关的地平线欧洲项目、数字欧洲以及在新的欧洲芯片倡议框架下的关键数字技术联合项目。作为该倡议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希望创建新的“开放式”研发与创新基础设施。这将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使较小的公司受益,这些公司不太可能直接从国家援助中受益。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新资金可用于这些新项目。欧盟委员会表示,总体上希望“调动430多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欧洲芯片倡议本身将有110亿欧元的预算,但其中只有33亿欧元将来自欧盟本身。“芯片基金”将利用欧盟和欧洲投资禁令基金,为该行业的初创企业筹集20亿欧元的股权融资。对于110亿欧元的其余部分,委员会仅为各国和企业提供投资的法律框架。公共投资的最大一部分可能来自另一个欧盟工具,即“欧洲共同利益重要微电子项目”(IPCEI),通过该项目,欧盟国家可以支持工业研发项目。IPCEI在透明度和治理方面存在某些缺陷,但它仍是欧盟引导公共和私人资金实现产业目标合适且唯一的工具。在支持高科技领域创新方面,欧盟风险资本市场不如美国发达。虽然国家补贴支持一些项目,但在欧盟发展股权融资是一个更长期的解决方案。二、对高端芯片制造实行新的国家援助豁免通过《欧洲芯片法》的第二大支柱,欧盟委员会希望在芯片生产最集中、资本最密集的制造阶段增加产能。欧盟已在2021年制定了将欧洲制造产能翻一番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需要吸引外国投资,尤其是对没有欧洲生产商参与的最新一代芯片。《欧洲芯片法案》将允许欧盟国家向愿意在欧盟建立尖端“巨型晶片厂”的制造商提供补贴。考虑到围绕晶片代工厂的全球补贴竞争,这将是一项昂贵的努力。
202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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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出版集团编辑成长路径对我国科技期刊编辑人才培养的启示

摘要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专业化的编辑人才是实现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由于我国科技期刊起步晚、体量小、管理体制复杂,出版产业存在结构性缺失,期刊编辑常局限于文字工作,知识能力单一,业内交流不充分,普遍缺乏国际视野,具有综合素质的高层次编辑人才存在很大缺口。为解决编辑面临的困境,实现期刊高质量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及期刊出版机构亟需加快优化编辑人才培养模式。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国际出版集团对编辑岗位的设计及能力要求,总结优秀编辑的核心素质,分析国际出版集团编辑人才的培养环境及成长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科技期刊及编辑队伍发展的现实情况,提出通过创造宽松的成长环境、形成行业联动、创新指导模式、完善继续教育及职称评价、加强校企合作等措施来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编辑人才。1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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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夯实人才强国建设根基

“2022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已于7月23日启动,各省市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并积极参与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的浓厚氛围,推动全民共建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推动下,中国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网民数量、5G用户数量高居全球之首,数字支付手段被誉为新四大发明之一,健康码等数字化工具筑起了防疫抗疫的牢固屏障,庞大的数字经济规模孕育着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既有实践经验昭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充分释放数字化潜力,实现数字化人才助力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发展孕育数字化人才的良性循环的应有之义,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助推器与能量源。数字经济的更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国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应对解决如下问题。1一是数字鸿沟有待弥合填补,特定群体、特定区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与其他区域和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公共服务与数字教育人才的依赖性很强。老年人、残疾人对技术进步带来的裨益接受度较低,他们更习惯于采用传统工具,对新鲜的陌生事物存在心理上的抵触与畏惧。数字技术某种意义上打破了空间与时间对人际交往的束缚,也无形中造成了特定群体的焦虑与犹疑。我国欠发达地区与农村地区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数字化工具对当地生产生活的浸入性不强,较为单调的使用场景不利于在更广范围内陶冶数字素养和更新数字技能。不同群体、不同地区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延缓了数字化变革的进程,是实现每一个中国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必须跨越的障碍。2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尚未掌握,数字技术产业链自主可控的目标仍面临多重挑战数字技术的实现需要底层硬件与软件设施,诸如芯片设计软件、系统软件、光刻机、高端数控机床等重要“卡脖子”技术与设备,我国依然主要依靠进口。这种现象对我国培养数字领域高端人才产生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毕竟开发关键核心技术的完整过程,是最有效的人才培养平台。底层源代码、枢纽环节的制造设备掌握在别人手中,我国的人才就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历练与成长,缺乏掌控全产业链的数字素养与创造性的数字技能赖以萌发的土壤,我国的产业生态将无法诞生世界级的科技企业,也很难全面培养、引进、用好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这种不良循环使得我国产业难以在价值链中从中低端迈向高端。3三是信息化治理能力仍需加强,数字道德规范与隐私防护意识较为淡薄数字化与信息化治理体系建设可以确保技术发展走在可控可靠可信的正确轨道上,我国处于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肇始期,对于数字化信息的搜集、获取、储存、使用、传播的管控相对不那么健全完善。近些年,用户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网络谣言散布导致公民个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受损等的案例并不鲜见。熟稔数字技能与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技术开发人员往往基于创新驱动与市场驱动研制产品,对产品的透明性、可解释性、可监督性、可追溯性思量不够。由于虚拟世界的道德规范尚未普及,用户对自己所使用的产品及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也不甚了解。这些弊端一方面会损害数字产业与从业者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也会成为技术进步的强大阻碍。素养与技能都要依托于人才而存在,要解决上述问题,加快数字中国建设,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应聚焦于“人”这一主体,妥善施策,释放新动能、铸造数字经济发展新辉煌。1一要全面开展数字技能与素养全民科普活动,推动包容性、普惠性发展通过科普信息员、基层三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农技站站长)等在特定地区、面向特定群体进行数字技能科普活动,在中小学开设相应课程,培育数字人才后备军,厚植有利于数字科技之花盛开的土壤。针对数字道德规范与网络信息保护等重点主题,把真实发生的案例、故事设计成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材料,唤起他们对虚拟世界行为准则的关注,让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理念深入人心。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数字经济的无穷伟力才能真正地被发掘出来。2二要加大数字科技领域杰出人物举荐、表彰、宣传力度,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各类综合性科技奖项、人才计划中向数字科技领域适当倾斜,引导科技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投身数字技能与素养提升事业,鼓励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设立数字科技领域专门奖项。何妨云影杂,榜样自天成,要组织系列宣传活动,实现获奖者和人才计划入选者对数字科技的贡献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潜移默化促进民众提升数字技能水平与素养。3三要推动数字科技领域在全球的开放信任合作,为数字科技发展插上国际化的翅膀数字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数字科技人才应当在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增进全人类福祉等方面有所建树。同时,可以看到世界数字强国都是通过自身的技术与产品在不同文化、场景下的使用而获得宝贵的经验积累、数据积累、技术积累,最终实现研发、应用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要发挥民间科技人文交流的独特优势,更紧密连接世界各国科技人才与科技组织,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组织模式、数字科技治理经验,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最终培养出新一代数字科技顶尖人才。4四要打通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数字科技发展链条,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数字技能与素养只有依托合适的产品平台作为载体,才能真正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提振作用。核心技术的研发也只有通过对市场需求的深入领悟,才能有的放矢。数字技能有明确的客体、数字素养也需建立在明确的约束条件下并且是动态变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创新需要在市场浪潮中历经起落与浮沉才能展露价值。建立科技人才与企业交流的畅通渠道,实现数字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对数字技能和素养的需求会爆发强大的拉动力。“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以提升数字技能与素养为着力点,锻造新时代的新公民,必将稳固人才强国基石,在建设科技强国的征程中汇聚磅礴力量。作者:付震宇,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转载自光明网相关阅读从美欧对俄科技制裁看我开源软件生态安全风险及对策建议让科学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底色青年科技人才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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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欧对俄科技制裁看我开源软件生态安全风险及对策建议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25期(总第520期)2022-7-27【按】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在信息科技领域不断受到美欧围堵制裁,特别是关键开源代码平台GitHub根据美国出口管制和贸易法规,严格限制“俄罗斯获得其维持侵略性军事能力”所需的技术,让开源软件生态安全风险暴露无遗,“开源无国界”演变为“开源武器化”。我国是开源软件使用大国,需高度关注开源代码平台GitHub参与制裁引发的开源软件生态(或软件供应链)安全风险,并及早研究应对。开源软件又称开放源代码软件,是一种源代码可以自由获取的软件程序。按照开源软件协议,用户或贡献者可以使用、修改、完善源代码,促进软件性能持续提升、功能不断拓展。目前,全球大型应用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等产品,基于开源的开发模式已成主流。据Forrester
202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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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底色

科学文化被公众普遍认为是科学家群体或者科技界的文化。科学文化的确由科学共同体而生,继承和延续着特定的规则和秩序,秉承共同的精神和价值观。但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看,科学文化的影响力绝对不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文化早已渗透在社会文化之中,也受到社会文化的滋养或制约。与人类繁衍发展的漫长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就在科学有了一席之地的有限历史维度中,人类社会从关系架构、行为方式到思维模式都被科学深刻影响甚至颠覆性重构。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是延续和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真正接受现代科学不过百年,数次的“西学东渐”让科学在中国建制化生根发展,支撑科学运行的一整套制度体系逐渐建立并向社会扩散,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从“科学发展观”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运行的重要引擎,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度渗透,交互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我国社会文化的血脉,但现代文明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已然是现代科学形塑后的文化。我们已经不能再孤立地看待科学与社会,也不能割裂地来思考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从广义上来说,科学文化就是科学在社会语境中形成的文化,科学文化就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让科学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底色,是从根本上实现向先进文化的靠拢科学文化的理性精神能够推动社会更加理性和实事求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尚未能达到匹配科技发展的程度。让科学文化滋养社会文化,是让理性思考代替惯性盲从,从而更好地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幸福指数;也是让理性精神战胜盲目与浮躁,让社会文化以实事求是为基底,更好地推动科学技术进一步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文化的方法观能够帮助社会公众有序、有效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自然科学在建立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科学研究的方法,而科学文化的引领能够让科学方法和实证精神深入人心,推动全社会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来认知和对待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要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循证和求索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科学文化的批判意识能够促进社会淘汰落后观念及陈旧思维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批判精神依然是国家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科学文化中更具目标性、方法性的批判意识,能够以良币驱逐劣币,淘汰落后的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观念和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思维,营造向善、求真、友好、创新的社会氛围。让科学文化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底色,就是让理性精神、实证精神以及批判精神等科学文化的精华引领社会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鉴于科学文化与传统社会文化之间尚存在流通的障碍,必须要先着力于建立跨越沟壑的桥梁,才能让科学文化由科学共同体内部更充分地向社会释放,引领社会文化。一是以弘扬科学家精神为核心,加强科学文化传播真实立体的科学家,鲜活动人的科学家故事,是引导公众亲近科学、了解科学的窗口。以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为契机,能够让公众更直观地理解和接受科学文化,让科学文化潜移默化影响公众。二是全方位促进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建立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目前我国公众对于科学这一西方舶来品,尚未彻底改变“中体西用”的态度,根源在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参与度不足。这就要给予公众更多接触科学的空间和机会,鼓励并引导公众参与科技创新,宽容并回应公众对于科学的质疑和不满,让公众真正接纳和拥抱科学文化。三是赋予科学教育更多人文精神和价值内涵,让科学文化生根发芽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坚固基石,也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核心环节。科学教育已经成为了基础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科学教育不能局限于科学知识的灌输,而更应被赋予更多人文精神和价值内涵,让科学文化通过教育播下种子,让科学文化自然而然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底色。让科学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底色,既有利于构建更符合科技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也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文化自信,同时也能为更好地实现中国百年复兴梦提供不竭文化动力。作者:张旸、刘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本文原载于《科技日报》2022年8月19日刊相关阅读青年科技人才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中的作用降低对中国的关税只是美国对抗通货膨胀的一个开始“科创中国”与创新创业融合现状及未来发展建议
202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