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4年）9月，适逢谷牧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他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并且经常被党派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在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重大作用，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谷牧同志被调到中央参与经济战线领导工作。他在工作实践中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探索，很快成为高级领导干部中懂得经济工作的行家，为新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确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的赞扬。十年动乱中，他先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管理经济，在那极其复杂的斗争中，他不计个人得失荣辱，殚精竭虑，在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中，维护、推动国民经济的运行。1978年至1988年，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头十年中，谷牧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又一次承担了开拓新工作领域的任务。这一时期，我曾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参与对外开放有关工作。对其开阔的战略视野、敢于担当的创新精神、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领导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十分敬佩。在此作一简要回顾，以表怀念和崇敬之情。勇于问路，了解外部世界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这场灾难后，我们的国家终于有了发展的生机。党中央、国务院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调整路线的同时，为了解当时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决定派一些领导干部出国实地考察。小平同志当时说：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我们最有利的时机。从1977年末开始，中央先后派出数批干部走出国门，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5月，中央决定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五国考察，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省部级、司局级领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前，小平同志听取谷牧同志关于出访准备的汇报。在同代表团成员谈话中，小平同志强调，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代表团在西欧五国受到热情欢迎和高规格接待。在36天的行程里，代表团马不停蹄，到了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机构，广泛接触政治经济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会谈和交流，甚至还到市民家里做客。参加这次考察的同志回来说：刚到联邦德国时，中国大使馆请考察团看了一部介绍联邦德国战后重建的纪录片。影片详细介绍了战后联邦德国的实际情况。当时，那里一片废墟，不少城市被毁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很多老百姓没地方住，没食物吃，不少人赶着马车、牛车到乡村找吃的，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平民百姓。但联邦德国在战争废墟上很快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十几年，就实现了快速恢复和现代化。在考察中，他们看到的战后三十年的联邦德国，是如此先进和繁荣，普遍实现了电气化和自动化，代表团的同志们都震惊了。他们在感到我国落后的同时，也增强了振兴国家的信心。谷牧同志访欧期间，在看到我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了解到各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强烈愿望。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同志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从这些表态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急于为过剩资本找出路。尽管后来发现集中建设120个大项目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中央不久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表明，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是可能的。代表团回国后，邓小平同志约谷牧同志谈话，详细询问了情况，并就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问题，讲了意见：一是引进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抓紧时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谷牧同志作出访西欧五国的汇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乌兰夫、王震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据谷牧同志回忆，那次会开得很长，从下午3点半一直到晚上11点。谷牧同志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情况：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2.西欧国家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对与我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使他们增强了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3.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中外合作生产等。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的困难，加速我国经济发展。谷牧同志汇报的关键是，欧洲为美苏争夺的重点，同美苏矛盾很大，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重点地区，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欧洲目前经济萧条，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同西欧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正是时机。后来谷牧同志回忆说，我到欧洲访问的结果，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哪一个发展快的国家，都要利用别人，利用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都是要开放。于是转了一圈之后，我回来坚决主张对外开放。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领导同志在汇报中插话和之后的发言中，对汇报的内容和建议给予了肯定。他们感慨地说，只有谷牧同志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以及我们应采取的改革开放措施讲清楚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谷牧同志进一步对出访研究归纳出几条，正式提请国务院讨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谷牧同志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他特别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机会，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一项大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开了20多天，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和发展动态。发展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许多同志表示，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要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管理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国外的先进事物。这篇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被党中央作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讨论研究，酝酿制定对外开放的方案。1978年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新加坡后，进一步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1978年10月，小平同志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同客人就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明确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小平同志还明确提出：引进技术是一场革命，不是改良。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政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统筹全局，迈出对外开放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为了打开局面，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领导，1979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进出口领导小组，由谷牧同志全权负责日常领导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对外开放这一全新的国策，是涉及国内外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进出口领导小组”这样的机构，还难以肩负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如此重大战略部署的使命。于是，在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并获得批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机构，明确两个机构一套班子（简称国家进出口委），任命谷牧副总理兼任两委主任。从此谷牧同志进一步担负起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前沿“参谋部”的领导重任。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国家进出口委一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组织起草了涉外政策、法规、条例、规定等重要文件；另一方面，为解决有关改革开放的全国性、区域性重大问题，深入对外开放第一线，调查研究，指导试点，积极探索，对打开对外开放局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回忆，当时主要抓了八件大事：1.认真推动中央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落实。鼓励外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搞活经济。2.根据中央关于建立蛇口工业区，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创建出口特区的决定，起草制定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实施条例，解决蛇口工业区和经济特区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有效推动了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的创建工作。3.召开京、津、沪三市出口工作座谈会，研究扩大出口的规划和措施。研究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下放了部分外贸经营权，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工贸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开始突破对外贸易的高度垄断体制。4.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订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推动了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的成功创建。5.与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建立了开发援助和融资合作关系，利用他们提供的优惠贷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等方面设施。归口管理，组织协调同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向我国提供项目援助的工作。6.会同国家计委制定进出口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计划，并协调执行中的问题。7.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创建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培训对外开放人才。8.以谷牧同志名义，聘请荣毅仁、钱昌照、孙越崎、孙起孟、缪云台、古耕虞等一批海内外工商界知名人士为顾问，还聘请一些国内外专家教授担任专题顾问。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的智库。国家进出口委成立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也很快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对外开放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可以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国家进出口委完成了中央交给的打开对外开放局面的重托。试办经济特区，交出一份让中央满意的试卷1982年初，由于国务院机构调整，国家进出口委、国家外资委与外贸部、外经部等四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由陈慕华同志兼任部长。原两委的部分职能也转到外经贸部，分管利用外资和世界银行、外国政府贷款工作。但作为实行对外开放试验田的经济特区和旅游工作，仍由谷牧同志直接领导。按照中央的要求，经济特区是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的对外开放的窗口。由于当时我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局长，在引进外资和外资管理等方面与特区工作有密切关系，因此，实际上我们仍继续在谷牧同志关心和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情况和问题仍然要向他请教。小平同志曾说过，打开门户，会进来很多好东西，也会进来苍蝇、蚊子。那时的情况正是如此。据我所知，谷牧同志当时一手积极抓特区的建设发展，一手抓打击走私等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短短的几年里，经济特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济建设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发展，特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生也有了重大改善，长期困扰的偷渡香港问题也得到解决，经济特区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1984年初，小平同志到深圳等地视察时，看到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十分高兴，并欣然命笔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和“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不仅是对为改革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广东、福建各级领导、干部和特区建设者努力奋斗的肯定，也是对谷牧同志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领导工作的充分肯定。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沿海对外开放新局面邓小平同志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别是试办经济特区的情况十分关注。1984年2月，他从几个经济特区视察回京后，找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谈话，再次充分肯定特区建设的经验，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议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经过研究，决定召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开会，进行部署，并责成谷牧同志研究贯彻实施。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谷牧同志先后到天津和大连这两个准备开放的较大的沿海港口城市做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对新的沿海城市的开放提出了一些指导思想，主要是：1.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必须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把开放的成果落到提高产品水平、技术水平和企业素质上来。2.这些老的经济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欠账太多，创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短期内难以做到，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考虑先办个小区，集中力量建设水、电、路、通信等硬件环境，搞好管理服务，形成吸收外商投资的“小气候”。这就是后来批准举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3.拟开放的各沿海港口城市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要分类指导，一个一个审批开放方案。4.首先要训练干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他把这些设想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了汇报，大家都表示赞同。1984年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除了有关沿海省、区、市的领导同志外，还有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40多部门领导参加。会议由谷牧同志主持。谷牧同志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同年2月24日关于特区工作和扩大对外开放一批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等的重要谈话，要求与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接着，他回顾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情况，着重强调要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迈开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改革，放宽政策，以调动地方和企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更新传统产品，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同时，他又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初步决定开放一些沿海港口城市，是涉及面很宽，政策性很强，有国际影响的大事，既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干劲，又要有周密的部署，积极扎实的步骤，过细地去做工作。他宣布，中央决定扩大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可各办一个经济开发区，享受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当时我已调到天津工作。李瑞环同志和我代表天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12天，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到会听取发言，与会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畅所欲言，情绪高涨，反应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扩大开放的决策，全力办好我国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同志同与会代表合影，小平同志叮嘱与会同志说，“搞好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我们牢记小平同志的教导，在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过程中不但注意选拔“明白人”，还依托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学院、天津商学院举办各种学习班培训“明白人”，这成为成功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关键。由于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新的事业，虽可借鉴举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但还是遇到了许多实际困难和体制上的障碍，为此，谷牧同志经常深入第一线指导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排忧解难，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自此，各方面齐心协力，狠抓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双边和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各项工作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新局面。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创新的探索。深切的怀念，难忘的良师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担当重任、在第一线直接领导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我写的那本书《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也只是窥其一隅而已。当年在重重困难中，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中央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之所以打开局面，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搞好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那句话。当年中央选择主持国家进出口委的谷牧同志，就是一位“明白人”，这位“明白人”在组建国家进出口委时又吸收了一批“明白人”。我所理解的“明白人”，就是在政治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自觉拥护改革开放，有创业精神，有学问，有涉外工作经验，有领导、协调和执行能力的人。像当时国家进出口委的汪道涵、周建南、江泽民等几位专职副主任都是这样的领导干部。越是明白人越爱学习，越爱用明白人，还善于把不明白和不太明白的人培训为明白人。当年国家进出口委的200多位同志，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各司其职，调研、制定推动改革开放的具体方针政策，帮助各地、各单位解决改革开放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没有高高在上的什么审批权，却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当时的学习风气很浓，国家进出口委既是政府机关又像学校。尽管同志们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没有人计较，满腔热情地工作，更没有人以权谋私。就拿试办经济特区来说，那时并不知道特区究竟特在哪里，怎样办？如何操作？谷牧同志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副主任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带领有关同志调查研究各国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反复研究，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区实施条例草案。1980年8月，由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做了详细说明，并获得批准，成为特区建设的“基本法”。谷牧同志还决定，由江泽民同志率领有关特区领导同志到国外去考察。出发前，江泽民同志组织大家学习研究，拟定详细的考察提纲和严格的纪律。之后，对新加坡等6国的8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进行了45天详细的考察。考察组回来以后，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特区工作具体建议，使我国的经济特区进入实施运作的新阶段。这次考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我国的外汇很紧张，按照惯例，这类考察活动可以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并获得9万美金的无偿资助。当时江泽民同志要求大家省吃俭用，只花了3万美金，其他全部上缴国库。这件事受到谷牧同志的表扬，对进一步推动机关廉洁节俭的风气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关于用好明白人，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1980年初，关于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发创新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时我国的印刷技术十分落后，印刷厂使用的是人工铸造铅字，手工排版，即通常说的“铅与火”的时代。早在1976年，我国科学家王选等就进行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发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几年来，在研制及发展设想等方面，各方分头进行，各有各的思路，科研、开发、制造、使用不仅不能配合，甚至相互抵触，再加上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设备难以解决，使我国自己研制的激光照排系统迟迟难以进入实用阶段。王选同志对此非常着急，要求国家进出口委协调裁决。1980年1月9日，根据江泽民同志的建议，国家进出口委党组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中文激光照排”项目的请示报告》，提出了以自主创新为主、吸收部分国外技术协同集中攻关的6条建议，并为以王选同志牵头的攻关团队申请拨付40万美元外汇，用来进口部分国外先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及测试设备。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经江泽民同志多次协调组织实施，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使这项划时代的印刷技术创新终于获得成功。1980年10月，当邓小平同志看到用激光照排印出的样书《伍豪之剑》时，非常高兴，并在随书附上北京大学的一封信上挥笔批示：“应加支持”。正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顺利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很快结束了我国印刷业落后的“铅与火”时代。当时谷牧同志主持的国家进出口委，就是这样通过选用一批“明白人”，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实施方案、条例、规则，调动各方积极性，排忧解难，协调各方解决对外开放中的问题，这种工作方式，我个人认为，跟目前中央要求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有类似之处。回想起来，我最初与谷牧同志相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调到国家经委工作。那时他是国家经委的第一副主任，后来又任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是一位很有学问、领导能力很强的高级干部，工作中很严肃，一丝不苟，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当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制定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政策，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因此，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是机关作风的最大特色，他不但要求同志们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经常到第一线去调研。他常对我们说，做工作，首先情况要明，决心要大，解决问题要实。他听汇报时，常常“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发现就连部长们到他那里开会，有时都有些紧张，生怕情况掌握不准、不深或工作不实，被他问住，受到批评。他主持的会议，决不允许迟到，如无特殊原因，不管是谁，当场就批评。记得有一次一位部长来迟了，他严厉批评说，成天讲群众观点，一到具体问题就忘了，这么多同志等你一个人，浪费大家的时间，你哪有群众观点。但是平时，他却十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谷牧同志有很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底，在党内以有学问闻名。他爱好书画等艺术，工余时，常与文化人交往，也爱与周围同志们聊这方面的问题。他也非常重视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在他离休以后，我常去看他，文化艺术就成了我们的中心话题。在这方面还留下不少趣闻轶事。谷牧同志不仅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他的百年。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的岁月，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老一辈革命家、改革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担当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讲得很好，很深刻。改革开放是艰巨、复杂而长期的任务，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只有不断深化才有出路。我对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表示由衷的拥护。今天，我们要沿着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0月08日）

王德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中）》2011年5月版。一、江泽民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历程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国际性经济机构。1986年7月，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递交了恢复合法席位的申请，从此开始了15年漫长艰苦的“复关”—“入世”之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工作，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江泽民始终以动态、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其决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基本思路，他指出真正的较量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二是根本方法，他强调掌握主动权，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三是具体策略，他提出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决策，最终推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运筹帷幄，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漫征程，交锋在谈判桌上，而真正的较量是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开放市场等，部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我们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先要创造市场方面的有利条件。这是江泽民决策过程的一个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本质上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由于我们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直到党的十四大上才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此之前，我国“复关”谈判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就因为在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党的十四大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宣示，为我国“入世”提供了必要条件，使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迎刃而解。为此江泽民曾讲过：“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大大推动了我国‘复关’谈判的进程。”【《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1992年10月21日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11次中国工作组会议，正式结束了对我国经济贸易体制长达6年的审议。此后，“复关”淡判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市场准入淡判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主动进行了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工作，客观上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比如，1992年以来，经过一系列的减让，我国平均税率已从43％降至2000年的15％左右，并逐渐取消了1200余种非关税措施。我们逐年降低了外资准入标准，有步骤地扩展了金融、保险、电信、商业等服务业的开放范围和数量。我们加紧清理、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约2300件。这些举措，都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还体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所做的协调工作上。曾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就认为，对外谈判是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国内的协调。“当时国内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而且涉及到很多部门，因此国内协调的问题，比起对外谈判来说，甚至更重要、更困难。”【《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百年潮》2009年第7期。】因此，让政府各级官员逐渐熟悉、理解并接受多边贸易体制的游戏规则，就成为“复关”一“入世”过程的重要环节。石广生认为，尽管国内协调工作十分艰巨，但当时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到了最后关键时期，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都亲自过问，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决定。”“江主席态度非常积极”。【《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百年潮》2009年第7期。】江泽民曾明确指示：“要向大型企业，要向各行各业解释清楚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到底有什么利弊，以便在全国上下对这样一个重大外交政治问题统一认识。”【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1页。】江泽民高度重视国内协调工作，为统一全党和全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问题的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这样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决策，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工作的基础。(二)掌握主动，适时提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原则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在漫长的马拉松谈判过程中，江泽民是如何作出决策、掌握主动的呢?首先，江泽民适时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确立了重要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江泽民在1

李洪峰，文化部原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原纪检组组长。本文原载《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在我们党的领袖中，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特色和重要组成部分。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实际情况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掌握放在第一位。他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毛泽东一生有厚重的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对各种社会问题持有高度的敏锐性。他认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所必须，或不必须，而均尚未得到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3日。】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页。】1917年，他邀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化五县乡镇农村，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918年春，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进行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在面对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留在国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暂想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8页。】1919年9月1日，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这71项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劳动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经济自由问题、海洋自由问题、军备限制问题、国际联盟问题、自由移民问题、人种平等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俄国问题、德国问题、奥匈问题、印度自治问题、爱尔兰独立问题、土耳其分裂问题、埃及骚乱问题、处置德皇问题、重建比利时问题、重建东部法国问题、德殖民地处置问题、港湾公有问题、飞渡大西洋问题、飞渡太平洋问题、飞渡天山问题、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西伯利亚问题、菲律宾独立问题、日本粮食问题、日本问题、朝鲜问题、山东问题、湖南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防军问题、新旧国会问题、铁路统一问题（撤消势力范围问题）、满洲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退回庚子赔款问题、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两院制一院制问题、普通选举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文法官考试问题、澄清贿赂问题、合议制的内阁问题、实业问题、交通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司法独立问题、领事裁判权取消问题、商市公园设建问题、模范村问题、西南自治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在列出这71项问题后，又专列一条讲：“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宗教上之主义，（五）文学上之主义，（六）美术上之主义，（七）政治上之主义，（八）经济上之主义，（九）法律上之主义，（十）科学上之规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2—366页。】从以上所列问题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的宏大志向、宽广视野和坚韧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章程》列出的71项问题中，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这样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为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进而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0页。】“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1—422页。】“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毛泽东一生所作的大量调查研究，成为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关系中国革命的全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把研究农民问题摆在重要地位。自1925年春开始指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后，毛泽东花费大量心血精力开展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1926年5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他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按地区组织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36项农村调查研究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在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毛泽东对江浙两省的农民运动情况进行了考察，收集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慈溪等地农民状况的资料，于1926年11月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第179期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对全国土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农村各阶层土地的占有情况。这些调查，使他认识到农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情况。2月16日，他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向党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报告向党中央建议：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参见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200页。】从而为开展土地革命，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不管局势多么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1927年11月，毛泽东到永新、宁冈两县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对这些调查成果非常重视，但是这些调查材料都没能保存下来。对此，毛泽东十分痛惜。他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1928年12月，毛泽东深入红四军连队，召开干部和战士座谈会，对部队实际情况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为起草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作准备。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代表大会召开，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参见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201页。】1930年5月，毛泽东对寻乌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情况进行调查，写了八万多字的调查材料。其中商业方面的调查材料就有三万余字，为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参见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202页。】此后，毛泽东利用红军分散发动群众的机会，深入到寻乌、兴国等地调查研究，对当时当地农村的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了解，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具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兴国调查》的特点，一是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本概念；二是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3页。】在几年来进行农村调查的基础上，1933年10月，毛泽东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确立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统一标准，同时也提出了一条基本上符合实际的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毛泽东曾说：到这个时候，才算认识了中国农村。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先后约请萧军、欧阳山和草明夫妇、舒群、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进行个别谈话，有的谈了多次，并请他们搜集文艺界的情况，主要是各种不同意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又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坦诚地和大家交换意见，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的文献。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作风。要求广大干部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页。】同年8月1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特别强调“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克服主观主义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阐述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指出：“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2月8日，他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报告，其中讲到，“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深刻地说明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规定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把调查研究，“胸中有数”，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一。要求各级党委，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1443页。】调查研究贯穿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讲到他对指导战争的认识过程：“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已经远远超出军事问题的范围，实质上深刻指明了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的根本方法论意义。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毛泽东同样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成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更为重要。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对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毛泽东身体力行，坚持作调查研究。他给身边工作的警卫人员规定，回家探亲，要对家乡情况作一些调查，回来时，要写一份调查报告。他对这些调查报告，总是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并听取警卫战士的口头汇报。此外，毛泽东还要警卫人员用通信的方式了解家乡情况，把家乡的来信交给他看。在对农村合作化运动作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组织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且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对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调查研究，指出：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啊！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央好比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造好，制造得不好就要犯错误。1958年2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在认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抓了三次大的调查研究活动。第一次是在1956年前后，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调查研究；第二次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调查研究；第三次是1961年前后的调查研究。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14日至4月11日，毛泽东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作了一次系统的座谈调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一段时间以来进行调查研究的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第263页。】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是以苏联为鉴戒，根据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的实践，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195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请他们从十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内容。通知要求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字报送中央，字数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毛泽东还接受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的200个至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出书面汇报。听了各部委的汇报后，毛泽东还到南方进行了实地调查。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接近七时。这是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重大课题。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文化等领域一切问题的总方针、总原则。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先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次讲话之前，他已经在三次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而且他从来不认为，讲一篇话，发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定要反复做工作。调查研究，是他做工作的基本方法。讲话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传达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录音。毛泽东没有马上在会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其他时间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在知识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新问题的认识。3月12日，他才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之后，他到外地考察工作，听取和交换意见，并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发表讲话，丰富和补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想和内容。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首要问题。所以他对这篇讲话极为重视。从1957年4月24日开始修改这个讲话，整个修改工作，数易其稿，历时近两个月时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认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而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唯有进行调查研究。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234页。】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7页。】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着重讲述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问题，再次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农村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派出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浙江、广东等地作调查。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6页。】此信发出后，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5月14日，毛泽东在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中提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当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六十条（草案）》进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在“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其中的一项。1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邓子恢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带头下去调查研究。从4月初到5月中旬，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农村，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同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进行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并把调查所得情况亲自向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做了口头汇报，明确表示农村公共食堂没有优越性，应当解散。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各方面工作很多、活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4月28日至5月14日还亲自带领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他多次听取省、地、县委书记汇报，到邯郸地区所属武安、涉县，找公社、大队、生产队、机耕站的干部、社员群众和党团员谈话，开座谈会，并亲自在一个农村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5月7日，他专门就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评工记分问题和恢复社员的体力以及恢复畜力问题向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做了电话汇报。他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3月26日到5月5日期间，朱德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主要在四川的宜宾、自贡、内江了解工厂、气井和盐井的情况，并同农村社员进行座谈；同时又专门派一个小组到灌县进行手工业生产情况的调查。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他听取了中共西北局、陕西和河南省委，以及石家庄、保定两个地委的汇报。5月9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着重谈了农村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问题。信中说，陕西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另外，陕西、河南、河北三省和石家庄、保定两地委的同志都提出要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和自由市场问题。4月和5月上旬期间，邓小平、彭真率领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特别是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陈云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召开了10次座谈会，听公社党委汇报，向农民作调查，同他们交换意见，并且到农民家中亲自观看农民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生产、生活情况。他调查了解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公养猪，私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平调退赔，农村商业，公社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等内容，对这些问题和情况掌握、分析得非常具体、细致。8月，他将了解到的农村情况和关于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问题的三个调查材料，一并报告了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这次调查研究的一个总结。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发扬党内民主问题。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就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293—294、296—297页。】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调查研究的总任务和总要求，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从全党来说，知识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把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同贯彻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内在地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几篇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写出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够走出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我们党能够制定各个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全党对国情和形势保持清醒头脑，是一条带根本性的经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党执政以后，曾经发生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作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错误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等等，固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根本的一条，都同长时间不作调查研究，或没有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有关。正如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深刻指出的：“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深刻教训，全党应永远记取。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思想财富，永远值得珍视。调查研究是执政党的必修课，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的实践，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层面进行哲学思考，逐步形成他独具特色的调查研究理论。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阐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为红军总政治部起草签发《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的口号。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其中特别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并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号召大家学习长冈乡和才溪乡的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整理了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1941年3月出版。毛泽东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序言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方法和态度，号召全党努力掌握这个科学的方法，加强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790页。】之后，毛泽东又写了《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再次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调查工作的方法。他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概括起来说，毛泽东阐述的调查研究观点主要有：（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不调查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二）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作调查研究工作。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三）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多想多读，多谋善断。就是说，认真地作调查研究工作。要是不作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作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作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再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四）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制造工厂。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作调查研究。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有，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五）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六）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调查研究是一定做不好的；要真正联系群众，和群众做朋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研究就是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再研究别个地方，明了一般情况便容易了。“到处只是问一下子”的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要注意找调查的典型。在调查研究中，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并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调查研究既要详细占有材料，又要抓住要点，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如果作了调查，结果却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那是方法不对。如果调查的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仍旧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比如，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子，下到基层找例子。比如“解剖麻雀”，“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再比如，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又比如，蹲点的方法，为了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3页。】。毛泽东提倡调查报告要好而短，文风要准确、鲜明、生动。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方法和要求，对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长远指导意义。最近，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当前形势和局面下，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切中要害，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现在，我们党执政已经60多年，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印把子在我们党手里，枪杆子在我们党手里，笔杆子也在我们党手里，我们已经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正确的战略目标，确立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调查研究还有那么重要吗？我们说，不但重要，而且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具体特点，对它的认识和把握不能一劳永逸。正如我们今天讲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同30年前、20年前已经有很大不同，未来20年、30年之后必然会有更大的不同，我们党作为13亿人民的主心骨，要为社会主义中国这艘巨大航船掌好舵，真正做到稳中求进，完成由富国向强国的历史性飞跃，须臾离不开调查研究。第二，“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是令人神往的，但脚下的路却是艰辛的、充满坎坷的。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但总体来讲，对全党仍然存在很大的必然王国。我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都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常复杂性，迫切需要加强调查研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办法。第三，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都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得到新的提高和进步。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环境、国际战略建设，也面临许多新的严峻课题。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量事实证明，调查研究是执政党的必修课，是转变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基础环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步骤。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调查研究都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我们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行具体、切实、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篇大文章，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原发海南日报。“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彰显出我们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牢牢把握基本国情，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提出“两步走”战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4亿多人走向现代化的新征程，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这就需要牢牢把握基本国情，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深入研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前进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判断，是对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的缘由就是对基本国情准确、客观的把握。“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改革是为了发展。我国既具有重大发展潜力，又肩负深化发展的重大任务，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抓住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由此，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释放14亿多人口潜在的巨大增长动力和发展活力。以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未来10年至15年，要推进以结构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迈过高质量发展的“门槛”，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加紧密融合。由追求经济发展的总量与速度向追求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质量转型，推动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转型升级，需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水平开放为重要动力，以结构转型赢得发展主动，以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发展活力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选择，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原则。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把握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改革实践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迈上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诸多方面的重大任务。例如，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性。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在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要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中增强发展信心、优化发展环境。既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国内市场活力;又要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就需要实现公开市场，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科学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推进高水平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前，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多种全球性危机叠加的严峻挑战，我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推动高水平开放，既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全球经济稳定与复苏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大战略抉择。为此，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等。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要求，以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为战略目标，以服务贸易发展为重大任务，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为重要突破，以制度型开放为突出特点，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保障。为此，要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以开放推动形成释放14亿多人口大市场潜力的重要动力，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性变革。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当前，服务贸易正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要任务是加快补齐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争取到2025年，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比重由2019年的14.6%提高至20%以上;大幅提升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促进双边、多边服务贸易合作。在改革开放中促发展强安全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重要目标。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动荡变革的新形势，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选择。历史和实践证明，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在改革开放中促发展强安全，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统筹安全的基础在于发展，统筹安全的目的在于发展。发展和安全相互融合、互为条件。发展是目标，没有发展就难以形成持久可靠的安全保障;安全是前提，没有安全保障就难以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当前全球面临发展与冲突的突出矛盾的特定背景下，更要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促进发展、强化安全。要协同推动高水平开放与强大国内市场建设，在加快构建内外对接的市场制度规则体系方面全面破题，在高水平开放中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短板，进一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韧性和竞争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优化内外开放布局，在扩大共同利益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安全发展。努力把海南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使其在区域发展合作中发挥战略枢纽作用；优化以东盟为重点的对外开放布局，务实推进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程，务实推进中欧经贸合作，为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赢得更大回旋空间。在新的历史起点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重点赢得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在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如何全面促进消费，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赢得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以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务，以城乡一体化为主要载体，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前提，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重大任务，逐步形成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回答好、解决好这些重大课题，都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今天，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我们要以新的战略眼光看待改革、开放、转型，要以新的战略思维看待改革、发展、安全。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王青云，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估督导司司长。本文原发学习时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把调查研究作为察实情、找问题、解民忧、出实效、练队伍的重要抓手，总结形成了聚焦预研、深蹲、实查、连心、求效5方面“24招”，推动调研工作切实取得实效。充分预研夯实基础。预研是调查研究不可或缺的案头工作，是确保调查研究工作高效有序开展的基础。调研工作需用好对标对表、系统梳理、案头推演、结对支撑、混编借力5招，明确工作方向、加强知识储备、找准抓手支撑，有效夯实调研工作基础。对标对表。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准确把握科学实质和精神内涵，找准工作站位、明确工作方向、路径方法。精准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锁定调研“靶向标”，高效开展调研工作。系统梳理。系统总结政策文件、背景材料、国际做法、研究报告、统计数据等多方面材料，建立调研资料基础库。在此基础上对庞杂资料总结提炼、精细分类，梳理出基本情况、政策要点和重要观点，努力做到“在案头知全局”。案头推演。科学设计调研提纲，周密谋划调研步骤，采取有针对性的调研方法，预判障碍阻力，设计工作预案。通过事先推演切实把案头工作做实做细，保障调研工作有条不紊开展。结对支撑。聚焦评估督导重点领域，加强与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努力发挥其人才、专业优势，联合开展调查研究，提升工作专业化水平。混编借力。针对调研任务特点邀请高校智库、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参与，凝聚合力、有效借力，确保参与调研的每个工作组都得到专业化的人才支撑。深入蹲点解剖麻雀。蹲点调研是深入群众、了解实情、锤炼作风的好方法。可通过深蹲真蹲、下沉到底、全面解剖3招，深入解剖麻雀，找出事务本质，发现问题背后的问题，切实找出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深蹲真蹲。通过深蹲真蹲精准调研，把情况摸准摸透、把数据搞准搞实，找准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问题，有效发现工作堵点、难点、重点和突破点。下沉到底。“沉到底”就是以钉钉子精神直插一线，直抵现场，到最能发现问题的地方去，真正把心沉下去，认真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全面解剖。对发现的情况、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系统分析，抽丝剥茧细解麻雀，避免蜻蜓点水、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多措并举深查实情。实查是调查研究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一环。为真正把实情“挖”出来，可从细查、精查、巧查、暗查、快查5个方面入手，采取技筛人查相结合、座谈访谈相结合、明察暗访相结合的9招工作方法。高效率“摸排”。通过遥感、大数据技术辅助调查研究，用好互联网舆情分析和企业信用等多维度数据库，在开展调研工作时进行宽领域搜集，摸清情况现状、缩小问题寻找半径，提升调研效率。智能化“穿透”。对摸排出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初筛核查，将信息手段与实际情况相互印证，对情况和问题进行穿透式了解，对问题进行精准定位。两条线“深挖”。将实地调研提供的情况与线上了解情况有效结合、深入分析、互相印证，提高调查研究质量和效率。线上用好技术手段提供资料数据支撑；线下组建精干队伍，结合线上有效信息进行深查细挖。多开“热烈茶话会”。多唠家常、说“大白话”，引导被访企业、居民打开话匣子，与群众、企业围坐一起深度访谈，深入了解他们的所难所盼所思所困。多开“重点上门会”。对于重点部门、重点企业及时上门座谈，充分体现对相关市场主体意见的重视。深入沟通了解真实情况，为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开“个别访谈会”。对调研重点和发现的重点问题，与群众和企业主体开展一对一深入座谈，使受访企业、群众卸下包袱，敢讲真话、实话。调研路线灵活机动。不打招呼、不走“经典线路”，直奔一线抽查，根据掌握的问题线索，随时调整行程路线，有效发现问题。不露声色暗访。通过专家、记者等随行人员掩护身份，采用小股部队游击战术，不露声色大幅提高暗访工作效率。“点穴式”突击。用信息手段筛选网络舆情后再人工精选锁定问题线索，借助当地熟悉情况人员，快速出击、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开展“点穴式”突击，有效获取真实情况。讲百姓话采集民意。为了解企业和群众所难所盼、所急所怨，就要聚焦“如何走到群众心坎上”这个命题，用好用白话促交心、以诚意听民情、用真心问愁盼3招，真正做服务群众和企业主体的知心人。用白话促交心。讲老百姓的话，把机制、收入、程序、工作这些词变为“这个怎么办的”“挣多少钱”“需要你做些什么”“在哪忙活”等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话，到了当地学几句老百姓常用的“土话”，真正走进群众。以诚意听民情。深入一线和企业、基层群众围一张桌子、坐一条板凳，聊经营、谈家常、听困难、记诉求，让企业和群众敞开心扉，以诚意让受访群众和企业人员掏出心窝讲出真话。用真心问愁盼。联合技术支撑单位提前掌握当地企业和群众的问题诉求，在调研中着力跳出精心打磨材料的“包围圈”和早有准备的“场面话”，重点围绕企业和群众最直接、最迫切的事项进行求证，切实把调研工作做到位。对症下药力求实效。能否取得实效是衡量调查研究工作成败的重要标尺。为实现政策的优化和工作质量的提升，需把握去繁取精深析解剖、聚焦问题推动整改、纠偏完善疏通堵点、提出建议改进优化4招，确保调查研究成果得到有效应用，真正取得实效。去繁取精深析解剖。去粗取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去掉无效信息、理清逻辑链条，把真实情况提炼出来、把正确观点总结出来、把问题短板揭示出来、把意见建议准确提出来。聚焦问题推动整改。对梳理出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对象。建立问题整改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努力用好通报、约谈、评优评差、工作晾晒等手段，对各方形成有力督促约束。纠偏完善疏通堵点。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和不当做法，及时督查纠正纠偏，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努力协调解决。提出建议改进优化。从推动政策更好发挥效能的角度出发，将调查研究的经验和结论转化为能落地、真管用的意见建议，并积极协调政策制定部门改进优化相关政策。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的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终久只有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年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做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做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间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代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七十岁，就以七十岁为成；活八十岁就以八十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定本就是了。”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作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五十八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十二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看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研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元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我的古史研究，从一般人看来是脱离现实的，所以前两年有人警告我道：“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我以为这位先生未免短视，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何从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例如近日报纸上有艾思奇先生的一篇讲社会发展史的文章，里面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二十余年来所讨论的。释古派认我们的讨论结果为得古史的真相，所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了。同样，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有人以为我们的好做“翻案文章”，讥讽我们“想入非非”，那是全不合事实的。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我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堕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刊训话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抵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所以，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哪一个理论离得开事实？哪一个事实离得开理论？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至于那位先生为了要我再给青年拥护而嘱我换走一条路，则我敬谢不敏。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青年愿意接近我的，我只望他在学问上自求进展，对于我所说的不妨驳洁，也无须作我的应声虫。又以前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是过去了！”这句话我也觉得不对，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旧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到“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有人继续写，这是我敢作预言的。在讲我的治学计划之前，该先讲一下我的思想学问的渊源。我的出生正在大变动的初期，十岁左右刚懂得看书时就和梁任公的文字相接触。梁氏这人从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落伍的地方，但在当时则是建立一个从来未有的批判态度，他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实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我进了中学之后，喜看《国粹学报》，从而认识了章太炎的学问，他的范围比梁氏缩小得多，只是把古今的学术思想另行估定价值。但梁氏所批评的是现实社会，我尚未和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观感是空洞的，而章氏所批评的乃是古书，古书我已读过若干，翻看过若干，所以所得的观感是实在的。我懂得了他的方法，也想把古代东西彻底整理。进了大学，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已很佩服他；在杂剧里，在小说里，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在经他的手法，不但理得秩序不紊，而且把各个的时代背景都指出来了，这是中国学者的文章里所从来没有的，是梁、章二家所写不出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直到我看了一些辩证法的书才知道，他原来用的是辩证法里的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不把一件东西看作孤立的和固定的。他应用辩证法，我没有听他说过，也许因他看的西洋人的著作多，其中不乏用这方法论学的，所以他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我自己曾因看戏而将戏剧里的故事和小说及正史比较过，错乱极了，我想了几年想不出整理的方法，自从看了胡先生这篇文章，恍然大悟，触类旁通。我又想起古代史里神话传说极多，神话传说同戏剧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是不是可以拿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呢？一想到这里我就豁然贯通了，于是有《古史辨》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我真要对于这个方法作一番深入的研究才好。自在北大毕业，我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为了家庭关系，生活不安，不能著作，除了教音韵学之外，一肚子的学问不能为人家所知道。他从小治经学，先从崔钟甫(适)受今文经学，把汉清两代中两大派的原委弄明白了，而又富于批评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来谈今古文问题，主张用古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今文家，同时即用今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古文家，使得他们彼此的原形毕现，将来人不致再想投入今古文家派。我本来看了清代学者卓越的成绩，也想治经学，然而总得不到一个治学的目标，虽也上了崔先生两年《公羊学》课而不得其中心；及至见了钱先生，他和我谈了多少次，我始认清一个目标，知道他们治经学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京房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我们要结三千年来经学的帐，结清了就此关店。—以上说的四位先生，梁与章给我以批评的精神，胡给我以整理的方法，钱给我以研究的题目，我的学问到此方始有一个雏形。只是我的命运不佳，刚具这雏形时便逢了九一八事变，扰扰攘攘，以至于今，当年所定的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而我的年纪已经老了！自从接受钱先生的见解之后，我就立志著四部书：第一部是《帝系考》，第二部是《王制考》，第三部是《道统考》，第四部是《经学考》。这四部书是中国古书古史的总批判，而且是系统的批判，《帝系考》是属于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王制考》是属于政治制度史及社会制度史的，《道统考》是属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经学考》是属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自周、秦以迄明、清，一代有一代的堆积，一代有一代的活动，而无不以孔子与六经为号召，所以这四部书作成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史就可以作一总清算了。所谓《帝系考》者，帝系是三皇五帝的系统及他们时代的重要人物，这许多古人本来或是各部落的酋长，或是他们的祖先，或是他们的图腾，或是他们的上帝，神与人己混杂而不易分，而又加以日后交通线扩大，使得各民族渐渐混合，因民族的混合而各族所奉的神与人也混合了起来，发生父子、翁婿或君臣的关系，从而在混合所成的系统之中分出了时代的先后，编排为一串的政权继承人。这编排的工作由周朝做起，到三国才完成，因而这系统中也含有这各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的背景在。我们应当细为分析，若干是原来的，若干是后加的；若干是甲民族的，若干是乙、丙民族的；谁是神，谁是人，谁是由神而转为人的，谁是由人而转为神的。这些问题弄明白，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他们所崇奉的宗教也就跟着明白了。《王制考》所讨论的是三王的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可是孔子已慨叹夏、殷的文献无征，可见在东周时己不很能知道前二代的礼。到战国时，有人问孟子周室班爵禄的制度，这是一代的煌煌大典，而孟子已说“其详不可得闻”，可见周尚未亡而开国制度已不易找。材料缺乏到这样，然而经过诸子的托古改制，秦、汉实际制度的反映到学说上，以及经师的任意断代，遂使三代制度灿然陈列，反若孔、孟所见不广。其实他们所说的古代制度全是凭着一点真实材料而一推、两推、三推地“推”出来的。我曾经总括成几类：1.以一朝代的推作数朝代的，如因周的稷神而推出夏、殷的稷神；2.以一地方的推作数地方的，如因秦腊而推出虞腊和周腊；3.以一阶层的推作各阶层的，如五等爵所执的圭璧和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庙制；4.以一时的推作四时的，如一岁本只一次田猎而推为三时田猎与四时田猎，又如钻健改火一岁本也只一次而推为四时改火；5.以一德的推作数德的，如周有赤乌之祥与骍牛之祭，原是偶然的事，而即因此指定周为火德，就用来推出商金夏木的制度。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他们的推致法，从而剥去其所推致的，以获得其仅有的一点真实，再配合了考古学的结论而把古代的政治和社会看个真确。如果舍不得剥离那些推致的东西，那你对于古代史无论研究得怎样深，总是要被诸子和经师们蒙蔽牵缠的。古人梦想道有一统，而这个道统在孔子以前即是君统。自从《孟子·尽心》末章记了他的尧、舜、汤、文王、孔子的一个“闻知”、“见知”的系统之后，接着是《论语·尧日》的“执中”，伪《大禹漠》的“人心”、“道心”，见得三圣传心的精髓，有如佛家的衣钵相传，确实有一个心领神会的实际。汉人又在《易传》里加上观象制器的一章，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和尧、舜们也发生了道统的关系，道之所在即是《易》理。孔、孟以后，道既不在君统而在师统，所以凡是能为师的就可争取这个道统，而成为万世的师表，参加竞选的就很多，结果为宋代的周、程、张、朱所得着。朱以后这个统又在争了。直到清代学者纷纷攻击理学，指出他们的道是混合儒、释、道的，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尧、舜、孔、孟之道，才使一般人憬然于争取的无聊。但因这一说传衍了两千余年，入人已深，所以总有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觉，虽是时代不能不变，而他们还想拉住这巨轮。这只要看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者压迫，创巨痛深，无论新旧的人们都觉得应当发愤图强，但要发愤图强就不得不改变旧的制度，而旧的制度是旧伦理说的具体表现，要改变旧制度就得侵犯旧伦理说的尊严，于是一班旧人物为了维系道统便死命与新党为敌了。戊戌政变之所以失败，就在乎此。中和派要调和新旧的冲突，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什么，不是这个道统说吗！他们要建立新制度，所以取西学为用；又要保卫道统说，所以取中学为体；用心甚苦而其事难于作到，所以还是一个失败。然而道统说中人太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还是要承接这道统。我做这《道统考》，要说明道是每个时代的需要而反映于人心的，时代不断地在变，道也只得跟着他变，绝不能建立一个不变的统。尧、舜以上，本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可知，何况他们的道。孔、孟以下，固然他们都有其道了，但因时代的变使得他们的道也不能不变。只要看孔和孟，居地如此其近，时间也不算远，然而除了亲亲一点之外相同的实在太少了。孔子尊周室而孟子要“以齐王”；孔子美管、晏而孟子竟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孔子主忠孝而孟子惶惶然鱼于救世；孔子严阶级而孟子说“民为贵”。为什么这般相差，就为战国中期的社会已绝不是春秋末期的社会了。宋朝理学家要混合儒、释、道以为道，也自有其不能不混合的时代背景。我深信这部书写成之后，必可除掉国人心理上这种种僵化的癌症。经学，是我国人研究了二千多年的学问，因此一切学问都汇合在经学里。要做一个理学家，可以尽量的空谈；但要做一个经学家，便非实事求是不可：所以经学在中国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绝的地位。但是经学为什么不能成为科学，则因有两件事情在作梗。第一是圣道。凡圣人的话是不容许批评的，所以明明见出其不对而绝不能道破，进一步则政府所定的正注也是不容疑的，你即使有极好的意见足以改正旧注的，也只须写在私人的著作里而不许写在考卷里。为了思想这样受统制，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叛徒之外，一般人只有奉经书为教典，没法走上客观研究的路。第二是家派。因为经书不易读懂，所以经师要专利，其实他何尝读懂，只是敢于立说，似乎言之成理而已。这家的经师讲通了一部经，那家的经师又自出心裁把这部经讲通了，两家说的不同，政府也没有法子决定其是非，于是并立于学官，各各收徒弟，徒弟在道义上不能违背老师，讲这一部经的就成了两派。再有立异的起来，就成了第三派、第四派。汉代家派的所以多，说穿了不值一文钱，就是由于这样抢饭碗的实际需要来的。这种小家派势不可久，所以后来就有一班通学者起来，打破门户，择善而从，作成了几部混合的注释。但是到了清代，因为学者好古情殷，又要把自己束缚在汉代的家派里，甘心做他们的奴仆。为了他们有拥护一家派以攻击别家派的成见，所以他们仍不能作客观的研究。我们现在，惟有大声疾呼，打破圣道和家派的迷梦，使得几部经书可以呈露其本来面目。如《易》本来是卜辞，《诗》本来是歌曲，《书》本来是档案，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类的东西和它比较研究而发现其所含的古代史实；再把二干余年来的经解、经注汰劣存优、纂成集注，使得后学者于短时间内就能识得其正确的意义，不再白费工夫在无聊的纠纷上。再做一部《经学考》把经学的演变及其所受时代影响揭发出来，使人看了明白这种学问为什么到了今日该得结束。结束之后，经书与子书及几部古史同是古籍，应在平等的待遇之下为史学家所取材了。以上四部书拟总名为《古史四考》，工作的时间，不能少于十年，因为要做这书时必得先做几件准备工作，如决定经书的性质，考定重要古籍的年代，以及审查真书里的伪材料及伪书里的真材料等等，凡间题较大的就做成论文，先行发表，激起人家的讨论，使得写入《四考》时已有正确的结论可以依据。这是一项，还有第二项。我在大学教书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教的多是中国古代史，用的主要的书总是《尚书》、《逸周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数种。但因近年做这工作的人颇少，书铺里没有出版依了现代的要求而整理的新版，适合于学校师生之用的，使我教学时颇不方便。为将来大学的国文、历史两系的学生设想，应当利用从前人的成绩，把这几部书好好整理一下。我以前曾翻译过几篇《尚书》，到现在人家还是觉得好，因为商、周的文字太古奥了，单有注释仍看不懂，只有译为白话文才可懂得它的意义，而翻译的工作委实不易做，许多人想学我而学不来，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我把《尚书》全部翻译。我对于这工作也有兴趣，预计此书该分三格：上格为本文及校勘，中格为历代解释选，下格为译文；再将重要的金文，如毛公鼎、散氏盘及舀鼎等，也用同样方法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使学生多得一参考的资料，启发其把古籍与古物打通研究的志趣。又如《国语》与《左传》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这个问题也已讨论了两千年，现在该得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尽量先用秦诸子及《史记》里说到春秋时事的都钞出来和《国语》、《左传》相比较，以猜测其原来的形式。要是这样做了还不能解决，那么这个间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了。要是还可以解决，则左丘明著作的原样可以给人认识，两千年争辩的公案可以给它判决，岂不是学术界的大快事。又《史记》一书，清代学者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敢替它作新注。我前在北平，想作彻底的整理，已将标点分段的白文印出，销路很好，足见一般学人的需要。将来我们国家走上文化建设的阶段时，我希望有一机关给我方便，许我在朋友中选取十人，共同工作，把前代学者研究的结果汇合于一编，如王先谦《汉书补注》例，作专门学者的读物；再捡其精粹，作一简注，并加上地图及器物图，作大学生的读物。我在燕大时，曾用“嚼饭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写出来，成了两部讲义：一是《中国古代史》，二是《汉代学术史》。这第二部印了出来，虽是有人批评我，说我不该强迫古人说现代的白话，但是赞成我的很多。至于第一部，则是混合考古学与古籍研究写的，因为里边未解决的问题太多，未敢出版。但我既教了二十余年的古代史，忍不住把它系统化的要求，想对于新史学学习到一相当程度，把这部稿子重新写出；对于间题的考证则作为附注，约计正文三十万字，附注七十万字。有了这部书之后，青年们方能接受前人的研究成绩，不负他们一番辛苦。和此书并行的，是一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法》，以古代材料为主，逐书逐物作说明，且分析其内容，使青年读了即可知道门径，省暗中摸索之苦。以上两件事情，一是整理古史料，一是叙述古史及其材料，偏重于编辑方面。固然比了作《古史四考》轻易得多，但因分量既富，范围也广，工作的时间恐怕最快也在十年以上。再有一项工作也耿耿于心，就是《中国民族史料集》的编辑。这是我主持禹贡学会和边疆学会时遗留下来的志愿。中国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汇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如要我们细细地说明其结合和汇萃的情形，则材料就嫌不够，而且根本未经整理，要采撷这点材料时也非常的不凑手。一部二十四史放在你面前，你也没法找。现在全国各民族既有平等发展的自由，他们便不会不想知道自己的历史，可是他们自己的历史里揉杂神话太多，远不及我们正史里记载得正确。例如西藏人，他们有人说他们种族的由来，是一个在观音菩萨处修道的称猴和一个魔女结合了而生出来的，其统治阶级则是一个印度的太子为避难而逃出来，为藏民所拥戴的。其实，《新唐书·吐蕃传》里明明说是发羌的后裔，发羌是由青海迁去的。我们难道尊重神话而舍弃历史事实吗！为我们国家联合各民族计，为帮助各民族得着其自己民族的正确历史计，为将来的著作家汇合了各民族的史实以写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计，这基本的工作是不能少的。我自从跑了几次边地，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可是这件事情实有相当的困难。第一，应确定各民族的人名、地名，这在近代蒙、藏史固有他们用自己文字记载的典籍，可以根据着整理，至于匈奴、鲜卑、突厥之类，他们的文字或未发现，或虽有发现而材料极少，不够解释一切，须待慢慢地寻找和研究。第二，从前各民族向无地图，现在不能不替他们补出历史地图来，但古代地名当今日何地，其幅员广狭如何，其交通路线如何，在在是间题，这也必有待于考证。第三，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组织状况。民族和国家向来可以不一致，或一民族而分数国，或一国而含有数个乃至数十个民族，或一国的国民是一个民族而统治者则来自别一民族，或开头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而后来则化为复杂的民族，此中千头万绪，而记载则或简或无或误，总不能适合我们的需要。这只有用极度的耐心去研究，使得分散的材料可以集合，失去的材料可以找回来，文字上没有的材料可以从夹缝里看出；还该把归纳出来的事实送给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审查，请他们用地下的材料来证明或推翻。所以这一工作，我虽是愿意干，但我绝不敢包揽，我只想把二十四史细细地读，抄出材料，作初步的整理，编出一部民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的《民族史辞典》，或者更把整理的结果做成一部不完全的《中国民族史》，待将来学者的改造。把二十四史细细读一过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部三千二百四十三卷的大书，以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四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十年吗？这三项工作—研究古史、整理古史、整理民族史—的具体计划开了出来，总计已需时三十年，而且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如果实做起来一定还不够，难道我能活到九十岁以上吗？难道我能工作到九十以上吗？但是想到文化建设不远来临，到那时我要请求政府，派几位编辑、几位书记一同工作想是做得到的，那么我个人的工作时间或者可以缩短十余年，确实完成这志愿。否则，便干一点是一点。现在，我极想摆脱了商人和教授两种职务，专力在写作上。不知上面开的三项工作，政府要我做哪一项。政府如要试一试我的工作能力，我想不妨先从小的做起。《尚书今译》和《国语》与《左传》两种工作，估计每种速则一年，迟则二年，平均数则共计三年。如果给我的稿费够我的开销，我一定能如期完成。本文节选自顾颉刚先生1951年所写《顾颉刚自传》

邓小平在其丰富的读书实践中形成了内涵深刻、体系完备的读书观。本文主要依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及其他相关资料，对邓小平读书观从读书目的、读书方法、读书原则三个方面进行总结与分析。读书须目的明确邓小平提倡读书要有明确的目的。在他看来，只有明确了读书的目的以后，才能在具体的读书实践中有自主性和自律性。邓小平认为读书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读书求知可以促进个人的成长与进步；二是读书求知可以指导实践的科学开展；三是读书明理有助于明辨是非。（一）读书求知可以促进自身的成长与进步邓小平认为，不仅青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读书求知，尽可能多地补充自身成长与进步所需要的知识外，广大党员干部也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通过不断地读书来取得思想认识方面的进步。1943

习仲勋同志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提出过很多有见地的关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战略性大事，必须教育青少年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鼓励他们主动找苦吃、受磨炼，把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学校、教师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等等，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观。“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你们年轻的一代”加强和改进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党和国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深切感悟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强弱，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12月，习仲勋在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话指出：“把全国两亿多青少年教育好，这是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接班不是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代人接班。把一代人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青少年对于“旧中国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三座大山是怎样压在中国人民身上，搞得中国人民到了死亡的边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他们都不懂。这些问题都提到我们学校教育工作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上来。”“我们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在内容方面和过去有许多不同，学雷锋、学先进人物的活动还要开展，可以请一些老红军、老干部做辅导员。”青少年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抓好了就会出成果。“只要抓好了青年一代的教育，他们当中定会出现有作为的作家、画家、记者、学者、工程师、企业家。”习仲勋对青少年寄予厚望，把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兴旺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在1979年4月3日接见广州市部分青年时说道：“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你们年轻的一代。”青少年应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习仲勋多次指出：只有切实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信仰，才能使他们在现在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把握好方向，才能让他们产生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延安的条件那么艰苦，那么多青年，不怕疲劳，不怕牺牲，不怕杀头，都往延安跑，住窑洞吃小米子。他们为了什么？他们都有个崇高的理想。”因此，培养青少年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培养他们对党和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直接关系每个家庭，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做父母的能否安心生产和工作的问题”。要教育学生有信念，让学生“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既要勇于“向上攀登”，又要勤于“向下深入”习仲勋认为吃苦是一种资本，受罪是一种磨炼，青年人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在会见出席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讲道：“现在的学生，与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不一样，与七十年代的也不一样。他们对旧社会一点儿也不了解，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知道。”他主张要提倡青少年主动“找苦吃”，因为在艰苦的环境中更能锻炼出真正的本领。他特别鼓励青年人要努力学习，要积极参加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勇于“向上攀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要勤于“向下深入”，自觉地同工农相结合，同实际相结合，搞好调查研究。1982年1月，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座谈会上，习仲勋指出：“现在我们青年里，好逸恶劳，就是好安逸，图享乐的现象多了，这要进行教育。还有一个风气，铺张浪费，例如结婚要搞多少桌，往往因结婚造成悲剧，这种事例多得很。我们大家都要去做工作，提倡勤俭节约，扭转这个风气。”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青少年的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看到它的长期性和反复性。青少年要把政治观点、思想意识与道德规范等转化为自身的道德观念、情感、意志与行为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的实践过程。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习仲勋指出，“人才培养的周期很长，正像有的同志说，不像化肥那样很快见效，化肥一下去，粮食就增产了”，思想政治教育要比经济工作花费的时间更长，“至少要多一倍的时间才能把青少年一代的风气搞好”“我们既要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要把问题看成不能解决”。青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富有理想，但也存在着纪律不严、道德和思想意识需要提升等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教育好，把这一代的风气扭过来。整个责任太大了，也是个最光荣最伟大的任务，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良传统能否千千万万年继承下去，关系到我们四个现代化能否很好搞起来”。学校和教师是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在此基础上，习仲勋提出：教育青少年是全社会的责任，但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责任。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委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每个党员要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教师更要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的学校，从党政领导干部，到政治工作干部，还有每一位教师，都要保持坚定的立场，树立鲜明的旗帜，每一个人都要敢于理直气壮地抓思想政治工作，敢于坚定地同歪风邪气作斗争。教育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大胆选拔一批有专业知识的，有行政能力、领导能力，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实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班子里来。学校党委要深入到一线的教学领域，发动和引导教师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位学生的心坎上去。“要建设一支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一方面，学校要通过工会对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作出榜样。懂得心理学、教育学，了解每一个学生，熟悉每一个人，然后才能有效地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走上正路，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同时，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既是学校的责任，也是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不能单靠哪一个方面来抓，必须相互配合，形成良性互动的教育合力。（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6月12日）

情况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尽是讲好话。写文章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要认真开展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非常系统、集中、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为了深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本站特将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先生2022年8月初在一乘文化讲堂所作的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的专题报告录音整理稿刊发。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关问题。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决议当中有一段论述：“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这里面有三个判断，一个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第二个就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个就是，对于世界而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判断，也可以说是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很丰富、很深刻、很系统。学术界、理论界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探讨一下。所以我今天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一、现代化本义考就是讲清楚什么是现代化。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谈一下：第一个就是，近代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语境的使用。主要是说明近代中国是怎么理解现代化的，“现代”一词在英语里面，我们都知道是modern，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modern这个词是在16世纪产生的，那也基本上可以说，跟我们今天对近代史现代史的认识是一致的。modern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在历史上，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时，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的哲学和“生”的哲学。中国人(从孔子开始)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担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朱汉民授权专栏。当代思想界不仅仅关注现代世界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变，同时关注中华文明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改变。中华民族建构的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渐融入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维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就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正在进入到一个高度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体系中，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在此现代化世界体系中均会有不同命运和表现。中国是以一个有着数千年延续文明而参入到现代化体系中来的，并在接受现代化世界体系对自己的改变；与此同时，这一古老文明也在影响和改变现代化的世界体系。如果说，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中外思想界更为关注现代化将会对古老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造的话；在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外思想界开始关注现代中华文明将会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和改变。当代学界开始关注：这一延续五千年之久的古老文明，究竟产生出什么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这一系列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有哪些将会继续影响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一、从思想理念到文化基因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创建的文化。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源远流长、没有中断的历史文化，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几千年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自然灾害、暴力战争、王朝更替、异族入侵，但是中华民族不仅在巨大的历史灾难中生存下来，同时还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物质生产、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有很长时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一度落后于西方国家而遭受列强的欺凌、侵略，但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近代化的艰难探索之后，中华民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迅速崛起，重新回到其历史上本有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最重大历史事件；而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则是人类文明格局转型的重大事件。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蓬勃的创造力?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独立文明体，与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生命力的独立民族密切相关。在当代世界现存的诸多文明体系中，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体系明显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原生性。中华文明的萌芽最初呈现为“满天星斗”的状况，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辽西地区有大量新石器遗址，表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努力开拓自己的文明。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兴起呈现为“月明星稀”的状况，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蓬勃发展，华夏部族在与其他部族交往的过程中，实现文明的交流融合，创建了夏商周的前轴心文明。经过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之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根基。中华思想文化与统一的秦汉帝国结合，使中华文明得以定型并一直延续而没有中断。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在全世界几大原生型的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的文脉从来没有中断过，从炎黄创造的物质文明到尧舜开启的精神文明，从周孔之教的人文精神到汉唐之政的大国治理，中华民族所创建一切重要文明成果均被延续下来，甚至影响到今天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血脉之中。其二，主体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两个根本要素。首先，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承传者，从悠久的文明起源开始直到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一直承担着中华文明创造、延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其次，中华民族所创造、建构的文化，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特质，故而能够将这一地域多部族、多地域、多文化来源的中华民族统一起来。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包括一个超越氏族、国家的空间概念即“天下”，一个具有普遍而永恒的“道”。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一直追求文化理念的普遍性，不把其限制在狭獈的氏族部落范围之内。中华文化发展出一套普遍性价值体系，一切其他地域的部落、方国、族群，均逐渐接受这种礼义制度与天道信仰。两汉以后，这种普遍化文化就由中原向四周传播，不仅成为由中华大地诸多部落、方国、族群所普遍接受的价值信仰体系，还传播到中华大地以外的东北亚、东南亚各国。文化总是一套以思想理念为核心价值体系，虽然“理念”总是具有理想性的目标，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性特点，就是人类是一种自己设定目的、并且通过目的的追求过程而最终形成自己特质的物种。所以，以思想理念为目标的文化，是建构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精神气质最重要因素。赵汀阳认为：“理念不仅表达了某种东西所以是这种东西的性质（希腊人认为是一种决定性的“形式”），而且表达了这种东西所可能达到的最好状态。”【1】由于理念总是在本质上使得某个东西成为这个东西，故而对一种民族的文明形态、精神气质会产生十分深刻的、长远的影响。这样，一种文明体系中的思想理念，就成为影响、决定这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所谓的文化基因，就是指深深潜藏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之中的那些代代相承、恒长不变的思想理念。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原生性文化、主体性文化，从创建之后一直延续至今而从来没有中断，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所以，我们认为，“文化基因”里的“基因”，应该理解为一个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生物学上的基因，是一种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它往往是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显然，生物学的基因是先于人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实践的，而一切思想理念均是一个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是超越人的生物体之上的知识、道德、审美的思想理念。但是，人类后天创造的思想理念是不断积累，然后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成为类似生物基因的稳定物。基因主要通过生物遗传、变异的方式实现同一物种自然生命的连续传承；而所谓“文化基因”是指思想理念的文化信息也会像基因一样，在人类群体中一代代传递和延续。但是“文化基因”的传递方式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基因既可能存在于人的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中，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也可以存在于客体化的文化制度、文化作品之中，主要表现为风俗制度、思想典籍、文学艺术等等。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明体系的延续与更新，促进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显然，自然环境的变化，会促使生物体的变异和遗传；而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会推动思想文化的变革和传承。但是，一切文化体系之所以具有恒长的生命力，必须是那些能够维系本民族和谐、统一、强大的文化要素。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因为中华文化中藏着一系列独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使中华民族获得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与此相关，思想界、学术界将中华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以“中国文化基因”的概念作进一步思考。正如人的生理自然基因呈现为一系列谱系化一样，中国文化基因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也是一种谱系化的存在。二、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中华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既存在于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又存在于客体化的中华文化的经典体系中。二者其实是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中华民族建构了表达自己精神气质的经典体系，中华经典体系不断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同时，正像生物进化会遵循“遗传”与“变异”的规律一样，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其文化基因也会不断传承发展。这里从中华文化的经典体系中，找到一些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基因的核心思想：其一，生生。中华经典没有关于上帝创世、上帝造人的信仰，中国思想家从大自然的化生过程中领悟到万物、人类均是自然生成的结果，即所谓“生生”。《诗经·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之语：“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中国先贤将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的动态性自然过程，“生生之道”成为中国人思考天地世界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外哲学家均认同中国之道是“Becoming”（生成），而不是“Being”（存在）。“生生”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原点有两重意义：其一，天地万物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即《易传》提出的“生生之谓易”，由“生生之易”宇宙理念而产生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理念。代表中国人宇宙观的《易传》表达了“生生”的宇宙哲学与价值信仰。其次，“生生”是指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产生了中国政治文化独有的“生民”观念，《尚书》有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毕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中国先贤将正德、利用的价值追求，落实在人民大众的“厚生”物质生活。正万物之德、尽万物之用，最终是为了厚民之生。从宇宙的生生之道到人生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始终将珍惜生命、自强不息的价值信仰，依托于万物的生生之德、宇宙生生之道。其二，自然。“生生”的主体是谁?既然中国思想的主流不是上帝造世与造人，所谓“天生之”就可以理解为“自然”生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就是“自然”，即天地万物均是自己而然。无论是宇宙之生生，还是人类之生生，并没有一个外在目的使之然，而是一个天地、万物、人类的自我生成的无限过程。虽然人生出来后会产生“人为”的目的性，但是“人为”必须尊重“自然”，“自然”高于“人为”。“自然”既是宇宙的法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也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其三，礼义。人的生生必然体现为与“生”相关的“情”“欲”，故而《尚书》云：“惟天生民有欲。”但是，中国思想家既充分肯定生生之“自然”的情、欲，又担心“人为”的情、欲对社群、家国造成危害。《荀子·正论》说：“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而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所以，中国先人创造出礼义制度，将人的“情”“欲”纳入到一套礼义规范体系之中：“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所以，中国先民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一套维护家国秩序的“礼”。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礼义之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将国家制度、社会生活、文明形态的礼乐制度统一起来。不否定人生必有的“情”“欲”，但是将其限制在合理性（家国秩序）的“礼义”之中，使中华文明产生了发达的礼义之邦。其四，仁爱。礼义文化以维护家国秩序为目的，故而强调社会身份的差别，为了超越礼义的差别性、强制性，中国文化又产生了仁义的思想理念，希望提升人类普遍具有的内在道德情感、相互感通的良知良能，建立一个人人相爱的和谐共同体。仁爱是从礼乐文化中衍生出来、服务于礼乐的价值序列，但是仁义形成之后，就成为又一种新的思想理念。仁爱包涵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即亲爱与博爱。首先，对于个体道德价值实现的先后之序，亲亲之爱应该是优先的，具体而言，在个体道德实践的先后序列中亲亲为大。《论语·学而》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另一方面，儒家学者在公共政治价值的轻重之序上，又总是充分肯定博爱高于亲亲之爱。《论语》的仁爱还包含“泛爱众”“爱人”普遍之爱，后来，汉儒还将这一思想解释为“博爱”，如孔安国在说：“博爱，泛爱众也。”【2】亲爱与博爱不能够对立起来，融通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其五，中道。“礼仪”其实是合宜、恰当的规范，合宜、恰当就是所谓“中道”。“中”与“道”其实是可以相互诠释的，即所谓“中行犹在道”，“允执厥中”的“中”，也就是“道不可须臾离”的“道”，它们均是指各种各种类型行动的适度、恰当、正确。与此相关，任何合乎“中”、“道”的政治行动、军事决策、日常行为，均是指实践者的行动的过程正确与目的实现。儒家从《六经》之“礼”中提升出来的“中”，保留了与“礼”相通的实践型特点，“中庸之道”既可以体现为人之为人的人之道，即成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礼仪制度；也可以体现为天之道，是一种宇宙秩序的和谐状态，即《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人之道，源于人的情感欲求、内在心灵，是人“不可须臾离”的；“中”作为天之道，是一种超越性的形上存在和宇宙法则。其六，民本。从思想原初意义上讲，民本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其实是以“生生”与“生民”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天地生人，“立君”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生民”。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将“立君”纳入到“天之生民”的终极目标之中，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思想原点的。所以，代表人类最高政治理想的“得天下”，恰恰是以生民的“民心”为基础的，即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就思想理念的直接关联度而言，民本是仁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所谓仁政其实是要确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目标与“民为邦本”的政治原则，强调人民利益是国家和政治基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们推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理念，希望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目标。仁政的本质是爱民，认为统治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为出发点，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孟子认为，坚持“爱民养民”的政治目标，强调要获得民心就要施行仁政，“民本”思想是仁爱精神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其七，家国。中国传统价值本原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任何个体均是处于家族、国家关系之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往往依托在家国的价值与意义。正如《周易·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化生万物，男女结合的家是社会的基础，国则是家的延伸，代表家的夫妇、父子一定先于代表国的君臣、上下。但是，中国思想传统坚持家国是同构的原理，家国同构既是指家与国的组织是同构的；同时还指家、国治理结构相通。所以，中国传统的“家国”，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政治社会结构，同样还是指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后者就包括所谓亲情、故乡情、爱国情等在内的所谓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既是指道德理性上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必须依托在家国的价值与意义，又是指个体心理情感上对亲情、故乡情、爱国情的依恋与满足。其八，天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不仅仅是全部天地的空间概念与人类世界，更是一种合理性世界秩序与理想化价值体系的建构。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中，现实的天下是由诗书礼乐之邦的诸夏与文明程度不高的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在方位上是四裔。由于“天”代表一种普遍性、公正性、权威性的法则与律令，天下一切生民必须共享这一普遍性、公正性的法则与律令。儒家经典追溯的理想化“天下”在“三代”时期，“三代”代表了这一理想的世界秩序与伦理精神。天下理念并不在意人世间的种族差异，而凸显理想世界秩序、天下有道的重要性，故而特别强调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普遍、永恒意义，强调天下的利益、价值高于种族、国家的利益、价值。其九，王道。王道是相对于霸道而言，霸道的标志是富强，而王道的标志是民心；霸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武力征服，王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天下归心。可见，王道不仅仅是家国范围内施行礼乐、仁义的治理方法，更加重要的是重建天下的文明秩序，并且主张在重建天下文明秩序过程中，民心所向、心悦诚服恰恰是王道实现的根本标志。故而王道必须超越家国治理而代表天下文明秩序，王道关注的范围是超越家国范围的天下之道，最终实现“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生生之德。其十，大同。当王道指向最终目标时应该是“大道之行”的天下大同，《礼记·礼运》肯定历史上存在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中国思想家普遍向往那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之世”。中国人既向往最高理想，同时又承认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小康”时期，“小康”之世是从现实出发的不得已的主张。所以，在“小康”阶段可以遵循亲亲为大的道德实践原则，但是还有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体现出博爱价值。统合上述思想理念，归结为以“道”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体现。“道”既是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故而称之为“天道”;又是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家国体系、天下秩序的人文准则，故而称之为“人道”。中国思想理念、文化基因的最大特点，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道家希望自然无为的天道统摄人道，而儒家希望以人文化成的人道参赞天道，总之，中国思想家希望实现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中国有诸多思想流派，他们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他们最终均希望通过人文实践而上达于天，实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天人合一之道。三、基因谱系化与文明生命力上面已经例举了中国传统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它们各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均是从中国传统经典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概括和提升出来的。但是，不能够将它们看作是相互独立的思想和价值单元，由于它们均是来自于体系化的中国传统经典与整体化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作为基因谱系其实均源于相互关联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首先，这些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之间存在着生成意义的谱系化关系。上面例举的任何一种思想理念，都不是偶然、任意产生的，而是存在于思想理念生成与文化基因建构的过程之中。譬如，由生生思想起点可以衍生出自然、礼乐，由自然、礼乐又可以生成仁爱、中和，由礼乐、仁爱、中和又可以生成民本、家国，由民本、家国又可以生成王道、天下，由王道、天下又可以生成大同，大同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和谐与生态文明的天人合一。而且，生生之道原本天人合一之道，既包括万物生生不息的天道，也包括泽润生民、利用厚生的人道，自然、无为、大同是天的生生之道，而礼乐、仁爱、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则是人的生生之道，它们最终均指向天人合一之道。因此，天人合一之道恰恰可以与生生之道打通，是生生之道的最高表现。其二，这一个文化基因谱系形成以后，就呈现为一种网状关系。上述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的任何一种，均可能与其他价值有着密切联系，均蕴含着其他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这里，我们仅仅是例举“生生”理念，即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网状关系。生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会贯穿、体现在其他多种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之中。首先，生生理念存在自然理念之中，宇宙间的万物、人类都是自己生生、自己而然。生生也体现于礼乐之中，生生而自然会产生食色的情感欲望，礼乐初看起来是为了限制食色的自然欲望，但是同样是为了合理地实现自然欲望。可见生生之理与礼乐的密切关系。《礼记·乐记》谈到乐（yue）与乐（le）、乐（le）与生的关系：“生民之道，乐（le）为大焉。乐（yue），乐（le）其所自生。”宋儒以《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论仁，提出“手足痿痹为不仁”、“手足不仁，气已不贯”，就是从“生生”的意义上论仁，并将人的生生之仁与万物生生统一起来：“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3】《中庸》还将“中和”看作是“生生”紧密结合的关系，肯定“致中和”会达到一个“天地位、万物育”生生不息状态。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如民本、家国同样深深置根于生生的价值信仰之中。《左传·文公十三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可见民本政治理念其实源于生生的价值信仰，所以“民”在传统政治哲学中又被称之为“生民”，古代思想家总是从“生民”引申出民本、家国的政治理念，强调政治的“合法性”必须包含着“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将“生民”“厚生”作为国家政治的最高目的。而所谓天下、王道、大同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其最终标准也是人类社会的“泽润生民”与“厚生”。天人合一就是人道社会与天道世界的一致，即包含着个体存在的身心和谐、天下社群的人类和谐、天地世界的自然和谐，它最终体现为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一致、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虽然中国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有完整的谱系与自洽，并在人类文明史上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但是在近代史上受到严峻挑战。世界进入到17、18世纪以后，首先在西欧地区兴起一种思想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进而演变为一个现代化文明演进潮流。所有民族国家、文明形态，无论是现代化发生地的欧美民族，还是亚、非、拉美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几乎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宿命。中华文明在这一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能否继续延续?这就涉及中华文化基因的生命力问题。从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肯定或者是简单否定的问题，而是必须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思考二者的关系，同时必须在历史进程中作出具体结论。必须肯定，产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存在许多与作为工业文明的现代化相冲突的要素，这也是中国近代化要素产生很早，但是近代化一度发展缓慢的文化原因。从晚清到近代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其最终目的就是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宜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因素，吸收和引进已经率先完成现代化的西方文明。但是，传统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世界和文明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思想偏差和激进做法，就是采取一种全盘性否定传统文化与引进外来文化的做法，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其实，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应该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消失，而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自我重建。作为中国主体的文化理念，恰恰是代表了中国文化在面对现代化挑战中，仍然具有生命力、或者是可能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理念。当然，其中许多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之中，必须经历自我更新、自我重建的变化。一些文化基因可能要经过改造或重组，才能够使它们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成为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许多文化基因本来就合乎、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其中还有可能会弥补当前现代文明的不足，体现出新历史条件下思想基因的更大活力。中国传统思想理念、文化基因毕竟产生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而现代化运动是要推动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才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转化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基因。譬如，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礼义、民本、家国、天下等，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后，可以成为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文化思想，甚至可以转化为促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基因。现代化既需要理性的社会秩序，还需要一种人文的精神动力，而礼义、民本、家国、天下、大同等思想，恰恰是建立现代化理性秩序和精神动力的重要思想理念。譬如，在传统中国，礼乐文明无疑包涵着尊卑等级的不平等意识，但是中国传统礼义强调确立一种社会角色差异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政治正义却仍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在消解礼乐包涵着尊卑等级的不平等观念之后，礼乐仍然可以成为建立现代中国文明秩序、社会规范、政治礼仪的文化资源。从观念缘起来说，民本思想无疑是以君主制为前提的，是对君主政治权力的限制与补充，而民主才是现代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所以中国传统民本必然转化为现代性民主。但是传统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有许多一致的价值理念，经过现代性转化之后，民本思想能够成为现代民主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现代政治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家国秩序，其实也包涵着传统政治的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的家天下、血缘等级的不合理因素，淡化、消解家国思想中包涵家天下、宗法观念之后，家国思想仍然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秩序的合理因素。世界已经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均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推动和发展的，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家国情怀既可以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也可以成为现代化进程秩序的文化基础。晚清以来，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往往源于中华民族众多成员经国济民的家国情怀。大同思想理念也是如此，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进中国人，他们总是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实现与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派，到孙中山、黄兴、蔡锷的革命派，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几代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均持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中国传统大同理念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这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而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更是具有解决未来世界纷争、重建世界文明秩序的特殊意义，在消解“天下”观念中的华夏中心主义之后，恰恰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建立和谐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实，中国文化基因中还有许多思想理念可以直接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力量。现代化运动源于一种世俗化生活需求作为精神动力，即通过现实物资生活的世俗追求，推动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的进步和发展。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直并不缺乏这一文化基因。譬如，中国传统价值中出现的所谓“利用厚生”的生生理念，恰恰是中华民族推动现代化的最重要文化基因之一。充分利用大自然赐给我们各种品类不同的多样物质，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不同需求，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和思想基础，也恰恰是中国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中国传统的仁义理念，强调通过“推己及人”而实现爱人的为仁之方，其实就是一种“泛爱众”的博爱精神，与欧洲近代化提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博爱”相通。“中”与“道”其实均是指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过程正确和目的实现，这是一种普遍化社会实践中的理性智慧和防止极端化的德性价值。在传统中国，它维系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同样，在近代中国，它仍然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就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来探寻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和历史经验，中国文化基因的“中和”实践理性，对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还有，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理念更是对现代化中国产生了诸多积极意义。中国传统价值将世俗化的人道与超越的天道统一起来，与欧洲近代宗教改革将近代化的世俗追求与神圣价值联系起来也是十分相通。而且，“天人合一”思想理念，还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的生态文明、和平世界的思想来源，成为弥补现代和未来人类十分缺失的重要思想。总之，中国文化在面对现代化挑战中仍然体现出坚韧的生命力。明清之际，中华民族就形成了早期资本主义与近代化思潮；当晚清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的近代化思潮和资本主义体系时，具有利用厚生、仁民爱物、中庸之道、人道即天道等价值观念的中国人迅速致力于西学引进和近代化运动。可见，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其实包涵着中国人推动近代化运动的内在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这既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推动现代化的文化依据。由此可见，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及其具有恒长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其实就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之中。它们既是中国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上得以生存、延续、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迎接现代化挑战，能够在近百年的近代化洗礼之后，获得凤凰涅槃式新生的根本原因。注释：1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2孔安国：《古文孝经孔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2册，第11页。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

香港有说不完的真实好故事，政府会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将香港故事说好。我和主要官员将亲身率团出访海外，包括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明年由贸发局在泰国举办的“迈向全球

李维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19年。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当前伊斯兰学术界的共同话题。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但事关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还事关移民融入、文化交流、族群融合乃至社会和谐等议题。在中国，政教学三界大多明确表示支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伊斯兰教中国化与否，而在如何认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如何支持中国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涵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命题，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将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如何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命题，很关键。(一)中国化是伊斯兰教的理性选择伊斯兰教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有比较彻底的唯一神观念，这种唯一神宗教观念培育出一种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文化取向和政治理念。从信仰者的立场来看，《古兰经》是超越时空的经典，它所记载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时至今日，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仍是许多穆斯林的文化与政治理想。事实上，在历史与现实中，伊斯兰教也在唯一神观念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但是，世界是复杂的，统一与多样永远是一对矛盾。伊斯兰教在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与伊斯兰教截然不同的文化、思想与制度。尽管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但伊斯兰教的普世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地方性靠拢或妥协，这就是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一方面，唯一神观念下的统一性，是伊斯兰教发展的思想与制度性力量；另一方面，本土化也是伊斯兰教扩张的一种高效手段。16世纪以后，伊斯兰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最擅长本土化的苏非主义。苏非教团体制化组织化与地方性共同推进，造就了伊斯兰教的第二次繁荣。因此，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也是它本土化的动力所在。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是减少作为普世性的伊斯兰教与地方文化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伊斯兰教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及社会发展。相应地，伊斯兰教在中国也面临着本土化的选择。历史与现实已证明拒绝本土化，中国伊斯兰教就没有前途。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从中国次区域层次上来说，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区域性特色。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可以表现为新疆伊斯兰教，也可以表现为内地伊斯兰教，也可以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后的伊斯兰教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化特征，是在符合整个中国一般要求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相应改变，这是一种在更宏观层次上的中国化。比如，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要求之一，就是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论哪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在相适应方面并无区别，这是宏观意义上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从哲学上讲，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只是为更好地生存而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迎合中国环境。伊斯兰教的“大传统”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小传统”，“小传统”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与“大传统”并不矛盾。那种认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去宗教化”，是损害伊斯兰教神圣性、完整性的观点，是违反辩证法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成功立足、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必由之路。鉴古知今，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也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化之路。(二)全方位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信仰系统，在世俗上，它还是政治系统。其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而繁杂，既有宗教的外在象征，如行为活动、组织制度、宗教建筑；又有宗教的内在思想观念、情感体验等。具体到伊斯兰教，就是教义、教法、宗教礼仪、宗教制度、清真寺、信仰认同等。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种全面、全方位的中国化转向，宗教的内在和外在层面，都要走中国化之路。因此，当前教内“融入主流，保持本色”式的有选择的本土化，可能只是一种良好愿望，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上很难做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必然在宗教的各种层面上接受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元素、象征与符号，呈现中国伊斯兰教的气质、气派、特征。在宗教思想上，当前以“二元忠诚”所体现的“爱国爱教”思想，实为“以儒诠经”时代“忠君爱教”思想的当代延续和发展；苏非门宦思想中对儒家祖先崇拜的观念、道家“无极而太极”哲学思想的借鉴，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增强了宗教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在宗教制度上，中国伊斯兰教开创了一些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教制度，具有封建家族色彩的门宦制度、格底木的独立教坊制度、清真寺和教区管理中的海乙制、经堂教育制度；在清真寺建筑上，中国古典建筑和中亚风格的清真寺，曾经成为中国清真寺建筑的主流。正是因为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中国化，伊斯兰教才能在中国历经千年而顽强生存下来。因此，中国化，是中国伊斯兰教生命力的密码。(三)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教分离政策，这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大前提。宗教是私人之事，不得干预公共事务。历史上伊斯兰教曾经选择“附儒以行”，文化上“以儒诠经”，政治上力求接近皇权，新疆的白山派与黑山派，更是与世俗政权连体共生，这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当代，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文化上以社会主义的文化为引领，政治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教权要与俗权保持距离。“爱国爱教”，但国权与教权在政治层面是两分的。穆斯林只能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行使政治权利。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专门设“宗教界代表人士”名额，并非让宗教干预政治，而是为了保障宗教信仰者的政治权利。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总方向，是积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做到相适应，笔者认为至少应坚持做到如下六点：(1)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制度；(2)接受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引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与包括中国伊斯兰教文化遗产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沟通，相协调，相融合，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和合共生；(4)坚持依法办教，真正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5)坚持独立办教，主动拒绝国外的教务干预，抑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6)落实“爱国爱教”原则，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易与难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一方面，有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优势；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也困难重重，许多掣肘性因素也很明显。(一)易：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中国伊斯兰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伊斯兰教一直未曾中断中国化进程，这是伊斯兰教能够在中国延续千年不绝的重要原因。伊斯兰教中国化经历了几个大的转变：宗教表达上内地穆斯林弃用阿拉伯名字，采用汉化的名字。生活习惯也出现了本土化趋势，大量融合汉俗。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更是在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民国时期，兴起了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与“五四”之后中国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奋斗历史高度吻合。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积极拥抱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沟通、理解、借鉴、吸收、融合，不搞文化对抗，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经过积极的本土化，当今的中国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作为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继续，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可以利用，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二)难：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阻碍因素与有利因素相比，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不利因素更加明显，这与伊斯兰教本身的宗教特征有关，也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政策原因。首先，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它的宗教圣地在国外，中国伊斯兰教是流不是源。伊斯兰教的国外宗教圣地对中国穆斯林有巨大的吸引力，被视为宗教神圣性的象征。伊斯兰教规定，如果有可能，穆斯林一生当中应到麦加朝觐一次。朝觐成了穆斯林的一项重要宗教义务。对穆斯林个体而言，朝觐对伊斯兰信仰的影响深刻而复杂，圣地代表着宗教正统，然而朝觐中接触国外的伊斯兰思想，有可能促使穆斯林的信仰向国外的所谓伊斯兰“正统”或“正信”靠拢，并使朝觐者萌生本国伊斯兰教偏离正信的观念。朝觐回来的穆斯林学者，通过对比国内外的现实，得出国内的伊斯兰教已不再纯正，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太多而需要改革，剔除其中非伊斯兰的中国文化成分，使中国伊斯兰教回归“正道”的观念。宗教改革所要剔除的内容，通常是伊斯兰教长期中国化的成果。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圣地也在国外，但这两种宗教与伊斯兰教不同，没有明确的朝觐圣地的教法规定。所以，伊斯兰教朝觐，有强化国外宗教正统性的功能，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其次，伊斯兰教周而复始的宗教复兴运动，也是抵销本土化成果的重要因素。周期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伊斯兰教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复兴运动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全局性的复兴运动，会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区域性、局部性的复兴运动，只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一地区。中国伊斯兰教既受区域性的，也受世界性的复兴运动的影响。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伊斯兰教中国化起抵销作用的，主要是世界性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通常由国外掀起，然后通过朝觐、游学等方式扩展到国内。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泛伊斯兰主义、塞莱菲主义等都曾深刻地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趋势发生过冲突，对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成果形成冲击。从伊赫瓦尼运动、瓦哈比运动到达瓦宣教运动，都号召“尊经革俗”，以经训为依据，剔除中国伊斯兰教中的非伊斯兰成分，妄图“净化”中国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正信”。当代，互联网更是一种家教复兴思想传播的便捷方式。所以，家教复兴运动有多种宗教、文化与社会功能，但它在客观上有抵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功能。再次，伊斯兰教有相对完善的宗教制度体系。有些制度是伊斯兰教特有的，这些制度较好地维持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传承，使其宗教思想、教义教法等能较完整地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制度——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民间经学教育的主要方式。经堂教育从宗教小学、中学到宗教大学，有系统的教材与学制。经堂教育一方面起到伊斯兰教宗教传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非宗教的教育，比如非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难以扩展到伊斯兰教育制度中。伊斯兰教育制度对跨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类似地，中国伊斯兰教的寺坊制度，教坊居民围寺而居，形成穆斯林的小社区，因为信仰、生活习惯的差别，通常与周围非穆斯林有一定的文化距离和心理隔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就一个地区而言，比如西北某省区，穆斯林群众与非穆斯林群众之间在社会交往上的活动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日常的经济交往之外，文化的、社会的交流并不多，心理的隔阂仍明显存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不能称为“和谐”，只能称为“和平、稳定”，笔者将其称为一种交往稀疏的“冷和谐”。“冷和谐”的社会，对文化交流、交融是不利的，也会延缓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步履。最后，现行宗教、民族制度的因素。现行的有些政策，出发点是促进文化交流交融、民族和谐，事实上却阻碍交流，造成隔阂。最典型的当属以民族为标准的种种加分政策。同一个地区，同样的教育环境，因为民族不同，只有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这种政策具有明显的强化民族差别的导向作用。三、伊斯兰教中国化：永远在路上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宗教工作关键在“导”，要“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命题的提出，说明中国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中国化仍然不够。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过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伊斯兰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转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宗教，这一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了。如前所述，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它有周期性的复兴运动，国外宗教的正统性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之间存在张力，中国伊斯兰教内部总是有一种向国际伊斯兰教“看齐”的冲动，中国伊斯兰教中“外国的月亮圆”的认识长期存在，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需要长期引导的原因之一。伊斯兰教中国化并未最终完成，这从中国知识界对伊斯兰文化的认识上可见一斑。一般来说，中国知识界常用“儒释道”来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释”作为外来的文化，早已被中国主流的文化界公认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伊斯兰文化则没有这样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如刘智，曾用“学通四教”来表述他精通“儒释道伊”四种宗教，但“儒释道伊”这一表达并未被中国主流学界接受。过去如此，现在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主流知识界仍在潜意识中，把在中国生存发展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文化，视作外来文化。有学者甚至公开宣称，正是因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不足，故尚不足以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可能与其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了解不足有关，甚至也可能与其对外来文化的警惕性有关；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与“儒释道”对话不足、交流不够、理解不深、交融有限等亦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程度仍然不够。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发展的文化，作为由中国穆斯林所承载的文化，不论是从地域还是法律而言，都是中国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歧在于，伊斯兰文化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要求标准很高，不但要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也要同步跟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背后，是强烈而一致的文化情感，任何文化共同体，对一种缺乏情感沟通的外来文化，不可能将其自觉纳入传统文化。文化情感的建立，需要以文化承载者长期的共同生活为基础，需要文化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沟通与交融，并不是说要达到“谁吃掉谁，消灭谁，同化谁”，而是要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最后像“儒释道”那样，“儒释道伊”四教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要达到这一步，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又面临着对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认同。与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需要双方进一步的努力。新时期的文化认同，需要在传统认同的基础上，加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这是对新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要求。当前中国伊斯兰教领域争论比较激烈的话题，如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族教捆绑族教一体的问题，清真泛化的问题等，都与当代社会主义新的文化认同密切相关，不解决这些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四、结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理性选择，是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的需要。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在教义、教法、礼仪、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中国化转型。但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并非坦途，既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也有历史传统的负担、宗教复兴运动等多种掣肘力量。伊斯兰教只有克服各种阻力，继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相调适，进行深度的沟通、交往、交流、交融，最后才能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成一体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最高境界。要现实这一目标，伊斯兰教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原发北京日报。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一个热词。要搞明白“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必须了解一些历史知识。“陷阱”并非修昔底德的本意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古希腊有几百个城邦，各自为政，相互间经常械斗，战争频繁。但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是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卷入了战争，而且分成两个阵营，即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各城邦的一个防御性同盟，斯巴达握有主导权；提洛同盟是在公元前478年由雅典建立的，起初是为了对付波斯，后来变成雅典控制其他城邦的工具，雅典强迫各城邦听命于它，并向其纳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其根本原因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这么说：“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在传统上，他们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战的时候，他们总是迟迟而作战的；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战争，他们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也是后来历史学家们的共同理解。必须指出：修昔底德是雅典人，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他对战争的解释如此客观、不偏不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失为史德的表率。但中国的大众媒体对这次战争是这么说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接下来的这段话就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这些媒体还特意标明：如此说法“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指雅典）与既有的统治霸主（指斯巴达）竞争时，双方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如此”，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很明显，这是强加给修昔底德的，修昔底德不是这个意思。在修昔底德那里，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大国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从何而来既然“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之意，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与美国政府过从甚密，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他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特意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将军兼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请出来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为了证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费一番苦心旁征博引：据他说，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一样，导致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重创。如此一来，“陷阱”理论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为中美关系定位，那么，中国挑战了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要准备打仗。显然，此人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现代统计学，又没有GDP之类的数据，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我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斯巴达与雅典居民人口数量相仿。但雅典以工商业为主，斯巴达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以财富论，工商业应该比农业更富裕。另一方面，雅典的公民人数远多于斯巴达——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有资格上战场，所以雅典的军事潜力应该大于斯巴达。雅典的富裕使它拥有一支海军，而斯巴达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这些情况都说明：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霸权国家，而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可能与事实并不相符。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修昔底德就是这么说的。“陷阱”理论在西方走红的弦外之音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在雅典和斯巴达的这个案例中，“陷阱”理论显然站在所谓的“新崛起国家”雅典一边，指责“现存国家”斯巴达。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却是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乍看起来出现了逻辑混乱，因为依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式，英国应该是战争的责任方，是英国这个“现存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才会导致大战。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貌似混乱的逻辑后面，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正是在这里，一阵阴沉的弦外之音隐隐可闻：“陷阱”理论在最近几年突然走红，因为它预测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按西方的逻辑，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拿“陷阱”的思维去定位，它想说什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陷阱”是杜撰的，并非“铁律”让我们再来看历史的真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陷阱”理论再次背离事实。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史学界基本上有公论：战争是西方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正是这种“结盟”的政策把所有西方国家都卷进了战争，任何国家都身不由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完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反侵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厮杀，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趣的是，实际上英国在那个时候还不是西方人自己说的“现代民主国家”，当时它还没有走完民主化路程；当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完成了向现代“民主”的转型，所有国家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国家”。由此我们已经明白，“陷阱”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非“铁律”，而是一个杜撰的理论。英国崛起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可是在人类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确实看到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会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最强国家之间经常交恶乃至战争。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便成为国家的大事。让我们考察一下英国近几百年来的处理方式。英国从一个偏远岛国崛起为独霸世界的头号强国，得益于它的外交谋略。英国崛起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它先是挑战者，后来是守成者；但它从来不受这个“陷阱”的困扰，它的外交谋略帮助它一路破关斩将。英国的谋略很简单，可以归纳为三大原则：英国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打击最强国。这三个原则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永远以英国利益为判断标准，无需考虑意识形态和道德义务；因此，朋友和敌人都依据英国的利益来择取，一个时期是朋友，另一个时期可以是敌人，利益发生变化了，对他国的关系定位也就发生变化；可是，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最强大的国家是敌人，站在敌人对立面的都是朋友，英国要拉住所有的“朋友”结成同盟，摧毁它的敌人。几百年中，英国都遵循这些原则，从而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16世纪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国，英国联合其他国家打败西班牙，自己也成为欧洲强国。17世纪荷兰称霸海洋，是最强大的商业国家，英国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打败荷兰，把荷兰的海权夺到自己手里。18世纪开始，法国成为英国最强大的对手，为了战胜法国，英国与法国在世界范围内打了一百多年仗，这时，荷兰已经是英国的盟友，而奥地利和普鲁士交替成为英国结盟的对象——它们之中谁站在法国一边，那么另一个就是英国的盟友。到19世纪初，英国把所有欧洲国家都纠集起来共同打败法国，这以后，英国就稳坐世界第一把交椅了，它成了世界第一大强国。此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把矛头对准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冒尖的那一个，就是“杀老二”，谁当老二就杀谁：19世纪中叶它把矛头对准俄罗斯，法国是它的盟友；19世纪末德国成了封杀的对象，英国与法、俄结盟，共同对付德国。简单回顾英国的外交谋略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处理大国关系时英国很自觉地把矛头指向欧洲最强国，为此不惜发动战争，把对手彻底摧毁。在这里，看不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外交谋略。然而，英国的外交手腕现在却被美国完美承袭并且执行了，二战以后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二战结束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被整治下去。

在世界各民族中，我们中国人要算是最能刻苦耐劳的。第一是农人。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分阴晴冷暖，总是硬着头皮，流着血汗，忙个不休。一年之中，他们最多只能在过年过节时歇上三五天，你如果住在乡下，常看他们在炎天烈日下车水拔草，挑重担推重车上高坡，或是拉牵绳拖重载船上急滩，你对他们会起敬心也会起怜悯心，觉得他们虽是人，却在做牛马的工作，过牛马的生活。读书人比较算是有闲阶级，但在未飞黄腾达以前，也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从前私塾学生从天亮到半夜，都有规定的课程，休息对于他们是一个稀奇的名词。小学生们只有在先生打瞌睡时偷耍一阵，万一先生不打瞌睡，就只有找借口逃学。从前读书人误会“自强不息”的意思，以为“不息”就是不要休息。十年不下楼、十年不窥园、囊萤刺股、发愤忘食之类的故事在读书人中传为美谈，奉为模范。近代学校教育比从前私塾教育似乎也并不轻松多少。从小学以至大学，功课都太繁重，每日除上六七小时课外还要看课本做练习。世界各国学校上课钟点之多，假期之短少，似没有比得上我们的。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原可佩服，但是对于身心两方的修养却是极大的危害。最刻苦耐劳的是我们中国人，体格最羸弱而工作最不讲效率的也是我们中国人。这中间似不无密切关系。我们对于休息的重要性太缺乏彻底的认识了。它看来虽似小问题，却为全民族的生命力所关，不能不提出一谈。自然界事物都有一个节奏。脉搏一起一伏，呼吸一进一出，筋肉一张一弛，以至日夜的更替，寒暑的来往，都有一个劳动和休息的道理在内。草木和虫豸在冬天要枯要眠，土壤耕种了几年之后须休息，连机器输电灯线也不能昼夜不息地工作。世间没有一件事物能在一个状态维持到久远的，生命就是变化，而变化都有一起一伏的节奏，跳高者为着要跳得高，先蹲着很低；演戏者为着造成一个紧张的局面，先来一个轻描淡写；用兵者守如处女，才能出如脱兔；唱歌者为着要拖长一个高音，先须深深地吸一口气。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世间固然有些事可以违拗自然去勉强，但是勉强也有它的限度。人的力量，无论是属于身或属于心的，到用过了限度时，必定是由疲劳而衰竭，由衰竭而毁灭。譬如弓弦，老是尽量地拉满不放松，结果必定是裂断。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常像满引的弓弦，只图张的速效，不顾弛的蓄力，所以常在身心俱惫的状态中。这是政教当局所必须设法改善的。一般人以为多延长工作的时间就可以多收些效果，比如说，一天能走一百里路，多走一天，就可以多走一百里路，如此天天走着不歇，无论走得多久，都可以维持一百里的速度。凡是走过长路的人都知道算盘打得不很精确，走久了不歇，必定愈走愈慢，以至完全走不动。我们走路的秘诀“不怕慢，只怕站”，实在只是片面的真理。永远站着固然不行，永远不站也不一定能走得远，不站就须得慢，慢有时延误事机；而偶尔站站却不至于慢，站后再走是加速度的唯一办法。我们中国人做事的通病就在怕站而不怕慢，慢条斯理地不死不活地望前挨，说不做而做着并没有歇，说做却并没有做出什么名色来。许多事就这样因循耽误了。我们只讲工作而不讲效率，在现代社会中，不讲效率，就要落后。西方各国都把效率看作一个迫切的问题，心理学家对这问题做了无数的实验，所得的结论是以同样时间去做同样工作，有休息的比没有休息的效率大得多。西方新式工厂大半都已应用这个原则去调节工作和休息的时间，结果工人的工作时间虽然少了，雇主的出品质量反而增加了。一般人以为休息是浪费时间，其实不休息的工作才真是浪费时间。此外还有精力的损耗更不经济。拿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可工作的年龄至少有二十年的差别，我们到五六十岁就衰老无能为，他们那时还正年富力强，事业刚开始，这分别有多大！休息不仅为工作蓄力，而且有时工作必须在休息中酝酿成熟。法国大数学家潘嘉赉研究数学上的难题，苦思不得其解，后来跑到街上闲逛，原来费尽气力不能解决的难题却于无意中就轻轻易易地解决了。据心理学家的解释，有意识作用的工作须得退到潜意识中酝酿一阵，才得着土生根。通常我们在放下一件工作之后，表面上似在休息，而实际上潜意识中那件工作还在进行，詹姆斯有“夏天学溜冰，冬天学泅水”的比喻，溜冰本来是前冬练习的，今夏无冰可溜，自然就想不到溜冰，算是在休息，但是溜冰的筋肉技巧却恰巧此时凝固起来。泅水也是如此，一切学习都如此。比如我们学写字，用功甚勤，进步总是显得很慢，有时甚至越写越坏。但是如果停下一些时候再写，就猛然觉得字有进步。进步之后又停顿，停顿之后又进步，如此辗转多次，字才易写得好。习字需要停顿，也是因为要有时间让筋肉技巧在潜意识中酝酿凝固。习字如此，习其他技术也是如此。休息的工夫并不是白费的，它的成就往往比工作的成就更重要。《佛说四十二章经》里有一段故事，戒人为学不宜操之过急，说得很好：沙门夜诵迦叶佛教遗经，其声悲紧，思悔欲退。佛问之曰：“汝昔在家，曾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弦缓如何？”对曰：“不鸣矣。”“弦急如何？”对曰：“声绝矣。”“急缓得中如何？”对曰：“诸音普矣。”佛言：“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意若生恼，行即退矣。”我国先儒如程朱诸子教人为学，亦常力戒急迫，主张“优游涵泳”。这四字含有妙理，它所指的功夫是猛火煎后的慢火煨，紧张工作后的潜意识的酝酿。要“优游涵泳”，非有充分休息不可。大抵治学和治事，第一件要事是清明在躬，从容而灵活，常做得自家的主宰，提得起也放得下。急迫躁进最易误事。我有时写字或作文，在意兴不佳或微感倦怠时，手不应心，心里愈想好，而写出来的愈坏，在此时仍不肯丢下，带着几分气忿的念头勉强写下去，写成要不得就扯去，扯去重写仍是要不得，于是愈写愈烦躁，愈烦躁也就写得愈不像样。假如在发现神志不旺时立即丢开，在乡下散步，吸一口新鲜空气，看看蓝天绿水，陡然间心旷神怡，回头来再伏案做事，便觉精神百倍，本来做得很艰苦而不能成功的事，现在做起来却有手挥目送之乐，轻轻易易就做成了。不但作文写字如此，要想任何事做得好，做时必须精神饱满，工作成为乐事。一有倦怠或烦躁的意思，最好就把它搁下休息一会儿，让精神恢复后再来。人须有生趣才能有生机。生趣是在生活中所领略到的快乐，生机是生活发扬所需要的力量。诸葛武侯所谓“宁静以致远”就包含生趣和生机两个要素在内，宁静才能有丰富的生趣和生机，而没有充分休息做“优游涵泳”的功夫的人们决难宁静。世间有许多过于辛苦的人，满身是尘劳，满腔是杂念，时时刻刻都为环境的需要所驱遣，如机械一般流转不息，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宰，呆板枯燥，没有一点生人之趣。这种人是环境压迫的牺牲者，没有力量抬起头来驾驭环境或征服环境，在事业和学问上都难有真正的大成就。我认识许多穷苦的农人，孜孜不辍的老学究和一天在办公室坐八小时的公务员，都令我起这种感想。假如一个国家里都充满着这种人，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光明世界来。基督教的《圣经》叙述上帝创造世界的经过，于每段工作完成之后都赘上一句说：“上帝看看他所做的事，看，每一件都很好！”到了第七天，上帝把他的工作都完成了，就停下来休息，并且加福于这第七天，因为在这一天他能够休息。这段简单的文字很可耐人寻味。我们不但需要时间工作，尤其需要时间对于我们所做的事回头看一看，看出它很好；并且工作完成了，我们需要一天休息来恢复疲劳的精神，领略成功的快慰。这一天休息的日子是值得“加福的”，“神圣化的”（《圣经》里所用的字是

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钱学森之问——闲聊人才（之六）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对温家宝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转眼之间18年过去了，钱学森提问时出生的孩子都上大学了，这个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天晓得！毋庸讳言，钱学森讲的是真话。放眼望去，国内名牌大学中顶尖的学者大多拥有欧美的学位。国内培养的博士的含金量明显地差了一个等级。有人抱怨，为什么看不起本土培养的博士？没办法。不服气，不妨到学术舞台上较量一番，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之所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国内学术界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培养人才。唐朝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伯乐，就是千里马从面前走过，也不一定认得它。话说回来，伯乐凭什么识别千里马？固然伯乐有超出凡人的识别能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识别千里马的关键在于竞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跑得快的就是胜利者。识别人才的最好途径是竞争。必须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发掘人才。历代开国君主崛起于草莽，初创阶段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没有僵硬的官僚体系，因此，竞争环境比较公平。在残酷的竞争中涌现、锻炼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庸才、饭桶早就被淘汰了。如果天下承平已久，朝廷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官僚系统，不讲竞争而讲资历、门派，阿谀拍马之徒可能比人才更容易被提升重用。人才是在竞争、淘汰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人才是分层次的。高水平的竞争培养高级人才。拿乒乓球举例，在班里打得最好的叫做班里的人才，参加系队的叫系里的人才，代表校队、市队的是学校或市里的人才，只有进入国家队的才叫国际水平的人才。笼统地把所有会打乒乓球的都叫做人才，毫无意义。中国乒乓球人才济济，新人层出不穷，常盛不衰，在世界乒乓球舞台上横扫千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乒乓球的水平普遍很高，竞争相当激烈。国内比赛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国际大赛。在高水平的比赛中培养出大量优秀的运动员。从普通一兵成为高层次人才，决定因素是竞争环境。参加什么档次的竞争，就出现什么档次的人才。只有参加高层次的竞争，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离开竞争谈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别看国内足球甲A联赛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整体水平不高。踢假球，吹假哨，乌烟瘴气。由于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今还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出了国门就成了狗熊，踢一场输一场，弄得中国人很没有面子。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素质最高，能力最强。1938年前后大批优秀青年投奔延安，挺进敌后根据地。有本事的人得以充分发挥，屡立战功，打开了局面。没本事的人很快就被淘汰掉了。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许多人牺牲了，剩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豪杰。目前，在中国一般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因此我们具有培养这些人才的条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虽然中国科技水平已经迅速提高，但是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赶得上的。在北美和欧洲有许多非常好的大学，聚集着来自于全世界的优秀学者。可以说，学术界的“奥运会”主要是在北美和欧洲举行的，代表了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只有参加这些竞争才能培养出顶级的人才。离开了这些竞争，即使自我感觉良好，充其量不过类似中国足球的甲A联赛罢了。在高科技领域中我们缺乏良好的竞争环境，怎么能成批培养顶级人才？曾经有经济学家做了一项研究，为什么美国社区学院每年的学费不过三千美元左右，而第一流常春藤学校的学费动辄五、六万美元。相差如此巨大，可是家长和学生依然趋之如骛，千方百计想进入名牌大学。是不是他们使用特别好的教材？是不是这些学校的教授特别会教书？研究的结果否定了这些假设。名牌大学和社区学校使用同样的教材，名牌大学的教授对讲课的重视程度甚至远远不如普通大学。好学校的校风好，教学秩序非常严格，同学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竞争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淘汰率非常高。进门不容易，毕业更难。实践证明，要学到真本事非得参加考试不可。虽说考试有千般弊病，但是没有考试却万万不行。考试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竞争环境，只有严格、公平的考试才能给学生注入刻苦学习的动力。考试前非得认真复习，融会贯通不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一些东西。虽然访问学者也听课，如果只是旁听而没有参加考试，学的东西就不够踏实。一般来说，要踏踏实实学到点东西，还是要走科班道路。我在加拿大和美国教书三十多年，在国内好几个名牌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深切地感受到国内外大学竞争环境的区别。我的中国学生说，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同学们常常讨论周末到哪里去吃去玩。出国之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周末和假日。每天晚上12点，图书馆里依然坐满了读书的学生，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在考试中拿到一个好分数。如果有个学生不及格的科目多于学校的规定或者平均分低于70%，下个学期登记注册的时候在电脑上就找不到这个学生的名字了，想交学费都没门，不声不响就被淘汰了。在北美名牌大学中的淘汰制非常残酷无情。按照一般统计规律，差不多要从10个大学生中挑选出一个研究生。如果继续深造，在北美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淘汰50%。第三年的综合考试再淘汰三分之一。大致上，从4个研究生中考出来一个博士。在3个博士中也许只有一个能被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在3个助理教授中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最终晋升为终身教授。在这样严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自然可以称为“人才”。一位教育部的领导问我：“淘汰下去的学生怎么处理？”我答道：“学生又不是校方的资产，凭什么由学校来‘处理’？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是来读书的，和校方没有从属关系。学生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成败都由自己负责，考试不及格就走人。就像体育竞赛，拿不到奖牌怪不得裁判。”在西方大学中没有辅导员，没有思想工作，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被淘汰的学生自己收拾行李离校。由于各项规章制度清清楚楚，大家照章办事，教学秩序井然。也许是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内的大学似乎对学生拥有无限的责任。如果要淘汰不及格的学生，无论是学生和家长都会找学校的麻烦。于是，能不淘汰就尽量不淘汰，稀里糊涂地搞乱了竞争规则。只要进了大学的门基本上都能拿到同样的毕业证。由于赏罚不明，缺乏公平的竞争，学习流于形式，考核近似于无。无论是读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学到的东西不够踏实，水分太多。校园内学风不正，许多学生混日子，谈情说爱，吃喝玩乐，60分万岁，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在缺乏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如何要求学生们努力学习？怎么能保证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在西方，毕业生就业全靠自己努力争取。除了考试成绩和毕业论文之外，教授的推荐信起很大的作用。基本上没有人在意学生的父母是何方神圣，总统的孩子也未必加分。可是，在国内毕业后找工作，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在就业市场上拼爹，走后门，行贿受贿，陋习盛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业市场的扭曲给学生读书的积极性泼了一大瓢冷水。一般来说，欧美金融机构或者商业企业的工薪比较高，但是优秀学生就业的首选是进入教学、科研机构。社会风气更看重知识和思想自由。很少有毕业生愿意去当公务员。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市长挣的不仅不如商人甚至还不如教授。偌大一个市长不过是管管中小学的资源调配、收垃圾、扫马路、疏通下水道、整理街道市容，手中的财权极为有限。更何况，市长的任期只有四年，竞选时要接受选民审查挑剔，评头品足，哪里比得上终身教授？在国内，报考公务员成为最大的热门。许多年轻人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财富，把当官当做人生的目标，当官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从表面来看，国内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可是，官员掌握着各种权力，说不清有多少合法或非法的谋利渠道。虽然上头三令五申反贪反腐，可是贪官污吏越反越多，贪污的金额越来越大。搞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人一辈子挣的钱还赶不上官员贪污的一个零头。贪腐盛行，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扭曲了学生的心态，破坏了校园内的竞争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竞争环境，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何尝不知道这些情况？他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是因为说了也没用。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本文原载《中国评论》2022年5月号。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黄光国授权专栏。本文主张：破解“双重边缘化”困境，建立华人本土社会科学的上策是：对于中国文化系统，最少要能把握儒家“道统”的“演化系谱”；对于西方文化传统，则必须要能够理解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一、

人生之真相是什么？我个人遇见许多人向我问这个问题。陈独秀先生亦说：“人生之真相，果何如乎？此哲学上大问题也。欲解决问题，仍尚非今世人智之所能。……”[1]这个“像煞有介事”的大问题，我以为是不成问题。凡我们见一事物而问其真相，必因我们是局外人，不知其中的内幕。报馆访员，常打听政局之真相；一般公众，也常欲知政局之真相。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非政局之当局者。至于实际上的总统总理，却不然了。政局之真相，就是他们的举措设施；他们从来即知之甚悉，更不必打听，也更无从打听。这是一个极明显的比喻。说到人生，亦复如是。人生之当局者，即是我们人。人生即是我们人之举措设施。“吃饭”是人生，“生小孩”是人生，“招呼朋友”也是人生。艺术家“清风明月的嗜好”是人生，制造家“神工鬼斧的创作”是人生，宗教家“覆天载地的仁爱”也是人生。[2]问人生是人生，讲人生还是人生，这即是人生之真相。除此之外，更不必找人生之真相，也更无从找人生之真相。若于此具体的人生之外，必要再找一个人生真相，那真是宋儒所说“骑驴觅驴”了。我说：“人生之真相，即是具体的人生。”不过如一般人一定不满意于这个答案。他们必说：“姑假定人生之真相，即是具体的人生，但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人生。”实际上一般人问“人生之真相，果何如乎”之时，他们心里所欲知者，实即是“为什么有这个人生”。他们非是不知人生之真相，他们是要解释人生之真相。哲学上之大问题，并不是人生之真相之“如何”——是什么，而乃是人生之真相之“为何”——为什么。不过这个“为”字又有两种意思：一是“因为”，二是“所为”，前者指原因，后者指目的。若问：“因为什么有这个人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只能说：“人是天然界之一物，人生是天然界之一事。”若要说明其所以，非先把天然界之全体说明不可。现在我们的知识，既然不够这种程度，我这篇小文，尤其没有那个篇幅。所以这个问题，只可存而不论。现在一般人所急欲知者，也并不是此问题，而乃是人生之所为——人生之目的。陈独秀先生说：“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回答得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句话，糊糊涂涂过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了吗？”[3]很有许多人以为：我们若找不出人生之目的，人生即没有价值，就不值得生。我现在的意思以为：人生虽是人之举措设施——人为所构成的，而人生之全体，却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犹之演戏，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而演戏之全体，却是真的——真是人生之一件事。人生之全体，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我们即不能说他有什么目的，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雨有什么目的一样。目的和手段，乃是我们人为的世界之用语，不能用之于天然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天然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事物，我们只能说他是什么，不能说他为——所为——什么。有许多持目的论的哲学家，说天然事物都有目的。亚里士多德说：“天地生草，乃为畜牲预备食物；生畜牲，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见所著《政治学》）不过我们于此，实在有点怀疑。有人嘲笑目的论的哲学家说：“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人所以生鼻，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吗？”目的论的说法，我觉得还有待于证明。况且即令我们采用目的论的说法，我们也不能得他的帮助，即令我们随着费希特（Fichte）说“自我实现”，随着柏格森（Bergson）说“创化”，但我们究竟还不知那“大意志”为——所为——什么要实现，要创化。我们要一定再往下问，也只可说：“实现之目的，就是实现；创化之目的，就是创化。”那么，我们何必多绕那个弯呢？我们简直说人生之目的就是生，不就完了吗？唯其人生之目的就是生，所以平常能遂其生的人，都不问为——所为——什么要生。庄子说：“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谓蛇曰：‘吾以万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秋水》）“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正是一般人之生活方法。他们不问人生之目的是什么，而自然而然地去生；其所以如此者，正因他们的生之目的已达故耳。若于生之外，另要再找一个人生之目的，那就是庄子所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天运》）不过若有人一定觉得若找不出人生之所为，人生就是空虚，就是无意义，就不值得生，我以为单从理论上不能说他不对。佛教之无生的人生方法，单从理论上，我们也不能证明他是错误。若有些对于人生有所失望的人，如情场失意的痴情人之类，遁入空门，借以做个人生之下场地步，或有清高孤洁之士，真以人生为虚妄污秽，而在佛教中另寻安身立命之处；我对于他们，也只有表示同情与敬意。即使将来世界之人，果如梁漱溟先生所逆料，皆要皈依印度文化，我以为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不对。不过依我现在的意见，这种无生的人生方法，不是多数人之所能行。所以世上尽有许多人终日说人生无意义，而终是照旧去生。有许多学佛的和尚居士，都是“无酒学佛，有酒学仙”。印度文化发源地之印度，仍是人口众多，至今不绝。所以我以为这种无生的人生方法，未尝不是人生方法之一种，但一般多数人自是不能行，也就无可如何了。注释：[1]

庄聪生，曾任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等。写作本文时，作者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要写出领导满意、听众爱听的高质量讲话稿，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功夫，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一门综合艺术。我主要结合最近几年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工作实际，谈一些认识，与大家一起交流。主要谈四个方面，也就是把握特点、明确定位、领会要诀和必备素质。一、要把握领导讲话稿的主要特点领导讲话是机关各类公文中难度最大的，也是一种特殊的“命题作文”，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1．层次高。起草领导讲话稿时，要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小人物敢于说大话”，时时处处站在领导者应有的水平和层次上思考问题。我经常给研究室干部讲，写领导讲话要会“上天入地”、“顶天立地”，“上天”、“顶天”就是要不怕站得高，就怕站得低；不怕想得深，就怕想得浅。负责初稿起草的同志牢牢坚持这一标准，写一段比照一段，写一稿讨论一稿，努力使讲话稿符合领导同志的身份，做到大气、深刻、精辟、宏观，可以说是“字字心血、句句汗水”。2．权威性强。在起草领导讲话稿时，一定要做到科学严谨、稳妥准确，每一个重要观点都反复研究，每一个新的提法都多方论证，每一段文字都仔细斟酌，把领导需要讲的内容精当、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不随便照搬理论界的观点、社会上的看法，不讲没把握、未定性的话，不讲有争议的观点，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语出惊人而讲过头话、甚至“乱放炮”。这是近年来我们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起草领导同志的讲话稿时，对文稿有一个突出要求，就是要讲“有出处、有把握”的话。努力使每次的提法都准确鲜明、没有歧义，每段文字都经得起推敲。如果拿不准，宁可不用。当然，起草文稿不能照抄照搬，要鲜活生动，善于从别的领域吸收有益成果。要注意把握好度，不能一味追求准确规范，把领导讲话稿写成全是“正确的废话，没用的空话，好听的套话”。3．涉及面广。领导的讲话内容十分丰富，不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个领域，常常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军事、法律、党建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可以说什么内容都可能讲到。因此，写好领导讲话稿要求视野广阔、知识面宽，尽可能了解各方面知识，尽可能熟悉各领域的工作。但是，在“包罗万象”的同时，也要做到收放自如，既能放得出去，还要拉得回来，既要纵横捭阖，又能秉要执本，使讲话既能体现较大的信息量，又不至于把主要观点淹没在大量材料中。4．个性突出。讲话稿最终是要由领导讲出来的，所以必须尊重和体现领导的个性。每一位领导讲话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和要求，有的领导讲话涉及古今中外，喜欢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有的领导讲话立意高远、气势恢弘，喜欢讲时势；有的领导讲话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喜欢举例子；有的领导讲话朴实无华、通俗简洁、干净利落，喜欢用群众语言；有的领导讲话注重创新，喜欢讲新观点和新语言。同一篇稿子，可能这个领导欣赏，另一位领导不认可。因此，讲话稿在体现基本要求的同时，把领导的意图领会清楚、体现充分，否则领导讲起来拗口，下面听起来也别扭，起草人的辛苦也多半白费。领会领导同志意图，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平时要做有心人，培养自己的悟性，多听多记勤归纳，珍惜每一次与领导接触和沟通的机会，或者直接听取、记录领导的口头交代，或者拟出提纲或构思，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领导汇报。二、要明确领导每次讲话的定位和方向大家都是研究室主任，有些稿子是自己操刀、亲自上手，有些则是指导、带领干部去写。不管是组织指挥还是身体力行，稿子最终是从你手中出去的，把关、定位的职责都在你身上。而能否定好位置、选准主题正是一篇文稿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近几年，我们在准确定位和把握方向方面做了一些探索，重点是抓住以下四点。1．打造亮点，使讲话有点晴之笔、留下痕迹。名人、伟人之所以名扬千古，除了他们有睿智的思想和超人的智慧外，就是他们的语言往往是名言至理。在这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堪称楷模。读过毛选四卷的人，至今过去几十年了，还能大段大段背出毛主席语录。为什么，因为毛主席的话是革命的真理、共产党人行动的准则。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短短几个字，可以写出几千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句顶一万句”。政治家是这样，文人也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都是千古绝唱的妙语。邓小平同志说过，当干部就是用“笔杆子来领导”。这里的“笔杆子”指的是讲话和写文章。所以，要写出有影响的稿子，很重要的是必须有点晴之笔，有突出的亮点和闪光点。“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就是这个道理。近几年，我们在文稿起草中十分注意培育闪光点，挖掘出一些最精彩的东西，把它突出和烘托出来，这样讲话稿才能有深度、出思想，而不是平平的流水账，既让听的人容易记住文稿的中心思想，又在某一领域内叫响了一些提法。比如，结合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实际，我们提出并概括了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五个方面的政治责任，即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责任、高举旗帜的责任、服务大局的责任、团结合作的责任、教育引导的责任。针对如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概括了五个方面的内涵，即“爱国报国的责任、发展企业的责任、遵纪守法的责任、公益慈善的责任、道德自律的责任”。这一概括既比较切合实际，又易于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认同和接受，成为继“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后开展团结引导工作的又一个响亮的号召。我们感到，长文章好写，点晴之笔难求。只有对情况熟悉了、把道理想透了、将认识深化了，并作出凝练的概括、通俗的表达，才能写出有影响的讲话，才能留下“痕迹”。2．敢于突破，把很少写、不熟悉的题材写成精品。领导讲话涵盖面广、内容丰富，既有工作方面的讲话，也有理论方面的文章，还有各种场合的演讲和致辞。要写好领导讲话，只会写一类是不够的，必须门门熟、样样精。面对一些不熟悉甚至比较陌生的领域，更要下功夫深入学习，并运用长期实践积累的经验，以他山之石来攻玉，把没有写过的文稿写出“彩”来。这几年，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文稿起草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在完成常规性讲话的同时，写出了一批精彩的演讲稿和理论文章。经过几次实践，我们感到，越是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有时越能写出新意。比如，前年起草部领导在“中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稿，对我们是个考验。因为演讲类型的文稿我们很少写，对于中华文化的掌握和了解也有限。特别是这次演讲听众既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也有来自海内外的众多知名人士；既有在自然科学界享有盛名的科学家，也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绩的专家学者；既有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还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许嘉璐、董建华、杨振宁、金庸、陈映真等蜚声海内外的名人、学术大师和文学泰斗。而且论坛召开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邀来大陆访问，刚刚在北大和清华作过演讲，反响很大。经过研究，我们提出这个演讲稿要改变过去的大“一二三”套“123”的路子，以能够入选中学课本为标准，手法要体现大写意、大手笔、大气势，语言方面要鲜活、富有哲理，文章要精彩、大气。按照“大开大合、文采飞扬”的基调，我们分析了大量中华文化的资料和专家学者的文章，同时从晚会主持词和电视片解说中汲取营养，精心撰写，反复推敲，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挖掘出来，浓缩为几千字，领导同志作了演讲。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这篇演讲稿既抑扬顿挫、充满激情，而又妙语连珠、精辟深邃，是一篇阐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力作，使人听了很难忘、过后常思量。这篇演讲稿现在已经成为许多海外中文学校的范文。3．推陈出新，使讲话不弹老调、常讲常新。对于长期从事文稿起草的人来说，最难写的稿子莫过于份量很重又要常讲的文稿。因为这类文稿要么是常规性的、惯例性的，框架、风格、内容都比较稳定，要么是同一个主题，要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反复讲的。这类文稿如果没有新的思路和写法，很容易老腔老调老面孔，落入俗套，味同嚼蜡，讲一堆正确的废话。我们感到，对于这类文稿，一定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在主题思想一脉相承的前提下，尽可能用新概括、新材料、新语言，使人耳目一新。为了保护创新、鼓励创新，平时我们鼓励大家敢于写、放手写，大胆尝试，不怕失败。有不少年轻干部，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提出了不少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写出了许多鲜活、精彩的语言。事实让我们体会到，新手写稿，往往更能突破框框；宽容失败，更能激发创造活力。4．统筹规划，使讲话步步深化、形成体系。文稿起草工作是对领导人思想和决策进行阐发和提升的过程，也是对领导人形象和风格进行全面包装和塑造的过程，要有长远谋划，有一个总体的、系统性的设计，形成一个层层深入的思想体系。近几年，我们十分重视这一点，叫“写一步看两步想三步”，使讲话一步步深化，指导中心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比如，中央统战部每年年终都要召开述职大会，每次部领导都作讲话。我们对讲话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规划，每次围绕一个主题，五年来分别讲了“调研兴部、制度建部、从严治部、文化塑部、人才强部”的五个主题。从这五句话中，可以看出领导同志抓机关建设的工作思路在逐步深化和递进，形成机关建设的完整体系和鲜明脉络，现在已经在全国各级统战部门叫得很响。这几年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为领导同志起草讲话稿，大的思路、主题和基本框架主要是领导同志提出和确定的，我们承担的主要是整理、起草和加工的任务。每当承担一篇重要文稿起草任务时，部领导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经常和我们一块研究提纲、提出思路、谋篇布局，还常常带着我们一起推稿。这几年，我们在起草文稿过程中，从几位部领导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政治把握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局势判断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可以说，每写一篇稿子，思想理论政策水平都得到一次锻炼和提高。当然，我们在写稿中也是尽心尽责，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力争每次都有创新和突破。特别是我们要求“干事要写到黔驴技穷才出手，处长要弄到江郎才尽才放行，主任要改到山穷水尽才上报”，每篇稿子几乎都是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保证了文稿质量的提升。三、要掌握领导讲话稿起草的几个要诀文稿起草既是一种“遵命文学”，也是一项融入起草人主观努力的创造性劳动，既要考虑“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也要把握“对谁讲”。也就是说，成功的文稿必须同时兼顾领导人、起草人和听讲人，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我们的体会是要做到“一个忘记、两个记住、多个参与”，也就是“忘记自我，记住领导，记住听众，集体推稿”。忘记自我，就是在起草领导讲话稿中忘记自己，从领导的角度写稿子。写领导讲话稿，阐述的是中央和上级的精神，体现的是领导的意图，不是讲自己的观点，更不是写自己的文章。大家都在不同场合听过很多领导的讲话，可能有这样的体会，有的稿子理论性、学术性太强、太专，不符合领导的身份；有的稿子部门色彩太重，只是从业务角度展开；有的稿子过于复杂、晦涩，讲起来很别扭、不顺口，甚至在讲话中还要不时看看上下文，临时琢磨其中的含义。这其实与起草人没有忘记自我，将自我风格和习惯带入文稿都是有关的。因此，对起草人来说，不能有自以为是和先入为主的意识，更不能想通过领导讲话体现自己的思想，使领导讲话成为自己的“传声筒”。当然，写领导讲话也是做文章，但它是从领导者的角度写文章；写领导讲话也可以反映作者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但必须符合领导的意图，符合领导的身份。对领导提出的修改或者否定性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对自己工作的否定，而要在如何更好地领会领导意图上找原因、做努力。这些都要求干部必须有奉献精神，忘记自我，甘于寂寞，当无名英雄。记住领导，就是在起草领导讲话稿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领导讲话的意图、要求和风格，写出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领导的风度。这种能力不是一日之功、一役之劳，必须经过日复一日地积累和思索，并切实体现在写作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中，体现在框架的构思、材料的取舍、语言的润色等方方面面。这几年，研究室在把握部领导风格方面下了一些功夫。比如，为国家领导人起草讲话时，一方面，要写得生动实在，又不能写过于具体的内容、过细的材料。另一方面，要写得有深度和高度，不能讲得太理论化、学术化，即使是参考了别人的研究成果，也都要变成领导讲话的语言。又比如，有的领导心比较细，考虑很周全，起草文稿时就要尽可能丰富严谨，努力把领导重点想讲的几个方面讲充分，多用形象思维，多用鲜活文字。“记住领导”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和在实践的：“最好的粮食交国库”，把最精华的思想、最翔实的材料和最生动的语言贡献给领导同志的讲话。记住听众，就是在起草领导讲话稿中，要了解、反映和符合听众的需求。有“党内第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曾提出，衡量文章是否精品佳作的三个审美标准，即要吸引人看得下去、要使人看得懂，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可以说，与过去相比，领导越来越关心讲话稿在听众心中的感受，越来越在意能不能与听众实现良好互动。听众的反应不仅决定着文稿的实际效果，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领导那里，影响着领导对文稿的满意程度。因此，起草人既要关心领导讲什么，更要关心听众需要听什么。既要使领导满意，更要使听众满意。要搞清楚领导对谁讲话，听众最想听什么，最关心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找到领导与听众的最佳结合点，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讲得切题，听得解渴。这几年，我们十分注重研究听众，结合不同听众的要求“看人下菜”。比如，对港澳台海外朋友讲话时，要做到“三多三少”，即多讲方针政策和祖国发展情况，多讲团结鼓劲肯定的话，多讲澄清模糊认识的话，少用内地语言，少讲大话空话，少提希望要求。对统战部门的同志讲话时，要单刀直入，要求明确，任务具体，有概括有重点，操作性强，不能空泛说教、不着边际。对党外人士讲话时，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情况讲清楚，把道理讲充分，使人信服。同时，要多用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扩大知识面，增大信息量，不能讲官话、打官腔、摆官谱。集体推稿。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下了不小功夫，探索了一条成功经验，就是通过集体推稿，使每一篇领导讲话稿成为群策群力的结果、共同智慧的结晶。我们总结出了集体推稿的三大优势和五条操作原则。大优势是：在文稿质量方面，推稿能够广集众智，确保写出上乘的讲话稿；在干部成长方面，推稿能够使干部在思想碰撞中获得启发、共同提高、增长才学；在营造环境方面，推稿能够形成民主讨论、活跃思想、良性竞争的氛围。五条操作原则：一是要有“领军人”。这个“领军人”是推稿的主导者，必须有权威，既要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文字驾驭能力和民主作风，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众人的智慧，在意见出现较大分歧的时候，要能拍板定夺。二是要提倡解放思想。让所有参与推稿的同志畅所欲言，只要对文稿有帮助，什么观点都允许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做到英雄不问出处，充分发扬民主，不论年轻年长，不论职级高低，不论学历资历深浅，谁对听谁的。三是要善于兼采众长。推稿中大家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有时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遇到这种情况，要注意耳听八方、各取所长，既要吸收、听取赞同的意见，更要仔细分析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的意见往往能够启发你采用一种新的思路、角度和表述方法。推稿中还要注意尊重和保护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积极性，照顾他们的面子。有的年轻同志憋了半天才说出来一两句话；要细心倾听，即使他讲错了也不要一下子把人家噎回去，否则以后他就不敢说话了。四是要灵活处理。由于每篇初稿的质量不一样，基础较差的往往要费很大的劲。遇到“推不动”时要先跳过去，一会再回过头来推，不能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意见出现争执时，不要在细节上过于纠缠较劲。遇到哪一块确实不成熟的，一时难以推下去，要指派一两个干部先去改或重写，写好再拿来大家推。五是要注意培养锻炼干部。推稿时，要尽可能多让一些人参加。在起草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时，我们一次集中了19名业务骨干逐字逐句进行推稿，保证了文稿的质量。平时推稿中，我们要求新同志每次尽量参加，没有起草的干部也可以参与。这样，室领导一边带着推稿一边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收到“改出好稿、培养队伍、大家提高”的“一石三鸟”的效果。这几年，研究室年轻同志特别愿意参加推稿，把推稿当作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许多同志参加推稿后，常常在一起议论交流推稿的收获和体会。四、要具备写好领导讲话稿的基本素质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篇好稿子是起草人理论政策水平、实践工作经验和文字驾驭能力的综合体现，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得到的事情，必须有一个“厚积薄发、游刃有余”的过程。这就要求从事文稿起草的同志必须打好基本功，刻苦学习，长期积累，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具体来说，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全面掌握基本理论和政策。对领导讲话来说，理论是灵魂，政策是生命。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起草的领导讲话稿就会缺乏思想、缺乏深度；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平，起草的领导讲话稿就会缺乏指导性和实效性。这几年，我们要求干部要利用一切机会，抓紧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中央的最新精神，学习统一战线各领域的方针政策等，特别是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这样，起草领导讲话稿时才会有“底气”。2．要学习各领域、各方面的知识。随着统战工作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领导讲话稿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除了需要掌握与统战领域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还要熟悉市场经济、现代科技、政制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了解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和时事政治等。这些年，我们要求干部在熟悉了解统一战线的历史和人物、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加强涉及各领域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既做专家，又做杂家，力求从多方面丰富自己。有了这样的知识储备，写出的讲话稿才能深入浅出、信手拈来，才能使讲话有厚度、有磁性。另外，平时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问题、进行思想碰撞，海阔天空“侃大山”，上至天文地理、国际大事，下至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往往能开阔思路，拓展视野，增长见识，产生思想火花，这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方式。有些知识和灵感说不准什么时候在写稿时就冒出来了、派上用场，写出来还很精彩。3．要熟悉各类讲话稿的基本规范和技巧。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范围，决定了领导讲话种类的多样性。而不同种类的讲话，如会议讲话、工作报告、辅导报告、座谈发言、即席讲话、演讲致辞等，其特点不一样，要求就不一样，写法也不一样。要写好领导讲话稿，必须注意了解和熟悉各类讲话稿的特点，把握其要领，掌握其写作技巧，做到“量体裁衣”。我们曾对一些类型的讲话稿的特点和要求作了概括。比如，讲话稿的特点是容量大、篇幅长，听久了容易分散注意力。所以，我们对讲话稿的要求是标题要醒目，观点要鲜明，事例要生动。演讲稿的特点是篇幅短、有激情。我们要求写得有理、有情、有势。有理，就是要有说服力，说得在理；有情，就是要有亲和力，能感动人；有势，就是要有气势，能体现领导人和政治家的风范。即席讲话的特点是时间短、面对面。我们要求简明扼要，观点鲜明，特别是要有概括和提炼，做到通俗易懂、上口易记、富有特色，切忌平铺直叙，冗长无味。4．要注意平时收集和积累资料。领导讲话有轻重之别，也有缓急之分。一般来说，起草领导讲话稿有较充分的准备时间，但有时又是“火线救急”，也叫“急就章”，从布置到完成仅有一两天的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时间紧任务重。而讲话稿需要的材料又是多方面的，也不会因为时间紧迫而降格以求。这几年，我们要求干部平时必须注意收集和积累有关资料，写今天想明天，“吃在碗里、看在锅里、买回来放在菜篮子里”，避免书到用时方恨少，文到写中无词急。当然，收集资料不能依赖资料、照搬照抄，满足于报上抄一点，网上下一点，自己编一点，例子加一点，而必须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吃透材料，从中提炼出观点，写出有分量的稿子。5．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领导讲话稿的高度、深度、厚度，其鲜活、生动、新意，其指导性、针对性、有效性，都建立在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没有调查研究或调查研究不深入，起草领导讲话稿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容易出现米不够、水来凑的现象，或无的放矢、隔靴搔痒，或话不到位、书生意气，空话大话套话连篇。只有经常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挖掘下情，不断形成新认识、新观点、新思想，才能把领导讲话稿写准、写深、写实、写新，避免“情况不明胆子大，思路不清办法多”。正是因为始终重视调研，才为领导讲话稿的起草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鲜的素材、观点和语言。总之，要把以上这五个方面落到实处，真正掌握其精髓，还要靠一个“勤”字所谓眼勤，就是要多看多读，用多方面知识来丰富自己，以独到的观察来发现问题。所谓脑勤，就是要多想，既要想问题、想全局、想大事，也要想结构、想角度、想文词，以存乎一心，求运用之妙。所谓嘴勤，就是要多请教、多交流、多讨论，不懂就问，以问求知，切不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所谓手勤，就是要多写多练，在自己的反复实践中感受、总结、领悟、升华，做到稿子不厌百回写，本事但求不断长。我经常和干部说，写稿的人手是不能停的，手一停就生，手一生立刻就跟不上。一个月不写稿，三个月写不好稿。就好比以前唱戏的名角儿讲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天不唱戏，自己听得出来，三天不唱戏，同行听得出来，十天不唱戏，观众听得出来。所谓腿勤，就是要多调研，到实践中求真知，到基层取真经，以行万里路来写好领导讲话稿。

秦刚，中国驻美大使。本文根据秦刚大使与美各界人士的交流讲话整理而成，原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大变局、大格局、大胸怀——中美必须找到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正面临空前复杂严峻的挑战。两国处在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试过程中，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事关两国17亿人民福祉，也事关世界和平与繁荣，是中美双方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一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在冷战高峰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洞悉国际风云变幻，以非凡的战略智慧、远见和勇气，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福祉为先，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就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哲学探讨”，打破了20多年相互隔绝的坚冰，结束了长期对立和敌意，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意味着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愿意和平共处，标志着国际关系迎来格局性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不断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不仅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力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建交以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尽管遭遇新冠疫情，2021年中美贸易额达创纪录的7500亿美元，逆势增长28.7%，支撑各自数百万人口的就业；美国对华商品出口达149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双向投资存量累计超2500亿美元，为两国经济也为世界经济提供持续增长动力。在华美资企业累计达7万多家，97%实现盈利。从打击恐怖主义、合力应对金融危机、抗击埃博拉疫情到推动签署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引领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从中美在东帝汶开展粮食安全三方合作到双方在反恐、防扩散、禁毒、维和等领域开展良好协调与配合、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与协调，中美合作办成一件又一件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民间友好交往密切。1972年中美乒乓球队实现互访，“以小球推动大球”。去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乒协和中国乒协在休斯敦联合举办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双方老中青三代运动员以球会友，重温历史佳话，续写友好情谊。中美之间迄已建立起50对友好省州、234对友好城市。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每周有300多个航班往来于中美之间，每年有500多万人次跨越大洋两岸。疫情期间，两国各界人士仍然通过电话、书信、视频等多种方式保持沟通交流。上述成果凝聚了中美两国几代人的心血，值得倍加珍惜。中美关系半个世纪风雨历程启迪我们，要在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美关系航向，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不断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二今天，中美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力较50年前显著上升，国际社会希望中美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然而，美方出于错误对华认知，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执意加大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极大损害两国在双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一局面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虽然表示要同中国开展对话并在某些领域开展合作，但仍渲染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内外政策，其核心要义是美国要集中全部力量同中国开展全面、激烈的战略竞争，这是美国对世界大势、对中国发展逻辑的误读误判，凸显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今天所处怎样的世界？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已经使我们的星球成为一个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地球村”面临层出不穷的挑战与难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或独霸天下。全球性问题越复杂，越需要群策群力；全人类挑战越棘手，越需要勠力同心。正确的解决之道在于各国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平等协商、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公平正义、不搞霸凌霸道，共计天下之利，共守治理之则，将本国利益寓于全球利益之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有人认为，中美是现行国际体系中两种水火不容的“操作系统”，声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基于什么“规则”，维护什么“秩序”，必须明确界定。这个规则是美国一家的家法帮规？还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是后者，中国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欣然接受，美国也应该切实遵守和践行。那种与少数一些国家联盟遏制打压另一些国家、借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的做法；那种固守冷战陈旧思维、渲染“民主对抗威权”、借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的做法；那种要求别国遵守规则、自己却搞特殊化与例外论的双标做法只会严重撕裂世界，严重破坏国际及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今天的世界不应是弱肉强食，不应再发生热战，也不应回到冷战，不应有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的容身之地。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安全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新冷战”不应成为这个时代的背景色。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把冷战剧本生搬硬套到今天的中美关系，如同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一样荒诞和危险。——我们如何做好自己，读懂别人？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两国首先都应聚精会神办好各自国内的事，做更好的自己，同时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给世界带来更多福祉，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发展的目标是要挑战和取代美国，中国在赌美国输。这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严重误读。世界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不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世界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创造更大机遇。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都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支持。归根结底，中国发展的目的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正所谓立己达人，而非以超越谁、取代谁、竞赢谁为目标。美国有人认为，美国可以像战胜前苏联一样赢得对华“新冷战”。这是对历史和中国认知的严重偏差。中国不是前苏联。美苏彼此隔绝，关系剑拔弩张，两大阵营水火不容。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14亿中国人民团结、勤劳、奋斗，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同全体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连续十年对中国民众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连续十年保持在90%以上。中国同美国和世界紧密融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流入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从来不搞侵略扩张，从来不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不赌美国输，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何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近年来，美国一些人企图重构历史叙事，渲染“对华接触失败论”，炒作合作无用，强调战略竞争。这是对中美历史的否定，是对中美交往成就的否定，是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前行方向的否定。中美拥有巨大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竞争对抗不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一味以大国竞争定义两国关系，以你输我赢作为政策目标，只会导致中美关系持续高度紧张，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将世界推向分裂动荡，将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大国政治悲剧。中美在某些领域会存在竞争，但竞争要有边界，应基于公平公认的国际规则，应是良性、健康的竞争。竞争目的在于相互促进，使彼此发展得更好、更快、更强，而非零和博弈、赢者通吃，更非没有底线、没有下限地遏制打压对方，搞恶性竞争甚至恶意对抗。中美可以公平地比一比：如何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让本国人民安居乐业，如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大动能，如何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抗击疫情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如何为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好方案；而不是比怎么迟滞对方发展、怎么干涉别国内政、怎么脱钩断供、怎么修筑小院高墙。美国要加大对本国发展投资，提高自身竞争力，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用不着扯上中国。中美关系的主流和本质应当是利益交融、互利共赢，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愿望，是洞穿历史、观照现实、走好中美关系未来之路的行动指南，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大国竞争不是时代主题，零和博弈不是正确选择。中方坚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国与国政治对抗，其他方面难以毫发无损。基辛格博士近日再度谏言，对抗会导致冲突，美中应努力实现“有原则的共存”，开展严肃对话，处理彼此间存在的问题。中美关系应该基于理性和事实，而不是基于谎言、误判和虚假信息。中美间的差异不应成为妖魔化、污名化的借口，两国间的分歧也不应成为敌意和对抗的理由。双方不仅要正视分歧、管控分歧，更要化解分歧、超越分歧，扩大两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不仅要应对危机，避免冲突，更要预防危机，防患未然。三目前，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美国上一届政府制造的困境，反而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美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企图利用台湾、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形象、阻碍中国发展。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事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处理不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没有任何退让空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与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但这一基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侵蚀，遭到严重破坏。蔡英文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煽动两岸对立，勾连外部势力，变换手法搞“渐进式台独”，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美国政府一面声称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另一面大肆提升美台官方关系，不断派高官访台，售台大量先进武器，搞“台湾地位未定论”，发表“军事防卫台湾”错误言论，不断歪曲和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把单方面炮制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凌驾于中美双边共识即三个联合公报之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中方绝不接受。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独”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回击一切干涉中国内政，阻挠、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行为。中国的正当行动必将继续得到国际社会一切正义力量的支持。——美方声称要“改变中国周边环境”。打着“自由开放”旗号，诱拉纠集反华同盟，炮制“印太战略”，搞地缘政治对抗。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兜售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收紧双边军事同盟，大搞封闭排他“小圈子”，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推行集团政治。推动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抛出新版“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千方百计拼凑“亚太版北约”，推进对华“一体化威慑”。借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挑拨并大打“南海牌”，继续炒作南海航行自由。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刻意把中国排除在外。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指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亚太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两国互动最频密的地区，理应成为双方构建互信合作的示范田，而非一方谋求势力范围的后花园，更不是两国对立冲突的角斗场。亚太地区的时代潮流是推进区域一体化，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任何地区战略想要成功都需要符合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谋共赢的愿景。任何出于一己私利损害亚太地区各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行为，都注定走不远也行不通。任何拉帮结派、搞分裂对抗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世界不应再被“新柏林墙”阻断。——美方以小院高墙、断供禁运加速对华脱钩。拜登政府（仍部分）维持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供应链韧性等为由，试图通过滥用制裁等手段继续在高科技、资本市场等对华脱钩，损害各方利益，并推高美国内通胀。美自对华实施301关税以来，92.4%对华关税成本由美企业和消费者承担，对华加征的关税使美国公司市值损失超过1.7万亿美元，每个美国家庭年均开支增加近1300美元。对华贸易战导致美失去近25万个就业岗位。美方捏造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等谎言，恶意打压新疆棉花、番茄、太阳能光伏等优势产业，严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美方还以不透明、不公正的行政手段对中国企业在美融资、运营施加全方位限制。美迄今已将1100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制裁清单，本届国会提出400多项涉华消极议案。美国会正在推进的“两党创新法案”，案文中提及“中国”多达800余次，充斥大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破坏中美合作的内容条款。习近平主席指出，“任何执意打造‘小院高墙’的行径，任何脱钩、断供、极限施压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中美两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国债第二大持有国，中美贸易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大量品质一流、价格合理的商品。中国企业在美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彼此间有分歧和摩擦很正常，关键是如何解决。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把贸易当作工具不可行，无论是对华搞301调查，还是打关税战只会适得其反。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本着相互尊重和互谅互让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寻求解决之道。——美方给两国教育、科技、人文等领域的正常交流不断制造干扰、设置障碍。美国国内一些人出于政治因素持续打压破坏中美教育人文交流，让两国的学生、学者、科学家、艺术家遭受恐惧，难以没有障碍地交流合作。一些人鼓噪“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诬蔑“孔子学院”搞文化渗透，不少中国学生学者无端遭遣返、拒签、盘查、滋扰，“寒蝉效应”传导扩散，给中美教育和人文交流蒙上阴影。一些人热衷搞清洁网络，设置技术壁垒，拼凑“民主科技联盟”，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企图通过科技“断流”阻遏中国发展。美反华言论不断煽动“仇亚”情绪，针对华裔的犯罪在美明显上升。这些政策措施都是逆全球化潮流而动，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和两国人民的对立面，不得人心。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美关系发展史蕴含着几十年来两国各界人士相互接触、交流、沟通和合作的执着与辛劳，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是无法阻隔的。中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往来，有利于加深相互理解和友谊，有利于增进对彼此的正面认知，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要搬开阻碍两国各界交往合作的“绊脚石”，在深化交流与互动中逐渐实现彼此包容与融合，夯实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乌克兰危机为已充满挑战的中美关系带来更多复杂因素。美国在危机发生后诋毁中国“事先知情但没有阻止战争”，妄称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援助，威胁“中国若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面临后果”，炮制“中俄轴心论”，无端让中国为乌克兰危机负责；把台湾问题和乌克兰危机相提并论，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不顾乌克兰危机警示，加紧制造“亚太版北约”。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美应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国际社会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就危机之下、危机之外与危机之后展开务实、建设性的对话、协调与合作，推动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把中美俄、欧洲、亚太和世界“都拖下水”，对子孙后代没有任何好处。让美俄关系更坏不会让中美关系更好，让中俄关系变坏也不会让美俄关系变好。把中美关系搞砸，对美俄关系、对世界都没有好处。四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道阻且长，既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机遇和潜力。国家间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习近平主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美人民友好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中美作为各有14亿和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民交流始终是推动中美关系的磅礴动力，中美人民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我担任驻美大使后，访问了不少美国州市，通过深入实地走访，广见地方政要，同企业、教育、学术界交流，与美国普通民众面对面交谈，出席农业、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旅游、人文交流等一系列论坛，重在推动恢复两国因疫情中断的交往，加强两国地方、民间、智库、媒体、企业等各界的沟通交流，激活两国人民交往的热情，拉紧中美之间友好的纽带，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支持者。一路走来，我被美国普通人民的友善、热情、淳朴所感染，被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所打动。我更认识到中美关系有广泛的民间基础，人文交流大有可为。一是中美民间友好故事深入人心。中美两国人民间勤劳、真诚、向往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品质造就了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也使得两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产生很多佳话。“飞虎队”是70年前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美人民命运与共、并肩抗战的一段经典篇章,承载着中美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深厚友谊，传颂着中美并肩抗战的壮举，浓缩着中美守望相助的情义，在中美两国人民心中历久弥新。不久前，两位“飞虎队”百岁老兵致函我，以其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发出传承“飞虎队”精神、珍惜和平、共谋合作的强烈呼声。二是中美关系基础在地方。中美合作共赢的道理在地方最能讲得通，最能引发共鸣。中美关系具备保持深厚民间交往与合作基本盘的现实可能性和较强韧性。美国地方和社会各界对发展中美良好合作关系的热情和兴趣仍然存在，对中美关系改善抱有真诚期待，都希望两国合作与交往继续加强，都支持中国投资当地，都欢迎中国留学生，都期待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均反对脱钩、断供和关税战，担忧所谓竞争法案将会带来的伤害。“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走越亲。”中美加强地方交往，用友谊弥合误解，用信任化解猜忌，让合作共赢成为真正的“政治正确”，可以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三是中美关系未来在两国人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民众往来越频繁，两国友好的基础就越坚实，务实合作就越红火。习近平主席同美国艾奥瓦州老朋友历时37年的友谊根深叶茂、广为传颂。习近平主席还特别注重做年轻人工作，曾亲自参访、致信一些美国学校，播撒了一大批友谊的种子。教育和人文交流已成为中美年轻一代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建立友谊的重要途径。在全美各地，学习汉语热不断升温。明尼阿波利斯的学生用流利的汉语同我一道背诵《论语》、《三字经》、《木兰辞》。在西弗吉尼亚，我同学生们一同劳动，重建从中国云南平移过来的中国民居。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与中方合作办学，联合培养中美及国际人才。正是有这样一大批长期致力于中美友好交往的组织和人士，让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五习近平主席强调，“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中美再次需要作出历史性抉择的关口，双方既不能错失历史机遇，更不能犯历史性错误，而是应正视现实、认清大势、回归理性，本着对历史、对两国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以更广阔的胸襟、更宽阔的视野和更为包容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彼此间关系，把握中美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使中美关系理性、稳定、可控、富有建设性，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数次通话和视频会晤，就中美关系达成重要原则共识。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方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应该切实遵守拜登总统的上述承诺，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走出当前困境，重回正轨。要明确底线、相互尊重。美方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三条底线”、“四份清单”，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要触碰和挑战中方红线。要坚持一中原则，维护中美关系政治基础。要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义，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以及美方所作有关承诺，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纵容支持“台独”行径，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要管控分歧、和平共处。“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过去和现在都有分歧，将来还会有分歧，关键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好分歧，避免扩大化、激烈化，不能让差异和分歧主导两国关系，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要端正战略认知，摒弃冷战思维，抵制集团对抗，增进相互信任，在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之上，努力解决突出问题。要建立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渠道，更好协调各领域各部门交往，开展更加广泛、深入、坦诚、开放的沟通交流，准确了解彼此政策意图，用事实真相打破误解偏见，用真理力量打破虚假“政治正确”，用交流互鉴打破当前不符合两国利益、背离两国民意的僵冷局面。要排除干扰、合作共赢。建设一个互联互通、多元包容、安全共享的世界，是中美两国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全球化时代，中美协调合作的必要性、紧迫性更加突出，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要合作就要跳出竞争对抗逻辑，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交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画出合作共赢的最大同心圆。双方应发挥彼此相对优势，扩大在农业、经贸、能源、基础设施、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聚强合作的进步力量，不断拉长两国合作的清单。无论在双边层面，还是在全球性问题上，双方都可以从点滴做起，从易到难，积少成多，寻求改善关系的切入点，扫清合作障碍。要担当尽责、胸怀世界。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合作。两国应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秉持并践行正确的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在助力全球战胜疫情、推动疫后复苏、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防止核扩散、维护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负起大国责任，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人常言，“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美国人讲，“人但有追求，世界亦会让路”。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这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美方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同中方一道向前看、往前走，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合作而不冲突，开放而不封闭，融合而不脱钩，把握相互尊重的前提，坚守和平共处的底线，抓住合作共赢的关键，推动中美关系尽快战胜挑战、重建信任、重回正轨，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Richard

张木生，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本文略有删节。活到老，学看戏——在王建等人思想库里旁听一、惯看美雨欧风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和北约把欧洲搞定。世界三大块，只有1/3搞定，其他两块都没搞定。欧洲有欧元区，美国也不待见。欧元不是主权货币，没有统一的财政部。美国挑起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击欧元，俄乌战争使欧元不断贬值，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物价飞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欧洲几十年未遇的通货膨胀还帮着美国数钱。美国发动俄乌战争，就是希望俄罗斯解体再解体，削弱再削弱，最后向美国求饶投靠美国，最好搭把手帮着美国重返亚太，使美国集中精力对付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亚太是美国大兵死伤最多的地方，两次大战美国打败日本在这儿。冷战时期，美国一挫于朝鲜，二挫于越南，两次同中国交手，也在这儿大败而归。现在美国的战略终于将当年的柏林墙搬到了三八线，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部署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人家劳师动众干什么？当然是要围堵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明摆着！美国一定要把台湾设计成中国的乌克兰。美国整治俄罗斯的手段，将会变本加厉地用在中国头上。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奥维尔的三句名言至今没有错。苏联退出冷战，中国告别冷战，但美国从没有放弃冷战，后冷战仍然是冷战的继续。中国是被冷战、被脱钩，你不要搞错。就在前几年，埃及是局势大乱，叙利亚是深陷内战，伊拉克，阿富汗，美国花了几万亿美元，留下一片烂摊子，却匆匆撤兵。美国连伊拉克、阿富汗都搞不定，却野心最大，非要把俄罗斯，把中国这样的大国彻底搞定。美国为中国的远景设计就是李登辉说的七块八块。温故知新。看看奥威尔写的《动物农场》和《1984》都是专门讲冷战的。奥威尔是左派，他的立场不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所谓人的立场，也不是所谓猪的立场，（假社会主义）,而是站在当牛做马的动物一边。美国和北约非常清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对内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有社会帝国主义的存在。奥维尔跟后来的许多西方左派一样，患有恐苏症，唯恐苏联吞并欧洲使集权主义传染全世界。当时，共产主义和左派运动如日中天，让整个西方世界瑟瑟发抖。当前这场由美国和北约挑起的俄乌战争，要么俄罗斯屈服忍受北约第5次东扩，要么就与乌克兰进行一场大战。美国和北约从2014年就在组织设计这场战争。俄罗斯是与所有的发达国家作战，是使用第4代机械化战争与第6代信息化战争作战。为什么东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向美国和北约一边倒，因为他们从内心十分惧怕斯大林模式复辟，俄罗斯重新统治东欧。基辅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发祥地，春秋无义战，俄罗斯侵略一个主权国家，已经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还要斯拉夫人杀斯拉夫人，美国的设计可谓精巧绝伦。但表象背后，要换位思考。本来乌克兰只是前苏联的重要部分，是前苏联最重要的出海口。二战之后的美英苏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签订的。允许乌克兰独立是俄罗斯的无奈，底线是乌克兰在美俄之间保持中立，不能成为美国和北约进攻俄罗斯的基地，从这里到莫斯科可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无险可守。如果美国和北约战胜了俄罗斯，他的这种模式会全面复制到中国头上……。当中国陷入台海一战的时候，他会挑动日本等国和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长期消耗中国，长期发战争财，让中国长期衰败。……古人云，人唯求旧，器唯求新。互联网像一张大网，把天下古今一网打尽，大家都说世界已无秘密可言，这玩意儿最公开最透明，最容易保证言论自由，最容易实行监督职能。可互联网的中心坐一个大蜘蛛，这个蜘蛛就是美国。互联网时代美国有两大法宝：第一，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我可以监督你；第二，我打得着你，你打不着我，最好的例子就是俄乌战争。我们不要把斯诺登“梭镜门事件”忘了，斯诺登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真话让美国陷入尴尬，斯诺登在俄罗斯7年了，大家快把他忘了。普世价值是个道德制高点，普世价值等于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是21世纪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911之后的发明，但西方的普世价值本来不是这个意思，这八个字上面还有上帝。同样是信上帝，基督教顶多和天主教大联合，他们连信东正教的都无法包容。现在信基督教的越来越多，我们中国就搬出孔夫子所谓的儒教和他们对着干，实际上是跟着干。中国没有教，不必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归孔夫子管，中国的老百姓归怪力乱神管，他们都归皇帝管。有人说，信教最传统，但立教最不传统。耍钱玩儿弹，人才掐尖儿才是美国的硬道理。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他消费全世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和2011年世界金融风暴，现在美国正面临着更大的金融风暴。美联储的扩表已经快到尽头，而尽头是美元的总崩溃危机。从1960年和2020年的数据对比，1960年美国名义GDP，约8000亿美元左右，美联储货币约500亿美元，不到GDP的1/10，央行货币远小于GDP，但到2020年GDP增长到20万亿美元，但美联储货币涨到7.6万亿美元，表内金融总资产120万亿美元，是GDP的6倍，金融衍生产品则接近1000万亿美元，是美国经济很难托住的。美国的实体经济只占GDP的17%，剩下的都是投机赌博的虚拟经济。卖军工、卖高科技、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博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耍钱不行就只有玩儿弹，各种炸弹核弹，高级武器穷兵黩武。美国人最爱打仗，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要打一两个漂亮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作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现在连汽车产业也衰落了，只好耍钱帮着玩儿弹，玩儿弹帮着耍钱，只有这样才能在全世界人才上掐尖儿，进一步耍钱玩儿弹。清华、北大的学生，每一个学生的成本要比普通大学高四五倍，但仅仅一个美国的硅谷，就有清华、北大的4万毕业生在这里打工。本来冷战结束，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得意扬扬，更撒花儿了。冷战后，美国有四大战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温婉和气的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第一，美国绝不允许中国崛起，美国不会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第二，美国对中国有种族意识，崔天凯说美国对华政策里面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因素；第三，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节制没有底线，崔天凯说美国会千方百计，不惜余力，甚至没有底线地对华打压、节制、分化、围剿。中国要彻底放下幻想，卧薪尝胆，破釜沉舟，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中国只有在科技也超过美国之后，新的基辛格、尼克松还会再到中国。美国绝不是铁板一块。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从利率调控转为数量调控，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当前，动用利率手段进行调控难以发挥作用。2007危机前，美联储的调控手段大致是从数量调控转为利率调控，但危机发生后再次转为数量调控，主要表现是美联储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导致美联储总资产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6%猛增到当前的37%。2007危机以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主要通过对美债和其他债券的吞吐来发挥作用，负债方通过利率进行调控。根据专家分析美联储负债表，美联储负债表的负债方主要有四大项：现金占25%逆回购占25%，财政部存款占20%，准备金占40%，危机爆发前负债方主要是现金储备金很少，逆回购基本没有。现在，准备金和逆回购加起来占65%以上，即投放的货币大部分又回到美联储。美债垮掉将导致美国金融大厦崩塌，国际市场不会继续为其融资，如果通胀没有解决反而压垮了美债，美国金融大厦就会崩溃。而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崩溃，是因为俄乌战争，美国通过这种手法把危机转嫁给欧洲其他国家。我没想到现在受到打击最重的是日本，它比欧洲受的损失还大。冷战结束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遵守美国全球化的秩序，对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缓解实体经济的短缺和财政平衡做出了最大贡献。二战之后，世界上所有后发国家能够进入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受到美国支持和保护的。中国作为唯一的被冷战，被脱钩的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前无古人，后有来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数字革命将呼唤出世界新秩序，在此之前世界又会回到冷战，以国家对立为基础的时代。我因为不懂，所以存疑。元宇宙所代表的新生产关系正在蓬勃发展，但关键技术还有待突破，新生产方式的正式登台，可能还需要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什么比特币的挖矿，什么宇宙量子计算机的算力，我都不懂，也很怀疑。我只知道中国举国体制下形成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扩张，确实对美国造成一定的威胁，但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空心化，中国产业资本过剩，占世界的25%。美国是实体回不去虚拟走不出，正逐步走向衰落，这是实打实的。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混合战，把美国的强项科技、经贸、政治、军事等等各个领域的优势都组合起来用于和中国竞争。不管萨默斯还是伯南克，他们的看法如何不同，不管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所谓的通货短缺供不应求。美国的通胀更多是实体短缺，从根本上也是储蓄缺口导致的。2020年美国GDP21万亿美元，储蓄缺口大概1.4万亿美元，以往美国储蓄不足是靠外部世界，特别是中国储蓄过剩来弥补美国的通胀恶化，美国的危机主要是产品缺口、储蓄缺口导致的。二、中美是非成败今年以来，俄乌战争、科索沃危机、台海危机、朝鲜半岛局势恶变、叙利亚内战又起。美国在全世界找火药桶，能点的地方他都要点火。美国的国内经济形势越恶化，它越要把欧亚大陆所有的火药桶都点起来。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够成为化外之地，世外桃源，应许之乐园。世界上的资金、生产要素、高科技企业才能再回到美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遇到的危机和今天比真的算不了什么，今天最大的危机不仅是全球化停止了，而且主要是美国一心一意要将中国置于死地。你比较一下南朝鲜与北朝鲜的差别，你就知道美国的破坏能力能有多大。中国的外需在减少，内需起不来，负增长就很难避免。经济下行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加大财政投放力度，发挥货币机制功能。巨大的危机要求我们对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国有和民营，内资和外资的关系进行重新设计。中国的抗疫政策，国家应该集中财力物力，保证老人和危重患者，一般的患者在家治疗，上报政府，国家发药就行了。保住经济的基本面，特别是稳住就业至关重要。2021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根据企业查查、天眼查的数据，2021年中小微企业关闭640万家左右，净减少430万家，而按照北京光华学院的研究，小微企业平均雇人4.3个，这意味着1600万人失业，今年还有1076万高校毕业生，今年的失业人数，比去年严重得多。年轻人中，80后、90后、00后损失最惨重。中国只有继续走城市化之路，走城乡融合之路才能解决内需问题。解决3亿农民工在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户口问题，这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路。中国最穷的4个省，甘肃，贵州，云南，广西的基础设施，都是世界最好的，最好的高架桥梁，最好的隧道，都是城市化的最好基础。吸引资金向三农领域与空间生态资源一体化发展相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我国的农村基本上都完成了五通一平，这是发展新的合作经济的最好条件。中国的产业剩余，资金剩余，可以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农民必须自愿，不能再搞过去的强迫命令。宁夏盐池县是历史上的苦寒之地，但这里的水土是宁夏唯一的滩羊主产区，滩羊毛皮九道湾，不仅皮毛好，而且肉还特别好吃。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特殊生态条件下，可以发现特殊的物种和特产。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只能精心调查，细心安排，进行顶层设计。上世纪90年代是以地生财来弥补财政亏损，进入新世纪，则变成以地吸纳流动性来追求地方发展，虽然推动了中国20年的高增长，但是这种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在没有找到能够代替房地产的资本和货币创造机制之前，房地产的萎缩，必须采取有力的刺激政策使它慢慢退出，而不要一下衰落。美国拼命打压中国，中国只想和美国合作。中美两国的竞争，已经不是旧冷战两个阵营的竞争，这种长时间的竞争，最后要凭中美的经济实力的消长来决定。美国是否愿意重新和中国相向而行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中国的被迫竞争是为了提高综合实力，而美国的竞争是要维系霸权。拜登提出“四不一没有”，但是口惠而实不至，而拜登的底下，几乎是所有能够节制中国发展的事情都在做。中美两国内部的问题都非常严重，美国面临重大危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到接近9万亿美元，由于金融市场无法消化释放出来的大量的货币，因此他的七成货币都要靠发债维持。美国国债有28万亿美元存量，现在只能靠发新债还旧债滚动下去，而且两党很难形成新的债务上限。中国的经济十几年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直在下行。中国非常愿意开放，但是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中国非常愿意和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第一，美国要尊重中国的国家统一的民族愿望，中国也尽量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收复台湾；第二，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在东太平洋经济区的利益，这一区域，要远远大于中日韩自贸区，这是中国的东部战略；第三，允许中国向西发展，稳定中国的资源供应源；第四，想方设法通过俄罗斯改善和印度的关系，其实中国与印度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许多历史阴影双方都可以放一放，双方都需要破心中贼。中俄印应团结起来，有了中俄印的团结就有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和最多的资源。当然中国应该给予美国相应的回报。第一，尊重并保护美国的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第二，可以较大量地购买美国的能源矿产资源和粮食；第三，中国继续维持购买美国的国债，对于中国来说可以确保美国产业空心化继续下去；第四，中国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向美国养老金开放，美国养老金进入中国，是中国帮美国政客与选民捆绑的潜在工具；第五，中国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和领导地位。当然，中国必须在货币、金融、技术、产能、市场、军事上做好准备，做好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全面冷战，全面对抗的准备。不可胜在我，可胜在于美国的合作。中国的GDP超过美国，还不能算数，中国只有在科学技术上与美国并驾齐驱了，双方才有了真正的全面合作的基础。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复苏中的GDP从14万亿增长的22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仅增长了2000亿出头，在新增加的3万亿GDP中，新增加制造业的比重只占7.72%，2010年这一比重是12.3%，2018年是11.5%，显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这说明危机加速了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同期的德国制造业增加了1400亿美元，日本增加了800亿美元，而中国增加了1.7万亿美元，美日德三国新增制造业只相当于中国新增额的1/4。美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82%，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之和只有18.5%，制造业已不足11%。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太虚，人均寿命比中国低，中国又比古巴低，世界真奇妙！20世纪，颠覆性的理论突破是混沌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从那之后直到21世纪的今天都没有重大突破。同样我们也没有看到科技革命在资源能源领域有颠覆性的突破。因此，未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资源仍然是传统能源、粮食和矿物资源。资源保障问题在今天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未来15年看不到类似相对论，这样的技术革命，没有看到新技术革命，可以改变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地位的可能。2021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很快就会达到85%~90%，而粮食的进口依赖率已经达到了25%，远远超过普遍认为的5%的安全线。所以，无论俄罗斯对未来的诉求与中国如何的不同，在未来15年和30年的期间，我们都要保持和俄罗斯及其中亚五国在目前资源通道上的保证。我们一定要保证与中亚和俄罗斯及周边陆路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互利合作的关系。以中俄友好关系为基础，中国必须有一个自己能够控制的资源通道保证。为了中国的西部安全，我们还需要和西部陆路的其他国家建设友好关系，使我们的陆路通道多样化。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封杀走向最极端，中国只能按照邓英陶的三本书《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进》《再造中国走向未来》，提前走非化石能源的道路。现在大家都在说元宇宙。我不懂数学和外语，对元宇宙我只有粗浅的理解，元宇宙是数字经济的极大成者，据说元宇宙代表着未来。它依靠无限发展的算力，使经济活动的成本越来越小。中国占有全世界25%的实体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世界的资源。一场足球比赛现场顶多能够容纳几万人，但是带上VI眼镜可以让上亿人有同时的体感和现场观看感。比如电商普遍受到流量的限制，但元宇宙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物理边界，可以使这种流量无限大。据说，元宇宙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以数字化形式获得新的统一形态，从而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为消除商品社会生产中的基本矛盾带来了新思路，值得我们在实践中探讨。元宇宙的发展依靠区块链的发展，中国在推进区块链方面已经大幅领先世界各国，这是中国率先构建元宇宙的世界的优势。中国在量子计算机方面也具有很大优势，而日本目前在虚拟眼镜产业中具有垄断地位。万物互联无所不包，全部都要折射到互联网的形态上，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不比任何人落后，中国要抓住机会。但是，元宇宙依托于区块链，区块链的发展受制于算力和宽带。量子计算机目前的发展，恐怕没有10年的时间，不会有根本的突破，中国还有机会。但有些科学家十分怀疑量子计算机的算力。中国干什么事都容易一哄而上。我们绝不鼓励野蛮发展。美国是世界老大，中国是世界老二，这是一种西方话语体系，我们不应该跟随。且不说美国是消灭老二的专业户，而且这种比较非常不科学。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与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可比性。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两倍也不算数，中国比美国落后，主要是科学技术落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只取经不传教。中国的农耕文明领先世界2000多年，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心理，说我过去比你阔。中国不应该进入老二超老大的陷阱。按照学术界的说法，中国科学技术在整个世界的科学技术体系中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超老大，这是老大的陷阱，中国只需要超越自己。按照学术界的说法，科学技术有六大飞跃。在20世纪末，中国在计算机，包括计算机软件，芯片以及通信技术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第5次技术飞跃中，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商业、互联网金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中国在整体方面仍落后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只是在销售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诞生了非常强大的中国网络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滴滴等，他们在这个方面开始与发达国家共同领跑。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在中国的超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云计算，这些借助人口优势市场大，成为中国暂时领先的武器，中国与发达的共同体进行了第6次科技革命的同时飞跃。中国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的受益者、参与者和跟随者。现在美国下决心不仅不带中国玩，而且还要全面封杀中国。中国在颠覆性技术、高端制造和创新服务中，整体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等，中国虽发展很快，但仍有差距。高端制造恰恰是中国产业中的薄弱环节，亟须转型升级，包括芯片、机器人、发动机、新能源、新材料等，我们仍然落后。为什么全球顶级的科学技术都集中在美国，因为美国具有人才掐尖儿的优势，美国有最好的科学研究环境，不仅硬件环境突出，人文环境和社会生态也很好。比如芯片技术，美国可以自由布局，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荷兰等各有承担，但顶尖人才、算力和技术控制在美国手里。历史的教训足够我们吸取，当年苏联若干次宣布经济眼看就要超过美国时，美国一轮技术革命所产生出的成果又大大地把苏联甩在后面。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和实用技术都产生在美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使美国具有了这样的优势，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小平同志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判断，我们就没有真正理解。在金融方面，我们不仅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欧洲。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开放，在世界贸易和结算中，人民币所占比例还很低。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湾是美国的战略棋子，是美国削弱中国，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的重要手段。台湾甚至是美国为中国设计的乌克兰。中国一举拿下台湾并不困难，中国有这样的实力。但是，美国可以发动群狼效应长期围困中国，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不得不停下来。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美国人什么时候想捏一下就捏一下。我们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台湾成为我们制衡美国的棋子。收复台湾是中国的应有之义，但是台湾问题和我们的百年复兴大计相比，我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中国何时收回台湾，用什么方式收回台湾，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解决？这中间并不是二律背反，非此即彼，中间有许多过渡形态，过渡措施。美国每挑一次事，我们就要让台独分子不舒服一次。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我们就拿台独分子切香肠，紧箍咒一遍遍地念，对台独的收缩和捆绑会越来越多。围魏救赵，围点打援。主子惹了事儿，我们就让奴才挨打，打狗专让主人看，如果主子惹了大事儿，我们可以拿一两条狗，杀狗给主人看，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一般情况下，中国要达到超过美国以及覆盖整个OECD国家的实力，才是拿下台湾的最好时机。但也可能有特别的机会，比如特朗普当年当政，放弃欧盟，放弃北约，放弃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考虑拿下台湾。比如6月17日，美国推出了上万亿美元的逆回购，这样的逆回购会越来越大，甚至几万亿美元。目前金融机构市场根本没有盈利机会，如此多的客户，货币无处安放，必然会酝酿大的金融危机，而且一旦爆发，可能将美日欧市场一并扫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就没有向外施展力量的能力，届时中国要动台湾也不会招致严重的反击。总之，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应该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一定要制定一套消耗牵绊美国的战略。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目标，一是美国的过激行为给中国加大了对台压力时是中国切香肠战术的机会；二是通过台湾问题掩护中国的军事崛起；三是可借台湾问题来统一全国的意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配合中国，中国就可以在金融问题、中东问题和拉丁美洲问题上给美国制造麻烦。中国应该利用离台湾很近的优势，让美国保护台湾，不断放血。在军事基地和投送能力上，让美国维持高成本。美国的所谓的盟友们，谁支持台独，中国就应该对他进行反制，找麻烦和制造巨大威慑。中国这些措施应该法治化，并制定详细的战略实施方案。三、俄乌之战浪淘尽很难想象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而且会多年很难结束，这是一场美国、欧盟与俄罗斯谁也输不起的战争。美国想把战略自主的欧盟小兄弟收拾了，玩的还是帝国主义的离岸平衡战略。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投机赌博的资本主义时代，战争的性质无不带有金融货币属性，这是我们看待现代战争性质的应有前提。表面看，俄国入侵乌克兰，实际上是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且其目的是维护美元的霸权。美国和北约把大量的武器输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由于美国的精心谋划，细心布置，长期准备，竟然使乌克兰这样一个弱国，已经与俄罗斯进行了半年的战争，这是一个奇迹。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一石两鸟，一方面削弱了欧元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不断地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从政治、经济、金融各方面不断出台制裁俄罗斯的清单，给中国极其重要的启示，让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知道在今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斗争中如何扬长避短驱利避害。所以这是一份珍贵的教材。美国发动的俄乌战争，具有明显的金融资本属性，实体战争具有正在改变金融市场参数的巨大作用。本来，美国和欧盟是同床异梦的一对冤家，但是俄乌战争却让整个欧盟包括整个北约一轰而上，西方主要的国际货币组织也都参与其中，同时对俄罗斯金融货币领域不宣而战。美国的巧妙设计在于俄罗斯绝不能再忍受北约的第6次东扩，而欧盟和北约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进一步东扩上与美国达成了共识。美国和北约共同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包括：一、把俄罗斯的主要银行列入SDN名单；二、把俄罗斯7家银行从SWIFT系统移除；三、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四、禁止俄罗斯企业在西方银行借贷融资；五、冻结俄罗斯富豪的财产。美国和西方国家直接否定了法治，尤其是契约精神。契约合同都可以随意撕毁，破坏了最基本的市场经济，使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彻底碎片化。美国迫使俄罗斯出口的能源、粮食等资源性产品与美元、欧元脱钩，客观上增加了人民币及其他货币的结算比例，并有可能逐步常态化。美国和北约采取了8000多项对俄制裁措施，俄罗斯的财政却爆发性的增长，达到了创记录的8万亿卢布，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俄罗斯出口产品，大幅度涨价。但是，俄罗斯能否长期持续其优势，还要面临考验。毕竟2020年俄罗斯GDP只有1.48万亿美元，不及中国广东省GDP1.75万美元高，其世界排名仅21位。普京领导的20年，俄罗斯的GDP平均增速只有2.6%，远低于同期世界4%的增长水平。2022年俄罗斯国内GDP会在-3%左右，商业通货膨胀将有望升至12%~13%。现在看来,俄乌战争将会长期化，一个虚弱化的俄罗斯，或者在战争中只取得惨胜的俄罗斯，更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绝不能放弃俄罗斯。但也要防虚弱的俄罗斯转向美国，向强者递送投名状。美国是本次金融操作背后的推动者，其目的是打击欧元、日元，化解国内的金融危机。我们是这场战争美国之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主要目的是打击欧元，美国打击欧元的战争是因为欧元有能力与美元争夺，争夺国际霸权地位。欧元因为不是主权国家货币，所以具有天生的弱点，如果美国要大幅度加息，就需要在欧洲维持这样的战局。中国虽然是隔岸观火的国家，虽然在这次战争之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是中国需要小心谨慎，不要急于表态。借这场战争机会，联合虚弱的俄罗斯、俄罗斯的传统朋友印度，以此为基础，建立最广泛的经济联盟。美国破坏市场经济、法制经济，中国搞，我们举这面旗帜。四、世纪之争笑谈中中国仍需要通过美俄金融战这样的模板，做好自己的预案与演习，做好美国将复制对俄的制裁模式对付中国时，我们才有更主动的腾挪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实体经济占世界的25%以上，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与120多个国家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量，包括美国。中国每个月发往北美的集装箱，为80万~100万个，如果停运一个月，美国的物价就会飞涨，而且中美之间的投资是互相的，大概各1万亿美元左右。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把世界上最大的资源国俄国和最大的制造国中国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中国应该以美俄金融战为模板做好预案，中国不同于资源国俄罗斯，一旦欧美对中国制裁，我们面对的不仅是金融封锁，还有资源封锁，这是中国的软肋。美欧对俄制裁给中国警示，如何保护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由于长期的贸易顺差，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国。正常情况下，我们担心的是美元借条的贬值。美国国债是28万亿美元，外债是15.4万亿美元，1980年到2019年美国的M2，增加了112%，但是GDP只增长了45%，两者的缺口是67个百分点.当前美国和欧洲，对俄制裁却突出了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我们通过出口，包括贸易顺差换来的大量美元资产，是美国政府开出的借条。外汇储备越多，就意味着我们持有的美元借条越多，凯恩斯说过，如果你欠银行4万英镑，你受银行的支配，如果你欠银行400万英镑，银行受你的支配。根据此逻辑，美国欠中国几万亿美元的债务，中国自然要受到美国的支配。所以外汇储备在一定阶段变成了一种抵押品，如果没有外汇储备，外资就不进来。但外汇储备绝不是越多越好，必须做一些调整，保持恰当的数量。外汇储备调整幅度要循序渐进，不能过于激烈，外汇储备是目前中国抵御国际资本冲击，维持金融稳定的武器。中国外汇储备来之不易，而且大量的外汇资产短期内也无法换回需要的战略物资。中国虽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结算是一个多边问题，短期内比重难以提升上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此，我们的应对手段一定要在尽量减少刺激美国的情况下，减少外汇储备，比如大量进口美国的天然气、农产品；扩大内需，减少对美国的出口，缩小对美国贸易顺差甚至形成对美国贸易逆差；增加安全地区的股权；加大人民币结算比重，中国生产能力是优势，在对外出口上尽可能使用人民币结算；仍然需要建立与SWIFT体系并行的清算体系，短期内作用有限，没关系，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备份系统。警惕今年全球出现食物短缺危机，中国要加速储备资源，特别是要开足马力生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抗击新冠疫情，我们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精准抗疫，把抗疫的负面作用降低到最低，不能影响人员就业，不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今年的抗疫期间，印度一个季度的GDP达到13.4%，越南达到7.7%，欧美是4%，我们低于美国，这种状态，必须采取措施，迅速改变。否则，长此以往，没有了改革开放，国将不国。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又是没有实现货币开放的国家，所以就成为世界上对美元体系依赖程度最深的国家。因此，如果美元体系崩溃，受害最深的必然是中国。如果美元体系崩溃，国际间的贸易与投资活动都弃美元，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活动就无法进行，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中国此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速度，不是为了替代美元的国际地位，不是为了和美国争夺霸权，而纯粹是为了自保。中国要有完整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要急于开放资本项目，而是扩大人民币在贸易领域结算的范围，先区域化后国际化。在全球化收缩之后，中国在此时放开资本市场是非常不明智的。区域化，将成为主流，要加快推进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货币互换，增加周边地区及物资供应地的人民币投资及贷款，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范围，同时利用好香港的金融中心作用。谨防美国限制中国使用SWIFT系统，此系统又称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二战后美国建立了全球最主要的货币清算体系，被称为美国最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现在全球经济衰退，财政危机，就业困难，物价飞涨等一系列灾难出现的时期，我们非常担心美国会将中国踢出此系统。如果美国出此下策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我们只是要做好准备，也突出了中国建立人民币清算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人民币国际化路上必须克服的难题。中国已与39个国家有货币互换机制。当前世界面临严重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虚拟经济和以中国为首的实体经济的矛盾表现的不可调和，美国主导的金融泡沫导致全球资本过剩。疫情的反复和扩大化，将危机进一步激化，以俄乌战争为代表，美国将自己的危机外部化，各国内部的问题，都跟随外部化，缺少全球合作和协调机制，是因为美国的领导能力越来越弱。美国本来还有极强的实力，它有足够的腾挪余地，与各个大国之间进行协商。但是美国在自己衰弱的同时越来越小家子气，他甚至在叙利亚这样的小国里，表现的像小偷一样去偷人家的石油。美国不愿意与任何大的经济体合作双赢，使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世界两大经济体，经济已经同时失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于资本过剩引起金融泡沫，不得不转向加息缩表，以中国为代表的实物生产国家生产动能被疫情和需求不足所压抑。危机将从大宗商品开始，随之引爆美国资产泡沫，继而导致更多的小国破产，大国出现地缘政治危机甚至内乱。俄乌战争，美国不仅大量输出军火，而且还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抬高数倍卖给欧洲。美国要乱，欧盟要散，看不出其他的前景。为了俘获全球的资产，美国先是搞了4轮量化宽松，从2022年3月开始加息，加息加上俄乌战争，使美国暂时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引起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此外，目前也难以找到带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新增长点。欧洲面临最大的困境，发展中国家面临压力，中国面临供给短缺和需求不足双重压力。俄乌战争大概率会延迟到冬季，欧洲能源短缺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美国的消费和金融衰退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供给短缺和需求不足双重冲击，当前通胀水平上升主要受供给影响，企业利润被压缩，经济面临进一步的下行。PPl增速明显高于CPI，且两者的差距缩小缓慢，进一步说明中国的通胀主要是供给冲击造成的，需求疲软抑制了通胀形势的恶化，但代价是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在金融霸权争夺上，美欧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美国试图通过争夺全球基准利率，从根本上消除欧元的挑战。每当欧元逐渐稳住阵脚表现出强势时，美国都会采取手段打击。但这种方式早晚会把欧洲人打醒。美国需要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来解决欧元的挑战，传统金融市场上的规模欧盟比美国大得多。美国本土金融出现问题，每次都是向欧洲跑，导致美国本土金融市场不断萎缩。美国准备釜底抽薪，把目标对准了LIB0R，希望把SOFR运作成全球基本利率。这是美日欧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国际金融市场花落谁家谁就能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动。中国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中国应该结束10来年的经济下行趋势，要恢复市场信心，首先要使市场重新充满活力，推进民生保障，重视科技的作用，处理好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要让人民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与活力。中国的城市有世界发展最快最好的基础设施，中国的农村各乡镇都实现了五通一平，甚至每个村都完成了五通一平，中国还有10亿穷人，中国还有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仍需要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目前货币政策仍然存在调整空间，政府的负债率也相对较低。面对风险，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犯方向性的错误，战略性的错误，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恢复市场信心，特别是企业家的信心，纠正错误政策，完善监督机制。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要坚决纠正民营企业大量地向国外转移资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主动纠偏。要重新允许大胆试，大胆闯，允许民营企业试错甚至犯错误。政府的有形之手要让位于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只管界定资本无序扩张的边界和底线，只有规定最小化，才能让企业公平竞争。加快民生保障建设，逐步开放户籍制度，建议除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取消户籍限制，实现城乡人员的自由迁移，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其在城市中的消费都是农村居民的2~3倍。处理好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关系，特别是地方银行、地方债和房地产方面的风险。化解风险意味着一部分经济主体要缩减，这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关注的风险：第一，地方银行的风险，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为代表，全国还有1000多家中小型银行风险需要防范；第二，隐形债务风险，据专家估计，目前的隐形债务规模60万亿，其中40万亿是城投债，发行利率在4%~8%，2021年隐形债务利息2.2万亿，地方融资多为土地抵押，近几年土地流拍严重，土地收入锐减，在存量压力下，增量债务如融资受限导致地方新增财源枯竭，又进一步牵连了中央专项债作用的发挥；第三，房地产问题包括现在的烂尾楼断供等问题的出现，都可能刺破房地产泡沫。目前看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有限，过去高杠杆、高周转、高利润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政策方面需要考虑如何把新房和二手房及存量和增量结合起来，考虑疏通二手房需求，放松新房供给。化解危机过程中引进科技革命，做好金融领域中应对危机的预案。新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周期，改变资本、货币和金融模式，改变经济规律，甚至改变就业体系和全球化结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在美欧体系的反制下，自觉地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中国正在做全世界不曾有过的事情，我们将拭目以待。新世纪这20年，中国被动地被当成是主要矛盾了，美国是主要矛盾方面，是美国把我们拉入到与美国成为一对对抗性矛盾中。美国有过剩，中国也有过剩，美国是资本过剩，我们是产能过剩。美国的资本过剩是大量向世界倾泻美国的过剩资本，然后造成大宗商品物价太高，加剧了通货膨胀，造成了贫穷国家的破产。当欧洲、日本和贫穷国家历经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再用便宜的资本去收购人家的资产。它是一个转嫁它的矛盾的过程。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怎么办？温铁军说，把过剩产能转变为大规模基本建设，我们无论是对那些资源产业，生态城市的基本建设，还是对内陆山区、荒漠地区基本建设一视同仁，强调的是公平公正。并不因为你产出高，国家就向你倾斜。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然后反贫困的一系列战略都是国家调动这些国有资本为主，产业资本到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山区荒漠地区等等。做什么？第一，基本建设，水电路气、宽带全部要进去；第二，社会建设。贫困全世界都有，但没有不计回报的资本投入。同时国家以财政发债带动银行投资。国家直接出面把过剩的产业资本调度到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山区、荒漠地区等等。做什么？我们照搬西方教科书的学者们说成是毫无效益的投入，那叫做废话。这是国家战略，不是买卖。如果你不投，靠他们自己能投吗？全世界的贫困都有，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能自主产生资本，没有资本投资能力，国家不投就意味着国家不承担责任，难道你要学美国？向全世界转嫁你的危机？我们没有也不能向别国和穷国转嫁危机，我们把过剩产业资本导向了基本建设，所有的国有企业，你们必须承担责任，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全民的，这是中华民族文明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国家不想直接破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只能靠大基建、大地产。大量的民营企业，私人资本也跟进了。政府重资本投入，农民轻资产介入，甚至是零资产介入，政府不仅投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这也有世界意义，就是政府不仅投资投到农村，而且政府承担全部投资风险。农民凭着自己劳动技能介入，他没钱他介入，零风险使得农民的风险收益最大化。西方学者听不懂，中国扶贫的关键经验是政府重资产投入，农民零风险介入，形成收益最大化。典型的经济学的机制分析，市场经济并不适合所有的资源，不是所有资源都要市场化。美国将他们的过剩资本转向转嫁矛盾，他们有没有机制把过剩资本用于解决贫困。我们发现两种体制造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中国很多沙漠地区，高原地区，黄土高原这些没有资源的地方，一个村上一套光伏一年至少是几十万的收入，25年之内只要这光伏维持着发电，农民就有收入。所有这些事情难道不是经验吗？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论界少有总结，因为都被西方教科书洗脑了。邓英陶的“建设生态”学说，“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人类配置资源，运营资源的三种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互惠机制，是黄金法则。市场机制仅仅适合“可分又可专有”的这一类的资源配置，中国特有的“X效率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

韩启德，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曾任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中国科协主席，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本文来自北京大学科技医史系和文研院“科学·文明”系列讲座的首场报告，主讲人为北大科技医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主讲题目为《科学与文明之问》。我本次报告重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意在抛出“靶子”，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我将提出三方面的议题，每个方面又涵盖四个具体的问题。一、科学是什么？这是基础问题，在对科学的认识上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再讨论其它科学与文明的问题就容易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围绕“科学是什么”，我提出四个更为具体、深入的问题。1.

南海诸岛，是中国南海中存在许多岛礁的总称，包括200多个岛、礁、沙滩。按其所处分布位置，划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1983年发表的公告，南海诸岛被标准化处理以后其中被称为岛的有25个。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划归海南省管辖。东沙群岛归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管辖，实际隶属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旗津区。中国海南三沙市地图南海诸岛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正当广州、香港和新加坡、马尼拉三角航路的中途，是邻近各国航空运输的必经之地。南海诸岛是中国最南的领土，对巩固海防和维护海洋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南海诸岛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渔业资源、鱼类资源、海岛资源、植物资源、油类资源等及海洋地质科考价值，历来就是沿海各国的觊觎之地，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目前南海诸岛各国的实际控制占领情况。1.中国实际控制9个岛礁中国大陆目前控制永暑岛、赤瓜岛、东门岛、南薰岛、渚碧岛、华阳岛、美济岛、及中国台湾地区控制的太平岛、中洲岛。永暑岛渚碧岛美济岛太平岛2.菲律宾实际占领8个岛屿菲律宾目前占领控制马欢岛、南钥岛、中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双黄沙洲、司令礁（沙洲）。3.越南实际占领29个岛屿和珊瑚礁越南目前占领控制鸿庥岛、南威岛、景宏岛、南子岛、敦谦沙洲、安波沙洲、染青沙洲、中礁（沙洲）、毕生礁（沙洲）、柏礁、西礁（沙洲）、无乜礁、日积礁、大现礁、六门礁、东礁、南华礁、舶兰礁、奈罗礁、鬼喊礁、琼礁、广雅滩、蓬勃堡、万安滩、西卫滩、人骏滩、奥南暗沙、金盾暗沙。4.马来西亚实际占领5个岛屿马来西亚目前占领控制南海礁、光星仔礁、榆亚暗沙礁、簸箕礁、弹丸礁。5.文莱实际占领1个岛屿：南通礁南通礁，原本被马来西亚实际占领。2009年马来西亚和文莱达成交易，确定了两国国界，南通礁也随之被“转交”文莱。南通礁是一座完整的环礁，低潮时出露，出露时环礁成节不连续，无礁门。南通礁结语：你从高处望下去，那蔚蓝的海水，衬托着这些洁白的珊瑚岛礁，忽浮忽沉，就像一串串晶莹透丽的珍珠撒落在巨大的翡翠玉盘上，十分美丽，这就是由200多个岛礁组成的我国南海诸岛。多看几眼，每一个岛礁都非常令人惊艳！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读书，这问题实在是谈不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见解也有些变迁，现在再就这问题谈一回，趁便把上次谈学问有未尽的话略加补充。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工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湮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煞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纵然能前进，也还是开倒车落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帐，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才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嘴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个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千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的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的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就成了“消耗战”。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静读时又只潦草滑过。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借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的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目前我国一般青年学子动辄喜言专门，以至于许多专门学者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这种风气也许是在国外大学做博士论文的先生们所酿成的。它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课程，许多学系所设的科目“专”到不近情理，在外国大学研究院里也不一定有。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岂不是误人子弟？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我的朋友中有专读冷僻书籍，对于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书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一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朗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他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部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和做卡片的训练，宜于早下功夫。本文选自《北大学者谈读书》，肖东发、杨承运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何怀宏文集。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正如许多其它重要概念的定义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大家所理解的又不尽相同。在我看来，"文化"定义的歧异往往发生在外延方面（而这往往又只是由于观察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对"文化"的理解有一个基本的内核是差不多大家都意见一致的：即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留下的痕迹，并对人们继续发生着影响。最广义的文化包括人改造过的自然或自然物（所谓物质文明、工具材料等等）和政治、经济、艺术、哲学、宗教、民俗、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分为实物、风俗习惯和制度，思想产品和心理意识等多种层次。至于文化的特点，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点：一是它的整体性；一是它的传统性。按照被广泛接受的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孔对于"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所以，文化的比较应当总是整体的比较，即使是比较某一个侧面，也应对进入比较的双方整体有一个大致的、了然于胸的认识；而且文化的比较也应当是历史的比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们需要追溯源流，这种历史的逆溯常常可以使我们明白差异的根源。各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过自己一段独立的互不相交的发展史。也就是说，在两种文化真正融汇交流之前，它们就已各自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行为系统，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也正是这种独特性，才预示着今后交会的可能和暗伏着冲突的根据。西方近现代文化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再经过以希伯来信仰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也就是说，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跃地起作用的两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文化。古希腊人所居的巴尔干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古罗马人所居的亚平宁半岛及其附近大陆，都濒临地中海，海洋在他们的独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文明的发展却趋于减弱），而当时古希腊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在客观上也使财力物力趋于集中，使当时的少数人能腾出身来发展文化；在剥夺一些人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却为另一些优秀的头脑提供了宝贵的闲暇和更好的条件，直至形成在文化上光辉灿烂的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古希腊人发达的政治生活表现为直接民主制的城邦治理。古希腊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尚知和崇理，至善在于"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的人的完善"，尤其是理智、哲学的沉思被强调为最高的德性。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乐生的，立足此世的，他们的宗教是多神论的，他们的人生观是自然主义的。这种重视此世和热爱生命的精神，在古罗马帝国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们不遗余力地从生活中榨取快乐，许诺给大众的"面包加娱乐"成为一种有效而一贯的统治术，这种推到极致的快乐主义不免又成为社会普遍委靡腐化和道德堕落的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基督教的兴起这样一种价值大转换。原初的基督教精神看来处处都是和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对立的，它是一神的，以上帝作为一切秩序和价值的来源；它是超自然的，此世不过是奔赴彼世的一段旅程；它轻视学识，轻视古代世界的各种自然德性，如勇敢、荣誉、公正等等；它轻视财富、艺术和家庭生活；蔑视和否定世俗的快乐；对国家最初也持一种政治上的冷淡主义。它极力弘扬的德性是：对上帝的希望、热爱和信任，对同胞的慈悲和仁爱。西方人接受和推崇基督教精神，使钟摆摆到了另一极端：从自我的肯定转到了自我的否定，从在生命中尽量榨取欢乐转到了弃绝生活中的欢乐，从重视人的自然力量的发展和自我潜力的实现，转到了仅仅把尘世的生命作为追求永生的一种手段。当然，这只是就这两大源泉的基本内核和自然推论而言的，在世俗大众的生活中，它们并不是如此对立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根本价值上的矛盾和冲突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面貌。而这正是我想强调的西方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即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从两个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源泉中汲取活力的：一个是理性，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对尘世生命的讴歌，一个是对永恒生命的希冀。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有着明显的断裂。当时在地中海沿岸散布的古希腊城邦早已不复存在，古罗马帝国也已不复存在，然后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随着启蒙精神的兴起又开始了另一次价值大转换，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就这样在自身中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因素，也许比起基督教的因素来更多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因素，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世界一体化和同东方文明的接触撞击过程。然而，中华文明却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华北平原，再后是往长江以南发展，它虽然也有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军事侵扰，但并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通过罗什、达摩西来，法显、玄奘西访，取经、讲经、翻译、研究，逐渐渗透到华夏文化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和艺术中。华夏不仅有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的产生，而且在回应佛教的挑战中又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尽管佛教传入后影响很大，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象西方文化那样产生明显而持久的断裂，中国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佛教并没有激起根本的价值大转换，并没有形成一个象西方那样足以同皇权抗衡甚至凌驾于皇权的宗教力量。中国的文化璀璨绵延，历史悠久，直到近代，它所承继包含的基本上还是秦汉以来就已大体形成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是光辉灿烂，然后是秦始皇的大一统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汉朝对这种大一统的巩固，从而确立了基本的文化格局。此后一千多年，虽有改良和革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龙的传人，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儒学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释道的文化。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单纯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进入了近代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时期。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他们知道东方有一大国，有一独特的文明，有着繁荣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但是对这一文明的性质和内容却是若明若暗。中国对他们仍带有某种神秘和传奇的色彩，此前，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就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而重要的是，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谈论孔孟学说中宣传基督教义，但只得到了某种有限的成功。而基督教传教士在菲律宾却取得了极大成功，甚至在日本也进展迅速，而在中国却碰到了一个根基深厚、稳定单纯的文化传统的壁垒。因此，此后两百年间，虽有几百名传教士陆续到来，却收效甚微。比较一下此前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是很有戆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西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那么，到十七世纪，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看待西学的传入呢？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带来的书藉和科学技术，中国学者的反应是：一方面，一批先进的学者表示了欢迎和好奇，如徐光启、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烨在支持这种交流的同时，自己也撰写自然科学论文。但可以说，即使这些优秀者，也还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西方文化，还是一种被动的，对送上门的东西感兴趣。而另一方面，顽固者则极力排斥西学。如此看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暧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对中国的暧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十八世纪比起十七世纪来是一个倒退，由于教皇与中国皇帝的冲突，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而教皇则压制了耶稣会，贸易也被严格地限制。雍正、乾隆时期，对内的文字狱和对外的封锁，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有趣的是，当时，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却成为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灵感的一个源泉，成为他们赞美的一个楷模，并因此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发生过有益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西方人当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以基督教为支柱的，然而，他们现在却发现一个不信基督教的古老王国依然保持着繁荣强大和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而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就被他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大的一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一位专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进行统治。中国社会在魁奈看来接近于完善社会的理想。总之，中国在一些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几乎被描绘成一个美好的天堂，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这种偏见却带来积极的社会结果，这确实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憧憬向往还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也出现过中国热，人们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等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在富有的宅第中摆设进口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建造中国式的宝塔。而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仍然是淡漠，关上原先开启的大门，并没有在士人中激起什么波澜。然而，正如美国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所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中国观，不久就被那些从通商口岸回来的、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粗暴地粉碎了。浪漫的描绘让位于实际的考虑。这方面的变化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变化也可略见一斑。例如，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就不象他的前辈莱布尼茨那样一味赞美，而是评价颇低，他认为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里面讲的只是一种道德常识，毫无出色之处。当然，这可能代表了另一种偏见。顺手拈来的这一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当西方人比较实际地来看待中国文化时，浪漫的色彩就消失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步履维艰、包袱沉重的巨人，他们发现了中国的落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冲突、大激荡。随着洋货的涌入也涌来了西方的观念，随着炮火硝烟和铁蹄践踏，一向有着优越感的中国士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落后的事实（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士大夫怀着自尊而又屈辱的情感来对待这一事实。以儒家传统为主干的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撞击和挑战，不得不回应而又不知如何回应，步步退后，直到"全盘西化"论的出现。从魏源等人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发起和组织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维新的图谋改良，到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后一直到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导，说明中国的知识文化阶层已经不再抱引进西方的先进枪炮，或者先进工业技术，甚至政治制度就可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幻想，而是认识到需要在文化的深处，文化的核心层面（价值系统）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才能使中华民族巍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之，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势力扩张而进入中国的，这就使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相交，是以一场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形式来表现，在此，一方是挑战者，一方是应战者，一方咄咄逼人、步步紧逼，一方步步设防、逐渐撤退。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也许可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应大致在十七世纪是好奇，在十八世纪是赞美，在十九世纪却是颇有点鄙视了；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则表现为十七世纪居高临下的优容礼遇，十八世纪的淡漠置之，十九世纪的震惊警醒了。而经过一番激烈的动荡之后，二十世纪对双方来说都应当是一个冷静和深入思考的世纪。总之，自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就象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现在相交汇流了。时至今日，运用先进通讯技术，信息传播极快，地球上的各种文化真正进入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相作用的时代。但是，中西文化的这种相交汇流，并不意味着在融合两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了另一种新的文化，两种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交而不融，汇而不合，或者，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合流的话，这也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合流。交会是一个事实，而融合则只是一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本身是大有疑问的，是值得检讨的。文化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历史形态，没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出于一源，也不能以某一种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标准。这种多元的文化观即使在西方也日趋流行，得到了维柯与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支持。而文化研究的重点也日益转到对各种文化的个性的研究，文化的比较常常就表现为比较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如果问，各种文化（或中西文化）的相交是否预示着它们将融合为一种新型的世界性文化呢？我们的回答是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在存在着多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这种可能。随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相交的前景，怎样估价这种相交中冲突的因素和互补的因素。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之前，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实际上已经过一次大的冲突激荡，这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撞击中，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它们的相交融汇真的逐渐转变成一种融合，融合为一种新型的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近现代西方文化。它们冲突的结果初看起来是基督教文化的全面胜利，然而，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乐生主义又越过漫长的中世纪而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它甚至在中世纪，在阿奎那等人利用亚里斯多德著作中的理性诠解神学的努力中就已经显示自己了）。与这种冲突有关的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所造成的某种空隙，客观上也为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总之，且不论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也并非坏事。两种文化相交，各自对对方形成挑战，实际上也就为各自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剌激，提出了新的课题，不管它们是不是会融合为一，它们实际上都是可以从这种对比和冲突中获益的，它们在这种相遇和冲撞中能得到借鉴和互补。而且，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站在自己的基点上来决定：我们究竟需要借鉴些什么和拒斥些什么。我们不能够亦步亦趋地照搬别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就不断有人做着各种各样的西方梦：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新型工业，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梦想有一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东方梦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之际，他们梦想着一种中国式的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梦想着一种单纯的悠然自得……，怎样解释这两种梦呢？我们大致可以说，这两种梦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自己所没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东西的向往。所以，处在喧嚷的高速公路上的人可能羡慕乡间小路的质朴单纯，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羡慕者的这一基点，反而引证羡慕者的话来为自己死守在乡间小路上辩护，那就是糊涂和迂腐的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再举一个例子，西方世界现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发展的弊害性一面，感到物压迫人的苦恼，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庄子似的结论。一个孩子不能因为长大后的苦恼就不肯长大。事实上，在冲突已经发生，复杂局面已经形成之后，真正的和谐只能是经过冲突得来的和谐，真正的淳朴只能是通过克服尔虞我诈而达到的淳朴，真正的单纯也只能是由复杂而凝结成的单纯。当然，我们可以在发展中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消除发展中的畸形片面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基本的方面。我们不能混淆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我们应当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我们更应当熟悉自己的基点和座标，把住自己的舵。当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接触到西方文化时，我们正好看到的也许正是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批判反省最甚的时期。他们抨击他们过份膨胀的个人主义、快乐主义和功利精神；他们批评他们民主制度的弊病（例如日益繁复的诉讼程序）；甚至于批判理性本身。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比方说，当西方人在争论他们的民主制度的弊病，争论社会公正的问题时（如诺齐克与罗尔斯的争论），我们应当注意什么才于我们最有益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重视的与其说是他们之间不一致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一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种得自洛克、密尔、伏尔泰、托克维尔、康德等人的近代启蒙精神，而更深层面的基督教精神的启迪与挑战，则更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份量。

贺麟（1902-1992），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人的使命这个题目是一个现成的旧题目。这是德国继承康德的学说，奠定德意志民族复兴精神基础的哲学家费希特的题目。费希特著有一本通俗的书叫做《人的天职》（也可以译作《人的使命》）。大凡青年都很关心人生问题，所以我特别提出人生应有的使命来讲，也就是希望青年能够早日确定自己终身的使命。要探讨人生问题，就是要人自己研究自己，反省自己，大凡了解外物易，了解自己最困难。所以人生问题实在是最困难、最不容易研究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大、最不易得解答的问题。谈此问题大都容易陷于宽泛空洞。其次，人生问题是与做人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多少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这种切身的问题，最好找个人最知己的朋友，最接近的师长，作私人的谈话，方有亲切的指导，不必作公开的讨论。并且这种切身的人生问题，全待自己反省、体察、自求解答，他人顶多只能尽提醒启发之责，此外实无能为力。再次，在某种意义之下，一个人最好是埋头热烈地去生活，去奋斗，忘记了自己有人生问题，有道德修养问题，那是最快乐没有了。人的精神健康也与身体健康一样，有许多天天讲卫生，随时随地都在用科学方法想保持健康的人，每每容易生病。反之，一个很忙的人，听其自然，不特别讲卫生，也不特别戕贼身体，反而身体健康。同样，许多天天讲人生观，讲修养，道德名词挂在口上说的人，反而每每道德并不好。而许多从来不谈人生，不谈道德的人，生活反较快乐，道德反而很好（例如科学家的道德并不比道德家、传教士坏，一般人身体的健康并不比医生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人生问题，特别看重，特别认真，但另一方面又须不要把此问题当成一场空话来讲说。人的使命或天职，也可以叫做人生的理想。但是使命固是理想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它是我们此时此地即在执行，即须执行的使命。理想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地提出此理想或彼理想；使命是决定的，或几乎可以说是人不能自主、不能不遵从的天命。理想是主观建立的，使命是客观赋予的，是国家给予的，时代给予的，或是上司赋予的。人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下，即是人生的目的。使命是目的的内容，目的即包含在使命之内，也可以说人生的目的即在完成人的使命。使命比目的要具体些，切实些。做人有了做人的使命，人生就有目的、意义与价值。没有具体的、切实的、非执行不可的使命，而高谈人生目的，就嫌空洞不着边际了。并且使命含有命令式的意味，一个人所奉行的人的使命，就好像军人所奉的军令一祥。一个军人违背了军令，就要受军法处分，一个人违背了人的使命，也就要精神上受一种特殊惩罚，有时叫做天讨、天罚。无论如何也免不了要受良心的重大的责备或惩罚。我们到现在来研究人的使命是否无意义，是否太迟呢？因为人已经活在世上二三十年了，才来讨论人的使命、人的目的，犹如一只船已经开出海口，航行很远了，而坐船的人才来讨论航行的目的与使命，岂非笑话？又如欧洲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英德国会才来辩论作战目的和使命，是不是太迟而可笑呢？又如日本侵略中国已经快到三年的时候，日本忽有一国会议员，出来大胆地质问政府对华作战的目的与使命，是不是太迟而可笑呢？无怪乎当时日本政府要把这个不知趣的议员赶出国会了。关于上面的问题可以分三点来答复：（一）人既已在生活着，则人就已经不自觉地在执行某种人的使命，哲学思想的目的，就在使这种不自觉的使命经过研讨以后，正式成为自觉的使命。（二）假使一个人永久不去追问人的使命，就好像无舵之舟，漂在海上，只能随波逐流，与世浮沉，那么岂不是生活无意义无价值？进一步说，人没有人的使命，人就没有人格，不能算是真正在做人。（三）一个人自己没有真正的使命，或有一个不光明正大的使命，而怕人追问，怕人揭穿，不敢反省研讨，公开宣布，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以之作战，则战必败，以之做人，则人格必定破产。这样看来，人与禽兽不同，也许就是因为人有自觉的使命而禽兽没有自觉的使命。好人与坏人不同，就是因为好人有正大的使命，而坏人没有正大的使命。伟人与常人不同，就是因为伟人有伟大的使命，而常人没有伟大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去寻求一个自觉的正大的人的使命，乃是人特有的功能，理性动物特有的功能。要知道什么是人的使命，先要知道什么是人。先知道了人的本质，就知什么是人的使命了。但是如何才能知道人呢？直接的方法，就是从人的本身去了解人。这是注重狭义的人本主义的法子。但是有许多天天交接应酬、与人接触的人，反而不能了解人生。德国一位大诗人席勒说：“人类反而把人类掩蔽着了！”所以有时要跳出人类的圈子，才能了解人生。那就是说，要了解人生，就要超出人生。说句笑话，有时要深入无人之境，才能知道什么是人。宇宙间天与物都是超人生、非人生的。如果我们用天人物三界的分法，也许可以看出人的真义，那就是说，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何以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呢？所谓物，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意义，物是自然。自然与人生是相反的。持自然与人生对比，更足以了解人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全体，人受大自然一切律令的支配。了解了自然的全体，自可附带了解这部分的人或人生。这就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第二种意义，物是实用之物，如实业经济上之物，是人类理智创造以为己用的工具。由工具的知识，即可进而了解支配此工具的主人翁。这就是社会工程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第三种意义，物是文化之物，文化之物如典章制度、文化产物等，乃是人类精神的表现与创造。由个人的精神创造品，可以了解个人的个性，由一民族的精神创造品，如典章制度、文物等，可以了解一民族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此为精神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以上简言之，就是无论从对自然社会或精神科学的研究，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人。何以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呢？这是中庸上就已经提出的。柏拉图也说：Things

丁仲礼，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我国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此之后，我国各地掀起一股争取实现“双碳”目标的热潮，并为此作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这表明我国上上下下对这个“双碳”目标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国际社会应该对我们这个“需要在不长时期内作出世上规模最大的碳减排”的国家有充分信心。但同时我们自己也应深刻认识到：根据我们国家的能源资源禀赋以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要真正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困难非比寻常。这里面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尚没有全面支持从“高碳社会”向“碳中和社会”转型的技术体系，因而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还需要在研发大量新技术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得到发展和确立。中国科学院在习近平主席宣布“双碳”目标后，设立了一个大型咨询项目，组织百余位来自多个学部的院士和专家，着重就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体系这一问题，做了“清单式”的研究，并形成了专门报告和著作。本文将以这个研究为依据，从碳中和的概念和逻辑入手，重点介绍完成碳中和的“技术需求清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几个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一、碳中和的概念碳中和应从碳排放（碳源）和碳固定（碳汇）这两个侧面来理解。碳排放既可以由人为过程产生，又可以由自然过程产生。人为过程主要来自两大块，一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形成二氧化碳（CO2）向大气圈释放，二是土地利用变化（最典型者是森林砍伐后土壤中的碳被氧化成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自然界也有多种过程可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比如火山喷发、煤炭的地下自燃等。但应该指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界的碳排放比之于人为碳排放，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碳固定也有自然固定和人为固定两大类，并且以自然固定为主。最主要的自然固碳过程来自陆地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的诸多类型中，又以森林生态系统占大头。所谓的人为固定二氧化碳，一种方式是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后，通过生物或化学过程，把它转化成其他化学品，另一种方式则是把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深处和海洋深处。过去几十年中，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大致有54%被自然过程所吸收固定，剩下的46%则留存于大气中。在自然吸收的54%中，23%由海洋完成，31%由陆地生态系统完成。比如最近几年，全球每年的碳排放量大约为400亿吨二氧化碳，其中的86%来自化石燃料燃烧，14%由土地利用变化造成。这400亿吨二氧化碳中的184亿吨（46%）加入到大气中，导致大约2ppmv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所谓碳中和，就是要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不再增加。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我们的经济社会运作体系，即使到有能力实现碳中和的阶段，一定会存在一部分“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对它们一方面还会有54%左右的自然固碳过程，余下的那部分，就得通过生态系统固碳、人为地将二氧化碳转化成化工产品或封存到地下等方式来消除。只有当排放的量相等于固定的量之后，才算实现了碳中和。由此可见，碳中和同碳的零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不再增加为标志。二、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来源及实现碳中和的基本逻辑我国当前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大数在100亿吨左右，约为全球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这样较大数量的排放主要由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所决定。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费总量约为5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者合起来占比接近85%，其他非碳能源的占比只有15%多一点。在煤、油、气三类化石能源中，碳排放因子最高的煤炭占比接近70%。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如此之高，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约100亿吨二氧化碳的年总排放中，发电和供热约占45亿吨，建筑物建成后的运行（主要是用煤和用气）约占5亿吨，交通排放约占10亿吨，工业排放约占39亿吨。工业排放的四大领域是建材、钢铁、化工和有色，而建材排放的大头是水泥生产（水泥以石灰石（CaCO3）为原料，煅烧成氧化钙（CaO）后，势必形成二氧化碳排放）。电力/热力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其“账”应该记到电力消费领域头上。根据进一步研究，发现这45亿吨二氧化碳中，约29亿吨最终也应记入工业领域排放，约12.6亿吨应记入建筑物建成后的运行排放。所以我们说，我国工业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68%，如此之高的占比在所有主要国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出现压缩式发展等因素所决定的。根据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现状，我们就非常容易作出这样的推断：中国的碳中和需要构建一个“三端共同发力体系”。1、电力端即电力/热力供应端的以煤为主应该改造发展为以风、光、水、核、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和非碳能源为主。2、能源消费端即建材、钢铁、化工、有色等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用能以绿电、绿氢等替代煤、油、气，水泥生产过程把石灰石作为原料的使用量降到最低，交通用能、建筑用能以绿电、绿氢、地热等替代煤、油、气。能源消费端要实现这样的替代，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全国绿电供应能力几乎处在“有求必应”的状态。3、固碳端可以想见，不管前面两端如何发展，在技术上要达到零碳排放是不太可能的，比如煤、油、气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减碳”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又比如水泥生产过程中总会产生的那部分二氧化碳，还有电力生产本身，真正要做到“零碳电力”也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因此，我们还得把“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用各种人为措施将其固定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生态建设，此外还有碳捕集之后的工业化利用，以及封存到地层和深海中。三、电力供应端的技术需求传统上，电力供应系统包括了发电、储能和输电三大部分，从现在业界经常谈到的“新型电力供应系统”的角度，还应把用户也统筹考虑在内。从实现碳中和的角度，我国未来的电力供应系统应该具备以下六方面特点。一是电力装机容量要成倍扩大。我国目前的发电装机容量在24亿千瓦左右，如果考虑以下因素：（1）未来要实现能源消费端对化石能源的绿电替代和绿氢替代；（2）从世界大部分先发国家走过的历程看，人均GDP从一万美元到三四万美元之间，人均能源消费量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3）风、光等波动性能源的“出工能力”只有传统火电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我国2060年前的装机容量至少需要60亿到80亿千瓦。二是风、光资源将逐步成为主力发电和供能资源。其中西部风、光资源和沿海大陆架风力资源是主体，各地分散式（尤其是农村）光热资源是补充。三是“稳定电源”将从目前的火电为主逐步转化为以核电、水电以及综合互补的非碳能源为主。四是必须利用能量的存储、转化、调节等技术，弥补风、光资源波动性大的天然缺陷。五是火电还得有，但主要作为应急电源和一部分调节电源之用。与此同时，火电应完成清洁、低碳化改造，有条件的情况下，用天然气代替煤炭，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六是在现有基础上，成倍扩大输电基础设施，把西部充沛的电力输送到中东部消纳区。与此同时，加强配电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分布式能源的消纳能力。在这样的电力供应系统中，碳中和本身的目标要求未来电力的70%左右来自风、光发电，其他30%的稳定电源、调节电源和应急电源也要尽可能地减少火电的装机总量。正因为如此，未来需要促进发电技术、储能技术和输电技术这三方面的“革命性”进步。发电技术要为绿色低碳电力生产提供支撑。这里面需重点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要注重发展以下技术：（1）光伏发电技术虽已发展到可平价上网的程度，但这类技术在降成本、增效率上还有潜力可挖；（2）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对电网友好，既可保证稳定输出，也可用于调峰，但目前发电成本过高，未来应在材料、装置上寻求突破；（3）风力发电技术也基本具备平价上网的条件，未来要在大功率风机制造、更高空间风力的利用、更远的海上风电站建设上下功夫；（4）地热分布广、总量大，但能量密度太低，如要将地热用于发电，还得重点突破从干热岩中提取热能的技术；（5）生物质能也是可再生能源，目前生物质能发电技术是成熟的，但其在总的电力供应上的占比较为有限；（6）海洋能和潮汐能的总量不小，但其利用技术有待进步；（7）传统的水电我国开发程度已经较高，未来在雅鲁藏布江、金沙江上游开发上还有较大潜力。除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外，社会公众还得接受这样的现实：要达到碳中和，核电还得较大程度地发展，因为核电应作为“稳定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火电还得在“稳定电源”“应急电源”“调节电源”方面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无碳电力”在很长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除非我们把火电站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再予以封存或利用。储能技术在未来的电力供应系统中将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风、光发电具有天然波动性，用户端也有波动性，这就需要用储能技术作出调节。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环保、可靠并相对廉价的储能技术，碳中和目标就会落空。储能是最重要的电力灵活性调节方式，包括物理储能、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三大类，而灵活性调节还有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车网互动、电转燃料、电转热等方式和技术。物理储能主要有四类。一是抽水蓄能电站，它是最成熟的技术，我国以东部山地为依托，已建、在建和规划中的抽水蓄能电站总量很大，但可再生能源丰富的西部如何建抽水蓄能电站还得探索。二是压缩空气储能，主要是利用地下盐穴、矿井等空间，该类技术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三是重力储能，简单地说是利用悬崖、斜坡等地形，电力有余时把重物提起来，需要电力时把重物放下用势能做功，这类技术我国尚处在试验阶段。四是飞轮储能，这是成熟的技术，但其能量密度不高。化学储能就是利用各类电池，大家熟知的有锂电池、钠电池、铅酸（碳）电池、液流电池、液态金属电池、金属空气电池、燃料电池（氢、甲烷）等。不同的电池有不同的应用场景，它们在未来的电力供应系统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今后会遇到电池回收、环保处理、资源供应等问题。电磁储能主要是超级电容器和超导材料储能，目前看，它的作用还有待观察。现有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是指使其“出工能力”具备灵活性，用电高峰时机组可以发挥100%发电能力，用电低谷时只“出工”20%或30%。这个技术一旦成熟，应该非常管用，尤其在实现“双碳”目标的早中期阶段，应将其作为主打技术。车网互动是指电动汽车与电网的互动。简单地说，今后大量的电动汽车整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储能系统，如果在电网电力有余时，它们中的一部分集中充电，而电力不足时，它们中的一部分向电网输电，这样就起到了平滑峰谷的作用。这个想法很美好，也有点“浪漫”，但如何将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实践中的可行性，估计还得创新商业模式。电转燃料就是把多余电力转化为氢气、甲烷等燃料，电力不足时再把燃料用于发电。电转热储能则是用水、油、陶瓷、熔盐等储热材料把多余的电转化为热储存，需要时再为用户放热。新型电力供应系统的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输电网络。从实现碳中和的逻辑分析，我国未来的电网将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远距离的输电规模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数倍，意味着要把西部的清洁电力输送到东部消纳区，输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巨大；（2）为了统筹、引导大空间尺度上的发电资源和用户需求，大电网应是基本形态；（3）贴近终端用户（如工业园区、小城镇等）的分布式微电网建设将受到重视，并将成为大电网的有效补充；（4）为解决波动性强的可再生能源占比高、电力电子装置比例高的特点，需要在电网的智能化控制技术上实现质的飞跃。从上面的介绍可知，建立一个新型电力系统，其实是逐步“挤出”火电的过程，或者严格地说，是一个把火电装机量占比减到最小的过程，留下的火电也得作“清洁化”改造。我国具有充足的风能、太阳能，从理论上讲，资源绝对足够。但能不能把这些分布广、能量密度低的风、光资源利用起来，并保证电价相对便宜，研发出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储能技术是关键中的关键！四、能源消费端的技术需求能源消费端的减碳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替代，二是重建。所谓替代就是用绿电、绿氢、地热等非碳能源替代传统的煤、油、气，而重建则强调在替代过程中，一系列工艺过程需要重新建立。对此，我们可分九个领域，对能源消费端的低碳化所需研发的技术或替代方式分别作出简单介绍。1.建筑部门应在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对建筑本身作出节能化改造；其次是针对城市的建筑用能，包括取暖/制冷和家庭炊事等，均应以绿电和地热为主；农村的家庭用能，则可采用屋顶光伏+浅层地热+生活沼气+太阳能集热器+外来绿电的综合互补方式。2.交通部门可着眼于五个方面。未来私家车以纯电动车为主；重卡、长途客运可以氢燃料电池为主；铁路运输以电气化改造为主，特殊地形和路段可采用氢燃料电池，同时发展磁悬浮高速列车；船舶运输行业中的内河航运可用蓄电池，远航宜用氢燃料电池或以二氧化碳排放相对较少的液化天然气作为动力；航空则可用生物航空煤油达到低碳目标。3.钢铁行业碳排放主要来自炼焦和焦炭炼铁，它可分两阶段实现低碳化。第一阶段是对炼焦炉、高炉等的余热、余能作充分利用，同时用钢化联产的方式把炼钢高炉中的副产品充分利用起来。第二阶段是逐步用新的低碳化工艺取代传统工艺，研发和完善富氧高炉炼钢工艺，炼钢过程中以绿氢作还原剂取代焦炭，对废钢重炼用短流程清洁炼钢技术等。4.我国建材行业的排放主要来自水泥、陶瓷、玻璃的生产，其中80%来自水泥。建材行业低碳化应从三方面研发技术，一是用电石渣、粉煤灰、钢渣、硅钙渣、各类矿渣代替石灰石作为煅烧水泥的原料，从原料利用上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二是煅烧水泥时，尽可能用绿电、绿氢、生物质替代煤炭；三是用绿电作能源生产陶瓷和玻璃。5.化工排放来自两大方面，一是生产过程用煤、天然气作能源，二是用煤、油、气作原材料生产化工产品时的“减碳”，比如用煤生产乙烯，需要加氢减碳，其中加的氢如果不是绿氢，就会有碳排放，减的碳一般会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因此，化工行业的低碳化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蒸馏、焙烧等工艺过程用绿电、绿氢；二是对余热、余能作充分的利用；三是适当控制煤化工规模，条件许可时尽量用天然气作原料；四是对二氧化碳作捕集—利用处理。6.有色工业中的碳排放主要来自选矿、冶炼两个过程，在整个冶金行业排放中，铝工业排放占比在80%以上，因为电解铝工艺用碳素作阳极，碳素在电解过程中会被氧化成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冶金工业的低碳化一是在选矿、冶炼过程中尽可能用绿电；二是研发绿色材料取代电解槽中的碳素阳极；三是对电解槽本身作出节能化改造；四是对铝废金属作回收再生利用。7.在其他工业领域中，食品加工业、造纸业、纤维制造业、纺织行业、医药行业等也有一定量的碳排放，其排放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加工过程中用的煤、油、气，二是其废弃物产生的排放。这些行业的低碳化改造主要在于用绿电替代化石能源，同时做好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8.服务业是一个庞大的领域，但服务业以“间接排放”为主，即服务业用电一般被统计到电力系统碳排放中，运输过程中的用油一般被统计到交通排放中，建筑物中的用能（包括餐饮业的用气）则被统计到建筑排放中，似乎“直接排放”的量并不大。但这样说，并不是说服务业可以置身于低碳化之事外，恰恰相反，服务业亦有可以“主动作为”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大力做好节能工作，另一方面是尽可能用电能替代化石能源的使用。9.农业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农业机械的使用，与此同时，农业中的畜牧养殖业以及种植业是甲烷（CH4）、氧化亚氮（N2O）的主要排放源，而这二者的温室效应能力是同当量二氧化碳的数十倍至数百倍。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农业的低碳化一是农业机械用绿电、绿氢替代柴油作动力；二是从田间管理的角度，挖掘能减少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但不影响作物产量的技术；三是研发出减少畜牧业碳排放的技术；四是尽可能增加农业土壤的碳含量。根据这九方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能源消费端用绿电、绿氢等替代煤、油、气，从理论上讲是不难做到的，但工艺和设备的再造重建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样的替代和重建一定会增加最终消费品的成本。所以说，替代和重建需要时间。五、固碳端的技术需求提起固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然过程，即通过海洋和陆地表面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固定。但这里必须指出，人类活动每年都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这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被自然过程所吸收，余下部分如不通过人为手段予以固定，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会逐年增高。所以我们讲固碳，主要是指通过人为努力固定下的那部分，而地球自然固碳过程则属于“天帮忙”，很难归功于具体的国家或实体。“人努力”进行固碳一般可分两大途径，一是生态系统的保育与修复，二是把二氧化碳捕集起来后，或加工成工业产品，或封埋于地下或海底，这第二方面就是经常谈到的“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Carbon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院长。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丁学良授权专栏。第一种，为寻求知识而读书；第二种，为寻求技能而读书；第三种，为满足好奇心而读书；第四种，是出于情感的需要、情感的驱使而去读书；第五种，为了寻求一种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最高的、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目标而去读书；第六种，是关于人该怎么样奋斗，该怎么样向上而读书。某某编辑好几次非常诚恳地请我写写如何读书。我到现在都没写，不是因为我对这个邀请不大接受，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是对这个邀请太重视了，太看重了。英文来讲，value

戈尔巴乔夫走了，但其造成的历史和政治裂痕却被放大了。乌克兰战争某种意义上仍可视为苏联遗产纠纷的继续，也是冷战的继续。西方的溢美之辞，是因为他的选择为西方带来了道德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他在西方被“封圣”，但在怀念苏联荣耀的人群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新生代看来却有着某种“原罪”。褒贬两极的生前生后名，折射的是美苏冷战与全球秩序巨变的波诡云谲和错综复杂，而戈尔巴乔夫恰好身处历史最激荡的漩涡之中。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的想象和模仿是一种政治童话式的追求。苏联解体是国家民族的悲剧，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性挫折，但戈尔巴乔夫每每公开自我辩护，其道德理由没有其他，仅仅是诉诸一种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在他的心目中，民主化高于一切，高于苏联的政治存在与国家尊严，高于亿万民众的和平稳定生活与发展预期。来自西方的民主成了戈尔巴乔夫掌舵苏联航船时，在风高浪急处听闻到的塞壬的妖歌，由此心智迷乱，触礁而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童话情结有着特定的人格基础和时代背景：其一，苏联边疆区党务工作者的阅历和政治资历，使其熟悉、适应、利用但又厌恶那一套党政运作体系，内心之中未能建立对共产主义及苏联国家的真正信仰；其二，美苏冷战及其走势造成苏联经济困难及社会主义阵营高昂的援助与治理成本，促使其怀疑苏联体制的道德合法性；其三，西方强大的民主话语霸权与利益引诱，以及对苏联体系的多层次渗透，培养了内部“激进改革派”，为苏联的全盘西化改革种下内部因子；其四，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赞美和政策引导，推动其走上“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激进改革道路；其五，1980年代处于第三波民主化的高潮期，民主话语与民主政治正当性成了风靡全球的改革意识形态，成了西方对非西方的冷战收割利器；其六，苏联经济改革受挫与党政体制僵化、腐败等，进一步加大激进改革闯关的道德热情。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宣言书的《改革与新思维》并非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没有提出严谨的哲学概念和科学方法论，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内部理论发展，而是向西方民主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求和书。基于对“现状”的极力否定，改革和民主化成了一切行为的合法性外衣，抑或遮羞布。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缺乏基本的政治前提和安全防护网，既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根本法的奠基与守护，也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指导，更没有“一国两制”的弹性改革开放实验平台，而是以对西方民主与西方市场经济的“转轨信仰”作为唯一正确的道路。作为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最高领导人，他缺乏对社会主义与本国文明传统的内在信仰与实践信守，而以极大的道德虚荣心和冒失的改革决策带领苏联航船驶向风高浪急的危险区域。由于对苏联自身传统与体制的道德背离，单纯信任西方民主与西方的接纳善意，苏联改革一波三折，但他并未退缩，他将任何退堂鼓的选择视为保守、顽固和有害国家前途。但他始终未能理解的是，将整个国家民族之命运寄托于虚幻的西方民主与西方援助，才是对自身职责与人民的不负责任。苏联解体之际，西方欢欣鼓舞，庆祝“历史的终结”。给戈尔巴乔夫的仅仅是虚幻的道德赞颂，而叶利钦“休克疗法”的十年最终警醒了俄罗斯人。戈尔巴乔夫在2019年接受德国媒体《明镜》周刊采访时兴奋地提及对德国统一的促成之功，却从未反思对苏联解体的失败之责。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绩被评定为：其一，结束冷战；其二，开启民主。今天看来，他什么都没有结束，只是结束了苏联而已。西方的冷战世界观是敌我区分和异教观念的杂糅，是西方一元论意识形态的外化表达。苏联解体并没有结束冷战，而是升级了冷战：其一，北约与俄罗斯并未真正和解，乌克兰战争重新激发了西方自由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替换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端；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后走出了一条自主道路，并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体系构想，美国对华恶意重启冷战；其三，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和文明冷战从未停止，甚至反恐战争也带有升级冷战的性质与内涵。冷战不是仅仅限定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性抗争，而是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体系与一切非西方文明/政治体系的对抗。这种对抗之产生与升级并非源自非西方文明的抵抗，而是源自西方文明的霸权征服企图，西方是根源和首责。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霸权主义是一切冷战体系与行为的总根源。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认知冷战的真正思想与政治根源，误以为简单顺从西方民主与西方霸权甚至不惜解体苏联就能消除冷战。他的悲剧在于，什么也没有消除，他只是消除了苏联，以及消除了自身的政治存在。至于开启民主，其实质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寡头化以及普遍的外来势力支配。选票的民主只是民主体系的一个环节，是以偏概全、受制于寡头和外部势力操纵的程序民主，缺乏民主的完整性和实质性，从而不可能通过选举民主实现俄罗斯的民族复兴、国家尊严与人民幸福。西方的繁荣先于民主而出现，但一种关于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却将民主过分道德化和全能化，导致戈尔巴乔夫在构思改革新思维时难以穿透西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迷雾找到真正的现代化成功之道。如果戈尔巴乔夫生前曾有机会认真读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以及《中国的民主》（2021），不知对其30年前的思考与选择是否会产生思想冲击？至少公开场合，我没有看到过戈尔巴乔夫的任何严肃的自我检讨和反思，但无数苏联时代过来的人确实悔意有加。苏联历史学家、有一定政治异议倾向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就是典型代表，他的巨著《苏联的最后一年》是反思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政治遗产的最好作品，远胜西方无数吹捧性的研究著作、传记或访谈。无疑，戈尔巴乔夫的去世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激起左右之争，激起西方民主与国家现代化之争。这些宏观争议没有结果，因世界历史的分裂、分化与斗争远未结束。与他的去世同时发生的事件是，中共中央宣布二十大于2022年10月16日召开，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也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成功驯化的唯一也是最后一个苏联领导人，苏联解体与他的离世只能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失败。苏联经验和戈尔巴乔夫的经验是有限和局限的，所能证明的事物也是有限的，特别是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发展，前述经验就只能是世界历史在20世纪的一个插曲，而不是终曲。新的时间开始了，作为历史的苏联和戈尔巴乔夫需要被正确研究和评价，既不是西方“圣徒”式的礼赞，也不是简单的历史否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世界体系演变史的客观课题。冷战远未结束，因为作为冷战根源的西方霸权并未结束，反霸权与世界正义的斗争还将激烈展开。民主的理解和探索也未结束，真正的民主是造福于民，造福于人类的，而绝不是寡头的工具，更不是霸权的工具。结束冷战，实现永久和平；追求民主，实现良政善治，这是中国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更多是教训，但历史教训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尊重和善用，然后坚定地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徐勇授权专栏。中日两国在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先后制定过限制军人政治参与的差别主义法规，也都出现过军人突破法规而干预政治的军阀政治现象。学界对于两国军事问题一直抱有极大研究兴趣，但有关军事体制、军人政治状态及其政治文化诸多问题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就此提出些许探讨性意见，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体制和军人政治、晚清民国时期限制军人参政的差别主义法规、中日两国军阀现象的特点与终结等加以考察，以求教于方家。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人政治日本武士阶级产生于11世纪前后。武士为社会四民之首，以征战杀伐为职业，具有浓厚的宗族与主从依附特征。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君临全国。武士的总头领受封“征夷大将军”，组建幕府、执掌国家政权，而皇室只具有名义权威。随后，武士统治日本长达800年之久，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的武士道成长为社伦理的支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级改换行装，继续扮演着社会政治指导者角色。随着维新诸政策的推行，士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被废除，由“秩禄处分”，武士阶级失去了世袭俸禄的经济基础；又通过废除佩刀，剃除蓄发，武士阶级的外在标志也被取消。但是，进入国家政权内的武士集团，通过“华族制”等新的制度，获取新的贵族身份，成为新的高高在上的社会特权阶层。明治政府于1875年实施处分剥夺了世袭俸禄，随后于1876年以发行金禄公债形式奉还家禄，促成相当数量的武士转入制造商业等各个行业，成为社会经济界的新贵。华族制与金禄公债等政策的推行，使得武士阶级的特权得到更新与补偿，获得了惠及终身的社会经济利益。所以，从江户时代走出来的武士阶级，就其家禄与佩刀标志等方面的考察形式而言，似乎已经整体地消失了。但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所谓新时代，作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仍然保持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支配地位，其伦理思想、精神文化意识形态，更得到明治政权的明确肯定与全力倡导，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1872年明治政府发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如此带有血痕的募兵诏书，也引发过日本民众的暴动反抗，在世界范围亦属少见。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军人谕旨》，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依朕为头脑……”。其后作为军队纪律，要求军人每天诵读军人敕谕，并要求全体军人实际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由明治维新而建立的国家军队，如此以武士道为思想理论指导，为其对内“镇守”和对外战争服务。明治政权为防范民权运动蔓延到军内，维护军队的稳定，曾制订并不断强化限制军人政治参与的差别主义法规，力图隔绝军队与社会政治的关系。1880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陆、海军人现役期间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翌年(1881年)改定陆军刑法及海军刑法，各增加禁止军人干政的条文一条。陆军刑法的规定：“第百十条军人上书建议或者谈论有关政治事项，或者用文书将其广为传播者，处以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禁锢”。海军刑法则有第126条，内容相同。1882年《军人敕谕》在“忠节”范围内强调“不为舆论所惑，不关涉政治，以恪守忠节本分为唯一方向”。稍后1883年选举法规定，陆海军现役军人不能作为府县等地方官员的选举人；1889年改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继续规定“陆、海军人现役期间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00年实施的治安警察法规定：现役和征集中的预备、后备役陆、海军人限制其结社自由；等等。在国家体制方面，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第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等。宪法第二章规定臣民权利义务”，其中第32条区分军人与普通“臣民”的“权利义务”区别：“本章所确定诸条规，当在同陆、海军之法令或纪律不抵触之内准行于军人”。这确定了近代日本的宪政体制，也确立了兵权独立形式的军政关系架构。进入20世纪后，军部凭借其组织优势，成长为独立的、能与政府内阁分庭抗礼，又能与政党力量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在一二十年代出现的“军部”语，标明军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自称“军部”。而政党方面则斥责其为“阀族”“军阀”。所谓军部，“即陆军和海军为对抗政党政治家和官僚重臣等阶层之政治势力，并对其施加压制而登场之政治势力。军部这一用法，最初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批判与反感，频繁使用之后，则作为陆海军介入和参与政治并成为重要力量时候的、代表其存在方式的用语”。这里所说的批判与反感，包含政党方面利用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各种“军人不干政”等差别主义原则，对军部擅权所作的抗争。日俄战争后，日本于1907年2月颁发《公式令》，规定敕令均需内阁总理大臣附署签名。同年9月颁发《关于军令之件》，简称《军令》，其“第一条，有关陆、海军之统帅经由敕令规定是为军令；第二条，对于军令，凡需公布者，应附上谕，由天皇签署后钤盖玉玺，再由主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记入年月日并签字”。该《军令》将内阁政府的总理大臣排除于军令事项之外。军制研究专家认为：“由于《军令》的制定，统帅权独立的法律根据比以前更加明确了。《军令》中区分为公布和不公布两类，两者加在一起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对于这种特殊领域的问题，陆海军大臣可不经法制局审查和枢密院讨论，也无需总理大臣过问，按自己的判断直接辅弼天皇，履行发布命令的手续据此，国家行政权利遭受进步削弱，军人阶层牢固控制了社会政治支配权。近代日本军人在社会上取得至高的支配地位军事权力渗透到社会政治每一角落，实现了军队的政治化与政党化。故“日本近代政治史的发展，就是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亨廷顿(S

个信用社，这些信用社都是独立法人的金融机构。它还有相应的分社、代办点；1983年各项存款487亿元，当年发放贷款317亿元。全系统脱产职工28

；英文推荐信两封；英文影评、相关专业作品集（可于完成第一阶段课程后提供）

周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本文原发中信经济导刊。一进入21世纪2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进入动荡不定时期，国际格局、全球体系、世界秩序发生相应的改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何在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前，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积极有为，趋利避害，破浪向前，按照十九大确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发展充满着矛盾。矛盾的运动、发展、演进，推动着事物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不同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且长久挥之不去，美国执政当局对中俄疯狂地进行“双遏制”，政权安全、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结算工具、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等等问题无不缠绕着各国政府。这些都是促使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特别载体。但是国际格局的演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要按照这个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等等重大问题，以求主动谋划和因势利导。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上存在着哪些重大的矛盾？哪些矛盾推动着国际格局发生演变？目前看，至少有以下几类最为活跃和重要。第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即南北矛盾。资本天生为增殖而来，它通过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实现自己最大限度的增殖。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它们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依据由它们主导制定的各种经济活动规则，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各种名义、各种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并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市场份额，进而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和财富的无偿占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都是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它们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陆续成为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由于生产力整体水平低下，产业结构落后，其经济发展往往不得不具有对外依附的性质。绝大多数国家受控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反恐一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重点，加之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兴起，使得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出现了群体性崛起。它们反剥削、反干涉、反控制、反“布局”的意愿与能力日渐增强，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增多，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恐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同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愈演愈烈。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各自拥有的政治经济力量是不平衡的。由于近现代历史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对其他发达国家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美国历届执政当局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面前，对待盟国历来同样不手软。日本、德国、法国等等，都曾因为某些大宗产品的市场份额问题遭到美国的整治与扼杀。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相互间在主导世界经济走向、在全球各地区发挥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在所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等方面，始终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利益争夺，最终多以美国取胜。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欧洲与美国的矛盾明显增加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欧洲一再提出要实现战略自主、建立欧洲防务，甚至明确地一再说美国不靠谱，即是明证。美西内部的矛盾和争斗今后还会进一步加深。第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矛盾。美国执政当局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长久统治的目的，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无不充满敌视，一心一意要摧毁他们眼中的“另类”。由共产党执政的古巴、朝鲜、越南、老挝都曾经并正在受到美国的肆意打压、颠覆和制裁。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我采取“柔和”政策，希冀通过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办法，将中国逐步“同化”，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感到事与愿违并发现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还在上扬之后，便公开叫嚣要规制中国。拜登政府大搞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安全、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我进行围堵、打压，不断在涉我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土安全等领域制造各种问题和障碍，阻遏我发展。中美关系恶化、结构性矛盾加深，非短期内能得到缓解。第四，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连续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和罢工运动，明确反对能源涨价、社会不公，要求增加工资、更换政府、提前选举议会和总统的呼声（如美国的“华尔街运动”、

基辛格，原美国国务卿（1973-1977）；本文发表于2014年3月6日《华盛顿邮报》；翻译：洪灝。关于乌克兰的公开讨论都是关于对抗的。然而，我们知道路向何方吗？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的四场战争，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公众的支持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如何结束所有这些战争，我们单方面撤出了其中三场战争。对政策的考验，是它如何结束，而不是如何开始。乌克兰问题常常是一种摊牌的姿态：乌克兰是加入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如果乌克兰要生存和繁荣，它绝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它应该充当它们之间的桥梁。俄罗斯必须承认，试图迫使乌克兰进入卫星国地位，从而再次移动俄罗斯的边界，将使莫斯科注定要重蹈覆辙，进入与欧美相互施压、自我实现的死循环。西方必须明白，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国。俄国历史开始于被称为基辅罗斯的地方，俄罗斯宗教从那里传播开来。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它们的历史就交织在一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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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ASPI报告》中存在刻意歪曲中国政府政策的内容，我们秉持审问、慎思、明辨的求实精神，重申中国政府在人权保障、劳动力市场以及精准扶贫三方面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情况，溯本清源、以正视听。

来源：公众号“法意读书”，本文原题为：全球法律帝国与司法霸凌主义——读《美国陷阱》

Capitalism)和北欧的“福利主义”。但是，美国进入的是“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NewAnglo