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问题，目前网络转载的诸多信息均来自海外，要相信国家卫生部门在制定新的防疫政策时，一定对long

有一个多月没有更新了，后台读者多有询问。过去一个月，与海内外的朋友们聊得很深入。总体上，无论身处何方，大家的情绪都比较低落。这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完全不用否认。过去几年，舆论整体上都比较亢奋，但一些地区在疫情处置期间暴露的种种问题，让人们开始反思更深层次的问题。伴随社会情绪转向的，是怀疑与否定的声音再次泛起。“宣传”能够改变这些情绪吗？估计用处不大。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个时代，都是时代洪流中的微小个体。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都是一家之言，分为四个部分：目标与期待、改革与紧缩、法治与参与、选择与未来。一、目标与期待制定社会发展目标是后发国家的特色，因为后发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各项指标都落后于先发国家，所以不断“对标”是从官方至本土企业的通常选择。这些普遍对标会产生“习惯性对标”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从发展起步时间、国家体量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来看，中国大陆的直接比较对象应当是印度、巴西这样的后发国家。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大陆民众并不会与印度、巴西再进行比较，而更希望与欧美亚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诸多心理落差。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是“东亚模式”的延续，也即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后发追赶国初期的选择一样，采用了相对威权的体制，由政治精英决定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向，按照工业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路线图推动国家的发展。在优先发展经济这个官民基本共识下，对非经济问题通常采取“不争论”的态度，或者采取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基于一个判断，即发展初期的大多数社会问题最终都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上述路径选择，避免了许多后发国家“先行民主”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经常提到一个现象，在后发国家中，只有“东亚模式”实现了追赶的成功。无论是东南亚、南亚还是南美诸国，尽管在政治体制上很早就模仿欧美，发展的起步时间要早于中国大陆三十年以上，最后却形成了严重的裙带资本主义，落入中产阶级陷阱，内部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社会弊病众生。这也是今天中国大陆民众不会再选择“对标”这些后发国家的根本原因。东亚模式首先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民众整体上更加富裕，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今天中国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富裕程度堪比发达国家，在1,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型城市中，没有一例出现许多后发国家大城市那样的贫民窟。乡镇村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电气及通信网络）甚至远超许多发达国家。这些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大幅提高了民众的自信心。尤其是遭受过百年前的历史屈辱，无论精英阶层还是广大民众，对于民富国强的认同感都非常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甩开其他后发国家后，很自然的把对标对象定位到了欧美发达国家身上。但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显著增强。民众诉求越来越多，对社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刘易斯拐点之后，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要在全球竞争中不至落败，法治化、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不得不为的选择。法治的进步、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全球化视野，必然让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机会的平等性和经济之外的其他社会诉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温饱或者小康。一线城市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发达阶段，拥有大量全球化人才，出现规模化的学历过剩并向外溢出。与改革开放之初大量海外留学人员选择留在国外，或二十年前大量本土人才优先选择移民不同，最近十几年由于中国大陆从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进发，大城市生活水平比肩发达国家，本土的产业发展机会和高质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出现了海外人才的规模化回流。这些中高端人才的回流，是个体在综合比较国内与海外发展差异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很明显的是，无论是海外返回还是本土培养，新兴高端人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其重要。他们都拥有很好的全球化视野，当然也有足够多的选择空间。这也意味着，“对标”最好的发达国家对他们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和乡镇居民从自身生活环境的改善出发，开始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民族情绪在网络上发酵。这种发酵比起19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具备更多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社会进步的期待也就越高。今天中国民众的期待不再是对标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不是对标相对落后的部分发达国家，而是期待对标国力最强的个别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上的进步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过去很长时间的发展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年轻一代又希望自身能够获得来自全球的尊重，官方也就在宣传上更加倾向于展现国家日益强大的一面。这让人们的期待变得更高。许多期待，早已超越经济，进入了社会发展和政治治理能力的范畴。这也意味着，无论对中高端的人才而言，还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如何回应他们快速增长的全方位期待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但真实世界的情况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只有在经过刘易斯拐点之后才建立起目前的完善的社会制度”（辜朝明，2015）。在拥有“人口红利”的时期，劳动力成本问题不突出，民众的诉求和期待并不高。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成本逐渐提升，叠加民众期待的大幅提高，社会制度的建构就到了加速期。这些制度建构需要回应民众关于经济发展机会的诉求，稳定预期的诉求，教育公平性的诉求，医疗可及的诉求，以及社会公正的诉求。但人们似乎并未理解一个问题，现代制度的构建从来都是共识的产物，既非下对上的讨要，也非上对下的给予。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人们普遍遵循的内心共识，而非外部强加。共识的形成需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深度参与。与经济落后时社会关系简单的情况不同，当经济蓬勃发展之后，不同利益群体必然开始形成，许多社会问题的利益相关方就不只是“官与员”的关系，也不只是“监管与企业”或“权力与资本”的二元对立。例如，在教培领域，至少包括公立学校及其老师、私立学校及其老师、教培机构及其老师、私立学校的出资者及教培机构的投资者、家长、学生这六个利益相关方；在环保领域，至少包括传统工业企业、环保产品企业、新兴环保企业、各自上下游产业链、终端消费者这六个利益相关方；在互联网平台领域，至少包括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的投资者、平台内经营者、其他参与平台经济的主体、与平台具有竞争替代关系的传统行业以及终端消费者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我们看到，在今天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只要不同利益相关方存在不同的诉求，就必然存在取舍的问题。官方选择支持其中一方或几方，那么必然就是在反对其他方。无论官方如何决策，其实都是在做取舍，必然导致一部分人满意，另一部分人失意。这就与曾经的治理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在发展初期，以经济建设作为基本共识，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官方可以选择“明确预期”和“实现预期”，企业与民众靠“等待上面调整”就能获得持续发展。这同时造就了官方的主动性和民间的被动性。官方总是出于父爱式的关怀，认为“我这都是为了你好”；民间也认同这种关怀，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让人们相信官方的决策最终都会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今时与往日确实已经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出现，导致官方无论怎样决策，（至少短期来看）都是在支持一部分主体，其他主体都会充满怨言。例如：在教培领域，2016年政策支持教培企业上市，家长和学生负担加重，怨声载道；2018-2020年教培新政，切断了教育产业化的融资途径，教培企业和投资者怨声载道。在环保领域，初期发展过程中对环保的忽视，各种污染事件让民众怨声载道；环保治理后，还未转型、环保成本过高的企业及员工怨声载道。在互联网平台领域，烧钱补贴时受影响的传统行业怨声载道，补贴结束后平台上的经营者怨声载道；平台监管强化后开始裁员，员工又怨声载道。今天的共识之难，难在社会经济发展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出现。这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过往的社会治理方式和能力，还未跟上步伐。在官方而言，仍然有强烈的“父爱”心态，希望在某些情况下“为民作主”。在民间而言，仍有强烈的“寻求父爱”心态，希望己方受损时，官方能够出来“为民作主”。所以许多社会事件的讨论和辩论，在舆论上变成了先要论证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坏人”，自己才是“好人”。最后，政策的选择看起来像是在“帮好人打坏人”。然而现实又并非如此。除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每个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其实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所以把政策理解成“支持一方打击其他方”，那就必然出现一个后果：在舆论短暂喧嚣过后，“被打击”的那一方会表达出自己的合理性，并且逐渐获得其他人的理解。这时候官方就很被动了。现实的残酷还在于，民间的习惯一直是“有奶便是娘”，但在得到“奶”之后，通常就不会再喊“娘”了，甚至要开始帮助那些没有得到奶的人说话。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过去十几年受惠于政策的宽松与优惠（尤其是金融政策），这是绝大部分其他行业难以获得的。但平台企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会不断论证自己的合理性，而无视其他行业其实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状态。平心而论，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社会经济的正面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后来出现的种种批评和政策调整，显然也有充足理由，这是全球性的认识转变，而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但政策调整又不得不寻求舆论先行转向才能实现，因为在过往形成的治理传统中，总是要先说明某个新生事物是“好”的，然后就给予全面支持。这在政策调整时就显得很被动，因为“好”的最后变成了“坏”的。政策的调整往往变成了政策的逆转、自我的否定，选择支持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决策，肯定要影响曾经的受益者，于是曾经受益者的批评又扩散开来，借助中国特有的“所有制话题”，舆论又出现同情与理解。大多数民众其实并不能深入了解其中的问题和政策转向的原因，对很多社会经济重大问题的了解，都是通过非常业余的自媒体来获取。专业人士不屑于向公众普及专业知识，部分专家和自媒体也不会向公众澄清自己代表的利益相关方是谁，评论者都一副“为国为民”的伟岸形象，让社会舆论长期处于低水平争论状态。这就导致，无论采取何种政策取向，总有人在批评，而且声音都不小。官员们变得疲惫不堪。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群体多元化，让曾经的“共同期待”变成了“不同期待”。所有人都认可今天应当对标最发达的国家，但这只是一个很宏观的“愿景”。具体到涉及自身的事物，期待一定是不同的。目标与期待问题，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这关系“共识”。人类社会是建立在故事与愿景基础上的，基础性的共识一定需要具有解释上的深度和张力。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理解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宏观战略方向需要代表所有人（这是必须要有的大饼），但具体政策很难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这不是靠批评官方，或者喊两句改革就能改变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正常状态。这个时代，对官方决策者而言，需要认识到今天的社会经济问题大多数时候都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各自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因此足够的倾听才能使决策更加合理；对民间而言，需要认识到自己究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中的哪一方，究竟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只有足够冷静且积极的参与和表达，才有助于使官方的决策对自身的长远更有利。这其实对所有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现代社会趋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二、改革与紧缩如果我们能够基本认同上述分析，那么对过去若干年经济领域的改革政策就能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无论是金融去杠杆、抑制地产、强化环保，还是教培新政、平台反垄断，方向都没有问题。受新政约束者，基本都是过往政策的受益者。过往上述领域是高速扩张的，引发了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基于产业平衡和社会平衡的长期判断，对上述扩张领域进行监管，后果当然是这些领域的收缩。如果我们拉长一个时间阶段和从整体来看，部分产业的收缩其实也伴随着其他产业的扩张。在互联网平台企业受到监管、市值大幅下降的同时，电动车产业链的发展却极其迅猛，市值提升速度犹如当年的互联网企业。官方对生产性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高度重视，通过政策将资金和人力导向制造业的决策，是基于对前一个阶段全球化欧美（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问题的判断，这个方向，质疑的人并不多。民间质疑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认为政策制定不够透明，主要是投资者，认为没有给他们足够准备的时间；二是政策执行时的具体操作过于严厉，层层加码。市场认为上述改革在短期内同时推进，又叠加疫情，导致了经济紧缩的效果。官方对此也有冷静的认识，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经济年会上，中财办韩文秀副主任就公开表示，“要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防止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但在地方和行业的具体操作中，层层加码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简言之，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地域的各级政府官员处于一个“政治锦标赛”的状态，用张五常的话来讲，就是“县域竞争”。在发展初期，经济建设具有最优先性，官员的KPI考核相对简单，也就是看GDP增长。在这种背景下，

5月10日，Nature

这两天我连续批评制造焦虑而不解决问题的自媒体（《上海的自媒体批评不得？》）。许多读者可能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比如我们讲自媒体的“流量运营”，究竟是怎么运营的呢？究竟能挣多少钱呢？我以这个公众号为例，给大家简单剖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立场”的打赏收入差距上面两篇文章，都是近期在发表的，都在24小时内被删除的。有些读者在后台反应，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如果是长期读者，会知道我所有文章的观点都是自洽的，但在本文，暂且抛开作者本意，仅从读者视角来看。第一篇文章《是时候转变防疫举措了》，普遍被认为是支持“放开”的防疫策略的，并且，那篇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基本只有疑问，还带有情绪。就是这篇我只花了一个小时随手写完的文章，半天的阅读量已超过146.9万，仅打赏收入就是13,000元。第二篇文章《上海的“文人防疫”何时休》，当然被认为是反对“放开”的，其中有数据，有分析，有质疑，也有情绪。这篇文章差不多也就花了不到2小时，半天的阅读量7.5万，打赏收入是1,200元。这两篇文章，从读者反馈来看，可以被认为是有情绪、有立场的文章。但仅仅是因为从读者视角来看，立场不一致，所以光是打赏收入就有10倍差距，而阅读量就有20倍差距。简单来看，支持放开的打赏收入是反对放开打赏收入的10倍。请注意，以上只是公众号“打赏”收入。自媒体的流量收入分为几个部分：一是微信公众号体系内：打赏+腾讯广告（文章下方）+软文+转发广告二是其他平台的连带收入：头条+微博+知识星球+知乎+各类短视频带来的广告收入或佣金提成打赏收入是公众号读者直接支付的，这其实不是流量收入的主要来源。真正主要来源是其他广告收入。广告收入完全是看流量情况。所以爆款文章主要起到的是引流的作用，也就是增加公众号关注者。公众号关注者和文章打开的数量是成正比关系的，这个比例目前大概是15%左右。也就是，假设公众号关注者是10万，那么每篇文章被订阅者直接阅读的数量大概是在1.5万，其他阅读量主要来自读者的转发。一篇热点文章，转发量往往要大大超过直接阅读量。通常而言，大部分广告是以阅读量作为结算依据的，也就是一篇广告或者软文阅读量达到多少，那么结算多少佣金。所以提升公众号的关注者是非常重要的。关注者越多，意味着每篇文章的固定阅读者越多，这就是大多数公众号运营者的“底薪”。当然，有些广告主不是按流量付佣金，而是按次，也就是发布一个广告，直接给多少钱。这个公众号的后台，每天都是来拉广告的，是的，每天都有。大家感受一下。上述广告应该都是流量佣金的。也有提成佣金的，主要是金融类，比如：所以经营好一个公众号，一年能挣多少钱呢？我认为，在完全不考虑其他平台（微博、头条、知乎、知识星球、各类短视频）的前提下，一个稍微能写点感染大众情绪文章的公众号，通过打赏和公众号体系内的广告、软文，一年收入在100万以上，是比较轻松就可以实现的。如果比较能写，专业性够强，再加上公众号之外的其他平台联动，年收入应该可以到300万以上，这也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如果是团队公司化运营，收入渠道将更多，例如可以把带货佣金计入，或者索性开发自有品牌的产品，这个收入显然就会更高（当然成本也更高，可能会有经营失败的情况）。以上都是常规收入，如果团队逐渐建立一些影响力，对部分市场的影响力其实也可能构成收入来源，这就没法具体分析了。大多数作者其实不太能写，很多公众号追热点话题，追着追着，就追不下去了。因为职业公众号作者绝大部分都是传统媒体人转型的，许多是中文、新闻或者某个具体专业出身，本身不具有跨专业的深入分析能力。再加上部分优质自媒体稍微做大以后就开始公司化、团队化运营，整体质量开始直线下降。由于不可能对每一个话题都有足够深入的了解，但收入增长要靠流量的保有和流量的增长，那么迎合大众情绪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许多人认为，互联网舆论很好，言论更自由了，大家能看到更多信息，即便有很多假信息、情绪性信息，但立马就有“反转”，大家都习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这都是读者心态。从作者来看，读者需要什么，作者就提供什么，通过观察读者的“舆论需求”，去提供“舆论供给”，是绝大多数自媒体的选择。所以组建各类读者群就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因为读者群本身会带来大量的信息，可以为写作提供素材。所以，为什么互联网舆论越来越极化？为什么多年的朋友因为各种站队而分裂？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清零还是躺平，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为什么这么多极化的言论和极化的思维？我想，迎合读者心理需求，制造爆款流量文章或者视频，传播各种焦虑、怀疑，这本身已经成为许多职业自媒体的生存之道。也许有读者讲，这都是“资本”的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讲。这些平台上的舆论内容，并非“资本”直接产生的。人类确实从曾经的传统媒体时代，走入了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的特点就是圈层化，而圈层化的特点就是容易抱团、封闭，容易走向极化思维。我不认为海外的情况比中国更好。事实上，在最近也不少海外朋友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与国内受众一样，在转发大量虚假的、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文章和视频，而这些虚假、经不起推敲的东西，是自媒体运营者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普通读者，无论是多高的学历、多高的职位，只要不在互联网舆论这个圈子里，就很容易被误导。即便在互联网舆论圈子里，许多自媒体经营者自身也是“立场坚定”的，这种把“利益”与“观念”相捆绑的现象，是值得我们的社会学家深入研究的。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互联网舆论的极化，在于人类普遍存在的一个巨大的心理缺陷，也即在公众场合，人们通常极不愿意承认自己认知上的错误。所以随着讨论的深入，无论事实和证据怎样更多的展现出来，只要一开始站队明确，后来就很难改变了。回到我们当前的疫情舆论。我始终认为，在面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时，应当寻求更专业的判断。因此在关于上海疫情的整个讨论中，我收集了大量专业信息，与海内外一线的防疫人员、医疗人员进行交流，对“文人防疫”类信息一既不信任，只信任专业信息，并根据专业信息建立自己的判断。如果有读者这样做，会发现，其实关于Omicron疫情，无论是WHO还是欧美各国，都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和观点，欧美一线医护人员看到的情况，与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情况，又是完全不同的。这些研究和观点、一线的救治情况，不仅能让我们去理解疫情发展的复杂性，还能让我们去理解防疫措施应当做哪些调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批评防疫的层层加码。但为何许多读者认为最近公号观点有非常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们掌握的底层信息不一致。我们反复强调的“防疫四要素”（疫苗有效性、疫苗接种率、特效药物储备和病床储备）是一个底层判断的关键。从这个底层现实出发，可以很好的分析我们目前处于防疫的哪个阶段，究竟是否能够马上放开，需要尽快补齐哪个短板。非常可惜的是，我们苦口婆心的花了快一个月时间，上海民众连“放开”还是“封控”的共识从内心都没有达成。如果关心上海的自媒体，在半个月之前就将舆论重心导向解决上海在封控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包括物流、急症救治、老弱保护、如何避免集中核酸时出现感染；如果关心上海的自媒体，很早就开始收集各种具体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就像我们在武汉疫情时那样，舆论与各层级同心协力，而不是每天讨论“计划与市场”、“上海是文明之光”这些当然可以带来高傲的流量，但其实对上海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的东西，也许上海这次的问题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样严重。正如一位上海读者今天对我所讲，上海其实正在承受“傲慢”、“虚荣”和“偏见”的代价。所以，民众在这个时候能依赖谁呢？我认为在紧急时刻，通过网络媒体（微博、公众号等）寻求救助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所有真实的求助都应当予以支持。网络求助往往能够反应在紧急应对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将这些问题加以整理，目的是推进尽快改善。这是网络舆论本该具有的重要社会功能。但正如我们看到，如今情绪化的站队其实才是各个自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只要站对了情绪，流量就会数十倍的增长，收入就不只10倍的增长。你问我有多少自媒体这次吃了上海的“人血馒头”，我不知道，但我能看到。究竟哪些自媒体在吃人血馒头，不妨按我讲的去做一些简单分析，应该会有所收获。之所以这两天我要站出来批评这些自媒体，是因为我与上海的同学前几日有过交流。许多上海民众今天都处于一种情绪非常低落又茫然的状态，上海仍有不少具体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网络舆论再制造极化对立，每天散布各种情绪而不能解决问题的言论，会进一步造成大面积心理伤害。发泄情绪是正常的，但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整整一个月都在发泄情绪。接下来，解答一些新读者和一部分杠精最近在后台对我提出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都懒得搭理杠精，今天统一搭理一下）：1、你不也是自媒体吗？说别人？除了公众号打赏和公众号文章下的腾讯广告，这个公众号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没有一篇广告、软文，在其他任何平台都没有联动账号。老读者都知道，我不靠这个吃饭，这个公众号经常几个月不更新一篇文章。这几年文章的质量和覆盖的话题，新读者可以查阅过往的历史文章。可以这么讲，公众号影响力到这个程度，像我这样还没有做流量运营的，应该已经是极少极少数了。2、你总说“防疫四要素”，那这两年做什么了呢？什么准备都没有，才导致现在还不能放开。（1）关于疫苗有效性：提供更多疫苗选择是我一直公开支持的，多篇文章都提到了。但具体到个体，即便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是接种mRNA疫苗还是灭活疫苗，确实也要根据个体情况来判断，海外关于不同疫苗的副作用有过不少研究，杠精可以自行查阅。（2）关于疫苗接种率：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的数据，截至2022年3月24日，中国完成全程接种（两针接种）人数约为12.4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8.01%；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第三针加强针接种）的为6.7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7.5%。这个人口基数和这个接种率，放到任何国家都是很高的。但仍有5,2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未完成两针接种。根据上海2022年4月17日发布的数据，上海市老年人的两针接种率只有62%。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老年人还没有接种？事实上并非每个地区的老年人接种率都这么低。截至3月24日，江西、安徽、山东三省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率已超过90%；重庆、河南、湖北、贵州、河北、四川、云南7省老年人接种率超过85%。至于为什么上海老年人接种率这么低，我们都不在上海，也想知道原因，还请上海自媒体们组织进一步分析。（3）关于特效药物：目前已上市的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物是辉瑞的paxlovid，这个药有授权给中国大陆5家公司生产仿制药，但仿制药不能在中国大陆销售，中国大陆目前还只能向辉瑞购买原研药。辉瑞2022年paxlovid的生产计划是1.2亿人份，并不包含中国大陆市场。对于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而言，paxlovid药物储备覆盖总人口的5%只需要几百万人份就可以了。而中国大陆则需要0.7亿人份才能覆盖5%的人口。考虑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医疗条件离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甚远，药物储备达到总人口的10%可能更为妥当，这意味着实际需要1.4亿人份。那么靠辉瑞当前的产量和原研药价格，中国大陆能够很快实现这样的储备吗？所以，自研替代药物并加强与原研药厂商的谈判，才是接下来该做的。不是什么都没做，一是之前根本就没有，二是目前产量也不够。但我相信，这方面应该比较快就会有突破。（4）关于病床储备：中国的每10万人ICU病床数量确实是很低的，并且隔离病房也不够。所以才让方舱成为防疫的选择。病床数增加的难度主要不是硬件，而在医护人员。一个中专护士的培养至少需要3年时间，更不要讲医生。而疫情至今还不到3年。杠精们号称上海医疗资源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前天武汉向上海派出了ICU医护进行支援。杠精要继续问，那为什么前几年不准备？我也想问，肉糜在哪里？3、上海是文明之光，其他地区都是靠上海的转移支付在生活！这个话题其实我很早就想讲了，又怕讲多了伤人。其实很简单：1、试试各省的资源与上海进行完全市场化的结算（我是说，全球化那种市场化）；2、试试把给上海的所有优惠政策全部取消或者让其他省市都同等享受；3、试试把上海的户口完全放开，允许快递、外卖小哥安家落户，享受上海市民的教育、医疗条件。只要做到上述三点，我不但承认上海是文明之光，我还要承认上海是宇宙之光。请加油！其实，并非大多数上海人都这么糟糕，这么偏执，这么幼稚。我有很多同学、朋友都在上海，在各行各业辛勤努力的奋斗。上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如同中国其他省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但在疫情期间，上海自媒体们体展出的各种傲慢、偏见，让关心上海的人们，不断刷新底线。深圳的科技难道不如上海发达？苏州、江阴、昆山、太仓的制造业难道比上海更差？四川、福建难道没有自己的文化？内蒙、山西的能源储备单独拿出来看，难道不足以让它们成为福利社会？中国的经济地理结构成为今天这样，难道不是各种通盘考虑和历史路径选择的结果？哪个大城市敢说一切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敢说其他地区都是仰你鼻息？只有巨婴，才只会不断的抱怨。如果你是认真分析疫情处置的方案，如果你是认真分析封控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如果你是认真的帮助陷入困难的个体，如果你真是在做这些，根本不可能会受到一丁点质疑。但问题是，你们真是在做这些吗？请上海吃够人血馒头的自媒体巨婴们，把言论的权利还给上海真正的市民吧。你们真是，太XX了以上。

昨天这篇《上海的“文人防疫”当休矣》在今天早上被删除了。这篇文章唯一的批评对象，是上海的某些自媒体。我跟相关方了解了一下，并非被读者投诉删除，很有趣吧。批评那些只知道散布焦虑、不能将网络舆论力量集中于解决问题的上海自媒体，如今都是不行的？老虎屁股摸不得？那我妥协一下，把一些表述做点调整，再摸一次。我就想看看，也让大家一起看看，如今上海的某些自媒体，到底真是“自媒体”，还是另有能量。《上海的“文人防疫”当休矣》公共卫生防疫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防疫管理者不能过早暴露自己的底牌，因为需要根据自身的防疫条件去影响公众预期，从而使公众能够持续配合防疫措施的开展。说到底，大流行病一定是要死不少人的，区别在于死多少、死谁，以及早死还是晚死。这个话很难听，也很难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准备更充分一些，死的人就会少一些，甚至少很多，少到跟其他疾病类似，这就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所以，需要有沟通，但沟通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特别重要。最近的经典案例就是新加坡。2021年10月新加坡在疫苗接种率超过85%时就开始告知公众新加坡将要放开，这实际是倒逼社会组织、个体去做好心理预期准备。但新加坡本轮真正放开，是在2022年3月29日，在两针接种率极高、符合条件的三针都应接尽接（80岁以上接种加强针的人数超过90%）、药物储备和病房改造已经完成，并且从海外数据分析Omicron的致病性之后，才做出这一决定。这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500万的发达城市国家所做到的。上海此次疫情防控的情况，已如大家所见。在3月份的时候，上海老年人的灭活疫苗两针接种率还不到70%（4月17日上海披露的最新数据，老年人两针接种率为62%，三针接种率为38%），特效药品储备在3月初几乎是零（后来紧急调配2.2万盒paxlovid），披露的上海病床总量是16.15万张，但改造为隔离病房的数量有多少呢？能够用于为阳性感染者治疗的病床和医护数量对应的有多少呢？如果疫情扩散，上海500多万老年人（绝大部分都有基础病）应当如何分级、分流收治呢？事实告诉我们，当疫情袭来时，上海就连各个社区有多少老年基础病人、孕妇和及其必须就医患者都没搞清楚。我提供上海本轮疫情（2022年2月26日至4月16日）的几个公开数据，在上海卫健委网站都可以查询到，再给各位出一道不难的数学题，题目是这样的：条件一：1、已检测出的阳性病例约35万例；2、累计确诊2.2万例，累计住院2.2万例，重症16例；3、上海病床总数16万张；4、上海本地医护人员30万人。条件二：1、中症和重症确诊病例需要在医院隔离病房治疗；2、医护人员阳性（院感）后需要隔离转阴后才能回到医院继续工作；3、非隔离病房和其他医护人员要继续保障其他急症患者的救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完全放开，上海医疗资源（病房+医护）在多长时间内会遭受挤兑？是封控遭受挤兑的时间更快，还是不封控遭受挤兑的时间更快？是封控遭受挤兑更严重，还是不封控遭受挤兑更严重？挤兑各自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分别的次生灾害是什么？上海本地的医疗资源在现有条件下，是否能够真正承受2,500万人的全面放开？就是在上述前提下，上海许多人似乎都有一种“可以放开”的认识。这个认识显然不只是很多上海普通老百姓的观点。这种认为上海已经可以放开的认识从哪里来的呢？以我最近一段时间从各个渠道的了解，很可能是这样产生的：上海本地居民在海外的亲友数量众多，海外亲友多年没有回国又盼望回国，企业盼望尽快恢复海外经贸往来，海外人士又亲眼看到许多国家放松防疫限制的现实，所以这些消息就不断传回国内。这些消息传回的时候，往往包含了不同国家的病死率等近期数据。单从这些数据看，似乎已经“流感化”。但问题是，并没有多少关于这些数据背后成因的专业讨论，更没有海外反对意见的声音。事实上，根据我最近与海外一些防疫、医护一线工作者的讨论，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准备确实是不足的，也就是我们此前讲的“防疫四要素”，疫苗有效性、疫苗接种率、药物储备和病床安排，整体准备是不足的。当前的重中之重仍然是应该尽快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尤其是加强针接种率）和继续进行医疗资源（尤其是药物）储备。这两天我与在上海防疫一线的同学进行了交流。我直言不讳的讲出了自己的观点：上海大量的自媒体在本轮防疫中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也即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将网络舆论的焦点导向专业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将整个网络舆论浪费在各种情绪宣泄和讨论各种文人关心的话题上。我完全不理解此时讨论哈耶克对解决上海疫情能起到什么作用；也完全不理解凭什么某些上海自媒体就认为全中国只有上海是市场经济，北京、深圳、广州、成都、杭州都在搞计划经济？我也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只有上海自媒体在为其他地区发声，上海疫情之前你们有过发声吗？什么叫文明的高地？这些上海自媒体真正关心过那些医疗条件不如上海，准备更不充分的其他地区吗？既然上海应对疫情大面积扩散的准备不够充分，当然就要承受大规模社区传播引发的各种混乱。为应对这些混乱又产生很多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讨论有多少呢？上海有多少自媒体愿意将话题集中于讨论如何解决上海的物流问题和医护分配问题？有多少自媒体愿意花时间收集和暴露，哪怕是转发那些真正的问题？有多少老百姓知道一篇制造焦虑的文章能给自媒体带来多少流量和流量之后的收入？你们都是大V，我也不是小V，敢不敢一起做个“财产公开”，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把每篇文章的流量增长情况和所有广告收入情况全部公示出来？有多少自媒体能够抑制每天变着花样转发各种确定的不确定的情绪化信息，等到周末再把上一周的汇总发一遍。我不是说这些文章都有问题，我说的是，为什么那么多自媒体每一天、每一篇写的都是这种消费民众情绪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东西？如果拥有这么多网络舆论能力，靠自媒体防疫是一种高级文明，那请这些自媒体们自愿上前线吧，别再占用其他城市的医疗资源了。至少我们不够高级的文明都知道，其他地区还需要争取更多时间去准备妥当，才敢讨论放不放开的问题。最后，再说一遍，目前各地最为紧要的是提升老年人接种率，以及储备更多的特效药物，全国这方面的进展，据我了解，还是很积极的。至于上海市内的物流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上海的自媒体可以继续深挖，毕竟，外面的人也进不去，相信你们的能力以上。

上海昨天宣布了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划分，也意味着仍被隔离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上海此次疫情将重塑中国的新冠防疫策略，官方肯定也会做相应总结。我们看到，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几座有Omicron病例的大城市，最近都在积极应对。这几座城市应该已经汲取了上海此次疫情失控的教训：例如北京直接将酒仙桥地区列为高风险区封控，这种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置将封控范围限制在最小，目的是不影响其他地区的正常流动；又例如广州第一时间查明了受控区域内的孕妇、基础病患者、需透析患者数量，安排专人对接、并在新闻发布会加以公布，这将有效减少区域封控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官方的主动沟通也减少了民众的焦虑。上海疫情能让我们有很多反思，可能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反思的内容也不一样。我讲讲我的看法。一、再次形成中国防疫共识在《清零还是躺平》、《珍惜用巨大防疫成本换来的宝贵时间窗口》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说明了，中国在疫苗有效性、疫苗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接种率）、特效药物储备和病房准备上都仍然存在不足，甚至与最谨慎放开的新加坡相比，都还有差距，这主要是由中国人口数量基数过大决定的，要补齐这些短板仍需时间。此外，尽管从海外数据看，Omicron的病死率（病亡人数/感染人数）不高，但传播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就会感染大量人群，从而导致短期内重症和病亡人数增强非常多，从而冲击医疗系统，造成各种次生灾害。早在今年1月，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张文宏医生就在上海两会期间提交建议，指出Omicron的隐秘性有可能诱发较大范围传播，继而带来医疗挤兑和次生灾害。所以他当时建议上海能够针对疫情规模超出当时5倍或者10倍做好预案，包括实战演练、加强救治体系建设、加快抗疫科技平台建设等，并应当做好对更基层医疗机构的培训和分级诊疗的培训及物资准备。在当时的媒体采访中，张文宏医生甚至提出要警惕由于重症率下降，很多国家特别是Omicron流行已经见顶的国家，出现了认为防疫意义不大的观念，这种全球抗疫出现的疲惫和松懈，将使中国将要面临更大风险。（见2022年1月《文汇报》对张文宏医生的采访）很可惜的是，上海此次应对Omicron疫情，恰恰没有做到张文宏医生预警的那些准备，反而很可能是受到了海外某些躺平观念的影响。仅仅看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病死率数据，而没有意识到海外已经发生的Omicron疫情所导致的短时间内重症和病亡人数快速增加，进而冲击医疗系统和导致次生灾害的情况；更没有考虑到上海以外广大地区医疗资源仍需准备的现实。上海失控的社区传播，最终导致严格的封控，由于并没有针对这种规模疫情扩散的预案，又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物流中断、急症无法就医等严重问题，这些封控中产生的各种次生灾害，反过来又让在封控中承受困难的人们呼唤还不如放开。可以讲，上海此次疫情的代价十分高昂，教训十分惨重。这个高昂代价换来的，是各地再次认识到，防疫在中国并非一省一城的事。尤其是自高速传播的Omicron毒株开始，慢防控、希望将管控区域精确到一个奶茶店的模式，已经成为过去时。这并非是讲上海此前的“精准防控”有错，而是讲Omicron的传播速度决定了防疫策略必须再做调整。二、新防疫模式的特点和挑战除之前已经提到的提高疫苗有效性、接种率、加快药品储备和病房建设外，从国家卫健委专家的几次采访来看，新的防疫模式强调的是“快”。快速排查、快速封控，从而将封控范围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是基于Omicron传播速度快做出的应对要求。这也意味着几个挑战：1、大城市的区域管控次数可能增多当发现个别病例时，相关区域可能就要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分别落入到封控区、管控区或防范区。这对管控区域之外的流动性会形成最好的保护，避免出现上海那样大面积封控的情况。但相应的，个体可能处于管控区域之内的机率增加了。这对地方政府和民众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地方政府应当提前摸排各个网格化区域的孕妇、慢性基础病人、放化疗病人、血液透析病人等必须接受现场医疗人群以及孤寡老人、残疾人的情况，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提前建档并且动态更新，确保在封控期间有专人对接。尤其对于子女不在身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应当采用更有针对性的联络手段。应当确保每个管控区都有对应的医疗机构，能够及时收治这些病人，即便在已经感染阳性的情况下。对于老年人集中的居住社区，应当考虑参照养老院对待，必须有足够的基层网格管理人员，有必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此外，各地还应当根据人口情况提前建设方舱隔离点、储备额外的核酸检测能力。二是民众应当日常就做好各种物资储备，尤其是预计在管控状态下所必需的食品和医疗物资储备。各地医院对慢性基础病人的药物出售应当放宽至三个月，并且应当允许在三个月届满前一个月就可以提前购买，以此保证慢性基础病人必需的药物储备在任何时候都维持在至少1个月以上。同时要考虑大城市有非常多医保仍在异地的老年人，他们的药品通常是定期从老家医院购买并邮寄，针对这部分群体，应当考虑医保门诊的打通或制定其他应急预案。此外，对群体核酸检测过程中出现的感染问题，有防疫专家也提出在疫情期间集中检测核酸时，民众应当尽可能佩戴N95口罩而非一般防护口罩。2、防疫出行信用体系的重建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国务院统一的行程码和各地的健康码构建起了中国防疫策略下的流动性基本信用体系。但上海此次疫情的快速扩散和赋码严重滞后，严重冲击了“两码”信用体系。如果上海的健康码都被不被信任，那其他城市的健康码也可能遭受怀疑。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上海健康码导致的不信任问题非常多，健康云显示的核酸检测结果与疾控中心掌握的情况不一致导致需要市民配合集中隔离时出现矛盾，也使得许多地区更为保守的对待有涉疫区域行程的物流人员，大量货车滞留、拥堵在高速的情况频发。国务院近期对物流问题非常重视，已对全国物流畅通的保障做出安排。但说到底，这不是交通部门的事，而是对其他地区的健康码是否信任的问题。由于Omicron传播速度极快，全国更需要一盘棋的防控配合，因此，建立全国统一（至少是省内统一）的两码体系，已是迫在眉睫。3、为可能发生的居家隔离前提做好准备本次上海疫情由于社区传播规模庞大，来不及集中收治，因此出现了在阳性后仍然滞留于家中的情况。有专家也提出，在疫情规模过大难以全部集中隔离时，也可能会考虑允许居家隔离。但现实是，当前许多社区并不具备阻断传播的居家隔离条件。有必要考虑在无疫情期间，对大城市的老旧小区的下水管道、通风管道等进行集中改造，使之尽可能避免出现居家期间因管道老旧问题导致的不同楼层间的疫情传播，或至少降低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4、加速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海疫情暴露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能力严重滞后的问题。随着老龄化日趋加剧，大中城市的基层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多。传统的居委会在人员数量、服务意愿、年龄结构、个人能力等各方面都开始滞后于实际需要，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得更加明显。基层医疗、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是十分紧迫的工作。这需要根据当地的年龄结构改革各地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可以采用“市场+志愿”的方式，加大基层公共服务投入，将其作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来对待。这将创造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也将形成新的规模化产业。三、应当就新的防疫模式，做好广泛的沟通新的防疫模式其实对民众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Omicron之前，中国的大多数民众都没有经历过真正大规模的疫情，因此自我保护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配合意识都十分不足。但在Omicron之后，出现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已经大幅提升了。如果沟通不足，民众没有足够的准备，那后续就会产生类似今天上海这样的问题。除与民众就新的防疫模式做好广泛沟通外，还应当与海外企业、商会做好充分沟通。欧美亚发达国家虽称不上“躺平”但的确是放开了。国际经贸交往正在恢复。中国企业是诸多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最近深圳、上海的疫情管控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一定冲击。以我的观察和交流，中国新的疫情管控措施由于还未完全成型，导致海外担心非常多，尤其将动辙封控整个大城市理解为未来的常态。这导致海外企业和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变得更为不确定。海外企业、商会和资本市场关注中国防疫策略的变化，是很正常的事，也是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和回应的问题，做好这方面的沟通非常重要。但针对商界的沟通，更应该从商业角度出发去解释，而不必做宣传或者政治上的回应。我想商界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何中国不像欧美（或至少像新加坡）那样选择放开；二是中国新的防疫策略是否以动辙全城封控为主。针对第一个问题：应当让商界充分了解，中国今天大中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父母、子女大多留守在乡镇村的现实，而目前乡镇村的医疗条件应对Omicron是准备不足的。如果放开，那么乡镇村的疫情会使中国大中城市最主要的劳动力选择去救助自己的家人而不是继续安心在城市工作，最终对生产和经济的影响更为负面。因此，当前仍然需要以管控的方式来防范疫情。海外尽管放开，但只要检测阳性的员工也需要居家自我隔离至转阴才复工，这甚至导致不少国家的医疗体系（如英国NHS）反复受到缺员冲击。这些事实，都是彼此需要理解的。针对第二个问题：应当将新防疫策略的基本原则尽快与商界进行沟通，这是一个关于预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新的防疫策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避免出现大规模管控，进而为未来进一步放开争取足够的准备时间。但在Omicron时代，要实现避免出现大规模管控，就可能会出现更多、更频繁的小规模管控。因此，在新的防疫策略下，全城封控的可能性会非常低，但局部管控的机率有所提高。总体上，这将保障中国很难再出现上海那样的大规模疫情导致的全城封控和反复拉锯。此外，应当对涉及全球产业链的工业或者科技园区，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疫措施，尽最大可能确保产业链的平稳。在海外逐渐放开的前提下，中国的防疫管控策略会受到更多非议，其中存在有意为之的攻击，但确实也存在不能身处其中的不理解。对有立场的人，再多解释也没有意义；但对不理解的人，确有必要令其多一分理解。可以考虑由第三方机构拍摄互联网短片的方式，通过反应特定群体的现状，辅以数据，简洁而真实的反应中国过往和当前防疫策略形成的原因，尤其是大中城市劳动力人口与家人分处医疗资源不同地区的现实，以及两年多来中国防疫在生命保障与经济保障方面所做的兼顾。这比海外只流传中国防疫过程中出现的个别负面信息要好得多。最后，希望上海的疫情能够尽快平息，也希望全城封控的情况不再出现。以上。

有两篇文章这两天阅读比较高，一是知乎上的《被浪费的一年》，二是梁建章的《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我很反对非专业人士建模型、搞图表，并基于自己的非专业模型去做分析，尤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V。这两篇文章都是夹杂着大量图表和所谓模型的外行分析。以梁文为例，将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直接挂钩，完全脱离现实。200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0.13万美元，人均寿命已经达到71.3岁；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13万美元，人均寿命提高到77.3岁。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相关的，但更重要的医疗资源分配。中国能在较低人均GDP和较低人均收入的前提下将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是因为医疗资源整体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所以不能单独去讨论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命这二者的比例关系，必须考虑分配问题。知名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都是耀眼的光环，但如果是分析社会问题，还是应该尊重基本的常识。大流行病的处置绝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防疫除了需要疫苗、药品和病床，还需要特定的社会限制措施，对经济和社会交往有广泛的影响，因此与民众的沟通非常重要。在前互联网时代，这种沟通大多由专业人士通过传统媒体（电视、纸媒）进行。但互联网时代，官方和专业人士的声音往往被忽视，自媒体的声音变得很大。因此在这个时代，官方和专业人士的声音其实更加重要。官方和专业人士需要更加善于同民众沟通，引导好预期。上海的封控状态导致诸多问题，网络上负面的信息很多，因此“浪费了一年”的声音才变得很大。我想，我们不能回避每一个真实的问题，但也不能自己臆造许多问题。欧美从最开始就采取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防控措施，在Omicron之前，疫情造成的病死率（病亡人数/感染人数）和死亡率（病亡人数/人口总数）都很高，总病亡人数非常多，也经历过多次停摆，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当Omicron这种轻型变异株袭来后，海外的压力减轻了，部分国家实现了Omicron疫情期间病死率降至流感病死率水平。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建立在这些国家前期高病死率、高死亡率和医疗系统经受多次冲击（同样出现次生灾害），以及老年人广泛接受疫苗、新冠特效药品储备充足、本就非常健全的分级诊疗和高ICU病床数基础之上。尤其要强调的是，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人口总量只有数千万，即便美国3.28亿人口，与中国的14亿人口仍有天壤之别。所以中国的问题与欧美在时序上、在条件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不认可这些差异，出现问题就全面否定过往，轻易接受“海外病死率已低于流感，所以应当顺势全面放开”的观点，无视各国条件的差异，无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医疗资源的巨大差异，确确实实是当前海外不少人和部分国人（尤其是部分精英群体）的看法。找到真正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比空对空的谈论理念重要得多，也比乱画图表做分析重要得多。今天人们纠结的三个真正问题是：1、Omicron是否防得住、成本有多高、究竟要花多大成本2、是否能够主动放开，放开的条件是什么，还是会一直严控3、如果防不住，出现上海那样吃喝成问题的机率有多大，该怎么办我谈谈我的认识。新加坡是防疫模范生，目前新加坡已经在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放开。2021年10月，李显龙总理与新加坡民众做了细致的沟通，提出新加坡不可能无限期严控，并提出未来放开的四项前提条件：疫苗有效性强、疫苗接种率高、药品供应充分、病床充足（“防疫四要素”）。当这“四要素”能够满足将新冠病死率（病房人数/感染人数）控制在流感病死率以下时，如果防疫成本过大，那么新加坡将可能放开。在发表这个讲话时，新加坡的接种率为85%，新加坡的医疗系统正在遭受Delta疫情的冲击。新加坡这样的沟通是为民众适应未来疫情的常态化建立心理预期。与流感病死率的比较是使民众能够从心理上接受任何疾病都会出现一定比例的病亡，只要这个新型疾病的病死率与过往常见疾病的病死率差不多，那么民众就不会恐慌，进而更能接受此后的防疫安排。近半年后，2022年3月24日，李显龙总理再次发表电视讲话，提出新加坡绝大部分人口已完成疫苗接种，几乎所有符合条件者都已接种第三针，尽管新加坡本地医疗系统在Omicron最严重时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且至今负担很重，但医疗系统保持坚韧，新冠特效药品也已有相当储备，因此新加坡决定调整防疫策略，也即，从3月29日起：允许75%居家办公员工返回工作场所；允许恢复举办超过1,000人出席的大型活动，人数限制在场地容量的75%；社交聚会人数限制从此前的5人放宽至10人；人们在户外可以不戴口罩，但在室内仍须戴口罩。所以，新加坡防疫策略的调整并非所谓的“躺平”，而是：1、建立在“防疫四要素”已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2、仍有比中国大部分地区更严的防疫要求（居家办公人员仍有25%需要居家、社交聚会人数限制在10人以下、室内必须戴口罩）。最为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官方与民众上下齐心的城市国家，防疫政策一旦明确，执行力都会比较强。新加坡的“防疫四要素”其实是当前能够选择放开的关键。那么中国目前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呢？1、疫苗有效性。根据最近的香港数据，国产科兴灭活疫苗三针对重症和病死的有效率已经与复必泰持平（接近98%），但两针的有效率仍然与复必泰有较大差距（重症防护有效率科兴72.2%对比复必泰89.6%，病亡防护有效率科兴77.4%对比复必泰92.3%）。因此，只有当科兴接种三针后，才能达到良好的防护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新加坡早在去年10月就吹风要减少防疫限制（当时新加坡的两针接种率是85%），但真正实施，是在近半年后的今年3月29日（此时两针接种已经覆盖几乎全部人口，且符合条件的均已接种三针），并且，新加坡采用的是两针接种防护有效率更高的mRNA疫苗。所以，从疫苗有效性上看，中国需要全面提升三针接种率水平，才能达到与进口mRNA疫苗类似的效果。但众所周知的是，第三针灭活疫苗接种时间是在第二针的六个月之后。所以疫苗有效性对争取防疫时间的影响其实非常大。2、疫苗接种率。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低，浪费了一年时间，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的一针接种率已经超过90%，两针接种率已经达到88%。我们不能光看比例，还要看基数。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仅有400万，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千万甚至几百万。中国的两针接种率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高的。中国当前真正的问题是，仍有5,200万的60岁以上老年人没有完成两针接种（80岁以上接种率刚刚超过50%），而加拿大、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典等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都没有到达这个量级。发达国家中人口总数超过5,200万的只有美国（3.28亿）、日本（1.26亿）、德国（0.83亿）、法国（0.67亿）、英国（0.66亿）和意大利（0.6亿）。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让老年提前接种，是失策。但现实情况是，各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并非法定的强制接种疫苗，而是为了应对大流行病所尽快推出的疫苗，所以任何国家都没有强制民众接种。欧美疫情最严重时，强制接种法案都没有得到通过，最终采取了一种“软强制”措施，即不接种疫苗者无法进入工作场所或公共场所，才倒逼民众提升了接种率。之所以出现中国老年人接种率低而海外老年人接种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此前的疫情防控有效，国内只有零散疫情出现，老年人担心疫苗可能存在的副作用，而不会担心像海外老年人那样容易被感染进而出现病危。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各地为了老年人接种也是费尽心思，北京目前老年人接种一针已经可以领取接近600元人民币的现金+购物券。但很显然，目前老年人接种率的快速提升是最为重要的目标。3、药品储备。目前的新冠特效药主要是美国辉瑞公司的paxlovid，能够有效降低感染者的重症率和病死率，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医疗系统的压力，一个疗程（一盒）的国内售价是2,300元人民币，已纳入医保。价格高的原因是其他可替代药品还未出现，并且仿制药并未授权在国内使用。最关键的不是价格，而是药品储备。目前只针对吉林、上海等疫情严重地区引入了少量药品，更多的储备还未实现。储备更充足的特效药，具备足够的自制能力，对当前和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4、病床数量。我们之前提到过，中国大陆每10万人ICU病床数目前只有4.6，远低于美国的34、德国的29.2、台湾地区的28.5和新加坡的11.4。并且，中国的ICU病床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中小城市无论从硬件还是合资格的医护人员而言，都是严重不足的。身在大城市的人们很多时候忽视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以上海为例，如果上海是独立存在的，那么以当前上海的医疗资源，实现新加坡那样的放开未尝不是一种选择，按照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况，在遭受一波医疗系统冲击，出现一波集中病亡后，病亡人数就会开始减少。但问题在于，上海放开后，其他医疗资源落后、老龄化严重地区的人们，将遭受远远比上海放开更大的冲击，病死率和病亡人数不会是一个小的数字。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够有效运转，是依赖于数百万基层服务业人员，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往往都留守在家乡，如果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家乡正在遭受疫情的严重冲击，那他们会把自己的父母接到哪里去治疗呢？恐怕还是会回到上海吧。此时上海医疗资源遭受挤兑，难道还准备封城自保吗？我们看到，国家卫健委和中疾控在最近的发布会上同时强调Omicron的病死率和死亡率，这是有所指的。通常而言，强调病死率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强调死亡率呢？因为死亡率（病亡人数/人口总数）反应的是可能出现的病亡总数。在放开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核酸检测大幅减少，确诊人数已经不能反应总的感染人数（例如香港上报的确诊人数只有100多万，但不同机构推算的真实确诊人数自250万-400万不等），所以病死率已经不准确，在遭受一波疫情冲击，大面积感染后，真实病死率要更低。死亡率（病亡人数/总人口数）是一个更准确的数据。我们可以根据死亡率推算出放开后国内可能出现的总病亡人数。这个数量，以目前国内的准备情况来看，仍将非常大。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病死率和死亡率数据时，一定要看不同国家和地区“防疫四要素”的不同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国防疫专家要反复强调，Omicron并非“大号流感”，这确确实实与“防疫四要素”是否准备充分有关，而这个是否充分，对14亿人口的中国来讲，所花的时间确实会比很多国家需要的更多。综上，我们看到，在常住人口仅有400万、半年前mRNA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85%、医疗资源堪称优秀的新加坡，也是在半年之后的今天，在做好更万全的准备后，才降低了防疫控制措施。所以，中国当前“动态清零”的真实目标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用今天非常大的防疫成本换来更为宝贵的时间，将未来可能出现的病亡数量降至尽可能低。这个宝贵时间，就是用来建设和提升“防疫四要素”并做好其他准备的时间。1、通过引入有效性更强的疫苗节约宝贵的时间。灭活疫苗在接种两针后，重症和病死防护的有效率超过70%，但与mRNA疫苗90%的有效率仍有差距。要提升到共同的接近98%的有效率，需要接种三针灭活疫苗。区别在于，接种两针只需要间隔一个月时间，而接种三针却要在接种第二针的6个月后，产生效力还要再加半个月时间。因此，针对完全没有接种疫苗的60岁以上老年人（这也是基础病最为集中的人群），应当考虑引入接种两针防护有效率更高的mRNA疫苗，这样，最快在接种后一个半月时间内，就能很快建立老年人的防护屏障。2、尽快全面提升三针接种率。无论采用哪种疫苗，三针接种率都可以最有效的提升防护等级。我国一直没有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推进疫苗接种，这是因为Omicron疫情之前的病毒，传播速度并不太快，国内防控有力，导致许多人还在选择观望。从现实来看，接种疫苗已经不是个人选择问题，而是公共卫生防疫的重大问题。除了因疾病或身体原因确实不能接种的以外，应当尽快实现“应接尽接”，也应当让民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重症率、病死率等相关数据，明确不接种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以我的观察，确实仍有非常多的人至今不了解这些信息，甚至存在疫苗阴谋论的认识）。应当考虑采取海外实施的“软强制”措施，没有医院诊断不宜接种证明而未接种者，限制其进入工作区域和公共场所。年轻人也应当向老年人宣传接种的重要性，因为防控的目标是争取宝贵的时间，而不是消灭病毒。3、以最快速度加强药品储备、病房建设，全面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储备，建立疫情大规模出现时针对弱者的“反向隔离”措施。这是官方必须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从我的观察来看，至少在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储备上，各地的反应非常慢。上海医疗系统被击穿的最重要原因，是需要大规模核酸检测时，大多数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去支援核酸采样，导致其他医疗停诊。核酸采样并非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各地应当尽快建立一支能够替代大多数日常医护人员采样的核酸采样储备队伍，避免从医护人员中进行大规模抽调。同时，应当从上海疫情中汲取足够教训，提前统计好不能离开医院救治的病人数量，预留相应的医院和医护资源，以此确保必须依赖医院救治的人员在疫情急剧扩散时能够优先被“反向隔离”在医院中。4、充分依赖国内物流企业的优势，收集真实问题，自上而下打通阻碍物流正常配送的堵点。上海此次疫情被人们诟病最多的地方是城市物流的彻底瘫痪，这是在其他城市严格封控期间都没有出现过的。对一个超大型城市而言，要维持常规物流保障能力，整个供应链人员配置至少数十万人，绝非基层社区管理人员能够替代。最近物流企业纷纷表示各地防疫政策不统一，甚至划地为牢，无疫情地区对物流企业和人员存在不尊重、防疫层层加码的情况，严重挫伤物流企业和物流人员的积极性。协调地区之间的物流畅通，并非某个地区自行能够做到，必须自上而下有统一要求，否则一旦出现类似疫情，基本民生保障将很快出现问题。这是上海疫情反应出的最大问题，也是Omicron时期防疫措施能够有效推行最为重要的民生支撑，需要决策层的直接干预。5、建立全民长期防控意识，放弃“躺平”幻想。尽管欧美亚部分国家已经尝试“放开”，但各国和各地区的防疫政策并没有取消。并且各国、各地区，也是随着疫情的变化情况，随时重新进行调整。我们看到，海外不同国家的防疫策略确有不同，在不同阶段，有些要求比中国宽松，但有的要求其实比中国更严，没有一个是真正躺平的。海外医护人员被感染后，同样是自我隔离转阴后才会继续回到工作岗位。每一轮疫情集中爆发，都会对现有医疗系统造成很大压力。6、形成统一认识，引导民众预期。在近期疫情处置过程中，某些地方确实存在怠惰甚至希望顺势放开的认识，这种观点的形成，看起来有所谓海外病死率、重症率达到流感水平的数据作为支撑。但这种观点，丝毫没有认识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有效运转是依赖整个国家的有效运转为前提，是数百万年迈父母仍在医疗资源较差地区的基层城市服务人员在支撑，更没有认识到“防疫四要素”并未准备充分的现实。持有这些观点的专业人员，可以讲连专业精神都是极为欠缺的。对大多数国内民众而言，长期处于疫情防控较好的状态下，与反复遭受多轮疫情冲击的海外相比，自我防护和应对风险的意识严重不足。昨天，钟南山院士提到了在动态清零基础上逐步放开的观点。无论是因为病毒变异导致的对医疗系统的冲击，还是未来在研判后做出逐步放开的决定，这都要求每个个体增强自身的自我防护和风险应对意识及能力。从海外几波疫情的发展来看，医疗资源遭受多轮冲击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防疫措施反反复复、从放开到禁足也是常有之事。因此，应当让民众清晰的了解，由于病毒的变异，毒性减弱但传播速度更快，中国实施的防疫策略在做出调整，民众也需要同步调整。在疫苗接种率大幅提高的基础上，每个家庭都要做好相应的物资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防疫配合。需要理解的是，无论是中国目前采取的动态清零措施，还是海外的放开，医疗资源在特殊时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提前做好日常医疗储备也是必需的。这既是公共政策方面的事，也是每个个体和每个家庭都要参与的事。上海疫情仍然胶着，也出现因诸多准备不足而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应当再次建立上下齐心的防疫共识，尤其要十分珍惜用当前巨大的防疫成本换来的十分宝贵的时间窗口，加速各种准备，迎接未来真正的放开。以上。

上海的Omicron疫情仍在持续，从其他地区驰援上海的力量已经到达，动态清零目标也已明确。相较武汉疫情全国驰援时的万众一心，今天上海的局面似有相当不同。在疫苗有效接种后，大多数人在Omicron感染后症状轻微，因此无论是防疫专业人士还是上海民众，对当前是否仍需采用过去的封控方式，存在一定质疑。尤其是在前几日急症就诊不便、低龄儿童需离开父母隔离等情况下，这些质疑声音越来越大。上海本地民众权利意识较强，也敢于通过网络舆论发声，因此虽同处疫情期间，上海的疫情处置情况更多的为外界所了解。近几日，我与一些身处大陆之外的华人朋友（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包括在海外从事防疫工作和一线医疗工作的专业人士）比较详细的沟通了自己对当前中国疫情处置策略的看法。这些华人朋友大多在大陆都有自己的亲友，关心国内疫情发展，也与亲友间有过频繁的双向沟通。我将一些讨论情况加以整理，并从自己的视角加以表述，供各方参考。一、Omicron导致的症状轻微，病死率接近流感，欧美亚发达国家已有序放开，为何中国大陆还要坚持动态清零？这是海外华裔十分不理解的问题，并且，由于海外华裔与国内亲友也有频繁沟通，进而也成为国内有疫情的大城市民众（当前尤其是上海民众）很不理解的问题。这个问题理应得到正面回答。海外在当前之所以能够有序放开，是在疫苗有效接种、医疗资源有效保障的前提下，将病死率控制在一个当地民众可接受的范围。各国民众对病死率和病亡人数的可接受程度其实是不同的。欧美大多数国家自始至终没有采取过严格的封控措施，在前期病亡人数过多。在疫苗有效接种、医疗资源充足和其他防疫措施辅助的前提下，Omicron的病死率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被控制在0.1%甚至以下，这已经达到甚至低于流感的病死率水平。“低于流感病死率”是一个重要指标，这意味着防疫的策略可以调整到流感防疫措施强度。但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两个重要前提，也就是：疫苗接种率是否足够高，以及医疗资源是否充分。从香港此次疫情来看，疫苗接种率低（尤其是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是导致病死率较高的重要原因。香港每10万人ICU病床数量是7.1，台湾地区是28.5，美国是34，德国是29.2，新加坡是11.4，中国大陆则只有4.6。香港人均医疗资源和医护水平都要高于大陆一线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因为前期疫苗接种率低，导致病亡人数直线上升。最紧张时期，公立医院的病床占用率都达到100%。相较而言，大陆的疫苗接种率至今仍然不够高，虽然整体看，两针接种率已超过85%，但仍有超过5,000万老年人没有完成疫苗接种。从上海数据看，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两针接种率不到65%，并不高于香港此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两针接种率（60-69岁为72%，70-79岁为56%，80岁以上为28%）。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在总体上每10万人ICU病床数量不高（仅为4.6）的前提下，ICU病床其实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从吉林省此次疫情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吉林市此轮确诊患者近2.5万人，吉林市中心医院就收治了重症50名、危重症35名患者；长春市确认患者1.6万人，重症42名、危重症2名。吉林市和长春市的轻症加重症率在2.5%左右。根据七普数据，吉林市常住人口为362.3万，长春市常住人口为906.69万。我们可以看到，在严控的状态下，吉林市和长春市的收治能力尚可保证，并且这两个城市的收治能力显然要好于行政层级更低的中小城市和乡镇。如果中国一线城市老年人的接种率进一步提升（按照香港数据，国产科兴灭活疫苗三针防护重症与病死的效力基本与复必泰持平，接近98%），再配以一线城市的医疗资源，那么病死率很可能也将低至流感水平。这也是为何当前上海存在诸多不满的原因。因为上海年轻群体的接种率高，而Omicron的毒性已经减弱，这导致轻症是普遍现象，这种轻症自愈的情况与海外其实已经类似。所以上海坚持封控仍要实现“动态清零”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除前述上海老年人接种率低这一香港已有前车之鉴的重要原因之外，主要仍是担心上海疫情外溢到接种率更低、医疗资源更差的中小城市以及乡镇村。无论海外还是中国一线城市的人们，似乎都不太理解位于中国大陆今天绝大多数地域的绝大多数人口，并非身处医疗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几座大城市（虽然从ICU病床数来看仍然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是集中于三线以下的中小城市、乡镇和村。大多数中小城市的医疗资源仅能满足非常基础的疾病救治。身处大城市的人们都有一个切身经验，也就是大城市的医院总是被外地患者挤满。尽管中小城市的硬件医疗条件已经反复提升，但医生的经验和水平仍与大城市有非常大的差距。乡镇则由卫生所覆盖去解决更次一个行政层级的基本医疗需求，农村的医疗基本都是依赖乡镇卫生所。从医生的收入水平来看，中西部中小城市或者村镇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年收入也就是在5-8万元人民币左右（部分人员可能更低），不及大城市医护人员收入的1/3甚至1/4。而美国医生的人均收入在2019年已达到31.3万美元。收入差异意味着在复杂专业救治能力上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另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的老龄化与全球老龄化的节奏是一样的，即中国的老龄化是伴随城市虹吸农村、大城市虹吸中小城市人口而进行，今天中国中西部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我最近一个月刚前往过中西部某省份数个县城，并到过两个行政村，一个行政村超过200户农户的平均年龄都已超过60岁，甚至相当数量是在65岁以上。这在许多省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单看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一线乃至部分二线城市，在疫苗接种率足够高的前提下，依赖当地医疗资源很可能已经可以达到接近流感的病死率。但如果在当前就放开，病毒并不会只存在于这些大城市，而会迅速的向中小城市、乡镇村扩散，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中小城市和乡镇村的医疗资源，叠加当前的接种率，很可能此时无法应对病毒快速扩散导致的医疗资源需求。我们需要了解，重症率和病死率的控制一定是建立疫苗有效性、接种率和医疗资源保障（包括药品和病床资源）这三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一旦疫苗有效性不够、接种率不足、医疗资源无法保障，那么重症率、病死率（尤其是对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而言）将快速上升，这就是香港此前实证的情况。今天身在一线城市的部分人认为，海外已经躺平，我们顺势躺平即可，一定比例的病亡人数是早晚必须接受的，不如此刻就开始接受。值得提醒的是，中国大城市的有效运转有赖于那些父母和子女仍在乡镇村留守的基层服务业人员，中国制造业的基础劳动力也是同样家庭结构的人员。如果这些确保大城市服务业和生产性行业顺畅运转的人们，发现家乡疫情失控，是否还能继续保障城市的运转和继续参与生产，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欧美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欧美的底层劳工（尤其是服务业从业者）绝大多数为移民或外劳，他们并没有预期欧美能够延伸保护身在远方的亲人。我们也看到，最近疫情发生的大城市中，也出现了医院工勤人员集体请辞的情况。对基层保障不力，将很快导致城市运转不畅。因此，之所以今天仍要在上海这样看似不需要坚持“清零”的一线城市继续“动态清零”，理由并不在于这些大城市本身，而在于就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医疗资源而言，并不能保证中国各地的Omicron病死率都低至流感水平。并且，由于Omicron传播更为迅速，即便在一个更低病死率的前提下，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医疗资源又不集中，许多老龄化地区可能出现集中的病死率过高的情况，进而可能导致总体病亡人数过大。届时，这些医疗条件落后地区的人们会自然向大城市集中，以寻求更为优质的医疗资源，进而冲击大城市相较发达国家而言也不太占优势的医疗资源。在讨论过程中，有海外朋友提出，中国的村镇人口密度很低，并且可以自给自足，病毒传播不可能迅速。这似乎是老一辈华人对中国近十年乡镇村的变化不够了解才得出的结论。仅就近十年我每年前往不同地区所见到的情况，绝大多数乡镇村已与城市连为一体，物流、人员往来频繁，并且日常生活极其依赖这些流动性。人烟稀少并且天然物理隔绝的地区已经非常罕见。农村物流、电商发展的公开数据都可以作为佐证。最有意思的讨论，是一位身在美国的台湾朋友，告知台湾今日的防疫策略也是继续坚持“清零”，而不敢躺平。台湾地区的防疫举措与大陆一线城市此前的防控措施有很多相似，包括：出入任何非家庭场所都是实名制（所有地点均扫二维码），官方可通过调取个人手机记录去确定行程进而排查密接人员，阳性检出后需要迁至“防疫旅馆”隔离。今年春节期间台湾的入境防疫策略是，如果入境者测出阳性，本人与密接都要多次检测核酸，并且要做14+7隔离，直到两次检测阴性才解除。但台湾并未有过小区或者城市封闭的情况。尤其想指出的是，台湾地区每10万人ICU病床数量高达28.5，仅次于美国、德国，

熟悉本公号的读者都知道，我们很少对一个话题连续发表评论。本文是关于俄乌之战的第五篇文章。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去记录和讨论这一话题，主要是因为目前欧美亚各国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是史无前例的。换言之，本公号的分析一直是制裁观察视角，而非军事或国际政治观察视角，尽管它们是经常相关的。虽然在经历特朗普执政期对中资企业的制裁后，美国的长臂管辖和经济制裁手段被普及给网络大众，诸多没有任何实操经验的国内“智库”和“专家”也在为官方和企业提供各种咨询，但这并不代表参与者众多，就真有那么多人明白其中的关键。实际上，没有足够实操经验和深入思考的人士，根本无法发表稍微专业一点的意见，也不可能看清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困难，更不可能做出相对理性专业的预测。当前欧美亚各国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对我国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契机。但任何一家企业，都只能站在自身或顶多所属行业的高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国际律师，往往受限于对客户的保密承诺，无法将细节公之于众，并且职业律师往往只能从法律合规性的角度去关注这一问题，而企业应对策略的实施往往是综合性的，包括技术替代、金融风险规避、产业链转移等等，对企业应对策略实施后的综合效果，职业律师也难以进行长期关注。单个企业往往又只会关注自身面临的问题。这种“盲人摸象”式的各自应对，最终极有可能在大规模制裁时出现系统性的“合成谬误”。这也是目前对俄制裁已经充分体现出来的。上述问题确实需要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来认真对待。以我最近两年的了解，尽管此前相关方面对国际制裁应对非常重视，也做过不少研究和安排，但真正具有相当高度的系统性战略思考其实仍然是非常缺乏的。这种缺乏主要源于实际面临制裁或需要应对制裁问题的是相关企业，但企业自身很难上升到全局去思考问题。相关方面靠收集各家企业的问题再汇总，只能看到问题的表面。在收集各家企业的问题之后再进行综合分析时，相关人员必须借助外部力量，而对外部力量的选择本身是需要经验的。综合分析者往往没有实操经验，只能将各家企业的资料汇总后进行“归纳总结”，甚至连应对方案都是各企业应对方案的归纳总结。这种流于原则、浮于表面的应对方式，有可能使决策层在特定时期对一些潜在的极端情况出现误判，而这些误判在特定时期可能有致命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不同方面对制裁问题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度，每个方面都热衷于对具体企业提出指导意见。但具体提出意见的人，往往是远离实操一线的，部分人甚至可能是从自媒体去了解制裁应对问题，一方面情绪十足，另一方面极其不专业。相关企业在应对这些指导时浪费了大量精力。多头反馈的信息对决策层很可能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还可能造成中间层信息加工的干扰。基于上述，我认为决策层有必要在足够高的层面去建立一个具有真正实操经验、具备综合分析能力的组织，非常客观、全面地整合相关信息，最关键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足够深刻的战略性思考和判断。下面，我从个人实操经验和长期跟踪思考的视角，以目前欧美亚相关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为例，讲讲自己对这种全方位制裁的基本认识。截至目前，这些思考内容，在中文领域，应该还是唯一的。一、综合制裁的效果远大于个别制裁的效果之和考虑到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本轮欧美相关政府对俄罗斯施加的首轮经济制裁，原则上希望排除对俄罗斯油气出口的影响。因此截至目前，欧美尚未对俄罗斯油气公司及相关的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施以直接制裁。我国最近的许多分析认为，由于欧美投鼠忌器，因此相关制裁对俄罗斯油气行业的影响是很小的。正如我们此前分析，综合性制裁的效果，尤其是当前对俄罗斯全方位制裁的效果，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反应的结果。如今这个复杂的系统反应已经开始显现。JPMorgan的全球大宗商品负责人Natasha

俄乌打到今天，东西乌还没分裂，中国互联网舆论已经分裂了。大部分人是闲的，还是工作量不饱满，人口红利的潜力还可以深挖。最近真正忙的，不是互联网上的人均国际政治智囊，而是受欧美对俄罗斯制裁影响的许多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际律师。拜特朗普执政对我国企业不断升级制裁所赐，我国从官方到企业，对美国长臂管辖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应当讲，官方非常重视制裁应对，部分受制裁影响的行业和企业也有了初步研究，部分企业有了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当然，结果不一定特别理想。我们看到，要忽略美国制裁的影响，在当前还远远做不到。技术、贸易和金融实力的全面提升，并非朝夕之功。制裁是一把双刃剑，频繁使用贸易、技术、金融制裁手段，对全球产业链会造成巨大波动，持续很长时间的全球芯片荒，其实都是特朗普时代对华制裁远期影响的表现。俄罗斯遭受欧美制裁的时间比中国更早、更长，原因也不同。俄罗斯遭受欧美制裁，主要是因为其对外领土扩张所致，欧美具有一致性。过往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局限在个别区域的，主要是克里米亚地区，以及针对有限的企业和自然人。因此，过往在审查涉涉俄交易时，并不会像今天这样复杂。或者说，过往涉俄交易的合规成本，远不如像今天这样高到难以承受。与俄罗斯遭受欧美制裁源于其不停的领土扩张需求不同，中国此前遭受经济制裁，主要是特朗普执政期内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希望借由制裁去抑制中国技术发展潜力和未来竞争优势，同时解决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是以贸易和技术制裁为主要手段，以列入BIS出口管制清单、限制美元或美国实体投资为主要形式，并且主要是针对科技类、军工类企业。针对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广泛金融制裁和对中资企业的大规模海外资产冻结，这些极端情况，都是没有发生过的。即便如此，欧美对特朗普政府制裁中资企业的措施一直有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这并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和其他问题。对中国的制裁也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的加速重构。但无论如何，由于稳定的国内环境和疫情处置表现，庞大的产能与国内市场，都使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尽管不得不面对中美两个大国的斗争，却又难以实质性站队，不敢失去任何一方。更进一步，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基本都未参与特普朗时代对中资企业的制裁，甚至在许多时候站在偏向中国一方（当然因为这是符合其利益的）。制裁的原因不同，力度不同，方式不同，评价不同，结果不同，影响不同，这些都表明俄罗斯和中国并非被认知为“同一类”。俄罗斯的威胁是针对欧洲大陆的，关涉主权领土完整和集体安全问题，这是眼前的、共性的威胁；中国的威胁是针对美国的，关涉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问题，这是长远、个别的威胁。站在欧亚国家的视角，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并非一件坏事，甚至在中美经济对峙时，欧亚国家可以从中渔利。但俄罗斯的对外领土扩张及由此导致的安全问题，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尽管今天有非常多关于俄罗斯为何要进攻乌克兰的分析文章，这些分析文章有许多还是过往欧美政客自身的反思与预见。但光了解历史并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此时此刻，欧洲精英们真正担忧的问题并非乌克兰是否会被俄罗斯占领，而是一旦俄罗斯取胜，那么它的下一次西进就直接进入北约集体防御范围内。而一旦进入北约集体防御范围，就意味着北约机制必须发挥作用，也就是整个欧美联盟与俄罗斯可能产生直接军事对抗。这个问题的棘手程度，远超今天的乌克兰问题。在刚开战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官方叙事，是绕过并否定苏联时期，直接追溯至近代之前。在这种官方叙事下，欧洲如何能够相信俄罗斯在取得对乌克兰的胜利之后，就能够停下西进的步伐，毕竟，沙俄时期的历史版图要远大于当前。这犹如俄罗斯有理由不相信北约会停下东扩的步伐，在这种叙事下，欧洲也无法相信俄罗斯会停下西进的步伐。所以最终，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都无法再退让。对欧洲而言，不发生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峙，是当前的目标，也是未来的目标，这是欧美精英层面考虑的问题。俄乌战时的全民网络直播，泽连斯基与乌克兰军民的一致抵抗，让欧美民众对其本国政客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正如我们此前分析，欧美政客在俄乌战争之初是绥靖的。这种绥靖由于俄罗斯不止步于乌东地区，以及乌克兰的抵抗超出速胜预期，加之这期间的全民战时直播，而最终逆转（《俄罗斯可能已错过最佳收手时机》）。这一逆转的标志就是德国背负沉重代价同意参与欧盟对俄罗斯的一致制裁（《俄乌之战——全球化在欧亚的转折点》）。德国的参与，意味着欧美形成了最广泛的对俄统一战线，这种战线又进一步扩大到日本、韩国、新加坡这几个东亚主要国家。真正的逆转，是因为欧洲精英和欧美民意达成了一致。美国精英考虑的内容显然有所不同。在欧亚大陆的战争，如能实质性削弱俄国，无论对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还是对当前人望极低的民主党政府，都是极为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将欧洲长期主导去美化的德国从中俄德经济脉络中抽离出来，又可以实质性的破坏掉欧亚大陆全球化的根基。当这一根基被削弱之后，中国无论支不支持俄罗斯，都会承受足够的负担。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谁导致的呢？我们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站在本国利益基础上去看待这场战争，以及正在并且将要发生的种种情况呢？今天中文世界仍然有很多分析，认为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严重受制于欧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坦率的讲，今天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没有发生过的，极其复杂的情况。目前国际炼油企业开始不愿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由于金融制裁，银行也拒绝为俄罗斯大宗商品的运输提供融资。尽管国际油价仍在上涨，但国际市场对俄罗斯石油的需求却在大幅下降。Urals原油价格比布伦特原油每桶低15美元左右，即便如此也找不到买家。日本和韩国的炼油商也在拒绝俄罗斯Espo原油。瑞典炼油商Preem

关于俄乌之战的讨论，已造成中文世界不少决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不禁怀念数年前的互联网舆论，即便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与全球化这样严峻的话题时，本公号读者的留言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很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已难再现。在人均政治家、人均国际政治智囊的互联网舆论现状下，作为存在目的并非流量变现的公众号，我的写作动机也就只剩下两个：一是记录自己对每个历史时点的认知；二是分享给少部分长期读者。鉴于少部分长期读者对本号过往数年的观点和论据已有较充分的掌握，因此本文不想再长篇大论，或罗列大量数据，这些论据都已散见于曾经的分析中。开门见山的讲，本号认为，俄乌之战已成为全球化在欧亚的转折点。如果回顾本轮全球化历史，我们知道，苏东剧变是一个关键时点。尽管在苏东剧变之前，中国已实质性调整对苏、美的关系，但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才真正完成内部的变革，实质性变革经济体制，开放国门，开始承接欧美的制造业转移，全面走向全球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成功入世已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而那时美国已无必要借此来约束已不存在的苏联。这才是过往改革开放真正的难点。在上述全球剧变的过程中，实际上用了将近四十年时间，形成了欧亚大陆一个隐伏的经济脉络，也就是中国、俄罗斯和德国的紧密经济联系，这个经济联系将整个欧亚大陆以全球化的方式连结在了一起。我们今天所有人，其实都生活在这个隐伏的欧亚大陆经济脉络之下。尽管德国在政治联盟上从属美国，在经济上也对美国高度依赖，在政治观念和对具体政治事件的看法上，德国部分政客也经常对中国或俄罗斯提出批评。但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德国的经济，早已与中、俄高度嵌合。这种三国之间的经济嵌合，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德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和中国的生产与市场；俄罗斯高度依赖德国的能源需求和中国的生产与市场；中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德国的生产与技术输出。更为关键的是，德国并不只是德国，德国的背后是欧元和欧盟，而俄罗斯的背后显然也不只有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由德国主导的欧盟去摆脱美国的长期影响，而德国则是借由俄罗斯的能源系统和中国的生产与市场去摆脱美国的长期影响。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观点，如果没有中国的生产与市场，德国今天的福利体系就会走向崩溃，欧元也就会走向崩溃。我们今天还可以讲，如果没有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德国的福利体系也可能会走向崩溃，欧元也难以幸免。这就是舒尔茨此前为什么难以决断对俄罗斯实施SWIFT制裁和提供防卫武器的根本原因。中、俄、德三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欧亚大陆经济脉络，事实上对盎格鲁萨克逊治下的全球化秩序造成了实质性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能源、生产和货币一体化推进的可能性。这个结构，是战后乃至苏东剧变之后大国博弈的产物，是在长达数十年时间内缓慢生成的。自特普朗时代开始，这个结构的紧密化速度进一步加快了。我相信，俄罗斯是基于对这个结构的充分认识，才最终做出了出兵乌克兰的决定。因为只要这个结构十分稳定，只要德国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欧盟对俄罗斯的极端制裁就难以实现，即或实现，也将大打折扣。所以，俄乌之战真正的关键点，其实不在俄罗斯，也不在乌克兰，更不在中国或者美国，而应当是德国。德国的动向，决定了欧亚大陆隐伏的三国结构是否还能够稳固下去。但动荡，还是发生了。在欧美所有主要国家都同意对俄罗斯施以SWIFT和针对俄央行的极限金融制裁后，新任总理舒尔茨在德国国内遭受了巨大压力，柏林10万民众集会支持乌克兰，社交网络充满了德国民众对舒尔茨的批判。舒尔茨政府不可能违逆本国的民众，最终选择同意制裁。不仅如此，舒尔茨政府还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要知道，在此之前，德国为乌克兰提供的，仅仅是5,000顶头盔。在昨天的文章中，我们提出，俄罗斯很可能已错过最佳收手时机（《俄罗斯可能已错过最佳收手时机》），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由于俄罗斯没有将成果控制在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继续坚决进攻基辅，而泽连斯基坚守不退，在首次现代战争全民直播之下，乌克兰最终获得欧盟和北美民众的全面支持，在如此重压之下，舒尔茨不得不使德国再次回到盎格鲁萨克逊的政治号召下，与俄罗斯形成正面敌对的关系。所以，此时此刻，欧亚大陆的稳定结构被打破，究竟对谁有利呢？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尽快完成和谈，欧美撤回制裁，恢复这个结构更有利呢？还是尽量谈不成，实现制裁更有利呢？德国难道不想恢复到战争之前吗？但舒尔茨有任何可能回到战争之前吗？是的，北约东扩逼迫俄罗斯需要做出反应；是的，俄罗斯并未在乌克兰大开杀戒；是的，美国非常坏，在背后施加各种影响；是的，欧美联合制裁必将考虑欧洲的能源安全。可对这片土地的人们来讲，更应当关心的难道不应该是，当一个本不是特别稳定的结构产生巨大裂痕之后，还有那么容易弥合吗？造成今天这一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上。

美东时间2月26日下午，美国、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继续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尤其是基辅等城市的进攻，同时声明上述各方将在未来几日内采取若干联合制裁措施，包括：1、将特定的（selected）多家俄罗斯银行剔除SWIFT系统。2、对俄罗斯中央银行采取限制措施，以阻止其通过部署俄罗斯的国际储备来减弱相关制裁。3、对与俄政府有关的俄罗斯富豪，限制其通过获取“黄金护照”（gloden

出于习惯，对于没有足够事实依据的事件，我通常倾向不公开发表意见。但丰县铁链女事件发展到今天，有些话不得不讲了。此前，我花时间查看丰县铁链女事件的公开信息，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报道，包括地方通报、判例、过往媒体报道，以及，尤其是关于农村人口和婚姻问题的相关人口学研究资料，我还查询了江苏、徐州和丰县最新的人口数据。接着，我比较冷静的写了半篇分析，但一边写我一边发现，如果不把问题点透，不彻底解决女性和儿童买卖问题，不但这代人难以向历史交代，像今天这样人人自危、质疑公信力的情况，可能还会反复出现。所以我又重新写了本文，省去很多过程论述，直击重点。我认为，是时候痛下决心去彻底解决人口买卖这个野蛮的历史遗留问题了。我相信，在目前舆情下，官方也很着急。但个案终究是个案，个案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很显然，人们关心的并不只是个案，更是个案背后的成因、背景、覆盖面，以及未来是否可能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我先讲一个数据。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的推算，我国80后世代多余男性138.86万人，90后世代多余男性1,012.14万人，00后世代多余男性1,301.62万人，10后世代（截至七普时点）多余男性1,191.2万人，合计3,643万人。虽然男性多余人口总量将超过3,500万人，但目前大约还有2,500万人处于隐伏状态。进入婚龄的“光棍”群体，从2020年开始，将以每十年增加1,000万人的速度，拾级而上。这是就整体人口数量而言，没有区分地域和城乡。我们今天难以忍受的人口买卖个案，并不是发生在未来“光棍”最多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光棍”更少的过去。我们今天看到的个案，是历史上“地域性男女比例失衡”和“地域性人口买卖习惯形成”这二者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很显然的是，未来二十年内，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将会加速体现出来。也就意味着，过往或者今天没有个案的地区，未来都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衡”这个导致人口买卖问题出现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如果我们不从今天就痛下决心去铲除“人口买卖习惯”形成的土壤，那未来将很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局面。今天部分地区存在人口买卖的历史，是毋庸置疑的。在一些地区，人口买卖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这种历史惯性伴随着对女婴的敌视，甚至导致这些地区男女比例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严重失调。尽管这其中有家庭经济上的考虑，但这种集体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当地男女结构严重失调后，便从外地“买入”女性或者儿童，去“延续香火”，去作为家庭劳动力。而在鼓励生育的今天，又出现了连生八胎的马尔萨斯式“生育套利”，通过多生来获得更多补助和其他福利。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每个落后地区都有这样的人口买卖习惯。这种习惯的形成，具有地域性，是长期形成的。一旦形成，只要当地的生育观念不发生彻底改变，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仍然存在，那么人口买卖行为在当地的容忍度就会非常高。当个体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环境中时，被同化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保持独立的可能性。一旦人口买卖在当地成为一件被普遍认可的事，那这种群体行为就很难自动终止。这个时候，所谓“法不责众”的情况就出现了。于是，这个地区就可能成为持续性人口买卖的地区，最终就成为危及其他地区的文明黑洞。也就是说，如果这代人不能彻底终止人口买卖这个野蛮的罪恶，那当未来这个野蛮罪恶的最主要生成土壤更大的时候（即单身男性人口数量大幅提升），届时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这的的确确事关每一个家庭。但如果要连根拔除，困难在于，盖子要么不揭，要么就得全揭。人口买卖是刑事问题，只要符合标准，都是刑事公诉案件。但并非历史上形成的所有人口买卖家庭，都愿意看到这个刑事结果。部分被买卖人口，已经融入当地，有了下一代，甚至生活也算正常，可能不希望、也承受不起家庭成员出现刑事问题；但部分被买卖人口，则有可能像丰县铁链女和媒体过往报道的那些案例一样，还处于被救援的状态。我们不能忽视过往多年公安机关和媒体为打拐付出的辛苦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但显然，还没有到“除恶已尽”的阶段。今天仍有可能以比较小的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历史上的人口买卖存在地域性的特点，这些地区，其实在多年的打拐过程中，很多是被相关部门和媒体所掌握的。关键是，必须要下定决心，并且处理得当。要求这些地区进行本地打拐，难度非常大，因为人口买卖的地域性和历史因素导致了当地存在保护倾向。因此，如果要“除恶务尽”，必须由外力入手，自上而下，由全社会形成共同的声音。这其中，必须考虑对刑事问题进行灵活处理。首先，要从整个社会舆论上全面否定人口买卖，舆论高压是必须的。但高压震慑会带来自我保护的后果，这可能导致证据的隐匿甚至对被买卖人口进行伤害。因此必须留有出口。出口至少应当考虑两个方面：一是遵从被买卖人口自愿，如果被买卖人口自愿留在当地家庭，那么应当对其家庭成员过往的购买行为进行非罪化或非刑化处理，不对这些家庭进行伤害；二是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对配合解决个案的家庭成员尽量降低处罚。反过来，对抗拒、造假的行为，应当严逞。其次，当地群众往往很难理解较为复杂的刑法规定，单靠地方政策宣传，可能很难起到好的效果。不妨以当前热点地区为公开范例，在当前全社会关注的情况下，不仅解决个案，同时还集中解决一个地域内的历史性人口买卖问题，整个过程和结果全面公开，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一是回应全社会关切，当前社会舆论已经认识到一个地区不可能只有个案，光解决个案，人们的质疑不会消除。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些年的人口买卖情况已有大幅减少，让人们通过一个地区的问题处理，看到人口买卖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对于降低社会担忧，是会有所帮助的。二是彻底解决当地的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自愿选择和严厉打击相结合的方式，抚平历史创伤，让曾经有过错但能被家庭原谅的人继续正常生活，让真正的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通过公开范例向其他人口买卖地区展示处理方式，以普通农村人口能够看得懂的方式，让他们意识到不同选择的不同结果，为其他地区处理类似问题铺平道路、打开局面。我认为，在当前舆论环境下，下定决心是必须的，可能也是容易的。真正不容易的，是此事关涉许多活生生的个体和家庭。如果不下定决心，那长期而言，可能会出现更麻烦的局面；如果下定决心但简单高压处理，那必然伤及许多无辜。毕竟，在互联网上的各位，都只是看客，而不是当事人。所以我认为，既要下定决心，但还是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做全面的准备和应对，这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被舆情现状的急迫所左右，在积极处理个案的同时，还应考虑长远。在此，我特别想多说一句的是，互联网天生具有舆情聚集的特点。应当讲，互联网改变了各国的政治生态和官方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但当我们将大量精力用于急于做舆情应对的时候，一些长远的、更关键的问题，反而得不到足够重视。所以，一些高校的校友通过网络签名集体写请愿书的行为，我是非常反对的。互联网舆论中，最不缺乏的，就是能够煽动情绪的东西。如果大家都的对人口买卖问题那么关心，不妨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去提供更有价值的意见，去影响更多的人，去让舆论环境远离流量经营和谣言，这样才可能对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有真正的帮助。以上。

我在中国北方一座小城待了快一个月了，这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位于全国前列。从全球来看，人类社会的老龄化并不最早出现在大城市，而是先出现在人口流出的乡村和中小城市，无论欧美、日韩还是中国，都遵循这一规律。从大城市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从乡村和中小城市“虹吸”人口的过程；但从乡村和中小城市来看，则是一个“人往高处走”的“用脚投票”的过程。超老龄化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我想今天在大城市搞人口经济研究，写分析报告的专家们可能难以切身体会。正因为如此，最近有三位网红人口研究者又写了一份报告，他们认为通过每月向年轻人提供1,000元现金，就能促使年轻人多生一胎。这算新时代的何不食肉糜吗？超老龄化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我想提供一些直观的所见所闻，身处大城市的读者们，可以感受一下。见闻一：人少人少是第一个感受。少到什么程度呢？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开车在城区行驶，许多地方都没有行人，也没有行驶的车辆。城区和市辖县城的基建是完善的，植被覆盖率高，也有不少供人锻炼、休闲的公园、绿地，但就是很难看到有人。可能跟冬季寒冷有关，但据说春夏季节也差不了太多。人口稀少的老龄化，这应该是中国首先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中小城市的一个共同特点。与之不同的是，今后大城市可能要经历的是人口密集的超老龄化。见闻二：服务业人口年龄普遍接近或超过40周岁通常来讲，城市服务业人口的年龄是偏低的，尤其是在工业化之后，服务业承载的新增就业更多，在服务业更能见到年轻人的身影。但在这座小城，城区40万人口，服务业人口的年龄已经普遍接近或超过40周岁。简单来讲，无论是餐饮、零售、还是其他现场消费，顾客能够遇到的大部分服务业人员，都已经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相应的，大多数顾客的年龄，其实也在这个数值之上。由于大多数人的年龄都步入中年，整个社会的节奏就慢下来了，慢条斯理成为常态。大家都不需要着急，着急也没用。见闻三：低频的现场商业消费城区前几年建了一座比较大的购物商场，之后这两年新建了一座万达广场。万达开始营业后，之前那座商场的人气就几乎归零了。所谓归零，就是几乎没有顾客。不只工作日几乎没有顾客，就是晚上或周末，也没有几个顾客。万达在工作日的情况其实是类似的，在周末好一些。现场商业的消费是低频的，大型商业设施空置的可能性很高。这令我想到了德国的城市情况。德国许多知名城市只有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往往只有一个大型商场，其余都是社区的小超市和临街店铺，这应该也是城市早年进入老龄化后，低频消费导致的。见闻四：电商消费的不方便这是非常难得的体验，近十年来，我首次体会到了电商消费的不方便。不方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快递慢，无论是京东自营还是淘宝顺丰发货，大部分商品都做不到次日达。二是收取货物困难，这里的快递（包括京东）都不会把商品直接送上楼，这有小区自疫情以来管控的原因，可能也有当地习惯的原因。小区都设置了快递代收点，京东和顺丰在送货时会电话询问，如果顾客需要送上楼，也会送，但需要家中有人。其他快递都会自动将快递送到驿站并发一条短信。经历了两三次之后，我发现直接在小区楼下的超市买东西是最方便的，其次是去大商场里的超市（商品价格普遍比电商平台和小区超市高，但品种会多一些），最不方便的竟然是通过电商平台购物。即便如此，当地人也认为，电商普及之后，许多现场购物的小商店也逐渐消失了。老城区的临街店铺大量空置，无法出租。见闻五：县城大量房屋空置甚至废弃市下辖的若干县城，包括县城中心区域，临街的店铺都有大量空置的情况，部分地区甚至存在临街废弃的商业房产。县域的人口比城区更少且更分散，县城中心位置的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比城区显得更为突出。乡村人口的老龄化更加突出，不少乡村甚至只剩下老年人，年轻人均已外出工作。乡村人口的老龄化情况与其他许多地区是类似的。见闻六：年轻人较强的生育意愿尽管城乡区域已经步入超老龄化，但已经在本地实现就业的年轻人，生育意愿明显比大城市更为强烈。本地年轻人生育二胎是常态，可能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本地的收入与消费对已经留在本地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并不构成生育压力。本地比较稳定的普通工作岗位的月薪资在3000-4000元左右，高一些的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当地的房价新区目前在4000元/平，旧区甚至有3000元/平的房产。其他现场消费比大城市也还是偏低不少。二是父母都在身边，能够照顾，传统上还是希望子女能够多生养。三是教育资源对本地来讲是足够的，人口外迁导致的老龄化同时伴随着少子化，这导致学籍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这种不需要争抢学区和学位的状态，类似于大城市二十年前的情况。见闻七：鸡娃是一个不存在的话题大城市的年轻人每天在社交网络上被教育，小地方的教育资源差，没人愿意留下来。实际上，这个视角的话题在本地根本不存在。人们也会讨论谁家的孩子去年高考去了哪里，但没人感觉自己身处本地导致下一代丧失了希望。本地的中学尤其是高中也引入了类似衡中那样的学校，但家长亲自上手鸡娃或者在小学阶段开始鸡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也导致一些学生到了高中甚至高三才发力改变名次，这与大城市二十年前也是类似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是一个极其普通家庭的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要好于在大城市进入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去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里仍然允许一个小孩在高考之前以较慢的方式发展。见闻八：年轻人的机会本地比较好的企事业单位中，具有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的年轻人仍然是少数，前几年仍然只能够招录到大专或专升本这个层次的学生，近几年陆续可以招录到统招本科生，但211学校毕业的本科生极少，985学校毕业的本科生可以说罕见，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则几乎不存在。这反而为普通学校本科生的个人发展带来了机会。非211中等档次院校毕业的本科生，进入单位后都能受到一定重视，在五六年之内都会获得一定的职位机会，这在大中城市几乎是难以见到的。尽管在本地仍然会讲求“关系”，但任何单位，也不可能全由“关系”来决定全部人员的选拔，尤其是在企业中，业绩和能力的评价标准是相对客观的。见闻九：地方政治经济环境改善的影响自上而下的反腐、扫黑除恶，对当地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与当地人在交流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尤其对于老百姓而言，摆在台面上的腐败和黑恶势力大幅减少，这也直接改善了当地的营商环境。地方官员希望发力经济转型，由于地区相对落后，有不少外地干部前来交流任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方固有的一些落后意识，开始利用一些政策优惠，逐渐引入大城市的新兴企业。尽管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但转变仍然是明显的。以上是最近的见闻，同时附一些思考。思考一：超老龄化小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当地能够深切的感受到，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之后，消费的提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人的年龄越大，消费的意愿越低，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消费意愿降低，导致经济需求下降，进而影响就业。应当讲，如果收入尚可，当地的日常生活舒适程度是比大城市更高的。但相应的，日常消费与生活在大城市相比，其实是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的经济支柱产业不明显，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年轻人总体上还会流失，导致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随着退休人员数量在未来二十年的急剧上升，养老金负担将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正如之前所述，由于这类小城市的公共基础资源对于满足普通生活来讲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弱于许多大城市，对一些年轻人来讲其实仍然是存在吸引力的，甚至这种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还会逐渐提升。日本也经历过这一阶段，也就是先行老龄化的地区，反而开始吸引年轻人前往。如果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无法确立，那么未来的养老最终仍然要靠转移支付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决策层通过分析先发国家老龄化经验后，达成了共识，也即只能通过继续发展制造业和先进科技，去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思考二：生育率提高的关键在中小城市和流动人口我们以前分析过，中国的生育问题目前仍有改善的可能，但改善的方法与今天专家学者们提出的学习欧洲的方案完全不同（《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中国的政策应当是去针对性的解决3.7亿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而不是泛泛的学习西方国家普遍的给予年轻人口税收甚至现金激励。在今天中国的大城市，必要支出（住宅、教育）与收入比非常高，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多数年轻人难以生养子女（二胎子女）的状态，少数具有育养能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又是非常繁忙的，而首胎生育时间过晚，又直接导致了二胎生育的可能性大幅下降，这是一个先发国家也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中国而言，今天仍然有比较强的生育意愿的，恰恰是身处中小城市，生活压力不是太大的年轻人。我们今天有3.7亿流动人口在为大城市服务，如果他们之中有相当部分能够安家于中小城市，那么这部分生育意愿将有效释放。但问题是，我们愿意反思全球化带来的巨型都市化，进而改变全球首屈一指的超大型都市化进程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上海一派的学者一直持有相反的认识。思考三：小城市超老龄化是大城市超老龄化的先声如果我们坚持推进全球首屈一指的超大型都市化进程，那么今天小城市的超老龄化就将成为大城市超老龄化的先声。如果超老龄化的小城市由于地广人稀、基础设施完善还能感受到生活的舒适，那大城市在人口密集的超老龄化时代，可能就难言舒适，个体生活成本也将大幅提升。届时，甚至会出现养老移民的情况。事实上，大城市对养老的唯一吸引力就是医疗资源，这也意味着，未来应对人口密集超老龄化问题的方案，主要也将从医疗资源的分配出发去做安排。我们今天已经能够从老年病学的知识，充分认识到老年人的医疗需求类型，随着时间的推进，部分地区和企业可能也会进一步发现其中的机会。最后，我仍然建议那些洋洋洒洒数万言，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坐而论道的人们，如果对老龄化这个话题有足够的兴趣，不妨真的去到一个超老龄化城市，住上一段时间，慢慢体会一个真实的超老龄化世界是怎样的。至少，那并不是一个会令人感到惧怕的社会，毕竟，欧洲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了。以上。

近两年，一股“学习德国模式”的风潮席卷国内。东吴证券一位分析师写研报，认为中国目前在教培、平台经济方面的改革都是在学习“德国模式”，这个结论被华尔街媒体所关注，成为海外媒体解读中国政策的一个方向。甚至最近有人将“共同富裕”这个主题，也与“学习德国模式”相结合。坦率的讲，我认为目前大多数宣扬“学习德国模式”的言论，似乎对德国的了解和理解都非常浅。本号对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非常关注，早在2018年，我们就集中介绍、讨论过德国制造业隐形冠军的情况（《多一些亩产英雄和隐形冠军，少一些泡沫独角兽》），并与隐形冠军理论的提出者赫尔曼·西蒙教授进行过交流（《与赫尔曼·西蒙教授的交流》）。在2019年关于深度全球化与中美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对“莱茵模式”（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德国模式”）进行过比较系统的介绍（《全球化下的莱茵模式》）。我们之所以一直关注德国的情况，是希望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去搜集不同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情况，进而进一步分析、思考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很显然，在本轮全球化中，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在教育、医疗（保险）、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控制等问题上，都出了严重问题。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德国在应对上述问题方面，结果较好。美国和德国同处先发国家阵营，都是本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家。而中国至今仍然是本轮全球化的承接国。本轮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因是先发国家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基于战后大国核威慑的全球和平环境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过往四十年，中国是携“人口红利”优势进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大陆是继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后，先发国家生产性行业的最大海外承接国，由制造业产业链低端开始，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再以国内城市化的地产基建为依托，逐渐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的国内市场之一。中国在美国和德国等先发国家眼中最初的“定位”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既作为先发国家产业链下游的生产地，又逐渐作为先发国家的目标市场地。那为什么美国国内出现了比德国严重得多的政治经济问题呢？这是2019年我们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一文中详细讨论过的，不再赘述。所谓的“德国模式”有自身一些特点，这些特点让德国经济既没有出现盎格鲁·萨克逊那样的偏向自由市场，也不像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而是在偏国家主导和偏自由市场之间，寻找出一个空间，即所谓“秩序自由主义”，又或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在过往的文章中，我们介绍这些特点时，比较的对象是美国；在本文中，我们复述德国这些特点，但将把比较的对象变成中国。尤其想提醒各位读者注意的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都需要同时考虑两国各自的情况。今天国内关于“德国模式”的宣传，有许多是将我们此前文章中涉及德国和美国比较的内容，简单拿来论证中国全面“学习德国模式”的合理性。然而这种简单推导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德国、美国和中国，无论从人口规模、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发展路径来看，都是不同的。德国与美国相比，美国可以借鉴改善的方面，未必中国就能直接采纳。而德国自身一些特点，因其历史路径选择，其他任何国家，可能都难以采纳，这也是一些德国学者的观点。我们关注其他国家的目的，一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个国家本身，二是取之所长，但任何取长，都还是要回到本国的情况，而不是邯郸学步。我们理解，所谓的“德国模式”，从产学视角看，表现为四个特点，即：高度重视制造业、特有的金融体制、双元教育体系、劳资共治，这个四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能分开来看。必须牢记，上述任何一个特点，与另三个特点都是相辅相成的。寄希望于吸收其中一项特点，而不顾及其他方面，都会导致扭曲的政策效果。而其他国家要全面吸收上述四项特点，也基本不可能。德国对制造业的重视源于19世纪德国早期工业化的成功，以及20世纪两次大战导致的国家资金巨额投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德国最具实力的大型企业，历史的看，基本都有“二战因素”。但这不意味着，战后德国的技术发展，仍然是曾经战时的“举国投入”在主导。正相反，战后德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在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的进步。无论是汽车、能源还是化工行业，德国颇小的国内市场都不能满足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扩张需求，而在这些大型企业背后的大量“隐形冠军”，也不是依靠德国国内市场就能够容纳的。德国学者讨论“隐形冠军”这个话题时，其实一直在是“全球化”这个语境下去讨论的，而不是像中国部分地区简单划一个企业营收、利润的线，在线上的企业就开始称之为“隐形冠军”，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给政策倾斜。德国对制造业重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其较为特殊的金融支持模式。尤其是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而言，地区性的储贷银行、合作银行（而非大银行）是提供长期信贷支持的主要金融机构。这种地区性的储贷银行、合作银行往往与当地的制造业企业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关系，无法也不会刺激企业进行快速扩张。这类地区性银行的长期金融支持模式，恰恰是许多国家没有的。长期以制造业为重，并且在细分市场实现了差异化的高端，导致德国本土的制造业企业有非常好的利润率。按照赫尔曼西蒙教授的说法，近些年来，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融资甚至都较少依赖银行，其丰厚的利润已经足够支持这些中小企业持续扩张。也因此，这些企业有能力（而不仅是政策要求）为员工提供较好的薪资待遇。所以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系，尤其是职业教育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德国的制造业企业有丰厚的利润回报作为，而中高端产业的技术人员，又是维持这种利润回报的必要人力资源。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回报，是因为许多企业已经持续全球化经营上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与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进而导致美国上市企业普遍股权分散、被管理层实际控制不同，德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隐形冠军企业都不以“上市”为目标，呈现家族化的特点。国内研究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很多时候忽视了一点，也即德国这些企业是主动选择“隐形”（不上市）的，因为上市就不可能隐形。那为什么这些企业明明能够上市而不上市呢？这是中国的企业家、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可以深入思考的。德国所谓的“劳资共治”体制，一方面深受曾经工人运动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尊重市场。正因为德国企业的“所有权人”大多一直在位，随时身处全球化市场中，加之中高端制造业对长期、稳定的技术人才的渴求度非常高，家族企业家与员工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才使“劳资共治”没有损伤企业家的积极性，也没有让美国式的职业经理人通过管理层控制并在资本市场追逐短期利益而损伤技术人员长期的积极性。所以，我们站在中国视角来看上述四个方面：首先，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的道路上，而不是已经位于各细分市场的高端。我们目前有不少企业的规模已经很大，但许多离具有“全球化”的影响力还有相当的距离。利润率不高、波动性大，是主要特点。其次，中国的金融体制并没有地区性的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地方银行系统对当地私营企业的信贷是“运动式”的。银根一松，开始劝贷；经济过热，立马惜贷。我国地方银行不是私营的，有着所有企业代理人问题的通病，追逐短期利益，没有长期陪伴企业共存亡的意愿和约束。再次，中国的职业教育想学德国，但普职1：1的比例，让城市中的家长大为不满。因为没有人相信中国的职教毕业生能够达到德国职教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和社会地位。这其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本来还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少数企业在寻求突破，但总量上还不足以支撑德国那样规模的双元教育体系。最后，劳资共治对中国来讲更为困难。中国是携人口红利优势进入全球化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是过往四十年最大的“优势”。劳资共治意味着要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而中低端为主的产业链现状，使得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非常高。如果不顾实际的拔高，许多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严重收窄。做蛋糕的没有了，分蛋糕的也就分不到了。所以我们讲，同样四个方面的特点，在对比美国时，我们会讲，美国是有能力做到德国能够做到的，却没有做到，导致其内部贫富分化加剧，产业空心化；但在对比中国时，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产业链尚在爬升的现实，想要全面采纳“德国模式”，其实也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否所谓的“德国模式”就完全没有借鉴意义了呢？也不是。对德国的借鉴，必须回到中国本土的情况来看。首先，让中国经济回到实体的目标是非常正确的。德国和美国在本轮全球化中的不同选择，让大家看到了“脱实向虚”的巨大危害。中国政策上对实体经济、对制造业，尤其是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倾斜，必须有长期的决心。如果没有稳定的预期，那在市场条件下，人财物都会离散。只有稳定的预期，人财物才会在市场条件下聚合。单个企业的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其次，中国很可能难以产生德国那样的地区性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即便有这个名，很可能也没有这个实。这不仅是贷款是否长期或者利率是否足够低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德国这些地区性私人银行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时间，它们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与当地的制造业企业相伴相生的。一切产业的发展，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蓝图，不是靠修建一个漂亮的产业园就能把产业搬走；一切产业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历史路径依赖。德国的金融经验真正告诉我们的其实有两点：一是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系统，对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运动式”的信贷是不稳定的；二是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短期金融投资模式（VC/PE—>上市退出）也是非常不稳定的，要允许部分中小企业长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规模去占领细分市场，要允许部分中小企业长期“隐形”而不用上市，而不是鼓励金融资本进入每个细分市场的企业去使之膨胀做大。说到底，中国必须建立一套适合自身的、针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所有生产性行业的金融支持系统。这一点上，抄美国是错的，抄德国或者抄任何其他国家，可能同样是错的，必须立足现实来开展制度设计。再次，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必须立足自身情况。职教要受到广泛认可，必须以就业全面改善、社会地位提高为前提，而不是人为限制分流。人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就是打破阶层束缚的过程，任何相反的障碍，都会被历史所摒弃。中国当前确实处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好时机。一是中国长珠三角一大批制造业企业正在从产业链中低端突围，长期看，能够提供一批长期稳定发展的就业岗位，无论在薪资待遇还是发展前途上看，可能都要比外卖员、快递员更有未来。二是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经理情况与德国存在的显著差异，也即，德国的职教机构与就业需求在地域上基本是重合的，而我国的就业需求在长珠三角，劳动力却在中西部，因此中国的职教要发展，必须邀请企业积极参与，打破这个现实的地理障碍。有效的职业教育一定是企业需求主导的而不是学校计划供给的。所以应当首先调研企业、行业的人力需求，而不是先人为的制定职教人数比例。此外，与德国不同的是，我国人口基数非常庞大，即便进入老龄化，即便每年新增人口将在未来进一步下降，但新兴产业对人口素质的需求会持续提高，尤其是信息产业方面，中国的发展其实远比德国要快。现实情况是，中国大多数职教机构还支撑不起提供较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的重任，长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大多都是靠自己在培养技术人才。所以职教发展的根本问题，不在职普比例，而在职教体系和职教机构的改革本身。曾经职教机构能够提供的就是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劳动力，并且事实上职教学生的上升通道是被封死的。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上都还将是追赶的状态，那么通过人为分层去抑制新增人口逐渐减少的这部分劳动力人口的积极性，是不够明智的。在职教改革这个问题上，应当将企业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结合起来，对职教机构进行彻底的重塑。最后，德国式的劳资共治虽然难以在中国短期实现，但在老龄化压力之下，尊重劳方利益已经是社会普遍诉求。这个问题其实关系每一个方，并非官方出台政策、企业应对就能解决。劳资问题跟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劳资冲突达到高峰，进而出现了民粹主义冲击，再以进步主义弥合了各方矛盾。中国今天的改革全是深水区的改革，浅表的改革能做的都做完了。而这些深水区的改革，其实是需要全社会每一方都主动参与的。就我的观察而言，中国官方作为改革发起一方，往往是主动的，但企业侧和员工侧，往往有比较大的被动性。改革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需要及时反馈各方的意见，但由于这种被动性，最后在执行时变成了“宣传”、“推进”、“接受”和“抱怨”。这与中国社会行政主导、社会性不足有很大关系。今天中国既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也有足以影响全球的大型企业，它们所面临的劳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总体上，超大型企业不应当简单重复镀金时代的问题，而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主动推进改革的步伐，而不是被迫作为被改革者。这其实对企业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德国，企业家和政府共同的智囊团体是一些中立的研究机构，在中国，这样的团体和机构是严重缺失的。中国的企业家更愿意花钱打听一些内幕，或者找一些所谓的“专家”去宣传自己一些短期利益的观点，这种做法在未来可能将越来越没有意义。本文的结尾，我们还想再一次强调的是，由于我国社科研究的落后，我们对全球各国的研究和了解仍然非常不深入。我们不但不了解德国，也不了解美国，对近邻日本、印度的了解也非常少。近年来，一些企业家、管理人员，甚至一定层级的官员，都是通过部分网络自媒体写的故事去了解这些国家。而这些网络故事的写手，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许多信息都是失真的。这些网络信息的传播，又在人们心中形成一定的印象，进而影响相关各方的判断。正如我们看到一些投研人员，由于最近一年中国网络流行讨论“德国模式”，就将近期一系列改革称为中国正在学习德国模式，这又被美国媒体加以报道，从而形成一种非常扭曲的信息环境。作为三年前就开始比较深入讨论“德国模式”的作者，也是曾经亲身前往德国与不少企业做过直接交流的人，我想强调的是，至今我们对德国的了解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截至目前，我国仅有一部关于德国金融体制的专著，并且该著作大部分引述的资料都还是英文资料。所以，我们如何去“全面学习”一个我们都不十分了解的国家呢？这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确实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但每个国家，最终要回到本国自身去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我们对其他国家制度的了解和研究，必须结合该国的历史背景。在回到我国自身的制度设计时，必须厘清哪些是可以直接借鉴的，哪些是难以采纳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可能靠主要借鉴某一个其他国家来谋求自己的发展路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至今缺乏足够多能够连结官方、企业一线并能从全球视角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的智囊团体。似乎，我国的新兴大企业，比官方还缺乏这方面的需求。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专家”们隔一段时间就出来兜售一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模式”，才有了足够大的市场吧。以上。

昨天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个聊天记录，东南地区一位初二的女学生（14岁），跳楼自杀了。她留下了一封三页长的遗书。读者可以仔细阅读。我没有征得家属的同意，就把遗书展示出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位小姑娘一定不希望还有其他学生，像她一样。这封遗书里最值得各位家长深思的一句话是：“这年头就是这么怪，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的人，永远有资格指着鼻子骂一个正在读书或写功课的人。不为别的，就因为人家是长辈。”北京师范大学在2019年发表了一份调研报告（周平艳等，2019），这份报告显示，某城市中学生整体抑郁倾向检出率为23.4%，其中一所学校规模较大、学业成绩位于中等偏上的中学，具有抑郁倾向的学生比例高达33.9%，参加测试的12个班级中，抑郁倾向最高的班级高达58.7%。过去四年多，本号一直集中批评教育资本化问题，到今天，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开始实质性逆转。但这不代表，教育改革最硬的骨头已经啃下来；更不代表，家长可以将教育问题完全归结于外部，而不反思自身。过往数年，教育问题一直有两个方面：一是应试政绩化，主要表现是过往数年各地搞应试掐尖，将“一本率”、“985、211率”、“清北率”作为地方政绩的组成部分。政绩化背后有表面看还算正常的“正当利益”（追求各种升学率），也有一些“不正当利益”，例如省内跨市、市内跨区掐尖，与学费收入挂钩，甚至以此影响学区房价格。应试政绩化的掐尖追求，直接导致了超纲教学、提前教学、海量刷题的普遍化，部分大城市的一些名校，甚至出现了初一就要把初二、初三课程学完的情况。这种压力，直接导致一些名校的大部分学生，在23点前都不能完成课内作业。讲难听一些，这种比996还狠的教学模式，恐怕是今天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承受不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初中生去承受。二是教育资本化，由于应试政绩化导致的掐尖需求，使得过往一段时间公办校转民办校蔚然成风，这主要是因为民办校可以有更高的收费，具有直接经济利益，为了巩固这个直接利益，就要论证其合理性，例如，以扩大民办校规模来弥补公立教育的投入不足。此时又产生马太效应，民办校的收费和教师收入更高，吸引大量公办校优秀校长、教师从公办校离职，加入民办校，

《经济参考报》公众号今天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经参调查·锐度丨“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任何一个产业、一项竞技都不能以毁掉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把游戏称作“鸦片”、“毒品”了，曾经还被称为过“电子海洛因”，好像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市场意识到发文媒体的身份特殊，直接先跪为敬。我认为传统媒体的职责应当是深度调查，提供更多的数据，反应不同群体的观点和诉求，而不是举几个例子，仅代表一种声音。我们知道前期有一些机构对游戏厂商提起过公益诉讼，进展如何，争议的焦点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其实都有必要让更多人看到细节。游戏对儿童的视力有负面影响，部分游戏有成瘾性，这是事实。但家长都反对游戏吗？就我的观察，游戏对儿童是利还是弊，跟家庭教育直接相关。大城市家长都忙着鸡娃，对儿童视力又特别关注，能有多少孩子一天到晚玩游戏呢？真正更容易沉迷游戏的，好像更容易出现在留守儿童很多的农村、小镇，以及因为其他原因无法提供更多家庭教育的地方。当父母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儿童应当去做什么呢？在大城市里，家长会给小朋友报各种兴趣班，这需要时间的投入和金钱的投入，那么，在小地方怎么办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部分儿童的心理和家庭教育问题恐怕将是长期的，也不是禁止游戏能够改善的。技术上来讲，如果家长足够重视儿童的身心健康，那通过密码锁定等方式，都可以控制儿童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时间。学校现在也会收学生持有的手机，在校学习期间不得使用。是否存在一些极端的情况，逃避上述管理？当然会有。但很多学生与家长的疏离，本质上在于教育问题，家长与孩子失去沟通的可能性，是很多家庭出现悲剧的真正原因。如果是从教育出发讨论问题，那么相关调查和分析应当更注重教育的专业性。如果说二三十年前，由于上一代人没有接触过游戏，将游戏当作电子海洛因，还有一些情有可原，那么今天这代中年人，自己也是从游戏中成长起来的，对游戏的认知，可能更为客观。传统媒体，不应当像自媒体和新媒体那样，通过一个炸眼的标题去吸引流量，否则文章中的可取之处，反而会被忽视。作为一名家长和消费者，我对中国的游戏业也非常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跟儿童是否沉迷无关。我的不满在于，以腾讯游戏这样的规模和收入，它竟然长期躺在微信、QQ的流量红利上，设计发布了那么多仅仅具有氪金意义的游戏。游戏作为消费品，能否兼具娱乐性、学习性和文化的传播性呢？在PC时代，我们有《仙剑奇侠传》、《轩辕剑》这样的经典；日本的任天堂、索尼、光荣，美国的暴雪，都创造了一个个经典，这无异于文明的创造和传播。现在最好的三国历史游戏，仍然是日本光荣发行的，这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当你看到光荣将三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人物的传记区分为“史”和“演义”的时候，你会更有挫折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一款这样传播自己文明的游戏呢？中国有数千年历史，如何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文化的力量，使之成为各个新兴文化载体的内容，应当是这一代人的责任，并且，我也相信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商业价值。国漫崛起了，我相信，如果儿童把游戏时间转换为看国漫，也没有人会把国漫称为“精神鸦片”、“电子毒品”。我认为，现在大家共同反对的其实是游戏行业的一些现实，尤其是手游行业一个非常糟糕的现实，就是通过成瘾性设计、以氪金为唯一目的。赚钱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仅以这一种方式赚钱，并且除了这样赚钱之外，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将游戏称为“精神鸦片”，我不赞成，要看到背后更为关键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因素；但认为游戏业不变革就这样发展下去，我更不赞成，如果平台的成瘾性氪金游戏模式再不改变，我想，就有必要改变这种模式本身了。以上。

认为中国政策不可预测的人们，其实只是遮蔽双眼的人，他们认为美国、欧盟的反垄断是可预测的，而中国的反垄断是不可预测的；他们认为美国、欧盟的劳工权益保护是理所应当的，而中国的劳工权益保护就是反市场的。

有时候我庆幸自己没有待在高校，否则还能像今天这样自由的想写什么写什么吗？我很可能变成一个老油条，以最快的速度评完职称，然后不会有多一些深入思考，因为到时候，看着文字就会自觉的进入一种虚伪的工作状态。

最近就读读书，没准备什么特别的议题，凑凑热闹，聊聊热点。制造和拥抱热点是今天媒体的生存之道，热点能够带来流量，流量能够带来收入。制造热点的最佳方式是放出个别“名人”“反世俗”的言论，然后（年轻）老百姓看不惯，一齐表示反对，于是大家能够在“团结”中获得一种“斗地主式”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最近的热点是“躺平”。有名校副教授担心年轻人躺平，于是开始教育大家。其实查查这位副教授的履历，都不是正经搞学术出身的，是政工出身，不把他任职的学校挂在前面，类似言论都不可能传播。但大家还是high了。凭什么不让我们躺平？我读了一下这位副教授写过的其他东西，很可能，这次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了。毕竟，按他的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只是，他操心太多了，就好像，中国年轻人，真的躺得平一样。有人讲，你看，日本年轻人躺平了，平成废宅，一躺二十年；你看，法国年轻人也躺平了，比日本还厉害；你看，韩国也躺平了，人口都在减少，过几年韩国人就消失了。民间社会科学家们赶紧出来科普：贫富差距就是躺平的主要原因！今年以前还在靠平台巨头赏饭吃的新媒体、自媒体，一看到曾经的金主被反了垄断，一个反手就参与到“斗地主”的洪流中，与“人民群众”站到了一起。金主们不妨反思一下，自己曾经用的都是些什么人。请问，封建时代的贫富差距大不大？那时候的农民子弟躺得平吗？贫富差距大就躺平了，那革命从哪里来的呢？担忧中国年轻人不生是有理由的，毕竟流动人口3亿多，大都市只欢迎年轻人来“漂”，“来了都是自己人”。至于你住哪里，在哪里成家、生娃，娃在哪里念书，就不好讲了。有多少人知道，1980年代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就只有1.3了，今天比1.3低是正常的，超过1.5就是胜利了。毕竟，1980年代虽然严格一胎，但那时候房子是分的，也不愁念书，对不对？但不生就能躺平吗？按照一二线城市的房租（且不要说房贷了），请问一二线哪些年轻人真能躺平？至少得是个不用出工的二代吧。有人讲，回三线以下，回县城就能躺平了。笑话，县城你家开的？中国一个县城的人口放在欧美都是大城市，县城的竞争不激烈，前提是你有门路，或者你985自愿降维，一年才毕业几个985？加上211，愿意回县城的有几个？为什么中国年轻人躺不平，你把我们的房价收入比和日本、法国哪怕韩国放在一起比一下，你再把医疗和教育福利放在一起比一下，你看看各国要养一个躺平的年轻人（而不是穷苦的革命者）需要花多少钱？大家嘴上闹着要躺平，身体却是诚实的。年轻人发发牢骚，嘴上喊两句“躺平”，第二天该出工还是出工，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年轻人是吃着社会福利真罢工的，你见过？问题在年轻人说要“躺平”吗？问题明明在于你提供不了那么多真正有价值的工作。996有多少价值？是都在加班加点创造财富，还是在低效无用加摸鱼？你让人加班的加班费给够了吗？明明就是你的眼界太低、能力太差、给得太少，还要996，人家被迫摸鱼你还要反对，要不怎样，员工一起去人社局告你违反《劳动合同法》？你问问年入200w以上的年轻人会不会喊“躺平”，他们的术语叫“上岸”好吗。我为什么老劝普通青年认真考虑要不要留在一线，因为按我的观察，最近十年，自食其力能够年入200w以上的一线年轻人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你以为西城一套2,000w的学区房很贵吗，如今慢则五六年、快则两三年收入就可以（全款）买一套的年轻人，的的确确比十五年前多太多了。我讲的都是合法收入，都是靠本事吃饭的收入。这种收入差距大概率都是行业差异导致的，而进入这些行业顶级机构的门槛确实也在水涨船高。所以普通青年回二线三线是去躺平的吗？我小时候，见过天才少年，就是无论你怎么考都没法拿100分，但人家之所以考100分，是因为总分只有100分的那种少年。从那时候起，我就很清楚的知道，差异化选择才是最正确的。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代价是什么、回报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是讲今天挣得更多的年轻人是天才，收入差异跟行业有关，高收入必然是有付出的，高收入也有很多蠢才。我是讲，每个人都不应该浪费自己的天赋，不应该让自己的幸福被他人去定义。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用”，是要靠自己去发现、去挖掘，而不是被别人去“评价“、去“使用”。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高收入人群，而是愿意释放自身天赋的人群。外部环境只会因为时代的变革而改变，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人生是否能令自己满意，在于自己能否看得透，并对付得了。如果你在考虑躺平，说明你的人生已经被他人定义了，你是被动的，你还没有发现自己。你可以对老板躺平，但你内心躺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为生活所迫，必须让自己生存下来，活得更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的确也见过很多人，本身极具天赋，却将自己的人生浪费在他人的定义之中，在满足他人的社会评价体系的同时，内心却无比空虚。我也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的评价体系如此单一，浪费这么多有天赋的人，他们宁愿参与到一些既定的游戏中，甚至最终成为这些游戏的守护者，也不愿意多跨出一步。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日益内卷的重要原因吗？我们选拔出的精英们只愿按照已经被定义的标准去努力，连差异化的评价体系都不敢接受。一个没有差异的世界，一个每个人必须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的世界，能不是一个内卷的世界吗？如果头脑中死板的标准不被打破，如果再聪明的人都只是将下一代复刻成自己，为什么人类还要生育呢？我们克隆自己不就好了吗？所以别人躺平重要吗？别人不躺平重要吗？每天这些公众号写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重要吗？最关键的，你的人生不过匆匆数十年，你想怎么度过呢？以上。

从目前反馈来看，能够充分理解《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的读者是极少的，这是正常的，也在预期之内。我想就此谈一谈写作背景和一些在文章中没有讨论到的内容。在两个月之前，我对人口学的了解和对人口问题的理解与普通人没有多少差异。在3月份《不可逆的全球化和老龄化》这篇文章之后，我开始整理思路，希望去了解中国人口的问题来龙去脉。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我搜集整理并阅读了大量海内外人口学及与人口问题相关的著作。由于我的思路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看人口问题的来龙去脉，所以搜集的材料中有大量关于欧洲人口史、殖民史、农民革命史和工业革命史的资料。在写作过程中，我严格遵循了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引注均列于文末，并对英文著作的作者都提供了简介。文末引注的海外著作，只占我搜集到材料的一半还不到，这是基于文章需要经筛选后的结果。例如，关于英国“济贫法”、欧洲移民史的很多资料，都没有展开提及；关于宗教对生育率影响、关于环境对人口限制的资料，在文章中也没有提及。文章中的所有数据，均有非常坚实的来源，都注明了出处。为寻找个别数字，也费了一些功夫，例如通过找到一本关于苏联人口史的著作，确认了苏俄建国初期的人口数字；又如关于清末的人口数字来源于葛剑雄教授的研究成果。应当讲，在搜集和阅读上述材料的过程中，我对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史、殖民史、移民史和全球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认知无法在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中得以全部体现，也就是读者所阅读到的最终成文，其实只是我目前思考范围的一个局部。由于我在两个月前对人口学研究的进展不太了解，为了避免重复谈论一些已经有定论的问题，在开始写作之前，把《人口研究》杂志从1977年创刊号至今的每一期都大致通读了一遍，并收藏了上百篇论文。《人口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也是我国人口学研究的顶级刊物之一，代表了我国人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阅读上述论文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尽管我国人口学并非热门学科，但研究十分扎实和深入，早在1980年代就展开过对老龄化问题的讨论，1990年代已经有关于黄金人口年龄结构（也即后来的人口红利问题）非常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这些讨论甚至要早于demographic

一方面，先发国家的生育率很快再次进入下降通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因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首婚年龄的上升、女性首胎年龄的上升、养育标准提高、离婚独居的流行，以及其他经济压力（Hamm

我的祖籍在中国中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的爷爷在年轻时是一位私塾先生。1930年代日本侵入中国，一个“鬼子”与部队走散，躺在村里一棵大树下睡觉。我爷爷偷偷拿走了日本兵的枪，将其刺死。很难相信一个瘦小的书生，当时带着多大的愤怒和勇气，去刺死一个活生生的人。爷爷的哥哥在此前已经参加“抗日”，爷爷刺死日本兵后，为了躲避“扫荡”，也投奔哥哥去了。当时爷爷在村里已经成家，“逃亡”后听说日本兵扫荡了村子，听说家人都惨遭毒手，就随军抗日去了。战争年代，我爷爷结识了我奶奶。战争结束后，两人随军南下，转业到一座省会城市，生下了我父亲兄弟姊妹四人。我父亲在当地与我母亲结婚，生下我。我出生时，这座南方的省会城市，只有137万人，今天那里的常住居民已经超过1,600万人。我奶奶因为在战争年代频繁奔波，身体不好，在1980年代初就去世了，当时50多岁。我爷爷73岁去世，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我小时候，爷爷每年都要回“老家”，家人都要去火车站相送，童年的印象就是一个绿皮车慢慢走远，然后消失。小时候没有坐过火车，不知道是开到哪里，反正就是慢慢从铁轨上消失了。后来知道，爷爷在村里的家人都还健在，除了有原配妻子外，还有一个儿子。原配母子没有来打搅过爷爷新的家庭，爷爷定期将收入的一部分寄回老家，以使原配家庭不承受过大的生活压力。爷爷去世时，听说原配的儿子来过一次，很难想象一生见不到几次父亲的孩子，在得知父亲去世时是怎样的感受。几年前，我父亲正好在北京过年，我突发奇想开车拉着他回老家看看。我从来没有回去过，父亲也只在10岁之前回去过一次，那是粮食困难年代，并且爷爷也没有把他送回村子里，而是送去了附近城市的老家亲戚那里。我小的时候，爷爷跟我讲过老家的情况，说依山傍水，风水很好。我父亲和我都不知道村子在哪里，完全凭着我爷爷曾经口头提到过的一些信息寻找，村子名称的发音不准确，只能在地图上查询看着相似的。在一个村子停下来之后，寻问到隔壁村全跟我们一个姓氏，基本就确定了。到村口后，寻问是否认识我爷爷，几位老者都说认识，然后激动的攀谈起来，人越来越多，全村都一个姓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家的亲戚。他们讲爷爷的过往，村里的人都认为爷爷出去以后“当了官”，每年回老家时地委都要派员跟随，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还说我在族谱上，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面对一群陌生人，那种感觉难以言表。我想看看族谱，就跟着一位热心的亲戚到他家里，我是族谱所列最后一人。这才知道，这一支族人，是明朝中期已经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如果不是日本入侵，我爷爷可能就一直是一位私塾老师，跟其他亲戚一样，不会逃亡奔波。我从小就是一个“城市人”，所谓乡音乡愁只见于纸面，在临近不惑时，才切身感受到个体的“历史”。日本当年对中国的入侵和中国的反抗，放大到人类历史背景下，何尝不曾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呢？我父母年过70，时而有种时空错乱之感，仿佛在看当年的爷爷和奶奶。代际传承本来只在乡土之间，却因外部的冲击，远离故土、抛妻弃子、重组家庭。近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大迁徙，就这样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家庭之中。最近我一直在阅读关于老龄化的资料。与其说这是一个热点问题，不如说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各家机构的首席都开始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时，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与眼前相关了。我们将会越来越多的看到关于老龄化的讨论，这些讨论将会集中于以下几个话题：延长退休年限、养老金改革、社保改革、养老产业发展等等。然而，当我仔细阅读了老龄化的诸多资料之后，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却是我第一次回到依山傍水的村子里，所见到的那个画面。国内关于老龄化的研究既不“老龄”也不“长远”，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才摆上台面，而各家首席所采用的资料不过是数十年来所积累的公开数据，能够提出的风险预判和应对措施都会是高度一致的。老龄化是一个因工业化而生的问题，距今不过二百年时间，人口膨胀的浪潮从最早的工业国波及开来，席卷全球。如果没有西欧最初的人口膨胀，海外殖民完全不具备足够多的“殖民者”这个基本要素。没有人口膨胀对资源的挤压和对市场的追求，两次大战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工业化波及到后发国家引起的后发国家人口膨胀，没有与此同时发生的欧洲国家开始步入人口下降区间（也即出现殖民者数量下降这个现实），后发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难以揿起，也就不会形成今天这般的全球国家结构。如果没有人口膨胀的先后之分，也就没有先发国家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人口众多国家的必要。日本引领的东亚模式将不复存在，西德也无法从汲取东德和东欧的廉价劳动力中获得竞争优势，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也同样没有可能产生全球首位的规模化经济，更没有可能会步入“老龄”。当中国渐渐老去，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国家间的争斗，这是今天的人们仍不自知的。没有什么是比人类社会逐渐老去更为确定的事，也没有什么是比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老去影响更大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二百年来人类生产方式的演进是伴随着人口浪潮才席卷全球，并且也将随着不可逆的老龄化逐渐远去，也就能够理解，今天无论从国家间层面还是个体层面的许多争斗、焦虑、对抗，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久以后的人们，真正要面临的其实只有两个问题：1、是关心那些尚未出生的人口，还是关心那些正在老去的现实中的人？社会经济模式是要更加尊重人本身，还是继续将人作为经济的“零部件”？2、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个体的延续更重要，还是文明的延续更重要？过些时日，这个公众号将以《老龄化二百年》为题，详述人类老龄化的历史，阐述我们关于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观点，提出比今天所有关于老龄化的讨论更为深入和另辟蹊径的见解。以上。

这两年这个公众号发表了不少文章，都有一些潜在的目标读者群体，包括制定政策的官员、追逐未来的年轻人、希望与经济现实更近的学术爱好者，以及那些对社会和老百姓的人生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力而又不愿自认的新贵。

Long出生于Louisiana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Louisiana缺乏公共教育条件，Long一直在家由母亲教导学习，到11岁才进入公立学校。17岁时他成为一名旅行销售（travelling

Wallace在首次竞选州长失败后，在白人至上团体的背书下，于1963年1月就任Alabama州长。在任职演说中，他喊出了“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Segregation

现在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网络上，都有很多关于美国选情分析的文章。目前美国的主流媒体都严格区分了党派，CNN、NYT之流认为川普必败，Fox、Breitbart之流当然认为拜登必败。美国就是这样，没有一个统一的媒体声音，你看哪边都觉得有道理。国内的分析看上去了无新意，但最近有个趋势，许多之前还比较冷静的人都在倾向于拜登获胜。依据是什么呢？不知道。国内官媒还是比较冷静的，还有关于川普民调回升的分析，难能可贵。我们不做预测，我们只是提供一些分析思路。自川普执政以来，国内外关于对“民粹主义”的讨伐就此起彼伏，我认真读了非常多还算比较专业的学者的评论，迄今为止，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人讲清楚美国的民粹主义是什么。在大多数人眼里和嘴里，民粹主义就是个坏东西，是来搞破坏的。既然我们批评川普是一届民粹主义政府，那到底美国的民粹主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出现之后的影响是什么？有谁回答了吗？没人回答过。不但现在没有回答，以前的中文资料里基本都是空白。所以回到这个起点，既然美国人也承认川普是民粹主义，那我们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美国的民粹主义。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前后读了超过200万字的资料，才建立了一些认识。我们会把关于美国民粹主义史的文章陆续刊出，算是填补一下中文领域相关知识的空白。之前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二）》。后面可能还会有两到三篇文章，把1870年以来的美国民粹主义史彻底梳理一遍。虽然还没有写完，但整体思路和结论是有的。如果读者已经读过上面两篇，那我们直接用来分析一下目前拜登的选情，完全是可以的。首先，当前美国处于几十年一遇的民粹主义运动时期，这是前提。美国本轮民粹主义是跟反对当前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而本轮全球化其实是1930年代美国左翼新政联盟的政治经济政策在遭受战后日本、德国经济崛起的挑战后，所做出的反应。本轮全球化最初的原因，从美国视角看，是因为左翼新政联盟倾向于中下层的政策导致战后美国企业成本过高，企业失去活力，从而使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开始处于劣势，这造成了美国右翼在1970年代之后再次崛起。由此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为了降低美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移民放开、外劳引入，导致拉美裔和非裔移民人数大幅上升，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二是制造业开始逐步外包，信息科技和金融业兴起，传统产业开始空心化。从1930年代对抗大企业的美国民粹主义，到今天对抗全球化的美国民粹主义，这将近90年时间，是一个轮回。我们这里先讲结论，在今后的文章中会详细论证。这些观点，是通读数百万字的中英文资料后得出的。相信这些文章全部刊出后，会彻底改变许多人，包括许多专业人士关于近100年全球化世界史的认识。其次，从右翼看，茶党运动和Middle

Long出生于Louisiana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Louisiana缺乏公共教育条件，Long一直在家由母亲教导学习，到11岁才进入公立学校。17岁时他成为一名旅行销售（travelling

Age）。但黄金的另一面，是严重的贫富差距。马克吐温在1872年出版了一部写实主义小说，生动描绘了前往西部开拓的个体与大企业和政客联盟之间的不同命运，这部小说以“镀金时代”（Gilded

根据Bloomberg美国时间5月20日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份关于强化中概股审计的法案（S.945

上文言简意赅的把瑞幸事件定调的来龙去脉基本都讲清楚了。浓缩成八个字：中央关注、事关大局。这个大局，一方面是关系到“扩大金融国门迎接全球资本”，另方面可能是仍将继续的中美下一阶段艰难谈判。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之后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了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曾有一个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这是“美国梦”曾经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本文作为《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的第二部分，独立成文，旨在提供一个思维框架，尝试从一些被普遍忽视的视角，探讨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贸体系形成和长期维持的原因，以及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Gates等人，却因自身是经济上占优势者，而美国又处于贫富差距悬殊、国内民粹情绪高涨的阶段，既不讨政客的好，也不讨年轻人的好。换言之，中国今时今日的国际舆论处境，其实比日本1980年代更为艰难。

文章收录后，题目改为《美德全球化路径对中国的启示》。出版的文章比最初的内容有所修改扩充，但我个人还是认为这个公众号首发的两篇最好。部分用以讨论的内容，在纸制出版时没有保留。这是出版的需要，能够理解。

这两天我们协助了某省卫健委审核了其《医疗物资捐赠协议》，该省明确由卫健委作为此次疫情医疗物资的受赠人，并且成立联合工作组，在依法受赠的前提下，尽力保证捐赠物资第一时间送到一线。

B.C.）中，核心区域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低谷，半核心区域是这些山谷的中部和上部，而外围区域则包括了环绕山谷的高地，更远的区域是伊朗、叙利亚甚至安纳托利亚（Anatolia）。克里特文明（Cretan

凯恩斯在《通论》中曾言：“那些相信自己能够完全免受任何智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只是一些过气经济学家的奴隶。而那些充耳不闻的威权疯颠，不过是从一些多年前的三流学者那里汲取养分。”（Pratical

应《瞭望》周刊之邀，我拓展了《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一文，其中第三篇关于德国模式部分，是新增内容。本文首发《瞭望》纸媒，将于下周出版。由于纸媒字数有限，我在此将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扩充还原，以完整体现我的观点。由于首发《瞭望》，其他公众号如需转载，请联系公众号“瞭望”提供授权。文/慕峰（瞭望智库专家）部分美国政客和舆论将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全球化，认为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下降，大量稳定而优渥的工作岗位流失，中国从中获益同时造成美国中下层的苦难。”但从全球比较视角出发，德国同样是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而且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大得多，但德国仍然在钢铁、铜、铝、机械设备制造、汽车这些传统的、在美国已然衰退的生产性行业中占据着全球领先地位。埃里克·莱曼和戴维·奥德兹在《德国的七个秘密》一书中指出，当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降至13%、英国降至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份额仍高达21%。德国2019年2月发布的《工业战略2030》，甚至明确提出到2030年时，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在1970年代以来，当所有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前0.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都出现“急剧上升”的同时，欧洲大陆和日本的此类比重却“几乎没有增加”（皮凯蒂，2014）。在全球化进程中，德国究竟有哪些不一样，究竟做了什么？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一、从社团市场经济到社会市场经济1873年自由放任主义下的全球大萧条后，德意志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开始领导德国转向。竞争规制领域的竞争原则被合作原则取代，秩序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被生产性动员取代，社会政策领域的有组织自助被社团自我管理取代，对外贸易政策领域的自由贸易主义被“开明”保护（关税保护）取代。这一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深刻地改变了德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制度层面产生了卡特尔组织、社会保险、全能银行、股份公司、地区能源企业、各类协会和研究机构、普遍化的工会等德国现代经济组织。1897年德意志帝国法院更是在经济萧条期结束后为卡特尔合同提供法律制度保护，废除了原有的自由主义市场宪法。（阿贝尔斯豪塞，2018）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讲：我来北京几年了，这是第一次跟陌生人聊天，平时累得回宿舍就躺下，每天4点就得起来，工友每天都累得说不了话，谢谢您能跟我说这么多，北京还是有好人的！

宫崎骏的动漫一直脍炙人口、老少皆宜，可谓部部经典。2001年上映的《千与千寻》更是靠奇幻的故事、精美的画面大获人心。千寻、白龙、汤婆婆、无脸人、巨婴，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何能够编出这样天马行空的故事，宫崎骏和吉卜力工作室的想象力究竟来自哪里，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我想在此给出自己的答案。这是一部特别适合今天的中国人去观赏的影片，即便你曾经看过。《千与千寻》最关键的台词，出现在一开始。当荻野千寻的父亲带着一家走错路，步入一片荒地后，千寻的父亲讲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点。接下来的整个魔幻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片已经被荒弃的、泡沫时代遗留下来的游乐场中。进入游乐场，就意味着，进入了魔幻的泡沫时代。在魔幻时代发生的第一个小故事，是千寻的父母在大吃大喝之后，变成了猪通过之后千寻与白龙的对话，我们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如果没有得到工作，就会被魔法变成非人，有的被变成猪，有的会被变成煤灰，等等。猪只知道吃喝，没有得到工作，等待被宰杀。先将人当作猪养肥，再杀掉作为餐食，是魔幻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的。如果你注意到千寻的父亲开的是一辆奥迪，大概你就能判断，千寻一家的人设是日本的中产，因此猪和中产之间，就产生了关联。惊恐万分的千寻被白龙发现，带着躲藏，白龙对千寻讲出了如下一番话白龙认为自己和千寻是一边的，意味着他并不认同这个魔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如果不吃东西，就会消失，如果只吃不工作，会被变成猪，所以只能是吃一点，还必须勤劳的工作，才能活下去。可不可以待在这个魔幻的世界里，独善其身，不食烟火呢？如果那样，只能成为一个消失的人，城市中消失的群体，就是那些边缘人，从生到死都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在白龙的指点下，求生的千寻跑到了汤屋的锅炉房，找到了锅炉爷爷，希望求得一份工作。锅炉爷爷正在指挥煤灰烧汤屋的洗澡水，见到千寻之后，对着煤灰讲出了如下至理名言煤灰毫无议价能力，因为数量实在太多，替换人手要多少就有多少，但如果不工作，就只能回到地面当蟾蜍，蟾蜍是自生自灭的生物。猪虽然最终会被宰杀，但仍能饱餐一段时日，蟾蜍却只能在阴暗中渡过短暂的一生。蟾蜍是比猪都不如的动物，而煤灰苟且的活着。但蟾蜍、煤灰和猪，到底哪个才是更高级的生命呢？在此时，锅炉爷爷对着千寻，说出了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台词煤灰是魔幻世界最底层的劳动者，它们的生命无足轻重。可是它们竟然如此重要，因为如果煤灰不工作的话，维系整个魔幻世界的魔法，就会消失掉。泡沫时代之所以能够运转下去，是因为日本底层辛劳的工作，这应该是宫崎骏最想表达的吧。可是煤灰会通过选择不工作来对抗魔幻世界吗？并不会。在从汤屋的老板娘，也就是汤婆婆那里获得工作机会后，千寻被拿走了自己的名字。契约，是魔幻世界最重要的字据，当千寻签下契约后，她获得了工作的机会，不会再消失，也不会被变成动物或者煤灰，能够生存下去。但同时，她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从荻野千寻，变成了“千”。在魔幻世界中，每个人就是通过签署契约，获得工作，求生求存，最后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自己的本心。千负责接待的第一个客人，是腐烂神。因为腐烂神实在太脏，所以汤屋的人避之不及。此时无脸男给了千大量的药浴牌，帮助千渡过了难关。当千跟汤屋的人一起拔出腐烂神身体中的刺后，大量物品倾泄而出汤婆婆果然是老板娘，她最早看出，这位奇脏无比的客人，并非腐烂神。它是河川主人。河川主人的身体中，充斥着大量垃圾，工业制品。这大概是人们过度消费，又将之丢弃到河川之中的。魔幻的泡沫时代，基于欲望而消费，无处安置后，又大量丢弃，污染河川，这个隐喻，应该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去汤屋消费的金主们个个脑满肠肥，且都是夜间才会去消费，白天就会离开。看似厉害的汤婆婆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吗？并非如此。任何一位来汤屋消费的金主，汤婆婆都会带着汤屋的侍者点头哈腰，只有金主满意，汤婆婆才会收到更多的金子。这就是泡沫时代日本的夜间消费吧。在“一亿总中产”的口号之下，日本最普通的公司员工，也成为夜间消费一员，这样的故事已经不需要再复述了。无脸男一直默默关注和帮助千寻，他出手阔绰，但不像去汤屋消费的其他金主那样开心。他一直闷闷不乐，渴望关注，需要陪伴由于孤独，不停的消费、吞食，但只能带来了更多的孤独，无脸男最终变成了上述模样。汤婆婆毫无办法，只能期待千寻来解救。千寻让无脸男吃下了本来要给父母吃的恢复药丸，无脸男吐出吞食物，恢复了平时模样。白龙受到了汤婆婆的姐姐，也就是钱婆婆的诅咒，受伤濒死，为了救白龙，千寻在锅炉爷爷的指引下，走上了去往钱婆婆家，也就是通往沼底的单向电车。锅炉爷爷特别告诉千寻，通往沼底的电车是单向，有去无回。千寻义无反顾，而孤独的无脸男，也陪着千寻，踏上了去往沼底的电车。通往沼底的电车上，一路风景如画，宁静安详，没有魔幻汤屋的灯红酒绿，两相对比，直击人心。有去无回的单向电车，意味着离开泡沫时代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去了。这种无法回去，既是因为经济上不可能再恢复到泡沫时期，也代表着宫崎骏对恢复本心的乐观态度。电车窗外望去的美好景物，既是泡沫时代之前宁静安详的过去，也是人们内心期望的未来吧。汤婆婆的孩子，是一个巨婴，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他对千寻讲，如果出去，就会生病。在巨婴的超大房间里，堆满了玩具和枕头，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以哭相威胁金屋里的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二代，这就是巨婴的原型吧。在巨婴被钱婆婆变成了小老鼠后，也跟着千寻和无脸男一起来到了钱婆婆的家中。钱婆婆住在一个极其普通的乡宅里。推开门，钱婆婆正在纺纱。变成小老鼠的巨婴，也帮着开始纺纱，这应该是巨婴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劳动钱婆婆的魔法要比汤婆婆厉害，钱婆婆将巨婴调包、将沙子变成金子，汤婆婆一点都没看出来。在此时，钱婆婆对着千寻、无脸男和巨婴小老鼠讲出了这部影片第二重要的话是的，这正是宫崎骏想借魔法更厉害的钱婆婆之口，来告诉大家的。魔幻的泡沫时代，是建立在底层煤灰们的辛劳之上，而魔法不过是当年日本企业风靡的财技，当丧失了本心，忘记了财富是靠实业创造出来的日本人忘情于魔法时，所有人都会失去自己的名字（本心）。所有看似富有的人，不过生活在一个由煤灰劳动创造的魔幻世界里，汤屋的金主们个个丑陋没有人形；有的人虽然富有，但注定孤独（无脸男）；有的人虽然正直，却仍然因为契约而忘记了自己的名字（白龙）。而钱婆婆虽然魔法最强，却深知用魔法做的，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魔法创造出来的，终究只是幻象。今天的许多半路出家的投资人、创业者们，你们觉得是自己厉害，还是钱婆婆厉害呢？无脸男终于找回了本心，留在钱婆婆那里，通过双手创造自己的世界，而巨婴有此经历之后，必定也会对未来的人生，做出新的选择最终，千寻和白龙都找回了自己的名字，千寻也离开了魔幻的汤屋，和父母一起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宫崎骏老爷子，一辈子通过手工漫画，从孩童的视角，诠释着这个世界，替大家守护着童心。今天口若悬河、一口一个周期、张嘴风口闭嘴萧条的人们，你们真的确定自己不是那个巨婴吗？你们真的确定自己仍然能够看懂一部动画片吗？魔幻时代，正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经历，也将逐渐成为过去。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会是有意义的。谨以此文，向伟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宫崎骏老爷子，致敬。以上。扫描二维码，关注本公号

科技进步从整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对一个社会的某个具体时点而言，却很难说清利弊。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是否时时处处有益，现实正在给出答案。在开始讨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如果发展，对日本和德国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有广阔的市场，甚至有时可以用市场去引导规则。您是否对此有所担心？

2018年，是个极其特殊的年份，既是代表中国地产经济开端的房改启动20周年，又是对全球格局造成根本影响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不能忘了，今年还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注定，这是一个变法年、改革年。大改革年的两会前夕，一些不起眼的小新闻，却是大新闻，一些看似地方的新闻，却注定关系全局。1月23日，上海市长应勇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要聚集更多“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喜爱热点的金融资本，对独角兽三个字极为敏感，对隐形冠军，大部分并不清楚是什么意思。1月24日，“重要人物”刘鹤，在达沃斯发表重要演讲，世人皆知。当天，浙江省政府下发了一不太起眼的文件：《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很多人不会在意，不看内容，还以为是在喊亩产上万斤的口号。但这份文件，堪比1998年房改启动文件，未来，我们将充分见证它的前瞻性和重要性。先行先试，自浙江始，毫无意外。1月28日，前财长、现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从财政、货币、金融监管等与他目前职责不相关的领域，发表演讲，释放大量信息。这个级别的官员，谨言慎行，轻易不会大谈不属于自己分管领域的事，大谈特谈，别有深意。只有不懂中国的人，才会认为这些事没有关联。今年的头三篇，我整理大量数据，集中要讲的内容说到底就是一个，在后地产经济时代，城市化将怎样进行下去，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前路在哪里，将从哪里出发，将往哪里走。这是所有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我动手整理这些数据时，上述讲话还没有发表、文件还没有公开。三篇文章还未写就，上述讲话和文件，逐一发表、逐一公开。我大概知道，方向又对了。我同样知道，今天大多数人，只有在火烧眉毛的时候，才会去独立思考和学习，学习的主要方式，还是读网络快评和各种段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2017年才开始着急买房的根本原因。一般来讲，本公号最有价值的文章，阅读量都比较少，越有情绪越没价值的文章，阅读量大得不得了。今年头三篇整理的数据，在国内已公开发表的区域经济分析文章中，都是首屈一指、绝无仅有的，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数据，都是从各国政府的统计局、经济分析局官网扒出来的，国内的数据，都是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中扒出来的。光是这些数据，就足以被用来做很多分析了。但数据重要，远不如格局和视角重要。从全球视角来比较城市化进程，分析不同城市化路径与经济结构和老龄化的关系；从都市圈的内涵，阐释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必然性，乃至行政规划与政府统计的关系；甚至要从分析东京和东京都市圈的区别，来反驳一些流传甚广的谬论；且不说，对所有世界500强企业和德国、日本隐形冠军企业按不同地域归类，以分析企业与城市的关系。以上，在国内，都是首次，是原创。最令我好奇的是，关注本公号的人们，你们究竟是怎样做到，在阅读这么有意义的文章后，光看不转发的呢？难道我非要说出本公号某些文章已通过内参向决策层传递的事实，你们才开始认为本公号真的比较有价值吗？你们就那么喜欢看那些每天痛骂官方然后坐等被删，于是涨粉卖广告的营销号吗？如果头两篇我没写引言，导致你们无法判断这三篇的重要性，那算我的错。本篇，我就把话说白了，你要是最近转过区块链、比特币和其他吹牛皮的文章，却不转这三篇的，请自动取关，快走不送。以下开始正文，如果你是第一眼看到本篇，请先阅读前两篇1、大都市与小城镇——从东京的人口说起2、大都市与小城镇——都市圈的真相-------------------------------------------------如果现代城市有细胞，那么这个细胞一定是企业。在探讨城市的活力之源这个问题时，很自然的会联系到企业。大都市与大企业的关系是怎样的，大企业是否一定坐落于大都市，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当我着手整理Fortune

在全球视野下，都市圈，更多是一个城市功能上的概念，甚至是统计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都市圈的内涵实质，在于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人的自由迁徙。我们可以规划一个能够容纳5,000万人的超级大都市，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这与5,000万人的监狱没什么区别。所以城市的根本不在于行政的界定，而在于个体的选择。

为了进一步看清日本的情况，我整理了日本11个大都市圈（MMA）的数据（点击查看大图）：可以看到，日本11个大都市圈覆盖了日本72.02%的人口，11个大都市圈生产总值（Gross

我并非教育界人士，没有深入研究，仅从个体认识，及我对非营利组织的理解，来谈一谈对教育是否应当营利的看法。开门见山的讲，我认为国民基础教育应当是坚持非营利性，职业培训教育可以是营利性为主导。

欧洲发展进程中传播速度不尽相同的两个最重要的例子，是粮食生产革命、卫生和医疗服务革命的传播。到20世纪中叶，这两方面传播速度的不同，对世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加以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