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勇者》词作者的故事

翻译：猫星蛮夷译者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正在逃离动员。他们中有神有熊（兔），也不乏精英人士。安德雷和叶夫根尼，这是两个成功逃到德国的俄罗斯年轻人的故事。安德雷的背包里背着他的全部家当安德雷最早是在献血站发现不对劲。他在莫斯科经常献血，因为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房租。安德雷来自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出身贫苦。他来莫斯科只是因为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可以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上学。这是俄罗斯最好的大学之一，且是外交部直属院校。之前安德雷去献血时时常被拒绝，因为他的血型太普通了。但自从二月起，一切都变了，在血站一路绿灯。安德雷想，大概是国内哪个地方突然需要大量血液储备吧，虽然在电视上他们什么都没说。而且，由于他有能力一点一点拼凑线索，安德雷清楚地知道，这些血液最终会流向何处。叶夫根尼来自俄罗斯中部的新西伯利亚，在那里很多人为战争的爆发欢呼雀跃。叶夫根尼将这帮人蔑称为“木头人（Holzmenschen）”，在他们眼里，西方除了基佬，就是炼铜和纳粹。哦对，还有马上就会占领西方的绿教徒。他们会说：西方只是在伺机而动，等待俄罗斯虚弱时大举进攻。在叶夫根尼的家乡，大部分居民都很贫穷，当他们无法自己去赢，那么对他们来说，归属于一个不断在赢的国家，非常重要。叶夫根尼相信，宣传机器就是这样运作的，但他不吃这一套。他学过国际关系，他不傻。然而自二月以来他时常希望自己就是个傻子，因为傻子在俄罗斯能活得轻松一点。甚至祖父母都在不断对他说，普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有时他还提议自掏腰包，让朋友们去欧洲旅行，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真貌。他是认真的，但他的朋友们只是笑话他。他觉得，自己就像身处1932年的德国一样。弥漫在俄罗斯公共空间中的冷感实际上，他已经觉得自己像一个异乡人很多年了。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从未有过马桶，只有老式旱厕。叶夫根尼15岁第一次出国时，他惊讶地发现很多路人在街上和电梯里会互相打招呼。在他出身的地方，就算有人死在路上旁人也只会面无表情地经过。其实很多俄罗斯人非常热心，但只在私下里，俄罗斯的公共空间弥漫着冷感。战事一升级，叶夫根尼就在计划怎么跑路。他在国外有银行账户，但战争一开账户就因为制裁被冻结了。他认识的一名军方人员知会了他动员的可能性，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叶夫根尼不是预备役，但是他有持枪证。他有一把AK，用于荒野狩猎，像他一样的人也会被动员。普京在电视上撒了谎。叶夫根尼随时都把他的护照和申根签证抓在手里，无论如何，他才不想为了什么什么劳什子【数据丢失】死在顿巴斯。他既不想跟同胞手足开战，也不想变成“炮肉”。在俄语里，炮灰被称为“炮肉（Kanonenfleisch,

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人们的哀伤从何而来？文

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文|余英时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我常常说，满族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满党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为什么晚清政府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革命，很难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进一步，皇帝制度没有了，到底还是不同。袁世凯当总统之后，有皇帝的权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来他想做皇帝，改变机制，也改不过来了，没有人吹捧他。天命观念的神秘性也没有了。这是孙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劳，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提倡的，别人也有提倡，不过孙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贡献是想以美国为模式，因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书，跟美国的关系最深。早期他的党有秘密社会的背景，所以党员要宣誓效忠，这不是民主式的党。但是后来孙中山觉得他没有力量，推动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苏联的路子，这样问题就来了，改组以后他说话算数，一党专政就这样开始了。孙中山想利用革命领袖的权威来推动革命，但是他没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运用权力。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还是抱着美国式的。孙中山还是有他的贡献，从前胡适的私下谈话说：孙中山虽然提倡中国道统，好像很守旧，可是他某些方面比我们还新。孙中山是华侨，是边缘人物，不是士大夫阶层，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弱点。原来康有为见都不要见他，梁启超一度跟他关系搞得还好，所以孙梁合作的问题引起立宪派内部的紧张，说梁启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孙行者”。梁启超想借华侨的力量去捐钱，孙中山就把自己的关系给他，可见那时候孙中山还很坦率，并不是说：大家就只有这么一个财源，我的关系，我不介绍给你。孙中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出来的人，但没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样。当然，人家也叫他“孙大炮”；后来国民党把他捧成圣人。但是，他是一个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把中国的某些观念推到现代化的路上去了。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上每一省都在动，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从钱穆先生的自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许多新观念。他自己还摸索办小学，甚至是受杜威的影响，要照杜威的思想办小学。这是具体的例子。我不认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样，全是乱七八糟。我不是歌颂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当然有许多落后的现象，知识程度也不够高，但是，如果假以时间，多设学校，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体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楚望台美国最高法院最新的裁定，推翻了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简单谈谈对这一宪法性裁决的几点立场。

在西藏，那么多的爱情从美酒中诞生，从海拔高度飞腾当然，那么多爱情也被强烈的紫外线磨蚀，被洪水冲向平原和荒凉幽暗的月份共同葬进湛蓝的天国

地狱炽热处为何留给中立者？文

我放声大哭跑到打金街上找妈妈，追赶每一个长得像我妈的女人，我喊：妈妈，我错了，你不要走，我听话，我改……那天大雾迷漫，湿冷的空气发出回声，我怎么都找不着我妈，哭着回家蹲在地下捡着碎片，努力拼凑着。

领媳妇文｜康正果近来铁链女以及拐卖妇女的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让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在农村落户时当地婚姻市场的状况。我因“妄图与敌挂钩”罪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于1971年9月获释回家。西安是大城市，我回家后报不上户口。没有户口，就领不到定量供应的口粮，也找不到工作，黑人黑户在城市混下去，派出所户籍员随时都会找上门来。为避免父母担惊受怕，我于次年春在西安远郊的新旺村落户，成为生产队的一名社员。我落户的那一带，父母给儿女订婚多在临近村庄的范围内。乡土世界，村民都是熟人，家境较好者互相通婚，一对男女，多在十几岁就订了婚。男方父母付出的不只是一笔礼钱，那女孩给了男方，就算男方家的人了，直到成婚为止，男方每年都要给女孩及其家庭花各种小钱。这种婚姻市场的行情行之已久，本地姑娘大都在婚龄前已许配给人。剩下的光棍多为地富子弟、家境不好者或本人有某种缺陷者。解决的办法是经亲戚乡党介绍，花钱到外地领回来一个媳妇。西安附近的农村属平川地带，一年两料的庄稼保种保收，大多数农户可勉强吃饱肚子，在60、70年代，成为贫困山区的妇女甘愿远嫁的首选之地。我落户的五席坊大队四小队，约有二十多户人家，差不多有十户人家的媳妇都是从甘肃和四川领回来的。这些领回来的媳妇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大量从甘肃逃荒的妇女流落到本地，经好事者介绍，被领至娶不到媳妇的光棍家。四队的万锁地主成分，很难在本地订婚，领了个从甘肃流落来的媳妇，俩人过得蛮不错的，我到该村时，他们已育有一儿一女。有一天甘肃来了几个人，通过公社方面，找到万锁家。原来这女人是有夫之妇，大概是在原夫家过得很不如意，便不告而别，投奔陕西，被介绍人领给了万锁。甘肃来人，理直气壮，光天化日下，恍若逮捕逃犯，连哄带逼，领走了万锁的媳妇。那媳妇毕竟有两个孩子留在万锁家，不久她又偷跑回来。此后似乎再未出事，直到我离开新旺村，他们都过得很好，育有三个孩子。另有两个老光棍鼎汉和德福，也是经人介绍，领回从甘肃流落来的媳妇。德福曾因抗拒政府强徵购粮而判了劳改，释放后回家，已老大年纪。他领回来的媳妇是从甘肃逃荒出来的。那中年贫妇面黄肌瘦，带了三个孩子，沿门乞讨到邻村，经亲戚引荐，和德福过在了一起。四队社员念及德福的遭遇，那娘们四个虽没有户口，最后还是一致同意他们落户，给分了口粮。我身为劳教释放犯，又是外来户，在当地的婚姻市场上，价位较本地村民更低一等。有一天村里来了个甘肃女人，怀抱吃奶的小孩，趁饭时沿门乞讨。那女人二十来岁，胖胖的身子，红扑扑的面颊，坐在我紧邻家门口的石头上，一副等待随时被领到谁家土炕上的态势。爱管闲事好说媒的国栋把那女人收留到他家，当晚就过来怂恿我把她领回来当媳妇。我能理解国栋的好意，也知道这是新旺村的传统，不但不会有人笑话，还会获取村民成全好事的支持。但我毕竟还没落到非要去步德福后尘的地步，对国栋的建议，在婉言谢绝的同时，一时间痛感身世狼狈，满怀秦琼卖马，韩信寄食漂母的末路无奈。村里人常说：“有剩男，无剩女。”真是现实生活中总结出的真理。我不愿收留的女人，很快就被村里另一个名叫带财的小伙子领回家，一家三口，从此热火地过在一起。带财比我还年轻，父母双亡，穷得叮当响。同居的的晚上，国栋送过去一床还算像样的棉被。另一种领媳妇的方式较为正规。大多是已经从外地嫁到本地的女人，待熟悉了当地的人事环境，有时会捎信她老家的女子，征得同意，介绍给本地需要领媳妇的男方。村里有个老光棍，十足的驼背，经他人接绍，领回一个文革时逃难的中年女人。那女人高挑个，白净脸，言谈举止，不类村俗。她曾在四川射洪县某镇上饭馆任职会计，家里是地主成分，文革时遭群众组织批斗殴打，在当地实在活不下去，带着她女儿逃个活命，来到长安县，经他人介绍，与驼背光棍过在一起。后来经她介绍，她老家一个名叫芳敏的女子嫁给了四队的四钱。四钱家境不错，他妈一双小脚，厨艺不错，嘴头利害，是村里老年妇女中拔尖的人物。可惜她儿子四钱闷声闷气，老实蠢笨，在本地错失了订婚的年龄。我到四队时四钱和芳敏已经成婚，育有一儿一女。这芳敏初中没读完，文化水平略高于村子里大多数文盲或半文盲的妇女，一笔字还写得不错。四钱他妈为人自负挑剔，待这个领来的媳妇特别苛刻。四钱又受母亲支配，性格软弱的芳敏多年来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平日言谈凄楚，常显得愁眉不展。有一年，她回四川娘家省亲，从此一去不返。四钱家与女方家音信不通，只好花钱派人，费尽周折，到芳敏原籍查问，最后得知，芳敏已投奔河北省某农户家，另嫁他人。四钱家于是大动干戈，按我上述万锁媳妇甘肃方面的规程操作，形同追捕逃犯，终于把芳敏缉拿回家。麻烦的是，芳敏挺着大肚子返回，已怀上了河北男人的孩子。她在四钱的炕上生下被婆婆视为杂种的孩子，受尽了全家人的诟骂和村民的卑视，从此过着终日以泪洗面的日子。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先是西安市公安局平反了我三年劳教的“妄图与敌挂钩”罪，接着陕西师大平反了我“思想反动”

编者按3月16日，张文宏医生接受人民日报上海新闻客户端采访，解读最新《诊疗方案》，声称“应对抗疫更从容”；3月17日，他再次接受该党媒采访，为“新诊疗方案拍手叫好”，声称“智慧抗疫走出重要一步”。如此看来，一段时间以前人们为张医生的担忧只是杞人之忧，他不需要被保卫，至少不需要网民来保卫。今日默存刊发宋志标先生的相关评论，言深旨远，值得一读。

热血小偷——往事杂忆文｜野夫一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前，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六号监舍，刚刚送走了死囚老李。剩下的五个人，似乎没有太多兔死狐悲的感伤。因为是道上闻之色变的“一所”，所以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里的待审犯，早已习惯了铁门一响，全楼都能听见的那一声——某某，卷被子——这话的含义就是，从这里转到死刑号子去。在那个号子，你将被四肢锁在木板上，等待最后十天的上诉期。那时的情况，基本是十天一到，就要直接绑赴刑场了。春节前例行是要处决一批的，一般来说，每个号子不会关两个死刑犯。七十三岁的老李头卷被子了，坐头档的狒狒顿时松了一口气，意味着他至少可以过年了。我那时还是二档，黑话又叫甩手，意思是在里面分享头档的待遇，但不必管事。大家在里面推算着老李头还有几天可以活，嘻嘻哈哈继续摆谈着他的笑话。我也在想，老李这一生到死，确实活得像个笑话，但其中充满了难言的苦涩。他从洪山看守所转到一所我们号子来，顶多才二十几天。我把他的起诉书要来一看，就知道他这是送来等死刑宣判的。他是个文盲，这大把年纪却是个杀人犯。矮小的个子，破衣烂衫，一看就是郊区的农夫。我怕他是刑讯逼供的顶罪者，就让他细说一番他的罪行。他如数家珍愤愤不平的犯罪原由是这样——他老家在九峰乡下，六十多岁就被介绍到汉阳一家五金公司看门。两个月前新来的经理把他辞退了，换成了自己的岳父。他想不通，于是晚上熟门熟路地潜入，用棍子偷袭打死了那个老头。他还用绳子把死者脖子吊起来，悬到了门框上。他自言自语说——看上去像自杀的。同号的犯人都大笑，说你也太欺负警察没人了吧。我从他叙述中时不时眼露凶光，以及和起诉书情节完全无异来判断，这案冤不了。他说第二天警察就把他带到村里去，告诉他坦白从宽，只要招了，这么大年纪，保证回家过年。于是他就全吐了，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还不放他。大家又笑，狒狒直言不讳地说：老头，你不知道坦白从宽脑壳打穿吗？老李头摇头嘀咕不可能，那个刑警队长和我们村书记都说好了，绝对要从宽的。诈骗犯猴子训斥他——难道不知道杀人抵命欠债还钱的古理吗。老李头支吾道哪个喊他辞退我的。贪污犯老杨批评他，冤有头债有主，人家老头又没辞退你。他辩解说那他女婿我又打不赢啊，杀了他岳父也算报仇了。大家又哄堂大笑说：哪家女婿不想杀岳父，你这是在帮人忙啊。号子里就是这样，镇日闲得蛋疼，总要找个人寻开心。我一听这些犯人，不管什么来路，似乎都还讲点道理，也觉得蛮好玩的。既然老李头不相信他会死，就让他糊里糊涂可能更好。于是，每天便诱惑他回忆往事。问到他二十来岁的时候，他说那几年在帮日军喂军马。除我之外，其他四人异口同声地谴责：原来你就是汉奸啊，共产党怎么没早点枪毙你呀。他对这个罪名倒是有点理亏心虚，只能嗫嚅道：我也是被抓去的，再说他们还给发钱呢，我也要活命啊。大家又义正辞严地谴责——你狗日的帮敌人养军马，鬼子骑兵好去杀八路军，八格牙路，你丫死啦死啦的。我第一次看见一群犯人的爱国热情如此高昂，我也笑得后背发凉了。老李头是真不相信他会死的，直到喊他卷被子那一刻，他还以为是要放他回家。

十年砍柴龚自珍说过，“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反过来，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建成，必定要建构起自己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可以是学术书、教科书，常见的还有歌曲、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

这两天，《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瞬间刷屏，无数人为之叹息，也有人悲伤落泪。这让我想起我最爱的英国导演肯洛奇的电影《我是布莱克》。

那些依赖百度百科与各种搜索引擎以及酷爱复制粘贴的人可能要站起来高声反对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有知识都唾手可得，互联网帮我们记住了一切，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功夫去记诵？

不过我并不寄望于什么公安的铁拳出击，我前日公号文引用过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不妨再次分享：“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半个世纪多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奇异的是，坊间议论多指责裸贷受害女性，较典型的如“她们明知道是魔鬼，还要与魔鬼做交易，这些裸条借贷者，不是纯粹的受害者。”令我欣慰的是，我友唐映红拍案而起，不为佞圣，只为裸贷受害女性声辩。映红说：

“我所写的关于人在斯大林时代堕落和腐化的每一页，都是我致子孙后代的信，他们大概饱受疑虑的折磨，因为下面写到的一切，在人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自己也不愿相信，有时是害怕相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

罗尔将女儿和自己抛入社交网络的漩涡，随即在失去控制的事态中狼狈不堪。我们可以揭穿他，并且引以为戒，但我们很难说他不是一个不幸的人。当然，与他相比，他的女儿才是整个事件中最为不幸的人。

又有朋友说，罗尔事件对民间善意与激情是一种透支，未来那些真正求告无病、等钱治病的孩子需要大家支持和帮助时，大家很可能已经被罗尔弄得小心翼翼不敢轻易施以援手。想到这个惨淡前景，我们还会宽容罗尔吗？

我的付费音频《石无忌惮·第一奇书金瓶梅》即将在12月上线。我好期待，您期待吗？我好想要，您想要吗？：）

昨晚酒后跟一个多年的朋友大吵一架。他相信成都羊西线有个民间高人收藏大量“世界级三星堆文物”，却被政府打压无法建馆，被学界欺凌无法发声。

不知道为什么，看完段子手徐世平写的公开信，我就想起四个字：民族唱法。同时脑补这样的景象：关掉电视的音量，看民族唱法歌手徐世平在屏幕里，把嘴巴张成O型、张到最大，却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

“人只有一半是他自己，另一半是他的表情包。”我的好朋友爱默生在《诗人》中写道。当然，这句话是我改编过的，爱默生的原话略有不同。

人性是小说永恒话题，而金瓶梅的作者，绝对是中国古代作家中的第一人。三国演义没有人性，水浒有人性但粗糙，西游记有人性但漫画，红楼梦在四大名著中写人性最好，但与她的爸爸金瓶梅相比，还是图样图新破。

2016年9月30日，我的音频专栏《石无忌惮》被整体下线，享年1岁零6个月，250多期，累计收听上千万人次。同遭封杀的还有老友赵楚的音频专栏《赵楚军事战略》。应当还有更多时政类音频节目共此厄运。

鲁老是成都人，生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八十年代任四川某报副总编，八九年因支持学运离职。离职前，他到告密者办公室痛骂“你这个杂种”，该人不敢对一言。骂完杂种，鲁老从此离开体制，浪迹江湖，白首不归。

先说消极自由，这个概念起源于贡斯当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后为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正式提出，并加以改造。不明白的可找这两位的书来看看。

2014年4月，毕节曝出小学生被教师强暴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仅8岁。受害女生大部分也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被侵犯的她们只能长期隐忍，再不堪的屈辱痛苦也无人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