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七年二月，乘龙舟北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到达涿郡，然后便一直待在这里，直到第二年初正式出兵，准备征辽东。大业八年，一征辽东，无果而返。九月，至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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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这些大粮仓，最后真正的“受益者”是隋末的瓦岗军。瓦岗军起义后，尤其是在原为隋朝官员的李密投靠后，因为掌握了信息优势，开始调整战斗目标，集中攻击隋军沿运河一带的三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

先说奢侈。杨勇的吃穿用度确实讲究了一些，但并没有到奢侈无度的地步。而且这一点讲究，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解释过了，杨勇并非贫苦出身。我们固然不能说他在生活上的精致浪费是对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定义他品行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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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昉和郑译是杨坚得以称帝的关键人物（相关内容之前已经写过，详见文末链接）。当初，北周宣帝宇文赟突发恶疾，弥留之际，如果不是刘昉和郑译矫诏，让杨坚“受遗辅政”，那么后来的种种故事，可能都不会发生。

而这也就是我们在各种大战中所看到的“机会”：有些人，能够把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机会，变不利为有利，并最终靠着一个机会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而有的人，却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浪费机遇，把一手好牌硬生生打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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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起义：人从众的力量此后，士族坐大所引起的地方离心力，被黄巾之乱后的战乱加速放大。东汉末年的军阀，几乎都有地方士族背景。而东汉末年所谓的群雄争霸，正是在地方士族势力急剧膨胀，朝廷统治失序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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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如此，袁氏也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甚至到了唐朝，论南朝士族时，依然是以“王谢袁萧”为大。在这当中，袁粲的失败，只是他个人的失败，对家族而言影响并不大。刘宋往后，齐、梁、陈三朝，袁氏世代都有人为官。

我们回看历史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先代的篡位都需要深作耕耘，从王莽开始，到曹操、司马氏、刘裕，无一不是要做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努力和准备，其中博取名望者有之，军功盖世者有之，老谋深算者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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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邙山之战中，东西魏是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但相较之下，高欢的优势要强得太多：高欢占据着北中国的东部，既有天下最为富庶的华北平原，又包括了鲜卑人聚居的山西北部，这是高欢得以征战天下的资本。

在庾亮这里，统治阶级是皇帝，以及他这样的外戚。至于士族，则应该是被专政的对象。所以他才会“任法裁物”，严格落实制度的执行。看上去，他针对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不法之事”，但实际上，背后却是对士族的打击。

第三个阶段，则可以概括为列王纷争，最终由东海王司马越胜出，八王之乱结束，西晋王朝也走向终点。闲话休叙，我们这就进入正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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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生活环境，高欢要不发育成一块混社会的料，都对不起他的出身。果然，史书记载，高欢“长而深沈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这是好听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个手底下有几个小弟、混社会的小头目。

头发白了就是白了，不可能再黑回去，青春年少不会再回来；牙掉了也就掉了，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这些傍身的“负资产”越来越多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缓慢走向生命尽头的过程，这是自然之理，无法避免。

恰如董卓入洛阳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一般，北魏也是以尔朱荣进入洛阳为标志，宣告了实际上的灭亡。虽然此后北魏以及东西魏又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三十年，但那已经是权臣专政的时代，元氏皇帝们不过只是傀儡而已。

这个组织的最大特点，是自身没有办法产生利益，所有维系它存在的资源都要从外界获取。这也是它的软肋所在，一旦失去了外界来源，又没有办法从内部产生资源以弥补缺失的部分，就只能是通过内部竞争来重新分配资源。

如今永宁寺早已被毁，盛况如何我们无从得见，但胡太后还有别的所造遗迹留存了下来：龙门石窟。这不仅是中国石窟之首，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群。透过它，我们足以一窥北魏当时造佛的盛景。

这位胡氏，全称宣武灵皇后胡氏，死后被追谥为“灵”——好祭鬼神曰灵，取其执政期间，洛阳城大修佛寺之意。而且她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北魏真正的祸乱，都应该归结到她的身上——这部分内容，我们下一篇再继续。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类比，这大约就相当于处于中产水平的你，非要花上千万去投资艺术品。且不说这个投资是不是能稳赚不赔，你眼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在于买这件宝贝，会对你的生活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历史课本上说，鸦片战争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梦，很多人可能理解为，这是一种先进国家被后进国家打败的痛。但事实上，“天朝上国的梦”并非如此，在理解了上面的逻辑后，你就会知道，这等价于文明被野蛮所征服。

但即便如此，即便他们明知迁都的好处，他们也绝对不会主动向孝文帝提出建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动摇国本的大事，不是一个臣下该考虑的。身为臣子，既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也抵抗不了这么大的反对力量。

“魏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弈之死怨显祖，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在献文帝死后，北魏改元，从“延兴”改为“承明”，第二年再改为“太和”。冯太后也终于从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再一次临朝听政。

在实际中，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对于豪族所拥有的田产，朝廷给予了承认。虽然，如果推及“原罪”的话，在战乱年代，农民或因生计而贱卖土地，豪族或因无主而趁机霸占，这些土地的来源，并不见得那么光彩。

在此前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上一个最接近于成功的人，是苻坚。可淝水之战的失败，却证明了前秦模式的失败：前秦的统治并不稳固，没有办法缓冲一场失败带来的危机。一场不是大败的败，就能让一个庞大的帝国快速覆亡。

刘子业此时只有16岁，因此孝武帝给他留了五个顾命大臣。大臣们各有分工，但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这几个人除了王玄谟（也就是“老伧”同志），其他的都活不长。他们将在一年之内，被刘子业全部杀掉。

历代在政治设计中，固然要防备大臣篡位，但同时，对于宗室的防备和猜忌也不遗余力。典型的例子有明朝，自明成祖朱棣以后，明朝的宗室就基本上被当成猪养着，朝廷生怕这些“天室贵胄”们重走靖难之役的老路。

关于他，我们最近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内容包括：他善猜忌，先后处死了自己的辅政大臣、国家栋梁，甚至于至亲兄弟；他好大喜功，在位三十年间三次发起北伐，但都徒劳无功；最终，他死于政变，被自己的太子所弑。

刘湛入朝以后，托于刘义康门下——两人早年间的履历曾有交集，刘义康曾任豫州刺史，根据当时的惯例，这不过是挂个名；真正管事的，正是长史刘湛。十几年兜兜转转，如今两人又到了一处，刘湛自然为刘义康马首是瞻。

一开始，刘宋有备而来，北魏是被动防守，因此宋军在西、中两路颇有战果。然而，作为主攻方向的东路却进展缓慢，前军被阻于滑台（今河南滑县），围攻三月而城未下——这里宋军的前敌主帅，就是我们的老将军王玄谟。

李顺跟崔浩是姻亲。这种联姻，是当时北方大族的相处之道，士族之间通过婚姻相联系，交织成一张细密而巨大的网——当然，能不能上这张网，是要看门第的。只有层次相同的士族，十足的门当户对，才有可能进行通婚。

至于邺城，则位于华北腹地，周围的土地平坦肥沃。如今有人提出迁都邺城，似乎正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平城粮食供给紧张的麻烦。平城与邺城位置示意图，请点击放大（图片来源于网络）但崔浩却看到了另外的问题。

而这，可能已经是这个时代的风气。东晋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士族之间虽有争斗，但败落即止，很少刑杀。虽也废过皇帝，如海西公司马奕。但司马奕在被废以后，是于十几年后自然死亡的，非如后来的落败皇帝们一般被杀。

而我们只要把这个“小领导”的概念延伸一下，那么小学的班干部基本也就能光荣入选了。即便长大以后，你发现当年恨得牙痒痒的那些班干部并不是什么坏人，但只要回想起当年他们告的那些密，你依然会感到心里发凉。

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月的成长时间，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来说，是根本性的差别。在十几岁少年这里，一个月之前与一个月之后，差别并不大；但对于小婴孩，一个月内的成长变化却是肉眼可见的。

对方说，攻城略地，攻必胜战必取，这是刘毅不如您的地方。但至于涉及到经史子集，与名士们诗歌唱和，刘毅也算是里手行家，建康朝廷里的那些白面缙绅无不归心与他。只怕他终究不肯在您之下，您还是要早做打算啊。

要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如果彼此之间缺乏信任，甚至可能开启战争，那么这时候，建立互信就远比增强实力要更能消弭争端。增强实力，表面上看起来能让自己更为安全，但实质上，却很有可能加速冲突的爆发。

当年的那个第一步选择，并没有带来什么直接的高收益，而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高收益的可能：成功了，刘裕就是第二个桓玄，可以沿着桓玄失败了的路继续走，可能会成功，称帝；也可能会失败，碰到下一个“刘裕”。

孝武帝在世时，很欣赏王恭的正直与担当，曾经私下里跟他说，将来要任命他为辅政大臣。而为了给王恭历练，孝武帝曾命王恭出镇地方，“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

淝水之战后不久，随着桓冲与谢玄相继病逝，朱序和刘牢之由于资历与战功，成为了东晋军方的两大支柱。但同人不同命，两人之后的人生却可谓天差地别——这种际遇差别的背后，既有时代的无奈，也包含个人选择的过失。

原因主要有两条：首先，自桓温时代开始，荆州就是桓氏的势力范围。如今谢氏如果趁虚而入，那么势必会与桓氏产生巨大的纠纷和裂痕——这其实才是朝廷意见背后的真正刻薄所在，挑动桓氏与谢氏内斗，让他们两败俱伤。

这样一梳理，你就会发现，苻坚当时面临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天下大乱——在当时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天下大乱。但是，这次却并不相同，事实上，它是塞外胡人在进入长城以后，与中原的原住民如何融合的问题。

这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毕竟近二十年来，前秦几乎一直都是百战百胜的。它们已经击败强大的前燕，一统北方。而且就在淝水之战发生的同时，前秦名将吕光也都还带领大军横扫西域，最终把西域纳入了前秦的统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