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499篇原创文章前几天在知乎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摆道理说，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大多数官员都很低调，基层自治域内的社区、居委会也同样很低调，上海日常社会的运转靠的是各类专业人员和组织，效率和自治度都极高。这次被疫情破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上海忽然间从自治型社会剧变成管制型社会，完全无法适应，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对上海的社会状况不大了解，不太好对这个观点做出评判。但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说，在其它由政府当保姆的城市里，疫情就会好一点呢？断无可能。全国有哪一个城市具有比上海更优越的医疗卫生环境，有哪一个城市具有比上海更雄厚的社会公共资源？没有。而没有这些硬实力的支撑，结果将只会更糟更差。有关这一隐忧，我在此前几篇文章里反复地表达过，中国没有条件再来一次当下上海正在经历的同等烈度的疫情。然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来与不来，我说了不算，以目前的局面看，只能靠天意。我意是万万不要来的，但如果天意将众生当刍狗，那也只能把脑袋拧下来塞裤裆里，豁出去了。再言归正传说前述文章的观点，逻辑上显然有瑕疵。以我之浅见，很多朋友在为上海寻找答案的时候，都在不知不觉中有一种“城里人”身份的代入感，即总是觉得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如果你不同意，我尽可以摆出一万条理由，直到让你服气的五体投地。诚然，上海确是中国的NO.1，没有人可以否定这一点。但是，当我们带着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便不可以再抱着这样的主见而不放。事实上，这在很多时候，都遮蔽了我们的认知。当我们过分地褒扬上海，势必会忽视一口锅里熬不出两种口味的汤如此直白而朴素的真谛。一言以蔽之，所谓上海的优越，无非是外表上的华丽和物质上的丰饶，但内在肌理中，它和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行政区域都是一样的。对此，有谁可以举证反驳吗？仅以行政体制为例，它的形态从来都不是扁平的，从四九至今以来，它呈现的始终是一个垂直-单维度模型。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有的事权、人权、财权、物权、法权只有下级对上级负责的逻辑，而绝不存在可以彼此流动或互相博弈的可能性。简单说来，在垂直-单维度的社会模型里，如果最上层级出现了错误，那就意味着往下每一层级都会出现错误，层层传递，到了最后，即使错误变得巨大而前所未有，都只能由社会和大众被动稀释和消化。在这种形态中，体制纠错的可能性极小，如果非要纠正，时间将会被拉得很长，过程相当痛苦，成本也非常高。上海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症结正在于此。那么，是否会有良药以解决之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诸君：没有。上述问题，就目前而言来说是无解的。对此，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些，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显得无知无畏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上海的同胞一天天地往头上熬，能不能熬出来，真的一点都不好说。万一忽然之间再拉垮一个地方呢？病毒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既不讲武德，也不讲大局意识，按下葫芦浮上瓢，对它来说才是常态。厘完这些，我再说最后一点，我不能接受今天那篇洛阳纸贵、人人争读的文章所抛出的观点——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其实并没有，如果真的到了，就再也不用坐在电脑前面敲这没有意义的键盘了。最后推荐一下我的孔网小店有兴趣就逛逛有喜欢就带走

这是我的第497篇原创文章我对郎咸平的提问说到梁漱溟，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一个掌故——这个世界会好吗？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1918年，梁漱溟时年25岁。11月7日，他的父亲梁济出门前问他：“这个世界会好吗？”其时，梁漱溟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他对父亲的提问做了如是回答：“我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听了这句话，顿了顿说：“能好就好啊！”说罢，便离家而去。三天之后，梁济留下一份《敬告世人书》，自北京净业湖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天，距离梁济六十岁生日还差四天。时过百年，已经很少有人去探讨梁济之死的意义，但对于他向儿子提出的那个问题，人们却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而关于答案，大多数时候，都是令人失望和沮丧的。一百年前，梁漱溟还可以说出“我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这样激励人心的话来，现今现时的我们，恐怕早就没有了那样的勇气和自信。未来会好吗？我有时候不禁思量，与其发出这样的诘问，还不如换个思考的方式：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坏？一百多年前，当梁济向儿子提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时，其背后的逻辑显然涵盖了对于“世界越来越坏”的揣测，而我们今天的提问，也显然包罗了对“明天会更好”的预设。这两个问题，本质是一个问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在，我们要将一百多年来不曾翻过来的那一面，出示给所有人来看。我并不想直接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容我先说三个故事，它们，都发生在当下我们正在共同经历的生活中。第一个是郎咸平。他的母亲98岁，在疫情中因为不能及时就医，而遗憾地去世，他自己也没能在母亲闭上双目之前赶过去看她最后一眼，4月11日，他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第二个是作家六六，她75岁的母亲因为疫情封控而无法正常就医，差点就性命不保。4月10日，六六在自己朋友圈里写了这样的话：“我的父母听党的话，在家闭门不出17天后，阳了。他们没有抢菜，没有到处走，只有在核酸才下楼。4月3号我爸阳。症状轻微，两天过去，五天转阴。我妈4月5号被传染到，因过敏体质没打疫苗，症状略重些，3-4天也无恙。但因天天被居委会吓唬要拖到方舱，终于心脏病发作，打120电话无回应，找医院要排队，每天被居委会骚扰，要求她去方舱，现在状况已经很危急了。一个75岁的老人,原本活蹦乱跳，骂我们三个小时气如洪钟，忽然就生命衰弱了。我无能为力，每天鼓励她坚持，坚持到医院来接，眼见她好—点，居委会再打电话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无限恐惧和绝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经转阴的爹冲到门口去拿硝酸甘油，这个救命药要吃完了，被居委会追着骚扰，说因为他出门，所以我妈今晚必须拖走。他不出门，我妈心脏就不行了，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条命啊!你们在朋友圈，从文字里能读到一个女儿绝望的心吗？”第三个是金融界高管韦桂国。4月12日，根据可靠信源，网信证券副总裁韦桂国突发脑溢血，但因为疫情封控，未能及时就医，在上海家中不幸离世。郎咸平、六六、韦桂国三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我为什么要将他们放在一起，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病毒从来都不受人为意志支配，它不会因为你曾经说过很多漂亮话，就对你绕道而行。不好意思，病毒没有这么高的觉悟。纵然如郎咸平、六六、韦桂国这样的上流人物，也会沦为极限封控制度的牺牲品。二是我并不想通过揶揄死者的方式表达对郎六韦之流的不满。相反我觉得，在生命面前，众生平等。对于那些在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该给予起码的尊重。所谓“现世报”，也只是一股幸灾乐祸的激愤。有些人死了，并不意味着有些人就能醒来。这便是我要特别强调的第三点。我之所以将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劣迹斑斑，为人不齿。关于郎咸平，百度上随便搜一搜，就会看到他非常多的负面新闻，睁眼说假话，为非法集资背书，坑害投资人等等，毫无一个经济学者的矜持和底线。六六虽然是影响力很大的编剧和作家，但当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时，却显得极其冷漠和自私。别人去武汉，是去为同胞解悬；她去武汉，是为了谄媚和歌颂。一个人，看不到别人的苦难。当苦难轮到她的时候，人们都会拧过头去，假装看不见。韦桂国和郎、六比起来，其实是个小人物，但与他们一样，同样有着一副令人恶心的面孔。4月4日，他转发了一篇野鸡国师的神文《十万大军集上海，国运大决战，4.11社会面清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并说：这就是掌握着我们财富密码的人。这样的三观，你真的敢把钱交给他去投资吗？现在，我来回答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坏？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郎六韦这样信口雌黄、毫无底线、情怀和逻辑的人太多，才造就了当下如此艰难的局面。以上海疫情为例，很多人谈论的都不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去防疫，如何帮助困厄中的大众，而动辄就是阴谋论，投毒论，甚至叫嚷着连最专业的防疫人士都要打倒。科学、常识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张口不是“国本之争”就是“大局为重”，披着扶危救困的外衣，干着割韭菜、发灾难财的勾当。不客气地说，郎六韦之流今天的遭遇，都是他们从前的虚伪结出的恶果，一点也不值得同情。一个人说假话，九个人说真话，那么说假话的人肯定成不了气候。但如果九个人说假话，那么真话也会成为假话。更致命的是，那些说假话的人，常常都来自社会中各行各业生态链的顶端，属于话语权的操控者，如郎咸平、六六便是如此。这样的人一天天的多起来，一个社会的风气势必会被带坏带歪。而这，还不是最坏的局面。最坏的局面是，那些说假话、助纣为虐的人，总是天真的以为，他们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灾难距离他们很远很远。但当灾难真的来临时，他们才如梦初醒，自己和曾经被他们戕害过的人一样地无助，一样地无处可逃。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

第六个提问者，是央广的记者，问了一个关于科技创新的问题，总理的回答算上标点符号，八百个字不到（原文自己找），我大致归纳了一下，至少应该有七个方面：

对于还不谙世事的我而言，这无疑于晴天霹雳。从此之后，每逢愚人节，我都会写一些文字，追忆这段少年心事。可以说，从来没有人能像张国荣那样，让我在每一年的春天，都落落寡欢，借酒浇愁，反而愁上更愁。

五时到四季百瑞酒店，五时半与万国英夫妇吃饭，厦大谢泳教授来做新书活动，因之受邀，同席还有国功老师、心田社长、文甜、夏寒女史等，谢先生身长八尺，甚是容伟，席间听他与国功谈及学界诸事，以为今不如昔甚矣。

但是，王小帅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他要想出一个“奇料理”来，提振票房。这没有任何问题，毕竟要对投资人的钱负责，叫好又叫座才称得上真正的人生赢家。但是，就是这道“奇料理”，却让人大跌眼镜：

除了书店不断消失或搬迁，还有一个老人也离开了这里，他就是是汪光大。我记得很清楚，早几年时我还从他手里买到过几本很不错的书，再后来，就不大去了。因为他的店里总是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道，令人望而却步。

二是：2018年8月，日本失业率降为2.4%，低于上月2.5%的水平，延续了自2009年达到5.5%的失业率波峰之后波动下降的态势，下探到1990年以来的较低水平。

最后一个我下了火车，汽笛鸣过，站在月台上，茫然地看几个旅人的背影，疏疏落落，残叶一样，各自飘散。在此之前，我把另一个自己遗弃在远方——没有根却必须称之为故土。现在，又将进入到一个陌生却又熟悉的地方。

“这些移民与后来到达纽约的其他人，如犹太人、俄国人以及奥匈帝国移民，以及本地土著人与早期移民如荷兰人、英国人、爱尔兰人以及德国人，争夺空间与经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在20世纪的经济繁荣。

我查阅1975年台湾影印的《丰城县志》和1989年大陆版的《丰城县志》，都不见有此次灾异的记载。《图画新闻》的画师和编者，由何种途径而获得这条信息，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

当时争相分食王莽舌头的人中，很可能就有曾经上书陈情的支持者。现在，却成了分外眼红的仇雠。这恐怕是王莽当初不曾预见到的。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从王莽的身上来看，得民心者也未必能得天下。

有人说，沈先生这样的流浪大师多多益善。我不觉得，沈先生只要这么一个就够了，不是要为他的特立独行而点赞，而是借着他的光环看清了看客们的进化：从麻木不仁到恶趣审丑，一个民族的操守正在轰然垮塌。

这就是真实的王莽。从他二十几岁做了黄门郎一直到半百之年篡汉立新，成为1世纪初期中土世界权势炙天的野心家，王莽表面上尊周复礼，不忘初心，实际上，却是那个时代里最大的、名副其实的“两面人”。

屯是喻世长的女朋友。这时候，他们正处在热恋之中。此时距离大军进入北平不足半月，兵尚荒，马且乱，但这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却用他们炽热无邪的感情，为眼前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美好。

我是在文林路上的红豆园吃完饭后看到这个地名的。它就在红豆园的正对面。一块三米见高的影壁上，突兀地刻着三个银色大字：先生坡。上方还有两个字，小一些：翠湖。

点击左下“阅读原文”即可购买拙著《明星与素琴》。

再如：第八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作者没有依照时间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却积极和正面地加入了对夏、辽、金史的描绘，这种讲解方式另辟蹊径，为我们刻画出不一样的中国历史。

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别人朝天放了一枪，我们便成了哑巴”。警察一上街，城管队的流氓动手教训几个带头的，其他的人便顿时作鸟兽散。回到家里，看着被过期疫苗荼毒的孩子，十有八九，只会狠狠地揍老婆。

关于“亡国”，墨子有一个论述十分精辟，他认为“国之将亡，必有七患”的论述，其中在内政上的忧患表现为：“仕皆渔私，修法禁言，不问国是。”

Shelton一家忽遭不幸，妻子与女儿双双被害，司法机构徇私舞弊，包庇罪犯。绝望之下，Clyde决定以私刑进行复仇，捍卫司法公正，最终谋杀了包括凶手、检察官、市长在内的多名案件相关人。

可以肯定，假如张扣扣案发生在汉代，不仅不会被法院判处死刑，还有可能被写入史册，跻身烈义传，彪炳千秋。

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谴责行凶者，难道就没有一个理由反躬自省一下吗？据说行凶的人是在校多年的保安，可以说与学生朝夕相处，犹如师长，这样的人，为什么瞬间就能从天使变成魔鬼，向无辜的孩子挥出屠刀？

有一个楚国人坐船渡河，结果不小心将佩剑掉在江里了，船夫很着急，赶忙把船停下来要为他去捞剑，但这个人却在船上刻了个记号，说宝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等靠了岸再去捞，就能找到。

点击左下“原文阅读”即可购买《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这样的变化，我相信在中国每一个乡土社会里都看得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迅猛推进，老龄化社会已然到来，农村人口规模减少、生育下降等都属题中之议，不足为奇。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些变化，而是某种“不变”。

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

这是本年度的最后一次更新，明天就是新的一年。都说新年要有新气象，朋友圈里大家纷纷总结过去的一年，寄语新的一年，信心满满。

胡适非常之“好名”！但他“好名”，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不接受来历不明、言过其实的虚名。”二是“成名后，就不要辜负这个名声”。“对名誉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和反省。”

点击左下“阅读原文”即可购买拙著《明星与素琴》。

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个成长中的国家，社会氛围却很宽松。现在呢，跻身为世界大国，社会氛围却日益逼仄，逼仄到连一个圣诞节都没法好好过，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想想，真的太没劲了。

中国如果真的爱自己的文化，就应该回头向唐朝学习。那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如果它要抵制外来文化，例如波斯、突厥、吐蕃等等，它完全可以做到，但却没有。唐朝因之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唐朝。

再如：第八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作者没有依照时间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却积极和正面地加入了对夏、辽、金史的描绘，这种讲解方式另辟蹊径，为我们刻画出不一样的中国历史。

很多父母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的回答都是先斩钉截铁地认为“不应该”，然后再来一句“但是……”，但是什么呢？比如不听话适当的也可以揍一下，等等。就像老师应不应该打学生一样，社会上的观点也很分歧。

它们很好地概括了我对考古的感情——我真的宁愿去挖土。但是，它们也向世人发出了挑战。考古学不仅是寻找过去的文明留下的遗物，而且要为子孙后代保存管理这些遗物。我希望此书能够为达此目的略尽绵薄之力。

时在世纪初年，每天下学回家路上，或者校园里，处处都能听到我的同学在哼唱这首歌。尤其是到了这一句的时候，每个人仿佛都被打了鸡血，异常兴奋，好像自己瞬间就改了生死簿，可以与天齐寿。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但二月河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无论如何，“好皇帝”都不能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最终出路。康熙皇帝活到68岁就可以了，他不能再活500年，皇帝治下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时间和未来都应该是属于人民。

孤寡也是一种基因，它深深扎根在我们这个社会，融化在一个个家族，一个个院落，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到你身上，砸中你。每个人生，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

其次是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打算迎接一个基因编辑人类来到这个星球上，甚至连贺建奎教授本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不仅公布了实验成果，还轻率地公布了活体的名字，完全无视公众知情后的感受。

古往今来，那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某个时代的真实，引起了我们的共鸣，而是因为它契合了我们内心的真实，才让我们一直都难以忘怀。文学对于心灵的滋养，传世的魅力，正在于此。

女性的出路在哪里？还是得向《国际歌》里取经：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历史是什么？历史实际上是后人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做出的有选择的、有意识的记录。此外，并不存在纯客观的历史，因为既然是有选择，有意识，那么个人记录与历史的真实结果肯定不可能完全一致。

点击左下“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羽戈《不为什么而读书》。

一个社会，当大家都没办法发财的时候，那就只有发难了。

一定要挺住啊，记者正在赶来的路上。（201-11-08）

生者如斯，逝者已矣。没有比这更令人沮丧和绝望的事情了。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世间会有很多大侠，但毫无疑问，金庸只有一个。

奉劝大家，不要太拼，不要太拿身体不当回事，不要太与这个世界过不去。人一辈子，良田千倾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大多数东西，都不是属于自己，只有身体，伴随始终，生灭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